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社会服务转型

工业社会服务转型（通用8篇）

工业社会服务转型 篇1

谢国荣

19世纪后期，美国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在这一社会转型中，美国患上了“工业文明综合症”。为了解决工业化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病，美国社会发起了一场旨在追求社会公正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改革成为转型时期美国最大的社会共识，从民间社会到各级政府，各种力量汇集一起，共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转型期的“工业文明综合征”

在工业化的巨大冲击下，美国经济和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随着生产和资本日趋集中，垄断公司成为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相互渗透。垄断公司主宰了整个美国的经济生活，给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危害。大企业主通过垄断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广大劳工阶层的生活十分艰苦。贫富分化的加深，加剧了阶级对抗。为改善恶劣的工作环境，工会组织频繁发动罢工，各种抗议活动风起云涌。

政治腐败在社会转型期变得空前严重，加剧了美国政治结构的危机。垄断公司通过贿买等不法手段控制各级政府的各类权力机构。一些职业政客则拉帮结伙，致使党魁政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猖獗一时。城市政治被腐败的“政治机器”所控制。“城市老板”们操纵城市选举，把持市政决策权，获取不当利益。

工业时代城市的快速扩张，也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城市的规划、管理、服务和公共设施建设的滞后，有的城市甚至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卫生、安全条件糟糕和过于拥挤的公共住宅中。城市贫民窟与日俱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贫困阶层，由此带来的犯罪和流行病等问题也日益严重。

此外，这一时期美国的自然资源遭到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浪费和破坏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浓厚的烟尘笼罩着新兴的工业城市，工业废水、污物直接排入当地河流，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民间社会的自觉参与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秩序的混乱、政治管理的腐败、城市人口的贫困、自然环境的破坏等问题，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一场进步主义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发端于民间社会和地方政府。

黑幕揭发者们尤其是新闻记者率先对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林肯〃斯蒂芬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城市政府腐败的文章。大卫〃菲利普斯在一组《参议院的背叛》的新闻报道中，揭露参议员们与大公司狼狈为奸的现象。艾达〃塔贝尔在深入调查后写作《美孚石油公司史》，揭发大公司凭借垄断地位和不法手段扼杀中小企业等竞争对手，并致使美国政治腐败的种种内幕。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女青年献身于社会改革。他们作为社会工作者活跃于各个社区，扮演着一种新兴的社会角色。有的成立“定居救助之家”，在住房、教育、营养、公共卫生等方面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援助；有的大力推动禁酒运动，规范社会转型时期的个人行为，涤荡“社会罪恶”；有的关心青少年的犯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反童工运动；有的积极投身于女权运动，不仅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利，而且为女性劳工争取保护性立法。

受民间力量的推动，市政改革者们和一些政治改革派人士，从管理效率和科学性方面对城市和州政府进行改革。在市政结构改革中，诞生了城市委员会制和城市经理制，它们至今仍在美国市政管理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州一级，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的州政改革最引人瞩目。他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减少政治腐败，促进直接民主，对大公司进行管理和提高政府决策专业知识水平的改革计划。这些措施被称为“威斯康星观念”，后被爱荷华、加利福尼亚等州效仿。

联邦政府的社会治理

联邦政府在社会转型时期进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是推行直接民主制，以此来抑制垄断公司和“政治机器”对美国政治的操纵。一些直接民主的措施，最初是由一些城市和州首创实施，后来风行全国，甚至成为联邦立法。直接初选、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制度等直接民主措施的实施，导致了党魁政治的衰落。1913年，国会通过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参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些措施不仅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也有利于整治政治腐败。

在经济领域，联邦政府第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是对大企业进行管控。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大企业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反对不正当竞争。罗斯福政府首先向铁路垄断集团发难，后相继对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等提起诉讼。1914年，威尔逊政府制定《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禁止一系列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商业做法。

除与托拉斯进行直接较量外，联邦政府还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监管权力。国会先后在1903年、1906年和1914年通过了《埃尔金斯法》《赫伯恩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些法律旨在加强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权力，处罚支付回扣的铁路公司，设定铁路最高限价，对大企业限制竞争等行为进行管制。此外，国会还在1913年通过了《安德伍德关税法》，削减关税，促进企业竞争。

为了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需要，美国对银行系统进行改革。1913年，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规定所有的全国性银行都必须加入联邦储备系统。联邦储备银行体系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国家对银行系统的监管和控制，而且减少了私人银行和垄断公司对美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并可通过调整利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转型时期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经黑幕揭发者曝光后，联邦政府开始注重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并立法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1906年，国会相继通过了《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对食品药品的质量与安全进行监管。

为缓解劳资矛盾，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内阁级的劳工部，承认劳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并通过国会立法确保 工会免于反垄断的起诉。国会多次修正《雇主责任法》，明确雇主在工伤事故中对工人的赔偿责任。1916年，国会又通过《基廷—欧文法》，禁止使用童工；并制定《亚当森法》，确定铁路雇员8小时工作制。

此外，联邦政府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罗斯福主张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合理规划。他建立了5个国家公园和50多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取消了原计划要公开出售的近2.3亿英亩土地，使更多的联邦土地受到保护。联邦政府提升和强化了民众的自然资源保护意识，为国家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宝贵资源。

工业社会服务转型 篇2

自1949年起, 到1952年为止, 经过4年的艰苦, 台湾经济终于稳住了阵脚, 为以后的发展奠立了基础。自抗战开始即已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 至此已在控制之中, 通货发行数量及物价指数均呈相当稳定;各项基本设施及农工生产大多已恢复战争结束前的最高水准, 有些且已逾越;民众的生活水准也已脱离贫困边缘, 不断上升;就业机会也在增加, 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片热络景象, 能够开始有计划地步上一条坦途。于是自1953年起, 台当局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 (1953—1956年) 。

