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精选8篇）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篇1

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对于简易程序的审理做出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其第一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除外：

（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二）发回重审的；

（三）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

（四）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篇2

(一)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

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 (以下称新法) ①与修改之前的《刑事诉讼法》 (以下称旧法) ②规定相比在案件的适用范围上主要有以下变化:

1.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2.删去了“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的限制, 而扩大为所有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但同时保留“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条件。

3.增加被告人必须承认自己所犯罪行, 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条件。

4.增加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没有异议的条件, 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尊重。

5.删去“检察院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 仅保留检察院的建议权。

6.删去“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因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拓展了, 已不限于这两类自诉案件。

(二) 关于审判组织的规定

旧法规定,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新法中规定, 可能判处三年以下的认罪案件, 适用简易程序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也可以组成合议庭审判, 这主要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审理质量, 由法院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选择。对于三年以上的认罪案件, 必须组成合议庭审判, 提现了审慎性的原则。并且规定了检察院必须派员出庭, 这主要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并且发挥检察院支持公诉和法律监督职能的作用。

(三) 增加了被告人的选择权

新法规定,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 审判员应该告知被告人相关的法律规定, 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 这旨在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体现慎重适用简易程序的态度。

(四) 关于送达期限的规定

新法在旧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受送达期限限制的规定, 进一步简化了诉讼程序, 提高了诉讼效率。从以上的对比可以发现, 新法在简易程序的适用方面相对旧法已经做出了较多的改变, 这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改变, 更是法律条文背后司法制度的改变, 也是我国不断向法治化迈进的一个体现。新法相对于旧法确实改进了不少, 但是制度总是滞后于现实状况, 新法规定的简易程序的适用在实践中也会存在诸多的问题。

二、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

(一)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数量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规定简易程序, 就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 提高刑事案件的审理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但是在实践中,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数量仍然有限。笔者分析其原因, 主要有一下几方面:

1.犯罪嫌疑人不认罪

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认罪, 但在实践中, 很多嫌疑人存在侥幸心理, 认为只要自己不承认, 侦查部门就没查清事实, 法院也不能对其进行刑法处罚。由此以来, 犯罪嫌疑人不认罪, 则法院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达不到简易程序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

2.具体的量刑标准不完善

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之前, 会给犯罪嫌疑人适用简易程序的告知书, 尽管在告知书中, 会有说明只要犯罪嫌疑人认罪, 便可以得到从轻处罚。但是我国的具体量刑标准仍不完善, 法院仍然拥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 犯罪嫌疑人会有很多的顾虑即便是认罪了, 得到的处罚, 还不知道是有没有减轻过的。犯罪嫌疑人对此没有足够的信任, 因此适用简易程序对于犯罪嫌疑人没有很强的引力。

(二) 被告人没有完整的程序选择权

完整的程序选择权包括程序启动权、程序变更权、程序否决权。新法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 要么是检察院建议适用, 法院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适用简易程序, 要么是法院在征得检察院、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由此看来, 检察院和法院对于简易程序的适用, 既有选择权又有否定权, 而被告人只有在检察院建议、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时具有否定权, 没有简易程序的启动权也没有变更权。在实践中, 通常都是法院直接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 由于被告人基本上对这些程序都不了解, 都是由法院作主, 被告人的权利很难得到真正的保证。

(三) 被告人难以得到律师的有效辩护

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适用了简易程序, 一般被告人都是认罪的, 案件事实相对比较清楚, 被告人也很少委托律师。由于没有律师的专业辩护, 被告人对于相关的证据问题、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等没有清晰的认识, 很难保证其自由意志表达的真实性, 对自己的行为也没有合理的预测。

(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后果在具体的量刑中没有得到体现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实质就是犯罪嫌疑人和法院之间进行的互相承诺。犯罪嫌疑人向法院承诺如实交代犯罪事实, 伏法认罪, 而法院给予犯罪嫌疑人相应的承诺是从轻或减轻处罚, 由于犯罪事实比较清楚, 双方没有过多争议, 便可以简化诉讼程序, 提高司法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但是, 在实践中, 犯罪分子认罪后, 适用了简易程序, 法院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承诺有没有兑现, 犯罪分子也是不得而知, 在自己不清楚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风险, 多数犯罪分子会选择不认罪, 也起不到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新法对此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来促进犯罪分子认罪的积极性。

三、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改革措施建议

法对于适用简易程序有创新的规定, 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笔者结合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 提出以下改革意见。

(一) 加强普法宣传, 提高简易程序的认同率

适用简易程序, 能提高司法效率, 但是问题在于目前犯罪嫌疑人对于简易程序了解不清楚, 对于自己认罪的后果并不明确, 从心底里对简易程序是没有认同感的。对此司法机关应该加强对简易程序的宣传, 让广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简易程序的性质、作用和运行规则, 才能让他们自愿的做出选择。

(二) 完善制度设计, 保障被告人权利

应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程序选择权, 取消法院的启动权。在刑事诉讼中, 控辩双方作为诉讼主体, 简易程序的适用与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 因此对于简易程序的适用应该由他们来启动, 最终经法院同意后才可适用。法院在法庭中, 只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只是公平的主持审判工作, 其不应该享有简易程序的启动权。

(三) 规范告知程序

法院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告知有关简易程序的事项时, 内容要全面。首先是程序简化的利益和后果。法院应该尽可能详细的告知, 被告人所犯的罪行, 其基本的量刑幅度, 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刑期等。而且还要告知被告人, 如果认罪的话可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 以防被告人被误导而认罪。除此之外, 还要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后, 哪些程序会被简化, 其权利被影响的程度。

(四) 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 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

为了使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 对于被告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而节省的司法资源, 法院应该将之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结合实践, 可以选择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 除了被告人明确拒绝的以外, 在被告人家庭情况比较困难, 请不起律师时, 司法机关有义务为其指定辩护, 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史丽英.新刑诉法下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工作机制研究——以新旧刑诉法比对为视角[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 04:87-88.

