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201

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201（精选12篇）

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201 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同时期的歌曲分析

韩晗 2011010254 水利系

歌曲是一门独特的艺术，评判一首歌曲的价值，不仅要从歌曲本身的旋律、填词以及演绎它的唱功和声音效果，更重要的是要读懂它的情感。每一首歌曲都是有自己的情感的，情感是一首歌曲的灵魂，而情感的来源往往决定于那个特定的时代，所以说歌曲是时代的歌曲，它总是及时而忠实的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民族的悲欢和人民的心声。因而，一首首产生于不同时期的歌曲，往往会激活人们沉积的记忆，使得被时光的江河冲刷得淡漠了的历史变得鲜活而生动起来。从这个角度说，对不同时代所产生的歌曲进行分析与论述，不仅能引发一代又一代人对往事的回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折射出人们内心不同的声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今六十余载的时光中，一代代歌曲作家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创作精神，将时代的节奏与人民群众的心声，倾注于动听的歌声之中，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歌声中成长，也使得新中国历史进程的每一个脚步，都始终有歌声相伴随。这些被时代打上深深烙印的歌曲是不可忘却的，更是值得我们世世代代铭记在心的歌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厚重的史册是从1949年10月1日正式翻开的，一直到1966年6月初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经历了十七年的时光，就其所经历的社会历史变革而言，主要由三个阶段。成立之初的三年里，百废待兴，恢复国民经济为重中之重，期间又经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4至1957年是第二个阶段，斗争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再从1958年到1966年5月，是这一时期的第三阶段，严重自然灾害的袭扰使经济极为困难。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十七年的歌曲艺术不可避免的经历了一个在“左”思想干扰下的阴晴无常的曲折历程。在前五六年里，歌曲作者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化成对新中国、新生活烈火般燃烧的情感，所创作出来的歌曲的共同点是格调明朗、情感真挚、语言质朴、充满着朝气，给人以美的感染和力的激发，这是一些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的歌曲作品；比如《勘探队之歌》《歌唱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但在后来的几年里，由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整个文艺界处于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京，除了一些歌颂领袖内容的歌曲作品之外，不少数量的歌曲只是以配合各行各业的中心任务为宗旨，已进行政治宣传为己任，而那些个性化鲜明的抒情歌曲实际上便被排斥在外了，歌曲从多彩性与丰富性滑向了单一化。1966至1976十年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极“左”思潮又一次迅速蔓延，在音乐界，当以往所有歌曲由于产生于“文艺黑线”下而被统统埋葬，其他题材又被一律予以排斥时，对领袖的“神化”与对文化大革命的赞美，成了唯一的歌唱内容。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当正常的社会生活内容被一种狂热的革命热潮取代之后，歌曲除了被动地、机械地去配合不是变化着的政治运动，鼓励人们去造反之外，便难有作为了。于是，“语录歌”与“红太阳”颂歌的出现成了必然，正是这种从思维模式、情感模式到语言模式都千篇一律的创作方式，使得歌曲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最后竟至无歌可唱。

八十年代初，港台之风开始盛行，流行音乐正式复苏。在这个年代，改革开放让内地经济迅速腾飞，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地满足，但是国内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给国人们带来洗礼，正是这个时候，港台地区较为成熟的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大陆人们的视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爱情歌曲开始在内地竞相传播，这些在当时一直被当作“糜烂之音”而严格禁止的都市流行曲，通过歌星们的演绎，以录音带为媒介，在内地拥有了广泛的听众，同时，无论是歌词创作、音乐创作还是配器延长等等方面，都对我们当时还处于半睡半醒的歌坛，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冲击甚至是强烈的刺激。人们开始对于流行音乐痴迷，被它们变化多端的风格所吸引。于是，音乐开始步入了来之不易的自由，音乐创作和演唱水平以及录音水平都达到了巅峰，中国的音乐开始走上自由的、蓬勃的发展之路。而这一切又未尝不是有政治因素呢？香港、澳门回归在望，但是与内陆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是时代差异感都未能消除，这之间差了多少，从歌曲中便可以看出，这样意义下的回归不是真正的回归。于是，以歌曲为代表的艺术与文化开始融合，为港澳台与大陆的回归做铺垫，这样的形势造就了无数划时代的歌星，并且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重要地位，王菲、beyond、四大天王、每一个名字都是传奇。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文化快餐的兴起。当今社会音乐文化生活的全新景观已经生成，所谓网络歌曲随之出现。物质需求的满足达到了高峰，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的多元化、多品种的期待之情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种心理下，歌曲传播的多方式、多途径便成为了一种必然，网络自在其中。网络歌曲反应的是一种“亚文化”，它所体现出的作者自身的情感往往是真实的，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引起普通听众的共鸣，也正是这种原创性使得它容易在淡化歌曲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甚至是审美功能上区别于主流歌曲，因此也会引发一些非议。自然不可否认，网络歌曲问世的时间比较短促，其创作队伍也比较年轻，作品会存在一些反叛情绪，有意趋向于另类，易走入低俗与怪异。对于这些，我们需要关注其创作走向、艺术倾向，并认真进行研究与分析，警惕金钱在其中的异化，让网络歌曲成功的成为我国歌曲艺术的一方园林。

歌曲艺术天地里的春夏秋冬，深深镶嵌着我国社会的风雨阴晴。歌曲是对社会有使命的，有责任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乃至全社会的变革，都应该而且已经在歌曲上留下烙印。只有我们认真去研究了，认真去感悟了新中国六十年余载的歌曲发展变化，才能听到共和国前进途中的脚步声和人民群众的心灵颤动。

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201 篇2

一、20世纪中国艺术歌曲的产生和发展轨迹

艺术歌曲是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体, 其产生和发展必须依赖于诗歌的发展, 此乃前提和基础。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前后, 中国相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与诗歌, 此时, 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已初步具备了在文辞方面的条件。

1. 中国艺术歌曲的产生

近代中国艺术歌曲的产生有两个最为主要的因素:一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直接作用, 二是西方艺术歌曲传播的外力作用, 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封建文化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以1915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阵地, 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向封建专制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此时, 平民文学及以美育代宗教的进步思想对音乐家的创作和表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力求使音乐的内容和形式日臻完善。新诗的大量产生以及“新诗入乐”歌曲创作手法便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产物。

此外, 在西方艺术歌曲广泛传播的影响下, 学校音乐教育急需学生喜爱并乐于接受的新型创作歌曲, 特别是此时学堂乐歌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大量发展, 而此时西方音乐逐渐在学校教育中不断得到传播, 中国近代新音乐的种子自此播下。

2. 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轨迹

纵观20世纪这一百年以不同时期、不同作曲家的作品为脉络, 可以将艺术歌曲分为四个阶段。从综合角度对每个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进行分析和比较, 可以看出中国艺术歌曲的形势和内容完全取决于我国当时社会产生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

