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监管体制分析

投资银行监管体制分析（共8篇）

投资银行监管体制分析 篇1

[摘要]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在比以往更加动荡多变的环境中进行竞争，面临的国际投资和经营的风险明显加大，对其的法律监管亟待加强和完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企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监管体制的现状和缺陷分析，以及对主要贸易伙伴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监管体制的比较研究和借鉴，提出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立法的构建和完善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体制

[中图分类号]DF4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12－0187－03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对外投资经营的外部环境。新环境、新问题使得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一方面要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国内的政策压力，这不仅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顺利运营，而且造成企业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最终将企业拖垮。所以，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出台相关的政策为我国企业发展境外投资保驾护航，这是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国企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监管体制的现状和缺陷分析国企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监管体制的现状分析

我国2000年10月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开始了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体制的深入改革，这个改革始于1999年财政部、外交部、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联合出台的《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其目的是维护国家境外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保障境外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2003年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出台《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坚持政企分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有些专家学者认为该条例的出台，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新的里程碑。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监管体制以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指导思想，用核准制和备案制替代原有的审批制，强调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政府不再干涉境外投资经济、技术方面可行性的决策。2004年10月国家发改委颁布《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明确了新的境外投资基本操作模式。商务部2004年10月也出台了《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替代了原来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试行稿)》，制定了境外开办企业的新规定。

随着我国从原先严格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备案制，以及国资委的建立，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体制可以说初步建立，形成了综合性管理与专业性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模式，即国有资产综合管理的以国资委为主，涉及境外直接投资的以商务部管理为主，其他管理机构为辅的管理模式。国企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体制的缺陷分析

(1)多头管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目前，虽然初步建立了综合性管理与专业性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但是，职能交叉和混淆而形成的多头管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有学者指出：“在现行部门职能分工中，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财政部等部门表面上均是对境外投资负责，各司其职，但审批内容重叠，职能交叉，权力的转移并未使前置程序与内容发生实质性改变。这反映出对外直接投资审批制度的内在缺陷以及改革的迫切性。审批权的横向转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简化审批的问题，有时甚至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2)政企不分的固有弊病并未解决。有学者指出：“商务部负责我国对外投资业务的统一协调管理，但目前境外投资主体中国有企业占主体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组建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当承担起出资人的角色，负责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国内母体(总公司或者集团)进行管理。”但是，根据国资委的职能，国资委既是监管者又是出资人，这很难让国资委有效地行使出资人的职责，实质仍然是政企不分。境外国有企业是境内国有企业的全资、控股或参股的企业，如果作为其股东的境内国有企业政企仍然不分，那么境外的国有企业也就无法做到政企分开。而且境外国有企业既要受到我国的监管体制管理，也要受到投资东道国法律体制管理，如果仍然政企不分，必然与某些法制健全的投资东道国的管理相冲突，无法与国际接轨。因此，未来如何实施有效监督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人才匮乏。从管理体制上看，一些境外国有资产所属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所有者代表监管不到位，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国有资产所有者在实施跨国经营决策时，也缺乏一定的风险意识。境外企业是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活动的，需要全面了解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情况，并要充分估计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是，由于企业自身的缺陷，缺乏对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机制，常常是在对东道国各方面状况尚未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以及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就盲目地选定项目或合作伙伴，结果往往是导致重大决策失误。“中航油”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我国的监管体制应当在借鉴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二、主要贸易伙伴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监管体制和借鉴美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式监管体制。美国对外开放程度高，对境外直接投资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但美国非常注重境外投资立法，其境外投资国内立法主要体现在《对外援助法》及其多次修订法和1970年的《财政收入法》之中。内容涉及境外投资保险，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甚至信息服务等内容，并且通过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合格投资和投资者”的规定，对中小企业的境外投资予以多方面的资助，对于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或产业采取不予承保和不给予优惠等措施，间接地对本国境外投资进行监管和产业布局的调控。由此可见，美国境外投资国内立法采取了间接性综合立法的监管体制。

另外，美国对境外投资基本不实行管制措施。美国投资者在国外或国内进行直接投资无须得到批准。美国对居民或非居民由国外汇入或向国外汇出资本，不实行外汇管制。对于一些特殊国家，如古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等进行的交易则受到限制。可以说，美国的货币当局对于美国本国货币资本的输入与输出基本不实行管制措施。它并不鼓励美国居民将其存款转移至外国银行，除非转移是必要的。日本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有限监管体制。从1969年开始，日本开始推行对外投资的自由化政策，政府不仅放宽了严厉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同时也给予了许多鼓励措施。日本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不是仅靠一个部门来独立行使，而是通过各个部门分工协作来共同实施的：(1)对企业最高负责人的任命和劳务制度有决定权。(2)制定有关严格的制度干预企业财务活动。日本国有资产经营企业的预决算、资产处置、资金筹措、剩余资金的动用等均受到政府的制约。(3)通过制定相应法律来确定国有资产经营企业的权利和义

务。(4)对国有资产经营企业的经营活动实施行政监督。日本国有资产经营企业的开设、业务范围、投资范围、业务方式、事业计划、收费标准和停业等重大事项都受到政府和国会的控制。日本法律规定主管大臣有业务监督权，除军事工业外，对国有资产经营企业拥有监督、命令、现场检查的权限。因此，日本国有资产监管与经营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作为所有者的职能较多，国有资产经营治理主体的自主权较少，对国外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体制的借鉴。通过对国外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体制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开放监管体制和有限监管体制等类型。不管各国采用哪一种监管体制，我国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借鉴：

(1)加强境外直接投资立法，明确监管范围。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主要的资本输出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用以规范和管理本国的境外直接投资。如美国1948年制定并几经修改的《对外援助法》，日本1978年修订的《输出国保险法》，韩国1978年颁布的《海外资源开放促进法》等。许多国家的境外直接投资立法基本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2)明确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范围。市场经济国家为避免国有企业妨碍市场的公平竞争，保证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一般通过立法将国有企业与一般企业在法律上作出界定。市场经济国家的国会对国有资产以及国有企业的立法管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国有资产以及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二是确立对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的审计监控及其有关机构；三是确立国会中专司监管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的机构。

(3)将综合性管理与专业性管理相结合。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的发展中国家都通过设立专门的境外投资管理机构来统一协调该国的境外投资管理。例如日本的通商产业省，韩国的境外投资事业审议委员会。此外，各国一般都设立了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且明确地划分国有资产专职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职权范围。在该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涉及境外直接投资的专业时由专门的境外管理机构负责，涉及综合的国有资产管理时，则由国有资产专职管理部门负责。这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优点是使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部门独立于政府的行政系列，直接对议会或国会负责，这样可避免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混淆，以减少行政干预。

(4)按照市场化原则规范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为。境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市场行为，企业是投资的主体，无论采取何种经营和管理方式，国外政府都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赋予国有企业独立的法人地位，给予国有企业相应的参与境外直接投资的自由权。作为国有资产代理人的政府职能部门，也是以投资者的身份从经营的角度对企业的境外投资发表意见，参与经营活动，而不是行政性的命令和管理。

三、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监管立法的构建和完善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立法的若干原则。通过对国外监管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及对我国监管制度的现状分析，构建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法律制度，加强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应坚持六个基本原则：一是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的国内法律与国际条约及东道国法律相互协调；二是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督管理法律与鼓励促进类法律相互协调；三是境外直接投资监管法律与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监管法律相互协调；四是境外直接投资开办时的监管法律与开办后的监管法律相互协调；五是对国有企业实行比民营企业更为严格的境外直接投资监管法律制度；六是将司法监管的监督、救济与制裁功能相结合，尽快建立制裁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违法的机制。加快制订《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发达国家或新兴发展中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都具备较为完备的法律来规范境外直接投资这一法律行为。我国要建立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体系，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发展状况，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立法模式的现实选择应该是先单行法后基本法，单行法与基本法并行。具体内容应包括投资企业开办项目管理立法、投资出资立法、投资税收立法、投资保险立法和投资企业运营管理立法等。关于立法形式，无论是单行法还是基本法都可以有三种形式选择：一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订法律，如制订《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法》、《境外直接投资保险法》等；二是由国务院颁布行政法规，如制订《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条例》、《境外直接投资保险条例》等；三是由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制订部门规章，如商务部、发改委、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等，制订《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办法》、《境外直接投资保险办法》等。三种立法形式因其不同特点各有利弊，综合比较来看，法律是最好的立法形式，能够更好地调整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关系。因此，最终应采取法律来完善立法。不能因为法律的立法周期较长而忽视甚至拖延立法工作的进展。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有限监管体制。由于各国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和价值取向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发达国家资本雄厚，技术优势明显，市场经济制度完善，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相对宽松，更多的是从宏观上协调经济的发展，因此多采取投资自由化政策。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严格监管。因此，除了中国香港等实行自由港政策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实行全面的投资自由化政策。鉴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差异，我国在借鉴别国境外直接投资监管机制的先进经验时，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不能一味的照搬模仿。重新定位我国行政监管机构的职能。在目前初步建立的综合性管理与专业性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模式下，境外投资管理机构的最大问题在于多头管理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而又没有必要专门设立一个针对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的行政部门。因此，就境外投资的管理而言，需要统一由商务部进行归口管理，而其他部门进行配合。所谓归口管理，就是要改变现在的各部门各管一块的局面。凡涉及境外直接投资的核准、促进、保护、指导与扶持、年检、统计等后继监管都应当由商务部进行统一管理，以避免多头管理的局面。而各部门予以配合，则要求各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之内做好本职工作，协助和配合商务部对境外直接投资的管理。

