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法治中国论文（精选10篇）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确保依法治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法治司法体制改革建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并且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里也着重强调：“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举措。这些改革举措，对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保障人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列为《决定》组成部分，意义重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第九部分设置“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次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目标，相较于既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表述而言，这是一个颇具新意的表述，但它也符合现行宪法第5条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精神实质。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心议题是改革、发展和稳定，改革是必由之路，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其他问题往往处于边缘甚至被虚置，这是我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因此，尽管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决定走法治道路，并且在十五大上就正式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在1999年就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也尽管中央近年来始终强力推行法治，但是在改革发展稳定面前，法治很难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也尽管我们曾提出“宪法法律至上”；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压倒性地位面前，法治很难处于强势地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被定格为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人们习惯于讲“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其潜台词在于，当关系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事情与法治发生冲突的时候，法治得服从被保障的事业。
建国后一段时期把法治视为绊脚石，甚至彻底废除法治，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历史的倒退。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投入巨大资源力保社会稳定上，这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与法治之间发生的一场并不美丽的误会。如果说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那么依法办事就应当是第一要求。就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如果改革是最大的时代主题，那么法治就应当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改革。
全会《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意味着法治是改革内在的内容，而不只是外在的保障；法治本身就处于时代主题的中心，而不是被忽略的边缘；法治是开展各项工作的轨道，而不是可以随意突破的条条框框。因此，可以这样说，全会《决定》从根本上树立起法治的极大权威，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传统认识。
二、“法治中国”内涵丰富
十八大后，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命题，全会《决定》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部署安排。有些同志认为，法治中国不过是依法治国的另一种说法。我们认为，法治中国具有比依法治国更加丰富的内涵：“法治中国”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继承，是中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升级，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理政规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是中国政治文明进一步提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契机。
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文明和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法治概念到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经典论述，从古希腊、罗马到后来的英国、美国及欧洲大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人类法治文明结出了以下累累硕果：（1）规则治理；（2）良法为治；（3）主权在
1民；（4）人权保障；（5）权力控制；（6）法律平等；（7）法律至上；（8）司法公正；（9）程序正当；（10）人人守法。对这些人类反复甄别并传承下来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我国都可以充分借鉴。
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经历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其本质特征与基本标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等。
三、法治中国的基本内容
按照《决定》的内容，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发达国家法治的基本经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不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各级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决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司法被社会所诟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地方化，这也是导致司法不公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次《决定》可以说抓住了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要害，推动司法系统逐步脱离地方控制，真正实现司法公正。要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优化司法职权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二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决定》提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决定》提出，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四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济制度。“《决定》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这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亮点，因为人权保障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这次全会敢于直面并作出了部署，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五是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决定》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职权，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说，1978年以来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座改革的历史航标，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必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更为根本和更加长远的影响。这不仅在于它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份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更在于这是第一份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备法治化特征的纲领性文献。可以设想，未来之改革必定滋养于法治，未来之中国必定享誉于法治的成就，未来之人民必定受益于法治中国建设的红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3、《奋力建设法治中国》，法制日报2013年3月26日
