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精选8篇）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篇1

进入本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并带来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在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共同作用下，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正是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开始走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

一、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中国走向消费大国，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这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随着中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第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应当伴随着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但是，由于多种因素，这些年中国消费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消费率比，相差10～20个百分点。从今年的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然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随着中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消费倾向；第三，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第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二、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障碍。这是中国城市化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质性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后5～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加快中国走向消费大国的进程。

三、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不仅表明居民消费倾向的改变，也突出了政府缩小收入差距和加强公共投入的职责，更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从总体看，新阶段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公共产品短缺。这一变化对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节居民消费倾向。改革开放30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反映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指标——平均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1990～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但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的增速，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率也从0.4%上升到8.1%。这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够，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初步测算，未来10年，实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5%左右，投资总额达到15～20万亿元。

——按照这个测算，未来3年在已确定的8500亿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支出的同时，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1.3万亿左右的投资，在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需要2.2万亿左右的投资，共投资4.4万亿，三项支出大约占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计划，可以在未来5年左右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并为建立一个低水平、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奠定重要基础。

——以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为起点，估计未来3年左右，消费率大概可以提高5～10个百分点；未来10年左右，可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走出一条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发展新路子。

四、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它不仅是本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环境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后危机时代，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

世界进入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作用和大国责任不断凸显。我们既要看到国际上的某些复杂因素，更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责任和作用。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选择问题：第一，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二，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三，推进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第四，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推进这些改革，将大大加快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

五、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第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第二，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突破，关键在于通过政府转型形成规范的公共权力行使的制度框架。

政府转型从2003年SARS危机提出到现在，应当说有所进展，但是没有多大的突破。中央政府确定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的“十一五”政策导向难以落实，重要根源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仍很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非常明显，甚至在反危机中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其主要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线的转型与改革，需要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体制，政府不应当也不需要继续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和政府作用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就是说，不放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中国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既涉及到经济领域，又涉及到社会领域，还涉及到行政领域。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使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相结合；另一方面要确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并按照这一总体思路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一，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篇2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科学发展、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所在

实现科学发展, 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充分发挥主体在发展中的能动性, 把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管理创新上来。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广义的经济发展方式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 它不仅要通过生产要素的变动包括它主要用于那些在不同时段有不同消费需求

量的行业。针对交通拥堵现象严重的事实, 我们应该在上下班高峰期采取较高的资费标准, 而在其他时段采取较低的资费标准。采取峰值定价策略不但能把不同时段具有不同弹性的消费者区分出来采取价格歧视, 改进出租车司机和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区分可以有效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 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交通供给的情况下, 让那些价格需求弹性较低的消费者在高峰期优先享用有限的资源, 而价格需求弹性较高消费者可以改乘其他交通工具或在其他时段出行, 缓解交通拥堵压力的同时也利用了空闲时段的资源。

与此同时, 采取时间价格歧视时还可考虑

季节性因素。各地交通主管部门应根据实际价, 而不应该千篇一律。调研情况, 利用不同季节客流量变化对出租车

行业影响的情况, 制定不同季节的出租车起步价和每公里收费价。

2. 基于不同车型的质量价格歧视。

我国现阶段大部分城市采用的出租车是10万元以下的低档轿车, 车型集中在夏利、富康、桑塔纳等。而一些大城市近些年来迫于城市形象的考数量增加、结构变化、质量改善等, 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而且要求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以及收入分配、居民生活、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 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并进, 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 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在于全面地追求和实现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质量和整体的协调, 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是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性举措。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的来说经济形势是好的,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例如,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 资源消耗和资源供给的压力明显加大;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极为严峻;由于积累消费比例不合理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 制约着经济健康发展;国际贸易不平衡, 外贸顺差过大, 国际收支盈余过多;城乡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矛盾也趋于突出。这些都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设法解决。目前, 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 也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时期。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就了新的国际经济格局, 主导中国经济30多年快速增长的因素发生重大变化, 西方大国与新兴经济体经济权重此消彼长, 国际经济合作和保护主义呈现态势多变, 国际金融体系变革扑朔迷离, 这些新变化、新格局既意味着新的挑战, 同时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能不能适应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适应我国发展的新要求,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突破, 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把握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在较长时期内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国际金融危机突显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复杂性和艰巨性

虑, 大搞“面子工程”将城市所有出租车集体换代。这样的做法对于出租车司机和消费者未必是最好的。笔者认为应该基于不同类型消费者采取不同类型的出租车, 实施质量价格歧视。

钱”;而在一些大城市的外围路段或是城乡结合部等地, 消费者收入普遍较低, 在这一区段运营的出租车可考虑适当降低资费标准, 满足该地区消费者用车需求, 出租车司机收入减少的部分应由经营公司给予补贴或降低该路段跑车司机上缴的“份钱”。

例如, 可以在一个城市划分两类出租车型:中档车和低档车。中档车应集中在一个城市中心地段 (如商务区、高档写字楼等) 运营, 针对的消费人群应是一些比较注重形象, 注重乘车舒适度的商务人士和政府官员等。而在城市其他地段或居民区, 针对普通消费者出租车应采用低档车型。这一区段的消费人群更加关注的是方便程度而不太注重车型款式和舒适程度。因此, 在一个城市应该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采取不同档次的车型, 收取不同的票

参考文献:

1. 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6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6

2. 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4. 斯蒂格勒.价格理论 (第四版) [M].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3.基于不同地段的空间价格歧视。除采用以上两种价格歧视手段外, 在一些较大的城市还可考虑在不同的地段采取不同的资费标准。在城市中心地段由于出租车需求量较大, 消费人群收入水平较高, 因此在这一区段运营的出租车可提高资费标准, 同时出租车经营的公司应适当提高在这一区段跑车司机上缴的“份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学院贵州贵阳

(责编:若佳)

通常认为,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促使传统的、旧式的方式向现代的、新型的发展方式转变, 用现代的、新型的发展方式替代传统的、旧式的发展方式。比如, 在当前我国就特别需要从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外需拉动型的、外延扩张型的发展方式转向技术密集型的、内需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发展方式。

