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继承公证文件

法定继承公证文件（精选9篇）

法定继承公证文件 篇1

（1）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代理人代为申请的，应提交本人的身份证明和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国外或港澳台地区的委托书应经当地公证机关或司法部授权的机构、人员公证证明并办理外交认证原件；

（2）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原件。死亡证明一般由公安部门或被继承人死亡时所在的医院出具；被继承人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死亡的，死亡证明应经当地公证机关或司法部授权的机构、人员公证证明并办理外交认证；

（3）被继承人的遗产凭证（如房产证、存折）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合法继承人情况的证明原件。该证明材料由当事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出具。证明须详列全部合法继承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时间、住址及他们与被继承人的关系；

（5）继承人有死亡的，提供死亡证明及其婚姻、子女的证明原件。上述证明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的，应经当地公证机关或司法部授权的机构、人员公证证明并办理外交认证；

（6）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亲自到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原件。声明人居住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的，声明书应经当地公证机关或司法部授权的机构、人员公证证明并办理外交认证；

（7）被继承人如立有公证遗嘱的，应提交遗嘱原件。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所立的遗嘱，须经当地遗嘱检验部门检定或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外交认证；

（8）公证人员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

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所需文件（可以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

（1）当事人的身份证明，如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

（2）被继承人死亡的证明；

（3）当事人享有继承权的证明，例如本人与被继承人关系的证明、被继承人的遗嘱等；

（4）本人签字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

（5）公证员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

放弃继承权声明书

声明人：，男（女），年月日出生，现住法国:身份证号（护照号码）：

我的（父亲或母亲或其他）于年 月日在（地点）因病（衰老或因病或其他）死亡。死后遗有房屋和土地均坐落于, 房屋地号：，计建筑面积：平方米。土地地号：，计土地使用权面积：平方米，他（或她）生前无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我是他（她）的法定继承人之一，对他(她)遗留的上述财产享有继承权，现经我慎重考虑后，决定放弃继承，今后也决不反悔。

特此声明。

声明人：

法定继承公证文件 篇2

案例详情:

张某 (男) 与陈某 (女) 是原配夫妻。张某于1983年去世, 陈某于2000年去世, 张某去世后陈某一直未再婚。张某和陈某共有两个子女, 分别是张甲和张乙。张某和陈某的父母均先于他们去世。夫妻二人去世后留有一套共有房产。2009年5月, 张乙来到公证处, 按照法定的公证程序办理了放弃上述房产继承权的声明书公证。然而, 张乙回到家中, 思前想后, 对之前做出的放弃继承权声明的行为很后悔, 事隔两天之后再次来到公证处, 试图撤销之前所发表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 此时, 该公证尚未签发。

一、公证实务中的一般做法

在实务中, 放弃继承权一般通过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完成。所谓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是指公证处依法证明继承人放弃自己享有的继承他人遗产权利的意思表示真实、合法的活动。放弃继承权同时也是无条件和无保留要求的。继承权的放弃是继承权人对个人权利的一种处分方式, 是单方法律行为, 是对既得财产权利的自愿抛弃, 因此不能附加条件。放弃继承权是一项严肃的法律行为, 特别是经过公证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 在发生继承纠纷诉讼时, 是法院直接采用的有效证据。

笔者认为, 在本案中, 继承人张乙在法定的期限内, 按照相应的程序要求办理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 一般来讲不能随意反悔。但是本案中有一个关键之处在于, 张乙的公证未经审批签发, 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尚未生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公证处仍然坚持拒不让张乙反悔, 那么势必违背了张乙的真实意愿, 违背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平、公正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将对其合法的财产权益造成伤害。反之, 如果本案中张乙在公证书签发生效之后, 才提出撤销申请, 公证处就不能轻易准予撤销了。在这种情况下, 公证书已经制作完毕, 并且完全符合法定程序, 如果轻易撤销公证书, 既不利于维护公证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也不利于公证行业的健康发展, 更不利于公证书的公正性。

二、放弃继承公证能否撤销之再思考

我国继承法对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是否可以撤销没有明确规定, 以致在公证实践中对放弃继承声明书经过公证后能否撤销在认识上有不同的看法。肯定说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在《意见》中规定:“遗产处理前或在诉讼进行中, 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 不予承认。”这说明在司法实践中是允许继承人在特定条件下反悔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而主张继承。因此, 对放弃继承的人在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后遗产处理前要求撤销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公证的, 公证机构应当予以办理。否定说则认为, 继承人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经过法定程序公证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对放弃继承的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而且直接涉及其他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因此, 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经公证后不能撤销。

笔者认为, 上述两种看法均不全面。因为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 撤销是指行为人在某些法律事实出现时取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意思表示, 使其法律效力归于消灭的行为。放弃继承是单方法律行为,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一经做出并经公证后,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不得撤回, 但是, 既然放弃继承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在满足以下情形之一的, 放弃继承的人可以取消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撤销放弃继承公证, 接受继承: (1) 在遗产处理前经其他未放弃继承的继承人同意; (2) 因对遗产状况有重大误解做出放弃继承行为的; (3) 因受欺诈、胁迫而做出放弃继承行为的。总而言之, 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经公证后不得撤回, 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撤销。

房产继承过户公证为先 篇3

财产分割应在先

据了解，房产继承产权变更过程有别于财产赠予等其他财产转让方式，因此在房产继承过户时，与之相关的过户程序，所要准备的证明材料，以及所需承担的费用等均与之有着明确的区别。

那么，如何办理房产继承过户呢？

上海联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展表示，房产继承过户涉及到产权变更等，与房产证上加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解释说，房产继承是指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把被继承人所遗的房产转归继承人的行为，顾名思义，继承房产过户则是至办理产权变更手续。

房产继承首先要做的就是财产分割。法律专家表示，在遗产分割时，必须确定遗产部分。不能把家庭共有财产、夫妻共有财产以及合伙财产不加分割作为遗产继承。对此，《继承法》第二十六条已有明确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意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

在确定遗产之后，便可进行财产分割步骤。为了节约时间，专家建议家庭成员可事先协商。“我爱我家”权证法务部经理渠福琴表示，继承人对共有财产的分割协议，只要每个继承人同意并签字，即可产生效力。

继承公证必不可少

不管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在办理房屋产权变更之前，都必须进行继承公证。

王展表示，在房产继承的流转过程中，房产继承公证书具有法定的最高效力，能够为房产登记机构所直接采纳，同时也能杜绝潜在的纠纷风险。他说：“公证的目的是防止某些人提供虚假证明、隐瞒真实情况而产生矛盾纠纷，从而起到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

