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共8篇）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篇1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1）一是部门垄断现象加剧，项目分级处理及其所造成的效率的低下，其次是基层社会人员独立性、社会内部的凝聚力降低，基层社会人员的个人理性增强但是公共意识却在逐渐淡薄，再者是政府的行为活动多但是基层社会的行动却少，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不协调，从而造成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不能充分得到利用，最后基层社会公共服务力度与城镇的差距过大，这使得农民都进入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2）脱节问题：

政府部门在纵向渗透的过程中与政府部门横向协调方面脱节，即重视政府部门在纵向渗透中的发展而忽视政府部门横向的协调，从而出现有关部门的冲突，这就是所谓的条块冲突。①其次，基层部门组织建设与社区民间组织建设脱节，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居委会建设却忽视基层民间组织的培育，出现社会公共意识缺失、社会独立化问题，再者是社会行动与政府行动脱节，过多依赖政府组织的参与却忽视社会组织参与，出现社会力量不足、治理效率严重低下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工作重心

（1）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原则，基层社会治理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的管理，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促进并实现群众的发展的目标，不断满足基层社会人员的需求。②（2）协调发展原则，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在此同时要注意把握协调发展的主脉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变的主旋律，在此基础上发展基层社会，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关系。（3）群众自治原则，在基层社会管理多元化的基础上，强调居民自治，积极创造条件，同时引导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发展决策。（4）例行法制原则，明确职责，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政府部门应在恰当的地方履行职责，同时划分各类社会组织的权力边界，使他们分工明确并各负其责。（5）创新性原则，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这就要求管理者不断调整管理理念，寻找新的方式去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并以积极稳妥的方式逐渐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重心：加强基层群众参与力度，使管理组织成为群众性和自治性的组织。加强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基层管理主体的职责必须十分明确，在各级基层社会管理组织方面上，划分清楚其权利范围，实现清晰的治理环境和职责范围，在最大程度减少除基层社会管理中职责错乱的现象。健全基层社会服务功能，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敏感话题方面，社区承担的任务繁重，必须加强社区的各项服务功能，在面对敏感话题的同时，必须使群众得到明确的回复。使其在居住环境、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权益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发挥作用。居民委员会要有较强的事务处理能力，切实协助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发展基层社会组织，加强其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力，分担政府的压力，有利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遵循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实现基层社会管理活动的多元化，有效解决群众问题。

高峰镇社会治理创新

在解决群众问题上，高峰镇在制度上有创新性的发展：首先建立一个平台，在此平台上群众可以参与公论评议，其次邀请案件承办方人员、公论评议方人员和与之有关系的人员，再者要做到案件的清晰分析：弄清案件发生的时间背景、主要要求、所持依据等；弄清这方面的办案领导和知情人的看法；弄清案件有关人员的家庭主要成员、亲朋好友的基本情况；弄清涉案有关法律、政策、道德规范、法规等。最后在此平台上，通过讲述事实，看道理，谈依据，就地协商解决问题，通过道德、亲情甚至是司法调解。

结构创新：（1）在社会发展中，采用包容性的理念和发展观，通过吸纳众多的不同的社会力量，带动社会组织的参与，从而扩展服务方向，满足不同性质的、多方面的社会需求。这不仅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面对的挑战而且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趋势。（2）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通过不断地扩展和优化，已经产生实质性的发展。③比如继续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创新，融合相同性质的不同组织，促进其共同发展。在枢纽型组织的周围发展不同类型的组织，促进效率的提高。（3）通过机制创新采用合作治理的方法提高效率。以政府项目为载体实现合作治理，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合理配置资源。

高峰镇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

4.1

实行基层社会自治的模式

基层社会自治的主体由原本的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重新建立新的职责关系，促进现代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完善。从以往基层社会权力从上至下的垂直结构到现在的上下互动的模式，完善了组织体系的内容。调动基层社会其他组织的积极参与，提高工作效率。其转变方式也呈现多元化。首先建立和完善配套的改革措施和相关规章制度。④使其有序快速的进行，它不仅是基层社会发展必要的方式而且是基层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加强政府向基层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其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再者加强基层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水平，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培育基层社会民主自治的氛围，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

4.2

基层社会的多元化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的极大转变，要求在其治理模式上进行创新。多元化参与的治理模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首要选择，转变中的基层社会治理的使我们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利益多元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样化、价值观念也同样趋于多样化。⑤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化让我们引发思考，建立和健全多元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的必然选择。

总结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篇2

20世纪的美国学者对公司的性质和功能开始质疑和反思。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公司经营者唯一目标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受到挑战。最终, 论战超出了公司治理本身, 引发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探讨。李维安认为, 公司治理不能够只局限于股东对经营管理者的制衡, 而是涉及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利益有关系的群体。王雄元认为, 公司治理是联系各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 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制衡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合理统一。楚金桥提出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从表面上看, 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社会责任是两个独立的问题, 但两者却有一个共性基础:公司固然是以营利为宗旨, 但是营利与担负社会责任并非必定发生冲突, 冲突并非必定不可调和, 公司完全有可能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企业社会责任的大量实证研究, 揭示了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有着明确的相互关系。利益相关者的举动会影响到公司的行为倾向甚至经营绩效, 反之公司的决策也会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成为许多国家完善公司治理的指导原则。

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一) 国家电网公司

国家电网是首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央企。它建立了自身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和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 起到了较好的表率作用。国家电网公司重视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 特别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实现了自身发展与利益伙伴的共同发展, 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利益的协调。

在国家电网公布的2007-2009年的社会责任报告中, 均强调了公司的利益相关方共同治理模式。在2007的社会责任报告中, 国家电网在“公司治理”内容中清楚地阐明了“公司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 下分战略型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和业务型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参与类型包括“信息告知、专题咨询、对话交流、共同行动”, 参与程序分为梳理议题、明确目标、了解期望、分析影响、拟定方案、实施计划、评价业绩和总结改进等八个环节。在2008年的社会责任报告中, 国家电网把公司的社会责任分为共同责任 (服务利益相关各方) 和特定责任 (针对特定利益相关各方) , 指出公司“发挥利益相关各方的优势与价值创造潜能, 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2009年的社会责任报告目录前一页以醒目的颜色和简洁的语句明确指出, 公司的共同责任是“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有承担的社会责任”。其社会责任模型的内心圈中把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按照利益相关者分类为社会责任、股东责任、用户责任、员工责任、伙伴责任、环境责任等。

通过这种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 国家电网公司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管理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核心组成部分。纵观其整个社会责任报告, 均是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展开的。国家电网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对企业内外部各利益相关者的管理, 企业的各种社会责任行为和措施均是为了达到内外部各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和忠诚。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关键是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 这与国家电网公司着力倡导并付诸实践的利益相关者的全面参与机制是基本一致的。在国家电网公司以前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 都花较大篇幅着力强调了这一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 这种参与不仅体现在公司业务上, 还体现在企业战略制定和修订上, 可以说是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参与机制。

(二) 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于2006年发布首份社会责任报告, 并在其报告中阐明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决策地位, 并界定政府、客户、投资者、同业者、公众、价值链伙伴、员工等七类群体为企业的利益相关方, 认为公司的责任为“追求与利益相关者共创价值”。中国移动于2007年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成立了社会责任指导委员会。为实现社会责任管理的深度转变, 在其2007年社会责任报告中明确2008-2010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制三年规划。在其2008年社会责任报告中注重与企业的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机制。通过工作会议与回报、客户满意度调查、职工代表大会、经营业绩考核、供应商管理、论坛和社区公益活动等沟通形式与政府、客户、员工、投资者、价值链伙伴、同行和公众保持信息交流, 维护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兴趣和要求。

如前所述,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公司治理模式有利于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让公司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中国移动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组织体系和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机制可以看出, 中国移动公司的各种社会责任行为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让其了解企业的经营理念和运营模式, 提高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心和满意度, 最终得到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忠诚。

(三) 中兴通讯

中兴通讯是香港和深圳两地上市的大型通信制造业上市公司, 目前是境内A股市场上市值、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年, 中兴通讯连续第四次获得由经济观察报社与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共同评选的“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称号。2009年2月,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成员。中兴通讯将以此为新的起点, 把全球契约及其十项原则纳入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 努力推进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致力于成为全球优秀企业公民的典范。

与国家电网和中国移动的做法类似, 中兴通讯公司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推行团队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管理, 并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如在社会责任管理措施方面, 中兴通讯通过董事会会议、员工职业发展和重视员工职业健康与安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建立畅通的供应商渠道和开展商业贿赂治理工作、节能降耗和设立爱心基金等方式协调公司治理关系, 重视非股东的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 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治理中, 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 把处理好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作为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 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以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满意, 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实现公司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对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一些前瞻性思考

虽然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下的公司治理使公司在抵御市场风险, 提高信息交流以及提升公司形象等方面可以发挥着较好的功能, 但其在操作性和效率性方面却有着固有的缺陷。一些学者提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会导致治理目标的多样性和分散性, 多重目标也就等同于没有目标, 利益相关者在公司的财产索偿权和剩余分配权方面权利不同, 因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利益相关度, 共同治理的结果可能是不治理或低效治理, 因此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一)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提出的广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由于在理论研究的可操作性上较差, 使得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布莱尔提出利益相关者是所有那些向企业贡献了专用性资产, 以及作为既成结果已经处于风险投资状况的人或集团。利益相关者是企业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者, 只有他们对其专用性资产拥有完整的产权, 才能相互签约组成企业。专用性资产的多少以及资产所承担风险的大小正是利益相关者团体参与企业控制的依据, 资产的所有权与风险、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呈正比关系, 这也为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提供了可参考的衡量方法。因此可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核心维度、重要维度和兼顾维度三个层次, 这样可解决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战略设计所关注的利益相关者的优先次序问题。

(二) 公司治理的层面问题

传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运用于企业治理层面, 强调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制衡的关系。目前国际上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已经发展到对于利益相关者参与提出具体要求。英国机构Account Ability提出, 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整体目标是帮助机构制定战略性发展方向, 实现机构经营的高绩效, 促进可持续发展, 使机构、利益相关方以及整个社会受益。因此Account Ability提出了评价利益相关者参与水平的6项标准, 并且提出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范围。包括:功能性参与 (如客户服务) , 专题参与 (如人权) , 及机构范围内参与 (如报告和审验) 。这里的参与, 可以是微观层面的参与 (如机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具体问题) , 也可以是关于主要社会问题的宏观层面参与。

(三) 治理模式的保障问题

公司治理的实质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王竹泉, 2006) 。共同治理结构, 试图通过把企业所有权在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多元配置, 激励各个契约主体对高层经营管理者的监督积极性, 从而提高公司治理绩效, 体现激励与约束的多元导向。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需要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笔者认为, 有效的制度安排可包括财产收益分享制度、财务决策制度和财务监督制度。财产收益分享制度使得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从企业的收益中取得相应的报酬。财务决策制度通过设置制衡的财务议事制度抑制控股股东的权力, 以保护中小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财务监督制度使代表不同利益团体的监事共同监督企业财务行为。

(四) 未来公司治理的原则导向

缺乏可操作性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致命缺陷, 而股东利益至上理论的企业单一目标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单纯的股东利益至上或利益相关者利益至上似乎都不是公司治理的最佳选择。实际上, 现代公司趋向于在两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股东利益至上公司治理模式越来越重视关系投资模式, 以德日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也逐渐推崇股东利益导向。或许, 未来公司治理的原则导向是一种双重公司治理模式, 即以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为主, 兼顾其它利益主体利益的治理模式。

摘要：在现代环境下, 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发展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本文以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移动和中兴通讯三家企业为例, 分析了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逐渐成为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现实。同时文章也指出, 由于利益相关者模式存在操作性较难的先天缺陷, 未来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以公司核心利益者利益为主, 兼顾其它相关利益主体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李维安.公司治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白世秀.基于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思考[J].财会通讯, 2009, (10) .

