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机关工作总结(精选8篇)
2002年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检察机关,先后从事公诉、反渎、反贪工作,2009年调至纪委监察局,先后从事案件检查、效能监察、案件审理工作。如今又重回检察机关,个中经历感触颇多,特别是纪检监察机与检察机关在机构性质、工作范围、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此从自己工作中的体会,尝试分析一下这两个机关之间的关系,同时对检察机关的相关职能作一些探讨。
一、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
(一)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区别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对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能机关;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此看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检察院的特征和性质是有一定区别的。具体区别体现在以下方面:
1、监督对象不同。纪检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党的组织和党员,监察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而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除了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党员干部)以外,还包括广大公民,监督对象要广泛得多。
2、监督范围不同。纪检机关只能对党员违反党纪行为进行检查处理,给予党纪处分;监察机关只能对国家公务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检查纠正,给予政纪处分;对其中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必须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而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一方面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违反法律达到犯罪程度的进行追究;另一方面是对侦查、审判、监狱等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它的监督活动所涉及的法律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宪法和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行诉法等国家基本法律以及各种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
3、监督方法不同。检察机关主要是运用刑事侦查及提起刑事诉讼的方法行使其法律监督职权,即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追究,提起公诉,以维护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这种特殊的监督方法是纪检监察机关所没有的,纪检监察机关对监督对象违纪行为的调查与检察机关对犯罪案件的侦查也是不同的,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如拘传、拘留、逮捕等;而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只能依照党章党规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党纪监察措施,如责令违纪嫌疑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违纪事项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即“两规”措施,但目前该措施仍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在此不作探讨),这些措施应该是不能超出党纪、行政法规及法律的规定。
特别是在实践中,对违纪对象查询冻结银行交易存款、通讯记录、技术侦查等方面,由于缺少法律的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只能打擦边球,利用各种办法去达到调查目的,总是不能正大光明地进行。所以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一些大要案过程中,一般都要抽调检察、公安等机关予以协助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借助强力机关的一些合法必要措施来突破案件。前面所提到的“两规”措施,实际上是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案件威力最大的武器,就内部来说,办案人员可以24小时随时了解对象,对其进行政策法律攻心,在这种强大的心理攻势下,违纪对象的防线很容易崩溃,这种优势是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所不具备的,但是这种优势还能存在多久则是个问号,因为随着依法治国的完善,一切组织的活动都必须按有关法律规定来办理。
4、监督效力不同。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具有国家强制力,有权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或提起公诉,使其承担刑事责任。而纪检监察机关是以党和政府的名义进行的,只能给违反党纪政纪者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二)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协作配合问题,中纪委和高检院先后联合出台过几个文件,《中纪委、最高法院、高检院、公安部关于纪律检查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查处案件中互相提供案件材料的通知》(中纪发﹝1989﹞7号)、《中纪委、高检院、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加强协作的通知》(高检会﹝1993﹞31号)等文件中就协作配合的范围、程序等做了明确的界定,是在现行体制下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开展工作协调配合的指导性文件,具体应从四个方面加强工作。
1、规范联席会议制度。笔者之前所在的市中区纪委监察局每半年召开一次与检察机关、公安、法院、工商、税务等部门的案件联席会议,会议由各单位分管领导和会议议题相关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的内容主要是通报反腐败工作情况,各部门提供违纪违法线索,对正在办理的反腐败案件进行协调。
2、加强案件移送制度的协作配合。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案件,经审查认为触犯刑律,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按照《刑事诉讼法》有关案件管辖的规定,及时将案件和有关证据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要积极受理,及时审查,做出是否立案的决定。检察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应说明原因,并将案件材料退回移送的纪检监察机关。
3、加强办案工作中的协调与配合。纪委监察局作为党委政府的一个部门,在案件查处及处理方面会受到的方方面面的干预,比如有些案件没有深入调查下去,或有些案件仅进行党纪政纪处分而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对于这种情况,检察机关应主动出击,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案件,要根据查办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了解案情,最好是在纪检监察机关在案件突破之时,检察机关能及时启动侦查程序,同步介入案件的侦查调查,同步固定证据,通过法定的侦查手段,整合办案力量,提高工作效率,也能对纪委监察机关起到一地的监督促进作用。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这个资源,可以给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带来诸多便利,据笔者了解,市中区检察院自侦部门每年所办职务犯罪案件有近一半是与市纪委监察局联合办案所得,而且基本上都是大要案。检察机关主要依靠的是纪委监察局作为党和政府纪律检查机关的强势力,在对一些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进行调查取证时遇到的阻力要小一些,另外通过借力纪检监察机关的“两规”、“两指”等调查手段,也能为突破案件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4、规范互相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的配合协调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案件查处过程中或结案后,需要互相提供案件的有关材料时,能移送原始资料的尽量移送原始资料,对于复印件应加盖移送机关公章并注明出处,另外还应必须办理正式交接手续,双方在受理案件后,应及时将办理情况通报对方。
二、对检察机关相关职能的探讨
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期间感受到在进行案件调查时,整个机关是一个整体,全员办案,各部门协同作战,包括案件审理部门(类似审判机关)都要提前介入,很多问题都解决在了调查阶段,为以后的案件处理铺平了道路。当然,这种模式不能适用于司法程序,因为按照我国宪法及刑诉法的规定,侦查、公诉、审判是互相制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法律的公平正义,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效率,导致一些应该追诉的人无法得到应有的惩罚。检察机关虽然地位崇高,属于法律监督机关,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法律监督实权,对于审判权,笔者认为应该保持高度独立性,不应对其过多干涉,检察机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行使审判监督权就已足够。而对于侦查权的法律监督,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该行使的权力还远远不够,完全不能体现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它和批捕权及公诉权虽相对独立,但都属于检察机关的内部职权,容易形成合力。目前侦查权的法律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公安(国安)机关侦查权的监督不足,故下面主要谈一下检警关系。
1、我国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检察机关在我国是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但由于历史及国情原因,公安机关在我国一直是司法机关中最强势的部门,其权力至今仍在不断膨胀。检察机关的这种侦查监督权与现实中的检警之间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是矛盾的。我国目前的这种检警关系是以检警分立与检警制约为特征的,其实质上是检警对等平行关系,实践中则是警主检辅,公诉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依附于侦查职能。在刑事案件审判前都是以公安机关侦查为中心,检察权对警察权的控制力相当薄弱,更没有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也只能从是否决定逮捕这一个方面来制约公安机关,对于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案件,也只能要求其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至于公安机关坚持不立案,检察机关也没什么好办法。
宪法赋予检察机关至高的权力,1996年之前检察机关也实实在在拥有一定的侦查监督实权,如1979版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并可以进行调解。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第一、二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案件的侦查,都由公安机关进行。”,对于公安机关懈怠不予立案侦查及不适合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进行侦查,这就体现了检察权高于警察权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但1996年之后的刑诉法却完全限制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不但剥夺了检察机关自主决定侦查的权力,甚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都需要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才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由此对法律监督机关的种种限制可见一斑。笔者之前还寄希望于今年3月14日新
修订的刑诉法能够纠正这个严重违宪的规定,但是令人失望的是竟然还是维持“原判”,我国的诸多所谓法律专家还是服从于强权,检察机关影响力远逊于公安机关,这是法制的倒退。
2、建立新型检警关系
笔者在公诉部门工作过一年多时间,对基层公安干警的法律知识及办案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一些简单的案件反复退回补充侦查,甚至多次退补后仍不符合要求,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就更不要说了。法检两家进入门槛远高于公安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人员的素质也注定是高素质人才,为何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呢?笔者就纳闷如何能改变这种状况,在了解了我国周边日韩及台湾地区的检察制度后,才发现我国的检察机关实际地位及权力真是太低了,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的司法制度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因此台湾地区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其侦查权涵盖警察机关的侦查权,其检警关系模式就是检察指挥侦查的模式,也就是实行检察官主导侦查的检警分工合作模式。根据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是侦查主体。检察官在侦查犯罪时,有指挥调度警察官和命令警察的权力;警察则被视为检察官的助手,有协助侦查犯罪的职责,但没有独立的侦查权限。检察官是侦查活动的发动者,对刑事案件有起诉、不起诉和缓起诉的决定权;侦查中,检察官有侦讯、勘验权,对传唤、拘传、通缉、责令赔付、交纳保证金、查封、扣押等强制处分有决定权。同时,检察官对警察有要求其主管单位给予奖惩的权力,主管单位必须执行。
