塑造时代先锋演讲稿
每年的这个时候,春风开始吹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特殊的日志要到来了。有一个伟人的故事又将向人们讲起,人们又一次开始反思那位伟人的思想,想那位伟人学习。那个特殊的日子就是3月5日,那个伟人就是雷锋。人们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说:“雷锋叔叔又回来了!”
听爷爷奶奶说,也听爸爸妈妈说,雷锋叔叔的精神鼓舞了两三代的人,雷锋叔叔做好事不留名。我们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小溪说:昨天,你曾经路过这里,抱着迷路的孩子,冒着蒙蒙的细雨。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就是他留下的足迹。我们走到他的部队,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岁月说:昨天,他悄悄地在部队中缝上战友的衣裳、棉被,为部队干体力活。瞧,那棉被上的针针线线,那就是他留下来的足迹„„
现在的我们是新世纪的光芒,我们拥有着初升太阳般的活力,我们拥有比四十年前更先进的科技,更先进的生活条件,我们也拥有更好的学习雷锋的条件,我们应该怎样学习雷锋呢?
我们去送老大娘回家,帮别人补袜子吗?不要习惯性的拿雷锋“做好事”的标准来做好事,来要求所有的人。我们一千个人的心中
有一千个人的雷锋形象,新时代的雷锋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生活中,我们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我们能在周围的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我们能把握珍惜一份时光等一些很平常的小事也是在学习雷锋精神。学习雷锋叔叔就是学习一种精神,让这种精神在我们平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发扬光大!只要人人都像雷锋一样,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美好!
希望以后每年我们都不要再说“雷锋叔叔回来了”,让雷锋叔叔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并没有把您遗忘,我们会把你永留心间!
雷锋叔叔,你看到了吗?在校园、在厂矿、在部队„„到处都有您的精神所在!
“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这歌词没有华丽的言词,但我相信,雷锋精神将永远伴随人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走过流光溢彩的美好时光,永远都不会消失。
扑面而来的“新势力”
2003年, 美国《时代》周刊表示, 2015年前后, 世界将进入数字娱乐信息时代, 数字娱乐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将占一半的份额, 新技术、新产品将使数字娱乐全面超越传统娱乐方式。相较于传统媒体, 新媒体具有个性化突出、受众选择性增多、表现形式多样、信息发布实时等新特点, 具有交互性、全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优势。对于企业、品牌的营销传播来说, 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搜索引擎优化 (S E O) 技术服务商Bright Edge最新发布统计报告称, 自去年12月以来, 谷歌社交网络Google+品牌厂商页面的关注者数量增长了1400%。英智战略传播总监丁来峰在微博上声称, 传播的一个趋势是, 渠道越来越不值钱。传统公关的钱花在买版和车马费上, 现在这种钱企业还在花, 但只是一种惯性, 实际价值不大。因为有无数免费的、廉价的数字传播渠道可供选择。当然, 就更不用说硬广告、媒介购买了, 在网络传播的冲击下, 价值已衰。
在新浪CEO兼总裁曹国伟看来, 过去人们创造音频、视频能力有限, 现在通过手机等都可以创造音频和视频内容, 而未来大部分人使用的内容, 将会是互动平台上产生的多媒体内容。新媒体最重要的两个趋势就是:实现了双向传播, 即产生互动, 产生了各种媒体形式。
“比如过去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音乐作品更多是专业人士通过专业平台去发行, 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创造和传播文学、音乐和影视作品, 这其实是互联网新媒体给文化产业带来的最根本变化, 也是一个质的提升。”曹国伟表示, 新媒体两个愈加明显的趋势:最主要的是它实现了双向传播的能力;承载各种媒体形式的内容。
关于新媒体的定义、特点以及它所带来的发展趋势众说纷纭。非常有趣的是, 在i.merge的CEO杨文博看来, “人”是最大的新媒体, 意见领袖对于品牌的传播意义重大, 企业应该通过数据库的建立, 发掘出意见领袖, 并通过与意见领袖的活动与互动为品牌创造最大的价值。
品牌传播要创新
美通社2011中国企业新媒体应用调查发现, 企业对新媒体第三方服务按需求依次为:1、活动策划及话题营销;2、社交媒体内容发布、维护;3、搜索引擎优化;4、多媒体视频创意传播;5、社交媒体舆情监测;6、社交媒体广告投放;7、网络危机处理。
在2011年品牌利用社交媒介的营销案例中, 最经典的莫过于杜蕾斯了。北京6月份的大雨让杜蕾斯在微博上火了一把, 小小的创意竟然创造出新浪微博一小时热门排行榜第一名。根据传播链条的统计, 杜蕾斯此次微博传播覆盖至少5000万新浪用户。同时在腾讯微博、搜狐微博的发布, 影响人群也在千万级别。此后一周, 国内的微博营销业界对此事大加赞赏, 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甚至将这一事件评为最有代表性的社交网络营销案例之一。
央视市场研究整合营销总经理、教授姚林认为, 面对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企业不应该仅仅依靠网络广告塑造品牌, 更要依靠新闻传播、话题传播、活动传播、服务传播塑造品牌。要最大化地占有目标受众, 精确地到达目标受众, 有效地吸引目标受众, 贴近目标受众的习惯, 以了解受众关心什么、需要什么, 习惯以什么方式接受, 找到品牌诉求的最佳表达方式。
GUESS (中国区) 公关策划总监、新媒体营销顾问贺俊友, 在接受《国际公关》记者采访中表示, 要想做好品牌, 品牌形象、品牌美誉度、品牌忠诚度三者缺一不可。在贺俊友看来, 传统媒体营销比较单一, 主要是注重覆盖率。这种传播模式其实属于宣传模式, 基本传播路径是单向的, 很难探测到受众反应。而新媒体营销比较全面, 更注重互动, 是对消费者进行针对性心理引导的一种营销模式, 通常借助媒体表达与舆论传播使消费者认同某种概念、观点和分析思路, 从而达到品牌宣传与销售目的。
