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盗窃罪的数额

认定盗窃罪的数额（精选7篇）

认定盗窃罪的数额 篇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

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

法发[1998]3号

颁布日期：19980326实施日期：19980326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现对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规定如下：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五百元至二千元为起点。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五千元至二万元为起点。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三万元至十万元为起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盗窃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数额标准，并分别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备案。

认定盗窃罪的数额 篇2

盗窃数额的认定是十分谨慎的, 它关系到犯罪嫌疑人是否可以被定罪, 定罪后量刑幅度是轻是重等关键问题。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盗窃数额的认定, 除了一般证据外主要依据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表述, 对于那些认罪态度较好的嫌疑人和如实表述的被害人, 其盗窃与被盗数额表达一致, 互相予以承认, 则在案件数额的认定上是不会产生什么问题的。但是, 对于那些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盗窃数额表述不一致的, 或者, 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任何一方对被盗物品价值鉴定不予认可的, 就很难予以确定, 其中就会出现盗窃数额多少, 被盗物品价值大小等矛盾, 这直接影响案件的走向。在侦查监督工作中, 盗窃数额经常会成为逮捕与不逮捕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条件, 从而也成为被害人与嫌疑人争论的重点。因此, 对于盗窃数额的认定, 应该根据法律原则和实践经验, 对其进行严格梳理, 运用证据规则将冲突点予以化解, 或者制定唯一细则, 将不唯一的考量标准唯一化。

二、一人盗窃案中犯罪数额的认定

在单独犯罪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关于盗窃数额的供述会与被害人提供的数据有所出入, 甚至是大相径庭。针对这样的问题, 公安机关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多次讯问, 如果其前后供述出入不大, 犯罪情节及数额基本一致, 且在检察院审查案件过程中, 排除了公安机关有刑讯逼供、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 那么在盗窃数额认定上会采纳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数据, 从而认定犯罪数额。而被害人所提供的数据, 检察院将以缺乏证据支持或与案件事实不相符而不予采纳。但根据一般的司法实践和传统的司法经验, 检察院通常会以被害人的陈述而认定盗窃数额。

笔者认为, 以被害人的陈述来认定盗窃数额, 违背了我国刑法中证据的证明原则:一个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支持的时候, 是不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的。在上述的情形中, 被害人提供的盗窃数额与犯罪嫌疑人提供的都属于孤证, 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所交代事实的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判断出双方的言辞哪一个是可以采信的, 因为从证据证明力的角度来看, 它们是一样的, 区分不出证明力的高低。在一人实施的盗窃案件中, 如果只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或者被害人尚未被找到, 检察院应当根据即有的犯罪数额予以认定, 并做出捕与不捕的决定, 在起诉阶段, 这类案件不宜定罪量刑, 应当在证据收集齐备之后, 对其另行起诉, 以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三、共同盗窃案件中犯罪数额的认定

在共同犯罪中, 多个犯罪嫌疑人对同一犯罪事实进行供述, 如果所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内容基本相同, 细节出入不大, 同案件的所有犯罪嫌疑人之间没有串供的情形, 且在检察院审查案件过程中, 排除了公安机关有刑讯逼供、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 那么在认定盗窃数额上, 应当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为主, 因为在未串通的情况下, 所有犯罪嫌疑人的言辞可以互相作证, 形成完整的事实表述, 故而可以其供述认定盗窃数额。

在共同盗窃犯罪中, 还有一种情况应当予以考量。当盗窃案被侦破后, 公安机关会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由于盗窃案的犯罪分子大多为惯犯, 所以在讯问的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会供述一些公安机关未掌握的盗窃案件事实或线索, 而这些盗窃案件很有可能寻找不到被害人, 或联系不到被害人的情况, 这样一来, 这些案件就缺少了被害人的陈述, 同时被害人也不能对盗窃数额予以认可或申辩。针对这样的案件, 如果所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盗窃数额一致, 盗窃的时间、地点、手段、参与人员、处理赃款赃物等细节情况基本相同, 且在检察院审查案件的过程中, 能够有理有据地排除串供及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等情况, 那么就可以针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认定盗窃数额, 也可以以此进行定罪量刑。但是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有瑕疵, 或犯罪嫌疑人供述不一致, 那么就不可以轻易认定盗窃数额, 检察院将会建议公安机关对案件继续侦查, 进一步确定盗窃数额, 以保证国家及人民的财产不受损失。

四、对盗窃案件数额认定的建议

盗窃罪是刑法中较为重要的罪名之一, 因为盗窃罪的发案率比较高, 各地对该类案件的审判比较成熟, 该罪名的案件变化形式非常多样, 故而, 对盗窃案件的把握并不能简单地进行判断, 我们应当细致分析每一个盗窃案件的形成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在刑法中, 盗窃罪属于侵犯财产型犯罪, 故而, 它的定罪标准最主要的是盗窃数额, 正如前文所说, 盗窃数额的认定甚至关乎是否构成犯罪, 是否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等关键问题。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案例, 盗窃案件之所以数额难以认定, 是因为犯罪分子在盗窃过程中大多单独行动, 且行动秘密, 不易被人发现, 故而现场缺少直接证据或目击证人。这样的特殊情况, 反映在案卷中就是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 缺少能反映被盗物品情况的证据。故而, 在大部分盗窃案中, 能够提供盗窃数额的只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表述基本一致, 可以清楚地认定盗窃数额, 故而打击违法犯罪, 给予犯罪分子合理的处罚。如果不一致, 就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尤其是“一对一”的证据, “一对一”证据是指仅有犯罪嫌疑的供述和被害人的陈述, 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支持双方任何观点的情况。