据了解，在办理公证时，必须提供房屋权属人的死亡证明书、合法机关出具的合法继承人名单证明，以及原房屋权属人立有的遗嘱（如有遗嘱），亦应提交遗嘱原件（相关材料可见表）。渠福琴表示，若部分合法继承人自愿放弃继承权，必须本人到公证处出具放弃财产承诺证明。在外地的，在当地公证处办理“弃权声明书”公证；在国外的，在驻在国的中国大使馆办理“弃权声明书”公证。

需要提醒的是，在继承公证过程中，为了确定房产的实际价值，需对其进行市值评估。上海德佑地产房贷部门经理杨永俊表示，评估机构可由申请人自行选择，也可以委托公证处指定的机构，但前提是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评估公司会根据房屋所处的地段、楼层、房龄等重要因素，作出专业的价格分析和市值评估。

有人提出，如果由申请人申报一个与市场价十分接近的价格，能否为公证处采纳？答案是否定的。杨永俊解释说，自行申报的市值数据缺乏客观依据，公证机关一般不会采用。

在继承公证环节中，会涉及到两部分费用，即公证费和评估费。上海公证处有关人士表示，房产继承公证费按照继承人所继承的房地产的评估价的2%来收取，最低不低于200 元。需要注意的是，公证费是根据收益额的多少来缴纳，假如一套房产价值200万元，继承人所继承的部分为25%，即收益额为50万元，那么其承担的公证费为1万元。此外，房产评估费一般按照评估市值的千分之一来收取。

产权变更手续简单

房产继承产权变更手续并不复杂。

在取得房产继承公证书之后，便可前往房产所在的交易中心办理产权变更手续，从而实现继承。在办理这项手续时，其过程相对比较简单，上海市徐汇区房产交易中心有关工作人员解释说，只需提供包括申请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继承公证书、房产证等材料即可。下面两种情形需要提供其他证明，如果继承人为不能亲自办理，需提交委托书或公证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若继承人未成年，需提交监护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专家表示，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征收遗产税，所以房产继承产权变更过程中不会产生税费，记者在咨询上海市静安区房产交易中心纳税窗口之后得到的答复证实了这个说法。但业内人士表示，这交易过程中还是会产生一些费用，只是金额很小。渠福琴告诉记者，就上海而言，费用主要包括工本费、交易登记费、印花税等三项，共计110元。

财产继承公证书 篇4

董××，男，×××年7月10日出生，现住×××。公民身份号码：××××××。

被继承人：董××，男，1932 年 6月 1日出生，生前住×××××。

公证事项：继承权公证

申请人董××因继承被继承人董××的遗产，于2010年5月28日向我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我处对申请人董现民提交的权利证明及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核实，并对申请人进行了询问，审核情况如下：

一、被继承人董××于1995年7月24日死亡。

二、被继承人董××死亡时在×××(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建筑面积为81.12平方米)留有一处房产，此房产是董××的个人财产。

三、据申请人称：被继承人董××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公证书

四、被继承人董××的妻子李××已于2004年3月27日死亡，二人是原配夫妻，只有一子一女，分别是儿子董××和女儿董××。李××自董××死亡后未再婚。

五、现女儿董××表示放弃继承被继承人董××的遗产,董××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董××的遗产。

根据上述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被继承人董××的上述个人财产为董××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继承人董××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和父母共同继承。因被继承人董绍文的妻子、父亲、母亲均已死亡，现其女儿董××表示放弃对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利，故被继承人董××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儿子董××一人继承。

××公证处

公证员

申请继承权公证须知 篇5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没有遗嘱或遗赠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二、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和父母（生父母、养父母、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

继承遗产，应当有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之间应当本着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确定遗产的分割办法和份额。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

三、继承权公证，是公证机关依照法定程序确认继承人对遗产的继承真实、合法的司法确权活动，可以有效地保护公民的遗产依法由他得继承人接受。继承权公证书，是继承人领取遗产的法律文书。对需要进行登记的遗产，如房屋、车辆、股权等，继承人应当持《继承权公证书》及时到相关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四、申请继承权公证，应提交下列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1、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

2、遗产的权属证明；

3、被继承人的婚姻、父母、子女情况证明；

4、申请人身份证、户籍本；

5、继承人委托他人代办公证的，应提交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6、公证员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

五、法律责任。当事人如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故意隐瞒其他继承人、骗取继承权公证书的，将撤销公证书，由该当事人承担赔偿等法律责

任。

贵阳市公证处提请注意：请仔细阅读本须知，不清楚的地方应及时向公证员咨询，明白其内容后请在本须知上签名。

申请人签名：承办公证员：

继承权公证书空白 篇6

（2013）黑北证内民字第101号

申 请 人：，男，年 月 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现住。

被继承人：，男，于 年 月 日死亡，生前住，公民身份证号：。

公证事项：继承权

申请人 因继承被继承人 的遗产，于 年 月 日向本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并提供了以下证明材料：（1）、户口簿（2）、居民身份证（3）、存单账号证明（4）、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民书（5）、结婚证（6）、继承权证明

受理公证员向当事人告知继承权公证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申请人在告知书上签字确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本处对申请人提交的权利证明及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核实，并对申请人及有关人员进行了询问，现查明如下事实：

一、被继承人

于

年

月

日因病在。

二、继承人 向本处申请继承被继承人 遗留的财产：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支行 储蓄所存单 元整人民币，账号： 存期 年。

三、据被继承人 的继承人 称，被继承人 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嘱赠抚养协议。继承人对被继（账号证明一张）开户日期： 年 月 日，存款金额 承人生前无遗嘱及遗赠抚养无争议，截止本公证书出具之日亦未有他人向本处提出异议。

四、被继承人 配偶 ； 子女共 人，儿子 ； 的父亲，的母亲。

其中 的父亲，的母亲，的配偶 分别 年 月、年 月和 年 月先于被继承人 死亡。

根据上述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被继承人，身份证号：，死亡时遗留的上述个人合法财产为迟丰运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因 的父亲、母亲、配偶均先于 死亡。因此，兹证明被继承人

的遗产由

一人继承。

身份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北安市公证处

公证员

浅谈继承权公证中的代位继承权 篇7

一、继承权公证的概念及意义

继承权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构依据法律规定和继承人申请, 依法对继承死者生前私有财产者进行身份确定、材料核实等一系列工作后出具的公证书的活动。继承权公证是公证处一项重要的传统公证业务, 它是通过对一系列证据和事实的认定来确定申请人的继承人资格。继承权公证既对被继承人财产的合理流转提供了有效的保护手段, 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继承权公证中的继承包括了代位继承和转继承。