(1) 五四时期

艺术歌曲在中国开始起步的标志, 主要是产生了第一代中国作曲家, 诞生了中国第一批艺术歌曲创作者和艺术歌曲。我国第一首艺术歌曲是《大江东去》, 是由我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先驱之一青主创作的,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此期间的作曲家及代表作有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听雨》等, 这个时期的歌曲反映了当时的民风民情、时代风格、也融合了创作者的个人情感。无论是青主还是萧友梅、赵元任, 他们学成归国后, 通过填写新歌词, 运用了当时流行的曲调, 创作新歌进行推广。对民族音乐风格进行了全新的探索, 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时期的精神和人民要求反帝反封建的迫切愿望和自由民主的无私精神, 这些实践与探索为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抗战时期

进入30年代后, 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 一批艺术家们迅速成长起来, 开始活跃于中国乐坛, 代表作品有《南乡子》《思想》《我住长江头》《枫桥夜泊》《恋歌》《嘉陵江上》《游子吟》等。代表作家包括:黄自、青主、刘雪庵、贺绿汀、冼星海等。这个时期, 黄自是较早注重以我国古诗词为素材进行创作的作曲家, 他特别注重钢琴伴奏和歌曲演唱曲调的融合, 他的音乐曲调流畅优美、结构简洁严谨, 作品和声色彩丰富、音乐简洁质朴。另一个艺术歌曲创作家刘雪庵, 他创作的《枫桥夜泊》《红豆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30年代中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 人民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数量相对减少, 进去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 但仍有一些作品问世, 由于抗日热情的高涨, 大量反日本侵略者的群众歌曲诞生了, 这些作品为艺术歌曲的创作技巧和新思路的探索做出了贡献, 贺绿汀的《恋歌》《夜思》, 冼星海的《游子吟》《老马》等。

(3) 建国初期

在此期间, 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是在较为漫长曲折的过程中发展前行的, 由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 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艺术方针, 在此方针的鼓舞下, 音乐工作者用独特的艺术创作角度创作了大量体现时代精神和情感体验的歌曲。例如丁善德的《爱人送我向日葵》《蓝色的雾》《找矿》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一批带有特定历史烙印的优秀歌曲出现了, 其中以田光、傅晶创作的《北京颂歌》为代表, 开拓了艺术歌曲的新风。总的来说, 这一阶段的艺术歌曲创作处于相对沉寂的的时期, 中华民族也处于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

(4) 改革开放时期

80年代后,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的音乐艺术迎来了全面的复苏, 随着高等院校恢复招生, 中国艺术歌曲开始了新的创作征程。在此期间, 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也焕发了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 产生很多优秀歌曲。例如罗忠镕创作的《涉江采芙蓉》是中国第一首序列音乐作品, 它采用调性、无调性相结合的方法, 同时又在其序列结构中隐含着我国五声性旋律, 突出了和声色彩, 写作技法堪称一大创新, 中国艺术歌曲得到了空前繁荣的发展。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20世纪中国艺术歌曲的美学特征

1. 歌词多采用文学性强的诗词, 具有意境美

德奥艺术歌曲中的歌词皆是以名家诗句作为文本, 从而使歌曲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 在歌曲创作中将歌词与音乐浑然一体, 形成“诗化的精神”。中国的艺术歌曲也多采用名人诗词了作为创作文本。二十年代初期处于我国艺术歌曲萌芽阶段, 我国音乐家在歌词的创作上吸收借鉴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创作手法, 且大部分运用古典的诗词歌赋作为歌词。譬如音乐家刘雪庵创作的《红豆词》、青主的《大江东去》等。此外, 中国的艺术歌曲还使用白话文诗词作为文本, 如国学大师赵元任创作的《海韵》中就运用了白话文诗歌。

艺术歌曲相较于其他歌曲形式, 在美学的要求上, 更注重歌词的意境, 需要通过深刻的文学内涵和独特的意向, 激发创作者的创作热情。歌曲中的形象, 倾注了创作者的审美情感, 呈现出中国传统美学思维中的意境美的特征。

2. 旋律优美抒情, 具有民族美

艺术歌曲传入中国, 和其他音乐形式一样, 都要面对中国音乐家们将传统文化与艺术相融合的过程。中国艺术歌曲的作曲家们深谙民族责任感的重要性, 因此在创作中有意地追求民族风格的体现。赵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在旋律上采用了五声调式, 突出表现了民族风格, 钢琴的声部也以五声性为主。有些歌曲直接运用民歌中的特有元素来创作, 这类歌曲不但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在歌曲结构上也运用了德奥的音乐创作手法, 给观众以耳目一新之感。近代的作曲家不断学习西洋技法, 同时不断发觉民族音乐的精髓, 创作出众多优美旋律与民族风情兼具的作品。正是由于这种民族美, 使得中国艺术歌曲在世界的音乐舞台上独树一帜。

3. 伴奏意境深远, 具有艺术美

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的地位和声乐旋律向来同等重要。钢琴伴奏不只是起和声和节奏衬托的作用获一味处于重属地位, 往往使用特定的音型或更复杂、更精致的织体来表现歌曲的意境与内涵。歌词含义与钢琴伴奏的完美结合是艺术歌曲完美演绎的保证。例如晓光作词、徐沛东作曲、余卓群配伴奏的《乡音乡情》的伴奏织体前半部左手用八度音支持右手用分解和弦形式, 其和声的节奏与音型的分组是一致的, 两拍为一组音型.并用同一个和弦, 一小节中基本是两个和弦, 且有规律的变换, 在歌曲后半部伴奏织体仍采用分解和弦形式, 但转到左手进行弹奏, 右手在高音上弹出主旋律。这种伴奏效果节奏律动较快, 音乐效果透明而柔和, 所以表达的情绪开阔, 越能更好的表现歌曲所蕴含的感情, 体现了艺术美。

总之, 通过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歌曲发展的回顾, 我们看到了其发展的前进与曲折, 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创作者们都没有放弃, 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探索, 才有如此丰富的艺术果实展现在我们面前。如今, 中国艺术歌曲仍需要不断的延伸与传承, 才能承载更好的音乐文化未来!

参考文献

[1]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

[2]李曙昵.中国艺术歌曲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9.3.