一、公安院校学生管理思维法治化进程
结合高校管理思维的发展历程, 公安院校的学生管理思维同样经过以下阶段: 传统管理思维、法治化思维。不论是传统管理思维, 还是法治化思维, 都对当代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 一) 传统管理思维
1.“师道尊严”的具体内涵
传统文化中, 学生管理思维可以概括为“师道尊严”, 由此公安院校的管理中更加注重对“尊严”的树立。其具体内涵有三, 一是作为管理者的教师, 汇集信仰与知识于一身, 因此有资格被尊敬; 二是队长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 以自身人格魅力赢得学生的敬重。
2.“师道尊严”对现代学生管理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被冲击, 现代文明逐步传播, 专制主义被民主自由所取代, 以“师道尊严”为代表的传统学生管理思维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有学者认为, “师道尊严”无视学生的人格与尊严,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不平等造成沟通障碍, 影响和制约了教育的有效性。这种不平等关系象征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奴才关系”, 完全不适应现代民主潮流。师道尊严植根于强大的封建伦理纲常体系, 存在一定落后性与腐朽性, 但是其合理性价值也深深影响着现代学生管理工作, 对现代学生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安院校是纪律化的管理, 遵守纪律的外在是奖惩制度, 内在必须是建立在“师道尊严”的伦理基础之上, 否则身服心不服。传统“师道尊严”强调以教师自身超凡魅力作为获得尊重的前提, 出发点是希望教师充当起领路人的角色。这种教育价值是不容磨灭的, 在现代学生管理之中, 师生之间存在身心发展差距的事实必须得到承认。因此教师的领路人角色也应当保留, 也必将在诸多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 二) 法治化思维
1. 依法治校的概念
2003 年7 月17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 ( 教政法[2003]3 号) 》, 2013 年1 月16 日又发布《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 逐步将“依法治校”理念完善发展, 深入人心。“依法治校”是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调整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 用法治的思想、用法制的方法, 在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上规范化、合法化, 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 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
2. 依法治校的原则
公安院校培养的是预备警官, 是公安队伍的储备力量, 是未来的执法者, 要培养出合格的执法者和优秀的公安人才, 必须先从管理做起, 管理必须先从法律制度做起。
一是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 贯彻落实方针政策。在高校学生管理方面, 国家已颁布《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本原则, 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之下, 制定教育章程及学校的其他规章制度, 并依此进行学生管理。学校制定实施符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章程, 有利于增强学校自主权, 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发扬法治民主精神, 凝聚智慧、齐心协力, 推动高校建设的更好发展。因此, 运用符合上位法限制要求的学校规章进行学生管理, 符合依法治校的精神。
公安院校的学生管理者必须强化法治化管理思维, 努力树立传统管理思维中有利因素, 利用特殊权力管理思维的益处, 才能为实现学校管理法治化奠定基础。
二、公安院校学生管理队伍法治化
提高公安院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水平, 不仅仅需要管理方法法治化, 更需要管理队伍法治化。管理方法的实践最终由人来承担, 因此对于承担管理职责的队伍来说, 只有提高自身法治化水平, 才能更好地将管理方法的法治化落到实处。
( 一) 上层设计
在上层设计层面, 应进一步明确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包括民事关系、行政管理关系, 以及兼有民事关系、行政管理关系的双重关系。
一方面学校与学生之间是基于平等基础形成的民事关系, 学生自愿支付费用接受学校教育服务, 根据民事关系等价有偿的原则, 学校因此提供服务满足学生的受教育需要。另一方面, 在涉及“公权力”领域, 学校则发挥着授权行政主体的角色, 学生则作为行政相对人。在法律授权范围内, 如给予处分、进行学籍管理等, 不存在自愿、平等协商等问题, 因此学校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行政管理关系。
总的来说, 从法律层面来讲, 学校和学生之间没有仅属于法律层面的民事关系或者行政法律关系。但是在学校与学生关系的上层设计方面, 都必须认识到, 不论何种关系, 都属于法律关系, 都需要依法处理。
( 二) 法律培训
教师作为学生管理队伍中的核心力量, 对学生管理法治化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人师表, 带头尊法, 在加强师资培训中的法律培训的同时, 逐步提高管理队伍法治化水平, 以带动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整体水平。
通过在职前学习和职后培训开展法制教育,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并培养一定的法律素养。职后培训中, 教育部门应根据教师工作的具体情况, 通过举办法制讲座, 案例说法和征文活动等方式调动教师坚持学习法律、在学生管理过程中遵守法律的积极性。
( 三) 普法教育
高校学生管理中, 学生干部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方面, 学生干部在学校中处于特殊地位。首先他们是同学们和学校之间联系的中间人。其次, 他们是学校相关部门管理、联系学生的重要渠道。最后, 他们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 进行上传下达的纽带。另一方面, 由于学生干部经过严格的挑选过程, 其自身素质过硬, 在学生之中能够树立榜样, 带领进步。此外, 学生干部是高校学生管理者的得力助手, 可以将大量活动任务圆满完成。
因此, 对学生干部进行普法教育同样具有必要性。学生干部来自学生, 任命自高校管理者, 作为学生管理者的助手, 其同时是广大学生的发言人, 可以协调在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与矛盾, 推动法治化有效展开。在学生管理过程中, 学生干部还会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对其进行普法教育, 能够间接号召广大学生积极学习法律知识, 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 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另外, 由于学生干部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因此建设一支知法、懂法、用法的学生干部队伍, 可以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要求落实到基层, 真正将法治化实施到细节。
综上所述, 公安院校学生管理者必须强化法治化管理思维, 努力树立传统管理思维中有利因素, 利用特殊权力管理思维的益处, 才能为实现学校管理法治化奠定基础。高校学生管理的一切举措都必须符合法律所规定, 力求管理程序和管理手段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必须进一步明确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对学生管理队伍进行法律培训, 对全体师生进行普法教育。惟其如此, 才能提高学生管理的法治化水平, 为全面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构想尽自己本职之力。
摘要：公安院校的学生是将来的执法者, 因此公安院校学生管理必须以法治化思维为先导, 努力实现管理方法法治化, 管理队伍法治化, 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管理的法治化水平, 培养出更多以法立身和依法执政的公安人才,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法治化,公安院校,学生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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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锦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5]池旦.传统“师道尊严”的现代解读[J].教学与管理, 2012 (6) .