二、代位继承的概念及各国 (地区) 法律对被代位人范围的不同规定

所谓代位继承是指法定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在继承开始时, 由继承人的直系晚辈血亲代继承人之位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的继承制度。代位继承制度实际上是法定继承制度的一种必要补充, 是法定继承的一种特殊形式。在代位继承中, 已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 称为被代位继承人;该晚辈直系血亲就是代位继承人, 如孙子女辈代替父母辈继承祖辈的遗产。

被代位人应当是被继承人的血亲继承人, 配偶一方先死亡不发生其子女代位继承问题, 此乃各国 (地区) 继承法之统一原则。然而对于哪些血亲继承人可以作为被代位人, 各国 (地区) 的规定则差异极大。据学者考察, 大致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立法例:第一种, 被代位人仅限于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我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继承法为此种类型, 但我国大陆继承法规定被代位人只能是被继承人的子女, 而台湾地区民法则规定只要是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均可为被代位人。此外, 越南、蒙古等国亦属之。第二种, 被代位人为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和兄弟姐妹及其直系卑亲属。日本、法国、韩国、意大利等国采此立法例。第三种, 被代位人之范围既包括直系血亲卑亲属, 也包括父母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祖父母 (外祖父母) 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德国、瑞士等国继承法属之。第四种, 在第三种的基础上, 还包括兄弟姐妹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如美国即采此代位继承制度。此外, 埃塞俄比亚民法还规定, 曾祖父母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也可成为被代位人。[1]上述几种不同的立法例中, 我国的被代位人范围属最狭窄的一种, 即被代位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子女。我国的这一规定有利于在实践中简便而准确地确定被代位人, 相对于其他立法例, 公证的审查难度也较小。对我国继承法上被代位人的这一规定, 学界并无太多争议, 只是认为, 我国大陆的规定与台湾地区的规定比较而言, 台湾地区的规定更为合理。[2]在修法时, 可参照之。

三、代位继承与转继承的区别

在探讨代位继承权相关问题之前, 首先必须明确代位继承与转继承的区别。代位继承是指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 由被继承人的死亡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继承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的制度。代位继承是和本位继承相对应的一种继承制度, 是法定继承的一种特殊情况。转继承是指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实际接受遗产前死亡, 该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代其实际接受其有权继承的遗产。转继承与代位继承有相似之处, 但又存在明显区别:一、继承人死亡的时间不同。代位继承中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而转继承中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 遗产分割前死亡。二、继承人的范围不同。代位继承人只能是被继承人的直系晚辈血亲, 如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且不受辈份限制。转继承中的被继承人的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均有转继承权。三、转继承可以发生在法定继承中, 也可以发生在遗嘱继承中, 而代位继承只适用于法定继承。四、法律后果不同, 代位继承是一个继承过程, 而转继承是两个继承过程。

四、对继承权公证中代位继承权相关问题的处理

笔者在实践中遇到一个案例:1965年王某甲收养了一子王某乙, 王某甲无兄弟姐妹, 父母均已过世, 1987年王某乙与林某结婚, 林某与前夫育有一女谢某, 结婚时带了未成年的谢某与王某乙一起生活, 王某乙于2012年过世, 王某甲于2013年过世, 王某甲除了王某乙之外无其他子女, 由于房产需要过户, 谢某于2014年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按继承法的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解释:被继承人的养子女、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子女可代位继承;被继承人亲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代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代位继承;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中并没有包括养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对此, 本案中的谢某对继父王某乙房产的继承缺乏法律依据, 继承权公证将无法顺利办理, 房产也因此无法过户。

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0条的规定, 子女应当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法理上认为, 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是一种拟制血亲关系, 因此养子女作为代位继承人在理论与实务上都无争议。但须注意的是, 养子女被收养前已有的晚辈直系血亲与养父母之间并无血亲或拟制血亲关系, 不享有代位继承权。关于继子女能否作为代位继承人则尚存争议。有观点认为, 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也应享有代位继承权。[3]而多数观点则认为, 不应享有代位继承权。笔者认为, 前一种观点值得肯定。即与被继承人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可以成为代位继承人, 与被代位人的子女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能成为代位继承人。笔者认为夫妻离婚后一方或双方都可能会带有孩子, 且一般以未成年人为主, 此为无法改变的事实。他方在决定与带有子女的一方结婚之前, 是否成为该方子女的继父或继母无疑是重要考量因素, 如果其选择结婚重组家庭, 那么该方子女即成为重组家庭中的一员, 表明其愿意接受该方及其子女, 因此, 孩子不是再婚的障碍, 而只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基于家庭共同生活之故, 赋予继子女继承权符合继承法的本质, 也是我国现实的需要, 赋予养子女的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享有代位继承权比较妥当。

继承权公证作为家事公证的重要类型之一, 已悄悄走进千家万户, 为许多百姓解决家庭财产的分配问题, 在预防家庭纠纷、减少诉讼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构建和谐的社会氛围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 办好继承权公证, 也是对每个一线公证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的考验。因此, 作为一名基层公证员, 更要把握好每次办理公证的机会, 努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提高办证效率和办证能力, 以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对群众负责, 让群众放心。

摘要：随着乡村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和旧城区改造项目的推进涉及拆迁补偿工作, 出现了许多因不动产所有权人已过世而无法正常办理拆迁补偿手续, 严重影响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同时, 由于房价的不断飙升以及民众对私有财富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 涉及银行存款、股票或有价证券及不动产继承的民事活动迅猛增长, 继承权公证需求量也日益增多。继承权公证在满足群众对遗产合理分配的需求, 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作用。笔者根据多年工作实践, 就办理继承权公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谈点自已的看法。

关键词：继承,继承权公证,代位继承权

参考文献

[1]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 (修订版) [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236-240.

[2]张玉敏.继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228.