然而, 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存在、转向以及被代替, 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条件以至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等的产物, 它具有在综合条件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当一种发展方式的存在条件没有被新的条件打破、替代时, 想要在主观上让这种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是很困难的, 转变的情形也是很复杂和艰巨的。马克思在谈到农业领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曾经说过:“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种过、相对地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 ……它无须施用肥料、甚至只要进行粗放耕作, 也能长期获得收成”, (1) 因此人们就会选择这种粗放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 这是在土地相对充裕, 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的情况下, 理性经济人为了追求最大利益, 自觉发挥充裕土地的资源优势, 从而避开资本技术稀缺资源而对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不仅在于其转变过程和使用的手段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 而且其主观目的性的驱动, 也会形成巨大的惯性力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就深刻指出过:“资本家对待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上使用的态度, 首先要看这种技术能否使得资本增值, 或者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 如若新技术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增值, 资本家就宁愿继续采用旧技术而置新技术于不顾。” (2) 可见,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除了取决于发展方式存在的客观条件外, 其选择的目的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更加突显出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 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 一年来我们党准确判断、从容应对,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共克时艰, 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 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的明显下滑态势, 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 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同时显现, 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 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 内在动力仍然不足, 特别是结构调整总体进展不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乏力等问题依然突出。国家几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和振兴、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和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即使是总体上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基础性作用, 但也不能保证几万亿的“托市”资金各部门各单位具体实施中不发生消极影响, 比如如果政策选择和力度把握不当, 投资方向选择不好, 也有可能软化低素质企业的预算约束和信用约束, 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埋下隐患。

同时,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应急阶段基本过去后, 宏观调控由救急、救市转向结构性问题调理, 将更为关键、更为困难。在经济企稳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自身的结构问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 这可能是比“救急、救市”更难打的一场硬仗。其实, 早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 我国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就已经开始, 但受危机的影响, 一些调整和转变后来又处在停滞状态, 现在必须要再回过头去强化结构调整,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在保增长日见成效的同时, 我们对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和新近凸显出来的问题, 要有更清醒的认识, 要看到我们面临的不少困难和矛盾都根源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缓慢和滞后, 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外延扩张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再也继续不下去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经历了这场危机的洗礼, 如何利用下一轮世界经济扩张周期, 使我国经济重新回到快速发展的轨道, 同时又决不重复以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 将是经济发展战略中一个紧迫而复杂的难题。

三、后危机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本路径

在充满变数的后危机时代,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 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推进自主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不断从制度保证、科技支撑和人力资源开发等三个主要方面, 增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

一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加强制度安排的产权约束。深化改革加强约束,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前提。在一定条件下, 人们都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经营方案, 即效用最大化原则。当缺少相应产权约束时, “铺摊子”的粗放经营是最有利的方案。要让产权约束硬化, 让利益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就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优化所有制结构, 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要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 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要通过制度安排, 发展生产要素市场, 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 逐步取消垄断行业产品的行政定价机制, 构建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约束机制和节能减排市场化运作机制, 使得企业能自觉地对资源环境约束状况的变化及时做出正确反应, 比如按照补偿治理成本的原则, 提高排污处理收费标准, 实现治污成本内部化, 迫使企业不能把自己的成本外部化、把治污费用转嫁给社会, 从而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加快淘汰高耗能行业和落后产能, 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和条件。

二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动力和重要支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虽然起因在金融, 归根结底却是上一轮经济增长的科技动力已消耗殆尽, 不能再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新的机会。新的经济要真正从危机中复苏, 一定要寻找新的科技基础。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 全面落实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 实施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和科技支撑计划, 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重点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 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要抓紧研究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 创新产业研发资金的投入机制, 加强创业投资基金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力度, 扩大创业风险投资范围, 及早形成支撑下一个繁荣周期的现代新兴产业体系。要大力推进科技体制市场化改革, 统筹不同所有制单位的科研投入, 改变长期存在的所有制歧视问题, 推动科技教育事业真正面向世界、面向市场。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三是要着力改善民生, 推进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依赖与人的发展又为了人的发展, 人力资源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手段, 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要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 归结于人的发展的需要, 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标设置的根本。围绕加快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把改善民生、发展社会公共事业作为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的重点;以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努力扩大就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优先发展教育, 改善办学条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加大公共支出, 加强公共服务, 努力调动人们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与此同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仅要强调改善民生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的目标的根本性, 而且要突出人力资源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手段的决定性。要充分认识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把人力资源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来开发和管理, 促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源强国, 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优势, 这是我国国情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性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借助的物质条件, 起初可能只是天然存在的“自然物”, 后来越来越多的是经过劳动改造、加工、创造出来的“人造物”, 为此, 要把人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施主体, 把与人力资源相关的费用既看作消费更看作是投资, 特别是要把人的劳动作为生产的最重要成本。要在这个思想指导下, 正确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 首先是要以工资改革为核心, 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是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力度, 在二次分配中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把惠民生的事情办好办实, 不断夯实科学发展的群众基础, 确保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163页

(2)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701页

摘要：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回升向好, 但国内外经济环境仍然十分复杂的新形势下,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具有事关全局的关键性意义。我们一定要从更深的理论和实践层次上, 拓展思路, 破解困局, 采取措施, 争取在充满变数的后危机时代, 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争取下一轮世界经济扩张周期中赢得战略主动。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方式,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163页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篇3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制造业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快速提升经济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资源环境保护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进入后危机时代，发达经济体陷入全面衰退，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与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相互转换，企业转型升级动力增强与发展困难加大并存，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制造业企业能否寻找到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战略，是亟待研究的一个现实课题。“转型升级”仍将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旋律，通过优化发展动力要素，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是直接决定着我国能否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来源之一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后危机时代的形成及特征

（一）后危机时代的形成

美国金融危机始于2006年下半年由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引发的次贷危机，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破产从而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信用危机虽然起源于美国，但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使得世界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最严峻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乃至经济衰退。但金融危机并未结束，反而随着房市继续向下探底而逐步升级和扩散，进一步升级到一场全球性经济动荡和衰退的世界经济危机。2011年9月，穆迪下调了法国两家银行的信用评级，欧债危机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使国内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和打击。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面前，亚洲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复苏强劲，从统计局已经公布的2009年6月以后的经济数据看，各项指标表明中国经济已走出V字型反转。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外需不足，因此尽管复苏之路可能还将漫长与曲折，但经济复苏的苗头与拐点已经显现，从这一角度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开始迈入后危机时代，[1]显示了政府调控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

（二）后危机时代的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回暖基础还不牢固。全球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有效需求过度所致，其本质是在信用透支消费模式掩盖下，由虚拟资本为追求无限增殖而过度投机的结果。需求乏力是后危机时代的显著特征，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表象，它所映射的本质是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等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致使全球总需求规模整体萎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处于衰退之中。虽然当前宏观经济出现企稳回升的迹象，但制造业企业的外部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在整个国际产业链条中，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最早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低端生产制造，利润空间也越来越狭小，这样的经济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他人的。同时，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低，经济快速复苏的基础相对薄弱，GDP增速已低于8%，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二是危机波及范围和领域广。进入新世纪以来形成了新全球化高潮，伴随国际衍生金融产品的高速发展，当前国际金融形势风云变幻，曾经带来繁荣的全球化经济发展模式陷入危机的时候，分享其繁荣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是全球化经济的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使美国把有害的泡沫传染给世界，同时延缓了国内危机，但埋下了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火种。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就成为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了。如欧元区信用危机、冰岛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纷纷上演。人们不禁反思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长久性的课题。说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是因为不论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制造业企业。说它是一个长久性的课题，是因为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存在着制造业企业问题。因为土地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引发了中国制造业亟需转型升级的激烈探讨。