通过对大量刑事案例的总结可以发现, 被害人的表述有时会与实际情况存在偏颇, 其主观上会自然地倾向自身利益, 导致其言辞内容较为过分, 甚至信口开河, 其中包括对自身被盗数额的表达。这一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是少数的, 大部分案例中被害人陈述的内容是根据跟关事实予以表达的, 真实反映了自己的实际随时, 但是这不意味着被害人的陈述必然真实, 也就是被害人的陈述不可以全部采信。从司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被害人被盗的时候, 是在没有任何预备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精神上也没有任何戒备之意, 当被害人自己知道物品被盗时, 其心理上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其变化的大小会受到被盗数额的印象, 同时影响的大小也因人而异。在这样的前提下, 被害人的陈述会受到客观和主观上的双重影响, 故而导致言辞的不准确。例如某些案例, 一些被害人由于受到盗窃犯罪的影响, 其心理会产生厌恶的变化, 使自己的情绪处于极度激愤的状态, 一时不能抚平内心的急剧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 被害人在情绪的影响下, 会对自己的言辞不负责任, 为了报复犯罪嫌疑人, 在向公安机关陈述案件事实的时候有意过于夸大具体情节、被盗数额等信息。有的被害人会在心情平静了之后到公安机关更正自己的言辞。如果被害人不向公安机关更正的话, 被害人的陈述在作为证据的时候就会存在一定的瑕疵, 将不予采信, 甚至影响定罪量刑。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被害人一样, 也存在虚假的可能性。从司法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犯罪嫌疑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关系到自身利益, 其供述的内容显然会本着利己的态度进行表达。在这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内容必然会受到心理上的影响, 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拒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嫌疑人往往会轻描淡写地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甚至是否认。所以这种供述虚假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其作为证据也存在一定的瑕疵。

根据以上的分析, 笔者认为, 当单一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单一的被害人陈述内容不相符, 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的情况下, 即孤证的情况下, 应采取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原则, 对盗窃数额、犯罪事实、具体情节予以认定和采信。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原则, 也被称为疑罪从轻原则, 是指在认定事实存在模糊之处难以正确适用法律时, 应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结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当案件事实在证明过程中出现不确定的因素时, 应当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或认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 (三) 项规定:“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 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该条款就是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原则的确立, 并不是对犯罪行为的姑息与放纵, 而是要通过对 (下转第91页) (上接第79页) 个体权利的维护来保证对公民普遍权利的维护, 它可能会牺牲小正义, 但同时维护了大正义。

摘要：我国的盗窃案件屡见不鲜, 其中包括普通盗窃、入室盗窃、扒窃等情形。在广泛的司法实践中, 对于盗窃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 即便如此, 依然会出现疑难杂症, 甚至会出现罪与非罪的现象。笔者根据检察工作实践, 对盗窃案件进行了研究, 发现了一些难以判断、不容易定性的问题, 并对该类问题进行了探究, 提出了意见, 希望有所裨益。

关键词：盗窃,数额认定,审查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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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盗窃罪的数额 篇3

[案情]犯罪嫌疑人王某窃取被害人吴某记名的购物卡一张，购物卡面值3000元。王某用购物卡消费100元后，将余额2900元的购物卡以2500元的价格卖给了其经常联系的职业收赃人刘某。刘某尚未去消费购物卡，被害人吴某即将该卡挂失，卡上余额被冻结。

对王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形成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王某只消费了100元，剩余的2900元被失主挂失冻结，未造成被害人的实际损失，因此涉案金额只有100元，未达2000元的盗窃罪定罪标准，不构成犯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中虽然王某只消费了100元，但购物卡中剩余的2900元已经销赃得到2500元，合计为2600元，因此本案达到盗窃定罪标准，王某构成盗窃罪。

[速解]本文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本案的争议集中在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相关条款的不同理解上。第5条第2项规定：“盗窃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已经兑现的，按照兑现部分的财物价值计算盗窃数额；没有兑现，但失主无法通过挂失、补领、补办手续等方式避免损失的，按照给失主造成的实际损失计算盗窃数额。”该项规定明确了盗窃记名购物卡的，依照对失主造成的实际损失来确定犯罪数额。该规定对于失主已经挂失不会造成实际损失，但犯罪人却销赃成功这一特殊情况下盗窃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没有明确规定。

本文认为，对于盗窃罪数额的认定，可以从盗窃罪既未遂的两种理论——“失控说”和“控制说”中做出解释。失控说，指以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认定盗窃既遂；控制说，指以犯罪人取得财物的控制权为标准认定盗窃既遂。显然，失控说侧重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控制说侧重于对盗窃行为“完成度”的评价。鉴于两种学说各有特点，但失控说更为符合刑法保护法益的基本理念，因此失控说成为理论和实践中认定盗窃既遂的主要标准，而控制说则可以作为特定情况下认定盗窃既遂的补充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失控说为主、控制说为辅”的理论通说。相应地，盗窃罪数额的认定也应以保护法益为基本理念，即以被害人损失的财物数额为首要标准，以犯罪人控制的财物数额为补充标准。上述规定即坚持了失控说，以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准认定盗窃罪的犯罪数额。这一规定并没有否定“控制说为辅”的理论地位，在特殊情况下，仍可以控制说认定盗窃罪犯罪数额。《解释》第4条第1项规定，根据价格证明认定盗窃数额明显不合理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委托评估机构估价。可见，《解释》本身是承认了在以被害人实际损失——价格证明——认定盗窃数额不合理时，可以以其他方法确定盗窃数额。且以销赃数额计算盗窃数额的作法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先例：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第5条第7项就规定，销赃数额高于按本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