法定公证制度与公司登记改革 篇8

关键词：法定公证;公司登记;公司章程

中图分类号： D926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3005206

对于法定公证，有学者称为必须公证制度，并认为必须公证法律制度就是在市场经济的特定条件下引介国家公证制度于特定的市场微观交易过程，并使其与登记制度直接衔接，为市场配置的结果提供了一份公信力的保障[1]。本文采用目前学界通用的法定公证一词。关于法定公证，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积累了制度经验，我国学者有所涉及，主要集中在物权登记领域。对于公司章程，目前《公证法》只是将其作为自愿公证事项。鉴于公司法修改后公司信用结构的变化，公司章程作为法定公证事项与公司登记制度进行衔接具备了市场环境和现实基础，设计好公司章程法定公证与登记制度的程序接轨，将会是完善我国公司登记制度和市场信用构建工作的重要一步。

一、法定公证进入公司登记的制度基础

我国目前的公证法规定了公司章程作为自愿公证事项，公司法律制度则没有这方面的条款。从我国公司登记制度改革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来看，法定公证进入公司登记制度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也没有制度瓶颈。其实，法定公证进入公司登记制度已具备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空间。

（一）理论基础

对于法定公证，有学者列举了七个理论基础：一是法定公证可以从“私权的公法管理”理论得到阐释;二是法定公证与“私权自治”、“意思自治”并不矛盾;三是法定公证符合法律经济学有关法律成本的理论;四是法定公证与登记机关职能转变的趋势相适应;五是法定公证与公证制度自身优势密切相关;六是法定公证符合国际惯例;七是地方法定公证已有一定的经验积累[2]。法定公证进入公司登记制度可以从公证的公信力以及公司登记制度的法经济学基础得到解释。

1.公信力理论

我国的公司信用体系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通过登记获得公信力的支持，提高公司自身的信用指数。我国目前的公司登记公信力主要以国家信用、外观主义以及公司自身的信用加以构建，其中国家信用通过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运用一度成为公司信用的权威担保。《公司法》修改以及公司登记制度变革，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被废除，公司资本由公司章程加以规定，公司的自治空间扩大，公司的信用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立法通过废除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将公司注册资本信用从公司信用结构中剥离，取而代之的是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资本后公司信用的自我彰显。公司注册资本从实缴制转变为认缴制却并非“任缴制”，公司信用的自我彰显也并非自我定义，而是需要外部的积极评价。换言之，公司信用结构在公司法废除最低注册资本后出现了部分的信用真空，需要一个替代机制弥补这个真空。从目前的市场发展趋势来看，能替代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信用的外部机制就是法定公证。

“公证是一种有法律明确授权的行使证明权的司法证明制度，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预先的、对公证事项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明来防止这些事项以后产生法律上的风险。”[3]正是基于公证制度的这种风险防范功能及其证明效力，可以有效填补公司资本认缴制所带来的信用真空，同时也可以保障民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可谓一举两得。另外，公证是具有公信力的司法证明活动，公证通过对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法律事实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证明和监督，为市场提供信用，并且保障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从事民事活动，即公证本身就是为社会提供信用证明的[4]。法定公证进入公司登记制度以后，公司登记除了有限的国家信用支持外，主要依靠自身信用文化和意识的培养以及法定公证所体现的公信力予以保障。这样的制度安排将以往公司登记公信力的法律结构进行了重构，法定公证应当替代原来国家信用的主要担保作用，与公司自身信用建设一起成为公司信用的基础结构。

2.法经济学根据

有学者从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信息障碍、稀缺性、法律效益五个法经济学的理论与法定公证的关系展开分析，论证了法定公证的必要性[5]。即法定公证具有以法经济学为根据的制度基础。在公司登记制度中，法定公证的法经济学基础主要是信息经济学层面的信息障碍所引发的市场失灵的应对策略，反映到公司登记制度主要就是公司登记作为公司信息公示机制所具有的信息传递和信用保障功能。公司信息最为集中的表现形式就是公司章程，如今公司注册资本改为认缴制，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章程所承载的公司信息就更为丰富，对于市场交易也就具有更为重要的信息指引作用。如何保障公司章程所记载的信息尤其是资本信息的真实性从而维护交易安全是公司登记制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原有的公司登记制度以最低注册资本来构建和维护公司信用基础，并提供具有制度信赖的信息来保护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法和公司登记制度修改以后，公司章程对公司资本的规定成为登记制度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公司章程的信息传递依然在公司登记构建的信息平台，但是登记机关的信用担保已经“退居二线”，留下的信用缝隙和市场安全隐患需要相应的替代机制予以弥合。那么，法定公证就成为了公司章程之真实性的有效保障手段，通过公证的公司章程具有极强的公信力，进入登记机关设置的登记簿以后，这种公信力得到了强化，向市场传递的信息依然是具有较强信用保障的真实信息，对于维护市场安全、提高交易效率具有重要作用。endprint

（二）现实基础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信息公开和法治保障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其良好运行需要市场主体公开自己的真实信息，对于商事主体的重要组织形式公司来说，其信息的真实与公开程度直接影响着市场的正常运转。我国《公证法》对于公司章程是作为自愿公证事项加以规定的，虽然不是法定公证，却为公司章程进入法定公证事项奠定了基础，预留了必要的制度空间。

1.市场需求

市场需要公开商事主体的真实信息来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市场失灵，登记制度就是作为市场信息公示机制存在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司登记制度在收集、整理公司信息方面具有组织结构上的优势，但是对于登记信息的信用担保却在整个市场信用危机的环境中有心无力，因为过去的公司登记制度是希冀登记机关以国家机关的身份对公司登记的信息进行权威担保，保障公司信用，以此维护市场安全。但是立法者的初衷虽好，却违背了市场经济所具有的意思自治本质，过渡干预市场交易，反倒适得其反，登记机关在市场信用危机中难以有所建树便是佐证。因此，市场经济中的公司信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内部的信用结构以及外部的信用担保，而不是单纯依靠登记机关的权威担保。这样的结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也是培育市场信用乃至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如果说公司信用结构中的内在因素主要依赖公司自身的信用意识和信用文化的培育，那么作为公司信用外部约束机制的外在信用担保则需要一个甚至数个机构同时完成，其中公证机关就是重要的一个。公证机关对公司章程的公证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一同构成了公司信用的外在组成部分，内外协调，共同保障公司的信用指数。其实正如有民法学者提出物权登记应当引入公证制度时所说的：“对一些涉及当事人重大权益和关系国计民生的较大事项，法律应当规定为必证事项。”[6]而公司的设立在市场经济中就是关系到投资者重大权益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事项，这一事项主要通过公司章程来体现，因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和经营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市场经济需要对这样的法律文件进行监督和约束，除了来自登记机关的公权干预，私域范围内的最好手段便是法定公证以及社会中介组织共同组成的配套机制。

2.制度空间

我国《公证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项：……（八）公司章程;……。”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公司章程在公证制度中属于自愿公证的范畴，公司发起人或者股东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和意愿对公司章程进行公证，这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做出的规定。这项规定也从另一个侧面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即公司章程是可以进入公证制度的，只不过目前是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这个结果是我国原有公司登记的制度结构决定的。因为原来的公司登记制度偏向于市场安全的价值取向，通过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以及登记机关的严格审查为公司信息和信用提供权威担保，造成了公司信用结构的异化。如今《公司法》修改，废除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公司资本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其信用结构也开始转型，登记机关退出了公司信用的部分担保领域，这就需要相关替代机制的进入，才能维持登记法律关系以及公司信用结构的平衡。法律制度的此退彼进为公司章程作为法定公证事项提供了制度空间。再来看我国《公证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这就是法定公证在《公证法》中的相关规定。《公证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未经公证的事项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依照其规定。”这些条款的规定，在公证制度和公证程序两个层面为公司章程进入法定公证制度预留了制度空间，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法定公证对于公司登记制度的作用