对国有资产管理而言，最大的问题则在于出资者与监管者的重叠。因此，要将这两者的身份予以分离。只要国资委仍隶属于国务院，仍然作为政府直属机构存在，就难以有效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因此，国资委的出资人代表身份应予以剥离，应定位为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督机构。通过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授权，设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专门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以出资人代表的身份，将国有资产投入到各类国有企业中，建立其国资监管部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机制。

综上研究，在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监管体制方面，一是要尽快形成以商务部为主的统一归口管理。调整发改委等部门对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平行核准职能，改由商务部统一对境外开办企业和对外投资项目实行核准；二是要加强国资委在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中的监管职能。建议由国资委在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后续监管中发挥主导作用。

投资银行监管体制分析 篇2

整合银行业监管力量, 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银监会成立以前, 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属于典型的多元监管体制, 人民银行有关监管司局负责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督, 中央金融工委负责对金融机构的干部监督管理, 国有商业银行还有专门的外部监事会负责监督管理。由于多头交叉监管, 一方面导致金融机构疲于应付各部门的监管, 另一方面却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银监会的成立, 有效地整合了各部门的监管力量, 克服了多头监管的弊端, 有利于形成统一全面的监管框架和对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督管理。

进一步确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单独设立银监会, 不仅是为了将央行的双重职能予以分离, 加强银行业的系统监管, 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中央银行自身的独立性, 有利于提高相关货币政策决策机制的透明性, 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我国央行具有监管和货币政策双重职能的时候, 央行有动力予以救助以减轻其监管责任, 但也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 甚至诱发通货膨胀。将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 单设银监会的做法, 将有效地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有利于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监管专业化水平, 以应对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的浪潮。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浪潮此起彼伏, 对银行业监管产生了较大影响, 尤其是增加了新的监管对象--外资金融机构, 并改变原有监管对象的行为, 加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 不仅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复杂性, 而且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由于不同业务的交叉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 监管的难度也日益加大。因此, 建立专业化的银行监管机构, 使监管者的工作职责更专一、工作目标更明确、范围更集中, 可以更好地防范金融机构的风险, 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 使监管效率大为提高。

2 银行业监管体制运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障碍

应当指出的是, 机构变革仅仅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组织保障, 单纯的监管组织机构改变并不能代替深层次的改革。监管机构如何设置充其量只能算是第二位重要的问题, 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技术和监管模式的变革才是深层次的根本性改革。《巴塞尔协议》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认为, 有效银行监管的必要条件是:法律赋予的独立性, 制约平衡机制, 相对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相应的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从银监会的体制框架看, 我们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信息的共享问题。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是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财务状况和风险控制情况、企业与个人的信贷行为。而这些信息来自于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在信息来源上, 两个机构也许会存在一定的摩擦和障碍。因此, 建立银监会与央行之间充分、及时的信息沟通机制至关重要。二是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救助问题。由于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 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问题, 在银监会成立以后, 牵涉到两个部门的协调与配合。银监会应当在对金融机构风险正确评价的基础上, 及时审慎地向中央银行提出对高风险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形式应当逐步向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靠拢, 尽量减少直接发放信用贷款救助, 而是通过再贴现形式或某一中介 (如设立的风险救助基金、存款保险机构) 来发放救助资金。否则, 在救助问题上, 可能出现央行拯救过度造成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 或是拯救不足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 建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有关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业务分工与配合问题。随着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 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 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将成为一种趋势。交叉性业务的出现, 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 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 有必要对各个监管机构的职能明确分工, 对交叉业务协调配合落实监管职责。

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问题上, 地方政府与银监会应当在制度上明确监管的层次与次序。地方政府应当定位在大股东的位置, 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重大问题实施内部监督管理, 银监会作为外部监管者应当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为目标, 要防止大股东侵犯存款人和其它债权人、小股东利益的做法。否则, 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运用当地金融机构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 而将金融机构的风险向中央银行转嫁的风险。同时, 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关系到银监会独立行使其监管职责的重要问题。

银监会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尽管已经搭建机构的组织架构, 但银监会的独立性、监管理念、监管文化、激励机制与监管技术等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如何才是决定银监会体制是否能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银监会的设立已经打破了原有多头监管的体制, 原有的监管理念、监管文化也势必要经历改革扬弃的过程。

3 实施深层次制度变革, 完善银行业监管体制的政策建议

实现监管的独立性。我们在加快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的同时, 要尽快建立可信赖的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准和一定规模的现场检查队伍, 负责组织对各地区之间的机动交叉检查。其目的是避免目前监管当局的分支机构的监管者与当地的被监管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监管的弱化。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建立对监管者定期的异地轮换制度, 但考虑到人员流动的高昂成本, 实际工作中很难行得通。相反, 可替代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强有力的现场检查队伍, 实行异地交叉检查, 这应是体制约束下的最优方案。

分阶段逐步设立银监会的分支机构。在省一级建立一支业务精良、规模强大的监管队伍。待今后随着监管业务的发展, 再根据需要逐步延伸到地市或县一级机构。这样, 将有效地减小机构变更带来的不必要的震荡和机构设置过多导致的高昂成本。

更新监管理念, 真正实现三个“转变”。即从合规性监管向风险为基础的监管转变, 从不透明的监管向高透明度的监管转变, 从仅以审慎为目标向审慎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双目标转变。长期以来, 我国银行业监管只注重对金融机构合规性的监管, 对风险的监管相对比较弱, 一定程度上造成金融机构受条条框框限制, 金融创新不足, 但另一方面经营中的风险却被忽视, 金融风险不断积累放大。风险监管的理念就是要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 借鉴国外风险监管的评级制度, 将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结合, 把工作重心放在对金融机构风险的识别、评价与管理上。其次, 要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 在不涉及商业秘密的前提下, 要定期向公众公开金融机构的一些财务经营和统计资料, 进而通过市场约束规范和制约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 这也是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的基本要求。增强监管透明度, 既有利于增进外部监管者之间的信息共享, 也有利于约束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行为, 强化可置信的监管威慑力, 而且透明度较高的金融监管可向公众表明监管机构对当前金融运行情况的判断和政策取向, 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和公众的投资和理财行为, 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建立银监会与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和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 尽快理顺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的业务合作关系。及时、准确、全面的金融信息统计是掌握金融运行的基础, 要尽快建立统一、独立的金融信息系统, 形成集中、统一、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 防止数据统计的重复计算或统计遗漏, 使之更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独立性。并通过定期报送制度或系统共享等方式实现银监会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监管信息共享。其次, 要建立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 协调金融机构风险与金融系统风险之间的关系, 降低摩擦成本。可以考虑在中央银行内部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 建立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定期联系会议制度, 对金融运行的重大问题进行及时磋商。具体操作上, 可考虑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通报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政策执行情况及其取向, 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协调。尤其是对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问题, 必须要制定科学权威的规章制度以确保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的良好合作, 及时有效地对高风险金融机构实施救助, 保证经济金融的稳定。

摘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 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本文拟从分析设立银监会的重要作用入手, 探讨银行业监管新体制运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并提出完善和应对我国银行业监管新体制的政策建议。

投资银行监管体制分析 篇3

刚刚结束的200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5项任务，首要的一条即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由此可以看出，在2008年所确定的4万亿投资计划之后，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还会继续下达。必须通过有效的管理体制来杜绝出现贪污腐败，维护公众利益。在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经济发展面临内外交困双重压力的情况下，政府监管尤显重要。因此，完善公共支出管理，强化政府监管机制已是刻不容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投资领域预防腐败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公共采购制度的安排是实现对公共投资有效监管的重要手段。

采用公共采购制度来预防腐败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如新加坡、德国、文莱、智利等国家都把反腐倡廉作为公共采购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或是政策目标。据世界银行对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的专项调查研究显示，利比里亚目前已成全球在近两年反腐败斗争中取得进步最大的国家，其成就主要源于实施公共采购，成立公共采购和特许权委员会等强有力的机构，确保资金使用的合理、公正。

