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生资助岗位职责

高校学生资助岗位职责（精选8篇）

高校学生资助岗位职责 篇1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中职学生资助岗位职责

中职学生资助工作严格按照国家资助政策执行，确保受资助学生及时获得资助，具体职责如下：

1、负责学院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学生基本信息的核对；

2、负责学院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学生资格的审查认定；

3、负责制定学院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工作计划、总结和相关工作制度；

4、负责学院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工作数据信息的审核申报；

5、维护国家中等职业教育资助系统中的学院中职资助数据信息；

6、按规定程序办理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免学费和助学金审批和资金拨付申请手续；

7、做好学院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工作政策的宣传和中职学生资助卡的申请办理；

8、做好学院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工作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

9、负责与相关部门以及上级资助管理中心的联系与沟通；

高校学生资助岗位职责 篇2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认定机制不够健全

目前, 大部分学校的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学生入学前从生源地开具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证明, 另一种是入校后根据院系尤其是辅导员的学生工作获得的学生在校表现进行认定。第一种方式开具证明的主体不是出钱方, 国家目前对开具证明的规定尚无, 缺乏约束和监督认定机制, 导致开具证明比较随意, 信息的可信度不高, 加之生源地分散, 各地区差异性较大, 可对比性较差, 给高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入校后第二种认定方式相对比较切合实际, 但是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缺乏可量化的指标体系, 都是仅凭学生之间的印象和负责人的班级干部经验判断,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把握标准无法量化确定, 导致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缺乏科学性、可靠性、公平性。

以上两种认定机制相对比较简单, 认定的可靠性较差, 无法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有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为碍于面子不愿意表达出自己的实际情况, 不愿暴露自己的实际困难, 最终导致辅导员和学生们不清楚其家庭状况, 降低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公平性和可靠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登记认定机制可以增加渠道, 全方位、多角度、宽渠道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 寻找便于学生吐露自己心声的方式方法来做工作, 做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认定更加有效、更加科学, 让真正需要资助的学生得到合理认定。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待优化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大学校园内比较特殊的群体, 他们在面临高额学费和生活费等的同时, 还承受着多样化的环境刺激、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复杂的人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产生多种消极心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辛辛苦苦通过高考进入大学, 家里人对他们的期望非常高, 盼望着通过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心中充满着美好的愿景。但是现实总是与理想差距很大, 多样化的环境刺激、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复杂化的人际关系等, 都让他们的身心背负巨大的包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自己的现实情况都是讳莫如深, 进入大学对比舍友、同学的生活等, 产生对自己不满、鄙视的情感, 孤独、失落影响着学生的心理。

考入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成绩优异, 自尊心强, 面对窘迫的经济状况, 不愿在同学面前表露, 暗自制定较高的不切合实际的学习目标, 要在学业上与同学一决高下, 但是由于学习目标没有结合实际情况, 缺乏对其他同学水平以及高校学业难度的考虑, 最终目标没有实现, 导致产生失落、自卑心理, 引发不良的后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善言谈, 缺乏沟通, 极易产生孤僻内敛的状态。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担忧和未来毕业后找工作的压力是影响这些学生很重要的因素, 不断增长的物价和社会环境的多变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产生一种恐慌和迷茫。

三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不完善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信息以数字化的形式加以整理、归纳、运用和共享, 这是高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它主要包括:学校资助管理相关制度、政府及教育部门制定的学生资助政策、受助学生的个人信息、资助管理业务的申请、受理审批等相关程序。随着政府及教育部门对高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重视, 资助的业务工作量逐年增加, 工作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增加, 需要完善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的支撑, 才能更好、更顺利地完成工作。目前政府及教育部门开发了学生资助管理网, 但是很多学校还是不够完善。

目前, 大多数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采用简单的文字操作和报表派送手段等传统信息管理方式, 学生资助管理信息化程度较低, 阻碍了基础数据的广泛采集, 影响学生信息的精确度。目前很多高校正在不断健全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 2014年增设业务, 为学生提供校园卡消费数据、学生资助统计数据、学生月生活费参考数据, 为勤工助学设岗单位统一发布招聘信息等。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办公自动化只是管理信息系统的一部分, 还要加强自主管理工作信息化的业务培训, 提高奖助学金评审效率, 充分运用现代化技术, 实现资助信息共享, 做到所有资助信息公开、透明。

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途径不足

现在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主要帮扶途径有贷款 (国家贷款、生源地贷款) 、奖助学金 (各类) 、勤工助学等经济上的资助帮扶, 还有心理咨询服务工作, 开展“砺心、励志、力行”教育。经济方面的帮扶要把资金发给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关键是困难学生的等级认定机制要健全, 认定方式方法正确, 现阶段政府及教育部门的各类奖助学金基本可以解决学生上学难的问题。但是经济上的资助帮扶只是表面的, 高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人才, 只是解决上学难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影响高校培养目标的实现, 阻碍学生的健康发展。

帮扶途径中勤工助学是非常好的方式, 勤工助学可以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的品质。学校应该拓宽勤工助学多方面的渠道, 鼓励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从活动中锻炼自己。心理方面的帮扶非常重要, 通过“砺心教育”, 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做专门的团体心理辅导, 通过不同的项目来训练学生自我认知、思维创新、团队合作等方面的能力, 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摆脱自卑自闭、缺乏自信、焦虑紧张等心理问题。通过开展“励志教育”, 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目标, 提升内在动力。通过“力行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感恩和诚信意识, 多做社会公益活动, 拓宽资助帮扶途径。

摘要：高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是国家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存在的问题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认定机制不够健全、心理健康状况有待优化、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不完善、帮扶途径不足, 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才能做好学生资助管理工作。

关键词：高校,资助管理

参考文献

[1]黄建美、邹树梁.高校资助育人创新视角:构建多维资助模式的路径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 2012 (4) :81~84

[2]杜德省.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中的问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李克明.普通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问题及对策研究[D].安徽工业大学, 2012