20世纪初中国声乐发展概述 篇3

一、20世纪初20年的声乐发展情况

清末光绪变法维新时,西式学堂兴起。20世纪初,从国外归来的沈心工、李叔同等人,用外国现成的流畅动听的曲调添上中国歌词教学生演唱。这就是近代音乐史上的“学堂之歌”。此外,外国宗教音乐在我国的传播占据着重要的渠道,一般只要有教堂,就会有教会学校,也就会有宗教活动必备的唱诗班,而唱诗班的成员大多都是由教友组成,演唱一些圣歌、清唱剧等。但教授唱歌的老师不一定都是专业老师,因此,多数都是较简单的儿歌或较有趣味的歌曲。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演唱艺术的先声。

总之,从20世纪初直至20年代以前,在学堂、教堂和新式军队中都有唱歌活动,但没有专业声乐教育。当时的人们在观念里认为学唱歌就是学会把一个调安上词,或者把一段词唱成一个调子。

二、20世纪20年代的声乐活动

1920年,周淑安女士从美国学成归来,在广东省女子师范开设了声乐课,这是中国最早的美声教育课堂。此后,她又先后在上海中女塾、厦门大学、上海国立音专任教。周淑安女士在教授声乐课的同时还指挥合唱,有《纺织歌》《坚劲歌》等多首声乐作品。

在北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活动的创始人萧友梅先生,1920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展音乐教育活动。当时,他身兼三职:一是负责北大附属传习所,二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主任,还兼任北京艺专音乐系主任。北方军阀撤销了北京高等院校中所有的音乐课,于是1927年,蔡元培和萧友梅在上海创立了我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声乐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燕京大学迁到海淀后建立了音乐系。30年代初,范天祥夫人开始在燕大教声乐课,她最早的学生有杨荣东、刘俊峰、祁玉珍等。燕大还有一个声乐教师叫史密斯夫人,后来还有一位意大利撒埃迪夫人也在燕大教过声乐课。范天祥夫人的音乐审美比较古板,较着重于古典和浪漫派前期的歌曲,而史密斯夫人所教曲目的范围很广。

北京40年代的歌唱家有:男高音沈湘、吕培生。女声演唱家有池元元。沈湘的演唱具有很强的戏剧性,音色辉煌;吕培生属于抒情男高音,音色优美,曾唱过《女人善变》《小丑》等歌剧的选段。

30年代中期,一些大型清唱剧主要有外国人演唱。40年代以燕京大学毕业生为主的歌唱演员,在公理会礼堂演出了《弥撒亚》,领唱为祁玉珍、伍文雅、刘峻峰、杨荣东。1944年,周冠卿和杨荣东翻译和组织排练了完全由中国人演出的《创世纪》,从此以后几乎每年春天演出《创世纪》,冬天演出《弥撒亚》。

在天津,30年代,南开中学有个歌咏团,后来南开被炸,合并到了工商附中。工商附中有个管乐队,加上天津宗教界的圣乐演出,便形成了很好的音乐艺术氛围。天津最早学习声乐的人有王纯芳和刘海皋。刘海皋是著名钢琴家刘诗昆的父亲。

30年代,上海国立音专培养的早期声乐毕业生有:满谦子、喻宣萱、胡然、劳景贤、斯义桂,刘震汉、周小燕以及蔡绍序等等。上海国立音专在30年代产生了一批中国艺术歌曲,有黄自、应尚能、周淑安等人的合唱作品《长恨歌》《抗敌歌》《旗正飘飘》等,独唱曲有应尚能的《我侬词》黄自的《思乡》《花非花》,青主的《大江东去》等等。

四、抗战期间国统区的声乐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国立音专的部分师生转移到重庆,建立了国立音乐学院。陈立夫担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在重庆浮屠关有音干班,四川江汉有国立剧专。这些学校都开设了声乐专业课。教员有应尚能、斯义桂、谢绍曾、胡然等。重庆也培养出不少声乐人才,如胡雪谷、徐家生、江新美等。很多人都成为五六十年代的声乐演员及教学骨干。

五、延安、东北地区的声乐发展

抗战时,延安的鲁艺有专门的声乐教育,冼星海是系主任。党中央的演出任务都有鲁艺来完成。东北地区的声乐发展受俄国和日本的影响较大。鲁艺从延安迁到东北以后开设了很多课程,除了由外国人任教外,还有老艺人教民歌。

百年中国声乐的发展,时时处处表现出近、现代中国人的命运、情感以及现实生活对声乐艺术的需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期待中国声乐艺术能够更加丰富并繁荣发展。

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201 篇4

(20分钟 30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5分,共15分)1.针对党内“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述,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所说的红色政权,最先建立的是

()A.中央革命根据地

C.川陕革命根据地

B.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D.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解析】选B。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军到达井冈山地区,1927年,建立了中国革命第一个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2.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党开始也是不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把城市工作放在第一位,农村工作放在第二位。”此处的“开始”是指()A.国民革命时期

C.抗日战争时期

B.国共对峙时期 D.解放战争时期

【解析】选A。此处的“开始”是指我们党还不懂得农民工作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性时期。国民革命时期我党还未意识到农民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性。

3.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为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在中央领导集体内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思想。能体现这一思想的著作是()A.《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C.《论人民民主专政》

B.《新民主主义论》

D.《论十大关系》

【解析】选D。根据材料“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应为1956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于国共十年对峙时期(1927—1937),故A错误;《新民主主义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故B错误;《论人民民主专政》写于1949年,故C错误;《论十大关系》写于1956年,故D正确。

二、非选择题(15分)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毛泽东的最大功绩在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最大愿望在于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毛泽东的最大贡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材料二 在西方世界日益关注中国的过程中,《时代》周刊是最典型的代表。毛泽东于 1 1949年3月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1)材料一中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其开创的民主革命道路指的是什么?(4分)(2)材料二中《时代》周刊将毛泽东列为当时封面人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什么?有何现实意义?(11分)【解析】第(1)题较简单,注意限制语“民主革命道路”;第(2)题要注意时间“1949年3月”和限制语“当时”,对“现实意义”的回答要全面。答案:(1)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2)原因:毛泽东领导人民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即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引发中国社会的巨变。成果:毛泽东思想。

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 篇5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历史。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是作为近代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一个组成部分而发生的，37它也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这个社会自身的自然演化的结果，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欧洲国家现代化过程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重演。中国首先是被西方列强凭着它们的坚船利炮拉进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现代化最终又成为中国面对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一种自我选择。中国的现代化伴随了这个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实践，伴随着这个民族100多年来富国强兵的梦想。中国近代以来的秩序和法治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显现了其特点，并且也只有在这一大背景下才可能理解。

首先，这意味着，中国面临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必须“变”。或者是主动的变，或者是被动的变，无论如何她都不可能依赖旧方式，维持现状，独立在世界的现代化之外。的确，当外敌侵来，连老祖宗的国土都守不住了，还谈什么老祖宗之法呢(康有为语)。因此，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直集中关注的是“变法”的问题，要“改造中国”，使中国能够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以各种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改良、维新、革命、战争、改革无不打上这一烙印。即使本世纪末最后2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放在这个背景下，也是这一历史的延续，是这一民族之梦想的延续。

但是，尽管称之为变“法”，而实际的问题又决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或者是仅仅靠法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尽管其中有法律的因素。变法不仅意味着要发展工商业、发展经济、建立新式军队，而且要创造富国强兵得以实现的一整套社会条件：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学科体系和知识传播制度，变革官制，移风易俗，使小农经济下的每个人都被整合进入这个巨大现代化工程，成为现代化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全面的秩序破坏和秩序重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整体的.变迁。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要“全变”和“尽变”。而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要确认社会秩序，转借孙中山先生的话就是，法律是被当作一种“建国方略”，而不是“治国”方略。因此，“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的理论在中国传统的“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的“法”文化传统之中很快得到接受，并进入社会实践。38法律所扮演的角色，就总体来看，就是要推进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全面改造和重新构建。即使在最讲求“法治”的情况下，也只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来推进这一现代化工程。