关于法定公证对于公司登记制度的作用，学界有一些研究成果，以下根据相关成果将法定公证在公司登记制度中的作用归纳为维护意思自治、降低公权干预、提供信用保障。

（一）维护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早已为学界所证明。而法定公证带有强制性色彩，具有较多公权干预的成分。对于意思自治和国家管制的话题，早有学者指出“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只是在国家设定的高低不同的栅栏中流动，私法自治的领域，事实上自始充满了各种国家强制”[7]。对法定公证制度来说，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并非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而是在市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投资者和市场参与人的保护。因为“公证通过对公司章程制定和修改的适当干预，对公司章程进行规范，使大量可能发生的纠纷得到预防和化解，使投资人关系更加和谐。……通过办理公司章程公证，各投资人能够清楚了解公司章程的内容及各条款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从而实现真正的意思自治”[8]。另外，“必须公证制度的设立不论是引介了公证制度对交易过程予以主动把握，还是建立了法律信用保障体系对信用活动风险形成主动、系统防范，都是信用领域以公信力为基础进行的自治调整，根本谈不上公权力对私权的干预”[1]62。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公司章程作为法定公证事项具有信息公示和信用保障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维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非不当的干预。

（二）降低公权干预

一直以来，我国公司登记制度受到学界诟病最多的就是其中的公权干预，登记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拥有对登记材料的实质审查权，多造成行政权力对登记制度的不当干预，影响了登记效率的提高，市场领域的意思自治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上所述，公司章程的法定公证能维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降低因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灵几率，减少交易风险。同时也排除了国家公权力对市场关系的过多干预。因为公司章程的法定公证虽然属于强制公证事项，但是公证机关却是独立于国家机关之外的社会组织，具有公正、公信的社会地位，其颁发的公证文书具有不同于国家权威担保的社会公信力，其中并不涉及公权力的行使。如果说法定公证因为具有强制性而具有公权干预的成分，也是属于法律层面的正当干预，较之国家行政权力的干预，具有更高程度的正当性。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法制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将公司设立等重大法律行为作为法定公证事项确定下来，因为只有经过公证，才能够有效防止民商事主体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4]102。这种侵害有一部分是来自公权力的寻租空间，一旦有了法定公证的前置性程序，公权力的寻租将会被剔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司章程的法定公证将登记机关的公权力移除，登记机关将实行形式审查，其自由裁量权受到极大限制，权力寻租空间被压缩，公权干预只能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endprint

（三）提供信用保障

早在我国刚刚开始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并引进股份制的时候，就有学者对股份公司章程的公证进行了初步探索：“在我国，对公司章程进行公证，既有利于协助股份公司理顺并明确有关的法律关系，又有利于保证公司章程和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规范性，还可以有效地防止股份制企业化公为私，侵占、私分公共财产等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现象的发生。”[9]其实法定公证最为重要的一个作用还是提供信用保障。对于公司设立登记阶段的公证问题，有学者指出：“强制公证是解决我国公司实践中信用缺失的有效制度。”[10]如今《公司法》修改，对注册资本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公司信用需要重新进行架构，公司登记机关的公权力开始转型或退出登记的部分领域，此时正是改革公司登记与公证制度进行制度衔接的大好时机。法定公证在维护民商事法律秩序中作用巨大，“其一，法定公证让民商事交往有诚信保障……”[11]，“公证人介入并出具公证书，使公司设立行为真实、合法、有效，具有公信力和公示力，有助于树立公司信用”[12]。《公司法》对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促使登记机关对一般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审查转为形式审查，实质审查所具有的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公司资本信用的保障空间，换言之，公司信用的公信力出现了部分真空，需要相应的替代机制予以补正。但是公司登记制度对公司信用的保障机制依然存在，国务院、工商总局也修改了相关行政法规和规章，2014年8月7日国务院公布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信用约束机制[13]，开始重构公司信用的制度结构。除此之外，公司登记的信用结构还需要一个外部信用保障机制予以支持，而能够对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公司资本进行信用保障的就应该是公证制度。所以，公司登记制度应当通过法定公证制度对公司信用的制度结构和信用风险的系统防范进行外部强化，以此满足登记机关实质审查权力机制退出后的顺利衔接需求。

三、法定公证与公司登记之间的制度衔接

关于公司登记中的法定公证，大陆法系的法国在其立法中规定，公司章程及其修改必须经过公证。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西班牙等也都有关于公司的法定公证之规定。而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意在促进投资，构建公司诚信制度，所以，在公司登记制度中镶嵌法定公证来弥补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的信用需求和市场安全缝隙是较佳途径，那么法定公证的范围和具体程序设计就应当结合当前市场发展和制度结构的实际予以确定。

（一）法定公证的范围

有学者结合我国的实际，认为“制定公司章程、变更公司章程，公司的设立、注册，公司的转变、合并及公司财产整体转让，公司发起人认购股份或缴付股款，公司股份转让等民事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的认定应当进行公证”[14]。但是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公司法律制度的构成来看，不宜扩大法定公证的范围到公司章程之外的其他领域，而只需要规定公司章程的制定、变更作为法定公证的内容。具体分析学者提出的上述内容可以看到，公司的设立和登记注册、公司的转变、合并、公司发起人认购股份或交付股款都和公司章程有关联，需要将相关内容载入公司章程并登记于登记机关。至于公司财产的整体转让，虽然也涉及债权人的利益以及市场秩序，但是这样的转让行为需要股东大会的决议，法律也有具体的程序规范，不需要再经过法定公证来加以干预。对于公司股份的转让，《公司法》和《证券法》都有详细规定，限制颇多，不宜增加法定公证这道程序，否则会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造成不当干预，同时增加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另一方面，我国以往没有要求法定公证作为公司登记前置程序的传统，如今法定公证进入公司登记制度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先以公司登记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就是公司章程作为法定公证事项，以后条件成熟再逐步扩大法定公证的范围比较符合实际。

（二）法定公证在公司法律制度中的接入

法定公证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证明程序，涉及到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范围，在公司法律制度中则关系到公司的设立以及公司信用的建设和市场交易的安全。我国一直以来注重登记机关通过审查公司最低注册资本来保障公司信用，但是《公司法》修改后公司信用更多需要自身的培育和市场的促进，因此，公司章程的法定公证应当成为公司设立的一道重要信用保障。具体来说，公司法和公司登记制度应当对公司章程的法定公证做出规定。