丁来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企业、品牌运用新媒体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别人用我也用, 于是开个微博发布新闻稿;第二阶段, 互动传播和沟通, 在传播、沟通领域, 网络应用得心应手, 并且颇有创意, 效果不俗;第三个阶段, 是数字化商业, 即新媒体的应用, 不限于传播, 而是将企业作为数字世界中的一员, 包括研发、生产、人力资源、资本、品牌、销售、传播等部门, 都在数字平台上运营。
姚林表示, 不应该仅仅把新媒体当做传播平台, 更要把新媒体当做营销平台和品牌塑造平台。要与新媒体共同策划专题, 共同组织活动, 共同传播品牌。通过与新媒体合作从被动传播转换到主动传播。
运动品牌Puma经验值得借鉴
Puma是已有63年历史的运动服装品牌,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第一线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如今, 这一品牌在美国的各大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Tumblr、Foursquare和Instagram表现活跃, 而在Puma运营的五大地区有更多区域性的社交媒体。
P u m a的高级电子营销经理R e m i Carlioz指出, “根据Puma的调查, 至少一半的网上消费者是通过多渠道购物, 意味着他们会线上购物, 也会到实体店购买。”Puma使用社交媒体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品牌构建, 二是透过产品和活动的发布, 增加知名度。
目前, Puma最大的品牌投入之一是备受瞩目的航海赛事, 比如沃尔沃环球帆船锦标赛, 这是一个持续9个月、每3年举办一次的全球性赛事, Puma是赛事官方指定服装供应商。今年Puma派遣了10位Tumblr和Instagram的用户, 让他们通过图片, 记录在阿布扎比中途停留一周发生的点点滴滴, 并从优秀的用户中挑出标有Puma帆船图片来公布。
Carlioz说, Puma没有在利用社交媒体销售产品方面下工夫, 但是这一情况日后可能会改变。就现在而言, 公司将更专注于利用新平台, 比如社交购物清单网站Fancy, 来推广品牌, 增加用户的参与和体验。Carlioz渴望能够和P u m a赞助的运动员有更紧密的合作, 因为他们当中大多都会使用参与性强的社交网络, 比如Facebook和Twitter。
寻求手机和社交相结合的机会也是Puma目前需要考虑的事情。今年3月底, Puma计划推出一款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分享照片的iPhone应用。此外, Puma正在开发一个名为Puma Factory的项目, 它能让消费者自己在线或者使用iPad设计个性化的运动鞋。
加尔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某些加尔文专家看来,单纯地用“神学家”来描述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今天的神学家既是教会中被边缘化的人物,也是学术及社会思想领域中无足轻重的人。加尔文显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神学家。作为第二代的宗教改革家,他对基督新教基本教义的理解及系统概括,成为新教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改革宗教会——的教义核心,而这个宗派对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并非仅仅属于教会,而在多个方面塑造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态。
我们要了解他的思想,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他的《基督教要义》。虽然加尔文著述繁多,但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要义》;多卷《圣经注释》;多卷《圣经讲章》;多卷其他著述。《要义》由于被看做是他神学思想的系统阐述,因而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加尔文投身于宗教改革与他后来到巴黎接触并加入到一个人文学者构成的小圈子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意义上的“人文学者”基本上还是忠于其宗教信仰的具有信徒身份的学者。因此这个小圈子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科布当时可以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的校牧(也可以译为校长)。一五三三年十一月一日科布在其就职讲演中,表达了对路德在德国推动宗教改革的认可,以及在法国鼓动宗教改革的勇气,这使法国政府对法国境内的宗教改革施行了严厉限制的举措。科布与加尔文都不得不逃离巴黎,四处躲藏。加尔文乃是由于被认为与科布的讲演稿有关联而被牵涉其中的。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即一五三四年他还在法国时,加尔文写作了《要义》这本著作的第一版手稿(《要义》英译本,F. L. Battles译,英译者导言第一节)。
不过,一五三四年十月十八日发生的标语事件,即在大街上、公共建筑物甚至皇宫里出现了反对天主教的传单,使法国国王开始对改革派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不少人被捕并被施予火刑,其中包括加尔文的一些朋友。于是加尔文在一五三五年一月逃离法国到了巴塞尔,试图在那里找到一个可以安静研究的地方。到达巴塞尔后,加尔文开始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本书的写作上,直到八月二十三日完成这部著作。