[2]刘建烨.公诉案件简易程序初探[J].中国检察官, 2012, 23:8-11.

[3]王磊.略论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制度的再建[J].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S1:160-162.

[4]王富超.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思考[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7, 02:44-45.

[5]商燕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不足与完善[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03:160-162.

放火案件的批准逮捕标准适用 篇3

对放火案件批逋证据的审查,不仅要看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可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案件事实,而且还要审查已搜集的证据能否证明放火行为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

一、案件事实及证据

[基本案情]2009年3月16日凌晨2时许,北京市通州区玉带河大街福兰德酒楼2号店发生人为放火事件。经调查,厨师纪××有重大嫌疑,纪××在店主询问下承认了放火事实。3月18日纪××被抓获,此后在公安机关的四次供述均承认放火的犯罪事实。在审查逮捕期间,纪××辩解没有作案时间。

[证据材料]

1.现场勘查笔录摘录:起火处为后厨东侧第一个燃气灶西侧,灶眼燃气开关呈关闭状,点火开关烧毁,点火开关下侧地面上放有一块木踏板,木踏板上有一不锈钢料盆,料盆及周围踏板上有过火痕迹,木踏板西侧可见未烧尽的黄色布片。该灶台为纪××使用,料盆盛的是炒菜用的食用辣油,即红油。厨房东南侧为杀生间,杀生间西侧为天然气气瓶存放间,气瓶与燃气灶有管道相通。面点间位于厨房西北侧,从面点间看不到案发地点。

2.北京市通州区公安消防支队认定:根据现场勘察和调查询问,通过对起火点处提取部分火场残骸送“北京市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中心”进行检测,均没有发现汽油、煤油和柴油的成分;因未存留提取物,其他成份无法确定;认定起火原因系人为所致。

3.证人张×为当晚值班人员,证称当晚22时许,纪××的妻子宋×、厨房配菜工李××和邵×离开酒楼后,其检查酒楼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次日0时30分许,其出去挂鸭子,没锁门,大概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2时许,闻见异味,发现后厨冒烟。

4.犯罪嫌疑人纪××前期供述及亲笔供述:在两名店长询问时承认为报复店长李×,于2009年3月15日22时,一时冲动拿台布和料盒放在脚踏板上,22时5分左右点燃烟头放在台布上离开,导致灶开关燃烧。在公安讯问期间供述当晚22时15分许店里没有客人,别人也下班了,其便开始着手实施。加热红油后,用火柴将烧热的红油点燃后,把一块擦灶台用的布放在火上离开,看桌布起火离开后厨回家。

5.后厨配菜工李××、邵×证言,均证明与纪××一同离开厨房,后不知纪××行踪。二人返回厨房西北角落的面点间看电子书,看了30-40分钟,最后离开的时间是22时许,当时厨房的灯一直关着,没发现厨房有异样,只是李某在走之前听到后厨操作间有料缸的声响,好像是碰掉地上那种声,以为是老鼠碰的,当时后厨操作间黑着灯,没发现异常情况。

6.厨师王×证称,出事那天他在21时下的班,下班之前没注意纪××走没走。证实当天纪××的妻子先到后厨再到前厅找过纪××。脚踏板平时都是湿的,即使表面是干的,里面也是湿的。红油是炒菜剩下的油,没试过这种油能否点燃,但是这种油加热到一定温度就能着起来。

7.酒楼店长李×认为纪××有重大嫌疑,疑点如下:(1)民警来之前,李某让值班人员张×保护好现场,但听员工说纪××拿起来看了一下料盒。(2)公安局出现场拍照时,李×亲耳听见纪××在边上说拿走化验去吧,好像很不在乎的样子。(3)民警取证完毕后,按正常工作要打扫卫生,纪××在他的2号灶台打扫,李×让他先别收拾,说了好几遍他才去别处收拾,李×让库管把民警取证剩下的残渣和烧焦的木板收起来先留着,后来库管说纪××主动找他要木板。种种迹象表明纪××想毁灭证据。(4)纪××是出事当晚后厨的值班人员,以前对李×也有不满。

8.犯罪嫌疑人纪××后期辩解,其离开厨房的时间是3月15日21时40分,当时厨师王某、配菜工邵×和李××及几名服务员尚未离开。21时45分在福兰德酒楼外的317站台接到其表弟杨×,后一直与表弟、妻子宋×在一起。

9.纪××表弟杨×证称,到纪××工作地点大概是22时,一直到24时许一直和纪××夫妇在一起。

10.纪××之妻宋×证称,不知道纪××何时离开,21时40分左右纪××在福兰德酒楼外向其招手,出去看见纪××和表弟杨×在一起。安排好杨×后同纪××一起去福兰德酒楼骑走自行车,当时酒楼关门了,到第二天早上,一直和纪××在一起。

11.福兰德酒楼提供的录音资料,证明纪××在被福兰德酒楼两名主管询问时承认了放火的事实。

二、证据运用

本案中除了纪××的前期供述是直接证据外,其余均为间接证据,所以证据分析的第一步是分析间接证据能否印证纪××的前期供述,如果纪××的前期供述得不到印证而无法采信的情况下,第二步还要考虑考虑能否利用间接证据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一)前期供述能否得到间接证据印证的分析

认定纪××涉嫌放火罪依据的仅仅是纪××供述,而且,加之纪××的前期供述在很多细节上与众多的间接证据相矛盾,间接证据却“印证”了该口供的不合理性。致使可信性降低,所以纪××的前期供述应不予认可:

1.纪××对于放火经过以及手段的供述前后有出入,例如第一次供述是用烟头引燃的,第二次供述是用灶台加热引燃的。供述不稳定,可信性降低。

2.纪××供述燃烧物系红油,第一次供述引燃物系烟头或者火柴,但未有相关鉴定结论予以印证。

3.如果按照纪××的第二次供述,有加热红油的行为,并且看见火着起来以后离开。考虑到饭店内的灶台一点火,鼓风设施就启动,一定会有噪音,但在隔壁正在看书的两名服务员均没有听见噪音,也没有发现光亮等异常,该可疑点没有合理解释。违背了经验法则,不可信。