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体制机制面临着国家大幅增加公共支出的“大考”，必须尽快完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公共采购管理体制，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公共投资的落实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首先，亟须解决政府采购机构设置不规范问题，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管采分离”。要统一集中采购机构的设置和隶属关系，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中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不得设置集中采购机构的规定，将集中机构和财政部门脱钩，由本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实行公务员编制，其人员和业务经费由本级财政集中支付。建立政府采购垂直管理体制，实现集中采购机构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统一协调和业务指导，形成全国统一规范的公共采购模式。

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独立地组织和完成采购活动，使得监管对象由多头转为单一，纪检、监察、审计等多个部门多层次、全方位监督，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工程招投标“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以及“谁都可以管，谁都又不管”的局面。同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部门的职能作用，进行全方位监督。严密的政府采购程序，使得监管更具针对性。在政府采购中，招标投标活动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它还包括编制采购预算、制定采购计划、确定并执行采购方式、订立及履行采购合同、验收、结算等；各个环节需紧密相连，缺一不可。严密程序，明确职责，出现问题时，也不会出现无人负责的现象。并且，政府采购严密的采购程序能最大程度地杜绝“五边工程”的出现，避免造福大众的工程变成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确保政府投资落到实处。

其次，加快政府采购电子化建设，使其成为落实监管的重要抓手。电子化采购是我国政府采购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已被列入《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六大重点引导工程之首。我国政府电子化采购试点工作即将启动，逐步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子化政府采购平台，政府采购环境、资源、活动的全部数字化，使得具有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职能的各行政部门可以按其职能分工进行跨部门的联网实时监管，实现对政府采购活动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管理，全面提升监管效率。如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山东济宁市政府采购中心在政府采购电子化方面已经实现了全流程的网上作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通过电子化平台能对采购活动进行全程跟踪，为各项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并且社会监督力量也只要在网络上查阅，便可一目了然地了解采购活动进展情况，促使政府采购“阳光”操作。

更重要的，公共投资通过政府统一采购，在有效防治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等腐败行为出现的同时，利用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实现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方面，通过政府集中采购，可以有效地减少或避免政府投资在使用方向、项目布局、建设内容等方面存在的交叉和重复，集中财力办大事。同时，政府采购通过规定优先采购什么、禁止采购什么、向谁采购和由谁采购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直接影响供应商的生产和销售行为以及投资选择，从而实现支持自主创新，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功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区域经济结构更趋合理。此外，规模庞大的政府采购需求所形成的消费乘数效应，是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而促使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扩内需促发展宏观调控政策的实现。

投资银行监管体制分析 篇4

H信托公司在某信托项目中的监管账户被监管银行F银行申请扣划一案，引起广泛关注。从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裁判文书披露的案情来看，本案受案法院的执行行为及其就H信托公司的执行异议作出的裁定并无明显不当，但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值得探析。案件出现后所引发的争论，反映出社会各界普遍对信托法律关系、信托财产独立性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不足甚至存在严重误解。本文尝试对相关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一、案情简介

H信托公司于2013年7月24与融资方S公司签署《贷款合同》，约定由H信托公司发起设立“H-S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并以信托计划项下资金3亿元向S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后双方签署补充协议，将贷款规模降低为1亿元。为监管S公司对贷款资金的使用，H信托公司、F银行、S公司三方签署了《账户监管协议》：约定由S公司以自身名义在F银行某支行开立监管账户，S公司在使用该账户内资金时，需由F银行依照《账户监管协议》进行审查。2014年4月11日、14日，H信托公司分两笔将合计1亿元的信托资金划付至S公司账户。2014年4月11日-5月12日，总额共计1亿元的资金划转至S公司在F银行开立的监管账户。

2014年6月，F银行在其与S公司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申请法院冻结了S公司在F银行开立的监管账户。后该案进入执行阶段，法院作出扣划裁定，扣划了监管账户中的资金1600万元。对于该执行行为，H信托公司作为案外人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以监管账户内资金为信托资金，不得扣划为由要求法院撤销执行行为，将资金转回至监管账户。H信托公司认为F银行作为监管银行，申请法院扣划监管账户内资金属于“监守自盗”。后法院裁定H信托公司异议不成立，不予支持。

二、法律问题探析

1、监管账户资金性质及信托财产独立性解析

监管账户内的资金是否属于信托财产，是本案的关键争议点。受案法院主要是从信托财产专户的管理规定出发，根据信托法和央行有关文件认定，信托财产专户应开立在信托公司名下，以融资方名义开立的监管账户不属于信托专户。法院据此认定监管账户内资金不属于信托财产。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其论证过程在法律上也无明显不当。

不过，从更本质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有助于理解“信托财产”的概念及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一旦设立，委托人交付的财产便转化为信托财产，与委托人其他资产相隔离，与受托人固有资产及其受托管理的其他资产也隔离。信托存续期间，信托财产经过受托人的管理、运用、处分，可以不同形式存在，当然也存在因为投资失败导致信托财产归零的可能。就本案而言，信托成立后，委托人交付的资金即成为“H-S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财产，此时的信托财产是现金形式的。而后，H信托公司将信托资金用于向S公司发放贷款，信托资金从信托专户划至以S公司名义开立的监管账户，信托财产即由现金形式转化为H信托公司对S公司的贷款债权。此后，“H-S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就以对S公司的债权形式存在。监管账户内的资金虽然是从信托专户内的资金划转而来，但是资金的性质和所有权均发生了本质变化，不再属于信托财产。H信托公司将信托资金放贷给S公司后，贷款资金当然归S公司所有。虽然S公司在使用过程中要遵守《账户监管协议》的约定，但这不改变账户资金归属于S公司所有的事实。如果说账户内资金仍为信托财产，H信托仍然是所有权人，那么又凭什么要求S公司向H信托支付贷款利息呢？！

如果给“H-S公司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做个资产负债表，资金划付给S公司之后，信托计划项下的现金财产减少1600万，但是增加了一笔对S公司金额为1600万的应收账款。S公司的现金增加了1600万，但是形成了对H信托公司金额为1600万的负债。如果说贷款支付给S公司后，H信托公司既享有对S公司的债权，也享有对账户内资金的所有权，这在法律上和财务上都是说不通的。

那么可否认为，信托资金划付给S公司之后，所谓“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就被打破了呢。并非如此，因为此时信托财产实质上是H信托公司对S公司的债权。这笔债权作为信托财产，既独立于受托人H信托公司的其他资产，也独立于委托人的其他资产，如果H信托公司因其自身所负债务而被法院强制执行，那么法院不能够执行这笔债权，因为它是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

2、F银行申请扣划监管账户内资金是否存在瑕疵？

F银行是H信托公司设立的“H-S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监管银行，但也是S公司的债权人。其依法起诉S公司，并在法院执行阶段申请法院扣划监管账户内的资金，用于偿付S公司对其自身的欠款。这在道义上也许值得商榷，但法律上并无明显不妥，只要《账户监管协议》并未明确禁止该等行为即可。F银行在《账户监管协议》项下只要履行了监管责任，即不构成违约。其作为债权人申请法院扣划债务人S公司账户内的资金，也是其作为债权人的权利。

有人认为F银行在本案中滥用了其作为监管银行知悉监管账户的信息优势。实际上，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法院即有义务主动查询债务人在各主要银行（F银行一般在这个查询范围内）的存款情况及其他形式的财产，并积极扣划或者查封，以保障债权人利益得以实现。所以，即便F银行不主动提供监管账户信息，法院也可以查询到该等信息并实施扣划，除非F银行主动请求法院不予扣划或者拒绝受领从监管账户扣划所得的款项。而无论是从合同约定看，还是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看，都没有理由要求F银行履行这种义务。所以，法院的扣划行为并无不妥。本案中F银行主动提供监管账户信息，即便在道义上值得商榷，法律上也并无明显瑕疵。在道义责任通过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转化为法定责任或者合同义务之前，不能以道义上的瑕疵认为F银行的行为存在法律瑕疵。

3、H信托公司是否存在过失？

H信托公司将信托资金用于向S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后，通过设置监管账户来防范借款人擅自挪用资金。但是这不能防范贷款资金因借款人的其他债务到期而被强制执行的风险。H信托公司与S公司关于账户监管的约定不能对抗S公司的其他债权人，也不能对抗法院执行。有人建议将借款人暂不实际使用的资金保留在信托专户内，待其使用时再划付给借款人，以保持资金的信托财产属性。这种做法缺乏可操作性。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和银监会有关文件，这种做法将被视为是变相提高贷款成本，滞留在信托专户内的资金不得作为贷款本金向借款人收取利息，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也就无法获得相应的信托收益。对此，委托人也是难以接受的。可见，信托资金用于向借款人放贷后，借款人被强制执行的风险难以防范。本案的巧合在于借款人的其他债权人就是监管银行而已。