我国检察机关对警察部门的法律监督与台湾地区相比差距大矣,我们不苛求像台湾地区一样把警察部门放在完全从属的地位(在我国这也不可能),只要对于疑难重大案件,检察机关有介入指挥的权力,能够要求公安机关按照提起公诉的要求进行侦查,并且恢复1979年刑诉法第13条的规定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到那时提到检察官,警察们也会肃然起敬吧。因此合理的检警关系应该是“侦诉一体化”,我国现行刑诉法对侦查和公诉
阶段分工明确,受此影响,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破案和结案,而忽略对公诉人法庭上指控犯罪的作用;检察机关公诉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法庭上指控犯罪,而忽略怎样调取收集更多、更全面的证据来指控犯罪。因此,这样的模式没有将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两方面的资源特点有效的结合起来,存在明显的缺陷:侦查作为公诉前的一个独立阶段,侦查人员虽然拥有侦查权,承担调取收集固定证据的责任,但是远离法庭审判活动,对控辩双方质证辨论的审判活动缺乏切身体会和深入了解,致使侦查人员对法庭最终据以定案的证据标准缺乏足够的了解,也不直接承担因证据不合要求而造成败诉的后果。这种权利和责任的分离,必然造成侦查人员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侦破过程中,而对破案后全面及时地收集固定诉讼证据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侦诉分离制度的缺陷问题,必须实行侦诉一体化制度,台湾地区模式在大陆目前是不可行的,应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适合我国的侦诉一体化制度。该制度一方面吸收检警分立模式的优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保持一定的距离,两机关分工负责,相互独立,这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活动,防止证据的灭失,又有利于发挥公安机关的积极性和优势;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检警结合模式的优点,强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互相配合,减少内耗,注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介入引导和指挥,尤其是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予以实际监督,赋予检察机关指挥权和立案侦查权,防止公安机关侦查权的滥用。所以,侦诉一体化是下一次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需要,是世界刑事司法体制的趋势,我们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应该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
陈宝生
一、加强对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一) 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加强队伍建设的需要
检察机关人才建设的关键在于职业化, 就是让检察官成为和谐社会的践行者, 成为公平正义的化身, 成为检察职业知识、职业观念和职业道德素质三者兼备的司法专业人才。纪检监察可为检察官职业化建设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 经常开展廉政警示、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等方面的教育, 帮助检察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和权力观。教育他们权力在手、责任在心、执法如山、清廉如水, 筑牢廉洁从检, 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守住职业道德底线,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 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
检察机关被人民群众誉为最讲理、最公平的地方。检察官不廉洁, 不仅个人品质有问题, 而且会损害党、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玷污检察机关的形象。要维护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确保检察机关严格依法行使职权, 离开了纪检监察部门, 检察权将失去有效监督, 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将会发生。违纪违法事件得不到及时查处, 就会使个别检察人员铤而走险, 亵渎检察权, 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从而导致公平与正义难以实现。
(三) 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以监督强化制度执行力的需要
监督检查是手段, 规章制度是基础。规章制度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基层检察院的各个环节、各项工作中都有明确具体的制度规定。从组织检察人员开展的各项活动看, 无论是政治思想、职业道德教育, 还是职业纪律、廉洁从检教育, 都是以制度的实施为落脚点。管理靠制度来施行, 监督靠制度来保证, 成果靠制度来巩固, 创新靠制度来体现。基层检察院的制度建设, 反映了科学管理的水平, 但规章制度建设并不仅仅是制定, 根本在于执行, 有了好的制度, 不落实就形同虚设。纪检监察是制度执行的忠实捍卫者, 对违犯规章制度者严格追究责任, 真正使制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形成由制度到制约行为的根本转变。
二、强化基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的几项举措
(一) 加强政治教育
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人们的思想发生着深刻变化, 竞争意识显著增强, 致富愿望日益强烈。这些无疑是促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但同时受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影响, 有些人政治观念淡化, 纪律观念淡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近年来, 检察人员严重违记、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的案件时有发生, 追根索源, 就在于漠视党纪国法, 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纪律, 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因此, 抓好政治教育, 这是促使检察人员具有积极向上精神风貌, 永葆革命气节的根本保证。作为检察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 就要积极协助院党组, 结合本单位的具体实际, 精心选择政治教育内容, 制订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 做到领导重视, 组织落实, 时间保证, 收到实效。
(二) 牢树防腐思想
基层检察人员由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 容易受到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 成为别有用心的人拉拢腐蚀的对象, 加之少数干警特权思想、霸道作风严重, 自身素质不高, 骄蛮自傲, 为所欲为, 偏离了“为民执法”的政治方向, 甚至目无党纪国法, 拉关系、搞人情, 图私利, 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检察权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为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对基层一线检察干警的教育, 引导他们严格遵守《廉政守则》、《廉洁从检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党章》和有关法律条规等, 恪守“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检察官职业道德, 坚守政法干警“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针对队伍中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突出问题, 教育和引导检察人员增强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和廉政意识。要改进教育方法, 探索教育途径, 提高教育实效, 加强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 及时总结执法监督活动的先进典型和经验, 让干警知晓发生在检察系统内部的违法违纪典型案例, 做到警钟长鸣, 促进干警在检察执法中自觉遵守检察纪律和党纪条例。通过深刻的教育, 使广大检察干警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执法理念, 牢固树立拒腐防变思想, 增强防变能力, 真正做到以德立身, 以德立检, 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三) 强化监督检查
权力不受监督, 必然导致腐败。加强对检察人员及其执法活动的监督检查, 是确保检察机关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 也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举措。从检察机关一些干警的犯罪案件来看, 呈现如下特点:时间跨度长、作案次数多、涉案金额大。究其原因, 监督管理方面存在问题, 监督不及时、不到位, 监督不力甚至存在盲区。因此, 纪检监察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 切实加大检察权运行的监督检查力度。一是加强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和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监督检查, 确保检令政令畅通。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落实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和领导班子工作制度, 进一步提高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水平。二要坚持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等制度, 切实把监督检查贯穿于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全过程。二是要加强对重点执法部门、环节和办案人员的监督检查。检察人员发生违法违纪行为大多在执法办案环节。检察官执法办案的权力是国家、人民和宪法赋予的, 如果这个权力被滥用, 就会损害党、政府和检察机关的形象, 损害法律的尊严, 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此, 一定要严格落实和完善内部制约机制, 对职务犯罪案件撤销、不起诉报上级检察院批准和立案、逮捕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制度, 积极推进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坚持“一案三卡”制度。适时组织专项检查, 加强对本院扣押冻结款物和“九类”重要案件的备案制度, 加强案件回访和满意度测定, 发现和纠正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力, 从而有效预防和减少执法办案中的违纪违法问题和苗头。
三、做好基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 正确处理纪检监察工作与检察工作的关系
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 也是检察机关各项工作的重心。做好检察工作离不开纪律的保障。实践证明, 如果在抓检察工作的同时, 忽视了纪律教育, 检察工作就容易出问题。因此, 我们在大力抓好业务工作的同时, 一定要加强纪检监察工作, 花大力气抓好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 要用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对执法活动加以保障, 促进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 正确处理纪检监察部门与内部其他部门的关系
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与内部其他部门的教育管理工作广泛交叉重叠, 配合协作关系十分密切。对此, 纪检监察部门要协助、会同党组和政工部门对干警经常性的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及检察职业道德、纪律等方面的教育活动, 真正使党员干部在政治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纪检监察部门还要配合其他业务部门, 结合检察工作实际, 以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为主线, 紧紧围绕司法为民, 廉洁奉公, 秉公执法等内容进行教育, 促使检察干警遵纪守法、清正廉洁、工作高效。
(三) 正确处理教育查处与爱护干部的关系
纪检监察工作的性质决定要对违法违纪干警进行教育查处, 教育查处工作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 一些干警对纪检监察工作不理解, 认识不到位, 认为是“内伙子在整内伙子”, 有意与自己过不去。这种错误认识, 给纪检监察工作造成了障碍, 带来了困难。因此, 要经常性开展教育活动, 努力使干警认识到纪检监察部门的教育处理, 实质是对干警的关心爱护。在实际工作中, 纪检监察干部要认真履行职责, 敢于监督, 善于管理, 对干警思想上的偏差进行疏导, 对行为上的失规进行纠正, 未雨绸缪, 防范未然, 确保单位和干警不出现违法违纪问题。
四、切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
(一)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进一步加强党性锻炼和职业操守, 使纪检监察干部的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 党性修养进一步增强, 政治意识、忠诚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强化, “党的忠诚卫士、群众贴心人”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树立, 做到公道正派, 廉洁奉公、依法执纪, 不辱使命, 做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表率。
(二)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