三是虚拟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日益突出。目前，全世界的虚拟资本额已超过实体资本，虚拟资本的新发展也正是商品内在矛盾继续发展的产物，其价格不随实体资本价值变动而变动，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美国的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甚至脱离其现实资本运动，致使资产价格泡沫化，使得整个链条上某一节点出现断裂致使风险集中爆发，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动力源从虚拟刺激回归实体支撑，已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

四是全球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明显。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制造业产业在技术上是相对落后的，所生产的产品能耗高、污染严重，难以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制造业企业不能盲目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生产线，而提高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战略。后危机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结构调整是后危机时代的核心主题，自主创新是后危机时代的发展引擎。[2]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需要结合世界制造业发展趋势，理性应对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客观现实。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工业化生产的主要思想

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强调生产的社会性，主要分析了物质资料或劳动产品的生产，而劳务一般不列为生产的范畴，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只考察了投入增加与产量增加的递增关系，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是为了揭示资本积累的实质。同时，专门论述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对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恩格斯曾经说过，经济学领域没有多少可以自由飞翔的空间，这充分说明了如果实体经济运行不健康就会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严惩。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初，都面临着国防安全的重大威胁，客观上要求首先发展重工业，但真正要实现工业化，还是应当从轻工业开始，这样重工业的发展才能得到轻工业的有力支持。“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资本的原始积累对广大小生产者的剥夺是十分残酷和血腥的，但就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乃至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来讲，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人类生活史上的深刻变革和生产力的迅速跃迁，马克思恩格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的人类文明角度预示了工业化是全世界的必由之路。

（二）实现工业化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负面影响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资本的扩张，高科技革命更加助长了资本扩张的广度和深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工业化生产活动表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产生大量负面效应。马克思谈到“未来景象”的问题，“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认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6]当前，由于缺乏完善的约束机制，“现代的灾难”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之中。

（三）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转型势在必行

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的理论强调，任何社会的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和内部都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保持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和生产企业的最优规模。重工业优先发展是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指导工业化实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工业化，这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世界工业化道路的模式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7]《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指出，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未来中国工业化战略必须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国民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增长动力不足，城乡二元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工业化快速发展所掩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的不断升级，“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传统工业化道路的转型势在必行。

（四）振兴制造业对发展市场经济至关重要

现代市场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虚拟经济的产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虚拟经济一方面可以带动资本性生产要素快速聚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现代经济进步的显著表现；另一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缺乏及时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和影响，造成虚拟资本过度膨胀，致使虚拟经济虚假繁荣，给经济危机的爆发带来了潜在风险。[8]总之，二者既可表现为良性互动关系，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又可表现为恶性反馈关系，过度“虚拟”可能会误导宏观经济调控工具的正确运用，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因此，二者必须在运行方式、经营规模等方面相互匹配，美国金融危机反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从而印证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当今先进制造业技术具有数字化、自动化、集成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五大发展趋势，中国制造业更要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坚持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为我国资本市场乃至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夯实基础。[9]同时，在后危机时代，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有望成为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新引擎，以期占领未来市场竞争制高点，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

发展制造业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路径，并用它去影响和装备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实现一国经济的快速跃升。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一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但进入后危机时代以来，面临日趋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

（一）市场需求大幅萎缩

事实证明，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美国经济危机扩散和转嫁的结果，外部市场需求大幅减弱，对制造业影响首当其冲。拓展国内外市场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外向型制造业发展的一大难题，危机暴露出中国制造业企业存在基础管理粗放以及战略规划短视的现象，一些企业基础管理缺失和弱化。中国长期依靠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实现高增长的传统制造业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依靠扩大生产场所和生产规模的外延的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逐步转向内涵的扩大再生产，通过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经济效益，以适应市场需求的波动和不确定性。

（二）结构性矛盾突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要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首先必须在世界上继续扮演好制造者的角色。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劳动力大国，成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最终聚集地，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较大比重，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升级优化缓慢。但是，我国目前制造业企业存在着散、软、小的问题，由于市场监管环境宽松，需求旺盛，长期以来结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后危机时代具有明显特征就是经济社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政府一再强调，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换代，要积极主动地把粗放型的经营、生产改成集约性的经营和生产，但问题是繁荣掩盖了矛盾，耽误了经济转型。如东北地区在重型机床、金属冶炼、大型电力设备、飞机制造等产业基础雄厚，但如不能提升活力，进行产业升级，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业地位将会继续下滑。[10]同时，部分制造业企业长期存在着产业集中度低、产能过剩、落后产能难淘汰等结构性矛盾。

（三）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正处于市场化与全球化迅速发展时期，部分制造业企业在社会经济转型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往往选择投机，不积极主动地组织创新研发新产品，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强。而中国的出口产品并不是单纯的“中国制造”，而是一种“世界制造”，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不是哪个国家的危机，而是全球化经济的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受到了发达国家回归实体经济的竞争压力和新兴经济体独特优势的冲击两个方面的夹击，在夹缝中成长。即使2008年没有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产业危机”已经来临。这次金融危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年来世界各国依靠资本市场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尽管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期，但面临着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以及集群升级等产业升级困境，也制约了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为主内涵式发展步伐。

（四）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保护不相匹配

气候资源作为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由于缺乏协调一致及具有普遍约束力条约框架，导致在排放权限与责任没有明晰的条件下，各国为了自身发展不惜无节制地消耗化石能源，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最终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气候环境版的“公地的悲剧”。[11]据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和统计，二氧化碳排至大气后，少则50年长则200年都不会消失。能源、原材料的消耗无法保证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在后危机时代，加强资源环境的保护的呼声将越来越高，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主流，2009年11月份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作为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硬任务将更加艰巨，靠透支未来、牺牲环境的制造业发展思路必须彻底改变。

四、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一）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核心是从资源消耗型转向要素集约利用型。迟福林（2010）提出，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力”的改革与创新，即以市场化改革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以社会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合力。[12]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突出体现在美国的负债消费和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这场危机证明了重振制造业是实现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源泉。在一定程度上讲，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也必然影响到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回落，必须破解消费难题，大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进入“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化进程开始步入工业化后期，工业生产要积极倡导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低碳发展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式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大力开发和应用电子系统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节能降耗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等，推动我国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开发清洁能源、追求绿色GDP，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而且要实现传统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变革，化解制造业企业发展困局。[13]加快发展低碳经济，以实现节能减排，使之成为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合点和重要方向，避免走“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产业老路。