所以，从法院的执行异议裁定书和目前公开渠道查询所得信息看，没有明显证据证明H信托公司存在失职。不能仅以监管账户被扣划就认为H信托公司存在失职。这种推断是不成立的。

三、信托公司可能的应对措施

如上所述，借款人财务状况发生恶化，从而导致信托融资所得资金被其他债权人扣划，是防不胜防、难以预测的，毕竟对外负债以维持或者扩大经营是任何企业经营的常规活动，要求信托公司只对没有对外负债的企业提供融资，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结合本案所出现的法律风险，信托公司也应当对相关问题予以更多的考虑和关注。

1、加强项目立项时的尽调，并在必要时在放款前重新实施尽调。

通过尽调对融资方的资产负债状况进行详实的把握，以了解其未来资金流状况和偿债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很多信托项目从信托公司内部立项到实际放款，会经过较长时间。本案所涉项目即是一例，从H信托公司与融资方签署《贷款合同》到实际发放贷款，经过了九个多月。这期间，融资方的资信状况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信托公司在实际放款前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融资方重新做出必要的尽调，以决定是否放款或者要求融资方提供更强的增信措施。当然，即便实施了十分详实的尽调，也仍不可能完全排除融资方资信状况发生恶化的可能性。

2、在监管协议中约定监管银行不得对监管账户内的资金进行扣划或者向法院申请扣划。如果能够在监管协议中约定，监管银行不得以其对融资方的任何债权扣划或者申请法院扣划融资方在监管账户内的资金，则监管银行应当履行该等承诺。由于实践中，信托公司与各大银行签署的监管协议均为银行提供的格式文本，银行居于强势地位，信托公司难以要求银行予以修改，导致目前信托项目的监管协议中普遍没有该等条款。但若能在监管协议中增加该等条款，有利于保障信托公司的利益，而且考虑到信托项目的运作过程，要求监管银行放弃对监管账户资金的执行权益也是合理的。只要监管银行同意做出该等约定，笔者认为，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若监管银行违反约定要求法院实施了扣划，则信托公司可凭合同约定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法院将资金退回监管账户，或者要求监管银行承担违约责任。

3、将监管账户设置为保证金账户。

银行业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分析范文 篇5

银行业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姓名：李建

学号：1215124188

分数：

货币银行学

银行业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摘要：现代经济金融的发展越来越表明市场的不完全性是客观的，金融自由早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传统的金融管制和金融深化阶段，金融监管趋向于政府直接管制，强制力对利率进行严管，结果反而抑制了经济增长。由于“金融脆弱性”问题的存在，导致银行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引发银行体系危机、金融萧条，需要对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本文主要从银行监管的必要性原因、银行业存在的风险；以及如何监管，方法及措施等方面，对银行的监管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举措。建议侧重中国银行业，目的在于实现好金融监管的安全与效率兼顾。关键词：银行业；金融危机；风险；金融监管

一、为什么要对银行业进行金融监管

（一）现实原因：金融危机频发

2008年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至今全球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此次危机在给全球带来灾难性影响的同时，也凸显了金融监管的缺陷和不足。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在螺旋式复苏过程中再度面临减速风险。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再度放缓，新兴市场国家在高通胀背景下经济增速趋于降低。

警惕金融过度自由化。阿根廷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经济获得了较快增长，但同时货币名义利率迅速上升，银行存款的上升远远低于贷款的上升，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放贷，不惜降低贷款发放标准，为投机性活动提供贷款的比重加大，进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1］

（二）银行存在信用风险

银行事实上是一个信心游戏。银行存在的主要风险是信用风险，即交易对手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风险。这种风险不只出现在贷款中，也发生在担保、承兑和证券投资等业务中。

就整个市场而言，会有信息方面的问题，出借人对于借用人了解很少；也有动机的问题，看借用人是否愿意付高利息，而不是判断借用人是否有能力付利息，银行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银行面临中介风险问题。

我国自2010年以来，信贷资产总体质量上升，各机构不良贷款走向有所分化。但经济增速趋缓可能会使银行的信用风险隐患有所暴露。一些政府融资平台

货币银行学 的潜在风险仍不容忽视。同时房地产贷款增速回落，风险并未完全消除。［2］

（三）银行存在较大的脆弱性

短借长贷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了金融机构内在的非流动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主要是金融资产而不是实物资产，这在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网络，银行业比其他产业更加脆弱和容易被传染；银行业较高的杠杆率，资产配置的不透明，加剧了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银行之间的拆借使它们的财务更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使得银行的支付困难产生交叉影响。银行经营失败涉及的相关利益者众多，发生较快，相关利益者众多，发生较快，银行业存在着较高的脆弱性和传染性；一旦金融恐慌引发挤兑，很容易出现连锁的技术性破产。［3］

（四）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变动而可能使银行发生损失的风险，它存在于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中。流动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客户提取到期负债及新增贷款、合理融资等需求，或者无法以正常的成本来满足这些需求的风险。

现代银行的结构非常繁杂，有：政府银行、股份银行、独资银行、企业性银行、合作银行等。银行提供了长期贷款，同时允许储户立即拿到钱，所以这个体系本身就内涵了不均衡或流通性风险。储户储蓄，理论上银行说什么时候取钱都可以，但同时银行也把钱借给别人，借期也很长，而储户却想要短期拿钱。现代金融学理论所追求的无套利市场并不会真实存在。［3］

（五）经营与操作风险

银行等金融机构用储户的钱作风险贷款，存在巨大经营风险。银行一直在寻找释放资金的新方式，最受欢迎的便是证券化。把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些资产转嫁给一些投资者。证券化产品应用领域广泛，工具从抵押贷款到汽车贷款，再到信用卡贷款，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意应用。购买证券产品，是今天就拿到明天的收入，诱惑巨大，实则脆弱不堪。银行业经营风险与银行的主观因素和市场运行状态相关，其可能的损失及其程度无法精确测算，是不可完全预知的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操作过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银行机构越来越庞大，它们的产品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银行业务对以计算机为代表的IT技术的高度依赖，还有金融业和

货币银行学

金融市场的竞争扩张的趋势，使得一些操作上的失误，可能带来很大的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后果。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一个令人怵目惊心的例子。

（六）行业竞争风险

银行之间竞争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化收入，但是，银行在投资、放贷等市场经济活动中，竞争者的预期利益目标并不是总能实现的，可能会使竞争者面临经济利益上的损失。在市场竞争中，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必然会有某些竞争者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承受竞争的损失。银行会因为竞争的加剧原因而蒙受经济损失，形成经营风险。

现在批发银行、投资银行或小额金融机构的区分逐渐消失。银行可以在按揭市场上进行竞争，采用企业的运作方式获得资金有更大的灵活性，但同时风险并存。就我国而言，市场准入风险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加大了风险度。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跨境业务发展也加剧了竞争风险。

（七）信息不对称风险

银行交易中的各方拥有的信息不同。银行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它们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银行，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银行，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同时银行拥有的信息不完全批露，它们对了解不充分，储户对银行也了解得很少。

银行广泛投资，资金投入到了不够可靠的投资体系也带来了问题，这种情况下，银行变得短视只追求短期利益。这一切必将导致银行的信用危机，甚至被推向崩溃边缘。

（八）金融创新风险

银行融资渠道变化，欧美各国在危机之前，为刺激经济发展，一直保持低利率的市场环境，银行业更加依赖批发融资市场，如商业票据、可交易存单及其他货币市场产品，也更多依赖同业拆借市场以加快负债经营。资本市场产品波动性高，周期性强，大幅增加风险传播。

复杂新型产品的使用加剧风险管理难度。过去10年间，信用衍生产品和其他结构性产品等创新型金融产品发展迅猛。新产品在交易双方和市场间重新分配和转移风险，其广泛使用也增加了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难度。

对数理模型过度依赖恶化了风险效应。西方的银行业历史上，曾出现过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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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金融市场上证券化产品增速惊人。有大量的投资者出现，想要进行投资。银行寻找其他方式来释放资金，便发明出更复杂的证券化债务。担保债务凭证是高风险高回报，低风险低回报的债券组合，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成功转移。却引发了低价信用流动愈发频繁，带来恶性循环。

我国逐渐推进利率放开政策，也是一种创新。然而，回看历史上的金融创新，新的自由市场手段，曾一度撤销对金融市场的管制，这一举措短期内使金融市场很高效。后来的非互助化和惟利是图却是危险的。