关键词：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目标
当今中国，在进行各方面的社会改革中，法治中国建设被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法治观更是被摆到了突出位置。两者的关系不言而喻，法治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方面，对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精神上的指引作用，而法治中國的建设更能在实践意义上深化法治观的价值，从而更好地推动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落实。
不论是法治中国建设还是价值观的培养都需要注重人民的主体性，把依靠人民参与作为法治建设的基本方式。法治中国的主体性构建需要人民的法治自觉认知，让人民对法治的认识发展为内心的认同与自觉的接受，只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把法治转化为自身的骨血里的价值观，才能将法治中国这一学术表达或政治表达通化为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构成元素，让人民切实感受到遵纪守法也是爱国的一种表现。中国梦是很大的，可中国梦也是很小的，每个人如果把对待岗位工作当成实现梦想的一种方式，那中国梦的实现便有了不竭的源泉，敬业的程度如何也表现为法治程度的如何。可以试想，在一个无法治的国度，人民如何安居乐业，所以法治是敬业的保障。诚信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法律的规范的失调，诚信缺失对我国社会危害程度特别巨大，尤其体现在市场交易上，因此需要在社会中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让法治保护诚信。在个人修养方面，“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①这样的品善是我们每个人所向往的，可人无常人，德无常德，只有把法律和道德结合起来，让法律维护与其一致的道德存在和加强其作用，才能让人们“各美其美”、“和而不同”。总之，法治与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关系应是：让法治促进人们爱国，让法治保障人们敬业，让法治监督人们诚信，让法治维护人们友善。
价值主要包括自身价值和外在评判价值，自身价值是指自身所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外在评判价值是放在一定的价值评价标准上所考量的。法在本质上的表现是统治阶级维护其阶级利益的手段，所以实现一定的社会价值才是法的目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可见自由的重要性。可社会中，妨害自由的因素很多，因此需要法律排除和保障。无论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大同理想还是近代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都发映出人人平等的愿景，平等让人们互相尊重和博爱，但由于社会关系的纷繁复杂不可能做到各方面都等量齐观，但在法律面前却能做到人人平等，让人们更有尊严。“哪有正义，哪里就是圣地”，人们对正义的渴望古今如一，“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法学格言说明法的价值在于实现公平正义，而事实上，法律的确有这个功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身更是包含着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总之，法治与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关系应是：法对自由的确认和保障作用，法对其面前人人平等的维护作用，法对公正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可以看出，法治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表现非常吻合。
实现国家的富强，就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法作为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具有能动作用，法的本质和任务就在于保护、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法治对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在法与政治的关系上，法与民主的关系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曾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③可以看出，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法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文明作为文化现象的一部分更是与法治密不可分。主要表现在法在功能上既维护者社会的文明秩序，也影响着文明发展，只有我们建设好法律文明，才能更好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和谐社会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表现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热的和谐、中国与世界的和谐。而这四大方面的和谐都需要法律的引导和维护作用。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是互为表征的，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当然是和谐社会。总之，法治与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关系应是：富强需法治以促进，民主需法治以保障，文明需法治以维护，和谐需法治以引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实践，价值观无从体现，离开了实践，法治理念也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建设法治中国，要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的具体实践中不断积累，要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到法律实实在在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通过不懈努力，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④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法治梦的实现，法治是中国梦实现的必然途径；核心价值观的落实需要法治观的落实，法治观是核心价值观不可分割的部分。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成为一种群众需求。