为迎接这一新的局面, 台当局首先在机构方面作了调整。自1949年起, 台当局为适应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 曾在各级部门陆续设置了若干小组, 以至职责重复, 事权分散, 各职能部门权责混淆不清, 不能应付新局面的展开, 于1953年7月将各有关小组予以合并, 成立经济安定主管部门, 由时任“台湾省主席”俞鸿钧兼任负责人, 由台当局各有关机构主管担任委员, 下设四个小组和一个“工业委员会”, 分别掌管金融、美援、财政、农业及工业等领域。其中“工业委员会”以后便成为当时推动工业及整个经济发展的主要机构。此机构虽命为经济安定主管部门, 顾名思义, 似乎政策重点仍放在经济安定上, 但实际工作则主要放在经济发展上。

“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原名为“台湾经济四年自给自足方案”, 系1952年8月至10月间, 由台当局与有关机构会同起草拟订, 至1953年7月经济安定主管部门成立后, 将其核定改名为“台湾经济建设四年计划”。该计划主要目的为“继续增加生产, 期望自预定时期起按照生产计划进行, 确能逐渐作到自给自足。但为继续增加生产, 自必须从现在起, 大量增加对农业与工业之投资, 是以在今后数年内, 吾人将更期待美援当局在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 给予此项足以促使自给自足之有意义之援助。”故“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实际是一个向美国政府申请援助的计划, 希望借助美援的帮忙, 加强岛内农业和工业建设的进行, 以在4年之内能达到自给自足, 不再需要美援的目标, 因此整个计划内容均特别着重外汇的节省与赚取, 以求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就当时形势而言, 这种期望显然过于乐观。在该计划结束时的那一年, 即1956年, 台湾进口总值 (结汇统计) 为22, 800万美元, 出口为13, 000万美元, 贸易逆差仍达9, 800万美元, 由美援进口弥补达9, 600万元, 占总进口的42%。

步上坦途

“第二期四年经建计划”自1957年起实施, 在制定此计划时, 当时岛内环境已出现重大变化, 若干影响未来台湾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在当时已现端倪: (1) 民众收入所得虽有增加, 但远落在日本及其他经济发达国家之后; (2) 人口增加过速, 就业问题日益严重; (3) 工业发展领域已超越原有行业范围, 不得不寻求建设新的工业; (4) 进口替代工业已发展至饱和点, 必须发展出口外销, 否则不易再予扩大, 故发展出口工业已成为当务之急; (5) 过于偏重轻工业发展, 此为当时增加就业机会着想, 但如过于偏重, 将妨碍大规模现代化工业的建立, 其后在国际竞争中将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6) 已经注重军事工业的发展, 包括钢铁及车辆船舶等; (7) 工业产量虽有增加, 但设备陈旧, 成本太高, 而质量很低, 故开展科技研究工作甚为重要, 必须在管理及技术方面求得继续进步; (8) 应尽量开发利用本地产资源, 以节省外汇, 增加收入所得; (9) 发展出口工业必须注意获取销售地政府当局与民众的合作, 故必须强化区域性经济合作。以上各点!已融合在“第二期四年经建计划”中, 特别是工业计划中, 可惜当时未能得到各部门的应有注意与切实执行, 以至迄今仍为此类问题所困扰。

在综合当时经济情况及需要后, 确定“第二期四年经建计划”的总目标为“继续开发资源, 增加农业生产, 加速发展工矿事业, 扩展出口贸易, 以提高民众所得, 增加民众就业, 平衡国际收支。”表明此时经济计划已从单纯的平衡对外收支, 达到自给自足, 不再依赖美援, 进而注意到创收所得及就业问题了。在工业计划中, 则更注意到现代大规模工业与军事工业的建立、技术进步、区域合作等。

“第二期四年经建计划”预定至1960年执行完毕, 但在1958年前后, 台湾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 已面临转折点, 使得台当局不得不采取若干应变措施, 一方面打开当前的困局, 一方面为未来的发展铺路。如今所称的台湾经济“步上坦途”的时期, 系自1953年起至1957年止。在这一段期间, 无论农业工业两方面, 都出现巨大成就, 其所采取的发展策略尤其值得学术界探讨。

实行“耕者有其田”

在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初期, 推动农业进步主要循三个方向进行, 即土地改革、农业技术改进及农村社会建设。在1953年至1958年这段时期, 仍继续向这三方面进行, 但土地改革在这一期间完成了最后一步,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而农业技术改进方面则更加深了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基本政策。

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总结之前国共内战中失利的重要教训时认为, 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主要是开展了土地改革, 因此得到全国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特别是从历史上看, 土地所有权分配问题, 包括社会结构、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地主在农业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各方面, 在整个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上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 直接影响到政权能否巩固。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 岛内农村的佃户占全体农户68.8%, 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所占比例更高, 而且地主的地租非常重, 通常达50%以上, 占有肥沃的土地达70%, 对农民的剥削非常重。

在实行土地“三七五”减租与“公地放领”之后, 台当局计划以公地放领同样办法作价地价, 从地主手中买入按规定自留以外的土地, 其余超过的土地一律由台当局征收。转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台当局以七成土地债券和三成的公营企业股票作为土地补偿发给地主。分到耕地的农民以10年分期向台当局缴纳土地作价资金, 交够后由台当局发放土地证。

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措施开始于1951年1月办理的“地籍总归户”, 经过长期准备, 并由台当局“立法”机构完成《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的所谓“立法”手续, 才开始具体着手实施。条例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 地主可保留其出租耕地7至12等级水田共3甲 (1甲约合11亩3分1厘) , 其他等级的水田及旱田依一定标准执行。 (2) 征收耕地地价, 依照各等级耕地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计算。 (3) 征收耕地地价的补偿, 以实物土地债券七成及公营事业股票三成搭发。 (4) 实物土地债券年利率4%, 本利合计分10年均等偿清。 (5) 承领耕地地价, 并按周年利率4%加收利息, 由承领人自承领之季起, 分10年以实物或同年期的实物土地债券均等缴清, 其每年平均负担以不超过同等级耕地“三七五”减租后佃农现有的负担为准。 (6) 耕地承领人承领的耕地, 在地价未激清以前不得转让, 地价缴清以后如有转让, 其承受人以能自耕或供工业用或供建筑用者为限。