（二）加快实现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世界的“中国奇迹”。未来30年再续辉煌将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制约，受国内宏观调控的叠加影响，中国依托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反过来资源、能源的浪费和环境破坏又制约了制造业的良性发展。因此，制造业的发展必须统筹考虑经济、资源、环境三大因素的优化，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14]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①回升至50.6%，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仍处于困难时期。当前部分制造业企业遭遇成本上涨的困扰，亟待进行产业升级，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主要指以先进制造技术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制造业，它以信息和知识要素投入为特征，继续推进制造业信息化，从而促进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早日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不断提供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因此，调整优化产业及产品结构，通过渐进式地改善技术、资源等约束条件，从而在长期的发展中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从企业内部化解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巨大矛盾，是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合理有效地承接国际先进制造业产业转移

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并获取国际资源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若能成功利用好这次机会，合理有效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将为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国际产业转移是指某些不适宜继续发展的产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多种方式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逐步企稳回升，国际产业将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发展阶段过渡，我国制造业企业也正经历速度与结构、效益的周期性调整，全球经济从“衰退”到“复苏”，正在经历着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博弈。中国经济正日益形成一个依赖外资、外贸和外需以及制造业比重过大的不合理结构，必须实现从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自主经济的转变。危机冲击以来，国民经济体系开始趋稳，但回升尚不稳固、不平衡，有较多不确定、不可持续因素。从国际上看，正是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运行都被动地陷入下滑、调整阶段。同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之间或同一国家内部，存在生产力梯度差异而形成产业的转移，使产业分布呈阶梯型，逐步实现从单纯的制造业向制造业、服务业和研发业转移。通过实施“腾笼换鸟”战略，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产业转移，重组生产基础，加快发展高新技术能力，注重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由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合理化和高度化的进程所演绎的结构变动趋势，称之为常态演进趋势，即内向关联动态均衡下的结构演进趋势。后发地区通过借壳孵蛋的方式，实现当地经济发展所需资本的累积与增殖，通过制造业企业群体间的协同发展与联动效应，充分发挥制造业产业集群的成本优势、技术创新优势、市场开拓优势和扩张优势，加强产业集聚和企业兼并整合，提高工业企业的整体运作效率，拉动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发展要强调国际市场导向，禁止承接不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防止落入拉美化道路的后发技术优势陷阱。

（四）积极建立有效机制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

马克思多次指出，科技的新发现和新发明在生产中的运用，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产量，从而不断地促进经济增长。[15]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较高的企业所表现出的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充分证明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是未来中国制造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为着力解决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只有以市场为导向，探索多渠道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建设高效规范现代化的人才市场，才能满足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当前，结构性“用工荒”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不容忽视，甚至出现工人“用脚投票”现象。工人不慌工厂慌，我国制造业企业迫切需要严格遵守劳动合同法，在企业管理、福利待遇等方面实现人性化，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自主创新作用，积极引进国外掌握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人才。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构建与人才资源开发战略相结合的多层次高技能人才培训制度，以保证中国制造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高耗能、高污染的风险社会，为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后劲实现科学发展，需要不断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做好能源储备、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注释：

①制造业PMI是一个综合指数，中文翻译为采购经理指数，是一套月度发布的、综合性的经济监测指标体系，反映了经济的变化趋势。通常制造业PMI指数高于50%，表明经济处于复苏状态，制造业PMI指数低于50%，反映经济衰退。

[1]孔令锋.两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格局的比较分析与政策启示[J].当代财经，2009，（12）：10-16.

[2]唐未兵，彭涛.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0，（3）：33-3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0-10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9.

[7]郭根山，祝念峰.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及其中国化进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4-17.

[8]徐充，张志元.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蕴涵与当代价值[J].学术论坛，2010，（5）：1-4.

[9]叶连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264-269.

[10]刑国均，邓继跃.2012装备工业蓝皮书：转型升级中的装备制造业[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5.

[11]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1968，162：1243-1248.

[12]迟福林.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91-94.

[13]张志元.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发展路径[J].经济与管理，2010，（10）：39-43.

[14]李廉水.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2011）[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30.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篇4

一、河北省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

总体来说，河北省民营经济呈先抑后扬，逐渐企稳回升的态势。有数据显示：截止底，民营经济经营实体共204.6万户，同比增长3.29％；从业人员14525.3万人，同比增长3.05％，占全省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2/3以上；实现增加值9585.6亿元，占同比增长12.5％，占全省gdp比重56.3％，比上年提高了2.6％；实现税收1152.3亿元，同比增长10.5％，占全省财政收入比重的57％；全省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达到10891家，从业人员214.9万人，完成增加值3922.1亿元，同比增长21.2％，实现税收418.7亿元，同比增长1.8％；全省民营经济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60.6亿元，同比增长30.5％，占全省比重41.9％。

自从四季度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河北省的民营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省有一批民营企业停产或者减产，截止底，河北省仍有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停产、半停产企业1087家，涉及从业人员109470人；规模以下工业停产、半停产企业8824家，比年初减少20381家，设计从业人员182958人。在国际需求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河北省外贸出口受阻，全省民营外向型企业全年完成出口交货值额为1003亿元，同比下降17％，11个设区市中有7个市的外贸出口额处于负增长。

河北省政府为加大优化环境的力度，不仅加大解决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力度，还积极构建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平台。削减各类行政许可审批事项2983项，削减率为44.95％；削减各类行政许可盖章2052个，削减率为30.9％；取消、取缔、停止征收和规范管理收费项目281项，清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3.7万多项。河北省政府加大了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信用担保资金达到92.51亿元，担保机构达到了312家，其中亿元以上的机构24家，全年累计担保总额340.34亿元。

二、河北省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由来已久。由于民营企业大多规模小，信誉透明度低，财务不规范，缺乏专业人员等特点，加上商业银行受经营体制和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使得民营企业获得商业贷款，或者要承担非常高的融资成本。除此之外，市场上担保机构供给少，中小企业寻求担保就更加困难。即使能够拿出好项目，中小企业也往往因自身存量资产不足而找不到合适的担保机构，得不到信贷的支持，转而向民间非正规渠道借贷，其面临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目前直接面向市场的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都不具有向社会公众筹资的政策性权利，他们缺少足够的实力来负担其中小企业融资的能力，难以担当起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任。