具体到本案，王某窃得记名的购物卡后，没有全部兑现，只是消费了其中100元。卡中剩余的2900元余额以销赃的手段折现到2500元。但由于被害人吴某及时挂失，这2900元的余额并没有形成被害人的实际损失。这就造成了以被害人实际损失确定盗窃数额陷入罪刑失衡的倾向，此时失控说已不能够评价本案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应当引用控制说的理论，即以犯罪人所得利益为标准来判定盗窃行为的确切数额。本案王某将购物卡销赃得到赃款2500元，对于王某来说，此赃款即是其因盗窃行为而“控制”到的财物，应认定为盗窃数额。

综上，本文认为本案王某的盗窃数额为其消费的100元加销赃所得的2500元，合计2600元，构成盗窃罪。至于本案中收赃的刘某，应对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另行处理。

认定盗窃罪的数额 篇4

刑事判决书

(2005)衡中法刑二终字第1 0 3号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XX，男，1 9 6 6年4月2 7日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市，汉族，大学文化，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住耒阳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家属区。因涉嫌犯民事枉法裁判罪于2 0 0 4年9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 0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衡南县看守所

辩护人杨章保，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审理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XX犯民事枉法裁判、贪污、挪用公款罪一案，于二00五年十月十八日作出(2005)石刑初字第1 1 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XX不服，提起上诉。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衡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冉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李XX 及其辩护人杨章保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一、枉法裁判罪。2002年1 0月15日耒阳市人民法院受理残疾人李渊平诉其兄李芝良财产权属纠纷案，被告人李XX在承办这一案件时，伪造(2002)耒民初字第3 7 9号民事裁定书，以李渊平申请先予执行医疗费的名义，从银行划走冻结款的5.5万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渊平、李芝良、刘美健的证言;

2、耒阳市人民法院（2002）耒民初字第379号民事裁定书及相关的扣划通知书；

3、李XX的供 述与辩解。

二、贪污罪 1、2002年9月17曰，被告人李XX用普通收据收取夏塘粮站 交来的诉讼费4000元和执行费1600元，并将此款占为已有。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李XX出具的收据、耒阳市人民法 院2002诉讼费交纳表、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李XX的供述。2、2002年，被告人李XX在办理资树林诉耒阳公司货款纠纷案 中，在与原告结算标的款时，从支付给原告的标的款中扣除了案件受 理费2735元和其它诉讼费740元，合计3475元，未办理任何手续而 隐瞒，占为已有。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曾雄成的证言、耒阳市人民法 院2002诉讼费交纳表、李XX的供述。3、2004年1月16曰被告人李XX从耒阳市泗门洲镇石下村8 户村民诉白山坪煤业公司房屋损害赔偿一案中，收取了白山坪煤业公 司给民二庭购买空调赞助款14000元，但该庭购买空调的开支10590 元已在院财务报销，李XX将该赞助款14000元中的6000元作为端 午节补助发给全庭人员，余下的8000元占为已有。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宋胜利、廖艾萍的证言、民二 庭购买空调的发票、司法会计鉴定结论、被告人李XX的供述。4、2 0 0 3年1月2 9日，被告人李XX采用打白收收取伍小卫、代雷贤云交纳非法转让煤矿处罚款4.8万元予以隐瞒，除3.84万元用于帐外开支外，余款9 6 0 0元据为已有。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伍上卫、伍晓琼、邓小明、高爱民的证言、被告人李XX出具的临时收据、被告人李XX的供述和辩解。

三、挪用公款罪。1、2002年6月7日和8月7日，被告人李XX先后用从市面上购买的收据，收取肖连正和何学精交来的诉讼费、保全费共计8 1 0 0元；同年8月2 9日又用白纸条，收取何学精交来的诉讼费6 0 0 0元此外还收取肖何二人补交的诉讼费360元，以上共计14460元未交财务入帐。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何学精、肖连正的证言、李XX开具的普通收据和白纸收据、未阳市人民法院出具的该院民二庭2 0 0 2诉讼费收入表、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李XX的供述和辩解。2、2000年1月6日，李XX承办龙朝华诉铁五局第一处湘耒高速公路经理部拖欠工程款一案，该案2000年1月6日立案，同年1月1 9日调解结案。李XX于2 0 0 0年1月2 1日执行了标的款22.553万元，但当时只付给龙朝华5万元，至2000年1 0月3 0日，尚欠龙朝华5.283万元。之后在龙朝华的多次催讨下，李XX陆续归还了3.7万元，至今尚欠1.583万元。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龙朝华的证言、银行单、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李XX的供述。3、2002年3月2 0日，被告人李XX以白纸条临时扣押耒阳公司1.5万元，作为资树林、罗茂崇、梁瑞福等案的诉讼费，但全部用于个人开支，至今未归还。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周小岗的证言、书证李XX出具临时扣押条、未阳市人民法院出具的该院民二庭2 0 0 2年讼费收入表、李XX的供述。4、2 0 0 3年1月1 8日李XX采取挂失支取的方式，将耒阳市法院财产保全中提存当事人李玉德售煤款42502.56元予以支取其中的1.4万元用于发放民二庭审判人员的春节补助，支付本庭修理费3 5 0 0元，支付审判监督庭诉讼费1.136万元，余款1364元用于个人开支，至今未归还。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李玉德、李世梅、伍晓琼的证言、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挂失申请书、银行现金付款凭证，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李XX的供述。