为补偿地主三成地价, 台当局经济主管部门随即于1953年12月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案公营事业移转民营”相关规定, 将台湾水泥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农林公司、台湾工矿公司等所有台当局手中掌握的官股全部出售。

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工作于1953年完成, 上述4家公营企业转为民营的工作于1954年完成。当时台湾岛内自耕地面积原占总耕地面积约56%, 实施“耕者有其田”后逐年增加至约86%左右。

如今回过头来, 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岛内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台当局此次开展的土地改革办法主要仿照自日本1946年至1949年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即其主要目标在于政治与社会改革, 而非经济改革, 其对经济复兴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立即显现, 甚至妨碍多于贡献, 长期影响则一时难以确定。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究竟如何, 经济学家之间并无定论,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台湾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并无影响。至于台湾1953年的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贡献如何, 主持官员认为贡献巨大, 此为政治上常有的夸大用语, 不足为凭。若干从事研究的工作者也常列举改革前后农业生产力的变动为证, 以证明此番土地改革的贡献, 这是将同一时期农业技术改进的结果混在一起所造成的错觉, 因为这一时期正是台湾农业技术大幅改进的时期。

不可否认, 台湾国民党当局推行此次土地改革的目的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 但是在客观上, 这项改革摧毁了岛内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 为台湾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 并且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拥护, 使其政权在台湾站稳了脚跟。

如今大多数岛内学者认为, 如果对1953年台湾土地改革运动作一较为冷静客观的评判, 不含政治宣传及感情成份在内, 则此次改革实为一平均社会财富的社会改革与照顾农民利益的政治号召, 对当时经济发展即使有贡献也极其微小和间接, 难以判断。而即使就前两者而言, 以后也发生一系列副作用。如在平均社会财富方面, 当时获得邻近城市或工厂土地的佃户, 以后因经济发展, 土地价格暴涨而成巨富。在政治号召方面, 土地改革确曾深获农民的热烈拥护, 但后来散居海外不满台当局的台独分子, 其中大部分为台湾中南部地主的子弟。

土地改革在台湾历史上曾尝试几次而均告失败。此次土地改革前后历时20余年, 但并未导致大规模土地兼并及新地主的产生, 这并非此次改革“立法”完善或执法严格所致, 而是经济变迁的结果。如果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而不伴以经济发展, 使农村剩余劳力得以外流, 农民生活不致因人口过多而陷于饥饿境地, 则无论“法律”如何周密, 执行如何严格, 最后终将在饥饿驱使之下而被迫以各种方式转让土地, 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结果。台湾土地改革在1958年前后, 已有土地转让兼并的传闻, 幸而在1960年以后, 岛内工商业呈大幅度扩张, 将农村剩余劳力吸收殆尽, 农村生活也因之再次获得重大改善, 土地转让现象方得以避免。

总体而言, 此番台湾的土地改革因采取和平渐进方法。耕地征收和放领均由台当局办理, 并兼顾其它行业发展, 对自耕农实行保护政策。至1963年, 土地全部为岛内自耕农所有。这一措施有力促进了当时台湾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瓦解了农村的封建地主势力, 促进了岛内工商业和经济发展, 为台湾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农业技术改进

众所周知, 台湾的农业发展有辉煌成就, 而成就的主要来源则是农业技术的改进, 农业技术改进又以生物技术的改进为主流。台湾总面积为35, 981平方公里, 可耕地约占四分之一, 利用率达98%以上。欲求增加农业生产以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 唯一可行的途径便是对单位面积土地不断增加劳力与资本, 以提高其生产力。由于人口不断的增加, 当时工商业的发展速度不足以吸收过多的劳力, 且工资非常低廉, 大量劳力便被投入到土地耕作上。再加上当时资本十分缺乏, 所谓增加资本的使用便不得不着重于投资少而收效大的生物性改进上。

由此而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形成了台当局农业发展的基本政策, 即以单位面积土地为对象不断增加劳力与资本, 以提高其生产力。农业技术则以使用资本少而收效大的生物性改进为主。所谓生物性改进包括: (1) 品种的改良, 台湾在这方面的成就极大, 世界闻名的“台中一号”及栽培面积推广到25万公顷以上的“台南五号”品种, 都是岛内科技人员自主改良品种的结果; (2) 施肥量的增加与施肥法的改善; (3) 栽培技术的改善, 例如保温秧田、比重法选种、稻种消毒、施用追肥、改进作物栽培密度等; (4) 新式农药与杀草剂的使用; (5) 轮作制度; (6) 间作制度等。在农业技术的改进方面, 除了上述生物性的改进外, 尚有灌溉系统的改进与轮灌制度的实施, 以及小规模的简单农业机具的改良与使用。

这一政策可以说完全是适应岛内地窄人稠资本少等实际环境的产物, 其成功的执行则有赖于当时台湾农业振兴主管部门的领导推动, 农业主管部门及地方机构的合作, 与农村组织的完善, 以及台湾农民的良好接受能力。