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纵横谈 篇3

（一）不合理的公投

有学生私下议论：“敢说、会说、能说的，得票就多；内向、不会说，说的少的得票就少”。还有一名学生向辅导员揭发：“李某因为在宿舍拉选票才获得的资助，他承诺得到助学金后就请大家吃饭”。

在国家助学金评定中，有些辅导员害怕麻烦，没有拿出具体的评定细则和量化指标，鉴于贫困生名额有限，于是采取全班学生投票选举的方式，从而出现拉选票的问题,这让助学金政策变了味，成为了人气与关系的比拼。

（二）掀起你的盖头来

有一位家庭经济确实困难但自尊心较强的女生因为在台上不愿“暴露”自己家庭情况而落选，结果导致能否获资助不是以家庭实际困难为依据，而是取决于台上陈述是否“悲壮”，表现是否“精彩”。

有些辅导员为了体现助学金评选的“公开、透明”，规定申请申请助学金的同学必须在众人面前详细阐述家庭贫困状况，本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比较自卑、内向且自尊心强，这时如果强迫他们在同学面前“自我暴露”，无异于伤口撒盐，雪上加霜，从而导致有些真正贫困的学生由于“爱面子”而忍痛放弃申请助学金的机会，而不太贫困却能说会道的学生再稍加悲情演绎则有可能博得同情。

（三）“贫困”的贵族

令人想不到是，助学金发下去没几天，其中两名获资助的学生就在饭店请客吃饭，其中一个还换了一部新款手机，班里其它学生发现后，议论纷纷，愤懑不平，辅导员知道后非常恼火，但为时已晚，钱已经发了下去。

很多辅导员遇到过这种情况：某些学生家庭确实困难，按政策也理应得到资助，但是获资助后不是心怀感恩，刻苦学习，而是拿着资助的钱进行奢侈性消费，穿名牌，买电脑，大吃大喝等，这严重违背了助学政策的初衷，同时也会引起其它学生议论和不满。

（四）我贫故我得，舍我其谁

一名女生课下到办公室找辅导员，理直气壮地说：“老师，我认为评选不公平，我家比张某家还困难，凭什么她得3000元，我才2000元？”

有些辅导员经常抱怨：“个别学生虽然家庭贫困，但不思进取，旷课迟到早退一样都不少，资助吧，于心不忍！如果不资助，也确实困难！更可气的是有个别学生还理直气壮:‘我家贫困，凭什么没有我的？’最让人不解的是有些学生虽然得到了资助，但是嫌资助太少，大有助学金非我莫属的气概。”

（五）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白不要

看到同班或同宿舍同学得到了高额助学金，有些没有得到或没有参评的学生心里极不平衡，因此严重影响了班级的和谐团结。有些学生甚至发话:“明年我也开证明申请，反正是不要白不要”。

据相关调查，很多高校大二学生比大一新生入学时申请助学金的人数多几倍。不可否认，一方面是学校资助工作宣传力度加大，但更重要的是资助金额大，门坎比较低，学生只要持有生源地所在乡镇、居委会(村)以及当地民政局等部门出具的困难证明，就符合申请条件。再加上出于乡土人情，缺少监督管理机制，有些地方部门出具的证明常常信息失真，因此导致了一部分本不贫困的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开出了证明，加入到了“伪贫困生”的行列，这给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增加了认定上的困难。所以各级相关部门应切实增强责任意识，认真履责，严格把关，从源头上确保公正、真实。

（六）助学金与学校奖学金的博弈

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各自特点决定了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难怪有些学生私下议论:“学习成绩好有什么用，考个第一名奖学金也就800元，你看张某某学习一般，就是家里穷，助学金就得了3000元，助学金比奖学金强多了。”这种现象在各大高校普遍存在，在高额助学金的诱惑下原本用来激励刻苦学习的奖学金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这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现象。

国家助学金是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项重要惠民工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重视，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从原来生均2000元提高到了3000元，惠及450万名家庭困难学生，占在校生总数20%左右。由于条件低，限制少，资助金额大，每年评定前期必然会引起广大学生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

各类学校自设奖学金条件相对比较高。奖学金是为了奖励在校期间学习成绩特别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的优秀学生，相对助学金来说各级各类学院奖学金具有门槛高、条件硬、名额少、竞争激励等特点，但奖励金额却没有助学金多，如何平衡助学金与奖学金之间的关系并凸显对学生进行精神鼓舞和人文激励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科学认定，创新措施，公平公正做好学生资助工作

（一）辅导员要高度重视，认真负责，细化标准国家助学金是政府为资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而专门设立的，是一项惠及民生的好事。高校辅导员是这项惠民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国家和政府的形象，所以辅导员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负责地做好这项工作。

助学金的初衷是助困促学，辅导员应该以国家资助政策为标准，不怕麻烦，以贫困事实为根据，不怕得罪学生，切实规范评定程序，制订科学合理的评定细则，再通过我们平时观察、查阅档案、个人谈话、电话访问以及学生咨询等多种调查方式，使真正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得到资助。

（二）建立贫困助学基金，探索“分批多次按月发放”的模式，实行“长期跟踪监督及随时退出”制度

高校应成立贫困生助学基金会，由学生工作部门统一负责管理全院的助学金，实行分批多次按月发放，长期跟踪监督，一旦有不符合政策条件，违规违纪的学生，可以立刻停发，随时退出，从而起到警示教育作用，避免以往一次或两次发完，对受资助学生无法有效监管的局面。

（三）打破以班级、系部为单位的资助名额分配制度，宁缺毋滥，实行“按需分配”

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应打破班级、系部界限，不应等量平均分配名额。实行按需分配，只有真正符合资助条件的才可以申请，宁缺毋滥，剩余名额由高校贫困生助学基金会统一管理，循环使用。

（四）将助学金发放与勤工助学相结合，变“无偿资助”为“有偿使用”，消除依赖心理，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精神

高额无偿助学金滋生了部分贫困学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学校应将助学金发放与勤工助学岗位相结合，比如让家庭困难学生清理校园公共卫生；课余时间兼做图书馆、宿舍楼、实验室助理员等工作。变无偿资助为有偿使用，这样通过自己劳动获取资助，会更加踏实和自信，有助于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精神。