注释：
①《赤壁赋》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④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1]张文显著.《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中国梦、廉政情》楹联书法展观后感宋鉴
2014年3月6日，民政局全体党员参观了《中国梦、廉政情》楹联书法展。通过参观，使我感触很深：实现“中国梦”，离不开法治护航，只有崇尚尊重法治的国度，才可能真正尊重民众、尊重规则、尊重梦想。
2013年，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八项规定”，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改进作风的重要性、紧迫性，要知道只有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不断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伟大“中国梦”。新形势下，我们一定要驾驭好自己，树立法律权威，保持立场坚定，保持心理平衡，分清辨别是非，要努力做到:
一是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应通过学习不断加强理论修养，构筑思想防线，始终坚持把廉洁自律作为一种思想境界来提升，作为一种职业操守来要求，作为一种工作能力来培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二是坚持廉洁自律不贪占。我们一定要看得远，要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做到“胸怀真善美，两袖不染尘”的自省，做到“贫贱不能移”、“宠辱不能惊”的自励，做到“权是双刃剑，荣辱一挥间”的自警，做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的自爱。
人治和法治的问题及中国民主法制体系的建设
虽然我国的普法宣传活动已开展了20多年，但由于我国缺乏法治传统，人治思想影响深远，法治基础薄弱等原因，我国民众法治意识依然很落后，法治实践的动力严重不足，人们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既不能自发的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不能用法律的思维评判社会问题。
但是从人治到法治是改革最初的目标，也是一个非常长远的目标。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最初的动机所以最早的一个目标就是不能够由个人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国家命运必须由制度来掌握，依法才能够保障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出的目标就是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十六个字可以说在这三十多年来，进展还是蛮大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大体达到了。有法可依，原来我们没有多少法，现在法律制度比较完善了，或者说原定的目标到2010年，我们国家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上做到了。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法制体系还是相当的不完善，在很多领域存在着缺陷甚至空白。
中国政府法治建设成效
中国政府法制建设成效很多。一是各级政府行政人员特别是各级行政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政府立法质量进一步提高，理念上更加体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内容上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上更加重视听取公众意见；三是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体制、机制和制度进一步健全；四是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五是行政机关依法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成效比较明显；六是进一步加强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七是依法行政的体制进一步完善。
中国公民法治意识的问题及法治现状
老百姓从“屈死不告状”，到为主张权利去打“一分钱、五分钱、一元钱”官司；从令人难以启齿的离婚诉讼，到均能以平常心来对待；从“亲吻权”、“男人生育权”的诉讼，到“阳光权”、“环境审美权”的要求，都显示了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与进步。
但是国民众法律意识的缺失是当前中国法律问题的一个相当显著的方面。在我国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法律制度的替代品——“人情-权力”制度，民众在用该制度谋取自身利益时所付出的交易成本要小于用法律制度时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因此我国民众在实践中更倾向于选择人情-权力制度，而不是法律制度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2) 吏不良，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篇有财而莫理。
3) 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
4) 民不举官不究。
5) 明慎所职，毋以身试法。
6) 宁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志。
7) 唯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
8) 喜不可从有罪，怒不可杀无辜。
9) 先王以明罚敕法。
10) 宪律制度必法道。
11)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12)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
13) 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
14) 言出为箭，执法如山。
15) 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16) 一民之轨，莫如法。
17)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18) 以至详之法晓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
19) 用赏贵信，用刑贵正。
一、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进步性