大力促进工业发展

在上世纪50年代, 台湾工业发展的环境也十分恶劣, 甚至不如农业环境。当时的情形是: (1) 缺乏工业资源。地下除少量煤藏外, 无其他有价值可供开采的矿产物。地上森林及水产资源不够, 农产资源仅可供制糖、造纸及罐头食品工业的有限发展, 只有少量生产的盐可供外销。 (2) 缺乏资本。当时可谓民穷财尽, 经过数年艰苦努力之后, 民众生活虽稍有改善, 然而收入所得仍很低, 储蓄率低, 净储蓄率平均在5%左右, 毛储蓄率在9%左右, 岛内储蓄资金平均只占投资的60%, 其余40%则依赖美援及华侨外资。 (3) 缺乏外汇。对外收支及贸易收支每年有巨额赤字, 在此期间, 美援进口占总进口价值达42%, 亦即平均每年有42%的贸易逆差。 (4) 缺乏技术。经过二战后, 与西方技术几成隔绝的状态之下, 无论在大陆或台湾省内, 技术及设备均十分落后。战后台湾日本技术人员被悉数遣送回国, 大陆虽有一些技术人员来台, 但无论在数量及技术水准方面均难以完全胜任现代工业发展工作, 稍为重要的技术便需仰赖美援支持的美国J·G怀特公司的顾问。 (5) 缺乏市场。当时台湾人口不到1000万, 平均每人收入所得约在150美元左右, 购买力极低。海外市场则因产品成本与质量均无法与外国竞争而无法打开。 (6) 缺乏企业家与现代工商业组织。当时台湾多为中小型企业, 稍具规模的企业则为公营, 民间完全缺乏经营现代大规模企业的经验, 也很少与国际工商业接触。在此种环境下, 自然难以培养出民间企业家阶层, 这一点严重阻碍台湾民营工业的发展。

面对此种不利情况, 台当局除全力发展电力、肥料与纺织工业外, 决定了工业发展的两大路线, 即发展利用岛内自产原料的行业与进口替代品行业。前者均为初级产品或简单加工业, 如采煤、榨糖、生产凤梨罐头、提炼香茅油等, 此在当时均为主要出口商品, 赖以赚取外汇。进口替代品工业除生产肥料和纺织业外, 尚有水泥、玻璃、塑胶原料、塑胶制品、人造纤维、合板、橡胶制品、脚踏车、缝纫机、电气用具、化学及药物制品等, 此类工业发展则主要用于替代进口货以节省外汇。

由于缺乏民间企业家与适当支持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 台当局便承担了此任务。在发展这些行业的过程中, 台当局所完成的工作有: (1) 发掘有利的投资机会; (2) 拟订投资计划并从技术、市场、原料、资金、外汇、成本、售价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等各方面, 研究其可行性; (3) 逐一解决上述各项问题, 在技术、外汇及资金融通方面由台当局给与全力协助; (4) 担任发起人, 设定投资计划, 招请民间人士接办。

实际上到民间人士接办企业时, 几乎上述所有问题均已解决, 民间企业家仅接收经营而已;除此以外, 还常享有官价外汇及低利融资的优惠, 在当时仍有相当程度的通货膨胀及外汇官价与黑市相差悬殊的情形下, 此种优惠实际上等于赠与大部分资金给民间企业家。然而即使在如此优厚条件下, 有时仍难有民间人士出面接办, 例如新竹玻璃厂与台湾塑胶公司现在俱为利润优厚的著名企业, 均系台当局所一手策划创办, 在创办时均曾经历过一段困难时间, 方觅得民间人士接办。

工业社会服务转型 篇3

德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迅速转型，一方面极大地增长了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工人问题。诸如工业化带来的各种频繁的工伤事故，没有保障的工作，城市化社会结构下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带来的住房问题等，都成为引发各种社会危机和冲突的根源，结果是劳资纠纷不断、罢工事件频发、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严重影响了国家稳定。面对这些社会问题，德国政府遵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协作的治理之道，以社会立法为先导，辅以具体政策和措施，量力而行，使德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走上了现代社会福利国家的道路。

德国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险立法建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总体上改善工人等弱势群体的社会生存状况。1883年，德国政府通过《疾病保险法》，规定参加疾病保险的工人遇到疾病时享受免费医疗。1884年，通过《意外事故保险法》，规定凡在受雇期间并非因玩忽职守或越轨妄动而受到意外伤害者，都应得到赔偿。1889年，通过《老年和残废保险法》，据此，年满70岁者每年给予老年赡养费，成为永久残废并丧失工作能力者，每年给予残废赡养金。1911年，德国政府又通过适用于寡妇孤儿的《遗族保险法》和适用于年薪较低雇员的《职员保险法》。前者规定不能自食其力的被保险人的遗孀和孤儿可领取死者赡养费的一部分;后者规定职员也可以领取养老金和遗族赡养费。同年，德国政府将各类保险法规总汇为《帝国保险法典》加以公布。

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主旨是，遵循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分担的原则，相关规定明显有利于弱势群体。例如，《疾病保险法》规定了6种独立的疾病保险基金，其中“地方基金”专门为本地全体工人设立，保险费用由雇主和雇工共同筹措，雇主负担1/3，雇工负担2/3。基金由雇主和工人两方代表组成的董事会管理，凡缴纳保险费者皆有权参加代表选举。《意外事故保险法》规定维护意外保险费用由雇主单独承担。《老年和残废保险法》则规定，凡以工资为生者都必须参加保险以防残废和衰老，只有缴纳相关保险者才能领取老年赡养费和残废赡养费。国家则给每笔赡养费追加一定的补贴。而《职员保险法》则规定，保险费由雇主和被雇者各负担一半，政府不负担任何费用。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保险制度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社会保险立法系统化，使社会弱势群体在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面前得到一定的保护。二是相关社会保险立法适用范围广，几乎庇及所有工业人口。三是社会保险具有强迫性质。国家一方面直接筹备和管理各种保险，甚至分担部分保险费的开支，另一方面则把维持社会的责任比较公平地强行分摊给应负责任者。四是德国政府设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险管理和监督机构。全国自上而下分设帝国保险局、高等保险局和地方保险局三级监督机构，监督各类社会保险组织履行义务和责任。各级保险局成员分别由国家官员、雇主代表和被保险人代表组成，所需经费由政府负担。完备的管理和监督机构为顺利推行国家社会保险制度提供了组织保证。

至于失业保险，德国政府因财力所限，决定由地方筹办。1894年，科隆首办失业保险，科隆市议会和慈善家捐出一笔基金，设立失业保险局，由市长、劳动交易所所长和被保险人选举出的12名代表以及捐助基金者推举出的12名荣誉会员专门保管基金和办理失业保险事宜。愿意享受这种保险的工人需每周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并缴足34个星期，但因罢工、过错被革职或拒绝工作者不得享受失业保险。科隆的失业保险办得很成功，经验迅速推广到各大城市。失业保险虽未列入德国保险法典，但全国各大城市都有这一险种。