这也就意味着，变法是与现代国家的重建、国家权力的必要扩张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历史的不可重复性，我们今天已无从判断，中国社会内部是否可能自发地、演进式地实现现代化，形成新的适应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秩序和制度。但至少可以从社会的基本秩序必须从社会内部中产生出来、其基础是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一点推论说，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至少不可能在短期内自发地演化出现代的工商社会，形成相应的秩序。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无须一个权力结构，无须权力的支撑，一个社会可以通过“无为而治”或“自由放任”就可以自动地在短期内实现“全变”。因此，变法意味着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要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要将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网络或触角向下延伸(从清代的县延伸到乡村)，要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在每个人的心中建立一种民族国家的认同。

还必须注意，这一宏大的现代化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20世纪的世界格局也不允许中国按照既定的方略从容不迫地细致展开和落实。在20世纪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不仅必须根据国际格局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方略和计划，同时，作为一个后进国家，中国要想救亡图存，要想“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想赶上和超过世界

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201 篇6

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作用

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使中国从物质到精神、从经济到政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哲学从传统的经、史、子学发展成为足以与西方哲学对话的现代学科;中国人从在封建专制社会形成的依附性十足的“东亚病夫”转变成为自主自立并与西方人平起平坐的东方巨人;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且濒临灭亡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进入小康水平并向现代化迈进的东方大国.这一切变化除了靠中国自己的努力之外,西方哲学也起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启蒙和引导作用.

作 者：郭庆堂 孟伟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经法学院,山东聊城,252059刊 名：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CHE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EDITION)年，卷(期)：“”(3)分类号：B2关键词：西方哲学 现代转型 催化 启蒙 引导

20世纪中国钢琴音乐发展初探 篇7

一、萌芽时期

1914年5月22日,美国康乃尔大学的风琴钢琴演奏会上演出了赵元任为风琴改编的中国曲子《华八板与湘江浪》。这首牙牙学语般的小曲预示着我国钢琴音乐创作的萌芽。1915年1月,赵元任又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其创作的《和平进行曲》。这是迄今为止有案可査的第一首公开的中国钢琴曲。

这是一首进行曲速度的钢琴小品。音乐形象坚定有力、富有生气,结构严谨,材料集中,但风格却完全是西洋的。乐曲的和声严格规范地沿用了西洋的传统和声,这样的作品,在西洋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法刚刚传入中国不久的时期,已称得上是学习、模仿的成功之作。

此后,1916年肖友梅的《哀悼引》作品24、1917年赵元任的《偶成》、1919年赵元任的《小朋友进行曲》、1921年李荣寿的《锯大缸》、沈仰田的《钉缸》等作品相继问世。这些早年由中国作曲家写作的钢琴曲尽管尚有许多局限,却开创了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初,在模仿的基础上,出现了探索性的作品——老志诚1932年的即兴之作《牧童之乐》。作曲家在西洋传统和声的基础上运用了四、五度叠置的和弦和平行四度、五度进行等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技法。乐曲一开始的引子便以平行模仿竹笛声奏出了具有北方色调的山歌旋律,并配以四、五度叠置的和弦。这一小段建筑在羽调上的音乐,鲜明地显示出它的中国民族特性。在乐曲进行中,作者又多次反复运用了类似技法,使这首题材自由的钢琴小曲具有不同凡响的风格。《牧童之乐》及与之同时出现的江定仙的《摇篮曲》,为欧洲音乐理论和中国传统风格的结合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二、初步繁荣时期

经过近二十年的学习、模仿、探索,1934年贺绿汀成功地创作了《牧童短笛》。它标志着我国钢琴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期——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历经三十余年,期间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种体裁的钢琴作品多达三百多首(部)。此时,不少中国作曲家已能熟练运用欧洲古典时期、浪漫时期的创作技法,写作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作品。当然,与世界音乐发展的情况相比,这一时期我国的钢琴音乐创作尚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西方20世纪以来涌现出的各种新理论、新技法在我国音乐界基本上受到否定。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钢琴音乐的创新和发展。尽管如此,在这三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我国的作曲家们还是努力在更广泛的领域里进行着新的、多方面的尝试。

初步繁荣时期的中国钢琴音乐作品根据其内容、气质和社会历史演变的关系,可以以建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祖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斗争岁月。作曲家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着共同的努力。《花鼓》的作者瞿维,在解放区艰苦的条件下,用钢琴鼓舞着人们为全国解放而斗争。他写的钢琴独奏《花鼓》以安徽民歌《凤阳花鼓》为主题,成功地将民间欢庆的“秧歌点”锣鼓节奏贯穿其中,首尾呼应,把人们带到了解放区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的场景中去。又如作曲家丁善德,则是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用钢琴音乐迎接祖国光明的到来。他在1954年创作了钢琴组曲《春之旅》。组曲第一首标题是《待曙》,以急促的音调手法表现了渴望光明的迫切心情;第四首《晓风之舞》则充满了活力喜悦的心情,特别是最后一声明净清亮的刮奏,好像告诉人们,寒冬总会过去,春风即将吹拂祖国大地,寓意深刻。此外,这一时期还有贺绿汀的《摇篮曲》《晚会》、丁善德的《序曲三首》、邓尔敬的《儿童钢琴曲四首》、陈田鹤的《序曲》及桑桐的无调性钢琴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等中国作品,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尝试性的创作,促成了以后中国钢琴作品的迅速发展。

第二阶段,人民当家作主,政局稳定,社会繁荣,生活充满了欢乐和希望,这一切为钢琴音乐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丰富的素材,一批迅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曲家与老一辈音乐家一起,以多种尝试、创作实践,促使我国钢琴音乐创作事业蒸蒸日上,形成了初步繁荣的局面。在这一阶段中,涌现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新作品。如丁善德1950年以新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第一新疆舞曲》,巧妙地运用了变化和复合节奏;桑桐1952年写的《内蒙古民歌主题小曲七首》以朴实、单纯的手法对内蒙民歌进行了音乐处理;丁善德1953年创作的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反映了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新一代的精神面貌,形象鲜明,时代气息浓郁;孙以强1962年创作的《谷粒飞舞》成功地将西方托卡塔的技法与中国的民族音调结合在一起……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发展和丰富了我国民族调式与和声,但究其创作手法,基本上尚属于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稍有突破性的创作。这个阶段的钢琴作品不仅出现了大量引用民歌旋律为创作素材的情况,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各种题材的改编曲,这些作品将已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的民族器乐曲、群众歌曲、歌剧、舞剧的音乐改编成钢琴曲。如储望华根据民族器乐曲改编的《翻身的日子》,王建中和储望华分别根据群众歌曲改编著的《大路歌》和《解放区的天》,江静根据歌剧《白毛女》改编的《红头绳》,金响根据歌舞剧《刘三姐》改编的组曲《刘三姐》等。由于它们便于群众接受,大大促进了钢琴音乐的普及,同时也推动了我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发展。