二、银行业风险存在的原因

世界经济和我国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市场存在盲目性、自发性和落后性。银行是通过放贷获得收入的，金融爆炸导致更多的资金从生产领域流向金融领域，继续推高金融资产的价格，于是，很容易产生泡沫。所有的银行都相互连接，容易引发系统风险问题，银行体系一块出了问题，整个都会崩盘。

我们国家数年来，上市银行利润动辄百分之几十的增幅，让其他行业上市公司羡慕不已。银行利润超额增长的根源是息差。当来自央行的有形之手导致息差收窄，即便是创出天量的信贷，也无法缓解银行利润下跌的趋势。央行赋予银行在制定基准存贷款利率方面更多的灵活性，央行允许存款利率上浮，释放出竞争方面的压力。这些竞争已经开始导致它们的利润率下降，银行业风险加大。

严重依赖比零售存款更变化无常的企业存款，特别是过分热衷房地产业，中国银行比其它银行更能感受到利差的压缩。银行竞争增强，竞争力下降。

证券化产品、金融工具把风险从银行转嫁到他人身上，却没有真正的风险转移。在中国，金融机构缺乏处理和解决复杂制裁规定要求所需要的意识与专门知识。

三、解决银行业风险问题的方法

（一）创新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创新并非金融机构的孤立行为，要使各种创新稳定下来，实现规范化与合理化，还需要制度创新作保障。如果有强有力的外部强制性纪律和国际社会的及时援助，危机可以避免，即便爆发危机，破坏程度也会大大减轻。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很多符合一般性市场经济规则的金融政策很难在国内实施。全球金融规则可以让问题简答化。［4］中国银行业体系与国际具有较大的差异。我国银行

货币银行学

业处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一时间很难动摇。

银行业应该实行分业监管，明确各金融监管机构职责。证券化需要评级机构，评级机构要更加严格；同时推动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还要明确政府管理的平衡点，做到适可而止。

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要结合中国国情，根据商业银行在规模、关联性等方面的差异而进行不同层次的划分。同时，针对不同层次的商业银行要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5］

银行自身更应创新，银行应该考虑的是除了靠利差获取高利润外，还有没有新的途径可以挖掘。银行业应实现转型，比如关注现在融资需求大的小微企业，网络贷款、网络融资市场等都是银行业可以发挥金融优势的地方。

（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

银监会应加大不规范经营整治力度，让不规范行为受到严厉控制；继续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范范和化解风险。相关法案对于银行业务应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比如小额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不应该相互交织，使整个资金体系可控，建好管理防火墙。

银行业的竞争与发展日趋全球化，金融创新速度加快，专业化要求提高了，应实行标准化的制裁法规，使法律与世界接轨。

中国银行业将过多的贷款投放给了房地产业，从而形成了房地产业较多的贷款集中度和盈利依赖度，银行在增加抑或收缩房贷的选择上陷入两难困境。［6］关于此，应立法监管。

（三）预防性监管

要严格管理，监督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加强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

逐步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提供流动性支持，维护存款人的信心，防止挤兑。建立统一的存款保险体系，考虑风险状况。

（四）健全中央银行的职能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需要有所作为，政府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中央银行负责监督管理银行体系，需要更有效的政府管理，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投放的科学性，让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推进贷款精细化管理。

货币银行学

通过中央银行建立政府救市体系。假如政府不给银行担保提供新资金，破坏力巨大的萧条之风将席卷银行体系。正如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一样，信用紧缩，那按揭贷款越来越难，房价却增加了，整个金融业急转直下。中央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同时不忘监管。

央行应运用多种手段防患信用风险，不断提升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深化信用风险监测与分析，加强对潜在性风险因素的管理；推动信用评级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应用。例如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则分别建立了15级分级的客户评级细则。调控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应对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日趋严格化。

总之，央行要保证银行机构的正常经营活动，鼓励银行业在竞争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银行机构的经营活动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保持一致；增强本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戴金平.主权债务危机:国家信用神话的破产［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2010-2011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M］.中国金融出版社

[3]胡援成/主编[M].货币银行学（第四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4]张斌，胡志浩.世界需要建立新的全球金融规则[J].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9-22 [5]郭卫东.中国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价值及溢出［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7）2013年第4期

我国广告监管体制革新论文 篇6

摘要:受历史遗留因素影响,我国的广告管理一直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徘徊不定,于两种体制的狭窄罅隙之间艰难生存。随着世贸约定期限的逐渐逼近以及受众心智的成熟,“广告生态环境”也受到剧烈震荡,“生态链”的断链让广告市场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广告管理体制面临转折点。

关键词:广告管理;体制

1“内忧外患,拔剑茫然”――我国广告管理体制的艰难生态环境

(1)具体的可执行性法律细则缺乏,大多为原则性条款,法律体系亟待完善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自1995年2月1日实施起,为新中国新时期广告业的发展起到了理性法律保障的作用,规范了行业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随着完全市场经济的深入以及推进,新型媒体的普及以及广告传播方式的革新,在以往广告实践基础上制定的《广告法》部分条款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司法审判的需要,其它专门法规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老龄化”趋向。大多数条款为原则性的规定,过于宽泛,缺乏可执行性细则,这对司法审判也提出了一个难题。法官的自由操纵性变大,不少主观臆断的案件时有发生,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同时,《广告法》与专门法以及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内容不统一的交叉重叠现象,到底是依据哪部法规来判罚具体的案件?这种多层次多维度体系造成了广告监管法律层面的繁杂庞冗,缺乏逻辑同一性。

(2)“令难行禁不止”――行政管理的执行力缺失,处理效率有待提升。

我国广告行政管理的执行力偏弱。这一现象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培养人才乃至人才渊薮的封闭限制性。“多层批准”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某一个环节的延误可能导致整个流程的瘫痪。政策更新的.滞后以及政府管理部门人员专业广告素养的缺乏导致实践处事效率递减。这种现象是典型的“令难行禁不止”,受损公司与群众叫苦连天,执法人员有苦难言,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交流两者意见。

(3)“政出多头,多面监管”――谁的管理谁做主。

其一,我国广告行政主管部门为国家工商管理总局以及地方各级工商管理局。但在行政体制的改革前,广告行政管理部门为“对外经济贸易管理委员会”。职责的移交、权限的流转将不可避免存在“后遗症”;其二,广告内容必须符合“交通部”“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局”等部门的行业政策限制;其三,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传播事业必须符合“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超女”“快男”的受限乃至部分明星的封杀即是明证;其四,网络传媒、手机等新媒体的广告刊载也必须符合“信息产业部”的限制。各部门的协调机制在“政出多头,多面监管”机制下出现运转障碍,“政令多出”成为中国广告监管最突出的特色之一,也是区别于国外广告监管体制的最大中国体制产物。

(4)陷入沉默的螺旋漩涡――民间声音难以“抵达圣听”,社会监管收效甚微。

舆论监督是完整广告监管机制的重要补充部分。我国大部分受众维权意识不高,在遭到虚假广告导致自身利益受损时,若损害不大,往往采取“自认倒霉,小事化了”的态度;仅有部分消费者向消协提出维权申诉。但这种措施往往是事后“亡羊补牢”的补救措施,没有很好的“事前防范”机制将事故消弭在萌芽状态;况且,部分受众的个体自发行为缺乏群体的“联合力”,无法集结为拧成一股绳的力量;中国审判实例中尚未有“集团诉讼”制,一个消费者的成功获赔无法推及到其他消费者利益共享。社会监督的“缺位’往往会导致商家行为的“越位”,无法有效挟制商家不法行为。

(5)先天残疾与因果循环怪圈――完善的广告行业自律体制尚未完全建立。

独立经费的缺乏、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留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过于浓厚的行政色彩抑制了广告行业自律体制的完善发展,造成其对政府的过度依赖;自主性的缺位、对政府部门迟迟未能“断奶”又使得政府加强对其约束。这样往复循环的因果怪圈,让我国广告自律行业体制迟迟未能独立发挥应有的作用。

2危险机遇并存的双刃剑――归去来兮,鼓角铮鸣,我国广告监管何去何从

(1)经济危机扩散蔓延,游戏规则重新定义,行业即将面临洗牌。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与经济关联紧密的广告行业势必无法免灾。众多大型广告代理公司营业额锐减,仅靠大客户的订单勉强支撑度日;中小型广告公司即使惨淡经营也难以摆脱行业洗牌的结局。游戏规则的重新定义使得广告市场更为规整洁净,体制性的重整使得广告管理也可能因此“减负”不少,从而为整体制度的革新缔造新机遇。 (2)广告管理的社会压力渐重――消费者利益受损,虚假违法广告难辞其咎。

社会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使得人们对个人空间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强烈,广告媒体由于交互性和纵深性的属性,对人类的影响也因此日渐深远。但虚假违法广告也更加猖獗,尤其是在食品和药品等关乎人身生命安全的产品上,问题频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良性运行。