德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其他配套性的社会政策来改善工人处境，维护社会的稳定。

其一，大力促进工人住房建设。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城市住房紧张，房租居高不下。许多工人家庭只租住一间住房，房租支出占到收入的1/4。有些工人家庭为减轻房租压力甚至要转租出一个铺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德国政府采取了大力推进工人住房建设的政策，每年注入专项资金建造工人住房。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4年，通过官方渠道和公共住宅建筑合作社投入的工人住宅建设资金达5亿马克，工人住房困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改善。1908年，英国一个工会代表团在一份访问德国的报告中以惊讶的口气写道：“所访城镇的工厂住宅区没有贫民窟，其他地方也没有见到。”

其二，加强工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有关法规明确规定，防止危险是企业主的义务。为了贯彻这一规定，政府专门设立了工商业监察员巡视监督执行情况。德国政府还通过法律强制规定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相关的工商业法规补充条款明确规定，禁止让妇女和儿童从事有害健康的劳动;对14～16岁的青少年和妇女实行工作日最长劳动时间限制，禁止青少年和妇女从事夜工;对采矿等特殊行业的工人实行每天工作时间和工作期间最高气温限制，超过28℃的情况下每班工作不得超过6小时;产妇给予产假等。据统计，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德国工人平均日工作时间为12小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下降到9.5个小时，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其三，通过制定《企业法》《结社法》等，积极引导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改善劳资关系，以求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稳定。德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工商业管理条例修正案》《劳资纠纷法庭法》等保护弱势的劳工群体，另一方面也积极鼓励由工会出面与雇主签订劳资协议，以此保障工人的权利。为了鼓励劳资协议体系的推广，帝国法院专门于1910年作出规定：劳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对缔约者具有法律约束力。劳资协议对于保护弱势工人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纠纷的处理通常是有利于雇主的。

德意志帝国时期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社会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客观上有利于改善广大民众特别是弱势工人群体的生活状况，极大地缓解了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压力。1914年，参加疾病、意外事故、老年和残废保险者分别达到1561万、2800万和1655万人，社会保险已经覆盖德国绝大部分劳动群体。国家社会保险和一系列社会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经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安宁的典范。“大街之上不见衣衫褴褛和乞讨之人，任何地方都看不到那种最坏意义上的贫困。”“各阶层都表现出普遍的满足感。”德国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治理之道，也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等国竞相借鉴德国的做法，成了德国的追随者。

宁波工业转型升级路径解读 篇4

2011-03-11 09:27

站在“十二五”发展的新起点上，宁波工业如何突破瓶颈，实现优势再造？

全面推进“六个加快”战略，宁波工业如何加快转型升级，当好转变发展方式的主引擎？

面对新一轮城市竞争，宁波工业如何引领发展，推进宁波城市综合实力位次前移？

……

昨天，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暨科技奖励大会，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全面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为宁波工业优势再造明确了路径选择。

“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市委书记王辉忠在会上分析了工业不可替代的作用，号召全市要树立“抓工业就是抓发展、抓活力、抓后劲”的意识，形成“大抓工业、抓大工业”的合力，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宁波发展实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

纵观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就是工业化，这些国家经济崛起的过程，也就是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

宁波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工业仍是宁波的“中流砥柱”。

那么，在宁波新一轮发展中，工业的作用为什么是不可替代的呢？

工业挑起了宁波经济大梁

加快经济发展，工业是主导。

从1991年到2010年的20年间，除了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宁波工业增加值都保持了两位数增长，而且大多数年份高于生产总值的增速。

目前，宁波工业经济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财政收入中有60%来自于工业企业。

毫无疑问，工业是宁波经济总量和增量的主体、财政收入和劳动就业的主体，是工业经济挑起了宁波经济发展的大梁。

发达国家纷纷“再工业化”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工业是重点。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呼之欲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大力发展新技术和新产业，以摆脱对虚拟经济的依赖。可以预见，今后先进制造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从宁波工业发展实际看，主要还是依赖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的投入，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性，但大多通过引进和模仿，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宁波制造”仍处在低加工度和附加值的环节。

无论是应对外部环境新变化，还是推动宁波经济转型发展，都需要我们以工业为着力点，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

警惕“产业空心化”

构筑现代产业体系，工业是关键。

服务业逐步成为产业结构的主体，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方向，但前提和基础，是工业必须高度发达。没有实力雄厚的工业，就不可能有发育完全的现代服务业，就可能造成“产业空心化”。

这些年宁波服务业规模和比重徘徊不前，既有服务业本身的原因，也有工业生产管理粗放、技术层次偏低的原因。

所以，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坚持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以工业转型创造服务业发展空间，以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工业升级，相辅相成推进产业升级。

“第四个十年，宁波工业往什么方向发展”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宁波工业结构的演进变化与特征，有三个明显的“十年”。

第一个“十年”，形成了以“轻、小、集、加”为特征的产业结构。

第二个“十年”，初步确立了传统产业和外向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第三个“十年”，建立了以临港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

那么，从“十二五”开始的第四个“十年”，宁波工业往什么方向发展，宁波工业优势如何重塑再造？

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给工业转型升级带来了诸多挑战，特别是传统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比如，原有的劳动力优势、低廉的原材料成本优势、低代价的环境污染成本等优势，正在不断弱化和消失，宁波作为沿海地区的先发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区位优势，也在逐步削弱。

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无疑是现阶段宁波工业发展所需，也是新一轮城市竞争所迫。

从现有基础和发展趋势看，“十二五”时期宁波工业的重点，要放在着力构建新型临港工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上。

会议提出，要放宽视野、拉高标杆，大力实施“4＋4＋4”产业升级工程，努力实现“一领先五提高”，“十二五”末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2万亿元，比“十一五”末再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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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产业：全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节能环保、生命健康、海洋高技术、设计创意等四大新兴产业，着力提升石化、汽车及零部件、纺织服装、电工电器等四大传统优势产业。