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和真抓实干作风, 强化敬业精神, 改进工作作风, 做到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作风优良。遵纪守法, 做维护党纪国法的模范实践者;服务大局, 做廉洁发展的忠实捍卫者;秉公执纪, 做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关爱干部, 做干部合法权益的有力维护者。
(三) 加强能力素质建设
为此需要做好多方面的工作, 一要开展“大学习”活动。深入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 争当信念坚定、政策熟悉、知识全面、业务精通的学习型纪检监察干部, 进一步增强执纪文化内涵。二要开展“大培训”活动。落实技能练兵制度, 全面强化纪检监察干部综合素质和执纪能力, 坚持“缺少什么培训什么”, 不断加大培训力度、创新培训方式、拓宽培训渠道, 加强培训考核, 通过实施全覆盖、多渠道、高质量的教育培训, 使纪检监察干部履职能力进一步提高。三要开展“大调研”活动。切实增强纪检监察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 促进对反腐倡廉建设全局性、规律性、热点难点问题的深刻认识, 切实有效地破解工作难题,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工作创新。四要扎实开展“大练兵”活动。围绕“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练什么、弱什么练什么”的要求, 立足实际、紧贴实践, 分类进行、点面结合, 以学促练、以赛促练, 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素质和专业化水平。
总之, 在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 检察机关的工作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大局, 围绕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检察工作性质、特点来开展, 这就要求我们纪检监察工作, 必须根据检察工作实际情况, 不断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严格执行各项纪律条规, 灵活运用监督手段,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努力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 才能更好地发挥纪检监察的监督检查作用。
摘要:在新的历史形式下, 检察机关加强队伍建设, 强化自身反腐倡廉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为此, 必须强化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 进一步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要从教育、监督、检查、制度建设等方面强化纪检监察工作。纪检监察主要履行的是监督检查职能, 在履职时应处理好与检察业务、其它部门、以及教育查处与爱护干警等关系。为提高基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履职能力和水平, 必须加强自身队伍建设, 强化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政治思想、纪律作风、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建设。
关键词:检察机关 纪检监察机关 职务犯罪 反腐败
在我国当前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下,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是惩治腐败与防止权力滥用最为核心的两种力量,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无疑是反腐败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厘清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关系,明晰各自职责与定位,对于强化二者之间的协作配合,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形成反腐合力,构建反腐败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定位
(一)检察机关在反腐败中的职能定位
《宪法》第129条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是“依法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全体公民遵守宪法与法律的权力。”检察机关在反腐败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自于其职权之一,即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使刑事侦查权。检察机关在反腐败过程中,除了通过立案侦查打击腐败行为,进行职务犯罪预防外,还与其他部门合作,接受其他部门移送的触犯刑法的腐败犯罪,并对其作出处理。
(二)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败中的职能定位
纪委作为负责党内监督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与法规,检查党的政策、方针、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委在反腐败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按照党章的规定,在职责范围内查办违法违纪案件;二是在反腐败工作中组织协调,即在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纪委应该积极牵头,使得执纪执法部门能够密切配合,形成反腐合力。
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行政监察法》第18条详细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责和权力,归纳起来是三项,即检查权、调查权和处理权。其中,监察机关行使调查权主要是依据举报、通过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等方式发现行政监察对象的违纪行为后,依法开展调查并作出处理。监察机关主要是对有违法行为但未构成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处分。在调查中如发现涉嫌犯罪行为,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为加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从1993年起,纪律检查机关同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实行“挂纪检、监察两块牌子,一套工作机构,履行两种职能的体制”,共同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纪检监察机关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查办违法违纪案件时承担着组织协调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反腐败机构主要是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两个机构,而主要需要处理好的关系也就是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
二、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协作中的问题
目前,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的配合协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涉嫌贪腐的公职人员的接力查处;二是两机关在反腐败工作中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之间建立协作配合关系,有利于协调配置办案资源,形成工作合力,更好地打击和预防腐败违法犯罪。然而,这种协作配合关系在实践中却存在着不足,直接影响着我国反腐败协作机制的良好运转。
第一,协作配合意识不强。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时主要适用党的政策、党纪、政纪规定,而检察机关执行的是国家法律,二者对法律、政策的理解和把握有时不太一致,对案件认识出现分歧时缺乏从法律层面和配合技巧方面的沟通。
第二,协作配合随意性较大。检察机关对与纪检监察机关进行办案协作配合有认识偏差,认为二者在办案中的协调与配合就是联合办案,忽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基本职责。主要表现为有的检察机关过度依赖纪检监察机关,不能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
第三,协作配合程序不严格。有的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职责不分,最突出的表现是相互借用对方的调查手段与措施。纪检监察机关借用检察机关的办案手段,以联合调查小组的名义对涉案当事人进行调查,无异于“让纪检机关代行侦查权”。在协作办案过程中,有的纪检监察机关未认真履行从检察机关借人办案的相关手续,以至于检察人员在纪委抽调办案中的身份和角色不明确,很容易出现办案安全和管理上的诸多问题。
第四,案件移送程序不规范。突出表现在:一是案件移送时间不确定,主要表现为案件移送缺乏法定时限,影响办案效果。二是案件移送材料不统一,有的将所有案卷材料全部移送,有的只移送与涉嫌犯罪(违纪)有关的证据材料,还有的在移送时只制作一份移送函,附一份调查报告便予移送。三是案件移送手续不完备。比如,移送手续不够规范,案件移送过程没有统一的《案件移送书》等。
第五,证据转化存在困惑。针对各自收集的证据如何使用和相互转化并为对方所用的问题,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证据转化方法。但是,证据转化工作还存在一些困惑,如证据转化的可行性、转化方式、各种证据如何具体转化等。
三、完善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协作机制的建议
(一)树立全局意识,提高办案协作效能
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都是反腐败的重要力量,只有最大化地发挥各自职能优势,才能在反腐败工作格局中形成查办案件的整体合力。二者要从有利于打击腐败的大局出发,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加强协调配合,探索建立新型分工协作关系,实现执纪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促进执法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协作效率,增强打击违纪违法犯罪的力度。
检察机关在查办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或较高级别的党政领导干部且需要纪检监察机关配合时,应主动与纪检监察机关沟通协调,在解决办案困难或疑难问题方面积极争取支持。对纪检监察机关需要检察机关协助的案件,检察机关应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积极配合。在协作办案中,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对党员干部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手段或组织措施,耐心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和说服教育工作,敦促相关涉案人员主动投案自首或者坦白交代,使检察机关能够较早地获取直接证据;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对非党员非干部人员进行询问、传唤、讯问、采取强制措施等,以弥补纪检监察机关职权上的限制。检察机关还可以充分发挥调查取证等法律专业优势,在固定证据、追缴赃款赃物等方面有所作为。
(二)遵循法律法规,规范办案协作机制
为了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办案中的协调与配合,198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监察部联合下发《关于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在查处案件工作中协作配合的暂行规定》;1989年,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纪律检查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查处案件过程中互相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的通知》;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意见》。这些规定对于规范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协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缺少配套实施细则,使得这些规定的效力大打折扣。因此,在遵循现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只有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明确规范、统一的原则、标准、程序和制度,才能建立有效的办案协作机制。
一是推动制定实施细则。比如对案件移送,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规范性文件,联合制定和发布相关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移送时限、移送权限、移接交材料、移交审核、移送责任等,做到案件相互移送的各个环节规范高效。二是明确办案协作程序。以案件移送程序为例,应对随案移送的案件材料、赃款赃物处理做出明确规定,规范移送文书,制定统一案件移送通知书、移送材料目录、赃款赃物清单、送达回证、接受案件反馈通知书,以及询问(讯问)笔录格式、必备内容等等。三是规范办案协作机制。比如依法规范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问题,要明确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程序、介入后的职责及范围等。
(三)厘清职能定位,坚持办案分工协作
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在性质与职责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应在严格区分各自职能定位的前提下进行协作配合。法律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联合办案过程中不能将自己的职责交给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握好“联合”的度。这是关乎到案件办理程序是否合法的关键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办理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严格按照检察机关的办案机制、规则、要求,依法独立开展办案工作,不受纪检监察机关的影响和约束,形成在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协调下协作而不依赖的独立办案体制。