4.案发后纪××目睹了案发现场及取证过程,故其辩解放火系其编造有一定合理性。

5.本案缺少必要的侦查实验,一是查证红油在冷却的情况下能否点燃,二是查证用火柴能否点燃,三是查证用烟头能否点燃,四是查证长达四小时的时间,火势能否达到本案程度。但因现场已无法还原,即便侦查实验结果如纪××所述,也不能从实质上解决本案证据不足的状态。

(二)间接证据能否独立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分析

本案的直接证据只有纪××的前期供述,其余均为间接证据,而且如果认可了纪××的翻供,本案需要利用间接证据来独立认定案件事实,但遗憾的是本案的一些细节未被相关证据予以印证,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纪××涉嫌放火罪,理由如下:

1.作案动机不是认定犯罪主要事实的必要、充分证据。

2.通过证据基本上锁定的纪××的作案时间系推定,虽然纪××在与李××、邵××最后离开后厨直至纪××接到其表弟杨××这段时间,没有人证明纪××的行踪,在这段时间纪××也足以完成放火行为,但这种推定没有证据支持,属于没有查证的证据,不应采纳。

3.纪××在自己灶台放火,且不用身边的固体酒精而用红油有悖常理。

4.通过证据基本上锁定的纪××的作案时间到值班人员张××发现异常,长达4个小时,中间未发现任何异常,该疑点没有合理解释,不能排除张××作案的可能性,即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唯一性,具有其他人作案进而陷害纪××的可能性。

5.后果没有充分的证明。虽然存放间有易燃易爆的天然气气瓶,但按照规定,不使用天然气后应当关掉总开关,如果真的已经关掉总开关,或者犯罪嫌疑人也没有特意打开开关,那么这种在灶台旁引燃辣椒油、抹布和木踏板的行为既不能造成厨房内着火,更不可能出现整个饭店着火、甚至是本案所担心的天然气爆炸、整栋居民楼爆炸的后果。但遗憾的是,侦查机关没有对当时天然气气瓶总闸是否关闭及燃气灶是否通气进行勘查。所以本案的放火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存疑。

综上所述,本案存在公安机关侦查不到位,现场勘查不细致,有关联的间接证据没有查证等问题,导致现有证据存在众多瑕疵。纪××的口供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无法验证,本案的间接证据既不能印证纪××的前期供述,也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集,不能独立证明案件事实,所以无法认定纪××构成放火罪。

三、处理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篇4

于忠民

一、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适用范围

基层人民法院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若干规定》，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二、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特点

1、起诉的简单性

当事人在起诉时，可以提供书面起诉状，也可以口头起诉。

2、传唤的方便性

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证人。

3、调解的前置性及调解协议效力的确定性

对于某些案件，在开庭审理前，可以先行调解，其调解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当事人庭前达成的协议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签字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4、裁判文书的简洁性

对于部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对认定的事实或判决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当事人双方一致同意简化裁判文书等。

三、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存在的问题

适用《若干规定》审理民事案件五年期间，有些审判人员能够运用自如，有的审判人员还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审判模式中，不能大胆地适用《若干规定》审理案件，唯恐程序违法而导致裁判的错误。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拘泥于传统的规律和习惯断案。具体情形如下：

1、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不明确

简易程序一般属双方当事人法律关系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在开庭审理期间，对于案情复杂，法律关系层次不清的案件，应当及时转入普通程序，因先前已经适用简易程序而不能及时变更审判程序。我院2006-2007年有12件案件因适用程序错误，导致被中级法院发回重审。

2、简易程序举证期限不具体

首先，从立案环节，立案法官不接触实际案情，仅对当事人的诉讼进行程序性审查，无法确认当事人争议的实质内容。在确定开庭日期时，均给予当事人30日的举证期限，使审理周期延长。其次，审判人

员在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又重新要求举证期限，如不予准许，担心当事人上访和上诉期间提出异议，达不到快捷的目的。使原本简单的案件迟延结案。

3、送达地址的申报和确认不规范

送达地址的申报和确认是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要求。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仅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的送达地址送达法律文书，因没有经过被告的确认，导致缺席审判，送达不能的现象发生，被告上诉后，中级人民法院以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

4、庭前调解变为开庭审理

庭前调解是处理案件的一种方式，即简便又快捷。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民事权益和法律关系，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终结诉讼所进行的活动和结案方式。

5、释明权行使不到位

释明权属于法院诉讼智慧权的范畴，是法院为救济当事人在举证和质证过程中存在的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通过发问、指导等方式澄清或落实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以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对案件的主要事实和主要证据进行有效和积极辩论。

6、裁判文书过于简单化

裁判文书是记载人民法院审理过程的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它是民事诉讼活动的最终结果的载体，也是人民法院确认和分配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唯一凭证。人民法院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判决

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该规定仅说明适当简化，未说明裁判文书简单书写。简化不是要素的删除，而是要素内容的简写和浓缩。

四、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存在问题的对策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的目的就是为了高效、快捷，节省诉讼资源，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是根据《民诉法》有关规定所做程序的延续。同时，对于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是对《若干规定》在适用中的进一步完善，符合立法目的。

1、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进行明确界定

《若干规定》仅就适用范围进行概括性说明，实践中难于把握，缺乏可操作性，建议在《若干规定》修改期间进行明确界定，防止诉讼程序的混乱，减少审判实践中随意更改审判程序的做法。

2、对举证期限进行限定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普通程序的举证期限进行规定，除当事人自行协商的之外，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适用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不受30日的限制，但对于时间的设定不明确。

