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构建不想腐不必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制度体系

科学构建不想腐不必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制度体系（通用2篇）

科学构建不想腐不必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制度体系 篇1

2015-12-30 16:39:27来源：南方网作者：我有话说（1人参与）字号减小字号增大

科学构建“不想腐、不必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制度体系 ■郭文亮 项赠 黄威威

●当前我国廉政教育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对象过于狭窄，只局限于公职人员，而未将其他社会公众纳入。教育内容结构不合理，重视道德理想和原则教育，缺乏强制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教育方法过于简单，理论灌输、榜样示范在新时期遇到了瓶颈。

●政治上公共权力界限模糊、经济上待遇不平衡以及社会上地位不平等是制约我国构建科学有力的权力运行保障机制的瓶颈。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制约监督权力运行防范机制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权力配置不科学，表现为三权合一、权力高度集中于执行权、执行权侵占监督权；二是权力监督不到位，表现为权力腐败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实践中少见由同体监督机构首先发现或坚持查办腐败的案例。●当前我国权力运行的惩戒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惩戒机构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惩戒机制缺乏科学性与规范性、权力和人情对惩戒的干扰导致惩戒标准的随意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大批腐败官员纷纷落马，人们拍手称快之余，不禁陷入深思：如何从根本上预防腐败，实现掌权者“不想腐、不必腐、不能腐、不敢腐”的防治效果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本文将腐败置于系统论的视野来审视，力图通过构建科学的反腐制度体系来达到从根本上根治腐败之目的。

实践反思：制度反腐才是治本之策 1.必须从运动反腐走向制度反腐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反腐败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巩固新生政权和治理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主要采取运动反腐的方式。所谓运动反腐就是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党内整风运动来惩治腐败的方式。具体表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60年代的“四清”运动以及各种整党整风运动等。这种反腐模式的优势在于发挥了群众监督的功能，对腐败分子构成强大的威慑力，反腐成效立竿见影，但这种大规模无序化的模式缺陷严重干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社会局势的动荡甚至失控。历次运动的结果证明，运动反腐可治标，但不治本。对此，改革开放后，我国摒弃了运动反腐，开始实施由权力反腐逐步向制度反腐过渡。所谓权力反腐是指以权力为主导，通过领导者的权力意志推动，以权力机构大力推行反腐败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反腐模式。在法治尚未健全之前，采取权力反腐的方式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比如以主要领导人主导的纪委反腐模式。与运动式反腐相比，权力反腐的成效显著，可控性较强，可以避免大规模群众运动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失控，但缺陷是反腐行动会随着主要权力者意志和重视程度的改变而改变，难以形成常态化的反腐长效机制。两种模式的共同本质还是人治反腐。人治反腐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虽然能快速见效，从而形成反腐高压态势，但其随意性、短期性及边际递减效应的局限却无法避免。历史经验表明，唯有制度化反腐才是克服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内在局限的必然选择。2.现实警示，边反边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拳出击严查腐败，大批腐败官员纷纷落马。据统计，十八大以来，省部及军级以上落马高官已超过百人。从地域范围来看，遍布全国32个省、区、市；从所属部门来看，涵盖中央部委、国家机关、央企、军队、地方官员；从时间跨度来看，横跨十八大以来的全部年份；从年龄阶段来看，简历可查的115名落马官员中，从“40后”到“70后”均有涉及。上述统计数据充分显示中央同腐败作殊死较量的决心和勇气。另外，从查处年份来看，十八大至2013年底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有19人，2014年落马的有39人，2015年落马的目前已有31人，军队系统共分8批公布了查处的军级以上干部共43人。可见，中央反腐的力度有增无减。然而，面对前所未有的反腐高压态势，一些官员仍不收敛、不收手。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查询统计的结果来看，至少已有30多名落马官员在被开除党籍的通报中被提及“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边反边腐这一反腐悖论不能不发人深思。究其原因，不是我们的反腐力度不够，而是反腐方式值得反思。严酷的反腐斗争形势警示我们：如果不改变反腐模式，抓再多的老虎也不能遏制住腐败蔓延的势头。近年来常用的权力反腐模式虽然是减少腐败存量的必要步骤，但只是事后查处的治标之策，而遏制腐败增量的治本之道则是制约监督权力运行的制度反腐模式。