（二）民营经济投资涉足的领域仍然受局限

尽管国家先后发布政策条文，明确指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完善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大扶持力度，着力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但是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仍然困难重重。一些国家投资的“铁、公、基”项目基本上都是有国企来承担；能源、医疗、文化教育、城市公共服务等项目对民营企业的开放也非常有限；国家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这个领域对民营企业的扶持仍然欠缺。

（三）企业生存压力大

河北省民营企业多为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受危机影响颇重，生存压力很大，如用工成本增加、用工风险加大、用工难度增强、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波动等，使这一部分企业生存困难，发展难以为继。同时，一系列影响出口的因素，如出口退税政策、土地成本、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多次加息等，都对中小企业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宏观上，土地成本升高、城市改造搬迁等都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加大了经营压力。

（四）企业自身结构性矛盾突出

河北省民营企业多为资源型、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生产效率低，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差等中小企业。其在产业结构方面良莠不齐，既存在产业结构合理，附加值高的中小企业，如部分优秀的高科技企业；也存在着产业结构层次低、重复建设严重、模式雷同、与大企业的协作配套关系差、创新能力弱的中小企业。同时，整个中小企业及整个民营经济总体上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经历危机的洗礼，民营企业凸显核心竞争力缺失、人才不足、经营水平不高等问题，严重阻碍着民营经济的发展。

三、河北省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

（一）京津

冀一体化推进为河北省民营经济发展带来新突破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和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产业基础雄厚，资源储备丰富。而河北省地处华北中枢，内环京津，交通便捷，是全国重要的物流和交通枢纽。人口、城市和经济消费非常集中，整体市场容量占到全国的1/10以上。河北省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确定的产业定位是在原材料重化

工基地、新能源产业基地、现代化农业基地和重要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域、京津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及加工配套基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河北省的民营经济完全可以在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获得巨大的能量，并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国家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举措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有序地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随之，国家又相继出台“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文件。从政策法规上为广大中国广大民营企业的进军新兴产业敞开了更为宽广的大门。河北省民营企业也不应失去这次深度发展的机遇，在更宽的领域、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上参与与其他省市甚至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四、河北省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

1、支持民营经济的相关政策为其今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5月1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新36条”）发布，给民营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为其突破发展瓶颈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2、完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为其保驾护航。落实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扩大市场准入范围，降低准入门槛，进一步营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加快制定融资性担保管理办法，修订《贷款通则》，修订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明确对小型企业的扶持政策；制定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办法，提高采购中小企业贷物、工程和服务的比例；建立首向负责制、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失职追究制等制度。

3、加强对中小民营企业及其员工的权益保护。组织开展对中小企业相关法律和政策特别是金融、财税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挥新闻舆论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加强政策效果评价。坚持依法行政，保护中小企业及其职工的合法权益；对中小企业吸纳困难人员就业、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相应期限内给予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基本医疗保险补贴、失业保险补贴。对有困难的中小企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或降低费率政策执行期延长，并按规定给予一定期限的社会保险补贴或岗位补贴、在岗培训补贴等。

（二）按照市场规律促进民营企业发展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冲破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革除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摒弃束缚民营经济发展的做法规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1、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融资难题。（1）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完善小企业信贷考核体系。鼓励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补助，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损失给予适度风险补偿。（2）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比如完善中小企业授信业务制度，逐步提高中小企业中长期贷款的规模和比重、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完善财产低押制度和贷款抵押物认定办法，缓解中小企业贷款抵质押不足的矛盾等；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的办法；积极支持民间资本以投资入股的方式，参与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支持、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鼓励有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3）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如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金设立主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个业，积极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等（4）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包括中央、地方财政出资和企业联合组建的多层次中的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加强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管，引导其规范发展。鼓励保险机构积极开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保险产品。（5）发挥信用信息服务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2、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按照公平、公正、竞争的原则，构建对民营经济一视同仁的政策和管理平台。在优惠政策上给予同等待遇，在办事手续上一视同仁。打破行政壁垒，在生产要素配置、商品流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等方面，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民营经济主体设置地区、所有制等限制条件。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促进以民营企业集聚为特征的产业集群发展，以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为重点，培育壮大一批产业集群。建立省、市、县三级商标培育体系，鼓励民营企业创立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扩大商标注册领域，培育名牌产品和知名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对那些规模型、科技型、外向型、质量型、效益型的民营企业重点扶持，解决资金不足问题，促其上规模、上档资、上水平。

3、优化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切实助其发展。政府可以出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社会投资相结合的扶持措施，设立产业升级配套基金，鼓励全民创业，催生小企业，开发新岗位。以公益性服务机构为主要载体，向企业初创者提供政策咨询和服务，解决初创阶段的突出困验，提高创办成功率。引导企业利用闲置资源创办创业辅导基地，鼓励投资商投资建立创业辅导基地，加快创业辅导体系和创业孵化基地建设，为创业人员提供全程服务。支持民营企业拓展国内处市场。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参加各种展销会、洽谈会、博览会，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扩大市场占有率。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流通现代化建设，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用足用好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资助民营经济主体开拓国际市场。鼓励民营企业到境外投资办企业，从事资源开发、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并在财政资金、银行贷款、风险保函、企业用汇、出口退税等方面给予扶持，为民营资本境外投资和民营企业人员出国提供便利的服务。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篇5

摘 要：随着金融危机的缓和，我国对外贸易恢复并取得了新的发展，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出口产品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引发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企业;出口产品陷入了贸易摩擦的重围中，而且贸易摩擦越来越波及产业和制度领域。这种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的尴尬局面促使我们必须彻底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贸易结构，大力发展包括技术贸易在内的服务贸易，在继续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积极促进技术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再跃上新的台阶。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贸易摩擦;技术出口;贸易结构

一、技术出口将是我国冲破贸易摩擦重围的重要路径

后危机时代是指随着危机的逐渐缓和而进入相对平稳期。但是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或是不可能完全解决，而使世界经济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缓和，原本预期的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贸易保护压力却并没有减轻，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据商务部透露，前8月，我国共遭遇来自17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救济调查案48起，总涉案金额64.8亿美元。20以来，美国已对我国产品发起337调查13起，较全年增加62.5%，且案件数量还在不断上升。除了上述措施外，还有其他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贸易摩擦不仅来自欧美，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这表明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

对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面临再调整，国际金融秩序也正在改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资本流动速度放缓，各国经济将面临一段较长的低增长期，各国更加注重内外均衡发展，通过结构调整寻求新的竞争优势。而我国经济得到恢复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速，对外贸易持续大量顺差。20我国贸易顺差为1 960.7亿美元，年1—5月贸易顺差为353.9亿美元。因此，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很容易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目标。