3、完善送达地址的申报和确认制度

送达地址的申报和确认应为一种制度，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完善。很多案件无法送达，使案件不能及时结案，均是由于送达地址的申报和确认的制度不完善所致。进一步规范送达地址的申报和确认制度，由当事人自己申报和确认送达地址，并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既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事人为促进诉讼应当承担的义务。

4、释明权的外延进一步扩大

释明权即是人民法院的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审判人员行使释明权应达到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的目的，如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诉讼主张不明确，没有尽可能穷尽手段获取对自己有力的证据，审判人员在明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后，可以用疑问、引导的语气，提示当事人按照真实意思表达其主张。

5、裁判文书精细化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篇5

最高人民法院杜万华王毓莹

2010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共26条。《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为了适应旅游纠纷案件审判工作新的形势与任务的要求，全面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的需要及时作出的，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重要举措。现就《规定》的起草情况和主要内容作简要解读。

一、《规定》起草的背景和过程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发展旅游业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对于“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改善民生，拉动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因此，及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是促进旅游业发展、规范旅游市场、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一是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人数逐年增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达19.02亿人次，2010年国内旅游人数有望超过21亿人次，同比增长达13％。2009年我国旅游总收入1.29万亿元，2010年有望达到1.44万亿元，同比增长达12％。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一些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不诚信行为，既严重损害了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也导致旅游市场的恶性竞争，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构建一个规范有序、和谐稳定的旅游市场，是人民法院发挥能动司法作用，为大局服务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人民法院保民生、保稳定、保增长的重大工作举措。

二是旅游纠纷案件逐年上升。随着我国旅游人数的逐年上升，人民法院受理的旅游纠纷案件逐年增多，旅游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给人民法院审理旅游纠纷案件带来了新的挑战。组团出游，连接着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由于其涉及的环节多、链条长、责任主体多元化，加大了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与旅游者之间的纠纷解决的难度，急需出台一部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规定。

三是旅游合同纠纷领域适用法律难度较大。在旅游纠纷案件大幅上升的同时，人民法院也面临着适用法律和统一执法难度加大的难题。旅游纠纷中的损害赔偿，横跨侵权法与合同法两大领域，同时还涉及众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所涉法律规范虽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对于旅游合同未作专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1 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只有一般性规定，司法解释在这一领域也存在空白。随着旅游者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增强，社会敏感度较高、法律依据不明确的旅游纠纷案件日渐增多，案件处理难度越来越大，亟须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加以规范和指引。

四是社会各界希望相关司法解释尽快出台的呼声很高。旅游立法的相对滞后与司法解释的空白既不利于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旅游者合法权益的维护。国家旅游主管部门针对目前旅游纠纷中存在的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议，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够针对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与旅游者之间产生的民事纠纷案件具体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司法解释。下级人民法院和社会各界也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以适应当前审判工作的需要。

为有效解决人民法院审理旅游纠纷案件过程中产生的许多理解上的分歧与法律适用上的困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08年开始调研工作，随后抓紧起草《规定》，先后做了如下工作：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下发明传，尽快掌握在审理旅游纠纷案件过程中司法实践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为制定司法解释提供翔实、准确、科学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组织骨干力量，深入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办案一线，收集情况、归纳问题、研究策略，并将典型案例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是组织专人深入到旅游大省和东部、西部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调研。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先后在南京、泰州、成都、三亚、北京、天津等地召开了征求意见座谈会。在调研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不仅注意到了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旅游纠纷案件中遇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还专门听取了旅游协会、旅游质量监督所、旅游局、各大旅行社的意见，以发现在旅游实践中出现的新动向和新问题。三是在起草过程中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因《规定》涉及诸多难点与热点问题，为更广泛地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提高《规定》的质量，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三亚召开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旅游局、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旅行社协会、旅游法学专家学者以及部分省市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及基层人民法院的同志参加了会议，就《规定》中的难点与热点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在《规定》起草过程中，我们认真听取了多数高级人民法院、有关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意见。2010年3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专门召开了法律专家论证会，虚心听取专家们对《规定》的意见和建议。在《规定》初稿趋于成熟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又专门书面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旅游局、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意见。每次座谈会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均根据讨论结果对原稿进行再加工、再整理、再修改，其间共十易其稿。经反复修改，最高人民法院于20lO年lO月26日公布了《规定》。

二、起草《规定》所遵循的原则

《规定》起草过程中，主要遵循了以下四项原则： 1．合法性原则。坚持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遵循法律规定本意，确定审判实践中适用法律的具体规定。尽管司法实践中关于旅游违约之诉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呼声很高，但为不突立法例，应采用“旅游经营者”的概念来代替旅行社。因为在实践中，旅游经营者多为旅行社，但是也有许多未经旅游主管部门批准，自行从事旅游经营的人，而且容易产生纠纷的也恰恰是这些非旅行社的旅游经营者。因此，旅行社以外的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之间发生的纠纷，也应列入《规定》调整的范围。关于旅游辅助服务者的概念，我们采纳了国家旅游局的意见。旅游辅助服务者是辅助旅游经营者提供旅游服务的人。旅游辅助服务者与旅游经营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在旅游过程中与旅游者直接打交道的除旅游经营者外，更多的是旅游辅助服务者。旅游辅助服务者与旅游者之间发生的纠纷，也属于《规定》的调整范围。旅游者个人未参团出游，与旅游景点经营者因旅游发生的纠纷参照适用《规定》。

(三)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

目前，在审理旅游保险事故案件时，承保旅行社责任险的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不明确，司法实践也不统一，需要加以规范。在旅游者仅起诉旅游经营者的情形下，关于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应将保险公司列为第三人，理由是：在旅行社责任险的保险合同关系中，保险公司是保险人，旅行社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旅游者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不能直接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理由是：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可以防止旅行社不积极主张理赔或者理赔后将款项挪作他用给旅游者带来新的损害，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旅游者的利益。我们同意第一种意见，理由是：旅行社是旅行社责任险的投保人和受益人，旅游者与保险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旅游者不能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但旅游者和旅行社之间旅游