这期间的写作背景,有两件事情值得提一下,因为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加尔文对这本书的写作,帮助我们了解他写作这本书的动机。一个是这年的二月加尔文记录下来的一份政府报告,指控被政府所通缉的宗教改革者都是“重洗派以及试图推翻政府的人”。按照他在二十二年后所写的《诗篇注释》序言中的回忆,他如此地描述了当时的处境:“当我隐居于巴塞尔时,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情况下,有许多忠心与圣洁的人却在法国被烧死。”据说当时法国有一种可以摇摆的火刑架,使死囚缓慢地被烤死。但最让加尔文无法忍受的是心灵而不是身体受苦所遭到的屈辱:“一些邪恶与欺骗的传单,声称没有人被处此极刑,被烧死的都是重洗派与叛乱分子。”作为一位法学者,他怒斥“法庭的措施是何等无耻”,并且立誓说:“我当时就看见,除非我尽一切的方法来反抗他们,否则我的沉默将使我无法逃脱懦弱与奸诈的罪名。”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五三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写完这本书的序言——给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信。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二是当时法国的红衣主教杜普拉(Cardinal Duprat)在那年七月去世后,法国政府正式邀请了墨兰顿(Melanchthon)和布塞尔(Bucer)两位宗教改革家来巴黎做宗教改革的顾问,并重开了两年前开始却一度中断了的与路德宗的会谈。但与宗教改革者的合作与会谈于一五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宣告终止。而对于法国的宗教改革者来说,他们极度盼望法国政府能够有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宗教政策。这个背景使加尔文的这本书同时具有向当权者申明宗教改革之基本信念的含义。
当一五三六年三月这本书在巴塞尔出版的时候,就像那个时代所有拉丁著作一样,它有一个很长的书名。它封面上的拉丁书名可以翻译为:
基督教要义,包括几乎一切敬虔之要义以及一切认识救恩所必须的教义。一本值得所有热诚追求敬虔之人阅读的新作。给法国至高基督徒国王的序言,并且本书呈献给他,以作为信仰的告白。诺瓦永的约翰·加尔文,一五三六年于巴塞尔。
从这里看,一五三六年第一版《要义》的写作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它是基督教教义的一种概要,基本上按照路德教理问答的结构来设计。从这里可以看到路德改教思想对于年轻加尔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寻求宗教改革的追求者们向迫害他们的君王所提出的信仰告白。这方面可以反映出加尔文对于教会之外社会问题的关注。
一五三六年的《要义》在出版一年之后就全部售光。于是他在一五三八年开始修订这本书,那时他正遭日内瓦的驱逐,在斯特拉斯堡有一段安静的日子,使他可以有时间修订本书,一直到一五三九年八月完成。一五三九年版的《要义》由原来的六章扩展到十七章的篇幅,增加了学术思想的分量,以及神学的主题。
一五四三年,《要义》出版了第三版。这次加尔文又增加了四章的内容,使这本书变成了二十一章。不过,加尔文对这本书还一直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在他的后半生中,尽管他由于极度的劳累,身体常处在发烧状况,他还在努力地对其进行修订,直到一五五九年出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版。这一版从篇幅上比上一版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从原来的二十一章增加到了八十章。在一五五九年拉丁文版的封面上是这样写的:
《基督教要义》首次排成四卷本并极为实用地根据确定的标题划分了章节,篇幅和内容大大增加几乎可以视为一部新著。
这个一五五九年版的《基督教要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的最后形式。
我们今天所译为“要义”的这个拉丁字:“institutio”,它的字面含义有“教导”、“指南”、“指导”之意。在加尔文之前,许多拉丁作家都喜欢使用这个字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距加尔文最近的两个著名思想家,伊拉斯谟(Erasmus)和布代(Guillaume Budé),都对加尔文有着重要的影响。伊拉斯谟的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基督徒君王指南》,一五一六)一书,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一本书,其中的主题就是对基督徒君王的教育或者道德指导。布代的L’Institution du prince(《君王指导书》,一五一六)一书其实谈论的也是相似的主题。
所以,可以有较好的理由推测加尔文是在这两位思想家所使用这个词的语境下来使用这个字的。如此,中文译为“要义”的这个字,如果之前我们的误解是:基督教教义的要点,那么就当更恰当地将其理解为:信仰生活的指导书。这与Christian Religion(很容易被理解为“基督教”)的理解也能够联系上。在当时的拉丁语境下,Religion既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宗教”,但在更直接的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敬虔”。加尔文在他的这本书中常把信徒称为“敬虔之人”。因而他这本书的主题,由其名称引来的一个可能理解,就是“基督徒敬虔生活的指导书”。
但到一五三九年版的时候,他的更基本的目的被表述为:“让准神学生用来预备自己研读圣经。”(作者前言)就是说,如果基督教的敬虔生活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那么,加尔文的这本书是关涉到“研读圣经”的一本导论。如果我们今天区别系统神学与圣经神学,那么,在加尔文的时代,加尔文并没有把自己划在系统神学的行列,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位圣经神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几十卷的《圣经注释》。但在他开始这个庞大的终生性的计划之前,他打算用一本导论性的书来专门讨论圣经中与救恩有关的一些重要主题,使得敬虔之人在研读圣经时,不致为不能够充分了解这些神学的主题所苦恼。同时从方法上,他也可以避开他之前墨兰顿进行圣经注释时所存在的、在他看来也可以避免的一些问题:即时常会离开正在注释的经文,而就某个主题进行大段的讨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的《要义》是一本圣经注释的导论,目的是为了让他的读者能够因此更为深入地进入到圣经的主题之中。
加尔文在《要义》第一卷的开篇就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智慧,也就是那真实与可靠的智慧,包含了两个部分:认识神和认识自己。”这句话可以用来回应人类思想所追求的最古老的问题:什么是智慧?苏格拉底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是,智慧就是对人的认识,而认识人表现为人去认识自己。加尔文回应的要点在于:要认识人,不只是人要认识自己,同时人还要认识神。认识神是人认识自己的前提。当然反过来,认识人——更广义地说即神所创造的世界——也能够让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上帝。