人工边坡治理设计案例分析 篇3

【关键词】边坡；治理设计；分析

随着城乡建设幅度不断扩大，人为大规模的开挖，造成工程建设中人工边坡越来越多，设计合理可行的治理方案，为消除工程隐患，减少损失伤亡、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1.边坡特征

该边坡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某县，该边坡为为岩质边坡，上下共三阶边坡，每阶边坡高5.1米，总高度为15.3米，横宽约235米，每阶边坡坡度约73°，坡面段为粉质粘土和强风化～中风化的泥岩，其余坡面段为中风化砂岩，层状产出，无断层、裂隙密集带通过，坡面上有两处裂隙面，各裂隙面大角度呈现垂直分布；结构面结合良好，外倾结构面或外倾不同结构面的组合线倾角在35°—75°，整体较稳定；该边坡岩体类型为II类。

2.水文地质条件

该边坡地下水主要为基岩裂隙水，存储于白垩纪下统白龙组泥岩的风化裂隙及构造裂隙中，基岩裂隙水的水量受主要受岩体的裂隙发育程度控制，补给来源主要为降雨和地表水体的补给，排泄方式为通过基岩裂隙向地势低洼处渗流。该区水位埋深10m，水量较缺乏。

3.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在不考虑边坡的坡高、坡顶荷载及水文地质等条件下，由该边坡坡面与岩体结构面关系赤平极射投影图分析，以及稳定性极限平衡可知，坡面受岩层产状（150°∠10°）、裂隙面产状（280°∠40°和220°∠80°）、人工边坡倾向（220°∠75°）以及天然边坡倾向（220°∠10°）这五组结构面控制，岩层倾向与坡向大于90度斜交，岩层倾角较小，两构造裂隙投影线交线与坡向投影线位于同侧，并且两构造裂隙投影线交点位于人工边坡的内侧，说明结构面组合交线的倾向于坡面倾向一致，其倾角大于坡脚，天然状态下整体边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发生整体崩塌的可能性较小。但坡面存在裂隙交错发育，贯通性良好，坡面岩体被裂隙以及层面切割，已经形成大小不一的楔形岩块，且开挖坡脚后造成边坡浅表层松动，风化在风化作用、降水以及自身重力的作用下，楔块与表层风化物则会向下掉落，坡面逐渐形成凹陷的岩腔，发生局部崩塌的可能性较大，导致该边坡失稳。

4.设计方案与结果

根据该场地勘察资料提供相关设计参数进行计算，按照国家相关规范[1-3]进行结果验算，得出该边坡治理方案为坡面修整+挂网喷砼。结果如下：

短锚共设计七排：第一排相距坡顶面0.5米，锚杆长度为4.0米；第二排相距坡顶面3.0米，锚杆长度为4.0米；第三排相距坡顶面5.5米，锚杆长度为4.0米；第四排相距坡顶面8.0米，锚杆长度为4.0米；第五排相距坡顶面10.5米，锚杆长度为3.0米；第六排相距坡顶面13.0米，锚杆长度为3.0米；第七排相距坡顶面15.5米，锚杆长度为2.0米。锚杆倾角为20°。成孔孔径为50mm，成孔的深度应大于嵌入深度50cm。

锚杆横向间距为2.5m，采用1根Φ20螺纹钢（HRB335）制作，且每隔1.0m设计一个定位器，定位器采用3根支架钢筋焊接制作，注浆采用M30水泥砂浆，水灰比选用0.4：0.5，灰砂比为1：1.注浆体抗压强度不得低于30Mpa，全孔注浆，在露头处，将钢筋弯曲100mm，然后再与钢筋网网点牢固焊接，喷锚钢筋采用Φ6@300热轧圆钢编制而成。喷浆采用C20混凝土，水泥与砂石的重量比为1：4-1：4.5，砂砂率为45%-55%，水灰比宜为0.33-0.45，喷射厚度为80mm，初喷厚度为30mm。坡面设置泄水孔，间距按3.0m×3.0m布置，泄水孔进水侧设置土工布+卵石堆囊，坡面上裂隙较大的地方应适当加密泄水孔的布置。

5.结论

（1）该边坡支护完成后，坡体及坡面未出现变形裂隙，后期监测结果表明，该边坡经治理后在暴雨+地震工况下整体处于基本稳定-稳定状态，说明该护坡设计方案是可行的。

（2）通过边坡支护设计，大大提高了边坡整体稳定性，降低了边坡失稳所带来的危害。

参考文献

[1]中華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02）[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规范（GB50086—2001）[s].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篇4

2009年12月22日08:53新快报余亚莲等我要评论(0)字号：T|T 今年4月以来，广东省治理“小金库”专项工作组在全省查处“小金库”300个，涉及金额高近1.3亿元。其中，教育系统发现“小金库”的比率相当大。昨日，广东省纪委公布了化州市农业局长私设1618万“小金库”案等十大典型案例。

涉及金额近1.3亿元

今年4月以来，广东省成立了由省纪委、省监察厅、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牵头的治理“小金库”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赴全省各地、各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在检查中，全省共发现“小金库”300个，涉及金额近1.3亿元。这次治理涉及单位范围广，总数达36066户。

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办主任姜斌表示，如此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对全省所有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这在我省历次对“小金库”的专项治理中前所未有。

情节严重要摘“官帽”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省纪委还要求，要防止在处理处罚过程中出现重检查、轻处理，重财务处理、轻组织纪律处理的倾向；更要防止搞“法不责众”、“下不为例”等轻描淡写的做法。

各地要迅速抓一批“小金库”典型案件，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金额巨大的，既要收“钱袋子”，也要摘“官帽子”，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要继续鼓励群众监督，畅通举报渠道，认真落实“小金库”举报奖励制度。

特点

在这次专项治理中，“小金库”呈现以下特点：

被查单位 教育系统比率很大

从发现“小金库”的单位来看，教育系统发现的“小金库”占相当大的比率。

存在形式 账外设账公款私存

从“小金库”存在的形式看，有的账外设账，有的公款私存，有的设在下属单位，形式多样，隐蔽性强。

资金来源 乱收费乱罚款摊派

从“小金库”的资金来源看，主要包括采取截留国家或单位收入不入账，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以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财政资金，采取虚报项目、虚开发票的方法套取有关专项资金等。

资金用途 吃喝玩乐请客送礼

从“小金库”资金的使用来看，有的用于吃喝玩乐、请客送礼；有的搞小团体利益，私自发放奖金福利；有的供个别领导人挥霍享受；有的将“小金库”资金向外借贷，从中收取定额利息，甚至贪污挪用、集体私分等等。

“小金库”的5%重奖举报人

这次的清查行动鼓励群众举报，并按照举报查实的“小金库”数额的3％-5％对举报人实行奖励。

在专项治理工作期间，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338件，目前，已全部进行了核查。下一步，各级治理机构将根据对举报线索核查的情况，认真兑现对举报人的奖励。据悉，全省检查发现的“小金库”中，已有225个进行了整改或受到处理，占清理出“小金库”总数的83.6%，已追究有关人员党纪、政纪处分15人，行政处罚18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1人。其余“小金库”问题及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整改和处理中。

典型案例

1.农业局长被追刑责

金额：1618万元

单位：化州市农业局

经查，莫冠佳1999年2月任化州市农业局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2002年2月至2009年1月任局长。

在此期间，莫冠佳授意有关部门虚报项目、虚开发票，套取扶贫、救灾等涉农专项资金；同时，私设项目乱收管理费，先后私设“小金库”6个，金额累计达1618.65万元。

上述资金，有的以福利、补助等名义被私分；有的以白条支付用于业务联系、业务接待等开支；有的被提取现金供莫冠佳本人使用。目前，莫冠佳已被化州市纪委立案查处，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套取环境污染专项治理费

金额：1361万元

单位：韶关市环保局

经查，1997年11月至2006年2月，韶关市环保局在时任局长陈应仕的安排下，通过下属公司，以综合评价费、运行维护费、技术服务费的名义，收取有关企业赞助费1054.1万元；同时采取截留、挪用、挤占等手段，套取环境污染专项治理费175万元，放入“小金库”。

“小金库”累计金额达1361.2万元。陈应仕被撤销局长职务，留党察看一年。

3.“小金库”给职工发通信费

金额：350万元

单位：珠海市路灯管理处

经查，自2004年初至2008年底，珠海市路灯管理处采取将业务设计费、招标资料费、房租等收入不入账等手段，截留资金私设“小金库”；同时分别在下属路灯所和灯艺公司私设“小金库”。以上“小金库”金额共计350.9万元，全部用于发放职工福利、奖金、通信费等。目前，管理处主任张炎新因同时涉嫌受贿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下属路灯所所长陈爱国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小金库”用于报销旅游费

金额：287万元

单位：广州市海珠区科技局

经查，2001年10月至2009年8月，广州市海珠区科技局违规保留应当清理撤销的账户，截留有关科技专项经费存入该账户，并多次违规向企业放贷收取利息，私设“小金库”，金额达287.63万元。“小金库”资金用于报销旅游考察费、餐费及其他办公用费。目前海珠区纪委已对该案进行立案调查。

5.局长撤职罚款4万

金额：115万元

单位：恩平市气象局

经查，2006年3月至2008年底，恩平市气象局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采取虚开或扩大防雷工程材料发票、防雷工程施工收费，收取防雷工程款不入账等手段，先后套取资金共115万多元，违规设立“小金库”，用于发放干部职工奖金和福利补贴，先后3次共发放83.1万元。目前，该局局长陈英梅被撤销局长职务，并处罚金4万元，“小金库”资金已全部收缴。

6.正副院长联手建“金库”

金额：101万元

单位：东莞交通规划设计院 经查，2002年3月至2004年10月，张炳芳任该院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期间，指使会计谢某，采取将收取的部分工程款及外单位的图纸复印费不入账等手段，截留资金27.5万元，私设“小金库”。2005年至2008年期间，院长郦铃福指使谢某等采取签订虚假工程合同的形式，先后套取资金74万元，放入“小金库”。“小金库”金额共101.5万元，主要用于平时请客送礼。“小金库”账目每两月核对一次，并销毁有关单据。目前东莞市纪委已立案查处。

7.截留学生膳食收入

金额：21万元

单位：罗定市围底中学

经查，2008年2月至2009年3月，罗定市围底中学采取截留学生膳食收入、隐瞒房屋出租收入等办法，违规私设“小金库”，金额达21.6万元，用于发放教师福利及请客送礼等开支。目前，该校校长张洪荣已被免去校长、党支部书记职务，因同时涉嫌贪污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此外，省纪委还公布了梅州市大埔县卫生局私设“小金库”案，潮州市人民广场管理处私设“小金库”案，佛山市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私设“小金库”案。

■新快报记者 余亚莲 实习生 吴炎娜 通讯员 粤纪宣

小金库案例—成都电子科大部分领导私分120万公款2008-07-05 12:19:10成都市成华区法院昨公审成都某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原院长、副院长等8人

案情：院长授意设“金库”，8人年年分“好处” 庭审：齐称大家很“辛苦”，这个分钱理由咋成立

一声叹息：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这是何必

2004年11月9日，成都某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原院长（左一）等八人私分国有资产一案，今日在成华区法院开庭。

中广网北京11月10日消息 通过开会讨论的方式，电子科大继续教育学院原院长、副院长及科室负责人等8人将120万余元巨款瓜分！昨日，8人被控私分国有资产一案在成华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级别最高的原院长贾某当庭承认错误，称自己“负有领导责任”，私分的100多万属于乱收费。

院里开会，决定私设“小金库”

昨日上午，成华法院对该案公开开庭审理，8名被告人被法警带上法庭。由于同一大学的8名相关负责人站在被告席上一起接受法庭审判的案例极为罕见，前来旁听的群众特别多，公诉机关也特意安排了3名检察人员出庭。

庭审开始，公诉人当庭指控了8人的犯罪事实：2001年，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二级财务被取消后，有的职工开始向时任院长贾某抱怨。在一次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贾决定将设立“小金库”为大家发放奖金。有了院长的授意，此后，该院自考办、成教科等相关业务部门，收取的学生报名费、再补考费等便截留一部分纳入学院的“小金库”，由副院长薛某亲自保管。逢年过节，或是遇上期末放假，院长和大家通气后便开始按级别“分红”。

检察机关查明：从2002年1月至今年5月期间，贾等8人将购书回扣费、学生报名费等各项费用共120万余元截留，其中贾和薛各分得现金23万余元，其余人员分得12万余元至5万余元不等。