(3)是机遇还是重重伪装的危险――世贸组织开放压力下的势在必行。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之一,应当按照签订协议的要求在一定期限之内开放相关领域。作为最有潜力的市场,众多国外广告公司势必纷纷涌入中国市场“攻城拔寨”,瓜分市场。在新势力的冲击下,传统的广告主、代理商、发布媒体之间的关系即将面临重新定义。中国广告管理体制应该在短暂的阵痛之后快速适应变幻莫测的市场风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应国际规则轨道,书写管理新篇章。

(4)传播媒体与传播技术新变革,编制广告监管的复杂性与多维性。

竞争的加剧使得媒体盈利由“暴利”进入“薄利”世代,报纸、电视、杂志、广播四大传统更是在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强烈冲击下,面临市场衰退以及产品退化等问题。网络杂志的出现更是吞噬着传统媒体的市场份额;新型媒介以及新传播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得广告市场更加复杂多元,新概念层出不穷,让广告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多维环境,驾驭难度大大提升。

(5)消费者广告素养的提高,为管理改革带来整体环境的资源优化。

随着我国向完全市场经济方向的深入发展,我国广告从业人员的整体职业素质不断提升;但消费者的广告素养教育曾一度落后。随着电视购物的发展以及网络购物的兴起,广告专业知识不再是那么阳春白雪遥不可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广告越来越普罗大众,与受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进而成为一种“通识义务教育”。广告传播的民主化使得消费者的自主性得以日益发挥,消费者不再依赖于政府与业界的“传道授业”,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大监督”统一战线为广告管理的环境优化整合了资源。

参考文献

[1]张金海.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周茂君.关于我国广告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2002,(5).

[3]周茂君.广告管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4]刘凡,南平.中国广告的规范与创新[J].现代广告,,(12).

[5]Rajeev Batra,John G.Myers.广告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投资银行监管体制分析 篇7

财政监督过程实际上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博弈。财政监督作为一种执法行为,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财政监督部门 (简称“财监部门”) 在博弈中有“执法”与“不执法”两种策略可选, 而被监督者也有“违规”与“不违规”两种策略可选。

如果该被监督者正常的合法收益为S, 而通过违规可以得到的额外收益为Q, 则此时其总得益为S+Q。如果财监部门严格执法, 被监督者违规将受到处罚, 假设由此带来的损失为-C。如果财监部门不执法, 而被监督者也不违规的话, 财监部门的干部将享受工作轻松带来的休闲福利, 假设这种正效用为M。相反, 如果财监部门不执法而被监督者违规的话, 则财监部门可能因失职而被追究将产生负效用-N。基于以上假设, 可以构建如下得益矩阵:

从图1可以看出, 如果被监督者选择违规, 那么对财监部门而言最好的策略选择是执法 (0>-N) , 这样可以惩处违规者并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当财监部门选择执法时, 被监督者的理想选择却是不违规 (0>-C) 。在被监督者遵纪守法的情况下, 财监部门的理想选择又是不执法 (M>0) 。而一旦财监部门放松执法, 被监督者又开始选择违规 (S+Q>0) , 如此循环往复, 形成一个非对称的非零和博弈, 无法达到纯策略纳什均衡。下面分两步进行深入的分析:

1. 影响违规率的关键因素。

违规率的高低取决于违规的潜在动力, 任何单位违纪、违规, 必然出于利益的驱动。根据前面的假设, 在财监部门不执法的情况下, 被监督者的违规得益为S+Q, 但是, 财监部门事实上不可能完全不执法, 一旦财监部门执法, 被监督者就有被查处的风险, 假设某单位因违规受罚带来的期望损失为-D, 则实际上其期望收益为S+Q-D。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D并不等于前面提到的财监部门对违规单位的处罚C, 而是与财监部门“执法程度”相关的一个变量。“执法程度”可以分解为两种因素:执法频度和执法力度。执法频度代表财监部门工作的努力程度, 包括检查的覆盖面、检查单位的个数、针对同一单位检查的次数和检查的深度等。执法频度决定了被监督者被查出问题的概率, 假设此概率为Pv, Pv影响着被监督者选择“违规”还是“不违规”的心理状态。一般说来, 任何人都有侥幸心理, 并非单纯增加处罚力度就可以制止犯罪。侥幸心理直接影响犯罪率, 而这种心理的强弱又取决于执法频度, 执法频度越大, 侥幸逃脱的希望越小。执法力度即处罚力度C, 它描述的是被监督者因违规而被查处的后果的严重程度。Pv和C的乘积则形成违规者的期望损失, 即D=Pv×C。因此, 被监督者的实际预期收益应为Y=S+Q-Pv×C。据此, 可以构建如下博弈矩阵:

假设有甲、乙两个单位, 其合法期望收益为S, 违规期望收益为S+Q-Pv×C。当Q-Pv×C>0时, 无论乙选择何种策略, 甲的理性选择都是违规;同理, 无论甲选择何种策略, 乙的理性选择也都是违规。而当Q-Pv×C<0时, 无论乙选择何种策略, 甲的理性选择都是合法;同理, 无论甲选择何种策略, 乙的理性选择也都是合法。

从以上分析可知, Pv和C是影响财政监督效果的关键变量。当前, 我国财政监督工作频度低、力度小, 造成Pv×C的值很小, 而违规带来的收益Q却相对较大, 造成Q-Pv×C>0, 结果使得社会长期违规率居高不下。

2. 根据关键变量展开的博弈分析。

(1) 财监部门的混合策略。假设财监部门选择执法的平均概率为Pt (0≤Pt≤1) , Pt与Pv正相关, Pt决定Pv的值。而对应于财监部门执法的不同概率, 被监督者选择违规的期望收益为Y (-C≤Y≤S+Q) 。如图3所示:

图3表明, S+Q和-C的连线与横轴的交点Pt'是财监部门选择执法的最佳概率点, 选择不执法的最佳概率则是1-Pt'。由于被监督者选择违规的期望收益为:Y= (S+Q) × (1-Pt) -C×Pt, 令Y=0, 得出Pt'= (S+Q) / (S+Q+C) , 如果财监部门选择执法的概率低于Pt′, 则被监督者的期望收益大于零, 被监督者的违规行为因受到正面激励将增加, 使经济秩序进一步混乱, 迫使财监部门加强执法, 使Pt回归到Pt'。同理, 当财监部门选择执法的概率高于Pt'时, 被监督者的期望收益将小于零, 被监督者将减少违规行为, 经济秩序转向良好, 此时, 财监部门又会重新调整策略, 弱化执法, 同样导致Pt回归Pt'。所以, 财监部门实际上是以概率Pt'和1-Pt'来分别选择执法和不执法的, Pt'为均衡点。其中, C值的上升将导致Pt′的值下降, 如图3, 若将-C下移到-C', 均衡点Pt'将左移到Pt''。C值上升的结果有三个:一是短期内暂时性地减少违规现象, 因为违规率取决于Pv×C的值, 短期内财监部门的努力程度Pt不会明显变化, 于是Pv的值相对稳定, C值的上升将使Pv×C的值暂时上升, 短期违规率下降;二是从长期来看, 使财监部门选择执法的均衡概率下降, 实际上降低了财监部门工作的努力程度;三是从长期来看, 对被监督者的违规率没有确定性的影响, C值虽然上升, 但C值上升的同时会使Pt的值下降, 而Pt的值下降又导致Pv的值下降, 结果Pv×C值的变化方向最终无法确定。

(2) 被监督者的混合策略。如图4所示:

假设被监督者违规的平均概率是Pu (0≤Pu≤1) , 而对应于被监督者违规的不同概率, 财监部门选择不执法策略的期望收益为Y (-N≤Y≤M) 。

图4表明, M和-N的连线与横轴的交点Pu'是被监督者选择“违规”的最佳概率点, 而选择不违规的最佳概率则是1-Pu'。而此时财监部门选择不执法的期望收益为:Y=M× (1-Pu) -N×Pu, 令Y=0, 得出Pu'=M/ (M+N) 。假设被监督者违规的概率大于Pu', 此时财监部门的期望收益将小于0, 因此财监部门将选择抓紧执法, 使被监督者因违规而被惩处的概率Pv增加, 在处罚力度C不变的情况下, 被监督者逃避监管的侥幸心理将减少, 其策略选择将更趋向于不违规, 于是, 被监督者违规的概率Pu下降。反过来, 如果被监督者违规的概率小于Pu', 财监部门选择不执法的期望收益将大于0, 财监部门将因此放松执法, 被监督者因违规而被惩处的概率相应减小, 从而增加了其逃避监管的侥幸心理, 使其策略选择更趋向于违规, 结果是被监督者的平均违规率Pu上升, 直到重新达到均衡点Pu'。以上分析表明, 被监督者以概率Pu'和1-Pu'分别选择违规和不违规, Pu'为均衡点, Pu'实际就是社会长期违规率。其中, N是决定Pu'的关键性因素, N值的上升将导致Pu'值的下降。如图3所示, 若将-N移至-N', Pu'将左移到P1。因此, N值的变化将直接影响被监督者的违规率。从Pv×C来分析, N值增加将导致Pv的值上升, 同时它不会影响C值, 于是Pv×C的值上升, 结果Pu的值下降。从Pu'=M/ (M+N) 来看, 这种关系更一目了然, Pu与N负相关, 由于M基本是一个确定的值, 因此Pu仅仅取决于N, 和C完全没有关系, 这和一般认为加大处罚力度可以使经济秩序好转的观点大相径庭。