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XX的行为已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其中贪污作案4次，贪污金额26675元；挪用公款作案4次，挪用金额58932.56元，挪用公款作案次数多，情节严重。此外，李XX认罪态度好，在侦查阶段退赃3万元，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

（三）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挪用公款罪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判决：被告人李XX犯民事枉法裁判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

被告人李XX不服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定性不准，上诉人不构成枉法裁判罪；上诉人贪污的数额实际只有8 0 0 0元；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挪用公款58932.56元且情节严重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予以改判。

被告人李XX的二审辩护人提出：李XX在李渊平诉李芝良案中；没有造成当事人财产重大损失，也不属于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其行为不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李XX于2 0 0 2年2月2 6日以民二庭名义向耒阳法院交纳的待结款8万元一直未结算，李XX动用其他案件且至今未归还的费用，因没有超过事先交到法院帐上的8万元，亦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即使认定其4次挪用公款5 8 9 0 0余元构成挪用公款罪，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不属于情节严重。李XX犯罪后能主动、积极交待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请二审对其从轻处罚。

衡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建议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李XX于1 9 8 4年1 2月被录用分配到耒阳市人民法院工作，先后任马水法庭副庭长、哲桥法庭庭长、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等职务。在担任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期间，李XX利用职务之便，犯有以下罪行：(一）、民事枉法裁判罪。2002年10月15曰，耒阳市人民法院受 理李渊平诉李芝良财产权属纠纷案，该案由李XX承办，审理过程中，耒阳法院冻结了李芝良的银行存款14.5万元。2003年1月21日，李 旭曰在李渊平未提出申请执行的情况下，违规制作了（2002)耒民初字 第379号民事裁定书，以李渊平申请先予执行医疗费的名义，扣划李 芝良5.5万元至耒阳市人民法院帐户抵其他案件诉讼费，作为完成年 初的经济任务。2003年8月20日，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李XX无 法兑现全部冻结款，便出具欠5.5万元的欠条给李渊平。在李渊平多 次催讨下和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李XX采取从本院财务借款和私自挪 用其他案件标的款的方式，才分期分批偿还了这笔款项。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渊平、李芝良、刘美健的证 言，证实耒阳法院受理李渊平诉李芝良财产权属纠纷一案后，李XX 扣划其中的5，5万元，并长时间占有直至2004年9月才还清的事实。

2、耒阳市人民法院耒民初字第379号民事裁定书及相关的扣划通知书，证实李XX扣划李芝良5.5万元存款的时间、经过。

3、李XX供述与辩解。

(二〉、贪污罪。

1、2002年9月17日，李XX用普通收据收取夏 塘粮站交来的诉讼费4000元和执行费1600元后，未交财务入帐而占 为己有。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李XX出具的收据，证实李XX用 普通收据收取的诉讼费、执行费共计5600元的事实。

2、耒阳市人民5600元交院财务入帐。

3、司法会计鉴定结论，证实李XX将该5600 元据为己有。

4、李XX的供述，其内容与上述书证和鉴定结论相互 印证。2、2002年李XX在办理资树林诉湖南省煤炭公司耒阳分公司货 款纠纷案中，利用与该案原告结算标的款的机会，从支付的标的款中 扣除了案件受理费2735元和其他诉讼费740元，合计3475元，未办 理任何手续而隐瞒据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曾雄成的证言，证实李 旭曰在结算案件执行款时，未出具任何手续扣留3475元的事实。

2、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2002上交诉讼费用表证实，李XX未将 上述款项交耒阳法院财务入帐。

3、李XX的供述，与上述证人证言 及相关书证相互印证。3、2003年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受理了耒阳市泗门洲镇石下村 8户村民诉白山坪煤业公司房屋损害赔偿一案，2004年1月16日白 山坪煤业公司赞助该庭人民币1.4万元用于购买空调。但该庭购买空 调的开支10590元已在院财务报销，李XX将赞助款中的6000元作 为端午节补助发给全庭人员，佘下的8000元占为巳有。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宋胜利的证言，证实白 山坪煤业公司委托他将赞助款14000元交给了李XX。

2、证人廖艾 萍的证言，证实2004年李XX发给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全庭人员 每人500元补助的事实。

3、购买空调发票，证实耒阳市人民法院民 二庭购买空调已由该院财务报销的事实。

4、司法会计鉴定结论附卷佐证。

5、李XX的供述。4、2003年1月29日，李XX采用白纸收条收取伍小卫代雷贤云 交纳非法转让煤矿处罚款4.8万元予以隐瞒，除3.84万元用于耒阳 市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帐外开支外，佘款9600元被李XX据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伍小卫的证言，证实耒 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扣押其轿车，他交纳了18万元将轿车赎回的事 实。