理论探析：四大机制的系统反腐机理 1.腐败生成之内在机理

探究腐败生成的内在机理是防治腐败的首要前提。从人性假设和人的行为规律来看，人的行为是在动机的驱动下遵照或突破外围规则的系列活动。可见，腐败作为公职人员将公共权力私利化的行为，其发生是公职人员在腐败动机的驱动下，突破外围规则运用公共权力谋私利的系列活动。

与一般公众不同，公职人员的身份具有双重性，既有执掌公共资源的权力人属性，又有追求自我利益的经济人属性。因此，公职人员具有运用权力谋私利的可能性。一旦具备腐败动机，公职人员就会设法突破外围规则。外围规则是国家按照建设廉洁政府的目标对公职人员实施引导和型塑的系列规范。由于外围规则自身的性质以及作用于公职人员的方式及效力的差异，可以将外围规则分为内隐和外显两个层次。两个层次是一种依次递进的关系，从而构成以公职人员的行为动机为中心，价值引导和权益保障为内圈层，权力规则和惩戒制度为外圈层的同心圈层行为规范结构。在整个圈层结构中，价值引导和权益保障作为行为人内隐的行为规则，构成引导和规制公职人员行为的第一道防线；权力规则和惩戒制度作为外显的规范权力运行的强制规定，构成规范公职人员行为的第二道防线。两道防线的性质差异决定其功能的不同。从规制的刚性程度来看，内圈层的价值规范属于软约束，外圈层的制度规则是硬约束。作为第一道防线的价值规范由于约束的非刚性特点而极易被突破。作为第二道防线的制度规则由于其人为设定性和渐趋完善性而难免有缺陷或缝隙，成为腐败发生的制度洞。正是两道防线的局限给腐败动机转化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因此，从圈层行为规范结构来看，腐败行为的生成机理就是具有腐败动机的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逐级突破外围规则谋私利的系列活动过程。发生机理如图所示（图一）。2.腐败防控之内在逻辑

腐败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必须从系统论的角度构建一个完整科学的制度体系才能实现根治之目标。具体来说，就是要科学构建“不想腐”的廉政教育机制、“不必腐”的权益保障机制、“不能腐”的用权防范机制和“不敢腐”的滥权惩戒机制。四大机制虽然在遏制腐败中均能独立发挥作用，但只有相互配合才能构成反腐组合拳，形成制度合力。

从权力运行逻辑结构来看，掌权者想不想腐是权力能否正常运行的逻辑起点，要让掌权者“不想腐”就得进行廉政教育，但仅有廉政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提供充分的权益保障，让掌权者觉得“不必腐”。再加上让掌权者“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让大部分掌权者不会贪腐了。尽管如此，但还会有少数掌权者抵挡不住外界的巨大诱惑，这就需要最后一道严厉的惩戒机制来应对。从这种逻辑结构来看，显然，前三项都属于防范性的，后一项属于惩戒性的。但要达到权力有序运行和节省反腐成本，必须先防范后惩戒，防范重于惩戒。如图所示（图二）。

从反腐斗争圈层结构来看，最核心的层次是制度防范机制，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制度防范是最有力的刚性防范，它使掌权者想腐不能腐。但再刚性的制度防范总有漏洞可钻，所以还需廉政教育机制来弥补。不想腐的廉政教育机制处于第二层次的内圈层，主要用于价值引导和道德规范。但价值引导和道德规范毕竟是柔性的要求，在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情况下，廉政教育的效果是有限的，所以还必须要有不必腐的保障机制来支撑。不必腐的保障机制属于第三层次的内圈层，主要用于解决公职人员的后顾之忧和成就感。但有了充分的权益保障仍不能抵挡某些公职人员的贪心，最后一道屏障就是建立让公职人员不敢腐的滥权惩戒机制。不敢腐的滥权惩戒机制处于外圈层，主要是利用法律的武器严厉惩治滥权者并震慑他人。通过由制度防腐到法治反腐，由务虚的廉政教育到务实的权益保障，筑牢反腐倡廉的钢铁长城。如图所示（图三）。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机制都有自身的局限，都无法独立实现根治腐败的功能。比如保障机制难以满足腐败官员的无限需求，教育机制的软性约束难以抵御腐败官员的刚性利益需求，防范机制的非完善性难免存在制度漏洞，惩戒机制的事后处罚性及查处惩治性难免存在机会主义的可能。虽然各个机制都有自身无法回避的局限，但将其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制度体系，就可有效避免其独自功能的局限。从上述分析可见，四大机制在整个反腐制度体系中均有自己的功能地位，任何机制都无法或缺。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会有次序先后之分。比如近年来，面对腐败高发态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手抓廉政教育，一手抓打虎灭蝇，形成“不想腐”“不敢腐”的实际效果。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以构建防治腐败的长效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规范权力结构及运行的防范机制具有反腐的刚性功效，被视为反腐之根本，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机制的作用，否则制度防范的功能也无法充分发挥。