院长认错，交代分配比例

最先接受法庭审判的是原院长贾某。“大家都很辛苦，包括晚上、寒暑假期间都在利用休息时间加班，我才将钱发放给大家作为辛苦费、加班费„„”贾某先吐露了一番他的“苦心”。但他承认，学院所收取的学生报名费、自考费等都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也没得到学校的准许，“我们确实是在乱收费！”对于私分的数额，贾回答审判长：“大概是那么多嘛(指120万余元)！”但他随即又为自己辩解，其中有的费用是可以发放的。贾向法庭交代了一伙人分配的比例：院长三成多，科长、主任二成多，一般工作人员一成。“我对此事负有领导责任，我承认我的错误！”贾请求法庭从轻判决。

有的被告：一个劲地说“辛苦”

调查中，其余被告人有的称自己从未参加过分红会议，有的则一个劲地诉说自己的“辛苦”“奉献”„„庭审持续到下午6时过，法庭宣布将择日宣判。

庭审结束后，办案人员向记者披露了该案查处的全过程：今年5月，成华检察院反贪局办案人员在查办成都某大学教材处教材科科长胡某涉嫌贪污一案时，从中发现一重大线索——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存在收受教材回扣款的行为！办案人员很快查实，该学院将书商的购书回扣款纳入了学院的“小金库”，几名嫌疑人相继落网。对于8人的落网，该案的公诉人员表示“特别遗憾”：8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一名副院长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们都为继续教育作出了贡献，却因为法制意识的淡泊而 走上犯罪道路，“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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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小金库”的主要方法及案例(刘闽莉)http:///yacz 2009-08-11 15:03:24 来源:北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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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处“小金库”的切入点

查处“小金库”需要对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部门职责、行业特点、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等进行综合分析，与有关人员进行座谈了解，作出系统性判断；再对单位的财务管理状况、会计核算情况以及财务收支数据、业务数据和业务活动进行对比分析，来判断这个单位是否有私设“小金库”可能，哪个部门有可能设置“小金库”，确定检查“小金库”的突破口。这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需要掌握一些检查的技术方法。

（一）从检查收入入手。首先摸清被查单位机构设置及职能；收入项目、来源及收取方式，摸清所有收入的来源渠道和环节。其次，对已有的收入项目和可能存在的收入环节，就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要逐一核实，判别真伪。这是一种完整性的检查，主要针对截留收入式设立“小金库”的检查。

（二）从检查支出入手。首先分析支出项目增减变化情况，看有无异常现象。其次，重点核实如下支出项目：一是核实租赁费支出的真实性，对车辆租赁费、房屋租赁费等大额租赁事项，要分析必要性，并对可疑事项现场核查。二是核实维修费支出的真实性，对大额房屋、设备等维修，要分析必要性，并现场查看。三是核实劳务费支出的真实性，对劳务费支付给有关单位的，延伸到劳务单位进行核实；对劳务费支付给个人的，与本人进行核实。四是核实会议费支出的真实性，重点查看会议通知、会议纪要、与会人员名单等资料，必要时到宾馆饭店进行核实。特别对大额、整数的支出发票要重点追查。这主要是针对虚列支出式、套取式或者叫骗取式设立“小金库”的情况。

（三）从检查对外投资入手。从签订的合同入手，检查对外投资是否分配收益，其收益是否完整入账，对外投资是否收回，有无已收回投资不入账，但仍在法定账簿上长期挂账的现象。另一方面，查清非投资类会计科目如：“其他应收款”、“应收账款”等往来帐，是否存在具有投资的性质，追踪其收益的收回情况，审查有无私设“小金库”现象。

（四）从检查票据入手。包括收据、支票和发票。检查收据主要是针对截留收入式设立“小金库”的检查。检查发票主要是针对虚列支出式设立“小金库”的检查。

（五）从检查银行账户入手。要求被查单位提供所有银行账户及批准开设银行账户的文件。重点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核查银行账户的个数。二是核查对账单余额和会计账面余额是否一致，银行对账单上的每笔业务与单位银行存款账是否一一对应，摘要注明的资金流向是否相符，发现可疑应延伸到所属银行进行查询。

（六）从延伸检查下属及往来单位入手。了解被查单位下属机构设置、管理体制、财务体制、经济业务往来等情况。延伸审查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下属单位上缴收入是否汇入大账；二是被查单位委托下属单位和往来单位代收的各项收入是否入大账、是否全额入账；三是下属单位是否存在报销上级单位费用的情况；四是关注往来款，特别是一些长期挂账或异常的往来款项。主要是针对转出转回式设立“小金库”的检查。

（七）从检查固定资产入手。以单位固定资产处置为例，通过对“固定资产”明细账反映的残值收入进行分析，若有残值收入的物资报废而在账上未作记录的，则有可能将残值收入存入了“小金库”。对单位的门面固定资产，要检查是否出租，其收入是否设立“小金库”。

另外，有必要对出纳和会计人员的交接记录、单位的办公会议纪要、党组会议记录、收发文登记、工作总结进行检查，寻找蛛丝马迹。

五、查处“小金库”的方法

针对“小金库”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查处难度较大等特点，各地在清理检查时，要注意从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使这次清理检查工作，做到查深查透，取得成效。根据审计工作的实践看，主要有以下一些基本方法：

（一）收入核实法。

全面了解被查单位的行政管理、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情况，尽量掌握其各种收入的来源，以利于确认是否全部收入都已入账，核对报表与收入总账、明细账是否相符，重点核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各类协会、学会的收入、投资分利、房屋租赁收入，出售低值易耗品、材料、废料收入等是否入账；审查有无非法收入或用不合法票据收费，有无截留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

（二）突击盘点法。

对于私设“小金库”的部门来讲，除保管困难外，现金是使用起来最为方便、最为便捷的。对这种形式的“小金库”，实践中比较有效的检查方法是突击盘库。对于盘点，一定要掌握好时机和对象，盘库前要根据对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部门职责、行业特点、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等进行的综合分析，进行周密安排，根据掌握的线索资料，准确判断资金存放的地点；盘点时要注重两个结合，一要与清理收费票据、现金支票、空白支票和转账支票存根、作废存根等资料结合起来；二要与保管的实物资料相结合。盘库时注意保险柜中保管的房产证、土地证、有关资料证明、笔记本、信封、钥匙等实物资料。当判断现金会存放在多个保险柜时，应安排几个盘点小组同时进行。如果发现账款不符现象，应追查到底，查清原因。对于存放于保险柜的存折、存单，不管是单位户或是个人户，都要进行深入查证，确定是否属于“小金库”。对一个单位所有的办公室要逐一查看，凡是上锁的保险柜及其它柜子均要打开查看。

（三）支出追查法。

通过审查各项开支，检查是否有虚报冒领款项转做“小金库”的情况，特别注意审查白条抵库、大额和金额较整，有规律的支出，必要时延伸到关联单位。盘查实际支出，账面列支数额与实物的单价、数额是否相符，看有无报支发票而无物资，有无以购代领虚列支出的情况。

查账时要注意两种倾向的账目。一种是记录混乱，账证不符，账实不符，记录不完整，收支凭证内容不合法，手续不健全，甚至有涂改、挖补、伪造的凭证等。账目混乱，就容易发生账外“小金库”，乱中舞弊。可运用核对法，进行账实核对，明细账与总账核对，证实问题的存在。

另一种是记载很规范的账目，账面上毫无违纪，甚至连招待费都很少。这类账可能是假账，假账背后往往就有账外账或“小金库”问题。检查方法同查混乱账目相同，但重点是发现账外收支项目，如账外凭证、账外物资等。

此外，还要注意账面上违反常规的奇异问题，包括奇异的数字金额，奇异的时间、地点，奇异的收支事项等，例如账面上有司机工资支出而没有车辆购置费、维修费、油料费。没有生产经营项目的单位出现了生产经营费用、无建筑项目而发生建筑材料购置，应该由承建企业提供发票而在税务部门代开劳务发票报账等，这些奇异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贪污或“小金库”问题。

（四）账户检查法。

即从审计单位的银行存款账户入手，查找账外账。通过查阅被审计单位提供的所有银行账户，把握其开户的总体情况，以确认资金的完整性。通过核对银行对账单与被审计单位的银行账以及账户之间的收付款项，来查找线索。尤其要注意银行对账单已收已付且收、付金额相等，而单位未入账款项等问题。

（五）票据抽查法。

发票和各种收据是单位经济活动的具体反映。在清理检查过程中首先要审查各种收费票据的购买、领用、缴销登记薄和收据存根，并抽查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存根及其反映的内容、金额是否真实、完整，开出的收据是否及时、全额入账。支出发票特别是专款支出票据反映的内容和收款对象是否真实，有无虚构支出、套取现金、转移资金的行为。

（六）投资追踪法。

对被审计单位的对外投资、资产的出租、出借等情况进行核查，检查其资产是否无偿提供他人使用，收入是否入大账。

（七）挂账调查法。

对被审计单位的往来账、结余资金进行追踪检查。特别是对往来款项数额较大的有关单位和有上缴款项的下属单位、派出机构，要有重点地进行外调，从中发现被审计单位收入不入账、私设“小金库”的问题。

（八）外围突破法。

检查“小金库”，仅从被查单位账目上难以发现，一定要对有疑点的收支项目分类排队，采用抽样延伸的方法，追查到其下属单位、被管理单位、被收费罚款单位以及发生业务与资金往来较多的单位。还可以采取发函查询的方法，使被查单位存在的收入不入账，虚列支出，虚拨款项等问题原形毕露。此外，从被查单位还可以直接获取其上级主管部门、收费罚款单位、相关联业务单位私设“小金库”的有关证据。所以“小金库”这个堡垒是最易从外围攻破的。

（九）审阅相关资料法。

一是审查会计凭证后附的原始凭单，考究其真伪。二是审查合同、协议，特别注意保证金和押金的情况。三是查阅被查单位的会议记录，因为会议记录往往能反映一些单位违纪违规问题的蛛丝马迹，可以通过审阅会议记录来获取一些问题的线索。四是查阅会计人员交接记录。会计人员交接记录是非常重要的检查证据，能够记录交接过程中涉及到全部会计账簿、资料等真实情况。认真检查历任会计、出纳人员的交接记录，可能会发现违法乱纪问题的线索。

（十）分析比较法。

一是对单位的财务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二是对同一类型的事项进行比较，如果存在差异，分析差异存在的原因，从而发现存在的问题。要注意被查单位历年在对待同一件事的处理上是否一致。比较分析可以利用计算机来进行排查。通过对计算机数据的筛选、分析，能有效解决数据量大、流程复杂、时间紧等难题，提高检查效率和检查质量。

（十一）现场勘察法。

主要到被检查单位办公场所进行实地查看，观察办公场所有无闲置租赁、电梯间有无移动传媒广告、通讯机站等情况，按照目前市场运作机制，这些情况都可能为被检查单位带来额外收入，尽管这些收入可能比较少，但这些收入往往能成为发现“小金库”的重要线索。如成都市某区环保局门面出租收入位入账私设“小金库”。

（十二）利用举报法。

在开展“小金库”的检查时，公布“小金库”检查线索举报电话和通信地址（包括电子邮箱地址）也很重要，一旦收到“小金库”举报信息，检查组应对举报信息的真实程度进行初步判断，重点对举报涉及的有关人员、资金流向进行调查，参考“小金库”举报信息进行实质性测试，可以提高检查的针对性。

（十三）“群众路线”法。

在清理检查“小金库”工作中，要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争取知情者,然后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进行详查。特别要注意做好业务骨干和会计人员的工作。会计人员对本单位经济业务最清楚,有些单位“小金库”的资金就由他们经管,而且极大多数会计人员对私设“小金库”是违心干的。所以要注重做好这部分人的思想工作,尽量少走弯路。如成都市某县林业局造假工程劳务费支出，套取资金形成“小金库”。