具体说来,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中应负责协调各方关系、积极寻找案件线索以及为检察机关的侦查创造条件、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并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或者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进行协助。检察机关主要负责从刑事诉讼角度进行调查取证,对纪检监察机关前期所获取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等方面的审查,必要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协助重新取证或者补充取证。在调查取证中需要采取搜查、扣押、通缉、技术侦查等纪检监察机关无权实施的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应当由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实施;在需要对被调查人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时,应当由检察机关采取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或者逮捕措施,不应再以“双规”、“两指”措施变相羁押被调查人,以保障被调查人的基本权利。
(三)运用法治思维,完善办案协作机制
第一,健全联席会议制度。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重要情况,应当及时向同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报告。在协作配合中,出现重大争议时应当协商解决。必要时,可以提请同级党委反腐败小组协商。同级党委未设立反腐败协调小组的,可以通过上级机关向上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报告或者提请协商。同时,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分别明确分管领导负责查办案件工作协作配合事宜,指定日常联系部门和人员,并制定配套制度。联席会议机制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办案情况通报、工作经验交流;二是研究、协调有关政策和法律问题;三是研究重大案件的查处和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四是制定和完善联席会议工作制度。
第二,完善案件线索与案件的通报移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建立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违纪违法犯罪案件和案件线索的通报、移送制度。二是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对党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决定立案侦查或者不予立案、撤销案件的,应当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通报。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的,应当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三是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涉案对象以外的其他党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线索,应当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并提供相应材料。四是通报、移送相关案件和案件线索,应当严格按照时限要求以书面形式办理。情况紧急的,可根据需要采取适当形式及时通报、移送。五是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收到移送的案件或者案件线索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本单位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依纪依法作出处理,并按照处理情况书面通知移送单位;对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本单位没有管辖权但本系统其他单位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移送并书面通知移送单位;本系统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退回移送单位。六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查证核实当事人的政治面貌、是否系国家工作人员等身份信息,并将该信息纳入部门统计工作范围。检察机关应当随案移送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的证据材料。
第三,完善案件查办过程的协作配合制度。其一,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需要提请相应机关协助或者采取相应措施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批,按照程序提请同级相关机关协助办理,不得越级办理。其二,纪检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非党员、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与被调查人相关的犯罪问题的,可以提请检察机关依法协同办案。案件涉及的非党员、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其他违法犯罪问题的,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及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其三,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认为被调查人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正式移送前可以商请检察机关进行初查。商请初查的,应当向检察机关出具正式函件。其四,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需要向被检察机关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调查取证的,可以提请检察机关予以协助,检察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其五,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就案件性质认定、法律适用等问题向检察机关咨询,检察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其六,纪检监察机关在案件初步核实或者立案调查阶段,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请检察机关对被调查人或者重要涉案人员依法采取信息查询等查控措施,检察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其七,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符合没收违法所得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启动相关程序。其八,纪检监察机关需要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党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决定,要求检察机关提供相关材料的,检察机关应当予以协助。其九,对同一党员或国家工作人员涉嫌犯罪问题,纪检监察、检察机关中任一机关已经依纪依法启动调查(侦查)程序的,在移送其他机关办理前,其他机关一般不得另行启动调查(侦查)程序;确需启动的,应当事先与最先调查(侦查)的机关沟通。
第四,探索建立证据转化衔接制度。《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具体而言,监察机关收集的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实物证据应当以该机关的名义移送,检察机关按照一般的证据规则进行审查,如果符合法定要求便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对于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应予以补强,不能补强的要依法予以排除;对于纪检监察机关提供的言词证据,检察机关原则上均应重新收集,特殊情况下无法重新收集的,还应有其他证据相印证。这种衔接与转化的规则既是言词证据的特点决定的,又符合人权保障的要求。
(四)建立信息平台,共享办案协作信息
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之间的办案协作能否取得良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流畅度、及时性以及资源能否合理共享。这要求在办案协作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加大科技投入,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使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的基础上,建立情况信息通报制度,逐步实现双方信息联网共享,做到信息共享、密切合作。该机制应包含以下内容:一是数据平台共享。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有着各自的执法和司法流程,形成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数据共享平台的搭建为这些工作依据的迅速查询提供了便利,消除了信息孤岛现象。二是案件备案共享。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应尽快消除各自案件管理壁垒,应定期向对方通报案件。三是技术资源共享。实现司法会计、司法鉴定等专业技术资源共享,促进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就执纪执法与司法衔接工作中的专业性结论达成共识,避免重复工作,节约时间和资金。
(五)强化监督制约,确保办案协作成效
市纪委:
根据11月15日市纪委监察局案件监督管理室《关于配合中纪委案管室做好“就规范纪检监察机关金融查询工作进行调研”工作的通知》精神的要求,将阿旗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2010年以来,阿旗纪委监察局未自行查办或跨地区协助查办过涉及金融查询工作的违纪案件。接此通知后,旗纪委监察局召开了由委局分管领导、纪检监察室和旗内金融机构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根据纪检监察机关职能,提出规范纪检监察机关金融查询工作的建议如下:
一、查询权力的界定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经常遇到需要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被调查对象的存款问题。针对于这个问题,199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经县级以上(含县级)纪检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对被调查对象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进行查核,并可以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按照这个规定,纪检机关有权要求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被调查对象的存款。但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
2年1月15日发布的《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的内容规定,有权查询、冻结、扣划单位及个人在金融机构存款的单位包括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及行使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并没有将纪检机关列入到其中,也就是说,对金融部门来讲,纪检机关无权直接查询、冻结、扣划被调查对象在金融部门的存款。所以说,虽然纪检机关做出了有权查询、冻结的规定,但在实践中金融机构依照他们的规定是不能执行纪检规定的。因此,纪检机关在查办信访案件过程中,如果需要查询、冻结被调查对象的存款,只能采取变通的形式,以监察机关的名义使用监察文书,要求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及提请人法院进行冻结。
二、目前有协查职能的单位
按纪检监察机关办案程序,目前旗内所有商业银行均有在法定框架内协助旗纪委监察局开展金融查询的义务。包括:建设银行、人民银行、信用联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储银行六家。
三、开展金融查询工作的方式
应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国人民银行储蓄管理条例》及各国有商业银行自行出台的“关于协助有关国家行政机关开展金融查询工作的有关规定”的要求,严格手续和程序,该报批的必须报批,该备案的必须备案。
四、对规范纪检监察机关金融查询工作的其它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经济违法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化,查询个人或单位在金融系统存、贷款记录,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时,经县级以上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金融机构间施展各种手段争取客户,扩大存储,并普遍规定了揽存任务,揽存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部门的效益和个人的收入。为此,金融机构往往担心纪检监察机关的查询会对今后的揽储带来不利的影响,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在履行协助义务时陷入两难境地。于是有的金融机构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推行起了法律实用主义、利已主义,只想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不愿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因此,尽管相关法律法规明文规定,金融机构必须配合纪检监察机关查询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存款,有些地区的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每次到金融机构查询相关情况,尽管手续齐全,还是经常遭到冷遇,主要表现有:
1、设置障碍,增设程序,增加查询难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只需持纪检监察机关出具的查询通知书及工作证件,即可在相关金融机构专设的查询窗口办理查询业务。在实际操作中,多家金融机构要求要由金融机构领导签字或领导批准同意后才同意办理。