“五提高”：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提高工业有效投资增速，提高新兴产业比重，提高产业集聚能力，提高工业生态化水平。

培育宁波工业六大优势

民营经济：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

民营经济是宁波发展的特色所在、优势所在、潜力所在。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宁波拥有了充足雄厚的民间资本和充满活力的企业家队伍。

要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走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之路，立足互利共赢，注重抱团发展，促进产业联盟，加强产业联动和配套协作，完善和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加快实现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发展转变。

集群发展：告别传统块状经济

传统的块状经济难以成为现代产业集聚的载体，要围绕“4＋4＋4”产业发展目标，加速集聚，打响品牌，增创优势，加快推进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

优化产业规划布局，加速产业链高端环节的空间集聚，纵深推进特色产业基地建设，统筹完善公共服务、区域品牌、产业配套等体系，形成综合竞争优势。

依托港口、专业市场、保税平台、科研院所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促进制造业、服务业一体化发展。

创新驱动：从“宁波制造”向“宁波智造”转变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克服科技创新与产业脱节的弊端，以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为载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从“宁波制造”向“宁波智造”转变。

深入实施专利、标准和品牌战略，完善科技投入动态增长机制，加强应用型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形成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开放合作：引进来，走出去，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发挥国际港口城市的特色优势，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努力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千方百计招大引强，瞄准大企业大集团，引进好项目、大项目，有效引领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

面向全球配置资源要素，创新“走出去”方式，加快总部经济发展，合理引导产业梯度转移。

绿色低碳：节能减排，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绿色低碳不仅是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节能减排，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完善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体系，从被动应付、突击限能限排，向主动应对、科学有序调控转变。

发挥市场机制，加大节能环保投入，提高产业能效标准，严把产业准入关口，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

服务保障：重在形成长效机制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化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能，完善促进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加大对结构调整、基地建设、自主创新、技术改造、节能减排、品牌打造、企业重组等扶持力度。

加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推荐] 篇5

着眼推动科学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和市场规律制定企业战略发展规划，大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保持我镇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1、加强招商选资。加快资源招商步伐，突出“****”与**高速等主要干线的区位优势，加快对接**高新园区**园区建设，全力完成园区拆迁任务，加强与国有大型企业合作，开发新兴物流项目，着力引进一批产业关联度大、带动力强的旗舰型、基地型、龙头型大项目，引进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项目。严格执行规划。严控界限，高标准谋划产业布局，高质量建设配套设施，高起点营造工业集中区环境，全面提升发展水平。

2、推动转型提质。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创新安全管理新机制，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实行“**挂钩联系”服务模式，持续开展“****”活动，加强政策、资金、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协调工作，激发企业主体活力，把扩大投入作为保增长的动力，引导企业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练好内功，保持生产经营健康稳定。积极扶持零部件、钢铁、**等传统产业发展，引导规模企业做大做强，促使企业进一步进行市场整合、技术改造、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和资源分配等，加快调整工业产品结构，增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工业社会服务转型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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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工业转型升级的内涵与实质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攻坚时期, 《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工业转型升级如能加快推进，就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如果行动迟缓，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承载，而且会错失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规划》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刻阐述工业转型升级的基本内涵，对于社会各界统一思想认识，加快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促进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

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是坚持中国走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健全现代产业体系的根本要求。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等五个鲜明特征。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规划》指出，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战场。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工业发展方式仍较为粗放，主要表现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主要依赖进口；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强度大，部分“两高一资”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规模经济行业产业集中度偏低，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中小企业发展活力有待进一步增强；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水平不高，产业空间布局与资源分布不协调；一般加工工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这些矛盾和问题已严重制约工业持续健康发展，也事关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必须尽快着力加以解决。

根据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及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规划》提出，“十二五”工业转型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本质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把工业发展建立在创新驱动、集约高效、环境友好、惠及民生、内生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建设工业强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工业转型就是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

“十二五”时期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国际产业竞争格局变化趋势，从以下五个方面推动工业转型：

一是向内涵发展转型。我国工业已建立起符合国情的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大国。但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6%左右，较美国、日本及德国分别低20个百分点以上，劳动生产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更大。《规划》提出，“十二五”要在继续保持工业平稳较快增长基础上，以提高工业附加值水平为突破口，全面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和供给结构，改善和提升我国工业整体素质，加快推动发展模式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二是向创新驱动转型。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前途。在目前的国际产业分工中，我国制造业大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或者说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段。“十二五”期间，我国必须加快调整要素投入结构，在继续发挥原有比较优势基础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高素质人力资源和管理创新转变。《规划》提出，要努力突破制约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核心技术，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跃升，加快推动发展动力向创新驱动转变。

三是向绿色低碳转型。受历史条件、发展阶段、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或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率、难循环的粗放型增长发展方式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必须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加强政策引导，依靠技术进步，促进形成少消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产业结构、运行方式和消费模式。《规划》提出，要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推广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加快推动资源利用方式向绿色低碳、清洁安全转变。

四是向智能制造转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的独特机遇。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生产方式变革，网络制造、智能制造等日益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我国信息化应用水平较低，制造业的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高。《规划》提出，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信息化在转型升级中的牵引作用，深化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加快推动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五是向服务化发展转型。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还不发达，生产型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较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尚处起步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格局尚未形成。大力发展面向工业生产的现代服务业，加快推进服务型制造,是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规划》提出，要按照“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面向工业生产的现代服务业，加快推进服务型制造，不断提升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及对工业转型升级的服务支撑能力。

三、工业升级就是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

工业结构包括内部行业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及空间结构，也包括产品和市场结构。“十二五”加快工业转型升级，要着力优化五个方面的结构：