1.公司法

鉴于我国目前的《公证法》已经为公司章程进入法定公证事项预留了制度空间，所以法定公证接入公司登记制度主要是需要《公司法》做出规定，为法定公证顺利进入公司法律制度尤其是公司登记制度开启大门。不过此次我国修改《公司法》只是集中在公司资本制度方面，并未将公司章程作为法定公证事项加以规定，《公司法》修改后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目的就是降低公司设立的门槛，鼓励投资者向市场投资，以活跃经济。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初衷，一旦增加公司章程作为法定公证事项，势必增加投资者的成本，影响投资效率，所以立法机关没有将法定公证纳入公司法律制度中。但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大变革需要完善的市场信用体系加以支撑，目前国务院和国家工商总局正在起草相关法规和规章，以此重构公司信用结构。因应于此，法定公证事项要进入公司登记制度就必须借助公司登记制度的改革。

2.公司登记制度的路径选择

由于公司法的修改，国务院和国家工商总局对公司登记的相关法规、规章，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等进行了相应修改。这表明，公司登记制度进一步放松了登记管制，扩大了公司自治。按照这样改革的精神，“公司在设立的时候，投资者可以一分钱都不缴纳，只要在协议、章程里面，认可今后什么时候分批缴纳，……这种改革符合了公司法发展的重要趋势”[15]。但是此次公司登记制度的现有改革以及国务院和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法规、规章均并未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安全保障，而公司章程自行规定认缴资本，应当有一个保障程序来替代原来的实缴资本制，以弥补登记机关退出这一领域的审查后留下的信赖真空。能够作为公司实缴资本制度之信用机制替代方案的就是法定公证，不过从目前公司登记制度的改革无法看到国务院以及国家工商总局运用法定公证的趋向。其实，《公司法》的修改已经为公司章程的法定公证留下了空间，但是此次公司登记制度改革并未做出安排，虽然是一种遗憾，但是从另一个视角却体现了国务院和工商机关转变过去积极立法的理念，退出部分私法领域。关于公司登记的法定公证事宜，希望未来改革整个商事登记制度时能够实现相关的制度安排。endprint

四、结语

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大大降低了设立公司的标准，同时也摒弃了过去依赖最低注册资本保障公司信用的传统思维，代之以公司自身信用为主导的公司信用结构。国家权力从公司登记制度有序退出的发展方向要求公司加强自身的信用意识培育和信用文化建设，以诚信维护市场安全。这是对公司内部的要求，除此以外，还需要公司外部的相关配套机制辅助公司信用的重构，其中之一便是法定公证制度。我国此次修法并未涉及公司登记的法定公证事项，而是集中于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和信息公示以及信用约束机制的构建。纵观其他国家和地区，法定公证往往作为公司登记的前置程序以维护民商事秩序和市场信用，我国正在进行公司法律制度尤其是公司登记制度的深度改革，将法定公证纳入公司信用体系的保障措施是重构公司信用的重要举措。目前公司登记制度的改革暂时无法实现法定公证与公司登记的制度接入，希望未来全面改革整个商事登记制度时能够实现这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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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杨遂全.民商事登记改革与法定公证[J].法学研究，2006，（2）：39.

法定继承公证文件 篇9

编者按：近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例行组织了一期业务沙龙活动，活动面向公证处全体人员，讨论主题为遗嘱与继承公证的理论和实务。公证员和公证员助理们结合两起遗嘱公证书涉诉案件和继承立法修改建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取得了信息沟通交流和防范执业风险的良好效果。本刊编辑部将沙龙的内容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郭岳萍（主持人）：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一次业务沙龙，沙龙的形式就是不宣讲，重讨论，不说教，重参与。今天沙龙的主题是遗嘱和继承问题，通过最近媒体上报道的两个涉诉案件，对公证业务中与遗嘱和继承相关的理论和实务问题进行探讨。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案例，刚好和我本人有关。2012年我办理了一个遗嘱公证，立遗嘱人杨先生去世后，他所立遗嘱中的各受益人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打了场官司，北京电视台报道了这起案件，法院也到我处对遗嘱公证的卷宗进行了调查。首先由和我一起承办这次公证的公证员助理姚娟介绍一下情况。

姚娟：案情是这样的，杨先生家中共有兄弟四人，父母均已过世，杨先生排行老三，有一位同居多年的“朋友”马女士。2012年3月10日，杨先生通过拨打我处电话的方式向我处提出上门办理遗嘱公证的申请。经了解，杨先生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不能亲自前来办理遗嘱公证。经审查，公证人员到医院为其办理了遗嘱公证。杨先生在遗嘱中表示：“本人之所有现金、银行存款、古玩、股票及其他物品，在本人身故后均归马女士所有，由马女士继承并全权进行处理。本人拥有的房产一处，在本人身故后，该房产中的三分之一的权益归马女士所有，三分之一的权益归杨先生的弟弟甲继承所有，六分之一的权益归杨先生的大侄女乙继承所有，六分之一的权益归杨先生的二侄女丙继承所有。”办证期间杨先生的神智清醒、思维正常，对公证员的提问均有正常的反应和正确的回答。

之后，杨先生在2012年4月将遗嘱中涉及的房产出售并将售房款存入银行。当杨先生去世后，马女士和杨先生遗嘱中的其他受益人发生了遗产继承纠纷。其他受益人认为马女士将售房款全部“据为己有”的行为违背了杨先生的生前意愿并侵害了受益人的权益，遂将马女士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按照遗嘱中处分房屋的比例分割售房款。本案中，原被告争论的焦点是售房款应如何处理，原告认为，杨先生不了解法律，出售房屋的本意是便于遗嘱受益人分割房产，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售房款应按遗嘱中处分房屋的比例进行分配。被告马女士则表示，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公证人员已明确告知在遗嘱生效前，处分相关财产的法律后果，杨先生生前的真实意愿是由自己继承全部财产，故在生前出售了房屋，将售房款作为现金和存款留给自己继承。

郭岳萍：对于公证后立遗嘱人对财产进行了处分，做出了与公证遗嘱不一致的意思表示，使被遗嘱处分的财产在遗嘱继承开始前灭失或部分灭失、所有权转移或部分转移的，遗嘱如何认定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应当没有太大争议。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公证处在进行遗嘱公证的过程中，对立遗嘱人处分财产的告知应当进行到什么程度合适。