这个基本的原理为近代科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动机: 研究这个世界以便让自己的眼睛看到最为智慧的上帝的荣耀。
这个具有宗教超越性的动机构成了近代科学最初出现时所需要的一个基本前提:近代科学的超功利性——科学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出现的,尽管科学的研究成果后来确实被用在了人类生活的多个方面。牛顿在写给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的信中,向他解释《数学原理》的主旨时,曾这样写道:“在我撰写那探讨我们的系统的专著时,我曾着眼于一些原理,它们能促使深思熟虑的人相信上帝的存在。当我发现这本专著有这样的效果时,再也没有什么事能令我如此高兴了。”(转引自麦格拉思:《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九年版,255页)
加尔文思想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的领域,这个方面马克斯·韦伯在其具有长久影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探讨。其实所谓的韦伯命题就是要解释:何以十七世纪早期欧洲的经济精英们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他的基本结论是,加尔文对教义的阐释以一种信仰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理动力,这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资本主义精神。这种信仰阐释包括了两个方面:预定论及“呼召”的观念。这两个方面在加尔文的《要义》中都有清楚的阐明。
与有些人对预定论的初步印象有别,好像预定论主要是为了突出上帝对一些人的遗弃,其实加尔文在《要义》中将其放在第三卷关于“称义”及“恩典”的论述之后,特别是为了表明此教义的要点在于:预定或拣选显明了上帝的恩典。
突出这一点正是为了回应宗教改革的一个基本精神:人的得救取决于上帝无条件的恩典,而与人的任何行为与品质没有关系。路德是以“因信称义”表明这一点,而加尔文则是以预定论来表明这个精神。信徒不是因其行为得救,但其行为却可以成为他们已经得救的结果或印证,可以用来回答“我是否是被神拣选的?”这个基本问题。其中所涉及的基本逻辑是:承受了恩典而得救重生的人应当有生命的记号,这记号通过可见的行为表现出来,我表现出了这些记号,因此我是被拣选的。
当然,这种生命的见证主要不在于一个人比他人更能挣钱,而在于他在比他人挣了更多的钱后还能够过一个比他人更为节俭的生活,还能够为了社会的公益事业捐献比他人更多的钱。不是前面而是后面的“更加”更能够反映出一个生命的记号。而这就与加尔文对呼召观念的阐述联系起来。这样,加尔文就使世俗的工作,甚至包括为人父母这样的职分,都具有神圣的或宗教的意义: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及工作中所做的工作(或事务),首先是为上帝而做,而不是为了老板做;他做这个事务的首要意义是因为这是上帝让他做的事,而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或使之成为谋生手段。在宗教改革之前,修士们在修道院中讲“劳动就是祷告”,而现在加尔文则是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突出“劳动就是祷告”。
其实,相对于上述两个方面,加尔文《要义》的教会论及其与世俗社会的关系,无论是在他那个时代还是在目前这个时代,都受到更多的关注。其实就是对加尔文自己来说,相比于路德,教会论也是他所关注的重要领域。
除了路德所讲到的教会的两个基本特征: 宣讲圣言与施行圣礼,加尔文还强调教会纪律的重要性,并且将其与教会的组织一并看做是教会秩序的重要方面。与天主教的主教制组织形态不同,加尔文及其改革宗在教会组织方面所推行的“民主选举”方式不仅改变了教会的组织形态,也影响了近代西方民主体制的建立。
例如,对于《新约·使徒行传》中的一段记载,加尔文如此解释道:
路加教导我们保罗和巴拿巴教会选立长老;他同时也解释选立长老的方式。他说的这方式是各教会的会友选举——长老在各教会中以举手选立(徒14:23)。因此是这两位使徒提名,而全教会以举手的方式宣告自己的选择,这是希腊人选举的方式。照样,罗马的历史学家经常陈述召开大会的主席“选了”新的官署,其实只是因他负责收取并公布会众所投的票。(《要义》IV,3,15)
他以此反对天主教传统对这句经文的解释: 当时那些教会的长老是两位使徒指定的。他的解释回应了宗教改革的另一个基本精神:信徒皆祭司。
当然,如加尔文所引,古代的希腊人也有这样的选举,因此“民主选举”似乎与宗教改革或者加尔文的教义阐释没有太大的关系。但近代的民主体制与古代希腊城邦的民主选举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近代的民主体制是与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天赋人权为其前提,而这个涉及每个人的天赋人权的观念其实正与加尔文的教会与社会关系理论有紧密的关联。
加尔文在《要义》的最后一章《论政府》中明确地说明,对于没有尽到其责任的暴君,尽管每个普通的公民还是应当顺从,因为他们的存在还是有从上帝来的许可。但下层地方官员却有着反抗暴君的义务,因为他们作为上帝所呼召来保护民众权利的官员,有上帝赋予他们的责任。虽然加尔文把反抗暴君的权利只赋予了地方官员,但这毕竟从神学的角度阐明了反抗的正义性。在一五七二年发生了法国当局针对当时胡格诺派的圣巴多罗买大屠杀之后,法国的加尔文的追随者们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反抗理论: 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反抗这种屠杀其公民的君王,这被解释为每个人生来就被赋予的基本权利。正是这种在神学上对反抗暴君之正义性的阐述,后来演变为每个人拥有其天赋人权的政治概念。历史上,这个概念来自于对加尔文上述思想的一种去宗教化的表达。
上述几个方面的例子,让我们特别看到加尔文在《要义》中所表达的思想对当时的西方社会进入到现代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过,我们可以因此说加尔文就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吗?当然这不是加尔文写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也非他在日内瓦身体力行的主要目标。加尔文在日内瓦唯一的身份就是牧师。除了每周多次的讲道之外,他写的最多的就是圣经注释了。显然他是一位注重圣经的牧师,追求的是如何照上帝对他的呼召用上帝的话语去教导信徒,指导他们的信仰生活。他在日内瓦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是通过他在灵性上的影响发挥出来的。