三、创新发展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声春雷,驱散了人们心头的阴影,我国钢琴音乐创作重新获得生机。随着对“左”的思潮批判以及各项政策的落实,许多学习新技法、具有浓郁民族风格而又独树一帜的钢琴作品纷纷问世。

1979年,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奏响了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时期的“序曲”,在作曲技法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山林》的各乐章主题都是以苗族“飞歌”的风格特征为依据,并运用了富有想像力及色彩性的和声,从而构成了乐曲浓郁的民族个性与气质,成为一部充满诗意、富于幻想的代表民族风格的钢琴协奏曲。

汪立三的《东山魁夷画意》则以他的创作实践和大胆的开拓精神加速了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技法、创作风格方面的演奏速度,迎来了我国钢琴音乐的创新与发展时期。《东山魁夷画意》以日本现代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四幅同名画作主题,以作曲家丰富的想像、强烈的情感和20世纪的新颖技法,精心构思了一部独具一格的钢琴组曲。组曲的前三乐章《冬花》冷峻,《湖》深邃,《森林秋装》采用了浓郁的日本民谣风格的音调和节奏,全曲清新典雅;第四乐章《涛声》是组曲的高潮,他将庄严的古典风格的主题与日本调式音调交织在一起,用了大量的不谐和音,成功地刻画了中国古代英雄的精神境界,描绘了鉴真大师战胜艰难险阻,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历史事件。

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201 篇8

站在世纪之交回首过去100年的中国政治生态，没有比国民党和共产党更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比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交锋更激烈的意识形态。

一、民族主义问题

在1900年前后，一些事件有力地刺激到中国四亿乡巴佬的心灵深处，中日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洋人在中华大地横行。这一切一切，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原来在山东一带活动的大刀会和小刀会，本来还在干着一项兄弟阋墙的大业---反清复明，在这一背景下，迅速改成扶清灭洋的共御外侮政策。虽然到今天，许多人还在抨击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以中国人为主）和极端民族主义（以西方人为主），但非常明显的是：国共两党都从中吸取了重大教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为首，共产党要穷毕生精力推翻三座大山其中就有一座是帝国主义，这大概是一切成熟的中国政治家都不能漠视的民众意愿，如果说国共两党曾经有什么地方取得高度一致的话，反帝算是一桩。

二、外国盟友问题

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国民党是先驱者，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从依靠西方到联俄联共，从暗杀、依靠会党军阀到发动民众自组革命武装进行北伐。孙中山先生要积四十年革命经验，才知道必须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来共同奋斗，而且最后才证明这个民族就是苏联，临终还特意给苏联人留了一份遗嘱。而毛泽东一开始就有条件来思考：“中国人急切地向西方那些先生学习，可为什么先生总是要打学生？”这样的问题。而完全不必像国民党大佬陈其美那样，枉费心机地跑到上海汇丰银行门口去干等几个小时，试图阻拦“五国善后大借款”签字。

苏联也的确没有辜负国民党的期望，黄浦军校的建立，武器装备供应，甚至党组织如何建立都一一给予支持。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软硬兼施地要求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时，共产党人要说是一点意见没有，那是不可 1 能的，看一看张国焘《我的回忆》就知道了。据笔者推测，当时苏联之所以出此下策，主要可能是基于苏联刚刚成立，在世界上极端孤立，急于找到盟友，是明显的---“信仰诚可贵、盟友价更高”---商人势利主义。共产党当时只有几十个党员，而国民党却有50000党员，虽然孙中山当时被陈炯明赶到上海，但仍然是中国最有希望的革命势力。后来国民党人抱怨苏联更加重视冯玉祥的“首都革命”，也是基于同一理由，冯玉祥手上有军队，更有希望执政从而是可能性更大的盟友，所以值得更加关注。

三、共产党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共产党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下蹦出来的吗？不是！是在国民党的大力帮助之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来的。

国民党主要走的是上层路线，而共产党走的主要是下层路线。上层路线比较简便易行，所以革命能够迅速成功。共产党走不通捷径，只好深入农村打持久战，搞农村包围城市。由于农民在旧中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就可以说赢得了一切，国民党失去了农民的支持，所以最终难以保住得到的一切。

值得指出的是：共产党也并不是一开始就重视农民革命的，在城市里进行有组织的合法斗争的思想，一直在共产党早期占主导，这既有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也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毕竟共产党也是普通人，也有好逸恶劳的秉性和低投入高产出的功利计较，也喜欢呆在城市而不愿意呆在闭塞的乡村。然而，这一错误路线终于得以纠正，其功劳应该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名下。因为在1927年的上海“分共会议”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拿起屠刀一通乱杀，陈独秀和张国焘终于不免纷纷垮台，最终在一大会议上的书记（即写笔记的人）毛泽东终于成了共产党的一把手，从此中国农民革命逐步进入一个星火燎原的时期。金庸的小说中有一回题为“古来成败原关数、天下英雄大可知”，信哉斯言。

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割据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都是在国民党倾尽全力帮助下才找到的。

武装割据就是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两大步骤，为什么要搞武装割 2 据呢？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举起屠刀，没有武力抵抗就没有生存，完全是逼上梁山。为什么选在农村那是因为在城市已经无法立足了。

统一战线就是跟国民党争夺同盟军和中间力量。直到今天台湾还有很多人，认为统战就是等同于欺骗，这一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仅就欺骗而言，恐怕不能说共产党的骗术超过了国民党，想想看当时共产党才有几张报纸，才有几个能力强的演说家、鼓动家，毫无疑问优势是在国民党一边。但国民党坚决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放弃“扶助农工”的基本政策，扬弃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土地国有、地权平均”的理想；放手让共产党自由发挥，从减租减息到分田分地，率由共产党独占知识产权，直至全国农民把共产党视为“大救星”而后止。最后，国民党反动派被共产党得意扬扬地称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夫，其统治基础被共产党侵蚀待尽，连小地主和小资产阶级都跟着共产党走了，已经形成了“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的一边倒局面。然而共产党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再接再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据当时深入解放区的西方记者报道：共产党不仅发动穷人斗争富人，而且还发动激进的年青人斗争保守的老年人，发动妇女斗争在家里作威作福的先生。几乎整个社会都被共产党控制在手里，这个境界也是旷古未闻的。可以说共产党的战斗力已经达到了“以此攻坚何坚不摧、以此制敌何敌不克”的地步。后来一些美国人质问另外的美国人：“是谁丢失了中国”，这种自居救世主的心态是多么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毛泽东1946年在回答美国记者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提问时，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连威力无比的原子弹都被他老人家看成纸老虎，这就大有商榷余地了），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毅然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虽然农民感激共产党给自己分田，但在其他方面并不佩服共产党。当时东北农民在新开岭一仗之后，感到难以置信，“共产党竟然把国军给打屁了”，这才觉得共产党有点了不起。衷心感谢我最伟大的老乡林彪，如此迅速地打嬴了辽沈战役，把内战由原来预计的8年时间缩短到5年时间（根据毛泽东的预计）。同样还要感谢粟裕和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一班乡巴佬，在同样难以置信的情况下，3 打赢了淮海战役，使解放战争最终缩短到3年时间，5亿民众少受了多年的苦痛和煎熬。更要感谢国民党主流派，勇敢地以自己的无能证明了共产党的能力。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反省徐蚌会战时说：战略错误大于战术错误，战术错误大于战斗错误。不管怎么说，国民党主流派由于错误不断，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致力于缩短内战的进程，也算是功在社稷。