陶峰：2013年2月18号下午，法院通知要来查阅卷宗，调研部调卷看了一下，认为公证员的工作没有问题。当天晚上电视台播出了关于该遗嘱继承纠纷的报道，短片中原被告对公证书本身均没有异议。我注意到短片中被告马女士说：“公证员跟他（杨先生）说了，在你生前可以随意处臵你的财产，你也可以把遗嘱撤销，房子你也可以随时卖。”记者追问有没有跟杨先生说把这个房子卖了可能对遗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马女士说：“公证员就跟他说了，你卖完了之后就变成银行存款了。”看到这里，我认为马女士的表述有不实的内容，公证员不可能这么跟当事人做告知，第二天查阅笔录和与公证员核实也证实确实如此。另一方面，我认为法院来查阅卷宗，可能也想看看谈话笔录的内容，如果公证员真的像被告表述的那样告知立遗嘱人，从审理案件的角度讲，原告说立遗嘱人出售房屋是便于分割房产的主张就不成立了，对法官来说，案子就好审了。针对告知的问题，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考虑在笔录里加上处分的内容。

黄安江：我倒是认为，笔录里不一定把每种情况的法律后果都说到，可以告知当事人“可执行遗嘱内容以你最后死亡时存续的财产为准”。

何治力：目前关于告知的内容，各个公证员都有自己的把握，但基本的要素包括：（1）公证遗嘱的效力，（2）可以修改，（3）可以撤回，（4）可以处分遗嘱中的财产。我认为上述内容点到为止。既可以满足《公证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告知要求，也不会出现冗余的情形。

郭岳萍：后续的案情是，当西城区人民法院到我处查阅卷宗的时候，发现卷宗里立遗嘱人在办理遗嘱公证的同时办理了一份声明书公证，从这份声明书中牵扯出立遗嘱人杨先生在日本还有一个妻子。法院在得到该线索后，决定和杨先生在日本的妻子取得联系并调查相关情况，之前的继承纠纷案件的审期将不可避免地延长，结果也变得不那么明朗。在这里公证卷宗的档案意义就体现了。我们在办理公证时应当仔细制作和保存各项文件，保证卷宗的完备齐全和卷宗保管的安全妥善。

武军：在拉丁公证国家，掌握亲属关系的重要资料就是公证档案，在法国国家档案馆中的很多珍贵史料也来源于公证档案。在我国目前户籍制度不能完全实现明确亲属关系特别是隔代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的时候，公证机构关于亲属关系公证和继承公证的档案就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邵文：刚刚做了一个日本人的继承公证，日本的户籍誊本能够准确反映出家族的亲属关系，对于成年后户籍迁出、因婚姻关系户籍迁入、死亡后户籍注销的信息都记载得非常明确。我国的户籍档案没有这样的功能，因此只能结合人事档案来认定，用证据形成证据链条来确认亲属关系的事实。

郑俊：中国公证协会正在制定公证遗嘱备案查询的规则，但是对于建立一个多大层面的数据库、查询的权限等情况还不得而知。如果下一步能够把公证机构确认的亲属关系信息也实现共享，公证档案的意义将非常巨大，对公证执业和社会信息体系构建将产生积极影响。

杨光：从很多方面讲，遗嘱公证卷宗中的材料都是越多越好，便于当事人维护自己的权益、便于法院对法律事实进行判断、便于日后继承公证的办理。前期遗嘱公证的工作越全面详实，后续继承的工作就越容易，越便于遗嘱受益人继承遗产。反之，当事人立的遗嘱越简单，后续继承的工作就越复杂。

杨书铭：抛开案件争议，我在想一个问题，即本案中的立遗嘱人为什么会在立完遗嘱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处分了遗嘱中的房产。按照刚才的介绍，2012年3月份立的遗嘱，4月份就去把房子卖了，中间间隔一个月左右。人的思维是有惯性的，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一定有原因。特别是本案中的当事人生病不能到公证处来立遗嘱，却能去房屋交易场所卖房子，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这么坚决？如果当事人真的是为了便于房产分配而处分，对处分的房产能否再写一份自书遗嘱加以佐证？这样和原告的主张就吻合了。

郭岳萍：谢谢诸位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案例。前几天媒体报道了一个案件：公证处撤消了自己制作的遗嘱公证书，遗嘱继承变为法定继承，原遗嘱受益人以财产损失为由起诉公证处，法院判决公证处承担过错责任，赔偿九十六万余元。这个案件在行业内也引发了一些热议，下面请了解此案前后一些情况的公证员助理李嘉健介绍一下案情。

李嘉健：在媒体上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感觉疑点很多，最大的问题在于遗嘱公证书撤销后，当事人自书和代书的遗嘱为什么不能作为法院审判的依据呢？于是找来本案的判决书研读，结果发现在本诉之前还存在一个诉，即公证处在撤销遗嘱公证书后，原遗嘱受益人请求法院确认立遗嘱人所立遗嘱真实有效，判决其财产归原遗嘱受益人一人所有。在该诉中，法院经审查认定，要求法院确认的遗嘱系公证人员代书，但代书遗嘱在形式上存在瑕疵，没有代书人的签字，因此不认可该遗嘱的有效性。基于此结果和之后法定继承的事实，原遗嘱受益人提出了媒体上报道的诉讼，公证处被判赔偿。

在这一系列的案件中，引发的理论和实务方面的问题很多，今天不一定要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可以抛出来分享和思考：（1）公证处撤销了遗嘱公证书，被证明的遗嘱文本本身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2）在遗嘱公证书被撤销后，公证处能否用被证明的遗嘱文本主张权益或者进行抗辩？（3）《遗嘱公证细则》要求公证遗嘱采用打印形式，与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有没有冲突？换句话说，当事人自行提交打印好的遗嘱并签名，属不属于“自书”的范畴？（4）对于公证处而言，做遗嘱公证最“安全”的程序是怎样的？

唐琳：遗嘱公证书撤销后，公证证明的文本本身在符合《继承法》规定的要件时，还应当被认定为自书或者代书的遗嘱，这一点无论是司法部律公司编著的《定式公证书格式使用指南》，还是本案中法院的判例，都是明确的答案。

李静：但是目前还有一种观点，即公证遗嘱是一种独立的遗嘱形式。从立法上看，《继承法》将公证遗嘱与其他四个类型的遗嘱并列表述，并没有突出公证遗嘱的形式要件效力，而只是在法条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了公证遗嘱的证明效力。从理论上看，遗嘱的设立是要式法律行为，其设立必须依照一定的法律形式，继而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公证遗嘱是《继承法》规定的遗嘱设立的五种法定形式之一，公证和遗嘱是一体的，二者不可分；当公证书撤销后，遗嘱当然不产生法律效力。据了解，有些法院的法官认同这样的观点。