六、“小金库”案例

1.某教育事业单位（收入不入账，盘点现金库发现“小金库”）5400多万元。

2．某厅计算机中心（虚开低值易耗品、计算机配件发票套取现金）100多万元。

3．某厅工会（利用工会银行账户，设置“小金库”）200多万元。

4．某党校（对外办学收入不入账，设置“小金库”）680多万元。

5．某教育事业单位（规避政府采购，采购教学仪器设备，收取回扣设置“小金库”）1100万元。

6．某县林业局（虚开工程清单套取现金，设置“小金库”）500万元。

7．农水局开设多个银行账户，收取返还的财政专项资金私设“小金库”1400万元。

查处 “小金库”的基本方法 于赞军

2009-07-09 湖北省襄樊审计局

近些年来，湖北襄樊市审计局把审计中揭露、查处被审计单位的“小金库”作为审计一项重点工作和衡量审计人员工作质量的重要内容，收到了好的效果。他们查处“小金库”的基本方法有五个方面。

方法一：突击盘点库存现金。在初步了解被审计单位现金存放地点和财会人员的前提下，在被审计单位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对库存现金进行突击盘点。让出纳人员把保险柜内的所有资料拿出来清点，发现问题立即追查。如他们在盘点某局的库存现金时，从保险柜中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中夹有三张未入帐的现金进帐单，金额30多万元。审计人员根据这一线索查出该单位将收取投标单位预交的管理费119万元，单独在银行开设一个活期储蓄存折户，放于帐外进行收支的违纪问题。

方法二：全面核查票据存根。首先检查票据购买登记簿，核对被审计单位提供的票据是否完整，有无缺本或缺号;核实票据存根与会计记帐联是否相符，看开出的收据是否全部入帐。如他们在审计某单位时，通过核对收据存根与会计记帐的收据，发现该单位提供的收据不全。审计人员通过跟踪审计，查清了该单位将收取的部分房屋租金收入56万多元放在帐外，用于发放奖金实物等违纪事实。

方法三：认真查阅公文资料。被审计单位的会议记录或者相关的合同资料，可能掩藏着一些与“小金库”有关的信息，审计人员在审计时要认真查阅，不能小视。他们2008年在审计一个行政单位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以一份承包合同为突破口，查处该单位私设的长达四之久，金额33.74万元，用于发放干部职工春节补助和干部子女就业补贴的“小金库”。

方法四：重点跟踪往来款项。审计中，要重视对被审计单位往来帐以及与本单位工会、食堂等部门往来事项的调查核查，因为这些都是可能存在“小金库”的重点环节。如他们审计某商贸企业时，发现一笔公司财务与公司工会较大的资金划转业务。审计人员顺藤摸瓜，查清了该单位几年前将公款用于储蓄的部分利息32.94万元，直接从银行划到工会帐户、用于职工福利的违纪行为。

方法五：注意把握核算疑点。主要是检查被审计单位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是否有与现行会计核算办法不一致的地方，从中发现线索，找出疑点，寻求突破。这种方法对于审查那些会计基础较为薄弱的被审计单位是比较适用的。如他们在审计某学校时，审计人员针对该单位会计核算基础薄弱、会计资料不全的情况，从对帐、试算平衡入手，发现该校经费超支10万元无来源弥补，就追根求源。结果查出该校将四年间收取学生的书费103.53万元、补课、治安、勤工俭学等杂费14.47万元,设立两套帐外帐的严重违纪问题。

五百万元“小金库”查处始末 康成兵 王玉云

2009-07-23 淄博市博山区审计局

近期，淄博市博山区审计局根据工作安排对某差额事业单位原主任进行了离任审计。经过审计，查处了该单位领办的民办教育学校存在时间长达3年之久、资金高达500余万元的“小金库”。在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城内居然存在设有金额如此巨大的“小金库”单位，作为物价、财政、教育和审计等监管部门，必须认真总结，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切实维护大众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资财的安全完整。

审前调查 确定重点内容

通过审前调查，审计组了解到该单位在开展日常工作的同时，领办着一所于1998年经审批成立的民办教育学校，学校无偿使用着该单位的教学楼等固定资产，其财务实行独立核算，收费资金缴存区财政专户，该单位的负责人兼任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原负责人任期长达12年，期间一直未接受过审计。另据外界反映，2008年学校收入资金总额近200万元。审计组根据以上审前调查掌握的情况，编制了科学详尽的审计实施方案，确定在完成该差额事业单位审计的同时，重点延伸审计学校，检查其收费资金的收支及管理情况。

认真审计 发现问题线索

审计组根据审计实施方案确定的审计范围、重点，在完成对该单位的审计后，重点延伸审计了学校。在审计之初，该单位和相关人员对其所提供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了审计承诺，审计承诺书表明，学校设有经费帐和生活费帐两套帐目。

审计人员首先通过检查两套帐目的会计报表和帐簿，印证帐面收入数是否与审前调查掌握的情况相符。经确认，包括培养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等所有收费项目在内，学校2008年总收入与外界反映的情况大体一致。接下来，审计人员分头对两套帐目的会计凭证按进行仔细检查，重点是收费收据和支出凭证。在检查过程中，审计人员发现两套帐目中收入类记帐凭证后所附的收费收据，有的是财政部门规定使用的非税收入收据，有的是五花八门的自购收据，显得非常混乱。审计人员不动声色，重点对自购收据按种类、开具时间、收费内容和金额进行了详细记录，以备检查收费是否全部入帐时进行对比。同时审计人员发现，支出项目所使用的原始单据也是五花八门，有合法的正规票据，有付据，更多的是不合法票据(白条等)，其中特别引起审计人员注意的是存在个别自制表格发放补助事项，虽然签署的领款人姓名不同，但笔迹一致，存在作假嫌疑，对此，审计人员有重点地作了记录。

在突击盘点库存现金时发现，该学校在审计截止日的经费帐、生活费帐帐面现金余额合计为30余万元，出纳员处实有库存现金数仅千余元，在剔除借条和未入帐的收入支出等调整因素后，相差20余万元，出纳员解释这些资金以储蓄存折的形式存放，保管于其家中。检查工作进行到此时，已是中午下班时间，审计人员同意出纳员下午上班时提供该存折。下午上班后经审计人员多次催促，出纳员才在1个半小时后，提供出该储蓄存折。经查看，该储蓄存折的余额与上午所确定的相差资金数额完全一致，并在当天发生了两笔存入业务，分别为5万、14.7万元，很明显这是突击存入。审计人员分析，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其原因不是个人挪用后归还就是从单位所设的“小金库”中转入。经询问，出纳员个人因急事暂时借用，现在已全部归还，并恳求审计组不要作为问题处理。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呢?如果成立，出纳员就存在挪用公款的问题。审计人员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后，决定不打草惊蛇，确定下一步的工作是结合以前的有关记录核对该学校的收费收据入帐情况，以此作为突破口，对问题进行验证。

虽然学校所提供的收费收据存根种类很多，数量很大，但审计人员丝毫不敢懈怠，其中一名审计人员因长时间伏案工作导致眼睛充血疼痛愣是没请假，仅仅通过几滴眼药水坚持带病工作，等到周末休息时才赶到医院治疗。经过认真艰苦地核对，审计人员发现：有几本收据中有一些存根竟被撕去，财务人员则根据汇总数另开具收据入帐，另有相当一部分收据存根尚未提供。那些收据存根为何要被撕去?汇总数是否真实完整?既然帐面上的库存现金数经核对已与实际数“完全一致”，却还有收据存根未提供，那么该单位不是设有“小金库”，就是存在贪污等更严重的问题!线索已经掌握，只待突破查清问题。

一追到底 问题真相大白

根据线索，审计人员立即向学校再次索要全部收据存根，但其财务人员却矢口否认并书面承诺没有其他收据存根及会计资料，并解释之所以撕去收据存根，是管理混乱所致。事不宜迟，审计组项目负责人连续2次找到了该单位现任负责人，进行了严肃认真的交谈，并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该学校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无话可说，不得不交出了“小金库”帐目及剩余收据存根，资金结余上百万元，以存折形式存放。正是因为学校“小金库”与经费帐、生活费帐资金的长期混合使用管理，才出现了出纳员突击存款补齐库存现金数额的问题。审计组将审计情况向局领导汇报后，为避免出现会计资料被销毁的现象，局领导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审计组由就地审计改为调帐审计，把所有的会计资料带回审计局，并对学校的“小金库”现金储蓄存折暂时保管，为彻底查清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校财会人员的配合下，审计人员经过连续几天的审查、核对、登记、汇总等工作，最终查明，学校为逃避物价、财政及主管部门监管等原因，于2005年下半年起设立了“小金库”，截至2008年年底，会计、出纳2人共管理“小金库”帐目4套，期间交叉使用多本收费收据，导致财务管理比较混乱。3年多来，该学校通过擅立项目收费、虚列补助资金支出、转移隐匿收入等方法将大量收入资金存入“小金库”帐内。自设立至审计截止日，“小金库”总收入550余万元，其中擅立收费项目取得违法收入220余万元，数额如此之大的“小金库”在博山实属罕见。

剖析案例 必须标本兼治

博山区审计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该学校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处罚。审计项目已顺利结束，但审计人员的心情却久久难以平静，感慨很多：

首先，该“小金库”之所以能够被顺利查处，得益于局领导及时正确的指挥调度与审计人员专业务实、敢于执法的工作态度。

审计组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公款私存、突击存款、收据存根残缺及其他“小金库”线索时，都立即向局领导作了汇报，局领导也及时地作出了正确指示，为下一步和最终做好工作奠定了基础;经审计人员最终落实，该学校在收到审计通知书后，为避免暴露“小金库”踪迹，曾将法定帐中与“小金库”有关联的收费收据换掉，后又考虑到与开具给上级单位的收费收据不符，又将其换回，结果漏掉的一份收据恰巧被细心的审计人员发现，为揭开该单位“小金库”的神秘面纱迈出了关键一步。另外，审计人员在发现疑点时坚持原则、敢于执法也是做好审计工作的保证。

其次，“小金库”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是学校的主要领导及财会人员财经法纪意识淡漠、心存侥幸所致。私设

“小金库”，其目的是为了逃避物价和财政部门的监管，没有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果，更没有考虑到审计部门会与其“较真”。因此，加强对类似单位领导及财会人员的财经法纪教育，增强其自律，很有必要，也很迫切。

第三，“小金库”之所以较长时间地存在，也与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审计部门力量不足、监督覆盖面受限有关。物价、财政和教育部门，均对其实施日常业务监管，但没有发现问题，这说明其监管力度还需要强化;该单位原负责人任职12年间一直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审计监督，直到离岗进行离任审计才发现存在这样大的财务问题，这不得不引人深思：有计划地开展领导干部任中经济责任审计，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云南审计直捣“小金库” 收缴466万元严处29人

2009-11-27 春城晚报

私设“小金库”一直是云南省审计工作的重点。25日，云南省审计厅在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对2008省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了汇报。对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审计查处问题的整改中，省纪委对2007审计发现的私设“小金库”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已收缴“小金库”资金466.7万元，督促相关州市处理责任人29人，其中给予行政问责22人。永德县发展和改革局私设“小金库”涉嫌个人职务犯罪的问题已移交司法机关查处。目前公安机关已将审计移送的1起案件、2起线索立案进行查处。

热点难点

欠缴欠拨社保费突出

此次对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汇报的还涉及2007全省5项社会保险基金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现已将整改情况列为2009年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自查自纠检查验收的一项重要内容。

部分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15.1亿元、14个州(市)未足额安排社会保险费4.3亿元的问题，已整改4463.1万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正在组织对破产企业欠费情况进行清理汇总，待结果出来后报政府批准核销。目前，因企业经济效益欠佳，地方财政困难，导致欠缴和欠拨社会保险费问题整改困难，是一个全国性的难点问题。

省本级和5个州市出借的失业保险基金410.1万元至今未清收完毕的问题，已整改58.6万元。其余问题还有：省人力资源中心等的111.2万元已承诺筹资归还；昭通市的30万元已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曲靖、临沧等的210.3万元已上报当地政府，待批复后核销。云南民族大学等4所高校未按规定为572名合同工办理养老保险、685名合同工办理医疗及失业保险的问题，各校正在办理中。

资金管理

移民扶持金到位率低

审计调查全省2006年下半年至2008年一季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查出资金到位率低、部分县未完成移民人口登记和兑付资金等问题，已在随后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工作中进行了纠正；对于我省已搬迁人口和在建工程规划搬迁人口低于国家核定指标，移民人口在核定之后仍存在漏报，后期扶持政策、配套政策亟待完善等情况和建议，已提供相关部门并得到了采纳。