2、证人伍晓琼、邓小明、高爱民的证言，证实对雷贤明实施民 事制裁的经过及李XX用于帐外开支的情况。

3、李XX出具的临时 收据，证实用白纸收条收取伍小卫代雷贤云交纳4.8万元的事实。

4、李XX的供述。

(三〕、挪用公款罪。

1、2000年1月21日，李XX在办理龙朝华 诉铁五局第一处湘耒高速公路经理部拖欠工程款一案中，执行了标的 款225530元，李XX陆续支付给龙朝华大部分款项后，尚有15830 元至今未付。2、2002年3月20日，李XX以白纸条临时扣押湖南省煤炭公司 耒阳分公司1.5万元，作为案件的诉讼费，但至今没有入帐。3、2002年6月7日和8月7日，李XX先后用从市面购买的收 据收取肖连正和何学精交来的诉讼费、保全费共计8100元；同年8 月29曰又用白纸条收取何学精交来的诉讼费6000元；收取肖连正和 何学精补交的诉讼费360元。以上共计14460元至今没有入帐。4、2003年1月18日，李XX釆取挂失支取的方式，将在财产保 全中提存的当事人李玉德售煤款42502.56元予以支取，将其中的1.4万元用于发放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全体人员的春节补助，支付该庭 汽车修理费3500元，支付审判监督庭诉讼费11360元，余款13642.56 元至今没有入帐。

李XX利用职务之便，在以上事实中共收取58932.56元至今没 有结算和入帐而予以挪用。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龙朝华的证言，证实李 旭曰在办理龙朝华诉铁五局第一处湘耒高速公路经理部拖欠工程款 一案中，执行了标的款225530元，但未及时发还给他，至今尚欠15830 元。

2、银行进帐单，证实湘耒高速公路项目经理部已将225530元汇 入李XX个人帐户上。

3、证人周小岗的证言，证实李XX临时扣押 了湖南省煤炭公司耒阳分公司1.5万元的事实。

4、李XX出具的临 时扣押条附卷佐证。

5、李XX开具的普通收据和白纸收据，证实李 旭曰收取肖连正和何学精所交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共计14460元的事 实。

6、证人李玉德、李世梅的证言，证实李XX提存李玉德售煤款 及挂失支取的事实。

7、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挂失申请书、银行现 金付款凭证，证实李XX将提存的李玉德售煤款予以解冻挂失支取的 事实。

8、证人伍晓琼的证言，证实李XX于2003年春节前给耒阳市 人民法院民二庭全体人员发放补助及支付汽车修理费的事实。

9、司 法会计鉴定附卷佐证。

10、上诉人李XX的供述与相关的证人证言、书证所证实的事实相互印证。

另查明，上诉人李XX在案发后退赃3万元。

以上事实有耒阳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退赃款收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XX作为国家审判人员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进行枉法裁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民事枉 法裁判罪；李XX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收取诉讼费等名义侵吞公共 财产，其行为又构成贪污罪；李XX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且超过3个月未还，其行为还构成挪用公款罪。； 李XX犯有数罪，应数罪并罚6李XX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已退 还部分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李XX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旭 曰的行为不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的理由，经查，李XX作为多年从事 审判工作的司法人员，在办理李渊平诉李芝良财产权属纠纷案中，置 法律于不顾，虚构事实，违反办案规定，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制作民事裁定书，以先予执行医疗费的名义，扣划当

7事人的存款，并 长时间无法归还，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情节严重，其行为 符合民事枉法裁判罪的犯罪构成。因此，上诉人李XX及其辩护人提 出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釆纳。上诉人李XX提出一审 判决认定贪污的数额有误的理由，经查，李XX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釆取隐瞒的方法，将自己经手的26675元公款据为己有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李XX提出一审判决认定贪污数额有误的理由不能 成立，本院不予釆纳。上诉人李XX还提出“一审判决认定挪用公款 情节严重与事实不符”的理由以及李XX的辩护人提出“李XX不构 成挪用公款罪”的理由，经查，李XX在担任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 庭长期间，违反财务管理制度，在用普通收据和白纸收条收取诉讼费 用，并将执行标的款汇入其个人帐户之后，不及时全部上缴院财务部入账，而将其中一部分挪为个人开支，数额较大，且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但李XX在挪用公款过程中，普通收据和白纸收条收取诉讼费用以及将执行标的款汇入其个人户的行为，既有其无法及时上缴所收取款项的客观原因，也有本单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的因素。李XX本人对收取的诉讼费用及执行的款没有登记入帐，又将其中一部分作为完成本部门的经济任务而交未阳市人民法院财务部门，对所收取的费用结算混乱，公私款不交，致使其采取拆东补西的方法进行连续挪用，故原审判决认定其多挪用公款，情节严重的依据不足。上诉人李XX提出其“挪用公款属于情节严重”的上诉理由符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采纳；但上诉李XX的辩护人提出“李XX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理由与事实不付，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一）、（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

（三）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2005)石刑初字第1 1 6号刑事判决对上诉人李XX犯民事枉法裁判罪、贪污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及对李XX犯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部分；撤销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2005)石刑初字第1 1 6号刑事判决对李XX犯挪用公款罪的量刑部分。

二、上诉人李XX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与原判决民事枉．．法裁判罪有期徒刑六个月、贪污罪有期徒刑二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

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 0 04年9月2 9日至2 0 0 7年9月2 8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苏 南

审 判 员 由英娥 审 判 员 艾湘玲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认定盗窃罪的数额 篇5

别巨大”标准的意见

苏高法〔2011〕370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确定我省执行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

一、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六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二、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六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三、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四、诈骗数额接近“数额较大”的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捐助、社会保险、教育、征地、拆迁等专项款物的；

（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四）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或者使用诈骗的款项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多次诈骗的；

（六）曾因诈骗受过刑事或行政处罚的；

（七）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八）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数额接近“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具有上述

（一）、（二）、（三）、（七）、（八）情形之一的，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五、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意见第一、二、三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上述

（一）、（二）、（三）、（七）、（八）情形之一的，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认定盗窃罪的数额 篇6