机制构建：腐败现象综合治理 1.构建“不想腐”的廉政教育机制

构建科学有效的制约监督权力运行教育机制是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首要环节。所谓廉政教育机制就是以培养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自觉制约权力和监督权力能力的教育活动机制。当前我国廉政教育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教育投入与产出不平衡、教育要求与效果不均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对象过于狭窄，只局限于公职人员，而未将其他社会公众纳入。教育内容结构不合理，重视道德理想和原则教育，缺乏强制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教育方法过于简单，理论灌输、榜样示范在新时期遇到了瓶颈。教育渠道过于单一，主要集中于党校与干校。有鉴于此，科学有效的制约监督权力运行教育机制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教育谁”“教什么”和“怎么教”。对此，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的廉政教育机制。一是除了将公职人员作为主要教育对象外，还应将社会公众纳入教育对象，以净化腐败文化的环境和土壤。二是将公众清廉意识和反腐意识的培养作为廉政教育直接目标，按照清廉规则、清廉原则、清廉理想的道德发展层次设计廉政教育内容。三是创新隐性廉政教育渠道，实现廉政教育的生活化。其一，建立公众听证会或新闻发布会，及时公布各领域反腐败新进展。其二，制作经典的电视剧、电影、电台广播剧、综艺节目、报刊广告、戏曲和漫画等，再现腐败分子腐败时的心路历程与党和政府对腐败的重拳打击以及腐败分子最后的悲惨下场。其三，把廉洁作为一项内容引入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构建“不必腐”的权益保障机制

构建科学有力的制约监督权力运行保障机制是保证国家权力健康运行，遏制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制约监督权力运行保障机制是指通过国家对公职人员提供充分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条件，以保障公职人员的正当权益，保护国家权力正常运行不受外界诱惑与干扰。当前我国公职人员保障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保障意识不浓厚、保障力度不充分、保障措施不均衡、保障效果不理想，既不能达到持续不断地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职人员队伍的效果，也不能达到免除现有公职人员的后顾之忧，从而珍惜自己的职位，严以用权的目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职人员地位和待遇普遍较高，发展中国家公职人员地位和待遇普遍较低，我国的公职人员待遇与我国的实力地位不匹配。通过国际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政治上公共权力界限模糊、经济上待遇不平衡以及社会上地位不平等是制约我国构建科学有力的权力运行保障机制的瓶颈。其中，权力界限模糊与权责利失衡是造成公职人员队伍内部经济待遇不平衡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根源。因此，要想构建科学有力的制约监督权力运行保障机制，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充分保障公职人员的正当合法权益。具体来说：一是按照“权、责、利”相一致原则，合理调整权、责、利三者关系，保障公职人员合法权利。二是按照收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适度提升公职人员（特别是基层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缩小实权部门与非实权部门的收入差距，建立并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保障他们合理的待遇和应有的尊严。三是明确公职人员的职业定位，缩小“一把手”与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地位差距以及不同部门间的地位差距。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公职人员的不合理权益。具体来说：一是严格清理因特权而产生的灰色收入，二是坚决禁止因权力滥用产生的“黑色收入”。3.构建“不能腐”的用权防范机制