（五）坚持物质资助的同时要做好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工作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仅需要物质资助，更需要精神关怀。辅导员在物质助困的同时，要高度关注贫困生群体心理健康教育，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隐私，减轻物质贫困带给他们的压力，鼓舞他们生活学习的勇气。

三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注意事项

（一）不患寡而患“不公”

中国有句古语叫“不患寡而患不公”，意思是说不怕东西少，就怕分配不公平。所以在做资助工作时，只要辅导员坚持公平公正，宁缺毋滥，使资助真正用于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其它学生是不会有意见的。

（二）坚持资助与育人相结合

资助是手段，育人是根本。辅导员要始终坚持资助与育人相结合的工作理念，坚持资助与感恩教育相结合；坚持资助与承担义务责任相结合；坚持资助与自立自强精神培养相结合。

（三）坚持物质资助与精神关怀相结合

心理学研究表明：物质匮乏不是最主要的，精神绝望才最致命，一定要多关注贫困生的精神及心理健康，引导他们自信、自立、自强，使他们内心充满阳光和希望，安心学习，快乐生活。

四高校学生资助相关政策解读

（一）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200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及其配套办法颁布实施后，国家在高等教育阶段建立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师范生免费教育、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考入大学，首先可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按时报到。入校后，学校对其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核实，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其中，解决学费、住宿费问题，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以国家励志奖学金等为辅；解决生活费问题，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勤工助学等为辅。

（二）困难学生界定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学生需向学校申报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由学校根据有关部门设置的标准和规定的程序，以民主评议方式认定。学生在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时，必须提交家庭所在地的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的《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证明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

（三）政策实施范围

公办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学生，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享受国家的资助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范办学、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4%-6%的经费用来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招收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也可享受国家资助政策，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制订。

参考文献

[1]杨波.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与育人结合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1.

[2]张沂红.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现状研究与优化思考[J].科技信息,2011(16).

[3]孙兵.试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J].教育前沿(理论版),2007(3).

学生资助管理领导小组及工作职责 篇4

学生资助管理领导小组及工作职责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张卫东（校

长）

副组长：王奉铁（副校长）

成 员：

张素梅（教务主任）、李钗钗（教务副主任）、刘慎蕊（教务副主任）、王春英（大队辅导员）、各班班主任

中心小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职责

1、在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校委会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关于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方针、政策。

2、加强学习、切实掌握各项学生资助政策的目标任务、对象界定、救助标准、工作程序、申请办法、工作责任等。

3、搞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和咨询等工作。

4、收集和掌握学校贫困生有关信息，建立好文件档案、贫困生档案、受助学生档案。

5、资助资金拨付到位后，设立公示牌，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及时将资金发给享受对象。

6、对资助项目和受助学生情况登记汇总，并建立相关档案。

中心小学

学生资助工作组织机构人员和职责 篇5



学生资助工作组织机构人员和职责

组 长：唐高远

副组长：蒋福军唐秋明

成 员：周建华吴起雄姚云姣邓全利颜娟

职责：

１、组织协调各班开展学生资助工作；

２、领导学生资助管理开展日常资助操作；

３、研究决定学生资助管理中的重大事项。

4、组织开展资助政策宣传和咨询工作；

5、搞好全校各班学生贫困生资助工作的管理；

6、收集整理各类资料，建好各类档案，搞好数据统计；

7、负责贯彻落实学生资助各项政策，并做好公示及德育渗透教育工作。

高校学生资助岗位职责 篇6

摘要：在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中，贫困生“被标签化”带来的不良效应，是长期困扰资助部门的难题，也是社会各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文章首先回顾了贫困生标签化的产生，以及一些高校“去标签化”的工作，然后将标签理论视为一种中性理论，即将“标签”作为一种可操作的工具，通过“正面标签化”的方法，发挥“标签”的正面积极效应，促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最后提出了一些具体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贫困生；去标签化；正面标签化；学生资助工作

一、标签理论概述

标签理论是以社会学家莱默特和贝克尔的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最早应用于青少年的越轨行为研究。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越轨”，但只有被贴上“标签”的人才有可能真正走上“越轨生涯”。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他及其行为的定义过程密切相关的。虽然人们的行为是一样的，但其中有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被贴上“越轨者”标签。而一个人是否被贴上这种标签，不仅取决于他的行为，还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阶层、政治态度、居住的社区、民族、肤色等。

社会学者认为，当下社会“标签化”盛行，已经被放大到一种无孔不入的地步，以致产生对一些“标签”的刻板印象，甚至是严重的偏见和排斥，农民工群体的“泛标签化”，“白领”注定都小资、“富豪”注定为富不仁、“90后”注定失去责任感，等等，都似乎成为社会公众和媒体的共识。而且，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看，一旦被贴上了某种标签后，这一群体往往内化标签所包含的行为规范，出现“自我实现预言”，即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会导致我们形成一种心理预期，并在我们以后的行为中得到验证。

二、贫困生的“被标签化”及“去标签化”

1.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概述

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在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后，我国已基本形成贫困生资助体系，即由政府、高校、金融机构、社会、学生个人等多方分担、多形式并存的“奖、贷、助、补、减、免”资助体系。根据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资助政策执行情况》，20全国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527万人，占在校生总人数的23.06％；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166.1万人，占在校生总人数的7.27％。而根据《全国学生资助政策执行情况统计》显示，20全国普通高校共资助学生3885万人次，资助经费支出总额437.3亿元，比年增加67.65亿元，增幅18.3%。

随着高校资助范围和幅度的不断扩大，高校贫困生也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有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入学之初就能获得上万元的奖助学金，由于其他学生以及社会公众、媒体对资助过程的不甚了解，加上受资助学生普遍不愿多谈及这些，贫困生俨然又成为一个“特殊”群体。

2.贫困生“被标签化”的形成

在一则新闻报道中，某高校每一位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大学生，都必须在教师和同学面前陈述自己家庭如何贫困，说自己将来如何克服困难渡过大学生活。这一做法对于那些原本因为贫困而有些自卑的学生而言无疑是一场考验。为了避免尴尬的一幕，有的孩子竟然选择了放弃申请贷款。类似的事情及报道不绝于耳，一些媒体甚至挖空心思，推出诸如“贫困生宿舍楼”、“贫困生被监控”等吸引眼球的新闻报道，横加指责肆意评论，有形无形中为他们贴上了标签。