一、劳动者的界定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的数额指向的是劳动报酬, 而确定劳动报酬的前提则是明确界定劳动者的范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何谓“劳动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从宪法的角度看, 我国宪法把劳动权的主体赋予全体公民, 并视全体公民都可以成为劳动者。《劳动法》并未对劳动者做出明确的界定, 通常认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则是指受雇于这些组织、并通过契约化管理、在用人单位监督下劳动、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人员。对于本罪劳动者的范围, 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一) 广义解释说

有学者认为“所有依据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 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监督、管理下, 从事某种社会劳动从而取得劳动收入的自然人, 均属于刑法中‘劳动者’的范畴, 所有拒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均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1]。这种观点即把所有参与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收入的自然人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二) 平义解释说

有学者认为“适用何种法律来界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的劳动者概念, 需要充分考虑该罪的立法本意, 原则上以劳动法上所界定的劳动者为限;特殊情况下, 亦可适用于公务员法上之劳动者、教师法上之劳动者”[2]。这种观点认为本罪的劳动者应当以劳动法中的劳动者为限, 特殊情况兼顾其他相关法律, 对劳动者的范围的界定作通常解释。

(三) 狭义解释说

还有学者认为“应对此处的劳动者进行严格解释, 即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劳动者”[3]。这种观点对本罪劳动者的概念作了限缩解释, 将劳动者的范围仅限制在劳动法律关系的范围内。

第一种观点无异于过分扩张了本罪劳动者的外延, 对于从事非法活动如调查个人隐私、传销、卖淫等活动的人员, 由于其从事的活动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直接损害国家与社会的利益, 在此种情形下, 不可能出现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 更无所谓数额认定问题。第三种观点则又过分限缩了本罪劳动者的外延。仅仅把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劳动者界定为本罪的劳动者, 势必将雇佣关系和劳务关系中的劳动者至于不利地位。笔者认为, 本罪设立的功能重点在于刑法的威慑作用, 而非实际的惩罚作用。以上两种关系中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现实生活中被拖欠的案例比比皆是, 若不把这两种关系纳入本罪劳动者的范畴, 势必使得相当一部分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刑法的保护, 无法实现本罪的刑法功能。第二种观点也无法全面涵盖本罪劳动者的范畴。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主要是指受雇于这些组织、并通过契约化管理、在用人单位监督下劳动、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人员。这些人员, 包括职员和工人、正式工和临时工、固定制工和合同制工、城镇合同制工和农民合同工、正式工和派遣工、全日制工和非全日制工等多种类型。[4]那么, 对于非合同工的进城务工的农民的权益以及被非法雇佣的童工的合法权益是否就因此而不受刑法保护了呢答案是否定的。笔者对本罪劳动者的界定坚持相对广义的解释, 即尽可能的保护所有务工人员的权利, 又要排除自身行为违反国家强行法的务工人员。唯有如此, 才能实现刑法设立本罪时的威慑目的, 更好的保障和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

二、劳动报酬的界定

如前文所述, 本罪数额认定指向的是劳动报酬, 因而准确界定劳动报酬是本罪数额认定的关键。当前学界对劳动报酬定义和范围的界定, 争议颇多, 具体到本罪, 学者之间的观点也有初入。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 狭义的解释

有学者认为“就本罪而言, 劳动报酬的认定应当以劳动法所调整的范围为准, 从狭义的层面加以理解。即应当是指《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者基于劳动关系取得的各种劳动收入, 它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5]。

(二) 广义的解释

部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工资、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或者经济赔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都应当纳入刑法的劳动报酬范围之内”[6]。另有学者对劳动报酬的广义解释与前者略有不同, 认为本罪的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社会保险、实物报酬以及经济补偿金等, 但不包括双倍工资差额。[7]

(三) 折中的解释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报酬应该包括工资、退休金、补助金和经济补偿等法律规定应付的款项, 即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所付之债, 不包括福利”[8]。但是对于劳动报酬中是否包含社会保险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只是提到拖欠或不缴社会保险包含很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追究用人单位的刑事责任可能很难实现。

以上三种观点的分歧在于, 本罪所指的劳动报酬是否包含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以及双倍工资差额。《劳动法》相关规定认为劳动报酬包括货币工资、实物报酬和社会保险。而《劳动合同法》的劳动报酬中并不包含社会保险。那么, 社会保险是否应当纳入本罪中劳动报酬的范畴呢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持否定观点, 认为“社会保险以强制纳保为手段, 以社会互助和社会连带为依托, 更多地体现了社会保障功能, 具有鲜明的社会福利性质, 从而与以劳动为对价的劳动报酬形成了差别”[9]。笔者认为, 社会保险费的来源主要是个人缴费、企业缴费和政府资助, 个人缴费部分属于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一部分, 而企业缴费的基础在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 本质上也属于企业对劳动支付的对价, 因而以上观点不能成立。经济补偿金是指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 用人单位依法一次性付给劳动者的经济上的补助。[10]经济补偿金的给付并不是依据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约定, 而是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直接适用的, 与严格意义上的劳动报酬存在一定差别。然而经济补偿金是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设立的, 是用人单位基于劳动者先前劳动而给予的一种补偿, 且以劳动时间、劳动工资为计算基准, 属于劳动者的间接劳动收入, 理应纳入本罪劳动报酬的范围之内。对于双倍工资差额, 笔者认为双倍工资是我国的立法者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而对用工单位的一种惩罚措施, 并非用人单位基于劳动者的劳动所支付的对价, 不应当将其认定为本罪的劳动报酬。