在西方这个舞台上所演出的文化连续剧中,加尔文及其在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幕。按照牛津教授麦格拉思所引用的德国宗教社会学家特洛尔奇的话来说,基督教在西方历史的两个转折点上转变或塑造了西方文化: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在中世纪的支配性地位,以及进入现代的初期加尔文主义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这些转折的时期,不是基督教被世俗化,而是基督教塑造和形成了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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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
敬爱的党组织:
经过一个多月来的高级党校的学习,我受益匪浅,首先便是在思想和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我学会了更加理性和深刻的看待我们党的组织建设、思想理论、执政经验、群众路线等各方面的内容,以及客观的认识和把握我们学生预备党员这一特殊身份所应尽的职责和义务。预备党员既是党和人民群众赋予我们的一份崇高的荣誉,也是我们青年学生所应肩负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我们身上有党和人民所给予的殷切期望,更有时代的使命和民族复兴的重托。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政党,一个优秀的集体,从1921年成立至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在这期间,中国***经历过硝烟战火,经历过白色恐怖,经历过生死抉择,经历过山河破碎,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我们党最终还是领导全国人民赶走了侵略者,**了三种大山,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民族解放,并在执政后逐步探索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健全了国家体制和工业基础,完成了推进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壮举!
在中国这样历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外形势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也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实力与魄力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中流砥柱。正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先进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和世界观,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积极探索,努力奋斗,不怕流血,敢于牺牲,此有了今天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稳健发展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我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优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执政阶级的表现。只有符合了人民利益的政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也才有能力和凝聚力团结各条战线上的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直至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依然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在几十年的执政之路上所一直秉承的理念,我们党一直以来也是扎扎实实地做好这其中的每一项工作。沿着时间的轴线向前推移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每一个地域所经历的每一个可喜的变化,每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精神生活所发生的巨大改观,即使是在西部落后的边远山区或少数民主聚集地区,党和政府也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越来越多的精力区大力支持和发展这些地区的现状。我们党历来是一个办实事的集体,改善民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在一步步的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来。
中国***历来都不缺少甘于奉献和乐于奉献的的优秀党员;也正是有了这样一种朴素真实和高尚的氛围,才不断的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怀抱
理想和信仰的人们加入到这个光荣的集体之中。革命年代无数英雄先烈的名字已经永载史册,激励着我们这些后辈不断前进,不懈奋斗;建国后无数平凡的建设者用他们的青春与汗水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员;今天,在这个物质文化交流冲击,各种思潮并生的时代,仍然有很多的人坚守最纯真的信仰,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党和国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并默默为之奉献。这样的人是真正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这样的一种平凡却彰显着耀眼夺目的伟大。这个时代或许不需要英雄,但是这个时代需要一种平凡的伟大!