贫困生“被标签化”的表现包括方方面面。学习上，大家一贯认为贫困生在学习上非常刻苦，潜意识中认为这些学生学习成绩都应该不错；生活上，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理应节俭，但是有些学生受到物质利益诱惑，出现“勤工逃学、误学”等现象，更有甚者，出现对于资助过于依赖现象的等、靠、要思想；心理上，虽然意志力强大，但是很多学生心理过于敏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还有少数学生不能正确对待家庭的贫困，怨天尤人；人际交往上，普遍性格内向、胆怯、语言表达能力差，由于为人处事“现实功利”，容易产生人际交往障碍。

总而言之，贫困生往往被“标签化”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学习能力强，性格内向，内心脆弱敏感，心理疾病高发等等。

3.高校资助部门“去标签化”的努力

针对上述“标签化”的内容，各高校在学生资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一直在寻求合适的方法，从申请、评定、公示到发放，最大限度的减少标签对贫困生的影响，既要做到过程的公开透明，又要照顾贫困生的自尊和隐私，费尽心思。

以评定过程为例，20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以年级（或专业）为单位，成立以学生辅导员任组长，班主任、学生代表担任成员的认定评议小组，负责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认定评议小组成员中，学生代表人数视年级（或专业）人数合理配置，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般不少于年级（或专业）总人数的10%；认定评议小组成立后，其成员名单应在本年级（或专业）范围内公示。这就是后来在高校广泛推广的贫困生“评议认定法”。多数高校使用的这种贫困生资格评定方法保护了贫困生的尊严和隐私，但在“公正”方面却产生不少争议，很多学生甚至怀疑这种不够公开的过程会出现“暗箱操作”。

为了兼顾公平，一些大学通过信息公开、演讲竞选等方式，如有高校开展“比惨”演讲，挑选所谓的“贫二代”，还有高校传出“竞选”特困生的消息，虽然这种形式的确完全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但是不少贫困生觉得有损自尊而放弃了申请。如何平衡贫困生的隐私权以及其他学生的知情权，成为困扰资助部门的难题。

另外，在资助金的使用上，有学校出台了“资助金追回制度”，即如果发现有学生在贫困资格问题上弄虚作假，或是吃穿超度，抽烟、酗酒、请客会友、铺张浪费等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学校将收回资助金。学校决不让一个贫困生因为贫困而辍学，也不能让弄虚作假和铺张浪费的现象出现，这对其他学生不公平。然而这些措施又被媒体解读为“监控”，认为学校侵犯了学生的消费权。事实上，诸如“贫困生不得使用手机、电脑”的规定，就是将贫困生标签化、脸谱化，似乎贫困生就应该是那种面黄肌瘦、衣着老土、缩手缩脚、啃馒头吃咸菜，站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认出来的“穷人”。事实上，这也是对贫困生的一种歧视。

可以说，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及“去标签化”的努力在争议中前行，而且，随着国家、地方经济条件的不断好转，资助力度的逐渐加大，同时贫困人口减少，贫富差距缩小，高校学生资助部门将面临新的挑战，学生资助工作近几年将面临一个转型。

三、“正面标签化”的新思路

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里斯特将标签理论运用到分析学校的教育过程中，由此，标签理论对教育实践的应用和作用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里斯特认为，“标签”和“贴标签”的过程，一方面影响着学生对自己的认识，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教师的教育行为。标签利用的好，将会激励学生不断地前进，利用的不好就会成为学生今后发展难以逾越的一个障碍。

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尽管很多高校开展了“去标签化”的工作，回避一些群体差别，力求一视同仁，但这种思路也造成了贫困生认定工作的尴尬，如贫困生的隐私权与非贫困生知情权的`矛盾，贫困生消费权的问题等。实际上，社会心理学中的标签论是一个中性理论，也就意味着“标签”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利用的不好，会成为影响学生发展的障碍；利用的好，则可以激励学生不断前进。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采用一种“正面标签化”的方法，即减少“标签”的消极影响，发挥“标签”的正面积极效应，甚至变“标签”为“榜样”，以促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1.认识方面

要形成完全的一视同仁。也就是说，管理部门、资助者、受资助者、其他学生都要形成对资助工作的正确认识。对于贫困生，要引导他们懂得家庭经济困难不是父母的错，更不是学生本人的错，然而能不能正确的面对现实、积极向上就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与此同时，加强对非贫困生的引导教育，使他们能够给予贫困生足够的宽容和尊敬，用同学之间纯真的感情带动贫困生的发展。总之，高校应该尽量的为贫困生创造和谐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2.行动方面

贫困大学生应该注意挖掘、发挥自身的长处，参与寝室和班级建设，学校相关部门也应该鼓励他们参加各种学生活动，有针对性的提供专门的舞台，使他们充分的展示自己、树立自信，用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增长贫困生的能力。许多高校涌现出一些优秀贫困大学生群体，如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安徽大学“爱心社”等学生社团，通过凝聚贫困大学生的集体力量和智慧，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锻炼自己，服务社会，成为校园有影响力的公益学生社团，并多次荣获“全国优秀学生社团”等称号。

3.教育方面

要千方百计消除高校贫困生的心理隐患。在影响高校贫困生成长的诸多因素中，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相对于普通学生来说，贫困生除了经济方面的压力外，更主要的是还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对此高校要善于引导，使之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同时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正常的教学体系，平时可以通过开展心理知识讲座、心理素质拓展训练等。精神方面鼓励他们自强自立，物质方面除去直接提供经济资助外，鼓励他们参与勤工俭学，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合法的经济来源，以此来改善自己的困境，这同样也会帮助贫困生克服自卑，增强自力更生的信念。