笔者在前文已经指出, 本罪设立的作用重点在于威慑和预防, 而非惩罚, 只有对劳动报酬作广义解释, 才能使立法者在设立本罪时的目的得以体现。另外结合国外刑法的类似罪名可以发现, 对劳动报酬所作的解释同样多为广义解释, 俄罗斯刑法中的劳动报酬既包括工资、还包括助学金、养老金、补助金等, 德国刑法也把保险金纳入劳动报酬之中。因此, 在认定本罪的数额时, 对劳动报酬作广义解释应当是合理的。

三、数额较大的界定

数额较大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成要件之一,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只有达到数额较大的限度才能成为刑法的调整对象。在明确界定劳动者和劳动报酬的概念之后, 如何确定数额较大的标准是本罪数额认定过程中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关于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从立法方法上来看主要有三种: (一) 直接规定一个数值或范围, 在该数值之上者即为数额较大。 (二) 规定一定的比例或比例范围, 达到这个比例即为数额较大。 (三) 前两种方法相结合来确定何为数额较大。

对于本罪数额较大的认定方法, 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不少学者认同上述第一种方法, 例如有学者认为“刑法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归入第五章侵犯财产罪, 可知对数额较大标准的认定应当参照侵犯财产罪中相关罪名的规定加以理解”[11]。于是将本罪与盗窃罪和诈骗罪类比, 认为本罪也应明确规定一个数值或范围。同时也有学者认同上述第二种方法, 认为“采用比例金额模式较为合适。以一定的比例为标准, 当欠薪数额达到该被欠薪者合同约定劳动报酬之一定比例, 即属‘数额较大’”[12]。有学者认同第三种方法, “用人单位逃避支付一定绝对数额的劳动报酬, 即构成‘数额较大’, 这个数额可以劳动者半年薪金为准, 大体是一万元的数额。同时, 规定一定数额与比例的结合, 比如欠薪5000元且欠薪比例高达60%, 亦构成数额较大”。[13]

犯罪的本质在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应当成为某一行为是否入罪的唯一标准。由于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较大, 加之不同行业之间收入的严重不均, 仅仅规定一个数值标准难以准确反映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差异, 因而单纯规定一个数值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么仅仅规定某一比例金额是否可行呢由于某些收入低下的地区或者行业, 工人的月工资可能不足800元, 若以拖欠两个月工资为数额较大则只有1600元, 而对于某些高薪行业月收入可能过万, 两个月工资则有数万元, 这种界定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 笔者赞同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相结合的观点。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组成调研组到广东省进行调研, “数额较大”拟定为欠单个劳动者薪金5000到3万元以上。在数值标准上可以“5000至3万元”为限,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在前面规定的数额幅度内, 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的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 我国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01元, 结合这个数字, 笔者认为, 拒不支付单个劳动者3个月以上劳动报酬可以认定为“数额较大”。综上可得, 拒不支付单个劳动者5000至3万元以上或者3个月以上劳动报酬即可认定为本罪构成要件中的“数额较大”。

摘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数额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准确界定“劳动者”、“劳动报酬”和“数额较大”对解决本罪数额认定问题至关重要。对“劳动者”和“劳动报酬”应当坚持广义解释, 以实现刑法设立本罪时的威慑和预防作用。“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应当坚持具体数值与比例相结合的方法, 以保证不同地区和行业间的均衡、合理。

认定盗窃罪的数额 篇7

[案情一]万某（个体工头）为了感谢缪某对其承接工程时的关照，在缪某新房装修中送了一批大理石材给缪某，缪某收下。缪某曾问万某该批石材多少钱，万某回答1.8万余万元。案发后，经查证该批石材万某实际支付了3万元，那么本案中，就缪某收受该批石材款该如何认定。一种观点认为缪某受贿石材款数额是1.8万余元；另一种观点认为缪某受贿石材款数额是3万元。

[案情二]王某（某建筑公司老总）为得到国家工作人员赵某的关照，顺利承接某工程，其准备按照工程量的5%给予赵某30万元的“好处费”，但赵某提出直接收现金不妥当，要求王某与A公司签订虚假分包合同，让王某将钱以支付A公司工程款的名义打到A公司账上，赵某从A公司支取30万元。为此，王某需要额外支付1.8万元的税金（6%税率），那么本案中如何认定赵某的受贿数额。一种观点认为赵某受贿数额是30万元；另一种观点认为赵某受贿数额是31.8万元。

二、评析意见

（一）受贿犯罪法益侵犯：受贿人刑罚衡量基础

在受贿犯罪过程中，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体现的是一种“权钱交易”动态关系，这种“权钱交易”关系既可以是直接形式也可以是间接形式，既可以是事中发生的，也可以是事前或事后发生的。这种“权钱交易”的典型结果是，受贿人通过出卖权力（主动或被动）获得财物，行贿人通过支付财物获得期待利益。虽然有时候行贿人在支付财物后没有获得利益，但这并不影响对受贿人进行法律评价，因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也可以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职务行为的无不正当报酬性）。[1]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即构成受贿罪，并不要求行贿人必然获利受益。由此可见，受贿罪刑罚的正当性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本身违反了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禁止规范，基于责任刑和预防刑[2]的需要，对行为人处以刑罚。