我们学生党员是党的希望,同时也是国家的希望。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或许不需要像先烈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坐享其成,甚至放弃敢于牺牲勇于斗争的精神脊梁,我们始终应该牢记安思危的信条,在必要的时侯挺身而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今天我们或许并不需要像前辈那样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但我们依然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依然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激情,虽然国家形势一片大好,但全球化国际化的趋势正在加强,我们应该清醒的意识到我国在软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警惕外界的一切诱惑,一切以民族大局利益为重,保持艰苦奋斗的品格。
我们学生党员一个首要的思想和政治素养就是要坚定****信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这些年青一代才会在走入社会之后抵挡住各种诱惑,才能行得端站得直,才能形成高尚和
健全的品格,从而成为党的事业的合格接班人。我们也才有资格说自己是一个思想过硬、素质全面,能在群众中引起良好反响的人;也才有资格去做别人的榜样,去帮助别人进步。也许现在对我们来说掌握切实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个条件还不具备,但从思想上矫正我们的不成熟和不理智是迫切而现实的。我们牢牢守住了自己的思想阵地,从而产生前进和斗争的动力,去充实和完善我们自己,去帮助和带动他人,去逐步消灭和革除社会上的各种不好的现象,为实现****而奋斗。
在实际生活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做一名合格的***员绝不是一句口号那般轻松和简单。这需要我们付出实实在在的行动,拿出真正让大家信服和赞赏的依据。事实上我们何不合格优不优秀,不是看我们的理论知识是多么丰富和娴熟,也不使劲按我们的成绩单和获奖证书有多么光鲜亮丽,而是看我们究竟为他人做了些什么带来了多少积极的影响,为我们这个集体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这些能被群众看在眼里的或许才是真正客观公正的,也最有说服力,最能作为判断一个党员优劣的依据。在党的组织生活中,我们可以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可以客观公正的指出他人的缺点同时虚心的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呈现在党组织面前的毕竟只是个人的一小部分或者某些方面;而我们接触更多的则是党外群众,他们对我们的评价是更为客观的,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起来就是要重视群众的意见,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需要,切实解决群众的迫切问题。对我们大学生而言,就是要深入到同学们中间,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些,去发掘同学们的意见和需要,发挥好桥梁和纽带作用,并身体力
行的去帮助他人解决实际问题。最终是要在群众中树立起我们党负责人和可依靠的形象,同时使大家进一步认可我们党员这个既普通又特殊的群体。
八(3)班温莲红
早上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学会文明礼貌,塑造健康人格》 首先,我们来看在校园内出现的几个现象:
1、早上在校园内总能看见好多废纸,瓜果皮随意丢在路上,让人看着不舒服。
2、教室里老师讲台上乱七八糟放着报纸夹、试卷、甚至被某个同学霸占为书桌。
3、下课后个别同学在走廊上嬉笑追打,还时常夹着难听的脏话。
4、教室外共公场地上不时飘下几张废纸,给别的班级造成无辜扣分情况。
5、现在天气渐冷,有的感冒的同学嗓子一发痒,随地“啪”的一声就是一口,在我们全部硬化的地面上十分显眼,令清扫卫生的同学都感到作呕。
同学们,时代的车轮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二十一世纪,在现代社会中,人好比原子,唯有相互关联中才有其共生存的价值。一个人,不管你愿不愿意,若要取得学业或事业的成功,若要生活的愉快、幸福,就要首先学会文明礼貌、学会与任何人;包括家庭成员、亲朋好友、老师同学,乃至所有需要与自己交往的人友好相处,学会塑造健康的人格。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对自己十分严格,对别人很有礼貌,人们都非常尊敬和爱戴他。有一次,周总理到一个照相馆拍工作照。摄影师
正在给几个解放军战士拍照。战士们认出了他,连忙说:“周总理工作忙,您先照吧,我们等一等。”周总理却摆摆手,笑着说:“不,大家都一样忙,轮到谁就谁照吧。”在他的坚持下,大家仍按原来的顺序,一个一个地照完了相。
我们知道,周总理的伟大就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一个真正追求成功的人,一定十分懂得文明礼貌,注重塑造自己的人格,一定会在自己的学习、事业上下功夫,而不会在吃、穿上花费气力。尊重他人是培养健全人格的前提,爱心只有来源于对人的尊重,才能成为完善美好人格的真正力量。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将是你一生的财富。
寻找生命的绿洲,保持健康的身体,树立高尚的道德,这是人生的主题,是人类文明的主题。
学校是塑造人格的重要园地,因为每个人在学校学到的一切都会在生命中打上很深的烙印,而且会扩大到社会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之中,健全的人格是通过学习如何与人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老师教会学生爱别人,实际上是给学生一种信念,那就是学会把周围的人当作兄弟姐妹,用爱心与世界建立起亲密的联系。
一位教育家曾说过:一个人的行为日久可以成为习惯;一个的习惯日久可以为性格;一个的性格则往往,决定他的前途。显然,这里所说的“习惯”、“性格”不是指诸如爱吃米饭还是爱吃馒头,好动还是好静这样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人对学习、对事业、对他人、对态度和做法,是人的品格。
健康的人格是逐步养成的,但人格养成的“最佳时期”是中小学阶段。无数事实证明,过了这个“最佳时期”以后再想“补正”就难
上难了。
我们如果已经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要处处时时注意讲文明、讲礼貌,有意识地自学地重复好行为,养成好习惯,好品格。
亲爱的同学们,在今天进行全面素质教育进程中,除了看重考试分数的多少,班上名次的前后,还要特别看生文明礼貌,良好习惯的养成,要特别看重文明礼貌,良好习惯的养成,要特别看重健康人格的塑造。这样,你将会终生受益,其乐无穷。
1.《时代》周刊对封面中国人物的选取特点
上表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分为五个时段, 分别总结不同阶层人物登上《时代》的次数,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美建交后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物数量大于中美建交前;中美建交后《时代》不再将封面人物仅仅定位为政治人物,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进, 有选择性地选取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 包括演艺人物、普通人物、体育明星和作家, 例如, 1984年4月30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为一名普通的中国男青年, 手里拿着一瓶可乐微笑着。这一简单的画面反映出媒体塑造了一个开放、亲和、具有活力的中国形象;中美建交后《时代》对政治人物选取的频率有所降低, 演艺人物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达到了巅峰。1996年10月14日《时代》, 中国著名歌手王菲成为封面人物, 也是首位登上《时代》封面的华人歌手。