二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我国部分产业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同质性趋强，竞争面扩大。我国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受到来自这些国家的挑战，有些产业竞争力相对在递减，在这些产品出口上，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和贸易摩擦正在上升。不仅如此，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提出要重振制造业，一些国家还表示要通过扩大出口来减少国内贸易赤字，这使得我国的中高端产品面对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最典型的案例是2010年9月16日，欧盟委员会再次对我国数据卡发起反补贴调查，涉及金额约41亿美元。

三是我国外贸出口增长仍未从根本上摆脱数量增加、规模扩张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出口的质量、结构和效益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主要体现在：出口产品层次较低;自主品牌产品出口较少;出口价格不高，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主要还是依靠价格竞争和数量型扩张，并严重影响着中国贸易结构的优化。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出口产业主要是：纺织、鞋类、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中位于产业链条最低端。虽然近年来中国出口额中，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较大比重，但仍然是低附加值环节，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源自加工贸易。

四是我国的贸易结构不平衡、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三部分不能够同步发展，对外贸易仍然主要倚重货物贸易。虽然近几年我国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在—2009年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 571亿美元增长到2 868亿美元，增长了约1.8倍，年均增长16.2%。我国服务出口的世界排名从的第八位升至2009年的第五位。但是，我国服务贸易总体仍落后于货物贸易，服务出口额占对外贸易总出口额的比重维持在9%左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我国技术贸易发展更是落后，尤其是技术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比重非常低，以许可贸易方式技术出口为例，2009年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出口仅有4亿美元，占当年服务贸易出口额的0.3%;与其他国家相比，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出口，美国为286.1亿美元，日本为232.2亿美元，英国为151.3亿美元，而中国仅有3.4亿美元，数据是根据商务部服务贸易司网站公布数据整理。与上述国家技术出口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与我国贸易大国的身份极不相符。

针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遇到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未来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路径。“十二五”外贸规划的核心是调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那么就应该更重视质的增长、进一步弱化数量指标。大力发展包括技术贸易在内的服务贸易，积极促进技术尤其是许可贸易方式技术出口，提高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的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占我国出口贸易的比重，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出现质的转变，冲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产品的重围。

二、技术出口的产业、贸易和收益效应：以发达国家为例

1.技术出口的产业效应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出现了产业结构重心逐渐向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等所谓“第四产业”偏移的现象。与此相适应，发达国家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被信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替代，制造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份额不断增大，呈现出产业结构高技术化、融合化、国际化和服务化的特征。以美国为例，美国制造业产值不断下降，其占GDP比重由二战后的40%下降到的13.9%，就业比重从最高时的35%降至20的10%左右。由于其跨国公司将技术及其生产环节分包甚至完全退出生产，出现了“虚拟制造现象”， 如耐克公司除最关键的气垫系统外全部由外部提供，阿迪达斯公司已将95%的制造环节转移至其他国家，通用电气明确提出要由制造公司转变为多元化的服务业公司。据美商务部统计，约有2 500家美国公司将生产和技术转移海外。在这场变革中，发达国家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伴随着技术转让推动着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转变。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篇6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小企业发展的必要性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截至2009年底，占我国企业总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不仅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还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主力。据统计，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全国的60％以上，缴纳税金占全国的50％，发明专利占全国的66％。研发的新产品占全国的82％，外贸出口占全国的68％。

中小企业是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中小企业中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是吸收就业的主要载体，2009年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受金融危机打击，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不仅对经济造成损失，还导致失业率上升，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鉴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明确我国中小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策略是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充分扩大劳动就业、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的关键所在。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世界各国多项经济刺激计划逐步见效，金融危机的最坏时刻已然过去，就目前各国经济发展现状而言，还很难说已步入复苏阶段，所以这个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之前的特殊时期被称之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基于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机会，同时仍有一些不利因素会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小企业的发展机遇贸易回暖。海关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1季度，我国外贸出口3161.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7％。3月份，外贸出口1121.1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出口价格总体上涨

1.4％，结束了自去年2月份以来连续13个月的下跌局面。贸易回暖，市场利好为我国中小企业恢复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提供好良好的外部环境。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危机使低成本的外向型生产模式逐渐失去竞争力，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外向型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海外并购。通过海外并购，不但可以以低成本获得以往难得的技术、利用国外的优势资源，还可以依托国外品牌加快企业的发展。后金融危机时代依然是中国企业难得的国际化机遇。拓展市场空间。受金融危机打击，不堪压力退出市场的中小企业为实力较强的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拓展市场提供了市场空间。企业的多样化经营，也可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享受到更多的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政策扶持。为应对危机，我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对中小企业的负面影响。这些扶持政策体系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更为优惠的环境。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贸易保护。目前，世界经济虽在一定程度回暖，但各国经济增长仍面临巨大压力。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各国频繁的贸易保护措施，已影响到我国出口，使出口型中小企业蒙受损失。2009年1-8月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突破百亿美元。在2010年全球新启动的15项贸易保护政策中，有10项针对中国商品，比例高达67％。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受害国。成本上升。2010年1季度，我国外贸出口虽然同比增长，但同期的外贸进口增长幅度更大，进口额达到3016.8亿美元，同比增长64.6％，进口价格总体上涨15.7％，其中，3月份进口价格总体上涨17.6％，较2月份涨幅提升2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涨幅提升。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使进口原材料价格提高，成本的上升自然会使企业利润减少，进而影响出口产品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相对于美元和欧元的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传统竞争优势遭到削弱。融资困难。根据北京市工商联2010年的调查，中小企业发展中资金靠自身积累的占86％，感到资金压力大和融资渠道少的超过5成。我国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资金匮乏、求贷无门的窘境。品牌弱势，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主品牌的贴牌生产附加值小，利润率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可替代性强，如果对中国产品实行贸易制裁，可以很快在其他国家找到替代中国的产品，这样，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制裁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和代价较低，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才会越来越盛行。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

如前所述，后金融危机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小企业一方面要及时把握机会，促进自身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也要勇于面对挑战，积极增强企业自身实力。就现实情况而言，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既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国家政策上的引导、扶持和资助。