(3) 中间监督力量的混合策略。财监部门与被监督者之间, 还存在中间监督力量。以会计师事务所为例, 虽然它本身也是财政监管的对象, 但它作为企业会计报表的审计者, 对企业而言, 它又类似于一个监督者的角色, 它与财监部门唯一不同的是, 它对企业的监督是要向企业收取费用的, 这个关键的不同导致了它与企业之间博弈关系的改变。如图5所示:

图5中, 横轴P代表企业违规率 (0≤P≤1) , 纵轴Y代表会计师事务所不按规定实施审计监督的期望收益 (-H≤Y≤K) , K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会计师事务所按正常标准向企业收取的基本审计费用, 二是会计师事务所减少审计程序、降低审计质量而获得的休闲福利。-H是财监部门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行政处罚。连线K和-H所决定的企业违规率为P0。当企业违规率超过P0时, 会计师事务所期望收益小于零, 会计师事务所会选择规范审计程序、提高审计质量, 此时企业的违规行为就会更多地通过审计报告的真实披露而暴露出来, 迫使企业减少违规行为, 使违规率下降到P0。而当违规率小于P0时, 会计师事务所的期望收益会大于零, 会计师事务所会重新选择减少审计程序、降低审计质量, 企业的违规行为将不易暴露, 企业逃避监管的侥幸心理增加, 从而使企业违规率又回升到P0。另一种情况是, 在利益的驱使下, 会计师事务所还可能会与企业伙同作弊, 通过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来获取更多的审计费用, 假设由此增加的收益为KK', 在财监部门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力度不变的情况下, 连线K'和-H所决定的企业违规率将上升到P1。此时如果财监部门加大处罚力度, -H下移到-H', 会计师事务所将减少作弊行为, 企业违规率也相应从P1回归到P0。如果再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 使-H'下降到-H'', 企业违规率将下降到P2。

这个模型的分析表明, 提高中介机构的审计质量有利于降低企业违规率。但是, 这里的均衡违规率P0不是最终的长期违规率, 因为在P0的推导过程中, 我们引入了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 就是企业一定会因害怕违规问题在审计报告中被披露出来而减少违规行为, 这个假设要成立必须依赖另外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财监部门要能够发现这份审计报告并对违规单位作出处罚, 因为会计师事务所不具有对企业的行政处罚权, 即使违规问题在审计报告中被披露出来, 如果财监部门没有对企业实施强制性的处罚, 企业也不一定会减少违规行为。所以, 长期违规率仍然取决于财监部门的努力程度, 但是违规问题在审计报告中被披露增加了企业被查处的风险,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相当于在无形中提高了Pv的值, 在C值不变的情况下, 长期违规率会下降。

对财政收支的监督同样如此:税务部门和财政内部负责财政支出的业务部门与其分管对象之间的关系, 类似于会计师事务所与企业的关系, 两者之间既有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 又有共同的利益, 其博弈过程与图5所描述的过程类似, 假设其共谋得益为KK', 在财政收支部门的纵容下, 其分管部门违反财经法规的概率会上升至P1, 而加大对财政收支部门的处罚力度, 则有利于降低违规率。

二、财政监督工作的改革思路

1. 引入对财监部门的激励机制。

模型分析表明, 要降低违规率, 提高财监部门的工作积极性是关键, 模型显示要激发积极性就要提高失职机会成本N的值。模型中N值显示为负, 但它并非一种单纯的负面激励, 因为正面的激励同样可以转化为机会成本。如图4所示, 假如对财监部门做出这样的政策规定:一定时期内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给予N1量的奖励, 而没有完成则给予N2量的处罚 (N2=N) , 则此时财监部门的干部失职造成的机会成本将是N1+N2, 设N''=N1+N2, 则图4中M和-N的连线将下降到M和-N''的连线, 违规率均衡点将下降到P2。可见, 正面激励起到的作用与负面激励相同, 并且, 由于负面惩戒毕竟有限, 过大的压力会使财监部门的干部对工作失去信心, 反过来影响工作效率, 而正面激励则能有效提高其积极性。财政监督属于执法类工作, 应该设置有效的激励机制, 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使社会长期违规率迅速下降。

2. 完善财政监督行政管理体制, 提高财政监督者的行政地位。

改革的思路有两种:一是由政府一把手分管财监部门或一把手直接兼任财监部门领导, 使财监部门直属于政府最高行政首长, 才能在监督工作中真正发挥作用。其实, 这种机制在审计部门早已实行, 比如多数省市的审计厅 (局) 都由政府一把手直接分管, 值得财监部门借鉴。二是钱颖一 (2008) 认为政府需要认真考虑, 是否能够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 从事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组织协调工作。的确, 为了推进改革, 应该在政府层面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 以降低改革的成本。

3. 加大对违规单位的处罚力度。

对模型的分析表明, 虽然对违规单位的处罚不是决定长期违规率的根本因素, 但在短期内, 它还是有效的。因为在短期内, 由于Pv的值不变, C值上升将使Pv×C的值暂时上升, 使违规单位的期望损失增加, 在短期内可以减少违规现象。在当前财监部门人手少、任务重的情况下, 加重处罚可以适当减轻财监部门的工作负担, 所以也有其积极意义。要达到这个目的, 就必须强化财监部门的监督手段。当前财监部门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小, 其执法的依据也不够充分, 除《会计法》、《预算法》之外, 其余的多是一些部门性财政法规, 对被监督者的威慑力较弱, 应该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使财监部门的执法有坚实的法律后盾。

4. 转变财政监督理念, 化财政监督为财政监管。

监督与监管的核心区别在于:监督者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的, 是一个单纯的执法者, 它的工作成绩与被监督者本身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监管者却极富主人翁精神, 它以促进被监管对象整体的良性发展为目的, 它的工作与被监管对象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因此, 财政监督在理念上应该向财政监管转变, 由“检查型监督”转变为“管理型监督”。财政监督部门应转变自己的角色定位, 将促进整个财政事业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参与财政管理, 主动制定相关财政管理制度, 比如财政部门内部的内部控制制度、专项资金监管办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预算单位的财务内控制度和财政部门对外的会计委派制度等, 使财政监督的目标不仅仅是针对某些具体事件的检查和处理, 而且是将检查中反映出的问题有机地结合到管理制度中来, 最终从制度建设上解决问题, 变“治标”为“治本”, 完善财政管理制度, 深化财政改革, 促进财政事业的整体发展。

摘要：财政公共化是让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一个基本前提。本文通过博弈模型揭示财政监督工作效率低下的深层次原因, 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思路, 从而完善财政监督体制。

关键词：博弈,财政监督,期望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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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彦君, 陈度.论财政监督的现状和对策.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0;1

[4].财政部财政监督课题组.财政监督.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银行业监管的博弈分析 篇8

【关键词】 银行监管 博弈 均衡

一、银行监管的界定

银行监管是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简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监督是察看督促，管理是指照管约束。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Supervise是指照看、主管或检查。Regulate是指决定、确立或控制；依一定的规则、方法或确立的模式进行调整；依规则或限制进行指导；受管理性原则或法律的管辖。Banking Supervision是指监督银行的运行状况和要求银行必须持续不断地按照法规和政策经营。Banking Regulation是指制约银行运作的法律、规则的框架。有学者认为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依法利用公权力对银行及其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行为的总称。还有学者认为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依法对银行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经营活动实施规制和约束，促使其依法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又有学者将监管分为宏观监管、中观监管和微观监管。宏观监管是指国际性的联合监管，目前以巴塞尔银行监控委员会及其一系列法规、文件和准则为代表。中观监管是指各国央行对本国的银行业监督管理。微观监管是指银行业的自律管理。

二、银行监管与博弈论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博弈论（game theory）就是研究利益冲突的主体人对局的理论。如前所述，笔者认为银行监管的实质是对银行业相关主体利益均衡，银行监管法实质是银行业相关主体的利益反复博弈的结果。