4.管理方面

要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在高校的优秀大学生群体中，贫困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他们面对困难时总是持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自强自立，不依赖别人，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摆脱当前的困难境况，如洪战辉、许志伟等，一些学校还专门开展相关活动，如江南大学通过开展“我的励志青春路”专场访谈，从数百名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中遴选代表，分享自己在励志路上的挫折、经验，用事实说话，帮助学生更好地成长。高校相关部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典型事例进行宣传教育，依靠这些成功典型的亲身体验来感染、激励那些仍处于困境中的高校贫困生。长远来看，这些举措将进一步促进贫困大学生成为一个优秀群体，在全校范围乃至全社会中形成这样一种正面的共识。

四、结语

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育人功能思考 篇7

一、高校学生资助育人现存的突出问题

1. 制度育人层面的缺失。

在目前高校贫困生认定过程中, 很多高校多依据学生在生源地民政部门开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同时为了尽快完成国家奖助学金的评定, 所以在大一新生刚入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各班级和学院就必须上报贫困生名单, 这就造成了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会产生情况了解不全面, 为了评定而评定。还有的班级评定会成了声泪俱下的哭诉会, 部分学生形容自己的家事极其夸张, 使广大同学感受不到资助制度的“暖心”。

2. 获助学生感恩意识淡薄。

在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一特殊的学生群体里, 家庭经济学生在面对着繁重学业、生活压力和就业竞争压力, 在获取国家、社会及他的资助与关心下, 应该要有感恩意识。而目前家庭经济困难这一群体的学生感恩意识普遍比较淡薄, 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国家、社会对自己帮助缺乏感恩。总认为国家、社会给予的帮助是理所当然, 对他人的帮助不思回报, 甚至不愿提起, 对国家的助学贷款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按时偿还。二是对教师的教诲缺乏感恩。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 师长们对自己的辛勤付出视而不见, 对教师缺乏最起码的尊重。三是对父母的养育缺乏感恩的心。有的学生对父母的养育不但不抱感激之情, 还对自己的出身环境不满, 将自己家庭经济的拮据归由于自己的父母没本事。有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攀比心较强, 高消费, 买名牌衣服、手机、电脑及其他不必要的开支, 在大学期间荒废学业, 不求上进。以上种种淡薄的感恩意识已经成为各高校德育工作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3. 贫困学生诚信缺乏。

高校大学贫困生诚信的缺失的主要体现在助学贷款的偿还上,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大概有校园地助学贷款和生源地助学贷款。无论是那种助学贷款都是信用贷款, 在校学生无需担保或抵押, 但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期还款。目前高校有一部分大学生贷款不守信用, 缺乏偿还意识, 特别是在毕业后, 工作流动性比较大, 部分学生由于工作岗位调整以后, 离开原来的工作城市后, 不主动和银行、学校联系, 从而使银行损失巨大。为此, 高校应以国家助学贷款为载体, 培养学生树立诚信意识、法律意识、责任意识、自信自强的品质。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缺乏科学性。

首先,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依据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以学生在校期间月平均消费和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来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贫困档次的做法缺乏科学性。由于地理环境差异, 区域间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也有差异, 所以在评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时, 也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 存在贫困生困难程度的差异。其次, 贫困生评定程序缺乏公平性, 而且评定操作性不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程序中家庭情况一般都是靠学生自我陈述, 班级学生共同投票, 进而导致班级拉票的现象严重;而且, 贫困生证明材料由当地民政部门提供, 有些民政部门工作的不负责任现象, 加之学校每年按照40﹪左右的比例评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工作量大、时间紧等, 导致学校无法核实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第三, 学生自身的诚信意识不足, 提供虚假评审证明材料。一部分非贫困学生在填写家庭经济情况时弄虚作假, 凭借关系, 开据虚假贫困生证明, 从而达到获取资助的目的。而真正家庭困难的学生, 因为无能力开具当地相关的贫困生证明, 而丧失了减免学费或获取资助的机会。操作层面的空间为学生不诚信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认定了贫困生资格, 后续就会有助学金等补助金额, 也会使其他同学产生心理的不平衡。

2. 资助体系分散。

资助工作过于分散, 缺乏统一管理。按国家政策规定, 各高校应设置独立的学生资助部门, 配备专职工作人员管理全校的学生资助工作。但部分高校没有设置独立的学生资助部门或者对资助工作仍缺乏有效管理缺乏优化组合, 资助政策交叉重叠。目前资助体系中各项资助政策虽然都指向经济困难学生, 但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与统一规划, 使其在整个体系中应占的份额、应发挥的作用和应处的位置模糊不清, 不同资助政策经常孤立地执行, 这使现行政策交叉重叠和学生重复受助现象非常突出, 资助不足或遗漏现象同时并存, 致使资助的育人整合作用没有发挥到最大。

3. 高校对贫困生助困教育针对性不强。

高校在开展学生资助工作工程中更注重以经济资助工作为主, 而对贫困生的精神资助的关注比较少。在资助过程中, 高校资助管理部门在开展工作时大部分按部就班, 每年都是按照国家的资助政策和高校的相关评定组织开展年度评定工作, 下发通知, 由班级所谓的民主评议推荐, 报院系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最终报送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通过这一流程把学生资助作为一项普通的学生工作去完成, 而对于学生的精神资助关注较少。平时在开展的感恩教育中, 因为场地、经费等原因, 开展的活动多以大会、报告会等形式进行, 内容的针对性、新颖性缺乏。

4.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自身因素。

高校学生资助育人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除了社会、家庭、高校的原因外, 更重要的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身的原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自身主观因素影响和制约着贫困学生的心理发展。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每年占全校总人数的40﹪左右, 有的少数民族高校地区的比例更高, 这么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在校生, 由于来自贫穷地区, 家庭条件不好, 他们在普通的同学和老师的眼里存在自卑、自尊心不强的现象, 他们不能摆脱目前家庭经济窘迫的现状, 不能对自身进行客观的评价, 反而把国家或社会资助给予的帮助看为是一种施舍。因此, 他们不想与他人沟通, 内心通常是敏感、脆弱的, 面对巨大的学习、生活以及毕业就业压力时感到无能为力。