(一)企业对策实行成本控制。有效进行成本控制要在采购、生产和销售三个环节上下功夫。首先在采购环节上。通过有效的采购模式控制采购成本。其次，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资产使效率、降低折旧率、减少次品和废品数量及避免产品积压等措施控制生产成本。第三，通过准确定位产品市场、产品需求，选择有效的产品营销方式节约销售成本。此外，还要控制管理成本、办公费用等其他成本。实行品牌战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小企业发展的重点在于实行品牌战略，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其中尤以技术创新为主。企业不但要提高自身技术消化和转化能力，还要培育研究团队，掌握核心技术，研发高附加值产品。以技术创新打造品牌基础，管理创新树立品牌形象。制度创新提供品牌保障。发展网络营销。后危机时代是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网络营销的机会：可以建立企业电子商务网站：通过网络广告联盟扩大销售空间和渠道：利用阿里巴巴、慧聪网等第三方网络平台，向各类企业提供产品采购、销售服务：还可以采用电子邮件营销方式，与顾客建立更为紧密的在线联系。通过充分运用网络营销，提高企业产品竞争能力和市场占有率。4 开发多元化市场。单一的销售市场使我国中小企业特别容易受到销售市场所在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因此，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才能够有效分散市场风险。我国中小企业应积极开拓中东、非洲、拉美地区以及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销售市场，并进行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进行海外并购。利用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海外并购，有利于实现企业低成本扩张，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高层次人才以及扩大企业发展空间、完善企业结构。但如果并购失利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进行海外并购要符合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要选择优良资产，还要重视并购后的消化与吸收。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篇7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在新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经过多年实践,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以节能环保、低碳经济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得到了有力地贯彻和实施。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仍急需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本文抛砖引玉,探讨后改危机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制约因素和解决路径。

1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变,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全面要求。但是,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还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主要因素:

1.1 技术制约

科学技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技术创新成为了国家和企业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我国目前技术创新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技术的强约束。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作为技术进步的主体,我国企业目前自主创新能力总体较差。

我国目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追本溯源在于体制上的缺陷。我国还未形成综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结构,科技上的创新活动局限于个体的企业,这就必然造成企业的创新活动以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衡量。一旦创新活动成本投入过高而短期内又不能迅速得到高额回报的话,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如果没有激励措施和制度制约的话,企业会丧失或缺乏创新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强力介入其中,构建设以政府作为龙头,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综合技术创新体系。[1]

我国对于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对于科技创新的经费投入都很重视。但我国目前创新活动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比例并不协调。我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使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除极少数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外,绝大多数企业,由于流动资金有限,开展创新活动受到诸多限制,困难重重。目前,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普遍科技创新积极性不高,自主创新能力极为薄弱,创新投入极低,缺乏合格的科技研发部门,甚至有的企业没有设置研发部门。总体看来,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全国2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有研发活动的仅占30%。我国4000多家重点企业中,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在1%以下的占75%。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39%,即使高新技术企业也只占0.6%。这个比例不到发达国家的1/10。[2]

由于技术引进风险小,见效速度快,很多企业把大量资金用在技术引进上,而在消化吸收上投入相对较少,在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则少之更少。目前,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3]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国的经济命脉就将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别说经济发展,技术引进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很多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大量依靠进口,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产品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

1.2 经济结构制约

经济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构成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结构由生产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贸易结构、消费结构等一系列指标构成。本文选取产业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作为研究的重点,对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结构因素进行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产业结构一般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的比例关系和结合情况,是经济结构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不同的标准,产业结构可以划分为:

(1)两大部类结构。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类。

(2)三大产业结构。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3)不同资源密集产业结构。包括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

我国目前产业结构还不太合理,存在一些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存在着较强的制约。具体表现在过于重视生产能力的提高,生产资料所占比重过大,消费资料比重较小,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能力不强。三大产业结构中,农业比重在下降,工业处于迅速发展过程,第三产业还没有占主导地位。目前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企业无论从数量,还是水平来讲,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经济学家们常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计算结果以0.4作为标准。把0.4作为“警戒线”。具体来说,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在0.3-0.4之间表示相对合理;在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我国2006年的基尼系数为0.496,2007年为0.5,2008年为0.469,2009年已经超过0.5,甚至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已经超过0.57。[4]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对社会公平、稳定、和谐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支持

2.1 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创新支持

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越来越决定国家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总格局中的地位。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技术创新支持。

形成有效机制,保证自主创新活动在政府的领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逐步形成完备有效的创新体制、机制,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服务,提高科技成果的生产力转化率。针对我国目前的政府自主创新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我国应努力建立自主创新的评价和监督体制;不断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制和政策;进行创新人才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的有效探索等。

从政策上制定有利于形成研发良性循环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机制,调动和提高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针对我国很多企业严重缺乏创新人才的问题,应提高创新人才的工作待遇,为创新工作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为创新人才的个人发展等提供机遇和平台。针对相当一部分企业长期从事物质生产,没有科技创新的意识和习惯,应不断进行创新成果的展示,进行创新价值宣传活动。针对企业创新投入严重不足,影响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应想方设法予以解决,排除阻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成果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各种限制因素。进而不断提高创新水平,带动我国整体研发能力的提高。

加快我国自主创新的步伐。把技术引进与技术的自主创新有效结合起来。我国应遵循引进、吸收、消化、创新的路径。技术引进当然也很重要,是我国缩小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但要注意引进先进技术,而不是发达国家淘汰、落后的技术;引进必须的,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技术,而不是可有可无,白白浪费外汇的落后技术。技术引进之后必须消化、吸收,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然后结合自主研发,走自主创新之路。

2.2 结构优化升级的创新支持

2.2.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必备条件;是取得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国家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

数据显示,三次产业中,1979-2007年第一产业年均增长4.6%,第二产业增长11.4%,第三产业增长10.8%。从构成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持平,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其中,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下降了16.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由47.9%上升为48.6%,上升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23.9上升为40.1%,上升16.2个百分点。现代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目前,中国的三次产业中,工业的比重较大,工业中高能耗、高物耗的重工业增长偏快,这是中国单位GDP能耗高,环境压力大的重要原因。我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坚定不移地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发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外,还应大力构建和发展现代化的服务业体系,使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大。不断提高个人消费服务(包括教育、医疗保健、住宿、餐饮、文化娱乐、旅游、房地产、商品零售等),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包括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务、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以及公益性信息服务等)。

具体来说,我国应从以下方面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制造业的科技、工艺水平,加快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和壮大;继续大力发展服务业;引进并消化吸收高端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着力发展现代物流、石油化工、生物制药、会展经济、服务外包、新能源、新材料的产业集群。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向技术、信息密集型转变,带动高新科技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大力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完成一系列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只有三大产业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根本转变。

2.2.2 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我国应继续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要注重分配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处理。不断降低我国的基尼系数水平,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提高反腐倡廉力度;加强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提升人们综合素质;适当提高私有经济的比重;不断完善税收制度改革,增强税收的调节作用;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有效扶持等等,逐步实现分配结构的优化升级。

针对我国目前的消费结构,我们应该不断提升社会医疗保健水平;加快居民住房建设水平,着力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并想方设法抑制房价的过高过快增长;不断提升教育水平,继续加大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水平,形成完善的高等学校的就业机制;加强文化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交通、通信;继续提升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适度提高在职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等,并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不断降低我国的恩格尔系数,逐步实现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摘要：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和问题。本文首先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技术制约和经济结构制约;通过对制约因素的详细分析,从解决路径上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支持,包括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创新支持和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的结构优化升级的创新支持。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展,发展方式,创新支持

参考文献

[1]孙飞.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J].经济与管理,2007,(12):24-26.