纠纷的处理涉及旅行社对旅游者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从而关系到保险责任是否成立、保险公司是否需要对旅行社进行赔偿，即保险公司和案件的处理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的规定，有必要将保险公司列为旅游纠纷诉讼案件的第三人。

旅行社责任险是现阶段我国旅游保险中的一个主要险种，为责任保险，属于财产保险业务范畴，关于其投保的强制性最早规定于自2001年9月1日起施行的《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国家旅游局令第14号)第2条：“旅行社从事旅游业务经营活动，必须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从法律效力上讲，《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属于部门规章。自2(J09年5月1日起施行的《旅行社条例》取代了《旅行社管理条例》，在第38条规定：“旅行社应当投保旅行社责任险。旅行社责任险的具体方案由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制定。”《旅行社条例》属于行政法规，自此旅行社责任险正式成为强制保险和法定保险。目前，国家旅游局就旅行社责任险的专门 性法律文件如《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和《关于完善旅行社责任保险的若干意见》已公开征求意见。此外，旅行社责任险作为责任险的一种，《保险法》为其主要适用的法律，在探讨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时，应结合《保险法》的规定理解。(四)旅游者的个人诉权

《规定》规定了旅游者的个人诉权。在实践中，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单位旅游与家庭旅游等集体旅游形式层出不穷，一个单位的某个部门，一个、几个单位或家庭出游，与旅游经营者签订旅游合同的主体表现形式不同。单位旅游中，签约人多为直接经办人或部门负责人。家庭旅游中多为几个家庭推选的代表签约，或家庭成员之一签约。也有一人签约，并附注随行人员的。在旅游过程中，如果旅游者受到损害，合同的签约人可以提起诉讼，但如合同签约人怠于提起诉讼，则旅游者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规定》按照旅游合同的特殊性，明确规定了旅游者以个人名义提起旅游合同纠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以单位、家庭等集体形式与旅游经营者订立旅游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旅游集体有权以合同一方当事人起诉；旅游者个人也有权提起旅游合同纠纷诉讼。集体、个人都享有诉权，是否意味

着旅游经营者可能要应诉两次，并要承担两次民事责任呢?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当甄别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原则上要坚持保护当事人诉权与减少当事人诉累结合，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与维护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结合，尽可能平衡好当事人的诉权和实体权利。具体讲，如旅游集体提起以旅游经营者为被告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作出的实体判决足以保护每个旅游集体组成人员的合法权益，尽管旅游集体中的个人享有诉权，但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不能判决让旅游经营者因为同一违约行为承担两次违约责任。如诉请的旅游合同违约情节和责任对所有旅游集体成员都适用，那么，受诉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提起诉讼的旅

游集体中的个人以签约集体名义起诉，不宜针对同一违约事由分别受理旅游集体组成人员的多起诉讼，避免造成旅游经营者诉累。如签约的旅游集体怠于行使权利，旅游集体中的个人有权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五)霸王条款的效力问题

《规定》对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的效力作出规定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由旅游者特殊的法律地位决定的。旅游业被称为“出售服务和风景的行业”。旅游经营活动的内容是为旅游者提供“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服务。服务是旅游业的产品，旅游者接受服务时，除了物质上的满足之外，还有精神上的享受，而后者对消费的标准要求更高，所以说旅游消费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消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定义是当一个人购买了旅游产品之后，他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但与一般消费者相比，旅游消费者在市 4 场交易中的弱者地位更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旅游消费者通过合同以支付货币的方式，从旅游经营者那里获得消费资料。而旅游活动空间的移动性和目的性，决定了旅游消费具有在生疏的环境、陌生的地域进行的特点，这种在陌生环境参加旅游活动、停留时间受到限制的消费特征，决定了旅游消费者缺乏安全感的感受更加强烈；基于旅游商品的特殊性，旅游经营者在交易中承担的是经济风险，旅游消费者不仅承担经济风险，还要承担生存风险；旅游经营者的利益在旅游消费者交付货币后可以得到即时满足，旅游消费者的利益只有在旅游消费活动进行中甚至结束后才能实现；在旅游消费活动中，旅游消费者利益的有效实现须依赖旅游经营者，因为经营者控制着整个经营信息。正是这种利益形态的差异、利益满足方式的不同以及旅游消费者对旅游经营者的依赖性，导致了旅游消费者的弱者地位，由此决定旅游消费者需要特殊的法律保护。

同时，旅游合同的缔约过程是不平等的。格式合同在旅游行业中应用普遍。旅游格式合同使旅游经营者可以大量地处理相似的合同，具有高效率且低成本的优点，有助于旅游经营者降低服务价格，也能节省旅游者的缔约时间、弥补旅游者缔约能力的不足，也便于旅游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监督。但是它造成了缔约过程的不平等，旅游者只能被动地全盘接受，而制定条款的当事人常常利用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规定诸多不公正的条款，如免除或限制自己的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等，并且在常见的旅游合同中对旅游经营者解除合同多有不公平的约定条款。格式条款的制定人还会使用模糊的词语表述合同内容，在合同条款的解释上埋下伏笔，如名为欧洲8日游，结果夜晚出发凌晨返还，让旅程无形中缩水两天。