三、高校学生资助育人工作思考

1. 树立全新理念, 提升学生资助育人水平。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内容, 以“提升能力、意识、素养”为核心任务的发展型资助体系构建的新思路。学生资助工作突出资助与育人相结合, 扶贫与励志相结合, 帮助学生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良好品质以及诚实守信、积极上进的道德情操, 寓教于助。提高受助学生的综合素质, 努力培养学生的爱党爱国意识、奋发进取意识、自立自强意识、诚实守信意识、勤俭节约意识、感恩奉献意识, 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2. 规范管理, 推进学生资助管理育人。

各高校必须根据国家的有关文件精神, 结合自己本校的实际, 建立和完善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体系, 以确保困难学生困难程度认定的相对准确性。要于每学年初开展每年一度的认定工作, 之后才开展各类资助项目的申请与评审工作。对不同系统在学校不同部门设立的奖、助学金, 归口到一个部门 (如学生助学管理中心或学生工作处) 按统一的规定和程序进行申请和评审, 这样既可避免资助工作的互相扯皮, 又可避免学生重复申请和获助以及出现困难程度与资助额度不一致的现象。同时, 开发和建立操作性强的学生助学管理系统, 此系统应包括网上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 各项资助项目的申请、审核、审批、修改、数据统计和查询等功能, 并能够根据不同的获助条件对网上申请进行限制, 从技术层面上避免学生重复申请和获助, 从而使助学工作更加准确、快捷、高效。

针对一年级新生对比其他年级的学生没有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受助机会比较低的情况, 各高校可在新生中设立新生奖学金, 给予高考成绩优秀的新生奖励, 奖励金额可与学校的奖学金持平, 亦可高于学校的奖学金;在助学金等级设立中, 可向新生倾斜, 同时在设立社会助学金时, 可与捐赠方协商, 设立针对一年级新生的助学金, 以弥补国家资助政策覆盖面的不足。

3. 发挥学生主体意识, 增强学生的感恩自强观念。

由于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原属于“发放式”性质, 资金少、获资助难度大, 因而获助学生基本上是由教师指定的、认为是学业成绩最好或家庭经济最困难的学生, 学生基本上是被动地接受资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生主动申请资助的积极性, 容易使学生产生自卑心理以及“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因而在目前资助资金相对充足的情况下, 学校要从物质上、思想上和心理上全方位地帮助经济困难学生, 教育他们树立“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信念, 增强承受挫折的能力、克服困难的勇气, 建立对自我潜能的积极肯定认识, 从而激发他们的主体性, 强化他们的主体意识, 引导他们根据学校的资助政策, 结合自己的困难程度、学业成绩和个人特点来自主选择符合自己的帮困助学措施, 发挥自身的主体性, 促进自身全面健康的发展。

4. 多措并举, 主题突出, 培育学生资助文化。

贫困大学生不仅需要经济上的支持, 更希望得到精神、心灵上的帮助。高校应以培育资助文化为抓手, 以感恩、诚信、励志、社会责任感教育等为主要内容, 开展学习、生活、心理、人际交往等扶助工作, 引导在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他助到自助的重要转变。

高校在培育学生资助文化、结合校园文化建设的同时, 要体现出资助育人文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是整合校内资源, 实现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实施纲要中, 要融入大学生资助文化培育内容, 比如校内文化宣传部门、学生资助工作管理部门要统筹校内外文化资源, 加强对学生资助文化培育工作的指导和管理。二是通过设立创业型勤工助学实践活动, 打造特色助学文化。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合法报酬, 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 勤工助学活动是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可以树立劳动观念, 培养职业能力。在开展勤工助学的实践活动过程中, 形成本校特色的资助文化特质, 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实现家庭困难学生的自立和自强。三是结合学生自身需求, 开展学生资助文化活动。在开展大学生资助工作活动中, 要结合家庭困难学生的兴趣爱好, 开展以受助对象为主体、全体师生共同参与的资助文化活动。比如通过举办“校园自强之星”和“勤工助学服务之星”评选以及“助学政策主题征文”等活动, 提升在校受助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 真正实现大学生资助工作文化育人的功能。

摘要：本文通过对高校学生资助育人现存的突出问题和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梳理, 提出了树立全新理念, 提升学生资助育人水平;规范管理, 推进学生资助管理育人;发挥学生主体意识, 增强学生感恩自强观念;多措并举, 主题突出, 培育学生资助文化等措施。对新形势下研究高校学生资助育人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高校,学生资助,育人

参考文献

[1]黄少玲.论“助困”与“育人”相结合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构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9, (8) :25-26.

高校学生资助岗位职责 篇8

[关键词] 美国 联邦政府 高校 学生资助

美国联邦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自二战后诞生以来，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调整，资助理念由国家利益至上向满足个人需要，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扩大选择自由和成本分担理论等转变。美国高校的学生资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目标多样，种类齐全，行之有效的多目标体系。据美国联邦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自1969年美国高校秋季注册新生超过800万以来，30余年间，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一翻，到2004年秋季达到了1 730万，预计2008年秋季将达到1 800万。18岁~24岁美国青年升入大学的比例由1969年的27.3%提高到2004年的38%，上升了10.7个百分点。[1] 由此可见，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青年进入高校学习的人数和比例一直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这不仅是美国高校适应社会需要不断发展和扩充的结果，而且与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尤其是美国联邦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的调整变化有密切关系。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5种学生资助基本理念。本文从不同阶段政府资助理念出发，探讨美国联邦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变化和意义。

一、早期的“慈善”与“宗教”

美国联邦政府高校学生资助理念起源于民间，依赖于地方和教会，主张以慈善之心资助学生，并通过学生去传播宗教，为社会服务。在慈善与宗教理念指导下，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项奖学金由安妮·默尔逊女士于1643年在哈佛大学设立，开创了私人或慈善团体向大学生提供资助的先河。直到现在，这一理念仍是美国大学生资助业的重要支柱和民间捐资助学的基本动机。根据美国联邦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署报告，1989-1990学年，由各种私人和慈善团体向美国大学生（不包括研究生）提供的各类资助达32.0730亿美元。