审计调查我省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费征收政策执行情况的结果，省政府针对存在的问题，重新修订了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费征收政策。在财政支农专项资金、低温雨雪冰冻救灾资金和物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以及汶川、盈江、会理地震我省救灾及捐赠款物审计或审计调查中查出的问题，相关地方和单位已整改完毕。

2008年省级预算查出问题整改报告显示1.1亿元税费已催缴入库

从明年起，《云南省省本级部门决算批复暂行办法》开始启用，省财政厅建立了部门决算批复制度，开展省级部门决算批复工作。昨日，省审计厅厅长尹建业在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对2008省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了汇报。

严格审批3000万贷款还银行

省财政厅明年按制度开展省级部门决算批复关于未按规定批复部门决算的问题，省财政厅已制定《云南省省本级部门决算批复暂行办法》，建立了部门决算批复制度，将从2010年起，开展省级部门决算批复工作。

关于省级预算单位财政结余资金管理政策执行不到位的问题，省财政厅将采取结合财政信息一体化建设，通过信息技术解决结余资金管理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同时，对可能产生的专项结余进行预测，加大统筹安排使用力度；督促各部门对沉淀在账上的资金进行清理；以及组织人员对各部门的结余资金情况进行清查4项措施。

关于省煤田地质局抵押贷款审批事项缺乏风险控制的问题，省财政厅加强了对该事项的后续监管，该局抵押贷款3000万元已归还银行，下一步将逐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严格资产审批管理工作。

规范征收1.1亿税费催缴入库

关于减免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省地税局已制定整改方案，具体由税政、征管部门把关，明确所有的减免税必须按月申报减免税金额，并把这项工作列入对基层的考核内容；制定对备案类减免税企业的定期检查制度。

省地税局直征分局1.1亿元税费未及时入库的问题，已全部催缴入库。对于延期缴纳税款征收管理不规范的问题，省地税局已征收入库161.4万元，其余399.6万元因涉及的企业处于破产、停产、半停产状况，一时难以缴纳。同时，该局正在研究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对延期缴纳税款的监督检查工作。

应缴未缴6单位已整改完毕

9个部门预决算编制不完整，决算报表少反映所属单位的收入、支出和资产14.6亿元的问题。目前，9个部门已进行了整改。6个部门和单位应缴未缴财政收入5566万元的问题，其中5个部门已按审计决定整改完毕。

4个部门和单位扩大开支范围、用于职工福利等各种支出5760.7万元，有3个部门和单位已整改完毕，云南农业大学将工资福利支出列入待核销支出5665.1万元的问题，该校已整改2927.2万元,尚有2737.9万元承诺在2012年以前进行逐年消化。

固定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已完工基建项目未及时办理竣工决算并记入单位固定资产账、资产账实不符、未经批准处置或购置固定资产、违规办理政府采购事项等问题。涉及的12个部门已采取下列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8个单位应缴未缴税费192.5万元的问题，有6个单位已整改完毕，云南民族大学后勤服务产业有限公司、云南农业大学后勤集团正在办理社会保险费的补缴手续。

叫停集资学生公寓楼停建

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向职工集资建设学生公寓楼，累计集资1123.6万元的问题，目前该院已停止了集资活动，目前正在清退集资款，承诺在2010年底前清退完毕。

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未及时返还旅行社质量保证金259万元、利息82.8万元的问题，目前返还工作还在进行中，承诺年底前返还完毕。

另外，3个单位结余资金未纳入预算统筹安排522.4万元，7个单位在往来款中列收列支2706.2万元，4个单位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4个单位应缴未缴财政性收入430.7万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在单位成本费用中列支员工带薪休假机票款107.7万元等问题，相关单位已整改完毕。

账务清理办公楼租金缴财政

省粮食局及其下属单位决算报表编报不完整的问题，该局已对涉及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等进行了清理，将按规定规范会计核算，并完善决算报表；对于自行划拨资产2096.3万元，已收回划拨的资产并作了调账处理。

省国资委将项目支出121.8万元挂在往来账核算，办公楼租金等收入192.8万元未按规定及时上缴财政的问题。该委已对项目支出121.8万元挂账进行了账务调整，未上缴财政的租金收入192.8万元，已上缴省财政。

■群众监督

省级12家单位试点推进预算公开透明

今年省审计厅选取了省级12家预算单位作为试点单位，要求在单位内部公开部门预算编制、人员、车辆等基础信息以及预算执行情况，推进单位财政资金管理的群众监督，逐步做到反映政府总体预算收支情况的全面公开，推进预算公开透明。

在昨天对省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中，针对547个扩大内需项目跟踪审计查出问题，目前审计厅正组织全省审计机关开展对后续扩大内需专项资金的跟踪审计。

对于本次审计的56条政府二级收费公路的债务余额锁定情况，将作为2012年我省取消二级公路收费时，上报中央的政府还贷二级收费公路债务情况的基础数据之一。对于审计核减的工程价款9.2亿元，涉及的单位已进行了事实确认，承建方和施工方将根据审定金额办理决算；对于个别项目存在挪用建设资金、挤占建设成本等问题，审计决定执行期未满，正在整改。26个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有18个项目已全部按照审计决定整改完毕。目前，已按审定金额执行核减建设成本5.6亿元，已促进资金到位1144万元。昆钢大红山铁矿等8个项目尚在法定的审计决定执行期内，正在整改。

14名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查出违规出借财政资金1992万元的问题，已按审计要求收回了1651万元，另有341万元已用于解决国企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难以收回。

会计集中核算下“小金库”的审查方法 谭敏

2009-07-15

随着会计集中核算制度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推行，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归集到财政部门核算中心统一核算管理。有了会计核算中心的把关，一些不合理的开支被拒绝报账支付，于是，一些单位的“小金库”问题有所抬头。

要查出“小金库”，审计人员要充分了解被审单位，包括查阅以前的审计档案，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职能、内部控制及财务状况，分析被审计单位的事权和财权，掌握该单位业务流程和资金流程的基本规律等。

———对资产进行监盘。审计人员要现场对被审计单位各种实物资产或现金、有价证券进行盘点，并适当进行抽查。盘点库存现金要注意突击性、现场性、彻底性。要求被审计单位财务人员对库存现金进行盘点时，审计人员要现场监督库内所有现金、支票、票据和有价证券等全部资料。“小金库”资金一般以存折的形式存放在单位保险柜中，一定要彻底清查。对盘点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情况要追查到底。监盘实物资产过程中，要观察其实物形态、新旧程度，判断其价值与账面是否相符。对实物不存在的资产要查明原因，核实资产的所有权问题，然后追溯资金来源，同时注意是否有房产出租，租金是否入账等。

———对债权债务进行核实。在同一地区有业务往来单位的，审计人员可以到往来单位调查核实债权债务情况；不在本地的，可以通过函证的方式进行核实。核实债权要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回收资金未入账、出借利息收入不上账的情况；核实债务要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借入资金不上账的情况。

———核实收入的完整性。为了保证“小金库”的“安全”，某些单位往往会按收费项目不同，分别开具不同渠道领购的票据。但有时财务人员会因一时大意而出现“串开”票据现象，或者将应做入“账外账”的票据做入了单位财务账。审计人员要对收费票据严格审查。

另外审计人员不能死查账本，要注重账外突破。可以与被审计单位职工面谈，了解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职能，分析业务流程和资金流程的关系及内控的薄弱环节，查看有无承包收入和经营收入不入账等问题。也可以调查有关管理及服务对象，了解被审计单位有无用自制收据收费，甚至收费不出具票据等问题。

———审查支出的真实性。要对单位的财务收支和业务活动数据进行对比，认真分析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各项费用所占支出的比例是否恰当，人均费用支出水平是否与本地水平相符。重点关注项目支出和专项支出是否有虚列现象，与项目单位、业务往来单位的和下级单位的资金拨付有无异常情况。要关注大型费用支出是否虚高，特别是招待费、会议费、维修费、购置费等。要翻阅凭证，从原始票据中寻找蛛丝马迹，查阅有关会议纪要、工作总结、合同、协议等相关文件，有时甚至要从外围搜集证据找出“小金库”。（中国审计报）谈参加已实施会计集中核算后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审计活动的做法与对策

2009-12-03

在行政事业单位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制度是我国会计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是融会计服务和管理监督为一体的新型会计管理模式，它的推行对加强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规范财务支出行为，管好用好财政资金，杜绝腐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几年来，在中纪委和财政部的组织领导下，这一制度在全国逐步推开。目前，虽然各地会计集中核算的做法不尽相同，但其采用的主要形式和职责范围都相似：即：在一定的财政管理范围内，对纳入财政预算的本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所有纳入本级财政拨款的全部或部分事业单位，以及对通过财政预算和政府基金安排资金支出的事项，均纳入会计集中核算的范围;在这些单位不再设立会计机构和专职会计人员，只设置报帐员，单位的会计工作由会计核算中心代理，但单位的财务主体资格不变，资金的使用权、审批权仍由原单位行使和负责。这种制度的实施，有效防止了各行政事业单位资金使用上的随意性，进一步规范了财务管理行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种核算形式的变化也给内部审计工作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对内部审计工作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在这种会计管理体制下，我们的内部审计工作该如何开展?如何深化?等等。下面笔者就这些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的特点

㈠会计核算中心的集中性

在一定的财政管理范围内，所有纳入财政预算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以及通过财政预算和政府基金安排资金支出的事项，均纳入会计集中核算支付的范围。各行政事业单位不再单位开立银行帐户，由核算中心统一开立单一帐户，统一管理各单位的资金;各单位不再设立会计机构和专职会计，只设报帐员，由报帐员向会计核算中心申请支付;会计中心集中办理资金结算、集中会计核算、集中管理会计档案，全程参与会计监督，并及时向有关单位提供会计信息。

㈡各行政事业单位的的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不变

虽然各单位都不再开立银行帐户，但是各单位的资金所有权仍旧归单位，会计核算中心对各单位的财务收支采取“集中管理，统一开户，分户核算”的办法，单位的资金使用由各单位按年初的预算安排统一使用;单位的所有开支仍由单位领导审批，再经会计核算中心审核后入帐。

㈢会计核算中心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确保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条件。在会计集中核算制度下，会计核算中心是独立于各核算单位的一个法人单位，是一个独立的责任主体，它有自己的机构和编制，经费由财政拨款，受财政部门直接领导。会计人员的编制、组织、人事、工资关系全部转到会计核算中心机构，由其统一管理，从而改变了原来会计人员以单位管理为主的体制，保证了会计人员的独立性。一方面可以防止单位负责人对会计人员进行约束、控制甚至打击报复，消除会计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会计人员敢于监督;另一方面割断了会计人员与各预算单位经济利益联系，使会计人员个人利益不受单位经济状况的影响敢于对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进行监督，有利于会计人员依法独立履行职责。机构的独立和人员的独立保证了核算的公正性、合法性和权威性。

二、会计集中核算对内部审计工作的影响

㈠对内部审计对象的影响

1、从理论上讲，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制度只是会计核算形式的变化，而各单位的资金所有权、使用权、财务自主权和财务管理职能并没有发生变化，有关资金的筹措、分配、使用以及资产的管理等仍由原单位负责，会计核算中心只有会计核算权，只有审核监督权，有义务向会计单位反映会计核算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处理建议，但并没有最后的决策权，只有单位负责人才有最后的裁决权。因为，修订的《会计法》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为本单位会计责任主体，对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只是会计管理形式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单位负责人的主体地位。因此，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内部审计的对象并没有改变。

2、从实际来讲，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各单位的会计核算由会计核算中心的代理，中心具有对单位所有资金、帐务处理等业务行使服务、管理、监督等职能，并行使会计资料档案的整理保管及资金管理权，报帐员只负责经济业务的有关会计事项的沟通与传递，这种事权与监督权的分离，造成了内审对象由原来的单一的被审单位变为被审单位和会计核算中心两个客体，这就要求在内部审计时必须对核算中心同时进行审计。