在适用时，要结合关于格式合同及免责条款的法律法规予以理解。《合同法》第39条第1款确立了格式条款订立的程序要求，即“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0条确立了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即“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41条确立了格式条款的三个解释原则，即“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旅行社条例》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在第29条对旅游合同作了类似的规定：“旅行社在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时，应当对旅游合同的具体内容作出真实、准确、完整的说明。旅行社和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约定不明确或者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有利于旅游者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对此也有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 5 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在历次讨论中，有人认为，《规定》确认旅游者对于不公平、不合理的旅游合同条款有向人民法院主张认定无效的权利，为人民法院认定旅游合同中霸王条款无效提供了依据，有利于维护旅游者的合法利益。还有人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与《合同法》第40条对此已有明确规定，不必再作规定。在征求各地人民法院意见过程中，绝大多数人民法院提出，希望能明确一下格式合同的效力问题，因此，最终我们明确了旅游者可以向人民法院主张旅游经营者提供的霸王条款无效的权利。(六)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相比，缺乏专业知识，亦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因此，有必要规定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辅助服务者对于旅游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必要措施的预防义务，以及旅游者受到人身伤害时对其救助的义务等。鉴于采取列举式的规定罗列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辅助服务者的义务难免挂一漏万，故采取概括性的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应由第三人承担责任，第三人承担责任不足以弥补旅游者损失的，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七)旅游经营者及旅游辅助服务者的保密义务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44条第3款规定：“旅行社不得向其他经营者或者个人，泄露旅游者因签订旅游合同提供的个人信息；超过保存期限的旅游者个人信息资料，应当妥善销毁。”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对旅游者的个人信息负有保密义务，违反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讨论过程中，对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是否以造成损害后果为要件，存在很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以损害后果为要件，否则容易造成滥诉。另一种意见以中国消费者协会为代表，认为只要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违反了保密义务就应当承担责任，这样才能警示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有效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采纳了后一种意见。我们认为，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泄露旅游者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旅游者同意公开其个人信息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旅游者个人隐私权的侵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警示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 务者，有效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在规定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赔偿责任时将责任确定为“相应责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审判工作留下适用法律的空间，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裁量，判定适当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对于未造成损害后果或损害后果轻微的，可以判定赔礼道歉的责任承担方式，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则可以要求其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八)因客观原因变更、解除合同

由于恶劣天气、自然灾害、战争、罢工、骚乱、恐怖事件、政府行为、公共卫生事件等客观原因，造成旅游行程安排的交通服务延误、景区临时关闭、宾馆饭店临时被征用、出境管制、边境关闭、目的地入境政策临时变更、我国政府机构发布橙色及以上旅游预警信息等，均会导致旅游目的无法实现。上述事件均不可归责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可以协商变更行程。变更行程后费用减少的，旅游经营者应退还旅游者，变更行程后费用增加的，应由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共同负担。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可解除合同，损失自担，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未实际发生的费用，旅游经营者应当退还旅游者，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不予退还。

《规定》初稿的表述是“增加费用由旅游者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提出增加费用应由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分担。我们认为，不可抗力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双方分担损失较为合理，我们采纳了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意见。(九)精神损害赔偿

旅游者因旅游经营者的违约行为遭受人身伤害的，形成请求权竞合，此时旅游者享有诉讼选择权。对于以违约之诉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争议很大。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仅能依据侵权之诉主张。以违约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让其变更诉讼。当事人仍坚持违约之诉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另一种意见认为，以精神愉悦为目的的旅游合同有一定的特殊性，参照国外的立法例和我国的司法实践，应当支持违约之诉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主张。我们认为，对违约之诉中的精神损害难以作出准确认定，且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不宜支持违约之诉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故《规定》采纳了第一种意见。

需要注意的是，精神损害赔偿必须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与此相应产生的问题是双方当事人在旅游合同中约定可以依据合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条款的效力问题。司法实践中对此理解也不统一。一种意见认为，既然精神损害赔偿是法定主义，那么就不允许当事人以约定来排除。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充分理解《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切实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我们认为，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在私法领域，凡是法无明文禁止的，均是许可的，应当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精神损害赔偿。如果旅游合同中有明确的关于旅游经 7 营者违约造成旅游者精神损害的赔偿的规定，应当视为双方当事人对于违约责任的约定。此时，旅游者以违约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十)转团的法律后果

旅游经营者将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在旅游业内一般称为转团或卖团。转团是旅游业的行业惯例，通过将旅游者转团的方式，旅游经营者可以在组团低于成团人数不能成团时，避免可能导致的亏损风险。最新版《团队国内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第12条规定，“旅行社可以在保证所承诺的服务内容和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经事先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将旅游者转至其他旅行社所组的旅游团队，并就受让出团的旅行社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行为先行承担责任，再行追偿。旅游者和受让出团的旅行社另行签订合同的，本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由该条可知，这里的转团并不要求旅游者与受让出团的旅行社另行签订合同，也即转团有可能在旅游者不知情的情形下发生。转团的这一特性直接导致了目前旅游业内出现大量旅行社在未告知旅游者或未征得旅游者同意的情况下随意将旅游者转团的现象。这常常造成旅行社之间责任不清、旅游质量下降，严重侵害了旅游者的合法权益。目前，对转团中的不规范行为，在法律、行政法规层面并未出台专门规定进行调整。虽然《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35条第2款作了原则性规定，“未经旅游者同意的，旅行社不得将旅游者转交给其他旅行社组织、接待”，但该款内容过于简略，对相关民事责任的承担并无涉及。而且，《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属于国家旅游局颁发的部门规章，在具体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也只能是参照适用该规定。

在《规定》起草过程中，各相关部门反馈的意见都一致认为要对转团行为进行专门规定，以切实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规定》明确规定了旅游经营者将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的法律后果。法律、行政法规并无明文规定禁止转团。因此，规范的转团是允许的，取得旅游者同意的旅游业务转让为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此时，受让的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建立了直接的合同关系，原来与旅游者建立合同关系的旅游经营者不再承担责任。由于旅游合同有很强的人身信任性，旅游者不同意转团的，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在旅游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旅游经营者擅自转团的，如果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遭受损害，则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与受让旅游业务的旅游经营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以更好地维护旅游者的利益。(十一)公共交通工具延误