[2]陈至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J].厦门科协,2009,(2).

[3]陈至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J].厦门科协,2009,(2).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 篇8

从金融危机后的全球金融衍生品发展和监管改革来看、从繁复到简单的回归基本确立了未来一段时期金融衍生品的重要趋势。这当中，既有从纷繁复杂结构衍生品向基础性衍生品的回归，从非标准化向标准化的回归，也有从较为松弛的监管纪律向更为审慎监管的回归以及机构投资者从场外向场内的回归。从这一趋势中，可以看到发展股指期贷等基础性衍生品的更为清晰的内在逻辑。

金融危机成为股指期货产品的极端压力测试

在这次金融海啸中，股指期货稳定市场、管理风险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展示。危机中全球股指期贷市场表现突出，运行稳定、交易量、持仓量显著增加，2008年全球股指期货的交易量上升了18％。与场外交易的信用衍生品不同、股指期赁非但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而且在金融危机中有效地减缓了市场的抛售压力，成功地将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进行转移和再分配，避免现货市场出现更大的跌幅。根据对30个市场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最大跌幅的统计，22个推出股指期货的国家，股票现贷平均跌幅为46.91％；8个没有推出股指期贷的国家，现货指数平均跌幅高达63.15％。其中，美国股指期贷的大额避险交易比例明显提高，表明机构投资者在危机中积极利用股指期贷进行风险对冲。

在危机发生初期，股指期贷通过交易量和持仓量的一度持续放大，承担现货市场抛盘压力，但全球近400种的股指期货没有出现风险事件和大面积违约。这表明股指期贷的风险控制手段和交易制度日臻完善，股指期贷并不是场外衍生市场上的那些金融衍生产品那样成为导致危机的“坏孩子”，而是充分发挥了其稳定投资者预期、管理和对冲风险的积极作用，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避风港。

透过危机后期各国对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变革可以看到，变革措施更多地集中在对场外衍生品的监管上，监管机构希望引导机构投资者能更多运用场内衍生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股指期赁的稳定与避险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市场所认同。

金融危机中交易所市场仍有良好发展势头

金融衍生品市场有两大组成部分：交易所市场(ETD)和场外交易市场(OTC)。两者都为满足投资者特定的交易需求而存在。但两市场在运作模式、交易品种等多方面亦存在重要差别。

近年来两个市场的增长速度一直此消彼长。交易所市场的交易量在2001年曾创下47％的增速，当年OTC市场以名义价值计算仅增加17％。而2004年交易所市场交易量仅上升9％，同期OTC市场则有26％的增长。近年来随着CDS等信用衍生品的急剧膨胀，OTC市场的发展速度超越了交易所市场。但由CDS等衍生品引发的次贷危机之后，OTC市场萎缩较大，市场自增长，但另一方面，交易所尽管增速放慢，但依旧有约16％的增长速度。

从交易所市场的交易品种方面看，2008年相对于2007年，其商品期货、利率衍生品、股票衍生品、股指衍生品分别取得较大增长，其中股指期货增长尤其显著。进一步表明，在金融危机中，场内市场仍旧有良好的发展势头。

金融危机导致的市场大幅波动，凸显金融风险管理工具的现实需求

从国际经验看，现货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是衍生品出现的重要条件。国债期贷在美国的起步发展，缘于利率的自由波动。股市方面，美国1973～1974年股票市场动荡、波动大，而美国政府的政策使得股市的波动加大。由于损失巨大，众多投资者纷纷离开股票市场，转而投资于债券或银行存款，在严峻形势下，相关管理机构被迫设法对此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满足股票投资者对于避险手段的迫切需求，从而促进股市的正常发展。可以说，正是由于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使得衍生品有市场的需求，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成为必然。

中国股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波动幅度较大，系统风险不容忽视。有关实证分析表明，美国、英国、法国股票市场系统风险占全部风险比例分别为26.8％，34.5％和32.7％，而中国股票市场的系统风险高运65.7％。

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和问接的影响，中国内地证券市场2008年的波动异常剧烈，上证综指从最高点的6124点直线跌落至1664点，最大跌幅达到73％；从个股上看，1200只个股全年跌幅都在50％以上，个别个股距离最高价的跌幅曾一度超过90％，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以及普及面之广为历史罕见。

普遍性的深度下跌给机构投资者投资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风险管理造成了前所禾有的挑战，股市的巨幅波动迫切需要相关的金融衍生工具，套期保值，对冲管理风险。

现货市场的发展、市场结构的变化、金融创新的需求，增加了股指期贷等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

从全球市场看，由于股指期货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的良性互动效应日益明显。在金融危机中，发达金融市场上的一些大型基金和保险资金等机构投资者，通过在股指期贷市场上的套期保值，有效规避了投资组合市值下跌的风险，从而也避免了大额抛售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冲击。

与之相对照的是，在这一轮的市场深幅调整中，我国机构投资者普遍遭受了惨重损失。由于缺乏避險机制，我国机构投资者大量现货头寸无法得到保值，投资业绩严重依赖大市的表现，不仅只能被动地承受下跌调整带来的损失，而且在市场剧烈波动时也只能以卖出股票的方式来降低风险，被迫加入追涨杀跌的队伍，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定状况的系统风险。

从国际经验看，股指期贷的出现是以现贷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为前提的。

近年来，中国股票市场亦逐步完善和发展，现货规模不断扩大。经历过大牛市和大熊市的洗礼，上市公司不断增加，特别是市场流通股比例迅速提高。

机构投资者进一步深入发展，基金市场的资产管理规模显著扩大。对于基金管理行业而言，管理规模已经上了一个台阶，行业成长进入新阶段。迅速扩大的机构投资者相较波幅巨大的市场，对于股指期贷等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更加迫切。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股指期货作为重要的资产配置工具，有利于投资者迅速、灵活地调整和优化其资产结构，是构建具有规避系统性风险特征金融产品的基础。通过卖出一定量的股指期货合约，可以有效改变组合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促进基金等投资产品的多样化，满足不同类型的投资需求。不仅能够降低机构投资者的市场风险，也可以在公募基金等理财产品中适当运用股指期贷等金融衍生品，丰富理财产品的层次，改变目前理财投资产品高度趋同的现状，让普通投资者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