向开罗：另外，就上述案件的情形而言，即便代书遗嘱被认定独立存在且无瑕疵，我认为在原遗嘱受益人诉公证处赔偿损失一案中，公证处也不能用这份代书遗嘱进行抗辩。因为在该案中，公证处只能就自己没有过错的法律事实进行举证，这份代书遗嘱不具备证据上的关联性。换句话说，当公证书被撤销后，公证处可以引导受益人使用公证卷宗中的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去对抗法定继承或其他遗嘱继承主张，但是否选择使用该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是当事人的权利，他如果就愿意告公证处，也没有办法。这里面存在着诉讼策略选择的问题，就像之前北京那个儿子把父母房子卖了的案件，当事人不去告自己的儿子而去告公证处，就是一种诉讼选择。

于坤：从上面这个案件可以看出，公证处现在处于“弱势”地位，如何保护自己成了公证员在工作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遗嘱公证中，还会存在这样的情形，一是当事人手写的自书遗嘱如果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必然导致打印遗嘱和自书遗嘱不完全一致；二是在遗嘱公证现场当事人说的话需要经过整理后记入笔录，这就会出现录像中当事人说的话和笔录记载的不完全一致。而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将来继承人质疑公证处的理由。刚刚也提到了做遗嘱公证最“安全”的程序是怎样的，这样看来，在自书遗嘱有修改的情况下，让当事人照着修改后打印好的遗嘱原封不动地再抄一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但这样做显然是给当事人增加了负累。

刘玉：另外最好全程录像记录，中间尽量不要停机和间断；在询问中提示一下当事人笔录是“经整理后的”并把这句话也写进笔录，让当事人一并确认。

郭岳萍：前面我们针对两个案例讨论了遗嘱公证中的一些问题。关于继承方面的内容大家还有什么想谈的，可以畅所欲言。

于坤：201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继承方面的立法修改问题，经过又一年的公证实践，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公证在我国继承法律制度中的特殊作用。对于遗产流转的方向及价值取向，我认为在立法中应当确立两个原则：一是在保障长辈正常生活居住的前提下，遗产应尽量向晚辈流转，这样可以充分地利用遗产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遗产效用，创造更多的财富，惠及整个家庭。二是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应尽量保障遗产在家庭内部流转，避免因现代家庭模式的变化导致若干年后财产按现行法律规定无人继承的情况。

韦伟：刚刚看到一个著名的教授接受媒体访谈，着力强调遗嘱自由，其实遗嘱自由也应当有限度。国家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加了一条关于老年人以遗嘱处分财产应当为老年配偶保留必要份额的规定，就是一个好的立法方向，实际上也类似于国外继承立法中的“特留份”制度。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被法理学界讨论了几个世纪，中国社会关于公序良俗的问题更是传承久远不容忽视，其实我们讨论的第一个案例就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今后的立法中不但要规定特留份，还有必要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继承遗产的份额设定上限，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杨少飞：我同意韦伟的观点，遗产的流转应当基于社会的公序良俗，应当保障创造财富的人和整个社会的最大效益；此外，还应当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我建议下一步要弱化遗赠扶养协议的作用，现行立法中遗赠扶养协议的渊源是我国农村的“五保”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为实现“老有所养”提供了法律途径。但到现在，遗赠扶养协议的弊端已经显现：在早年做的相关公证中，遗赠人往往有一套房，但是没有钱，所以和继承人以外的受遗赠人签订一份协议——实际上就是一个牵涉了人身关系的合同——由扶养人出钱为遗赠人养老送终，遗赠人去世后把房子赠给扶养人。我们不能否认非亲属间存在的感情因素，但也要考虑人的理性本质，房子的价格在近十年间飞涨，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就遇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老人家里的房价翻了几倍，他觉得还按照几年前签的遗赠扶养协议从扶养人那里每月拿的那些生活费少了，但是扶养人又不愿意提高扶养标准，老人想了很多办法想制造扶养人未履约的情形，最后双方还闹到了法院。实际上，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不断完善，老人只有房没有钱的情况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只针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容易挑战社会的公序良俗。我认为要慎用遗赠扶养协议这种方式，除非遗赠人没有法定继承人且在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之外。

武军：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情况人们自然也会进行理性选择。为什么公证机构被投诉的重点一直是遗嘱公证，无非是子女多，老人把钱留给了这个没留给那个，他百年之后，没分到财产的子女自然会找各种理由质疑公证处、找公证处的麻烦。但是再过若干年，当独生子女这一代的父母老了之后，投诉是不是就会少了呢，也许立遗嘱的人数都会大幅下降。所以修法是一个方面，即便不修法，人们的选择也会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情况：继承法规定了遗嘱执行人这样一个概念，却没有明确他的权利义务，没法操作。我们在做遗嘱公证的时候，为了尽到告知义务，会询问当事人你是否需要设立遗嘱执行人；很多时候当事人会反过来问公证员什么是遗嘱执行人，反而没办法给予一个法定的回答。遗嘱执行人，包括与之相关的遗嘱信托的具体内容，需要在继承立法中予以明确；而公证机构作为遗嘱执行人的优势很多人都已经论证过了，公正的价值、专业的能力和效率、财产管理的安全等等，公证机构在今后应当发挥出这些优势。

陶峰：大家都有切身感受，继承公证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继承人的确认。之前也有同事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普遍的做法是用人事档案加户籍档案的方法来确定继承人的事实。调档的工作在座的大多数同事也参与过，个中感受不用多说。年纪大一点的人的人事档案里经常有自传，查阅自传可能获取到我们需要的信息；现在年轻人的档案里没有这类材料，材料里会记载他的父母是谁，其他的亲属关系就不一定了。至于户籍，就更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了。前几天外交部的同志来访，谈到了婚姻的领事认证和双重国籍的问题，领事认证的婚姻和国内不联网，事实上的双重国籍也存在，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继承公证工作。目前通过实践积累可以探索的问题，一个是小额财产的继承，这里的小额是相对于一套房产的价值而言，具体的上限是多少还可以探讨。对于这样的继承，如果联系不到某个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提供的是证明力不那么强的证据，是不是也能出具继承权公证书？依据为何？再一个是公告的问题，香港地区宣誓加公告的模式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制度，通过法院或法律授权的机构发布申报继承权的公告，之后继承人就已知全体继承人到场及如果新继承人出现后的遗产回转和再分配的情形进行声明。如果能够实现，将解决目前继承中很大一块问题。

郭岳萍：刚才听大家的讨论，提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发展，社会在发展，法律在发展，行业也在发展，行业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今天的发言很热烈，大家可能还没尽兴，尤其是很多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但时间有限，下次业务沙龙可以继续交流。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的人都是有心人，谢谢大家的参与和配合，下次沙龙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