公共交通是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的，并非单纯为旅游者服务的。公共交通工具延误，是指飞机、火车、班轮、城际客运班车等公共客运交通工具的延误，是旅游经营者不能控制的。在此情况下，让旅游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无疑对其很不公平，但如果因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延误导致旅游行程缩短，旅游经营者应当退还旅游者相应的费用。需要注意的是，8 仅是由于旅游经营者无法控制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延误其可以免责，如果是旅游经营者可以控制的旅游车的延误，则其不能免除责任。(十二)自由行中的责任承担问题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篇6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4次会议、2018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73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3月2日起施行）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结合审判、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主要任务是充分发挥司法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督促适格主体依法行使公益诉权，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第三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应当遵守宪法法律规定，遵循诉讼制度的原则，遵循审判权、检察权运行规律。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提起公益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应的诉讼义务，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基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被诉行政机关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查收集证据材料；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应当配合；需要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依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公益诉讼案件，可以适用人民陪审制。

第八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向人民检察院送达出庭通知书。

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并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出庭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派员出庭通知书。派员出庭通知书应当写明出庭人员的姓名、法律职务以及出庭履行的具体职责。

第九条

出庭检察人员履行以下职责：

（一）宣读公益诉讼起诉书；

（二）对人民检察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予以出示和说明，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

（三）参加法庭调查，进行辩论并发表意见；

（四）依法从事其他诉讼活动。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案件，由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员参加。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移送执行。

二、民事公益诉讼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二）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初步证明材料；

（三）检察机关已经履行公告程序的证明材料。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本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以反诉方式提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受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后，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

人民检察院已履行诉前公告程序的，人民法院立案后不再进行公告。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或者增加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等诉讼请求。

第十九条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检察院诉讼请求全部实现而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

三、行政公益诉讼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

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依法履行职责，并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出现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继续扩大等紧急情形的，行政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书面回复。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二）被告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证明材料；

（三）检察机关已经履行诉前程序，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纠正违法行为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及本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

第二十四条

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者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人民检察院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违法。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区分下列情形作出行政公益诉讼判决：

（一）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判决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并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

（二）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诉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三）被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判决予以变更；

（五）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未超越职权，未滥用职权，无明显不当，或者人民检察院诉请被诉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可以将判决结果告知被诉行政机关所属的人民政府或者其他相关的职能部门。

四、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未规定的其他事项，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解释自2018年3月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篇7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课题组汇报了调研工作的进展的情况,并针对2000年以来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和对收集、整理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总和分析,特别是对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案件》颁布后发生的案件进行多角度地分析。发现案件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案件数量逐年上升;(2)案件审理周期长;(3)结案方式多元化;(4)常见诉讼费用缓、减、免等。该课题组对近年来国内外医疗纠纷法律问题的学术研究和现行有效的医疗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规范等相关的医事行为规范进行收了收集、整理,指出以下不足:(1)偏重于医疗纠纷解决的学理分析及国外经验的介绍,缺少来自法院审理案件的第一手资料,实证研究较少;(2)有关医疗纠纷的文章数量不少,但内容重复。

湖北省卫生厅课题组在汇报国内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中面临的困境时提出,赔偿制度存在“两元制”问题、鉴定机构存在“双轨制”问题、医疗纠纷中的暴力情节加重。目前人民法院在判决案件中,确定医疗纠纷的赔偿存在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两种赔偿方式,两者在赔偿的项目、计算的标准上区别较大,由于后者的赔偿金额较高,实际上更多的患者愿意按照后者进行赔偿。目前鉴定“双轨制”,由医学会组织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由法医主导进行的法医学鉴定。两者的鉴定内容、鉴定对象有所交叉,实践中也多次出现一案多个鉴定结论和鉴定结论不一致的情况,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难度。在实践中,“两元制”的赔偿、“双轨制”的鉴定,这种权利救济机制的不统一和多样性导致了对医疗纠纷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的社会评价有所降低。设计和研究课题应该作好:(1)文献研究;(2)案例分析;(3)调查问卷;(4)专家讨论和访谈。

重庆医科大学课题组在汇报西部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时指出,目前医患诉讼方面存在以下特点:(1)患者起诉的趋势在减少,患者胜诉的比例较低,而为大家所知的“医闹”却越来越多;(2)患者因医疗过失起诉的比例较高,具体存在于手术过失方面。在医患纠纷案件中,患者起诉前,采取医疗事故鉴定的较少,可见希望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解决纠纷的患者很少;(3)患者大多数是根据《民法通则》,以医疗侵权起诉,而各个法院在确立案由时,做法不一;(4)各个法院在诉讼中采取的鉴定差异很大;(5)鉴定为医疗事故或医方有过错的比例低;(6)法院在判决中适用《民法通则》居多,法院在判案中,适用法律方面有差异。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篇8

[关键词]著作权侵权；停止侵害；适用限制；类型化

[中图分类号] DF5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08-0181-02

一、我国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停止侵害责任方式适用的现状

在著作权侵权的司法实践中，停止侵害通常是以法院判决被告承担停止侵害的责任方式的现状出现，此种责任方式使用的频率非常高，一般作为法院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首要方式。针对何种情况下利用停止侵害的责任方式，需要法官根据具体的事实并考虑相关因素来进行选择，以期能够达到正确合理使用停止侵害责任方式的目标。当前，我国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适用最为普遍的责任方式是停止侵害。[1]如果法院认定被告构成侵权，一般会满足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判决被告停止侵害。[2]停止侵害是民事责任最基本的形式，已经在司法人员中影响深远，各级法院一般都会满足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停止侵害。司法实践中，停止侵害作为一种承担侵害著作权的民事责任方式，已经出现了泛化的现象，法院一般都会轻而易举地支持权利人的诉讼请求而判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

二、停止侵害适用泛化的原因分析

（一）著作权权利边界的模糊性

作品作为著作权的客体，属于智慧成果的范畴具有无体性的法律特征。法国哲学学者米凯依·西法拉丝在他所著的《财产法哲学》中指出：“我们可以把自然世界的财产分成无体财产、无形财产和有形财产。”另外著作权人取得著作权的时间以及在什么地域享有著作权，权利的内涵和外延都是由法律来规定，不像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占有等明显表达权利的方式，在著作权侵权领域，一般采用著名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实质相似性原则和合理使用等来进行侵权认定，综合以上因素导致了著作权的权利范围具有相当的模糊性。