二、20世纪50年代：

资助贫困学生，培养精英人才

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急待恢复和发展，急需大量的科技人才和具有生产技能的劳动者。当时美国社会中闲置着数百万退伍军人，他们大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较好的生产技能，难以找到工作。这些人流失在社会上既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又影响社会治安。为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干预高等教育的发展。194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94退伍军人重置法》，以立法形式保障联邦政府向退伍军人提供进入大学学习的学费和生活费，开创了联邦政府对学生资助的先河。[2] 1957年10月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政府意识到了美国教育的危机以及高等教育对增强国防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在冷战思维的推动下，1958年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该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资助是履行国防义务的一部分。据此，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国防贷学金”和“国防奖学金”，正式诞生了第一个联邦学生资助工程——国防学生贷款工程（National Defense Student Loan Program）。[3] 从本质上说，上述两法支持的学生资助项目充分体现了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这一时期的学生资助以面向部分学生的有限的贷学金资助为主，资助行为多以慈善、宗教、国家利益理念为指导，无偿资助和有偿资助并存发展，但在实施上缺乏教育法律的规范和保障。

三、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著名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专家西奥多·舒尔茨1960年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随后加里·贝克尔等人研究了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认为教育是一种人才资本投资，是比其它物资资本投资回报更高、更有价值的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被认为是支持学生贷款的最初理论。“就美国经济增长而论，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学校教育和大学的科学研究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4] 学者们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教育把人培养成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而当时美国社会上下正在高度关注贫穷以及如何消除贫穷的问题。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向贫穷宣战”的社会经济改革运动及“民权运动”，公众强烈意识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教育，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学者们要求联邦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拨款资助贫困学生。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教育机会均等成为社会平等的代名词，“教育脱贫”成为联邦政府社会政策的重要策略。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国会于1965年通过了旨在促进“机会均等”的《高等教育法》，在学生资助中确立了联邦的作用，这在美国大学生资助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第一部完全以学生经济困难程度来决定资助方式和资助金额的法律，它授权联邦政府为有特殊经济困难的合格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基本教育机会助学金”；为高校在校生设立联邦、州及私营机构低息的“国家担保贷学金”和资助高等学校的“校园攻读机会”等[5]，构筑了美国混合资助模式的框架。

这些助学金和学习贷款，不仅共同构成当时大学生助学贷款体系，帮助那些学习成绩优秀但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扩大高等教育机会，而且根据不同学生的需求提供不同的资助。这说明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政策在继续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同时，开始向满足个人需求转变，由此也使1963年~1969年这个时期成为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再此以后，美国高等教育从英才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迈进，并促成高等教育大众化体系的形成。[6]

四、20世纪70年代：扩大选择自由

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力发展社区学院，高等教育得以大规模发展，开始步入普及化阶段。为适应高教大众化向纵深发展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提出“扩大选择自由”的指导思想，认为免费资助在扩大高等教育教育机会均等方面只是边缘性的，需要进一步扩展学生资助政策对象，并明确将学生资助的目标转向普通民众。1972年修订后的《高等教育法》将“国防贷学金”改称“国家直接出资贷学金”，以区别于1965年设立的国家担保贷学金。1972年联邦政府实施了佩尔助学计划（Pell Aid Program），其主要目的是为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提供直接经济帮助。[7] 联邦佩尔助学金面向那些符合条件的尚未获得学士学位或职业学位的本科生提供赠予性资助，家庭预期贡献、就学费用、注册身份、学习计划的长短等多种因素决定学生所获得资助的数量，学生不需偿还资助金，每一个参与的学院都能得到管理联邦佩尔助学金项目的费用津贴。由于高校学费的提高，中等收入家庭对学生资助需求也在增加。为了满足中等收入家庭的需要，1972年修订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也有权享有学生资助，并相应建立了“保证学生贷款工程”（Guarantee Student Loan）。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等收入学生助学法》，以“扩大学生选择学校的自由”为依据，提出为进私立大学的中产阶级子女提供资助。《助学法》批准的主要措施有：提高申请“基本教育机会助学金”的上限，取消对申请“国家担保贷学金”的家庭经济调查的限制。该法实际上使所有需要贷学金的学生都可以申请并获得利率在９％左右的“国家担保贷学金”，同时，在昂贵名校上学的中产阶级子女获得政府助学金和低贷学金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由此进一步扩展学生资助的范围。[8] 至此，美国联邦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开始服务于个人需要，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理念完全确立起来了。

五、20世纪80年代：成本分担理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美国陷入漫长的经济衰退期，政府的资助力度也随之降低，而社会公共开支项目越来越多，大学自身的开支也在迅速膨胀。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预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发生，各国对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有了一种更为客观的认识。经济上的困难使人们越发关注高等教育问题，特别是学生资助领域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在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高等教育纷纷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出现，使得各国普遍检讨自己的高等教育政策，政府降低了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力度，各国在尝试把部分无需偿还的大学生资助改为各种形式的需要偿还的资助，这是大学生资助政策转变的酝酿和尝试阶段。

就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衰退，美国当代著名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提出了“成本分担”理论。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调整大学生资助方案的依据之一。斯通提出，高等教育成本由教学成本、学生生活成本和学生放弃的收入三部分组成，家长和学生、纳税人、大学（慈善者）、企业四方都是高教的受益者，高等教育的成本应当由他们分担。但当时的情况是纳税人负担过重，学生及家长分担不足，由此政府大幅调整助学金与贷款的比例，助学金从1975年占总额75%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40%以下，而贷款同期比例从20%上升到80%左右。[9] 助学金和贷学金所占比例分别从1975年80%和18%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40%和50%[10]。从此贷学金逐步发展成为联邦资助的主要形式。成本分担理论成为联邦政府进一步调整其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新理念。