2.《时代》周刊封面所用的语言色彩
表2也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分为五个时段, 并将《时代》封面对中国报道的语言色彩进行了分类,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 中美关系完全处于敌对状态, 《时代》封面对中国的报道语言主要以贬义色彩为主, 中性色彩为辅。封面标题多为抨击中国领导人的话语。例如, 1950年12月11日的期刊, 封面人物是毛主席, 封面写着“new war, old warland”强烈谴责毛主席是“中国蝗灾 (指中国革命) 的首领”。1954年3月10日, 人物也周恩来。下面的小字是:Waging War and Talking Peace。另外, 90%的封面都有“RED CHINA”或者“RED CHINA’S”, 这种称呼表达了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不满与敌视, 这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敌对。基辛格访华后, 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有很大转变, 为中美建交营造和谐气氛, 《时代》封面不再出现贬义色彩语言, 而代之以中性色彩语言为主, 并且出现了褒义色彩语言;这一阶段《时代周刊》封面多存在问句, 表现出美国对中国的怀疑。例如, 1979年1月的封面上写着:“Chinese:Friend Or Foe?中美正式建交后至今, 《时代》封面对中国的报道虽以具有褒义色彩的语言为主, 却也一直有贬义色彩的语言, 而且近年来, 含有贬义色彩的语言比例还有所上升。具有褒义色彩的报道主要体现在对邓小平的报道上, 他曾连续8次被刊载在《时代》封面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79年1月1日的期刊, 邓小平被评为本年度的风云人物。封面宣称“邓小平代表了中国新时代的形象”。含有贬义色彩的语言则主要集中于对中国环境、政治、民生、民主、宗教等方面的报道。总体来讲,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 《时代》封面对中国的报道语言特点主要由中性色彩的语言占上风, 其次为褒义色彩的语言, 但是贬义色彩语言的比例也不可小觑。
3.中国形象变迁——“人物选取”与“语言色彩”共谋
《时代》封面“人物选取”与其报道的“语言色彩”在中美建交前后三十年有了巨大的变迁。《时代》封面有时扮演着真实镜子的角色,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身的成长与衰落、完成自我超越与自我批判。只有对《时代》封面中国人物选取的因素进行分析, 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 才能主动塑造一个和平、开放、积极进取、富有责任感的良好中国形象。
影响《时代》对封面中国人物选取及其语言色彩运用的因素
1.意识形态差异
美国政治家罗伯特·达尔指出:“美利坚是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民族, 只是作为个人, 他们通常不重视他们的意识形态, 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 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因此, 意识形态成为了媒体报道的“隐形衡量标尺”。
2.国家利益冲突
《时代》由称赞中国的成就逐渐开始渲染“中国威胁论”, 也大肆批判中国的人权、民权、环境、宗教等问题。美国主流媒体 (包括《时代》) , 都受到美国各大资产阶级财团控制。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 美国越来越认为中国是其未来发展的潜在对手, 所以, 对中国进行打压, 媒体因此也成为了他们的杀手锏。
3.文化背景差异
文化背景的差异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美国国民的价值观, 他们信仰个人主义, 认为社会主义是对个人自由、民主的压抑;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人对中国文化误读。例如, 美国人不懂龙在我国文化中地位, 认为龙是邪恶的象征, 所以认为“龙的传人”也是居心叵测、心怀不善的。这就是因为两国人民所处文化背景不同, 导致语言隔阂和文化认同差异, 因此, 难免会在报道中歪曲事实。
4.新闻理念差异与变化
“新闻理念, 是人们对于新闻传播的看法和思想, 它是一个集合概念, 主要是指新闻从业人员对包括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规律、新闻报道手法在内的多项内容的看法和评价, 新闻价值与新闻选择是新闻理念的集中反映。”那么, 要筛选具有新闻报道价值的事件则是媒体的首要任务。具有价值的新闻必然会吸引读者的眼球, 因此, 新闻必须具有新颖性。就美国本国而言, 媒体也经常揭“政府”的短, 对腐败、丑闻加以报道, 竭尽全力揭开事情的真相, 这也许也是美国媒体历来的传统。所以, 对于中国腐败、宗教、人权等问题的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西方媒体眼中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可行策略
1.打造属于中国的国际媒体品牌
2 1世纪的媒体不应由西方媒体主宰, 中国媒体也应“引进来, 走出去”。应将像“今日中国 (China T o d a y) ”“每日中国 (C h i n a D a i l y) ”“中国之声 (V o i c e o China) ”这样的国内英文媒体做强、做大, 在这一点上, 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有着重大的责任, 可以采用“广泛撒网, 重点培养”的策略培养一批含金量高的国内英文媒体。在报道国际性重大事件时, 国内英文媒体应该讲究时效性, 对报道的事件要有独立的明确的观点, 力求迅速吸引他国媒体眼光, 对重大事件做出正面积极的回应。
2.重点报道西方媒体关注的中国群体
第一, 可以通过联系国外华侨华裔, 在国外创办不同媒体机构, 包括报纸, 杂志, 电台, 电视台等等, 对树立良好中国国家形象做近距离的对外传播。
第二, 纵观《时代》创刊以来其封面所做的有关中国的报道, 始终离不开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例如, 习近平当选新一任国家主席访问他国期间, 随行的“第一夫人”彭丽媛的衣着、谈吐、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也体现着中国友好、开放、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第三, 普通百姓在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也起着举重若轻的作用。要提高公民素质, 引导公民注重个人形象, 让公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树立良好国家形象付出。
3.考虑西方受众群体的心理需求
上文讨论到, 由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文化背景、新闻理念等方面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 所以中国媒体在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应密切关注西方受众者的心理需求。譬如在报道中国经济成就时, 国内媒体应避免提及意识形态相关话题。对于有抨击政府传统的西方媒体来说, 这样会比较容易接受。
结论