党的建设也是明显以国民党为反面教材的。根据共产党的经典说法，在国民党内，一民主义者、二民主义者大有人在，三民主义者少得可怜只有极少的革命派。所以共产党极其重视组织的纯洁性，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教育和改造运动，一些非常激进的家伙还搞了几次小清洗。蒋介石对民主人士不仅当面开枪而且也在背后开枪（暗杀），滥发钞票大打内战不顾民众死活，民主和民生是万万谈不到了，但还算是个中国人有点民族气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民主义者”。1949年以后，国民党主流派转进台湾，今天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以标榜自己是日本人为荣，民族精神荡然无存，把民生主义全部放弃并美其名曰商业自由，并极力标榜民主，考虑到他所激起的非同凡响的民粹主义，几乎算得上是一个“二民主义者”。和老蒋相比，进步不可谓不大。

四、关于对中国农民正确认识的重要性

“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比较稳定而较少变化的一条理想。在过去100年中，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比毛泽东对此领会得更深刻了，这大概是毛泽东能够从侪辈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在中共产党内，林彪无疑是一个佼佼者,但他没有认识到五亩地的重要性，因而产生过“红旗究竟能够打多久”的疑问，1930年毛泽东写了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去坚定他的革命立场。直到七十年代林彪垮台，还有人把这件陈年旧事翻出来，说林彪曾经是一个可耻的动摇者。其实真正像老毛那样英明的又有几个，试想如果国民党内锐意进取的英豪，当初看到这一点，不要说实行台湾那样的“耕者有其田”计划，更用不着分田分地，只要搞一搞减租减息（而不是保甲连坐），恐怕共产党的星星之火，按照其本来的发展趋势，是更加容易被扑灭而不是相反：更容易燎原。

由于林彪对“五亩地”的认识不足，所以终其一生也只不过升任副统帅。培根说得好“知识就是力量”，国民党在至关重要的方面，存在知识的欠缺终于导致转进台湾后的再次垮台。

后来林彪率领共军，建立不世军功，从东北打到海南，打得许多国军高级将领英名扫地，被称为“战争魔鬼”。主要就是得益于他后来注意了这一点，在东北决战之前，土改已经进行得很好，有三千万亩土地已经被分给农民了。翻身农民“踊跃”参军，这个“踊跃”来之不易，尤其值得书写一笔。据八十年代大陆出版的一些出版物披露，当时东北农民有了地以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已经伸手可及了，从军意愿比较低落。共产党就派马列主义老太太打头，小姑娘大嫂子参加，组织小伙子们开动员会，逐个进行动员参军打国民党，以保卫革命果实。许多小伙子就是这样被激起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被人在胸口戴上一朵红花，敲锣打鼓欢送上前线。共产党批评国民党抓壮丁，是有道义基础的，虽然不是十分稳固。

在四平保卫战的时候，林彪手边只有三个纵队，当时一个纵队是一个旅的兵力，两年后他率军打回辽西走廊围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时，一个纵队已经是一个军了。1945年底，共产党抽调2万干部11万部队出关，到1948年底，跟随林彪入关的就有84万大军。考虑到大约有30-40万的国军加入共军（即所谓的解放兵），保守估计也有50万以上东北青年参军。共产党的星星之火就这样形成了沛然莫之能御的燎原之势。

实际上这个仗已经没有办法打下去了，老蒋曾经向宋希镰抱怨说“军队缺乏革命精神，在北伐时能够以少胜多，为什么现在有武器优势兵力优势时，还常打败仗”。其实这种说法对不起为党国牺牲的国军将士，据共军方面的记载，新六军的第22师号称“虎师”，一次共军一部阻击22师，22师竟然根本不予理睬只顾加快脚步前进。共军气得咬牙切齿，编了一句顺口溜“吃菜要吃白菜芯，打仗要打新六军”。这样的军事素质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只不过他们站错了地方，与农民民心向背有异，终于为时代所淘汰，英雄造时势那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情。据国军高级将领杜律明回忆说：老蒋曾派顾祝同去沈阳，督促卫立煌组 5 织西进兵团支援锦州，卫不肯，并赌咒发誓说“共产党一贯围城打援，西进兵团一出沈阳必定有去无回，如果你不信，我跟你画个十字”。看来国民党内也不是没有明白人，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幸而言中。从1948年10月25日夜里，廖耀湘的司令部被小股共军袭击（夜袭者全部壮烈牺牲，深切怀念那些为了国家民族兴旺而牺牲的无名英雄），第二天下午国军飞机侦察，已经没有有组织的抵抗了。国军的两大王牌新一军新六军就这样垮了。

五、政治人物的使命感和野心

一个政治家如果能够作到没有野心而只有使命感，这大概已经接近中国传统中最为推崇的圣人了。现实中的政治人物多半都是二者兼而有之，中共一大中曾经有过“功成身退”的说法，但业已被证明是不成熟的表现。

在四十年代中期，老毛的老三篇全部脱稿，他在《为人民服务》中说：中国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这是使命感在起作用。在《愚公移山》里，他提到：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感动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人民大众。因为共产党要挖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等到老蒋发布《戡平共匪总动员令》（1947/7/4）以后，资本主义也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一座新的大山，必须加以推翻。大山虽然是三座，但实际任务只有一项，那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947/10/10）。这恐怕就有点个人和集团野心在发酵了。

据说，去台湾的国民党主流派的继承人，已经废除了《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但反共反华的态度并未有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调整，甚至是受过美日一流大学培养的洋博士，还不时破口大骂共产党是土匪、流氓和控固力等等，看来剿共这件事情是“非不为也恨力不能耳”。而共产党迄今为止并未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作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并未完成，这一任务是典型的标本兼治，“解放全中国”是治本，“打倒蒋介石”只是治标，所以蒋介石并不一定非要打倒不可，只要是能够达成“解放全中国”的根本任务，第三次国共合作也是值得倡导的。