2、违反规定,直接或变相拒绝履行法定义务。有的金融机构以纪检监察机关不具查询资格为由,直接拒绝查询。更多的是相互推诿,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协助查询的义务。一是查询单位存款时,有的还要求必须提供具体账号;二是本系统内拒绝提供全部账户及存款信息,要求逐个网点查询;三是有能力提供查询异地存款信息的,拒绝查询;四是上下级金融机构相互推诿,以资料不在本级机构为由拒绝查询。
3、工作人员不负责任,消极履行协助义务。一是有存贷款记录的,回复为没有;二是相关信息查询不全面。针对金融系统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中出现的上述情况,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确保查询工作能顺利进行:
1、加强联系。纪检监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与金融主管、监管部门联系,认真落实法律规定的相关要求,充分发挥联动机制的作用,保证纪检监察机关便捷、迅速地依法查询。对有的金融机构不协助查询的,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发出相关建议函,与金融主管、监管部门取得联系,请金融主管、监管部门及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2、加强监管。建议金融主管、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及法制教育,加强对金融机构内不正确履行协助义务的违法行为的管理,特别是违法履行协助义务的责任追究。
1、加强对党员干部遵守执行党章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宣传纪律、人事纪律、群众工作纪律等状况的监督检查,强化纪律刚性约束,坚决查处自行其是、阳奉阴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及贯彻执行上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取、搞变通等行为,确保政令畅通,确保工商机关依法行政,更好地履行市场监管职责。
2、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制,将反腐倡廉各项任务分解到领导班子成员和部门,对重大违纪违法问题严肃追究职责,实行“一案双查”。加强对执行职责制状况的检查考核,构成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强大合力,确保反腐倡廉各项任务完成。
3、落实一岗双责,抓好本部门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引导干部严守党纪国法的底线。健全制度,堵塞管理漏洞,防范廉政风险和监管风险。
4、加强纪检监察机构自身建设。大力推进“三转”,理清职责定位,深化内部改革,回归主业主责。纪检监察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执行作风纪律建设的系列规定,以更强的职责心,正确履行职责。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业务学习,提高政治敏锐性和履职监督潜力,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监督职责。
二、围绕“效能提升”年主题活动,巩固“作风转变年”、“素质建设年”的成果,狠抓效能监察
5、立足提升工商履职效能,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行为,做好效能建设和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工作。
一是继续下大力气,坚决纠正在执法中态度粗暴、方法简单、执法不公、滥用职权、假公济私等行为;严肃查处违法实施行政处罚行为;深入开展专项治理,严禁搭车收费、乱收赞助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严格执行《湖南省工商系统窗口工作人员行为规范》。
二是认真落实《湖南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十条禁止性规定》、《湖南省规范涉企检查若干规定》、州委、州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见》和《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便利十条措施》,严格执行企业登记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严肃查处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行为。
三是加强政务服务系统建设,督促相关科室做好全省网上政务服务系统应用,抓好电子监察系统应用。
6、立足提升机关行政效能,强化作风转变,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
一是进一步加大作风建设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健全暗访、曝光、查处、问责长效机制,以强化明察暗访、通报警示、绩效考核为抓手,从严落实《关于对违反群众工作纪律和干部作风要求进行问责的暂行办法》。对有禁不止和顶风违纪的,发现一齐,查处一齐,绝不姑息;对作风问题反弹严重的科室等单位,坚决实行“一案双查”,防止“四风”问题反弹,用务实的举措、实在的行动着力解决在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方面存在的办事推诿、办事不公、作风不实、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让作风建设成为新常态,不断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二是结合“效能提升年”活动,将纪律教育、廉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纳入培训计划,并突出工商部门特色,坚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作风建设成败的重要标准。对发现的重大作风违法违纪案件线索,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三、以预防为核心,用心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7、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着力规范权力运行。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体系20xx-20xx年工作规划》。用心发挥工商职能作用,将属于工商机关的反腐倡廉任务进行任务分工和职责分解,确保任务完成。
二是落实群众领导和分工负责、党政正职“三个不直接分管”、“三重一大”群众决策、领导干部重要事项报告、党政正职述廉评议、主生活会、诫勉谈话、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反腐倡廉制度廉洁性评估等监督制度,规范领导干部用权。
三是强化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对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制止、早纠正,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错误。
8、大力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推进办事公开,深化权力运行流程、“三公”经费支出、重大建设项目和社会公益事业信息公开,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9、强化廉政教育,抓好领导干部预防、廉洁自律工作。
一是拓展廉政教育载体和平台,丰富教育形式,用心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继续开展请专家及业务骨干上廉政课,“一把手”讲廉政党课等活动,把廉洁价值理念教育贯穿于党员干部培养、选拔、管理和使用的全过程。
二是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根据州纪委的部署,对报告的有关事项将有针对性的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四、以“零容忍”的鲜明态度,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办工作
10、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纪问责,加大惩治力度,坚决治病树、拔烂树,坚决遏制行为。
一是持续惩治高压态势。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老虎”、“苍蝇”一齐打,严肃查处党员干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寻租、用人、插手工程、以权谋私、失职渎职、徇私枉法、滥用职权、损害群众利益、违反政治纪律等违法违纪案件,不断巩固“不敢腐”的成果。对违法违纪情节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坚决依纪依法予以查处。
二是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加强案件线索管理,完善案件线索移送、案件协查、结果运用等机制,确保反映干部问题的线索处置无遗漏。
三是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及时上报涉及全系统的重大涉腐涉纪舆情,做好应对处置工作。
四是严格依纪依法礼貌办案。对反映失实的要及时澄清,对诬告陷害的要追究职责,保障被审查人员的合法权益,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用心性。
研讨会交流材料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党建工作调研报告
浙江省纪委机关党委课题组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夯实机关党建工作的基础,充分发挥机关党建工作的作用,切实增强纪检监察机关党建工作生机和活力,推动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党的建设上新台阶。近期,省纪委、监察厅机关党委先后深入衢州、龙游、湖州、安吉等地,对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党的建设工作进行了调研。这次调研采取面上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以及深入部分市、县纪委机关党组织听汇报、看资料、发问卷调查表、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有11个市纪委、39个县纪委接受了机关党建工作问卷调查。通过调研,进一步摸清了新形势下全省纪检监察系统机关党建工作的现状,并形成了如下调研报告。
一、市、县纪检监察机关党建工作的现状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有11个市纪委机关党委,91个县(市、区)纪委机关党支部(总支),共有党员3750名,其中,在职党员3017名,占党员总数80.45%;离退休党员733名,占党员总数19.55%。35岁以下的845名,占党员总数的22.53%;36—45岁的1263名,占党员总数的33.68%;46—55岁的620名,占党员总数的16.53%;55—59岁的289名,占党员总数的7.71%。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2612名,占在职党员总数的86.58%;研究生、博士生文化程度的党员100名,占在职党员总数的3.32%。
这次问卷调查50个市、县(市、区)纪委机关党委(党总支、支部),内容包括基层党组织设置、班子配备及结构、发展党员工作、党的基础性工作、“三会一课”建设情况及有关制度等情况,共10大类,22项内容。从调查情况来看,各市、县(市、区)纪委机关党建工作,在常委会领导下,紧紧围绕纪检监察中心工作,积极探索符合纪检监察机关党的工作实际,不断发挥机关党组织战斗力、号召力、创造力的新路子,在扎实推进机关党的思想、组织、制度和作风建设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为:
(一)纪检监察机关党建工作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成为机关党建工作主线。各地把机关党的建设工作纳入常委会全局工作之中,市、县纪委机关党组织紧扣中心,坚持把机关党建工作与反腐倡廉全局工作相结合,坚持一手抓机关党建,一手抓中心任务的完成,做到“两促进、两发展”。同时,能按照机关党组织的自身特点,积极拓展工作领域,创新工作方法,围绕常委会决策部署做好贯彻落实工作,发挥机关党组织在纪检监察工作中的积极作用。部分市、县纪委还制定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把机关党建工作摆上日程、抓在手上,较好地促进了纪检监察机关党的建设工作。
(二)机关党建工作的基础进一步夯实。各地积极推动落实抓机关党建工作的责任,着力提高机关党支部书记履行职责和“一岗双职”的能力。有65%的机关党组织建立健全了机关党组织建设具体制度和工作制度,有力地促进机关党组织建设规范化、制度化。从调查中分析,这几年机关党组织的基础性工作得到了加强。如:定期分析交流支部掌握党员思想动态,交流支部工作经验,探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途径等制度,机关党组织按时换届率为100%。党员发展中的环节和培养渠道畅通,其中,98%的入党积极分子被安排参加党校培训,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转正工作正常,预备党员按时转正率为100%,发展党员 1
公示制为98%,机关党组织能委派专人与预备党员谈话,谈话率为96%。
(三)机关党建工作活动进一步丰富。各地围绕先进性教育、“作风建设年”和“创一流业绩、树三可形象”等活动,进一步丰富党建工作内容。扎实推出新的活动载体,改进和创新机关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丰富发展了机关党建工作活动的长效机制。多数市、县纪委机关党组织以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为载体,如通过举办歌咏会、书画展、联欢会、运动竞赛等活动,丰富党员生活,增强了机关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域进一步拓展。立足机关,探索和创新工作领域,部分市、县纪委机关党组织制定机关党员发展规划,机关党组织工作规划,为加强机关党的建设探索新路子。同时,一些机关党组织还加强机关党建工作的研究,不断用理论指导机关党建工作新的实践。
(五)机关党建工作的条件进一步改善。各地纪委常委会十分重视机关党建工作,在改善工作条件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市县纪检监察机关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基本上由纪委一位副职担任,有的还配备了专职机关党组织副职,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
二、新形势下纪检监察机关党建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随着纪检监察事业的不断发展,新的形势给机关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大家普遍认为新形势下机关党建工作创新较难,机关党的工作思路需要进一步拓宽,履职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尤其是机关党组织在服务经济建设中心,围绕委局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作用方面缺少有效办法。主要表现在:
(一)机关党的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基础工作需不断夯实。从调查中了解,少数市、县纪检监察系统机关党建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没有认识到建强建好机关党组织的重大意义,在实际工作中存在重业务轻党建、重工作轻思想的现象。部分市、县纪委很少专题听取和研究机关党建工作情况,对机关党建工作指导在减弱。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有个别市、县机关党建工作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久而久之,机关党组织建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普遍存在。传达指示、照本宣科成为机关党组织开展工作的主要形式,不能按照党章规定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机关党的建设被作为可有可无的附带性、枝节性的工作。机关党建工作与纪检监察工作形成“两张皮”。因此,如何加强机关党建工作,真正把机关党的建设与纪检监察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还有待作深入的研究。
(二)机关党组织班子配备比较薄弱,组织制度不够完善。一是有部分机关党组织班子配备不健全,支部班子成员只设一名组织委员的有3个支部,占受调查机关党组织的6%;设组织委员、宣传委员2名的有5个支部,占受调查机关党组织的10%;班子成员3名的有16个支部,占受调查机关党组织的32%;二是机关党组织副职配备绝大多数是兼职的,未配备机关党组织副书记的有22个支部,占受调查机关党组织的44%。有些机关党组织副职的兼职,也是兼而不管,影响了机关党组织工作的正常开展;三是有20个支部未建立支部书记例会制度,占受调查机关党组织的40%。同时,对机关党组织考核,缺乏制度规范,目标考核“形同虚设”,工作机制不够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使机关党的工作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受到影响。
(三)机关党组织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力度需加大,发展党员工作有些薄弱。近年来,部分市、县纪委机关党组织新党员的发展势头有所减弱,对培养青年入党的积极性有所下降,发展党员工作中理不直、气不壮的现象比较普遍。据调查统计,2005年以来,三年时间中,50个市、县(市、区)纪检监察机关党组织中共发展党员74名,占1863名党员总数的3.9%,平均每个机关党组织发展1.4名党员。其中,有9个市、县纪委机关党组织,三年中未发展一名党员,占受调查机关党组织的18%;只发展党员1—2名的有28个支部,占受调查机关
党组织的55%。个别机关党组织对发展党员只履行一下程序,教育培养工作滞后,使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得不到及时培养和教育。
(四)机关党组织教育载体难创新,教育形式不够丰富。习惯用“一把钥匙开多把锁”,甚至是“一把钥匙开百把锁”的教育方法,形成了机关党组织单向、单
一、单调的教育方式,影响了党员教育的效果。主要表现在:第一,机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针对性不够强。主要是内容空泛,实际教育效果欠佳。第二,机关党组织教育形式沿袭传统的方法较多,适应新形势的创新的方法较少,读报念文多,缺乏新意,教育效果不够明显。第三,现阶段机关党建学习教育内容已不能满足机关党员思想多元化需求。对机关党员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够,创新手段缺乏,教育内容枯燥,已不适应形势发展对党员教育模式改革的实际需要。虽然这几年来,机关教育活动年年都搞,有主题,有要求,有载体,程序也到位,但就是效果不够明显。如何巩固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作风建设年”教育活动的成果,建立健全保持机关党员先进性和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如何发挥机关党组织在纪检监察全局工作中的保证作用;如何找准机关党建工作与“两创”总战略的结合点;如何进一步提高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力;如何促进机关和谐,提升凝聚力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对党员教育载体重新认识,加以研究创新,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加以解决。
(五)机关党组织生活制度不健全,党员监督管理比较薄弱。近几年来,机关党的组织生活出现逐年下滑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是“三会一课”制度坚持不够好。未召开党员大会的有3个支部,占受调查机关党组织的15%。只召开3次和3次以下的有21个支部,占受调查机关党组织的42%。存在组织生活娱乐化和特殊化的倾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尚未形成,民主生活会质量还不够高。与纪检监察工作相比,机关党建的阵地建设也相当滞后,多数党支部没有党员活动室、党员阅览室等,一些机关党组织活动经费难以保障,开展党的活动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二是机关党组织民主生活会制度不健全。机关党组织不过一次民主生活会的有2个支部,占受调查机关党组织的4%;组织生活不正常的有3个支部,占受调查机关党组织的6%;领导干部未过双重组织生活的有3个支部,占受调查机关党组织的6%。三是市场经济对党员思想观念带来负面影响,物质利益对党性原则的冲击大大增加。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动摇,价值取向物化,宗旨观念逐渐淡化,思想作风不够过硬,模范作用不够明显。有的党组织对党员教育缺乏实效,履行党内监督管理能力不够。
(六)机关党建工作缺少思路,缺少创新。机关党组织负责人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现象。部分机关党组织对开展机关党建工作认识不够到位,满足于“就党建抓党建”的状况,缺乏开拓创新,缺乏新意,很少探索机关党建工作的新机制、新思维、新举措,使机关党建工作缺乏生机和活力。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部分机关党组织负责人忽视党务工作,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业务工作上,不愿意在机关党建工作上多花心思,使机关党的建设任务难以落到实处,作用被忽视。个别党务工作者认为,机关党组织缺少人权、事权,上有常委会,下有室主任,机关党的工作可有可无。把机关党建工作作为“额外负担”,认为机关党建工作做多了,怕越权越位,被人误解。因此,对机关党建工作研究不够,精力不集中,号召力、战斗力、创造力缺乏。
另外,从组织机构上看,机关党务工作者大部分是兼职,精力不够集中。有的机关党务干部对自身从事机关党建工作缺乏光荣感、责任感。机关党务干部与外部交流较少,思想观念等相对较为封闭,谋划机关党建工作全局,放眼长远,准确把握新形势的能力相对欠缺。党务干部队伍“后继乏人”现象有所显现。目前,纪检监察机关任务重,人手少,加上部分同志不愿从事机关党建工作,导致党务干部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机关党组织多数由副职兼任,也容易出现工作监督的真空。
三、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机关党建工作需把握好的关系
机关党组织工作是一项党的基础性工作,它的显著特点是机关党组织属于基层组织,不是机关的领导机构,其职责有自己的特点,从加强和改善机关党建工作的角度来看,机关党组织在履行好协助、监督职责,充分发挥机关党组织作用的同时,必须正确把握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好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与纪检监察工作的关系。纪检监察机关是党的专门监督机关,它承担着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重要任务,因此,机关党组织要坚持围绕中心工作、目标和要求制定机关党建工作计划,注意发挥机关党组织联系群众、协调各方的作用,使机关党组织在纪检监察各项活动中提高地位、发挥作用。市、县纪委特别是常委会也要为机关党建工作开展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每个基层党组织、每个党员。同时,要指导机关党建工作,贴近中心,围绕中心,服务中心,使机关党组织成为完成纪检监察工作的推动者、促进者,为激励党组织和党员反腐倡廉建设作出贡献。
二是正确处理好机关党组织与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的关系。机关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党员同机关党组织的关系保证了机关党组织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机关党组织建设中,党员主体地位是党的一切活动的主体。在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实践中居于自主、积极、主动的地位,党内事务能够充分体现党员的意志。因此,从政治关系上看,应着力于处理好机关党建工作中党员主体地位与机关党组织领导,党员主体地位与机关党组织权威的关系。这是党员主体地位确立过程中的几个重要关系,机关党组织在正确引导和把握的同时,只有切切实实地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激发党员的主人翁意识,才能使机关党组织与党员主体相得益彰,互为作用。机关党组织与党员领导干部的关系有着主体与客体的双重性质,党员领导干部对纪检监察业务工作承担着全部领导责任,对机关党组织的工作负有指导作用。但党员领导干部同时又是机关党组织的普通一员,应当积极参加机关党组织的活动,接受机关党组织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在个人的政治立场、思想作风、组织纪律、道德品质等方面的监督。自觉接受党组织和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交换意见,沟通思想,谈心通气,改进领导作风,提高领导本领。
三是正确处理好机关党组织与非党领导干部的关系。非党人士泛指中国共产党组织外的人士,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合作者。按照合作共事的原则和需要,安排非党人士到政府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并保证他们有职有权有责,在机关党组织和非党领导干部中,一方面,要在政治待遇方面与党员一视同仁,使非党领导干部有“家”的感觉。另一方面,机关党组织要积极关心支持非党领导干部开展工作,使非党领导干部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合作共事,为非党领导干部开展工作创造环境和条件,使机关党组织和非党领导干部形成普通、最经常的关系,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四、纪检监察机关党的建设的几点启示
做好机关党建工作和推进纪检监察事业密切相关,加强和改进机关党建工作,是完成纪检监察全局工作的重要保证,必须按照新时期机关党的建设新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机关党建内在规律,不断创新工作载体,牢固确立“围绕纪检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纪检”,使机关党建工作在纪检监察工作中,充分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研究纪检监察机关党建工作中有以下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加强机关党建工作,形成富有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的机关党组织班子。做好机关党组织建设,是扎实推进机关党建工作整体上水平的重要途径。首先,要加强机关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升班子整体水平。其次,要切实发挥好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必须配强配好纪检监察系统机关党组织领导班子,选配党性强、品行端、业务强、胸怀宽、善待人的优秀同志充实到机关党组织班子中来,激发他们工作的积
极性、主动性。同时,要针对当前机关党建工作普遍薄弱的问题,制定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党的建设工作意见,指导推进机关党建工作的开展。三是要规范机关党组织班子建设的方式方法,明确由一名委局领导兼任机关党组织负责人,并设一名机关党组织专职副书记,加强和改善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
启示之二,必须发挥机关党组织的重要作用,形成使机关党建工作在纪检监察全局工作中成为主体作用。发挥机关党组织的作用是搞好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保证,必须围绕纪检监察全局性工作,结合机关自身的特点,及时调整机关党建工作内容,拓展工作形式,改进工作方法,发挥机关党建在中心工作中的主体作用。主要从三方面的工作入手,取得突破。一是要认真落实省委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机关党的组织建设、进一步发挥机关党支部(总支)作用的意见》,以“创一流业绩、树三可形象”活动为载体,善于因势利导抓党建,善于突出重点抓全盘,善于总结经验树典型,形成进一步发挥机关党组织的作用,全面推进机关党组织建设的良好氛围。二是要着手制定《省纪委监察厅机关委员会基层党支部(总支)工作细则》、《省纪委监察厅机关党委关于改进机关基层党组织和支部(总支)书记履行“一岗双责”的意见》等,进一步建立健全机关党组织建设具体制度和工作机制,促进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规范化、制度化。三是以建立健全支部(总支)书记例会和培训制度为抓手,不断提高支部书记履行“一岗双责”的能力。建立健全党支部书记例会制度,定期分析交流支部工作情况,掌握党员思想动态,交流支部工作经验,探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途径,提高机关党委和支部工作水平。把支部书记培训列入干部培训总体规划,通过专题辅导、主题研究、以会代训等形式,对党支部书记进行培训,着力提高党支部书记履职尽责的能力。