1. 重视发挥法律的作用, 强调加强法制的重要性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治久安, 需要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 法律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智者们当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法治”思想———以法为本来治国。他认为, 要建立一个法制的政权,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 需要制定法律、法规, 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用法律来统治人民。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割据, 战火不断, 奴隶社会瓦解, 封建社会形成, 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诸子百家纷纷发表自己的主张, 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勾画着宏伟蓝图, 各种体制在战火中经历着大浪淘沙。儒、墨、道、法各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谓不分伯仲, 但在诸侯的战场和朝堂上, 法家成了最后的赢家。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 实现了国富兵强, 秦王嬴政采纳了法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治国, 成为战国七个诸侯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前221年, 秦灭六国, 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历史最终选择了法家, 选择了重视发挥法律作用, 强调加强法制重要性的“法治”体制。这充分说明“法治”思想在当时最受封建统治者的推崇, 最易被人民所接受。“法治”思想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进步, 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 防止、结束分裂割据, 保障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 都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2. 法律要随时势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 强调立法者不可随意立法, 而必须“当时而立法”, 立法必须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相适宜, 即“法与时宜”。这一思想和“法是由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现代法理观已十分接近。春秋战国时期, 商鞅依据当时的情况实行变法,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严刑峻法, 实行连坐”。通过制定严酷法律控制人民, 避免国人的离心倾向, 使国人团结一致, 共同对外, 从而实现了秦国国富兵强的目标, 在争霸战争中占了上风。秦统一后, 人民经过长年战争, 人心思安, 严刑峻法已不适合时代的发展, 秦始皇仍然没有放弃严刑峻法, 反而更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以至于二世而亡。汉初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教训, 放宽刑法, 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国力迅速恢复, 到汉武帝时, 进入了封建社会前期最强盛的时期。明朝时,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随之出现, 因此需要在立法上有所体现, 故《大明律》增加了经济立法, 严厉整饬商品市场。以上史实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中“法律要随时势的变化而改变”的历史进化观, 值得我们肯定。
3.“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为我们今天所借鉴
“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打破了贵族特权, 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追求法律上的人人平等 (君主除外) , 使平民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的法律权利。这应该说是历史的进步。在中国古代, “法不阿贵”的例子举不胜举:唐朝的杨国忠、明朝的胡惟庸、清朝的和珅……这些达官显贵最后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为我们今天所借鉴。
二、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也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它也存在局限性,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忽视“德治”, 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强调“以法为本来治国”, 反对“德治”, 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 认为要“禁暴止乱”, 就不能依靠德行来感化, 而只能使用暴力, 以严刑峻法治国御民, 才能建立“六亲相保, 终无寇贼”的社会秩序。这种“法治”理论将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在“法治”的统治下, 除了权力外, 道德、良知、是非、公正无足轻重, 将“法治”与“德治”完全对立起来。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法律来解决。比如, 有两个已婚男女, 瞒着自己的妻子、丈夫, 相互产生爱慕之情, 关系暧昧, 这时候, 你能用法律来制裁他们吗?又如, 一个小孩, 趁大人不备, 偷偷溜进自己家中, 拿走了几个面包和一些零钱, 你又能用法律上的哪一条来惩罚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 而这些都不能单纯用法律去惩罚。可见, 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的很多事情, 不能只用法律来调节。因为, 人是理性的动物, 有自己对是非善恶的评价标准, 而这些东西全用法律强制执行, 只能促成逆反心理。故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不宜全部采用法律手段, 而应用道德来衡量与约束, 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可能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 忽视“德治”, 轻视道德教化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2.“法自君出”, 容易形成独断