博弈论的经典例子“囚徒的困境”说明社会中每个个体只为自身利益打算时，即使大家都遵守社会规则，个体的行为是不一定符合集体或社会的利益的，甚至也不一定真能实现个体的最佳利益，所以政府协调监管是不可缺少的，并由此对银行监管进行博弈分析。

金融市场主体的个体理性和金融市场的集体理性之间、金融主体之间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一般而言，一个金融主体对待另外一个金融主体的态度是不合作的非理性选择。

银行能够保持稳健经营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存款者对它有信心，只有存款者不同时提款，才能使银行将资产持有至到期日，不因银行提前变现而发生亏损。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存款者的利益不受损害。但如果出现了突发性事件，使提款加速，那么对每一个存款者的理性选择就是趁银行没有倒闭之前加入挤提行列，而挤提行为是集体的非理性，其最终的结局就是存款者与银行同时受损——存款者全部或部分存款无法兑付，银行破产，甚至引发系统性危机。

三、银行业监管的博弈分析

1、银行监管必要性的博弈分析

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论证银行监管必要性的理论不少，但运用博弈论及相关模型去计量银行内在的不稳定，得出了监管银行经营活动必要性结论的研究不多，戴蒙德和戴维格D（Diamond & Dybvig）银行挤兑模型堪称代表。下面就运用博弈论对银行挤提的必然性进行简要具体分析。

两个投资者每人存入银行一笔存款D，银行已将这些存款投入一个长期项目。如果在该项目到期前银行被迫对投资者变现，共可收回2r，这里D＞r＞D/2。不过，如果银行允许投资项目到期，则项目共取得2R，这里R＞D。

有两个日期，投资者可以从银行提款：日期1在银行的投资项目到期之前，日期2则在到期之后。为使分析简化，假设不存在贴现。如果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1提款，则每人可得到r，博弈结束。如果只有一个投资者在日期1提款，他可得到D，另一人得到2r-D，博弈结束。如果两人都不在日期1提款，则项目结束后投资者在日期2进行提款决策。如果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2提款，则每人得到R，博弈结束。如果只有一个投资者在日期2提款，则他得到2R-D，另一人得到D，博弈结束。最后，如果在日期2两个投资者都不提款，则银行向每个投资者返还R，博弈结束。

现在一般性地分析这一问题的解题思路。两个投资者在日期1和日期2的收益情况（作为他们在那时提款决策的函数），可以用下面的两个标准式博弈表示。注意这里日期1的标准式博弈是不规范的：如果在日期1两个投资者都选择不提款，则没有与之对应的收益，这时投资者要继续进行日期2的博弈。

从后往前分析此博弈。先考虑日期2的标准式博弈。由于R＞D（并且由此可得2R-D＞R），“提款”严格优于“不提款”，那么这一博弈有惟一的纳什均衡：两个投资者都将提款，最终收益为（R，R）。由于不存在贴现，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一收益替入日期1的标准式博弈双方都不提款时的情况。由于r＜D（并且由此可得2r-D＜r），这一由两阶段博弈变形得到的单阶段博弈存在两个纯战略纳什均衡：一是两个投资者都提款，最终收益情况为（r，r）；二是两个投资者都不提款，最终收益为（R，R）。从而，最终的两阶段银行挤提博弈就有两个博弈精练解：一是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1提款，两人的收益分别是（r，r）；二是两个投资者都不在日期1提款，而在日期2提款，两个在日期2的收益分别为（R，R）。

前一种结果可以解释为对银行的一次挤提。如果投资者1相信投资者2将在日期1提款，则投资者1的最优反应也是去提款，即使他们等到日期2再去提款的话两个的福利都会提高。这里的银行挤提博弈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囚徒的困境：虽然两个博弈都存在一个对整个社会是低效率的纳什均衡；但在囚徒困境中这一均衡是惟一的（并且是参与者的严格占优战略），而在这里还同时存在另一个有效率的均衡。从而，这一模型并不能预测何时会发生对银行的挤提，但的确显示出挤提会作为一个均衡结果而出现。

因此，在市场中，银行业会出现大量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垄断、外部性等导致市场失灵的问题，如果让银行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进行自发地配置金融资源，金融资源会因为市场失灵而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所以，为了纠正市场失灵问题，必须对银行业进行监管。

2、监管工作各主体的博弈策略

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是主要的博弈双方，它们在监管工作中形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地方政府是不请自来的第三方，它更多的扮演一个仲裁、调和者的角色。在监管工作中，监管者、被监管者和地方政府都权衡自己的利益成本，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博弈策略。

（1）监管者。在监管工作中监管者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依法严格监管的主要收益：获得单位领导和上级部门承认，取得所谓政绩，得到被监管者的尊重，维护一方的金融秩序，在目前的收入分配体制下，依法严格监管者并不会得到应有物质利益。主要的成本：得罪被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关系紧张，如果地方政府站在被监管机构一方的立场上，也会与地方政府形成一定的对立，在今后的工作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衡量成本与收益，如果监管者的劳动得不到领导和上级的承认，监管行为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根据趋利避害、有利于己的原则，一些监管者会采取这样的策略：上边既能过得去，下边也不去开罪，检查走过场，感情多联络，使监管工作处在低效、失效的状态，见表1。

（2）被监管者。实际工作中，如果只对被监管机构提出整改意见，被监管者大都可以愉快接受，如果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则对被监管者来说只有成本没有收益，成本主要表现在：罚款经济上受到损失，处理人个人前途受到较大地影响，向上级领导无法交差，机构声誉受到损坏。根据依法监管的原则，配合监管、主动交待金融机构只会博得一个态度好的虚名，依然逃脱不了被处理的命运，说情、抵赖也许会加重处罚，也许会绝处逢生，各拥有50%的机率，权衡利害得失几乎所有的被监管者都会选择抵赖和说情的策略，见表2。

（3）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监管博弈中可以说是不请自来的第三者，它无需付出成本，不论结果怎样都会赢得各种方式的收益：如果把情讲得下来，金融机构自然会感恩戴德，在支持地方上项目融资中尽最大地努力，政府的威望在金融机构中会直线上升，以后工作中金融机构如不配合，再遇到麻烦政府就不会再予以协调；如果情讲不下来，反正我已尽了最大地力量，心已尽到了。因此在监管的博弈中，地方政府总是站在金融机构的一边又打又压乐此不疲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协调，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见表3。

3、监管工作中博弈的均衡分析

在分析了监管工作中各主体的博弈策略后，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监管工作中的博弈模型，更深入地分析监管博弈中的均衡情况。监管者、被监管者和地方政府的三方博弈模型如模型1、2。

（1）子模型1的均衡解是a2。在监管博弈中，地方政府几乎毫无例外要选择调和的策略，因为它毫无成本付出，选择调和可以很轻松地在金融机构中先得一分。对当事金融机构而言，选择合作和监管部门处理好关系诚然十分重要，但是在面对行政处理、经济处罚和声誉受损的时候，大多数金融机构还是选择了抵抗和说情，正面的反抗可能导致监管者更严厉的惩罚，但是侧面的说情、诉苦往往会引起监管者的同情，对检查结果作一些技术性处理，逃脱法律的惩处。在严格监管的条件下，个别情况说情可能会遭到惩处，但是逃生的机率也很大，二者分别占40%和60%的机率。因此，子模型1.1的均衡解是a2，这是各方均理性的选择对自己最优策略的结果。

（2）子模型1.2的均衡解是a4。同样的道理，政府会选择调和的立场，我们对此不再赘述。即使在比较宽松的监管氛围下，如果监管者把检查出来的一些问题逐级上报，按法律和程序进行办事，被监管者仍然不能避免受罚受损的结局，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选择说情仍是其必然的选择，宽松监管、关系良好更增大了说情成功的可能性，在地方政府的斡旋和压力下，监管者似乎也找到了退一步与人为善的理由，因此，a4也就成为子模型1.2的均衡解。社会就像一个生态圈，三方都是智者，但是却造成了监管的低效和失效。

（3）严格监管和宽松监管的选择。严格监管还是宽松监管？这是很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严格监管的主要前提条件：一是监管者所辖金融运行不太良好，金融秩序混乱，有可能酿成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监管者担心背负较大的责任；二是具有严格的监管问责制，对监管者的再监管比较到位；三是被监管者藐视监管者，两者关系紧张，监管权威受到挑战；四是主要监管领导年富力强，事业心强，想做出一番政绩；五是具有良好的绩效考核机制，监管者的劳动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承认。宽松监管主要的形成条件则与此相反，主要有如金融运行良好、与被监管者具有良好的个人关系、绩效考核不合理、监管问责不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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