企业家作为自然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当中,理所当然地会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这些文化会对其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左右着他们对企业的决策。中国本土的企业家,长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很自然地体现在了企业家人生的方方面面。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非“儒、释、道”莫属。研究儒释道的主要观点,对于解释中国企业家的思想行为,塑造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儒家学说源于春秋,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与佛家和道家不同,儒家主张积极入世,所以儒家学说基本上都是经世致用之说;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的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关键时候,儒家还要求做到“舍生取义”;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亦即爱人,主张爱满天下,以人为本,孟子提出“人皆可以成尧舜”,以及“民贵君轻”的思想,影响了世代华夏子孙。在同仁堂的企业精神“同修仁德,济世养生”里面,我们就能找到儒家提倡的这种仁爱的痕迹。儒家强调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艰苦磨练作为人生成功的必经之路,这些铮铮言语对于渴望成功者无疑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
道家是中国本土文化之一,其影响仅次于儒家。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道家主张出世。其核心思想是顺自然,因物性,无为而治,也就是《道德经》中所谓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提醒我们,在企业管理中,要遵循规律,不要逆道而为,同时要与自然和谐相处,阴阳调和,达到一个对立平衡状态。如果一味地破坏自然环境,过分地索取,造成环境失衡,在自然界寻求新的平衡过程中,人类必然要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当然,作为企业,不应消极地屈服于自然,而是要积极地寻求与自然的协调和平衡。要明白:“为”与“不为”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关键是要搞明白何时何地“为”与“不为”,以及“为”什么和“不为”什么。
佛教是外来宗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过与本土文化的渗透与融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本土宗教,与儒、道三分天下有其一。佛家主张超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涅槃,就是“空”,从此摆脱生死轮回。恼烦不现,众苦永寂,达到永恒和圆满。佛家相信因果循环报应,《涅盘经》说:“业有三报,一现报,现作善恶之报,现受苦乐之报;二生报,或前生作业今生报,或今生作业来生报;三速报,眼前作业,目下受报”。这种思想应用到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就是企业要努力去做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工作。
无论儒释道,对于塑造我国现代企业家精神,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三家之言,儒家入世,释家超世,道家出世,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引用《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说法,他们都是为安邦治国,但各有所见,也各有所偏。特别是儒道两家,可以说同出一源,都来源于号称“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我们常说的乾坤,喻指国家,在《周易》中,乾为天,坤为地。儒家智慧更多取自于乾卦,所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一种太阳的精神,刚健、有力,生生不息。道家智慧则更多来源于坤卦,亦即“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一种月亮的精神,柔弱胜刚强,无为无不为。所以儒道两家虽然走的是不同的路数,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世界,一个兼济天下,一个独善其身,但其根本是一样的,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共同构成中国文化既敦厚又空灵的美丽画面。在历史上,儒、释、道既三者并立,又相互融合,既表现在形而上方面,也表现在形而下方面。但是,即使如此,他们的差异却是消除不了的,无时无刻地从各自角度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行为。作为企业家群体,当然也不例外地受此左右。
在一些西方国家,一种思想比如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人们所持的是同一种价值取向,好坏对错大家认识一致。中国的哲学思想应该说来自诸子百家,没有一种思想一直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经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它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有些观点甚至相互抵触,国人就是在这样一个以儒释道为主、百家杂陈的文化环境中生活,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思想上的复杂性,以及行为上的摇摆性。在我国,基于现存的文化土壤,塑造现代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提取传统文化中先进的公因子,比如儒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道家的道法自然理念,佛家的慈悲胸怀,特别是像林左鸣先生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最核心的是儒家倡导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态;那种‘家’、‘国’一体的观念;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那种为民族大义可以舍生忘死、杀身成仁的气度”。从而将其转化为“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崭新时代伦理,从根本上实现从士大夫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精神转型。
当今世界,资源日益短缺,需求日益膨胀,竞争日益激烈,而国家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归结为企业的竞争,企业强则国家强、民族强,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时代呼唤更多的企业家群体的涌现,呼唤那种具有报国情怀的企业家精神的出现,而这种精神的描述及其塑造,林总的书中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当前,中航发动机公司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体制转型和文化变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经受着思想上的洗礼。作为长期积弱的发动机工业,在当前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高举“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时代旗帜,从而激励8万发动机人坚忍不拔地执着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无疑是一个正确选项。近年来,发动机公司非常重视文化引领作用,对于打造既有航空精神又有发动机特色的企业文化,势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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