去年共产党与独台偏安的国民党进行了不妥协的舌战。把台独说成是“以 6 2200万台湾人民为人质”可耻行径，同时把把祖国的完全统一说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基础”。虽然我的一位朋友对后一句大为不满，说江总的意思是“大陆各地的和尚都不行，只有台湾的和尚会念经”，并对中共不扶持私营经济发展持强烈批评态度。但平心而论，还是体现了中共关心两岸民众切身利益的使命感。接下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又说：国民党把两国论入党纲，是葬送了国民党的前途。联系到八十年代大陆一些人鼓吹的“补课论”（立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大陆不如香港澳门和台湾）大大地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看得出来共产党感到既得利益不受挑战、而有一种心花怒放的喜悦。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不好心态。

总体而言，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还算是差强人意，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滚滚红尘之中，也只有那些结合了使命感和野心加既得利益的好政治家了。更等而下之的是，只有野心而没有使命感的政客，或者使命感流落为一种务虚的口号和装饰。

而台湾的一些政客，言必称美日如何，就比较令人不齿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高明”策略，诸如：七块论、夹击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等等，都不过是过去中华民族的强仇大敌使用过并且失败过的策略。

七块论最有条件成功的时代，是孙中山发表《兴中会宣言》（1905年）的时代，那时老大中国倒真是面临“蚕食黥吞、瓜分豆剖”的切实危险。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否则由李某人率国民党全力打拼，说不定真有那么一点实现的希望。

亚安体系是苏联七十年代鼓吹的，企图包围中国，并以支持越南组织印支联邦的条件，引诱越南出兵夹击大陆，可惜被中国一巴掌彻底打醒，自此以后，越南再也做不起白日梦了。此前印度也曾经于1962年，在美苏的鼓励之下，想充当反华的急先锋以自利。其陆军王牌第四军（前身是英印军团，参加过在北非对隆美尔的战略反攻），遭到中国军队的歼灭性打击，至今印度上下引以为国耻。因为当时中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再加上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后勤无法解决（西藏每年只有3-5月和9-11月路况尚可，其他时间容易发生泥石流和大雪封山），东线只好退回来而无法守住，而西线因为在公路附近，就没有撤退。中国 7 以两个地方军分区的3万多人进行的一次反击作战，就导致印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那更是一个国际笑柄。

台湾想要充当反华的急先锋，和印度越南相比，海峡称不上是一个多么优越的地理优势，最大的优势是台湾的2200万人，妄图以此条件来和中国对抗是极其不明智的。民进党在白皮书中，倒也开宗明义，言必称文明的冲突，实际上美国的亨庭顿在他的书中，也并不敢十分笃定，美国极其盟友必定能够从对抗中胜出，从而建立起白人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实际上书中颇有对白人沦为少数派的恐惧。而一些头脑缺缺的政客却想参与其中捞一把，在利令智昏这一点上，也可以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了。

[背景资料] 补课论：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实施开放政策，外面的世界和中国现实的强烈反差，使得国民心态产生了空前的失落，对传统的否定和对执政当局的否定，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八九**中的种种思潮是这种心态的集中表现。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若望、方励之的“补课论”，台湾常常是用来论证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参照物。方励之最常用的论据就是：“北朝鲜不如南朝鲜、东德不如西德、大陆不如港澳台”，所以，现阶段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超越了人类历史的正常进程，必须先搞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来补回这一课。表面上看，补课论说得很是温和，补完这一课后，咱们还是一切照旧，但这一课就不知道要补到哪一年哪一月了。这对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否定，足以动摇执政党的政权基础。

六、对国民党的颂词

今天，国民党就要垮台了，就像人们常说的“追悼会上无坏人”，我们应该推倒几十年来的不实之辞，如实评价国民党在共产党的成长中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为共产党改正错误的路线并促使最合适的人上台当一把手、不敢为共产党先的谦让精神和竭尽全力为共产党树立一个出色的反面教材让共产党从中吸取教训。同时磨砺之功也不容轻忽，在国共共处的几十年内，对共 8 产党穷追猛打，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并有效清除了共产党队伍内的绝大多数意志不坚定者，使得共产党队伍空前纯洁和团结，使共产党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最能体现民族精神的、最有战斗力的领导团体。

可以毫不夸张地这么说，从来没有一位如此糟糕的先生培养出过如此优秀的学生。今天，大陆共产党内混进了为数不少的腐败分子和形形色色的异己分子，由此可见，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的纯洁。这和在教室里没有先生，学生就开始不守纪律没有什么不同。

我不知道而且也从未听说，有哪一个党派像国民党主流派那样曾经为他的敌手，作出过如此多的奉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党就要垮台的时候，提出两国论引起全中国人民中绝大多数的憎恶，从而大大增进了中共的凝聚力，有效地消除了“补课论”对中共的危害，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201 篇9

基督教文化在20世纪中国的十种境遇

基督教自进入中国以来,就一直和中国传统文化互补互动,特别是20世纪中国的精英们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冲击,对基督教也出现不同的态度,大致可以总结概括为十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认识.换句话说,基督教文化在20世纪中国有十种不同的境遇.分析和研究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对于21世纪的人们来说,在增进智慧,提升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生命,认知普世伦理,贯通超越性与现实性,融会超越性与个体性,乃至于内在的超越与外在的超越实现互补等方面,都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

作 者：耿成鹏 GENG Cheng-peng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8501刊 名：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THE JOURNAL OF HARBIN COMMITTEE SCHOOL OF THE CCP年，卷(期)：“”(2)分类号：G04关键词：基督教 传统文化 境遇 中国

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201 篇10

5|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内部 来源:作者自摄

1| 深圳欢乐海岸临街细节 来源:作者自摄

3| 深圳欢乐海岸建筑细部 来源:作者自摄

4|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外观 来源:作者自摄

1.建筑审美中的“文化滞后”现象

20世纪西方建筑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对建筑设计理念前所未有的创新。几千年沿袭的传统建筑模式被打破,新的模式被不断建立并超越,技术、材料、设计观念和建筑艺术等多方面与以往相比,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发展。然而新的建筑思潮并没有与经济的发展同步,而是被固有的思维模式所束缚,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大众的建筑观念是存在“文化滞后”现象的[2]。这就要求当代建筑师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执着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引领建筑潮流。

2.建筑作品分析中的历史观

建筑作品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阶段会引发不同设计流派的发展。因此,分析建筑作品的设计思想应立足于其历史背景。例如,在对现代主义建筑习以为常的今天,我们再去欣赏勒·柯布西埃的作品时,或许察觉不到大师作品的过人之处。但是当我们置身于巴黎,在保护较为完整的欧洲传统建筑和中世纪城市肌理的背景里,少数现代建筑点缀镶嵌其中,才深切地感受到,勒·柯布西埃能突破那样一个封闭森严的传统氛围,做出完全不同风格的现代建筑,其创新精神之伟大。

建筑本身是有历史与灵魂的。我们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中国建筑从中外历史与文化中萃取精髓,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