治理腐败关键在于预防，在于减少腐败行为发生的机会与条件，构建科学严密的制约监督权力运行的防范机制。科学严密的制约监督权力运行防范机制是指保障权力运行中各个部分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行不悖，可以防止权力在各部分间的失衡发展，预防并及时消解权力腐败行为，从而防止权力误用和滥用的系列制度，其核心是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结构与运行机制。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制约监督权力运行防范机制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权力配置不科学，表现为三权合一、权力高度集中于执行权、执行权侵占监督权；二是权力监督不到位，表现为权力腐败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实践中少见由同体监督机构首先发现或坚持查办腐败的案例。从世界范围来看，域外清廉国家的共同特征是拥有专门的独立反腐机构、完善的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以及严密的监督网络。因此，我国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完善防范机制：一是科学配置权力，形成合理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具体来说，（1）合理分权，以权力制约权力。（2）适度放权，以市场替代权力。（3）规范用权，以法制约束权力。（4）公开行权，以权利监督权力。（5）伦理抑权，以道德内控权力。通过以上分权、放权、限权等方式从源头减少权力腐败机会。二是提高权力监督机构地位，强化权力相互制约监督作用。提升监督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与权威性，从权力核心内部充分发挥专门监督机构的制约监督作用以及时制止权力腐败行为。三是增强监督合力，建立系统的监督网络防范机制。在同体监督的基础上，加强异体监督，即通过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网络监督、道德监督、情感监督等加强制约监督合力，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权力防范机制。

4.构建“不敢腐”的滥权惩戒机制

科学严格的惩戒机制是确保权力有序运行，治理腐败的最后屏障。所谓惩戒机制是指通过有机架构惩戒的各组成部分，使之形成一套相互作用的运行机构与制度，以达到惩罚违纪违法行为并警戒后人的目的。惩戒机制是由惩戒主体、惩戒客体、惩戒规则、惩戒程序等要素组成的。当前我国权力运行的惩戒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惩戒机构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惩戒机制缺乏科学性与规范性、权力和人情对惩戒的干扰导致惩戒标准的随意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重视法治的惩戒机制，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等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惩戒机制也由人治转向了法治。相比而言，中国古代惩戒机制则具有明显的人治色彩。因此，通过国际实践及其效果的对比，我国应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权力运行的惩戒机制：一是提高惩戒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与权威性。具体来说，一方面，从党纪国法上明确惩戒机构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在财政、人事任免上保证惩戒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二是强化惩戒机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一方面，正确处理党纪与国法的关系，国法高于党纪，党纪严于国法。另一方面，严格禁止权力及人情因素对惩戒机构依规依法办案的干扰。三是制定严格而又可操作的惩戒规则与程序。具体来说，（1）制定惩戒工作的惩戒规则和程序，有机衔接党纪和国法的惩戒工作。（2）制定党纪国法的相关配套实施细则和具体程序。（3）公开惩戒规则与程序，明确惩戒各方职责与权利，强化惩戒过程的监督。（4）加强培训与选拔，提高惩戒执行人员的素质。

科学构建不想腐不必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制度体系 篇2

一个领导干部，组织培养起来很不容易，但自己要堕落下去却很容易。干部堕落，受到处理，个人断送政治前途固然令人惋惜，但党组织受到的伤害同样不能小觑。因此，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着眼于未雨绸缪，坚持抓早抓小，对存在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防止小错酿大祸。让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其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使我们党的组织不受伤害或少受伤害。

发生腐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少数领导干部放松个人主观世界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具有“想腐败”的思想动机；权力制衡的机制还不够健全，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使领导干部存在“能腐败”的客观条件；对腐败行为的及时发现、严厉惩处的方法、措施和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使领导干部诱发“敢腐败”的侥幸心理。让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既是反腐倡廉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进一步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基本路径。

实践证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得比较好的人，有良好党性和敬业精神的人，就比较能做到自律，就能顶住诱惑。让领导干部“不想腐”，就是要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常补理想信念之“钙”，形成“不想腐”的思想道德防线。通过对领导干部进行持续不断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行为规范的教育，使其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自觉地限制私欲的膨胀，从而达到清正廉洁的目的。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严以律己，防微杜渐，自觉抵制名利、金钱、女色的诱惑，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永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避免一些地方存在的“牛栏关猫”式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才能让公共权力真正用于公众。让领导干部“不能腐”，就是要从源头抓起，从完善机制入手，形成一整套“不能腐”的严格制度体系，使腐败的“成功率”大大降低。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尽快形成使腐败分子难以得逞的体制、机制、法制，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拓宽监督渠道，也就是通过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法制和机制规范领导干部对公共权力的使用，使其难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