法家的“法治”要求法律必须统一, 不能政出多门, 主张“法自君出”, 由君主来制定法律, 法律反映君主的意志与利益, 强调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里, 建立起一种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皇帝本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超越于法律之外, 法律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皇帝的一道圣旨, 可以将无罪之人置于死地, 造成许多千古冤案。如南宋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而对皇帝本人, 尽管昏庸无道, 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可以制裁他。因此, 中国古代才会有那么多像秦始皇一样的暴君。
“法自君出”容易形成个人独断与专制统治, 法律应更多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这样, 才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3. 刑用于将过, 严刑峻法会失去民心
刑用于将过指的是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 就应处以刑罚, 将有犯罪思想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 给予同样的刑罚。法律的严肃性体现在它对公民的犯罪行为所构成的社会危害进行处罚, 以告诫人们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一方面, 刑用于将过处罚人于无危害之中, 不能令人信服。另一方面, 刑用于将过在量刑时很难找到确凿的犯罪证据。证明一个人有无犯罪的想法, 单凭证人的证言和执法者的主观推断, 犯罪的事实是不成立的。如李飞和张洋是同学,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李飞对张洋开玩笑说:“你那么富有, 说不定哪天我会把你的钱全偷走了, 让你也尝尝贫困的滋味。”没过几天, 张洋的家中被盗。作为执法者, 总不能因为酒桌上的一句玩笑话, 没有其他的真凭实据就认定李飞有罪吧!刑用于将过, 不仅不能起到告诫犯罪的作用, 还容易造成冤案。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 其局限性还体现在过分迷信和依赖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 统治者往往不计后果地加重刑罚。中国有句古话叫“物极必反”, 对人民的压迫过甚, 必定会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秦朝的严刑峻法, 不但没有巩固其统治, 反而因陈胜、吴广振臂一呼, 就有数万人响应起义, 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最后, 号称强大的秦朝在农民战争的强大打击下迅速灭亡。事实证明, 严刑峻法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上乘治国方略。
他奠定了当代民法的基石,在乱世之后的法治启蒙中,他堪称中坚。他的法学造诣和人格魅力获得广泛尊重,被视为法学界的良心。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仅两年有余,却被称为“永远的江校长”。他参与起草并鼎力推动《物权法》的颁行,践行了民生至上的理念。
江平十年来的主要贡献,除了参与一些重要的立法外,还在于他矢志做一个法治的“布道者”
由“制”到“治”
江平说,自己以前曾有一种想法,认为制定了法律,有了“法制”,自然就会有“法治”。
他说,这源于自己在改革开放之前对法律虚无主义的深切体会。1957年,刚从苏联学成归国的江平,因响应号召,带头写了一张大字报,在那场“引蛇出洞”的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从此开始了22年的曲折生涯。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漫长岁月里,他常常想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想到的一个答案是,在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会轻而易举地破坏秩序。而解决之道,在于制定法律。
“文革”中,江平原来任教的北京政法学院被解散。他挖空心思从苏联带回来的几箱法律书籍,也在他彻底对前途感到绝望之际,被当作废纸卖掉。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复课。讲课颇受好评的江平开始在政法大学声誉鹊起,并最终在1988年获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从1986年开始,江平参与了很多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国家赔偿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信托法》等,并在《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等法律的起草小组中担纲组长。
2007年10月1日,《物权法》在全民瞩目中开始实施。该法的颁布,让作为这一法律起草小组组长的江平,对中国财产性法律的贡献尤为凸显;在中国另一部重要的财产性法律——《合同法》的起草中,他同样担任起草小组的组长。有学者评价说,近几年私权在中国大张旗鼓,如论功行赏,江平居功至伟。
但这些近距离参与立法的经历,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江平对中国法治的信心。他在由自己和吴敬琏共同创办的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的一次年会上表示:我们搞法律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天真的想法,经过20多年的法律虚无主义之后,我们认为只要有了法律,就可以解决国家治理的问题了。但二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法律有好的也有坏的,有了法律不见得就有法治。
江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法律的最终定稿,与专家拿出的最初的草案早已大相径庭。北大一位行政法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变化主要有两块,一个是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另一个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他说,这两种变化都不取决于专家,前者取决于相关部门在利益上的搏杀,搏杀的结果往往是破坏了后者的平衡,而民众的权利往往因此成为牺牲品。“有些法律刚一颁布,其部分条款已是恶法。”