3.20世纪西方建筑的发展阶段分析

20世纪西方建筑发展历经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三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在初期都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建筑创新思潮,但在后期逐渐脱离了时代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历史地看待每个阶段,分析预测建筑设计的发展规律,不断创新。20世纪前期现代主义冲破几千年来形成的建筑艺术准则,提出了划时代的新准则。20世纪中期,后现代主义建筑对早先的现代主义建筑准则提出了修正。20世纪后期,解构主义建筑反对西方传统主流文化,反对已有的建筑风格。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三大阶段中,解构建筑与后现代主义建筑一样,主要反映在建筑形态上的变化。而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反映了建筑观念全面的根本的变革,对20世纪乃至当代建筑的发展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1)建筑中的现代主义的基本含义。以勒·柯布西埃、密斯和格罗皮乌斯几位现代大师所发表的言论为依据,可以概括为:“强调建筑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强调建筑师要研究和解决建筑实用功能需求和经济问题,主张在建筑设计中运用和发挥新材料、新结构的特性;摆脱历史上过时的建筑传统的束缚,主张创造新的建筑艺术风格。”正如格罗皮乌斯所说,“建筑不前进就会死亡。”现代主义的这些观点,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在,一些建筑师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理解仍然仅仅停留在其外形特征和空间的塑造上,着眼于创造出千变万化、引人注目的新的建筑形象上。而忽略了现代主义建筑为适应工业化时代的要求,突破传统建筑形式束缚,创造新的建筑艺术风格的精髓。

(2)文丘里的著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标志着后现代主义建筑阶段的开始,从1960年代起西方在建筑创作上摆脱了比较单一的手法,出现了纷繁多样的创作风格。混杂折衷、繁琐多余代替了整齐朴实、简洁优美,建筑创作中提倡丰富多采和含混模糊而不强调统一一致和明晰清澈,原先被现代主义批判的学说论点又被重新认识,再度得到肯定。折衷主义、历史主义不再是贬义词,而是被赞许颂扬,建筑创作开始追求含意、文脉,向多元多价的方向发展。

后现代主义建筑作品中充满了隐喻,常常“引用”古典语汇加以分裂变形。文丘里认为,建筑师若持这样的创作态度,有助于开阔创作领域,超越国际风格建筑所限定的工业语汇和机器美的范围,在创作中地方特征、商业手法及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均可为我所用。象征性使建筑创作有更广阔的发挥余地,可以为创造丰富多彩的建筑语汇提供依据,从而满足当代大众对多样性的要求,也可增进人们对文化遗产和地方性的感受。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的交流与相互的依赖加强了,但民族性和地区性也更突出,导致建筑向多元演变。

(3)解构主义建筑风格受解构主义哲学的影响,出现于20世纪后期,解构主义建筑产生的前提,是当时西方国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宽松的政治环境。

解构建筑风格是一些建筑师对20世纪后期大众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混沌思想的独特解读,它如同现代主义建筑一样在建筑设计方面开创了离经叛道的局面。但又不是简单地回到现代主义的轨道上去,而是带有新的特色,在许多方面它既离开了老的传统,也超越了正统现代主义的许多规则,与中国书法艺术中狂草对汉字结构的创新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20世纪西方建筑史的分析及反思可以看出建筑发展有其特有的阶段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如今,中国建筑的设计模式也随着人文和科技的高速发展而千变万化,建筑师在创作新的建筑作品时应立足于时代背景,把握人文和科技的精髓文化,做出适于中国国情的出色建筑。

结语

在建筑风格与形式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无法找到既定的标准来评定中国建筑的未来走向,但一些重要的本质规律还是有迹可循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的技术、材料、设计观念的出现会逐渐影响和改变很多建筑作品,建筑师应认识到“文化滞后”现象,用包容发展的眼光看待新事物,在建筑创作实践中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恰当提炼与融入中外历史与文化元素,同时把握当代人文与科技的精髓,不断推陈出新。希望笔者对20世纪西方建筑史所总结的规律,能够为中国建筑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城市建设在取得不菲成绩的同时也带来了钢筋混凝土林立,空间混乱无序,社区缺乏生气和地域性同质化的城市弊病。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梳理了《20世纪西方建筑史》中易被忽略和遗忘的重要规律,反思并提出了有助中国城市建筑发展的思路。

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201 篇11

【摘  要  题】理论……

【  正  文】

20世纪刚刚过去，对于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背景。它使得对20世纪各学科自身发展进行冷静检讨和全面反思的历史需求兀然凸现出来。自然，我国的图书馆学也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和机遇。对此，虽然我国图书馆学界也引起一定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对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史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像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倪波、荀昌荣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宓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都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有关图书馆学史的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史受到图书馆界的进一步关注，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丛（1949――1989）》共10集，从各个方面总结4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有的研究者像霍国庆、王子舟、刘亦平等对我国图书馆学历史又积极进行撰文。然而，纵观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反思和研究，我们发现存在着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但又恰恰未能引起注意的问题：在过去的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西方中心论”倾向。笔者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1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给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造成的影响

1.1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全貌缺乏应有的了解和认识，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进行整体而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已经远远落后于国内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对自身的反思），使人们很难从中探寻出真正值得当前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所借鉴的东西，最终影响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和发展。

1.2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学术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的丧失，把西方图书馆学看成是“科学”的图书馆学的典范，对西方图书馆学理论顶礼膜拜，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理论上是照着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体系言说，从运用的概念，术语到讨论的问题，提问的方式、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西化了。西方图书馆学研究的框架和范式几乎成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不少人总是在里面打转转，跳来跳去就是跳不出来。最糟糕的情形是：用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图书馆学理论来阐述和解决中国语境下产生的图书馆学问题。这种解读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的危险。

1.3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自己民族图书馆学优良传统的无知、偏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导致了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丰富内涵的图书馆学传统的中断。20世纪之初，时代和图书馆实践的发展使得图书馆学在华夏神州大地上诞生了。但是，我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从―开始就掉进了引进的怪圈，成了西方图书馆学的“复制品”，进而也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致使中国图书馆学没能像其他学科的发展那样迅猛和顺利，在科学的百花园中始终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更得不到来自社会对其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图书馆界内部的冷落和轻视。中国图书馆学的处境真是步履维艰。

1.4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研究视野的狭窄和局限性。我国的图书馆学的研究视野仅仅局限于西方几个发达的国家，图书馆学的学术交流也仅仅局限于与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交流，介绍和翻译的资料也主要是反映他们的观点。对于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学的发展状况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种现象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开展的广泛的国际交流是不相称的。

1.5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认识上的错觉和偏差，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灌输了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学只有向西方图书馆学学习，按照西方图书馆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才能提升我们的理论水平，才能具有和西方图书馆学接轨和对话的能力，才能不断的发展。

20世纪中国歌曲发展史201 篇12

第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不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不照抄别国的现成经验，而是对中国的国情和阶级状况作出了科学的具体分析，制定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路线、方针和政策，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今天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样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任何照办照抄别国经验的做法，都会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损失。

第二，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充分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党的正确领导是引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朝着正确方向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今天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更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