㈡对内部审计内容的影响

由于各单位的日常核算都在会计核算中心进行，在内部审计时可减少一部分常规的内容，重点应是那些核算中监督不了或是监督不到的重大工程资金及重大项目资金。

但是，由于会计集中核算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会计代理制，会计核算监督与各单位的经济业务活动在时空上的分离，造成了核算中心会计人员与单位具体经济业务活动的脱节，因而会计核算中心无法对单位原始凭证所反映经济事项的真实性进行监督，这样就难免导致会计信息在源头上的失真。同时，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单位的一些违规违纪事项为了达到在会计核算中心顺利审核过关并报帐的目的，往往会想方设法完备有关手续，采用新的违规手法逃避核算中心的监督。例如：部分单位将房租费或其它途径取得的收入不缴入核算中心的统一帐户，不纳入统一核算范围，另设帐外帐或私设“小金库”;部分单位将本级的收入转入下属非集中核算单位的帐户，转移资金后私分等;部分单位利用核算中心不参与单位的经济业务这个空档，利用真发票假业务套取资金。而在会计核算中心审核报帐后，即将这些经济事项的会计核算处理融入了繁杂的会计核算业务当中，给经济业务的真实性、合规性审计带来了难度。这就要求在内部审计时，要根据单位内控制度的有效程度、会计核算中心人员的业务素质等具休情况，适当调整审计的内容和范围，必要时还要对没纳入集中核算的下属单位进行延伸。

㈢对内部审计程序和效率的影响

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的实行，造成实际上的内部审计对象由原来的单一被审计单位变为被审计单位和会计核算中心两个客体，这种制度的实行，同时也使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的物质运动与价值运动相分离，会计管理职能与单位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程度的脱节。这就要求对审计对象的事权与监督权进行并行的衔接性审计，以做到对一项审计事项在两个分离客体中的全程审核监督。具体内容有：

1、在制定内部审计计划和设计内部审计方案时，一方面要收集和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如内控制度，报帐员的业务流程、实物资产的存在形态及管理资料等;另一方面还要收集和了解会计核算中心的相关情况，主要有核算人员的业务分工、责任会计的职责履行情况及相应的会计资料等，目的是确定审计范围和重点。

2、在发内部审计通知书时要一式两份，送达被审计单位和会计核算中心，并且在通知书中应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修订的《会计法》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为本单位会计责任主体，对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只是会计管理形式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单位负责人的主体地位。但是由于会计核算集中后，会计资料的加工、整理，最后生成会计报表，提供会计信息，都由会计核算中心制作，因此，如果会计核算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掺进了杂质，出现了问题，会计核算中心负责人，以及负责会计核算的人员应有一定的责任，这也符合《会计法》的规定。

3、在审计实施阶段，要注重审计事项关系方的关系协调。一要做好被审单位和会计核算中心的协调，使报帐员和责任会计通力合作，以便把握审计事项的全貌和真相;二要做好审计组与被审单位、会计核算中心的关系协调，以使审计工作顺利进行。

4、在审计证据的签证上必须经过被审单位和核算中心的经办人员或责任人员的确认，并由被审单位和会计核算中心的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共同签字。

会计集中核算的实行，造成以上内部审计程序的变化，使得内审人员不能只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或者只对会计核算中心的帐目进行审计，对某一经济事项，必须同时对被审单位和核算中心进行审计，相互印证，而且，一般来说，会计核算中心和被审单位的办公地点不在一处，客观上会增加内部审计的成本，降低内部审计的效率。

㈣对内部审计方法的影响

1、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的实行，使得制度审计显得更为重要。由于在会计集中核算体制下，被审计单位掌握着经济活动的事权，而经济活动的价值监管“外化”于会计核算中心。会计核算中心一般只依据财务制度对被审计单位所提供的原始凭证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和有效性的审核，而不参与具体的经济业务，这样就使得对经济业务的物质运动和价值运动的全过程监管构成一定的脱节，产生业务边缘化。因此，实施制度审计，从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来鉴证经济活动显得尤其重要。

健全性是会计核算真实性的前提。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制度后，各单位取消了会计机构和专职会计人员，会计业务交由会计核算中心代理，财务管理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也“外化”于会计核算中心，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在进行内部审计时，既要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制度，又要查核算中心的会计制度，从制度上明确双方的责任，经济活动的财务责任由被审计单位负责，而会计责任应由会计核算中心和被审计单位共同负责。

有效性是经济活动真实性的保证。在内部审计时，针对行政事业单位收支的特点，对于健全性严重不足的环节可进行全面审计。而一般情况下，可采取抽样审计法且重点应在固定资产、专项资金和招待费等方面。

2、以前从帐户入手的审计方法的作用越来越小，对资金使用跟踪审计的方法将越来越大的发挥作用。由于各单位的资金由会计核算中心统一管理，单一开户，平时与开户银行的对帐工作出比较规范，在内部审计把银行帐户作为审计的重点已没有必要，而对被审单位的资金使用进行跟踪审计的作用在日益加大。

3、事前、事中审计将越来越重要。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一些单位的违规违纪越来越隐蔽，进入核算中心的会计资料表面上往往都是合规合法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内部审计必须及时，在经济事项的事前、事中进行审计越来越重要。

4、由于会计核算中心都实行了电算化，在内部审计时使用计算机审计已成为迫切需要。目前，大多数的会计核算中心都实现了会计电算化，在内部审计时，借助计算机这种现代化的审计手段已成为迫切需要。

㈤对内部审计风险的影响

会计集中核算的实施，使内部审计的风险大大加大。

1、固有的系统风险加大。就固有风险而言，事权与监督权的分离，事权仍由原单位掌握，具体经济业务的决策和执行仍在原单位，而会计核算中心只负责经济业务的资金支付和资金核算，也就是说会计核算中心拥有对经济业务的监督权，但是由于平时核算中心并不参与到具体的经济业务中去，无法使监督权真正落到实处，出现了管理上的空档，造成了监督的脱节，这种情况引发的审计对象二元化造成了固有系统风险的加大。

2、控制风险加大。就控制风险而言，作为审计组的分工若按对象单位设立，则切割了审计事项实物与价值两个方面，审计事项的对应性不佳;若按经济业务分，则跨越了两个行政组织，审计组织协调成本加大。无论哪一种分工方式，均会使控制能力减弱，风险增加。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篇5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隆重举行

2014年05月27日 16: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陈叶军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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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巨大理论发展空间和政策执行空间。

5月18日，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魏礼群主持开幕式，并发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旨演讲。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共设五个分论坛，分论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由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朱光明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社会治理旨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说。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指出，当前，社会治理缺乏顶层设计，社会治理各个部门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理顺政府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政府首先要带头讲诚信，政府公共价值是社会公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魏礼群表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政府善治就是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合作共治就是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基层自治就是要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社会法治，就是要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全民德治，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魏礼群强调，实现这个超大规模战略工程，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要求，始终坚持社会治理创新正确方向；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决破除各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需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既要从战略上谋划社会治理现代化，又要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新鲜经验；需要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高度重视继承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优秀文明成果，同时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善于学习借鉴人类治理社会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需要坚持统筹推进全面改革，加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其它各方面改革的配合性、系统性、协调性，以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崔亚东认为，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他以在上海和贵州工作中亲历的实际问题为例，阐释了公众参与、源头治理和法治保障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六项任务：一是要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二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三是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四要促进二次现代化的实现；五要解决托底的问题；六是必须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文奎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本质上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权责边界，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依法规范其行为，实现共治的格局。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所有政府行为必须依法有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教授围绕“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创新”问题发表演讲，他以在全国各地社会调研的第一手数据和研究为基础，指出了中国城乡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社区服务能力弱化和社区团体虚化的问题。认为社会建设是五大建设的最关键切入点，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台湾在社区营造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认为，恰恰是社会治理的力量让地方官员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坐下来探讨问题。当前智库应该为高层领导决策提供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础:第一是理念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带有批判性的理念；二是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层面的创新；三是经典案例的整理和启迪。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认为，我国政府目前普遍还是采用传统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但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传统模式一定会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研究治理问题必须要有全球视野，要放到一个全球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的国际框架中去考虑。“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应该是其必备的特征和要素。

广东省深圳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陈东平以深圳市的社会建设工作为例，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用三个案例说明了当前政府工作程序的繁琐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论证了深圳“织网工程”在以信息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意义。强调了深圳社会建设工作的四个着眼：着眼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眼于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着眼于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着眼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电子政务云计算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连樟文认为，信息化对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可以起到带动和引领的作用。可以用来作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技术路径，去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的创新。

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建设法治社会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静漪教授和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直属支部书记兼副院长赵秋雁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东进强调“依法施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实现社会保障良好治理的根本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林教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握四点：一是把握法治文化建设的规律特征：导向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法律性、背景上的文化性、过程上的长期性、受众上的实用性；二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三是推进全民守法；四是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教授呼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认为国家荣誉制度体现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品行肯定与贡献肯定的统一、以精神奖励为主导的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统一、时代需要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赵秉志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在当今国家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引领”要求社会管理者采取积极措施，正面引导社会的观念、文化等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引导民众自觉运用法治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保障”则要求社会管理者针对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不断的夯实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保驾护航。

论坛上，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力伟，黑龙江省哈尔滨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锡东升，江苏省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书记、市作风办主任唐健，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主任宋庆华，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美容美发化妆品商会会长吴茜，先后分享了《以大庆市十年改革实践为范例——论公安改革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大力推行“两种模式”，深化社会治理基层平台建设》、《“零障碍”工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冲突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与技能帮教》等实践经验。

知名社会学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谢志强教授做精彩点评。他认为这些实践探索体现了问题导向、前瞻性、创新性、规范性等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大庆实践在于“体制重建”，通过“扁平化管理、综合性执法”的改革，增强执法能力，提高警务效率，配套实施机制创新与流程再造，促进规范执法，保障司法公正。哈尔滨实践在于“全”，探索了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抓住了基层这个核心。徐州实践是“通”，重在打通环节，实现“零障碍”，提高服务效能。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是“转”，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北京工商联化妆品商会实践是“特”，关心、关爱、关注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理。

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赵克斌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在上半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王金华、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岳金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长姜再增、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社会工作部主任王长红等主要从社会组织实务层面依次做了演讲，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和外交部涉外安全司副处长姚琳娜对嘉宾演讲做点评。随后，由赵克斌教授主持了讨论。

下半场在马庆钰教授的主持下开始，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第三部门教研中心主任陈锦棠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家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从学术层面分别做了精彩演讲。王名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解读了公益、多元共治和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陈锦棠重点介绍了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沿革与社会组织创新；徐家良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角度分析社会组织发展；金锦萍做了关于社会组织立法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上海仁德基金会副秘书长束鹏做点评人。在互动环节，现场热烈讨论，各抒己见，把此次论坛推向高潮。

“要把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丁元竹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要协调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政府与社会各部门的关系，并且后者将对决策的产出发挥决定性影响。尽管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仅仅是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角色之一。问题越复杂，政府越需要与其他社会部门合作。当前各类志愿组织林立，缺乏内在合作，行政化趋势严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坚决取消和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否则将损害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表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需要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入手，新公益是超越现代慈善的新动向、新趋势，新体制是从社会管理走向多元共治的体制改革，新社会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所展示的未来图景。

“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社会组织培育与监管立法，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内在要求。”北京物资学院劳动科学与法律学院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吴长军说，发挥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完善社会组织立法，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举，形成“法律规范、分工有序、管理有效、培育得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治理体系。社会组织立法必须坚持社会本位，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原则，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完善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保障实现政府的行政职能与社会的自我管理职能分离，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分离，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观点对策的探讨，实务学术的交流，与会专家、领导们就如何更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达成了部分共识。

搭建社会安全网，聚焦反恐与网络安全

第四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分别由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彬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王宏新副教授主持上、下半场。

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作了《关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思考》主题演讲，他提出建设一个以人为本、依法应对、科技先进、军民融合、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李京教授认为，闪淳昌参事报告中提出了应该怎么做，特别重要的是讲到了要从全方位、全过程、全灾种、全社会来统筹安排。

清华大学彭宗超教授作了《中国社会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建》主题演讲。他聚焦于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大家分享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作了《中国反恐与国家安全体系》主题演讲。他就当前我国面临的反恐形势作了详细介绍，指出当前中国进入了反恐斗争的新阶段，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建设完善，民众反恐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