一是工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一般加工工业和重化工行业比重过大，“两高一资”行业增长过快，支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高端产业比重较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要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增强我国产业发展的协调性。二是技术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工业体系较为完整，先进装备总量不小，但关键技术自给率低，我国发明专利只占全球的1.8%，科技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仅30%左右，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重大装备和关键材料等仍需大量进口。《规划》提出，要紧紧抓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个中心环节，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提高先进装备比重，实现工业生产流程升级；大力推进工业节能降耗减排治污，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水平。三是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产业组织结构还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在一些经济规模要求较高的产业领域，产业集中度还相对偏低。同时，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有待进一步增强。《规划》提出，在规模经济行业促进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集团，扶持发展大批具有“专精特新”特征的中小企业，加快形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调发展、资源配置更富效率的产业组织结构。

四是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升级。我国产业空间布局还不协调，产业布局与地方优势特色结合不紧，与区域能源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有待增强。“十二五”期间，要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特色，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集聚发展，促进形成与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与市场需求相符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规划》提出，要改造提升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推进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优化产业空间结构，加快推动工业布局向集约高效、协调优化转变。

五是产品和市场结构的优化升级。国内需求较国外需求而言更加稳定，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能够抵御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对外贸易依存度偏高，国内市场潜力远未充分发掘；从产品层面看，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严峻，自有品牌数量、质量有待提升。《规划》提出，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稳定外需、扩大内需，实现内需外需均衡发展。《规划》还提出，要以开发品种、提升质量、创建品牌、改善服务、提高效益为重点，大力实施质量和品牌战略，引领和创造市场需求，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结构优化。

工业社会服务转型 篇7

广西合山市是以煤炭开采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长期以来, 作为基础能源的供应地, 合山市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 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和资源衰减等原因, 合山市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 主要是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和贫困人口较多、接续替代产业发展乏力、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维护社会稳定压力较大等。

根据合山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工业园区的精神, 为了解决合山工业布置不合理和工业用地供求紧张的矛盾, 增强合山的经济实力, 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 合山市已不断加大工业的投入特别是加快工业新区的建设, 积极打造工业发展平台, 并将工业园区的建设作为重点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中, 尽快推动大型项目落户工业园区, 尽快实现工业经济结构的转型。合山产业转型工业园区应运而生, 工业园依托城区发展, 共由四块用地组成———火电厂片区、岭南片区、马安片区和桂中片区, 共四片区, 分别位于现状城区的东北面、南面和东南面。

二、工业园区发展条件分析

(一) 发展优势条件及动力

1. 政策优势。

包括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西江亿吨黄金水道的兴起,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 工业园区进行集约化的工业生产符合国家、自治区土地政策, 是实现工业建设土地供给的发展趋势, 享受政策优惠。

2. 交通优势。

产业园有来合铁路、南柳二级公路经过, 西面有红水河水运航道, 兼具铁路、公路和水路三种交通运输方式, 交通条件较优越。

3. 产业特色鲜明、优势明显。

合山发展火电能源基地、冶炼工业条件优越;同时, 建材、机械、修造船、制糖等接替产业也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4. 用地条件优势。

产业园内土地比较平整, 高差不大, 主要是果园和荒地, 整体用地条件较好。岭南片区周边已陆续形成片区雏形, 具有一定的开发建设基础。

(二) 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1. 合山市煤炭资源基本枯竭。除了煤炭资源, 其他资源比较匮乏, 利用其他资源发展煤电接替产业难度很大。

2. 合山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薄弱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同时合山公共负担较重, 在分享国家公共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无形中大大削弱了合山的发展能力。

3. 产业园内工业用地范围受铁路分割, 片区横向的交通联系受到阻隔。

同时, 片区位于市区南部, 相对独立, 给员工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三、工业园主导产业选择

(一) 产业选择原则

1. 合理选择链式产业。

利用电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延伸拓展“煤-电-冶炼”、“煤-电-建材”等产业链, 按照“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模式, 选择循环生态工业。

2. 互补性原则。

考虑周边地区的竞争与合山在来宾城镇体系中的定位, 以及合山工业在广西工业发展格局中的定位, 合山产业转型工业园的产业应与来宾及相邻县市错位发展、共同发展、互为依托, 共同打造产业集群。

3. 立足发掘当地资源优势。

合山市工业发展必须坚持内源式与外源式两条腿走路。无论是内源式还是外源式的发展, 都必须充分挖掘当地的资源, 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依托现有的资源与产业基础。

4. 前瞻性、跳跃性原则。

作为后发展地区, 其重要优势就在于可以借助发达地区已有的经验, 实现跳跃式发展。在对产业选择的时候, 要立足当地的资源, 又不能局限于本地的资源。充分认识到工业园资源条件的得天独厚, 如石灰石等建材资源丰富且质地优良。力争引进一些硬性的机构或较为先进的制造型企业, 发展科技水平高、附加值高、劳动生产率高, 能耗低、污染低的“三高两低”产业。

5. 坚持优化布局, 促进集约发展原则。

强化规划布局, 优化空间结构, 培育产业接续与替代必须坚持集约化、专业化发展, 强化土地集约利用, 实现人口城镇化、产业基地化、经济规模化。

(二) 合山产业转型工业园产业应选择符合自治区“十一五规划”要求

根据自治区“十一五规划”, 广西计划发展十大产业集群, 其中, 与合山关系最密切的是冶炼、汽车业、铝业、糖业、林浆纸、工程机械、锰业七大产业, 其产业关系如表1所示:

其中, 合山与周边形成的互补性产业包括汽车零部件制造加工、冶炼加工、铝材加工、蔗糖业。因此, 考虑在岭南片区集中发展冶金、蔗糖、铝型材加工、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 在马安片区以建材、化工、造纸工业、电力工业、船舶制造业、物流等为主, 在桂中厂片区以机械加工、化工产业、仓储物流等为主。

(三) 东部产业转移与合山产业转型工业园接替产业选择

市场需求是决定产业发展的根本因素, 只有市场前景广阔, 符合需求结构发展方向的产业才有发展潜力。在东部转移的企业中, 不仅有电子产业, 还涉及机械、陶瓷建材、有色金属、针织、皮革、日用品、食品、塑料、林产品、制药等行业, 产业园接纳的西移产业, 应该选择适合本地实际、符合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方向的行业, 并尽可能形成东部产业转移的规模吸纳与集聚效应。