具体到受贿罪刑罚裁量上，除了自首、立功、退赃等从轻减轻情节外，刑罚是建立在以受贿数额为基础的量刑档次上的，可以说受贿数额的多少是决定受贿人刑罚轻重的基础因素。虽然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将贿赂犯罪的量刑由之前的单纯数额标准转向数额加情节的标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办案中受贿数额的认定仍然是受贿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环节。只有对受贿数额进行准确认定，才能有效的对受贿人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予以评价，为下一步的量刑适当做好基础。

（二）受贿数额认定标准：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

受贿数额的认定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对于受贿数额该采取何种认定标准呢？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采取以受贿人主观上对收受的他人财物价值明知程度来认定受贿数额的主观标准；另一种是采取以受贿人实际控制占有的受贿财物价值来认定受贿数额的客观标准。通常情况下，受贿人对于受贿财物价值的主观认知和财物的本身价值是一致的，比如受贿人收受他人送的1万元现金或购物卡，他对收受该1万元现金或购物卡的性质是明知的。但是随着贿赂行为日趋隐蔽化、多样化，收受干股、股票、债券、不动产、“合伙”开办公司、赌博、“挂名”薪酬[4]等等贿赂形式不绝于现实案例中，在这些新类型案件中，往往会出现受贿人对于受贿财物的价值认识不明朗，甚至主观认识与客观价值相差甚大的局面，由此产生受贿数额认定分歧。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导致案件侦办审理的困难，更会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前面讲到，受贿罪侵害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那么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交换数额越大、情节越严重，则侵害的法益就越大。根据受贿罪犯罪构成要件，受贿人对于其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交换性必须具有认知（事前、事中或事后）；同理，受贿人对收受的财物也应该认知。换句话说，只有受贿人对收受财物的价值有认知，才能反映出受贿人出卖职务行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才能给予不法评价。但是受贿人对于财物价值的认知不是纯粹的主观想象，而是应该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有依据的认知，这种认知应该包括对财物的种类、特征、真伪等基本方面有不偏离社会正常人的理解判断程度。在人情社会中，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往往在口头上会就贿赂财物的价值进行夸大或缩小，但这种夸大或缩小不能使受贿人对所收受财物的价值认知偏离于社会正常人的理解判断程度。例如，受贿人收受他人送的一块名表，受贿人虽然不清楚手表的具体售价，但对该手表的品牌知晓，这种认知程度就足以将名表与地摊货的区分开来，同时结合受贿时售价等情况认定受贿金额。也只有坚持这种主客观相统一的法律评价方法，才能准确认定受贿数额，做到不枉不纵。

在上述案例一中，缪某对万某所送的石材用于个人房屋装修之中，其对该批石材在数量、特征等方面都有不偏离社会正常人的认知，虽然万某口头告知缪某该批石材1.8万余元，但这不足以使缪某对该批石材的价值产生明显错误认知，因此，应按照该批石材行贿人实际支付价款认定缪某受贿金额为3万元。

（三）间接数额认定路径：因果关系说与报偿理论

近年来，对贿赂犯罪过程中行贿人为行贿支付的间接费用是否认定受贿数额，以及如何认定问题也成为司法实践中争议的焦点。所谓间接数额是指行贿人在行贿过程中，出于自身或受贿方的需要，在所送的行贿财物外所支付的额外费用，如交通费用、人力费用、转账手续费等等。那么，受贿人是否该对这些额外费用承担责任呢？回答此问题前，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刑法理论中的因果关系说理论和民法理论中的报偿理论来进行思考。

所谓因果关系，意味着如无一定的先行事实就无一定的后行事实的关系。[4]具体到刑法学领域，因果关系就是行为人具体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厘清受贿人行为与行贿人额外费用的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因为只有额外支出的费用是由受贿人行为所引起的，才有可能将额外支出的费用认定为受贿数额中去。由于因果关系说的理论众多，有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必然的因果关系说等等，选择何种理论作为解释工具对认定额外费用属于受贿数额有重要影响，在此，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必然的因果关系说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行为人的行为与其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之间才存在因果关系。[5]之所以要采取该种严格因果关系说，就在于受贿罪侵害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因此，行贿财物（包括间接费用）必须是为了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进行交换而存在的，并且额外费用产生的原因是由受贿人行为必然引起的，只有这样才可能将该额外费用认定为受贿数额并让受贿人承担责任。除了考虑额外费用产生的原因外，还应考虑该额外费用的获益方有哪些。根据民法学说中的报偿理论，即获得利益者承担所伴随的风险，在此我们也可理解为获得利益者承担所产生的费用支出。既然是对受贿人进行归责，那么这里的额外费用除了必须是由受贿人所引起，而且额外费用支出的获益方只能是受贿人。因为如果获益方还包括行贿人等第三方的话，就不能排除这种额外费用的支出对受贿人来说是必要的，对这种额外费用的支出进行不法评价的责任就不能让受贿方一人承担。

在上述案例二中，赵某为了自身考虑便于受贿，主动提出让王某签订虚假合同转账，王某因此多付1.8万元，这1.8万元的额外费用对于王某行贿来说是不必要的，其获益方仅限赵某一人，另外该1.8万元额外费用的产生原因也是赵某前期行为的必然结果，王某不具有避免该1.8万元额外费用支出的途径。当然，在司法实践中认定额外费用除了要考虑上述必然因果关系、唯一受益性之外，还应考虑额外费用的货币计算难易度，有无主动索贿还是被动受贿等因素，以准确认定受贿数额。

注释：

[1]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3页。

[2]由于我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被刑事处罚过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重新进入国家工作人员序列，因此，本文受贿罪的刑罚预防主要是指一般预防，而非特殊预防。

[3]具体认定标准参见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4]参见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