而那些良法可能又会面临执行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一部法律制定后,并不像国外一样同时宣布其他与其相冲突的法律或法条无效。而在多法并存的情况下,很多部门还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执行。“比如《物权法》通过后,与其相冲突的《拆迁条例》并没有被宣布无效,而拆迁主管部门又多选择后者来适用。与《立法法》相冲突的《劳动教养条例》在前者颁布很多年后仍在适用,也是一个例子。”
江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法制”与“法治”巨大落差的背后,是一个理念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理念,是宪政理念。而宪政理念的核心,在于民主和自由。
江平说,如果要找一个能贯穿自己一生的东西的话,就是民主和自由。从18岁起,江平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一为追求物质上的富强,二为追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在一次讲座的提问环节,有人提及江平在60年前和60年后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不懈努力时,现场一片唏嘘。
放不下的“江湖”
在中国从“法制”走向“法治”的过程中,江平多年来一直在做两项工作,一个是个案监督,一个是法治布道。其实现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媒体,一个是讲座。
在多起在外界看来非常敏感的事件里,常能看到江平为受害者请命的签字。业内人士的共识是:这些事件的参与,除了充分的勇气外,还要有非同寻常的智慧,否则有可能一脚不慎,自己也跟着落水。
在另一些不甚敏感的公共事件上,江平则努力秉持法律的公正逻辑,既不谀上,也不媚下。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他因“逆潮流而动”,说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不涉及公共利益”不能成立,遭致网络围攻。在许霆的案件上,他也曾有过不顺应“民意”的表态。
这种表现,已被业内很多人视为一种重要的个人魅力。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做法律的人要公正,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众的感觉作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理论上的“布道”,江平则主要通过强调中国法治的两个特点来实现:一个是中国的法治总的来说是“进两步,退一步”,另一个是中国法治的实现,要靠官方和民间一起来推动。
江平说,前一个特点,决定了中国法治的推动不能借助于拔苗助长式的过激方式,而应该把握各种政治的底线。张星水与江平在私下里聊天,有时江平会提到,做事要讲究方法和策略。与江平常相往来的贺卫方有时也会收到这样的劝导。
在法治的两个推动力上,江平认为,随着网络的大行其道,民间的力量越来越处于难以被压制的地位,官民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向着有利于民间的方向转换,这将有利于改变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严重倾向前者的状态。
江平说自己是一个喜欢讲台远胜于喜欢写作的人。很多业内人士表示他的讲座总是一票难求。张星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江平的几乎每一个讲座,都会讲到法治。
从2008年年底因中风住了两个月医院后,江平说自己已经“保命第一”了。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凌晨两三点钟爬起来,看那些让他心潮澎湃的欧洲足球联赛。“生了一场大病后,连呐喊的精神都没了。”他说。
但一说起近期引发热议的北大5教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修改《拆迁条例》一事,江平的语气却突然激越起来,生出一种如由己出的神采意气。
在中国法律界起伏激荡半个多世纪后,年近八旬的江平,终究还是放不下这个“江湖”。 ★
人物简介:
生于1930年的著名法学家江平,最初的理想是做一名新闻记者。这来源于他1948年~1949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的经历。但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之后的1951年~1956年,江平被选为新中国第一批赴苏留学生学习法律,并于1957年回国后在北京政法学院任教。
但回国之后的江平迅速被划为“右派”。在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后,江平曾在北京延庆中学教过英语和政治;1978年~1990年,才得以重返北京政法学院(1984年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并先后任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副校长、校长。
1990年,江平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
1988年~1992年,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1995年至今,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并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新世纪以来,江平等法学家推动了《物权法》起草等多项法律的基础性工作。
言论:
“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政治建设,必然要走曲折的道路。我还是相信,现在中国总的情况是,进两步退一步。
有人问我,为什么法律规定得不到贯彻实施?我说如果法律都能够那么容易得到实施,那还要法律工作者干什么?甚至法律都不必规定了。
我们国家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各种不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才叫和谐,英文上的“交响乐团”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
《法治中国》反映了十八大以来我党全面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历程，以鲜活的案例再次诠释了我党全面施行依法治国的决心。片中80后安徽临泉青年牛志伟，被人称为“信义哥”。还在读大学时，牛志伟的父亲遇车祸离世，给家人留下了40余万元巨债，事后牛志伟贴出认债告示，承诺一定还清父亲所欠债务。今年春节前几天，他回到皖北老家，还掉了父亲生前欠下的最后一部分债务。“信义哥”遵守的不仅是履信践诺的中国道德约束，更是最基本的契约精神。一个个“信义哥”，象征的是普通中国百姓心中不断生长的法治精神。