启示之三,必须加强机关党的“五大建设”,形成推动机关党建工作的内在动力。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简称“五大建设”)是创新机关党建工作的活力源泉。首先,要建立健全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市、县纪委特别是常委会要切实履行好抓好机关党建工作的职责,把机关党建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机关党建工作与纪检监察工作一同布置,一同检查落实。常委会对机关党组织的重要工作要主动过问,切实做到用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抓好机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其次,找准机关党的“五大建设”与纪检监察事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把加强机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作为机关党建工作的主线,使机关党的建设更加适应时代要求,更加贴近工作实际,通过“五大建设”的推动和促进,推进纪检监察事业上新台阶。其三,要选好机关党的“五大建设”载体,探索多样化的党建工作载体,通过以加强思想建设促素质提升,以强化组织建设促固本强基,以推进作风建设促作风改变,以注重制度建设促规范,以狠抓反腐倡廉建设促廉洁自律,使机关党的五大建设互相作用,共同发展、共同促进,增强机关党组织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使机关党组织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从而提升机关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启示之四,必须创新机关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形成机关党建工作的重要纽带。机关党的建设同其他工作一样,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必须尊重规律,顺应规律,坚持把务实与创新结合起来,把机关党建工作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定位在为机关中心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上,使机关党建工作既能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又能始终保持蓬蓬勃勃的生机。一是要推进机关党建工作激励方法的创新。既要提高自身激励创新的能力,也要提高推动激励创新的能力,探索制定激励党员发挥作用的办法和措施。二是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载体的创新。把党员的思想政治表现纳入委厅开展的“先锋工程”的重要内容进行量化、细化、具体化,并作为年底支部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三是要推进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创新。通过开展“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贴心人”和“创一流业绩,树三可形象”等主题教育,教育引导党员牢记历史使命,树立党的意识和党员意识,努力在本职岗位上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总之,要以务实的态度和创新的勇气切实抓好机关党建工作,真正做到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确保机关党的建设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走在基层组织建设的前头。
启示之五,必须因地制宜地开展机关党的活动,形成机关党建工作的活力。要增强机关党组织活力,一是要多层次、多环节、多形式地开展组织活动,不断增强机关党的活力。机关党组织要通过组织各种健康有益、向上的活动,丰富机关党员生活,培养健康情趣。要采取定期举办歌咏比赛、演讲比赛、书画展、联欢会、运动竞赛、电脑操作比赛等方式,进一步活跃机关气氛,丰富党员生活,使全体党员干部在活动中浓厚文化氛围、提升生活品位、培养健康情趣、保持高尚追求,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二是积极组织社会公益活动。以抗灾救灾捐款活动为重点,大力开展“献爱心”活动,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新风。要健全机关党内关爱机制,帮助机关党员干部解决实际问题,增强机关党组织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三是运用灵活多样的活动载体促进党建工作,牢牢抓住机关党建主题和中心内容,开展学习竞赛、团体调研等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推动机关党的工作呈现新的生机和活力。
启示之六,必须加强创新和制度建设,形成全面落实机关党建工作制度的良好局面。抓党建既要有责任心作前提,也要有制度作保证。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需要注意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更需要注重机制创新。一是要由机关党组织“一肩挑”向全员抓党建转变。实行工作重心下移,以创新工作方式,转变服务观念,来全面推进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二是要创新工作制度,机关党组织要把思想、作风、业务建设有机结合,修订和落实机关党组织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长效管理机制就是“制度+落实”,重点是贯彻落实好省委办的两个文件精神,健全机关党组织议事规则和党内生活的民主程序。完善“三会一课”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廉洁从政制度,逐步建立机关党建工作的具体制度,促进机关党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三是要创新载体,着力提高全系统机关党建工作水平。要通过召开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会、工作研讨会等形式,强化抓党建的意识和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推动机关党的工作深入开展。
在西安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马奔代表省纪委、财政厅汇报了陕西省县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办公经费和装备配备情况;县级纪检监察机关装备发放、管理使用以及社会反响情况;县级纪检监察机关目前存在的困难、问题及建议。高陵县、周至县、渭南市、韩城市、华县、柞水县纪委的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所在市、县的情况。‘
调研组对陕西的县级纪检监察机关办公办案装备配置工作和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陕西纪检监察部门、财政部门在此项工作中所作出的努力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李林池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站在反腐倡廉的高度,继续认真对待并做好此项工作。
党的中央纪检(监察)机关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 夏东民 郭秋琴
我们党历来都把建立党的纪检(监察)机关放在重要位置。从1927年党的五大起(除“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外),我们党一直坚持由党的中央委员会或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中央纪检(监察)机关的历史演进启示我们:党的纪检(监察)机关的建设及其工作只能加强,绝不能削弱;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正确处理上下级纪委之间的关系;要注重和加强纪检机关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中央纪检(监察)机关;党的纪检(监察)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1]列宁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由党的培养最多、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最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2]。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建党理论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贯高度重视党的纪检(监察)机关建设和纪检工作,各级纪委(监委)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一、我们党历届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或党章修正案,都把党的纪检(监察)机关放在重要位置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从党的历史文献看,党的二大、三大、四大所通过的党章中(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都没有建立党的监察机关的内容。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受五届中央委托,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不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其第八章监察委员会写了四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其中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这将建立监察委员会机关最早载入党章,其意义十分重大和深远。
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第十一章审查委员会,第43条规定:“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起见,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笔者认为这里的“审查委员会”即行使中央或省县市监察委员会职责。
1945年6月11日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第八章党的监察机关,第五十六条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各该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批准之”。第五十八条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与职权,第五十九条规定:“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应该说,党的七大党章对“党的监察机关”的四条规定切实可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由于任务的转换和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严峻,建立和健全中央纪委(监委)和地方各级纪委(监委)显得特别重要和急迫。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十次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党章或部分条文修正中,除处在“文革”时的党的九大、十大外,就有八次代表大会即党的八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强调要建立、健全中央纪委(监委)和地方各级纪委(监委)机关的建设,大力加强党的纪检工作。
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第七章党的监察机关,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五十四条将中央监委和地方各级监委的选举产生、任务、领导等规定得十分具体。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八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第四十三条、四十四条、四十五条,将纪律检查机关的选举、任务、领导、职责等也规定得很具体,便于操作。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对第四十三条第三段部分条文作了修改。党的十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修正案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工作程序作了个别改动。修正案第四十四条还规定,各级纪委发现同级党委委员有违纪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报同级党委批准,涉及常委的,经报同级党委后报上级纪委批准。
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第八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第四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第四十四条明确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并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第四十五条规定:“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权批准和改变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案件所作的决定。”还规定:“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如果对同级党的委员会处理案件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请求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复查;如果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或它的成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情况,在同级党的委员会不给予解决或不给予正确解决的时候,有权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协助处理。”充分体现党的十五大所通过的党章对纪律检查机关工作的高度重视。
2002年11月14日,党的十六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职责和任务作了一些补充规定。比如,第四十四条关于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的规定中,增加了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内容,以便同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相一致。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经常性工作的规定中,增加了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和保障党员权利的内容。这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任务的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发扬党的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2007年10月21日,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其第八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十六大党章这部分的内容完全一致,没有任何修改。