（二）我国著作权法实行的历史较短，缺乏相关的立法与司法经验

著作权法在我国施行的时间较短，作为一部年轻的法律，我国对于著作权的规定还显得不够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著作权法中的许多制度并未脱离传统民法的窠臼，具有很强的传统民法色彩，另外，由于我国对于著作权的保护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引起重视，著作权法的本土化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在法院的判决中，很容易受到外国的司法判例的影响，在20世纪末的20多年的时间里，禁令救济被美国法院当做普遍性适用的规则，只要认定了侵权的事实，法院即判令被告承担立即停止侵害的法律责任，这样的国际司法环境对我国的法院合理适用停止侵害产生了误导，未能正确认识到停止侵害的适用限制。[3]

（三）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损害赔偿救济不够充分

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中，如果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损害赔偿，一般赔偿的数额较低，无法妥善地弥补权利人的损失，因此权利人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偏低，无法对侵权人形成威慑。权利人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侵权人还是会继续实施侵权行为，法院或者权利人不得不采用停止侵害的责任方式或以停止侵害的请求权来获得救济。如果权利人的损失和侵权人的获益无法确定，法院会运用法定赔偿的方式，但是法定赔偿在我们国家只是规定了不能超过50万元，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认定，赔偿数额一般都无法补偿权利人的损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赔偿数额50万的上限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节奏，需要法官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予以合理地判决，做到既打击著作权侵权的行为又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

三、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停止侵害适用限制的解决路径

（一）遵循利益平衡原则

在美国“eBay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改变了美国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当然适用停止侵害的现象，从衡平法的角度否决了签发永久禁令。按照美国的判例法，适用禁令应当符合“不充分”标准，要通过四个要件的过滤：①原告的权利诉求是合法的；②未来的侵害属于逼近并损害赔偿“不充分”；③原告所获得的利益并没有不成比例的小于被告因禁令所遭受的损失；④满足公共利益。[4]我国法院在著作权侵权的司法实践中符合复杂作品上的单一部分侵权或者虽然侵权导致较低的社会损害，但颁发禁令将带来高移除成本的条件可以不适用停止侵害。无论是美国的“四要件”亦或是我国的两条件，都是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考虑，尽量协调好权利人与侵权人的利益以及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我国的司法审判可以借鉴美国的“四要件”来规范相关当事人的利益，促进著作权的繁荣。

（二）对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停止侵害适用限制进行类型化处理

对于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如何更有效率地限制停止侵害的适用，需要对其进行类型化处理，如此能够使得法院更容易把握限制的适用。下面笔者将把限制停止侵害适用分为四种情形来处理。

1.适用停止侵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首先应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进行界定，才可以科学合理地探讨停止侵害是否损害公共利益的问题。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的法律中有规定，但是都比较抽象，在司法审判中很难妥善适用，在我国的著作权侵权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还缺乏具体的规则来认定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法院在判决认定是否有违社会公共利益将很难抉择。笔者认为，最高院可以适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采用概括加列举的方式来认定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以便更好地应用于司法实践。第一步解决之后，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决，如果适用停止侵害会造成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法院便可不支持原告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通过损害赔偿或者支付使用费的形式来对权利人进行法律上的救济。

2.适用停止侵害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

由于法律上的原因造成著作权侵权案件中不适用停止侵害的责任方式，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侵权，欧盟的相关电子商务指令等不允许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加以监督著作权侵权的法律义务，因此欧盟成员国法院不得发布禁令。在特别的情况下，著作权侵权的发生并非侵权人所能掌握，经常会由于事实情况不允许，被告无法承担停止侵害责任。比如发生在专利法领域的基因漂移而导致的专利侵权案件，传统作物种植人不但无法掌握别人地上耕作物，而且无法掌握由于自然力导致的花粉传播，法院判决被告消灭侵权作物或者应用预防手段，要求被告付出一定的费用，没有合理的依据。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同样也存在由于事实上的不能而产生的无法履行停止侵害的责任。

3.适用停止侵害的履行费用过高

有些著作权侵权案件，如果要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将会导致被告遭受巨大损失，原告的利益与被告所因此承担的履行费用相比较差异较明显，所以不适合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笔者认为在琼瑶诉于正案中，一审法院判决于正等被告停止复制、发行、传播的行为有失妥当，被告为了拍摄电视剧前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消耗成本过高，如果因为几个桥段的侵权而要求停止侵害，将会使得被告的履行费用过高，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不符合著作权法追求效率的目标，不符合社会公众对受欢迎程度高的影视作品的期许。若不支持原告诉讼请求，法院可以要求被告支付使用费，以此赔偿原告所遭受的损失。

四、结语

在著作权侵权活动中，当利用财产规则无法解决著作权侵权纠纷，我们可以求助于责任规则。当市场交易费用过高时，适用责任规则将更符合效率性的追求。因此，对于完全适用停止侵害的责任规则并不总是有效率的。对于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停止侵害的现状，司法机关应当适时地限制其运用，采用类型化的方法，谨慎采用停止侵害。如果限制适用停止侵害，就应当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比如提高法定赔偿数额，尤其针对起诉之后被告仍然进行的侵权行为的赔偿数额，对于起诉之前的行为可以要求被告支付使用费。[5]

[ 注 释 ]

[1] 纪晓昕.停止侵权在知识产权民事责任中的适用[N].人民法院报》，2008-09-06.

[2] 孔祥俊.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思维——知识产权司法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116.

[3] 王洵.论知识产权停止侵权救济的限制[D].北京：北京化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6）.

[4] James M.Fisher Understanding Remedies，New York，Mathew Bender 1999：276.

[5] 和育东.专利法上的停止侵权救济探析[J].知识产权，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