范继跃书记、许利平教授、张胜军教授、吴福环教授分别对彭宗超教授、李伟教授等的演讲作了点评。互动环节中各演讲与点评嘉宾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与探讨，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青年才俊共聚一堂，共议社保制度完善

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之分论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论坛”，是为鼓励和支持青年才俊广泛交流、深入探讨而特设，是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自2013年组建以来的首次活动。由郑功成和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青年学者联盟成员、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谢琼分别主持上、下半场。

郑功成在主持会议时指出，社会保障肩负解除人民后顾之忧和提供稳定安全预期的重大职责，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保制度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和体制性障碍，亟待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走向成熟、定型，而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且有效途径，亦需在法制化轨道上向前发展，青年学者们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不仅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亦可以为正在推进的社保改革与慈善事业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研究员、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对为本论坛做点评。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北电力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单位的社会保障青年学者围绕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展慈善事业与社会治理创新展开深入研讨。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东进，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世洪,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方福康，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宋贵伦，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任珑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了论坛。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篇6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词与方法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应定位于迈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协调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达致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匹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水平，使社会质量获得全面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不仅对过去5年的社会治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不仅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做出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前瞻中国新时代在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的使命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背景与发展脉络

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的60多年的历程中，新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从政府管制到社会管控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6年，我国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整合，呈现出国家—社会一体化特征。与这一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我国社会呈现出“政府管制”的特点，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1］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确立，尤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逐渐从国家体制中相对独立出来，社会综合治理开始被广泛提及，我国的社会治理进入了社会管控阶段。

（二）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

2004年以后到2012年，我国社会治理进入“社会管理”阶段。2004年，中央首次将提出社会管理议题，将其作为顶层设计的重大任务加以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这一时段我国认识和实践社会建设工作的关键词和方法论。

（三）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

十八大以来，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得以确立和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并指明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抓手。要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并且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党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在顶层布局上进入崭新阶段。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呢？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调、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生产、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等。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意味着社会治理由过去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凸显了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其后，党中央对加强治理、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会治理格局得以明确，社会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社会治理效能日益得到彰显。

（四）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化

我们之前提到过，社会治理这个词是新词，2013年提出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一个重要决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全面深化改革有两大目标：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什么？就是社会体制创新，所以，社会治理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呢？从个人认识的方面来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应急式管理到预警式管理，以前呢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场解决什么事情，现在呢，往往都会预先制作方案，一旦事情发生，根据事情等级不同，启动不同预案，可以最大效率的提升社会管理价值；二是从感性管理到量化管理，以前呢，是想到啥做啥，全凭领导脑袋的热度，现在呢，会考量数据指标来进行考虑，比如说五一长假是否取消，最起码会搞个网络投票，不在于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说了算；三是从权威管理到专家管理，以前呢，是领导说了算，现在呢，仍然是领导说了算，但起码会征求一下专家意见最后做决策意见。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共建共治共享阶段

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怎样提高四化水平呢？

一是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

随着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独自承担的任务，而是中国亿万人民的事业。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举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由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引发的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大考”，虽然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在面对突发疫情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决策部署，能够在短期内紧急调配包括政府、军队、医疗、建设等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迅速执行城市封锁和交通管制等方面的应急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第三，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第五，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制的手段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举例：利用法治手段。还是以数据说话：2003年“非典”时期，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伪劣药品，哄抬物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罪名。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三类“非典”期间数量最多的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计只占3%左右。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鉴于“非典”期间的经验，疫情刚一爆发，面对口罩紧缺，防疫物资难买等现状，政府部门就发文，明令禁止各类哄抬物价的行为，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列出了与疫情相关的33种罪名，这些法治手段，使基层治理有法可依，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安定团结、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要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离不开加强法治建设。用法治手段进行基层治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就以这次疫情举例，口罩紧俏、防疫物资难买，从政府加强市场监管措施，到公众媒体的广泛宣传，只要哪家药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涨价，消费者就会打电话投诉举报，这就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同样，正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违法必会被严惩，药店也不敢随意涨价。这就是广泛宣传的影响力，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层治理的成效。

二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基层干部自觉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依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疫情防控中，疫情严重地区的基层治理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也“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层管理采用一“封”了之的简单粗暴管理方式，影响群众生活，影响企业复工的极端案例。这反映出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到位，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强。

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对于部分地区采取的封路、断路等非法治手段，居然赢得了当地群众或网友的正面支持，认为这是防疫的“硬核措施”，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需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亟需提高。

三是要加强立法研究，为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群众诉求多样，要真正让基层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办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对不合适当前情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废止，我们需要抓紧研究现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层治理的短板和弱项，通过立法研究，及时修正、补充、完善，把法治建设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疫情期间，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和手段，动员凝聚法治力量阻击疫情”指示精神，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发布了各类与疫情相关的通知、意见等文件，这些实际上就是广义的立法，为特殊时期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是要加强法治新基建的投入。

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确定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发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就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20天内4次提及“新基建”相关内容。

我认为，除了加大经济领域的投资，同时也应加强法治领域的投资。法治领域的投资，应当从“新基建”着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其实就是新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加强建设，而这个建设的手段即是通过持续深化的宣传和教育改造，达到强化全民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目的，这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将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需要加大投资。

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软硬件建设，可以提高服务功能和基层治理效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不见面”政务服务、智能物流配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个领域，保障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秩序。

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的具体应用实践给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工作理念、建设路径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启示。智慧法院、网上立案、网上开庭、在线普法、在线调解等开始推行，但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新基建的投入，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5G、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成果，不断拓展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技术功能，强化智能化开发应用，推动先进信息技术与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法治建设水平，开创基层治理新格局。

三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提出要提高我们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就是针对我国当前信息的碎片化、条块化、人力和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举例：

四是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社会治理专业化，要求社会服务和治理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社会治理和开展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加强社会治理各类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服务、就业援助、贫困帮扶、纠纷调解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非常紧缺，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需要我们加快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健全社会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我们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办这次培训班的重要原因。举例：未整理完。

二、以制度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并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我国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根据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其中，共建突出了制度和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共治强调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资源整合优势、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共享要求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落实这一重要部署，需要多方面、多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一要夯实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这是保持社会安定团结良好局面的关键。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三要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五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增强国家安全能力。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当前，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打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之前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预设的目标也有所变化。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冲刺期，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移转。尤其是在国家的总任务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难在整合、重在预防、贵在长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会治理发展总目标，至少包含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合作共治到系统协同，社会治理体系完备体制成熟。第二，从有效治理到长效治理，社会治理源头理顺夯实。第三，从矛盾应对到风险预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应社会系统性风险。第四，大批相对稳定的机制模式沉淀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会治理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第五，社会治理愿景由社会平安迈向社会文明、从社会秩序升级到社会美好。

从当前到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进入急速变革、高度复杂、全面风险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格局与基本生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难点。有鉴于此，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和五方面的展开，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应重视如下具体工作。

（一）科学配置全社会治理的治权，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后者不仅要求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行动，而且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迈向科学的协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具体分工与协作模式，基于各自优势科学配置治权，明确各自权责。以社会组织为例，针对自我保护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赋能策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此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使社会组织在治理中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同步推动国家能力特别是服务能力获得建设性的增长，并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责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参与治理者规范行使治权。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补偿同步推进

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来自资源稀缺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之间的安宁矛盾，还是“暴走团”与司机之间的路权之争，直至垃圾处理站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调整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变换，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探索对各种利益进行深度整合，创造共赢模式，在各领域推进共建共享。对于必须做出利益调整，切实难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改革问题，应当做足做好补偿。这是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着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基层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网格化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建设与完善的目标，是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因资源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境。尤需进一步下沉治理资源，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筑牢基层社会治理。

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福祉，全面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夯实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所需具备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破除目前仍然存在的公众参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障碍，提升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的能动力，促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四）积极拥抱现代科技，提升社会风险预测预警和防控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新技术的运用能够迅速拓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与格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它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云计算对于打造生态绿色、智慧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EI、AI技术的快速崛起和广泛应用，社会治理要紧密跟踪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乃至治理模式改进的机会与空间，与时俱进地创新优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五）坚持公正司法、便民司法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被称为“微观社会矛盾纠纷的灵敏显示器和社会治理状态的预警机”。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进入司法渠道，为司法裁判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舞台。司法对具体矛盾定纷止争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和监督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实现了法治价值的传播，促进公众守法习惯的养成，并敏锐捕捉社会变化并对其进行适度回应，为治理规则的完善升级积累经验，促进社会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部分社会矛盾因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难以透过是非对错的裁决模式处理，无法进入司法渠道，被学者称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问题深刻困扰基层治理。信访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体制采用与法院相异的原则对待社会矛盾，践行一套独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将法治剩余问题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激发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矛盾。因此，应当认真理性对待信访制度，构筑司法主体、信访兜底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依法规训信访行为，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发挥其吸纳法治剩余、处置社会矛盾的功能。

（六）坚持严格执法与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相结合，让全民的规则意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

执法是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要保证执法文明，提升执法刚性，明确规则红线。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要彻底清除简单粗暴、管控社会的管理思维，在强化严格执法的同时，更要强调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执法活动可能引发的冲突和风险。在此前提下，适应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协调与救济常态，逐步消除以回避矛盾为目的的执法妥协、弹性执法。弹性执法固然具有稳定和防范冲突的功能，但其本质上违背法治思维，破坏法治文化，影响消极，后果负面。新阶段的社会治理，法治要露齿亮剑，使社会成员明确规则意识和规则感知。为此，基层执法者要树立起科学的社会稳定观，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以法律规则为依据进行具体治理。为落实严格执法的要求，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提供公众参与和意见表达机会，切实落实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全面评估其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具体影响，在必要情况下应制定完备的应对或补偿方案。

（七）提炼公共价值，重视舆论治理，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

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 篇7

(一) 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任何政治因素毫无疑问必然会反映到经济因素上来。社会治理也不例外, 应当与所在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状况相匹配, 恰当反应社会结构的内在需求, 只有总体把握社会经济状况, 才能有效选择社会治理的模式。

社会治理在基本概念上分为广义和狭义。社会治理从广义上说, 是指管理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管理。而狭义的社会治理则指除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外, 仅限于与之相并列的社会系统的管理。关于社会治理的定义, 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进行管理, 主要目的是促使社会系统协调运转, 促进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多个不同领域全面协调发展, 使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谐有序进行, 达到对社会治理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社会治理是存在于一定共同价值的基础上, 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主要通过社会组织和政府进行, 他们通过共同协商、研究、决策, 最终建立起社会治理的模式。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与社会价值, 其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 从而提高社会效率。笔者认为, 立足我国当前和长远的实际情况, 同时考量价值要素、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三个层次, 由此得出结论:社会治理是指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管理主体通过计划、组织、服务、领导和控制, 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协调公共利益与社会发展, 实现公平与正义目标的社会活动。

(二) 社会治理的属性

社会治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自然属性上, 通过治理活动对社会的人、财、物资源合理配置, 有效协调产、供、销等市场要素, 实现生产力科学组织与发展;在社会属性上, 有效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 促进人与人之间和善的社会关系, 使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的价值与目标归根结底是为了公共利益, 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使社会发展有序、健康和高效运转, 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张康之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一文中曾经论述到, 虽然公平、公正、秩序与服务、效率、和谐等, 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 但是,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 这些基本价值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1]。在传统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秩序方面。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公平与效率。而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服务, 其他的核心价值都必须服务于、从属于这种价值。社会治理反映了能动与被动、自发与强制, 以及服务与管理的有机结合, 是秩序、规范与人性的综合反映, 其价值的实现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 有效发挥社会庞大系统工程的功能与作用, 重要的是,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和社会平衡的调节机制, 遏制、减少与消除反社会的行为,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与全面发展。