二、从1927年党的五大起(除“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外),我们党一直坚持由党的中央委员会或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1927年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除选出由45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外,还选举产生由7名正式委员(王荷波、许白昊、杨匏安、张佐臣、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3名候补委员(杨培生、萧石月、阮啸仙)组成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3]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当时为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从党的五大起开始建立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之一。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修改党章,将“党的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各列一章。大会选举产生由3名正式委员(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2名候补委员(叶开寅、张昆弟)组成的中央审查委员会,主席为刘少奇[4]。这里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书记,代行中央监委职责。[5]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央党务委员会(成员仍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委员:陈云、项英、董必武、滕代远、高自立,书记是董必武。[6]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党的七大,通过修改后的新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但七大并未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执政党,中央领导机构相应进行了调整。1949年11月9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正式成立由朱德等11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任书记,王从吾、安子文任副书记,刘澜涛、谢觉哉、李葆华、刘景范、李涛、薛暮桥、冯乃超等8人为委员。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和职权是:检查中央直属各部门及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受理、审查中央直属各部门、各级党的组织及党员违纪案件并决定处分,以及在党内加强纪律教育等。[7]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组成,董必武任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瑛、刘锡五任副书记。[8]
1956年9月26日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第七章党的监察机关,第五十二条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委员会和县、自治县、市委员会,都设立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地方监察委员会由本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且经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但党的八大并未重新选举中央监察委员会。
1962年9月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全会扩大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额(委员增至61人),调整了中央监委领导成员。调整后的中央监委领导成员为: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张云逸、萧华、王从吾、钱瑛、刘锡五;常务委员:王维舟、李运昌、帅孟奇、马国瑞、袁任远、吴溉之;候补常委:王维纲、伍云甫、杨之华。[9]
“文化大革命”时中央领导机构处于不健全、不正常状态。196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向中央写了《关于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的建议》,2月写了《关于中组部中监委机关人员下放劳动的报告》。4月召开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的条款。7月毛泽东批示“原则同意”取消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善后工作由中组部业务组负责处理。[10]1973年5月召开党的十大,修改党章对中央组织没有变动。
1977年8月12日,叶剑英在党的十一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经过修改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11]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讨论并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
从党的十二大起,开始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2年9月11日,党的十二大选出132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13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王从吾、韩光、李昌、马国瑞、韩天石为书记。常务委员为马国瑞、王从吾、王鹤寿、李昌、李之链、李正亭、陈云、黄克诚、韩光、韩天石、蔡顺礼。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新党章起草工作的胡乔木就党章修改问题回答新华社记者的提问,强调在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加强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权限。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设置和权限方面,规定了地方各级党组织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比较大的基层组织设纪律检查委员会,比较小的基层组织设纪律检查委员。规定了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改变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除了受本级党的委员会的领导外,同时也受上级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这样,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组织从上到下就有了它的完整的系统,同时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限也有了重要的加强。
1985年9月18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准了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9月2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增选王德瑛、肖洪达、陈作霖、傅杰、强晓初为中纪委常委,选举王鹤寿为第二书记,韩光为常务书记,强晓初,陈作霖为书记。[12]党的十二届五中全会批准了上述人选。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在北京召开。11月1日,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2日,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批准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作霖、李正亭、肖洪达为副书记,还批准了常务委员会委员。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选出由108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19日,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批准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人选,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为侯宗宾、陈作霖、曹庆泽、王德瑛、徐青。
1997年9日12日至18日,党的十五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选出由115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19日,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尉健行为书记,韩杼滨、曹庆泽、何勇、周子玉、夏赞忠、刘丽英为副书记。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选出由121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日,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吴官正为书记,何勇、夏赞忠、李至伦、张树田、刘锡荣、张惠新、刘峰岩为副书记。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党的十七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选出由127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22日,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贺国强为书记,何勇、张惠新、马馼、孙忠同、干以胜、张毅、黄树贤、李玉赋为副书记。
第一,新形势下党的纪检(监察)机关的建设及其工作只能加强,绝不能削弱。党章赋予党的纪检机关以重要职责和神圣任务。在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以及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党的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只能加强,绝不能削弱。
第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坚持“双重领导”,既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又在上级纪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一定要坚持按党章的规定,处理好和同级党委的关系。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把处理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案件中的问题和处理的结果,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同时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党的委员会同样有监督之权。第四十四条明文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党章第四十五条还规定:“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如果对同级党的委员会处理案件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请求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复查;如果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或它的成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情况,在同级党的委员会不给予解决或不给予正确解决的时候,有权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协助处理。”党章的明确规定体现我们党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的重视、信任和支持。
第三,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正确处理上下级纪委之间的关系。纪委上下级之间有垂直领导、被领导关系。党的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第四十五条规定:“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权批准和改变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案件所作的决定。如果所要改变的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已经得到它的同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这种改变必须经过它的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强调这一点可保证纪检系统监督与被监督的规范性、程序性和有效性。
第四,要注重和加强纪检机关自身建设。纪检干部处在反腐败斗争的第一线,面临着腐蚀与反腐蚀的严峻考验,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纪律检查工作的能力,努力成为加强学习的模范、真抓实干的模范、严格自律的模范。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85.
[2]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88.
[3][4][6]王健美.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87.119.390.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7.
[7][8][9][10]李雪勤,李雪慧.新中国反腐败大事纪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1-2.44.69-70.86.
[11][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增订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4.197.374.
作者夏东民系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郭秋琴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特约编辑:胡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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