法律是维护国家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也是捍卫人民群众权利和利益的工具，是一系列的规则。法制即法律制度，是所有人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人民是法治建设的主体，是法治国家的主人。只有人人参与的法治，才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全民守法，要靠激发全体人民的法治热情。亚里士多德说过，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守，仍不能实现法治。实现真正的法治，就必须有真正的民主，加大普法力度，让人民群众知法懂法重视法。执法时公正，让人民群众相信法律、遵守法律，让法律成为老百姓心中的信仰。
通过观看，使我深刻的认识到法律知识的重要性，普及法律知识的必要性，更加激励我做一个懂法、守法的公民。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必将不断谱写全面依法治国的崭新篇章。
各位同志：
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在支部主题党日上与大家一起交流学习，根据安排，我将结合“法治中国”这个主题谈谈我的看法，不到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谈起法治，可能有人就会说，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安分守己、不偷不抢不就完了？法治社会什么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真的是这样的么，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叫念斌的人，他没偷没抢在监狱里关了8年；张氏叔侄没偷没抢被关了10年；赵作海被关了11年；萧山五青年被关了18年。甚至还有的人，在刑讯逼供的时候被活活打死。没偷没抢，就能保证，下一个坐冤狱的不是你吗？因此，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绝不仅仅是律师、法官、检察官的职责，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在一个法治精神无法得到彰显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的。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王权神授、法由天定”、到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百家争鸣”，再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引礼入法”“礼法合一”，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在“法”的问题上从未偏废。
1945年，黄炎培先生曾向毛主席提出了历史周期率的 1 / 4
问题，毛主席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方法，那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那么，怎样才能保证人民一直能来监督呢？那就只有靠法律，由法律来划定民主的原则。
无独有偶，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在回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三大重大考题时，给出了坚定而明晰的答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而开启了中国法治的新时代。
法律成为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古往今来，成功的执政者，无不视立法为治国之要务、理政之圭臬。企业发展如同国家富强一样，同样也需要依法治企、以规管企。人事科作为市局内设机构，负责干部管理、薪酬核算、教育培训、劳动纪律等重要敏感领域，政策性强、受关注程度高。作为一名到人事科轮岗学习人员，更要强化法治意识，带头学法、守法。
一、加强“三种学习”，做认真学法的表率。
学法是守法的前提，更是人事工作者增强法律意识的首要条件。只有熟悉国家各项法律政策，精通与人事工作有关的各项法规，才能真正依法办事、服务职工。为此，要强化“三种学习”：
一是认真自觉学。认真学习宪法和国家各项法律知识，2 / 4
学习与人事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水平。
二是向身边同志学。在工作中，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对于不清楚、琢磨不透的地方要及时向身边的同事请教。
三是拓展渠道学。要注重搜集多方面信息，特别是多关注行业内网站信息，借鉴先进做法和经验，并结合实际，积极探索运用，提高学法用法水平。
二、强化“三种意识”，做严格守法的表率。
守法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更是人事工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关键核心。要强化“三种意识”，自觉做到“言必合法、行必守法”。
一要强化宗旨意识，奠定守法的思想基础。古语有云：“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为社会规范有序运行之基，无法则无国，无法则失稳。身为人事工作者，要对自己严格管理、严格要求，研究掌握“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从严管理干部”的规律，善于把“从严治党”、“依法治国”要求具体化、规范化，落实到强化管党治党意识中，落实到管党治党责任上。
二要强化职业意识，营造守法的精神氛围。人事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事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高尚的职业操守。要识大体、顾大局、顺大势，以身作则、示范带动，把自己培养成为遵纪守法、公道正派、具有群众公信的人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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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强化践行意识。要将法治理念贯穿于人事工作始终，以法治理念来研判工作、谋划工作和推进工作，将严格按法规、按政策、按制度、按程序办事的意识切实体现到人事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特别是在考察工作中，要严格依法选人用人，遵法做事做人。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坚决按党的原则和政策办事，尤其是在对人的评价、使用和处理上，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评价干部，准确地推荐干部，坚持任人唯贤。
法，布天下，求正义，止至公，终为民。
法治是国家的捍卫者，人民是法治的拥护者；人民的法治保护着人民，人民永远拥戴人民的法治。当中国共产党的巨轮驶向治国理政的汪洋大海，势必少不了法治这一盏指路明灯，作为一名党员，让我们沿着国家法律指出的方向，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为祖国闯出一片未来！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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