为了与提高后的家庭分担水平相配套，提高不同家庭的承受力，1980年经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将国防贷学金更名为“帕金斯贷学金”，政府担保贷学金改称“斯泰福贷学金”，分贴息贷款和无贴息贷款两种，还设立了“本科生家长贷学金”（PLUS）。这是一项政府担保资助，有子女在大学就读并有良好银行信贷记录的家长可以向参加此项目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不超过9%。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生贷款发放额巨大，而同期市场利率较高，政府所担保的利率补贴额增大，同时财政紧缩使得政府负担沉重。因此，联邦政府重新将家庭经济状况作为学生贷款的申请条件，并规定年收入在3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方可申请借贷。由于借贷者迅速增加，也加大了低收入家庭对学生贷款的依赖，导致了贷款偿还拖欠和逃避偿还事件的增加。1981年国家取消了对高校18岁~21岁青年的社会福利保障，从而使得银行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借贷者人数急增，贷款总额日益膨胀。1975-1976学年学生贷款占全部学生资助总额的17%；1980-1981学年增长到41%；1985-1986 学年为49%；1992-1993学年为64%。［11］ 这一时期的学生资助理念以有偿资助为主，提高了资助的效益。

六、20世纪90年代：多元资助模式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各国纷纷增加学生贷款的比例，一种新的多元资助模式正在逐渐形成。从特点看，首先是资助模式的多样化。没有哪个国家试图通过一种模式实现大学生的资助，一方面，学生的成本分担比例在增加，另一方面各国都在试图做到使学生“不因贫困而放弃大学学习的机会”，同时提高运行效率、减少公共财政依赖度的压力。其次是增加学生需偿还的资助比例。

1992年克林顿政府发起“社会服务计划”，1993年通过国会立法成为一项全国性大学生资助方案。1994年正式实施全国服务信托方案（National Service Trust）。为降低贷款拖欠率，联邦政府鼓励学生通过参加社会服务获得报酬，以克服经济困难，或替代贷学金偿还，鼓励学生在假期集中服务或毕业后服务，服务领域涉及社区中的教育、保健、环境和安全等方面。[12] 1992年国会再次延长了《高等教育法》的有效期，还新建了一个无补贴的贷款计划，没有家庭收入的限制，再次扩大了各种收入水平的学生和家长的贷款机会。

1994年克林顿政府开始实施联邦直接贷学金方案，美国联邦教育部是借贷人，拨款至部分大学，学生从大学得到贷学金，毕业后直接还款给联邦教育部，美国联邦政府行使贷款的发放和回收权，其目的在于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管理成本，降低拖欠率。

1997年克林顿政府开始通过以税抵费和减免税收的方法提高对高教的承受力，并建立希望奖学金工程和终身学习赋税扣除工程。

1998年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大幅度降低了大学生债务人偿还贷款利率，在校就读期间学生债务人偿还贷款的利率从7.6%降至6.8%，偿还期利率从8.2%降至7.4%。而债权人将获得略高的利率，这主要通过一项新的银行政府补助金来实现。佩尔助学金的最大金额有所提高，1998-1999学年的最高金额为3 000美元，1999-2000学年的金额是4 500美元，随后的3年每年增加300美元，2003-2004学年每年增加400美元。申请佩尔助学金的资格也有所放宽，对于经济上独立的学生，每年收入的限额从3 000美元上升到5 000美元；对于经济上不独立但有工作的学生，金额从1 750美元上升为2 200美元。另外，享有助学金资助的学生名额扩大，以便资助更多的独立于父母、在校外打工的学生。［13］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有了新发展，自助性的资助和推迟付费性资助在资助比例中日益增大，资助的额度提高、范围扩展，资助的手续简化，利率降低，资助理念呈现多元化并行的局面。

七、结 语

通过考察美国联邦资助体系创建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美国联邦政府在学生资助理念方面的变迁。上述理念虽在出现时间上存在先后之分，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容、互为补充，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战前联邦政府学生资助主要通过奖学金、助学金方式实现；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除传统奖学金、助学金外，又增加了国防贷款、退伍军人助学金、国家担保贷款、工读计划、教育机会补助助学金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相继有了佩尔助学金、大学生家长贷款；20世纪90年代后新推出联邦直接贷款计划和全国服务信托计划。资助理念随着美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与政策的重心而调整，其资金比重和资助方式也随之调整。在上述多元理念的引导下，美国联邦资助呈现多样性发展状态。从资助项目上来看，既有面向优等生的奖学金，又有为经济困难学生设立的助学金、贷学金，还有面向社会各阶层的税收补贴。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多元的资助理念也引导贷学金项目发展成为一个多目标的资助体系，既设立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帮助的贴息贷款，又设立无贴息贷款项目，以帮助中产阶层家庭更好地负担学生的教育费用，从而使学生贷款不再是经济困难学生的专利，扩大了资助的范围。同时联邦学生贷款还将贷款目标群体扩大到学生家长范围，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学生家长享受政府担保的低息贷款，以便更好地实现教育成本分担。

参考文献：

[1] Thomas D. Snyder. Alexandra G. Tan. Charlene M. Hoffman.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5 [M]. U. S. Depart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５．

[2] 戴本博. 外国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２５７.

[3] 弗雷德·赫钦格.美国教育的演进[Z]. 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1984：１５０－１５２.

[4] Theodore W. Schultz.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M]. New York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

[5] Theodore J. Marchese. U. 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ostwar Era：Expansion and Growth[J]. U. S. I. A. Electronical Ｊｏｕｒｎａｌ，1997.

[6] 高嵩. 20世纪6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改革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体系的形成[J]. 外国教育研究，2006（5）：61-64.

[7] 张民选. 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8] Hebel，Sara. New Tax Credits are Changing Economics of Student Aid[J].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1999.

[9] 张民选.美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１９９７（６）：８８－９３.

[10] 张民选. 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72.

[11] Gladieux, L. et al. “Federal Govern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in Altbach，P.et at(eds.)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 Prometheus Bｏｏｋｓ，１９９４：１５３－１８２.

[12] Charles T. Clotfelter, Ronald G. Ehrenberg，Malcolm Getz，and John J.Siegfried .Economic Challenges in Higher Education：Financial Aid and Public Policy[Ｍ]．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1991.

[13] Michael Mumper. Removing College Price Barrier: What Government Has Done and Why It Hasnt Worked[Ｍ]．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1996.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