针对产业园发展以冶金、建材、机械修造等为主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可重点接受和吸引产业链的上下游产业入驻园区, 以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 切实落实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 要充分发挥本地良好的发展基础、丰富的资源条件, 以及土地、劳动力等优势, 承接一些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适当吸引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业园区各重点产业及发展动力如表2所示:

因此, 产业转型工业园考虑重点发展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冶金、建材、机械修造、电器设备、水泥、蔗糖、食品加工、饲料加工等产业。

四、产业转型发展思路

结合合山市实际, 尊重经济发展规律, 进一步做大做强火电能源主导产业, 带动和扶持发展冶炼工业作为第一层次接续产业;加快发展水泥建材、机械、修造船、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第二层次接续产业;统筹发展现代农业、传统和现代服务业作为第三层次接续产业, 构建具有合山特色的新兴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产业集中度, 增强竞争力。

第一层次任务:

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 创新煤电联营模式, 扶持壮大合山发电公司, 淘汰落后产能, 通过实施技改、扩建及资源综合利用等重大项目建设, 运用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以及循环经济模式改造传统煤电产业, 加快煤电循环经济及衍生产业发展, 加大煤矸石、劣质煤与粉煤灰综合利用。

第二层次任务:

争取自治区给予工业电价优惠政策, 加强“电冶结合”, 吸引区内外强优冶金企业落户合山, 高起点发展冶炼加工产业;依托邻近来宾50万吨电解铝项目引进投资发展铝材加工业。逐步实现铁合金产业保持稳定, 铝工业继续发展, 有色及稀有金属工业集群初步形成, 产品市场竞争力显著提高, 冶炼工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与煤电产业所占比重相当。

第三层次任务:

通过制定实行鼓励新兴接替产业投资发展的优惠政策, 强化合山产业转型工业园建设, 扩大招商引资,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培育发展新兴接替产业, 改变产业结构单一现状。通过承接产业转移, 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拓宽就业渠道, 缓解就业压力;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推动现代农业跃上新的台阶;大力发展传统及现代服务业, 包括商贸物流、房地产、旅游、金融、保险、社会服务业, 新兴业态的咨询、会计、律师、技术服务等中介咨询服务业, 建立发展有合山特色的新兴接替产业体系, 增强经济综合发展能力, 支撑与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图1) 。

五、小结及政策建议

合山市产业转型工业园区的建立, 对合山市本身的影响重大。一方面, 它将实现合山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成为带动合山经济起飞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 它将带动城市人口就业,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加快城市化发展。产业转型工业园的重点是完成第一、二、三级接续替代产业的发展。为保证规划的进一步实施和落实, 建议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模式:

(一) 政府引导

对片区重点区域, 由政府投资, 兴建标准厂房, 完善路网等基础设施, 营造现代工业园区气氛, 吸引目标产业客户群。

(二) 企业主导型

根据优势接替产业的主导, 引进目标产业的龙头企业, 由龙头企业投资运营产业园中的各片区, 比如岭南片区以铝型材加工、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等为主, 有可能引进电解铝及铝板带材项目的配套企业, 带动整个片区的发展。

(三) 地产运作模式

解放思想, 创新思路, 以多种灵活的方式, 引入民营资本投资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未来工业用地土地出让收益实现投资回报。

参考文献

[1]高峰, 张健, 等.资源型城市接续主导产业的选择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4, 14 (3) .

[2]李含琳.研究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十个前沿理论问题[J].甘肃理论学刊, 2005, 24 (1) .

[3]陈芳.资源枯竭型独立工矿区产业转型与再就业问题[J].宏观经济研究, 2004, (6) .

[4]广西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合山市资源枯竭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规划[R].2009.

[5]广西区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合山资源枯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见[Z].2009.

[6]广西城乡规划设计院.合山工业区总体规划文本[Z].2010.

[7]广西城乡规划设计院.合山工业区总体规划说明书[Z].2010.

工业4.0：变革、转型、超越 篇8

工业4.0的概念提出以来，得到产业界和学术界的热烈响应。虽然目前我们还难以准确概括工业4.0的全貌，但可以从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城市以及3D打印等新技术和众包、众筹等新的商业模式的蓬勃发展中看到其雏形。我们坚信，工业4.0将是人们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一次巨大变革，这意味着企业商业模式、战略路径和组织结构的转型，同时这也是中国企业实现自我超越、从而超越对手的天赐良机。

工业4.0的典型特征是网络化、智能化和融合化。网络化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每个环节都是基于网络的，而网络上的沟通互动不仅仅是双向的，而是多向的，因此就有智能化的要求。智能化尤其是网络智能意味着机器或网络比人更聪明、更了解我们的需要、也能更好地预测我们的行为，因此能更好地、更有效率地满足我们的需要。融合化意味着生产者与消费者边界的模糊甚至消失、消费者更多地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融合，以及生产与服务的无缝连接。

历史经验表明，恰恰是在旧产业发展的薄弱地区，新的产业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目前在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等领域的发展速度和普及程度都超过了美国，这正是工业4.0的希望。正因为中国在工业2.0、3.0方面仍有不足，因此才有发展工业4.0的强大动力。同样也是因为中国在工业2.0、工业3.0方面没有发展到极致，因此，也就少了许多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的羁绊。

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钢铁、建材等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消费者面临着出行、食品安全、医疗、生活品质等现实困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高水平的发展，这正是实现工业4.0的变革动力。

工业4.0的终极目标是解放生产者，使其能够基于网络更有效地满足特定消费者的个性化需要，而不需要依赖扩张规模和产能;同时也是解放消费者，使其能够利用任何生产者的资源为自己服务，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最终，工业4.0不仅满足需要，最重要的是它创造新的需要，新的价值，创造更大的舞台，也创造更大的工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