(三) 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的主体, 在传统社会里政府是主要的方式, 在治理的方法上多呈现为人治, 它们包揽一切事物, 对社会实施组织化管理, 以至于弱化了其他管理主体的作用, 造成管理效能低下, 寻租现象严重, 出现了畸形社会发展的不良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管理主体, 它与政府协同治理社会, 从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正如治理理论创始人罗西瑙所言, 统治是政府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而治理是一种靠共同目的为支撑的活动, 其管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 同样也并非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2]。笔者认为, 社会治理的主体:一是各级党委, 作为执政党, 党委对社会治理具有领导作用, 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由于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 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 党没有特殊的利益, 所以, 党本身就是全体社会公民的代表, 因此, 作为党的具体化的各级党委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二是各级政府,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发挥了主导作用, 它与党委一样, 能够有效调动不同社会资源, 协调社会利益关系, 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代替。三是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作为新型社会治理主体, 其产生和发展打破了政府治理的唯一模式。一般而言, 政府治理具有强制性, 而社会组织的治理具有非强制性, 因此, 面对纷杂的社会状况, 社会组织治理比较政府治理而言有其优势。但是, 我国的社会组织起步时间不长, 尚不发达, 故其对社会治理的功效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据统计, 截至2010年底, 我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43.9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 法国达到110个, 日本达到97个, 美国达到52个, 阿根廷达到25个, 新加坡达到14.5个, 巴西达到13个, 而我国仅为3.37个[3]。四是公民, 公民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 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 如果仅仅将其作为被治理者, 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社会治理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和教育公民, 将其纳入管理主体的范围, 自我服务, 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 进一步发挥自治功能, 才能实现有序社会目标。需要说明的是, 当前有一种怪论, 即崇拜西方的社会组织治理和公民自治, 而忽视与排斥政府治理的作用, 这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叫“小政府、大社会”, 相对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而言, 或许是一种进步, 但过分迷信或夸大社会组织的作用, 有意或无意的削弱政府职权, 很有可能使社会管理误入歧途。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授权的判断, 已经成为当代政治理论不可反驳的公理性论断。就我国而言, 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是人民协议选择的结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今, 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党的拥护和支持, 这表明党的领导地位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这个领导地位具有不可动摇的正当性, 这种正当性决定了它具有独占性、不可阻碍性、不可抗拒性和不可侵犯性。意大利学者普特南提出“强社会、强国家”[4]的治理模式受到北欧多国政府的青睐, 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笔者认为, 我国应当构建党领导下的科学、普惠、普适的综合性社会治理体系。苏东剧变、人亡政息、社会倒退就是忽视党委和政府的推动力量之恶果。正如学者陆文荣所言:“在中国,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其推动作用不容忽视,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相关问题的时候必须看到, 政府这只推手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 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5]

(四) 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公共治理

社会治理, 有人称之为社会管理, 也有人称之为公共治理, 甚至有人认为三者系三种社会治理模式, 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模糊认识。笔者认为, 三者虽然表述不同, 但在性质上具有同一属性, 基本涵义也大体一致。首先, 目的相同。均是为了发挥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之作用, 促进秩序优化和社会和谐。其次, 主体相同。即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和混合的管理主体。其三, 方法相同。即均采用柔性与刚性相结合的手段与方法, 对社会进行治理。当然, 三者的不同表述也表明了治理策略与重点上的不同差异:社会管理侧重于党委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 强调其主导性价值;社会治理侧重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责任承担, 强调其共同性价值;而公共治理更关注于公共政策、公共关系和公共产品, 强调其公众性价值。

当前, 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既有宏观上的问题, 也有微观上的问题;既有治理主体与范围上的问题, 也有功能与机制上的问题。朱勇同志将其总结为“七重七轻”:重经济建设、轻民生保障;重物质丰富、轻思想道德;重静态治理、轻动态治理;重各自为政、轻通力协作;重普遍管理、轻特殊治理;重治理管控、轻服务尊重;重实体治理、轻虚拟治理[6]。围绕上述问题与差距, 笔者认为, 社会治理的任务:一是增强治理主体对社会治理重要性、必要性和适时性的认识, 创新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 有效调动参与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遵循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基本原则, 立足中国现实, 放眼世界变化, 继承和发展传统治理方式, 吸收国际文明发展成果, 使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加强社会治理主体工作协同, 实现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人性化和科学化。

二、社会治理模式

(一) 社会治理模式的分类

向春玲教授认为, 社会治理的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治理型模式和社会自治治理型模式, 认为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 应当归属于政府主导加上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3]。学者张康之则认为, 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其具有明显的“德治”特征。从人类社会治理发展进程来看, 它的发展趋势是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它的模式是用权力去治理社会, 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人们通过制定法律、实施法律来治理社会, 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德治”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它是以公共管理为形式的服务型社会治理, 提倡人们用道德治理。权治、法治和德治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模式, 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以权治为主, 主要体现出来的是以法治和德治为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 是以法治为主, 但是在法制健全和规范的情况下, 也有着权治的内容, 而德治是被排除在外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德治为主的, 但它把法治与德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当然, 在管理过程中, 也会包含一些权治的内容, 但权治仅仅存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 并且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且不经常使用。不论对治理方式如何表述, 但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 在主体上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方式方法上内容更加丰富, 在治理功效上效果更加明显, 正如学者孙晓莉所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即由行政集权式向民主式、参与型转变。”[7]不仅如此, 在目标追求上, “治理是一种新的政治型式, 实现治理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宪政制度或实现宪政制度创新。”

(二)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

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 恰当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 倡导社会的共同精神, 即坚持政治平等, 鼓励团结与合作, 提倡信任和宽容, 强调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建立起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关于社会治理的路径, 学者陆文荣认为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规范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 培育时代新公民;二是重构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既利用政府的组织资源, 又刺激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且进一步认为, 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这两种社区治理模式, 作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应当继续发挥其功能以适应社会管理的实践需求。学者杨党校认为, 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相应的, 人类社会治理也应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治理方式演变, 在路径与对策上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 转变政府职能, 确立服务型政府的新定位; (2) 扩大参与型基层民主, 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 (3) 根据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 在社会治理方式上进行多元治理; (4) 倡导公共精神, 加强道德立法, 在社会治理中实行德法同构。

当前, 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上的难题:一是社会组织正在孕育和发展之中, 其功效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有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因此, 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适当、合理的支持, 促进其成熟, 并因地因时制宜, 在党委和政府的监管之下, 逐步让社会组织承担适当的管理职能。二是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 包括商会、行业自治尚不成熟, 与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 很多地区自治功效徒有虚名, 一盘散沙, 加重了政府治理的负担与责任。应当重构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家族领袖的作用, 让新型的村民自治组织真正立足于基层社会。三是政府治理滞后, 应当更新观念, 创新模式, 强化职能, 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转型、利益格局变动的新形势、新任务下, 应当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和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提升治理能力, 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与突发性事件, 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

(三) 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分担

江平教授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有四条主线:一是人治和法治, 二是国家与社会, 三是公权和私权, 四是从法制到法治。难能可贵地从法学的视角实事求是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抓住了要害与症结, 展望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的进步。比如江平教授在解读国家与社会问题时认为, 以前国家对社会治理干预过多, 经济计划完全由国家行使, 甚至涉及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教育、婚姻、生育等一切都没有完全的自主权。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发生了大的变化, 给予社会和老百姓更多自治的地位。社会要讲自治, 社会也有自己的职能, 国家不应该任何事情都加以干预, 在经济发展、家庭婚姻等方面应有自主的职能。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做出了一些重要改变, 给企业松绑、给企业放权让利, 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国家不再来干预一切, 在教育、医疗方面社会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国家和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指国家依靠强制力来进行管理, 强调社会的作用更多地是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这种转变也是法律理念的转变:过去法律是国家实现专制的工具, 现在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工具。

由于东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所以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正如学者马小红所言:“中国社会的治理以人情为核心, 以道德为基础, 社会治理以由里及表为主;西方社会则以理性为中心, 以制度为基础, 社会治理以由表及里为主。”长期以来, 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建立在党委、政府管理社会“一统天下”的基础之上。半个多世纪以来, 特定条件下的这种模式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社会的治理面临诸多挑战, 因此, 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 建立起政府治理为主导, 社会各个部门与群体共同参与, 民众自我管理与约束的协调联动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 即着力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正如张越同志所言:“同频同步、共振共鸣、应时应变、自省自觉”, 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孙晓莉提出了多元社会治理的观点, 认为其基本内涵包括: (1)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既包括政府, 也包括一些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角色, 近几年, 一些社会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市场化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 其作为政府的重要补充力量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2) 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 其中既包括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也包括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还有非营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包括, 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以法治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以协商、参与机制为基础;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 追求公共责任的实现等。我国治理结构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思想, 一是主体多元, 既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工商、税务、土地、环保等执法、司法群体, 又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权力机关, 还有村委会、居委会、行业组织、社会团体及民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方法复合, 既包括行政手段、司法手段, 也包括群众自治方式;三是以法治为基础, 该体系运行既反映了事权的运作过程, 又体现出宪法与法律的正确实施。

参考文献

[1]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3, (5) :20-23.

[2]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向春玲.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EB/OL]. (2011-03-07)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086754.html.

[4]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5]陆文荣.社会管理:概念界定和中国经验[EB/OL]. (2011-03-02) 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news/147193.htm.

[6]李光明, 陈丽平.朱勇代表:创新社会管理要避免七重七轻[N].法制日报, 2011-03-05.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 篇8

其实当初我没有看上他这个企业，因为我觉得装饰公司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商业模式。但是对他做完调研以后，我突然发现这家装饰公司有点儿意思。第一个是这个公司的文化很有凝聚力，你会发现很多员工干了超过10年，在深圳这种事情是很少出现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公司的业务比较规范，管理得比较到位。第三个就是董事长有特别开放的胸怀，他很容易听进去别人的意见。

我们投资广田以后，帮他们做了以下几件事儿。

在业务规范上下了一些工夫。以前这个公司有房地产业务，还有挂靠业务，这两块肯定是要砍掉的。这对企业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砍掉业务就等于砍掉钱。但这就是规范的成本。我跟他讲，要想IPO走公众公司的道路，刚开始这个阵痛是一定要忍受的，所有的规范成本都会得到资本市场的加倍补偿。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广田做完这种规范以后，业务增长有目共睹。我们进去的时候才不到4000万利润，2012年前三季度都过了两亿了。其实广田股份得到了更多。

在公司治理结构上更加规范。我曾经对董事长说过，我们带不来市场，也带不来业务。但是我们可以给你带来让公众更容易看懂的这种规范。

广田股份原来是家族式管理，董事长自己说了算。我们进来以后，帮他把股东会、董事会、经营班子这三层治理结构理得更顺一些、更规范一些。我说做企业不能靠你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来管理，还是要靠制度。

像广田这样有领袖型领导的公司，最大的好处是执行快，不好的地方是，如果领袖的方向错了，这个公司就会走弯路。我就告诉董事长，虽然这个公司是你说了算，但是要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公司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通过治理结构来完成。我们告诉他股东会怎么开、董事会怎么开、独立董事怎么发挥作用，这个过程中他不好的主意就会得到修正。而不是像有的公司那样，董事长一个人一说，底下就干起来了，干完以后董事会才知道。广田不存在这个问题。

财务方面的独立董事是我帮他推荐的，是一位业内比较知名的教授，当过很多上市公司的独董。他进来以后，针对整个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和规范，也下了比较大的功夫。

在公司的战略发展上更加注重研发设计。我们给他灌输的理念就是，广田虽然是装饰公司，但要按照高科技公司的标准来做才会超越别人，所以要更加注重研发和设计，以及项目经理等现场人员的培训。那时候住建部有一个政策，就是2009年以后，新的商品房逐步要从毛坯房过渡到精装房。广田抓住了这个机会。业务范围从原来的酒店装修拓展到商品房装修。最多的时候，广田在全国有上万名员工。这对公司的现场管理和流程管理能力，都是很大的考验。我们帮助广田建立了项目经理培训学院，专门培养现场管理人员。这为以后整个的业务发展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装饰公司的技术含量都不高。所以我们还一起建立了广田绿色装饰技术研发中心，要把广田打造成一个科技型的设计公司，而不是一般的装饰公司。

在IPO过程当中，我们的责任就是让他们少走弯路。广田的业务量是相对比较大的，要求中介机构对他的服务要相对比较细致和专业。我们帮助引进了一个原来做过亚厦股份和金螳螂的保荐团队——这两家公司都是装修类上市公司。这支保荐团队对这个行业更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