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体制改革

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精选8篇）

中国电影体制改革 篇1

摘要中国的政治文明、社会进步、文化拓展、经济发展都依赖于先进成熟的 教育。同时教育制度又是教育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教育制度变革的成效往往直接决定着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教育的改革需要奠定清晰的价值和目标。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政治文化的社会现代化方向相一致，以教育的深化改革达到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在以经济等多方面的发展反哺教育，达到社会良性循环的根本性目的关键词教育发展改革社会作用 文化 经济 政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在数量，规模上迅速发展，通过经费等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以及通过招生、就业政策方面的改革，在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展观，社会各方面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教育显现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白教育制度改革的理念和深化教育改革的价值，应包含以下几方面。

1.教育的公平性

现代教育不仅是经济建设的源泉，科级发展的催化剂，也是社会稳定与平衡的决定因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现实的发展目标。

2.教育的普及性

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模式，就是不断普及和扩大教育的过程，通过更大程度地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从而提高民族素质，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增进和扩大社会民主。

3.教育的民主性

中国教育需要通过制度的创新，使教育具备完全的公共性，促进办学体制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使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共同性事业。

4.教育的人文性

确立以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念，通过教育的实际需求而进行的民主的教育、人性化的教育，以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同时，使教育成为社会文明和道德的指路明灯，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新源泉。

5.教育的实用性

教育应能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要，通过健全的社会教育，满足受教育者的实际需要，能够切实地改善人的生存处境和提高生活质量。这样的教育必然是因地制宜的、灵活的和多样化的。以实用为目的的教育才能更好的符合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与完善，具有着重大的价值与意义。当今不断发展的国际社会，教育与科技的相辅相成，无论是国内社会、经济的高速和可持续发展，亦或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都映

射出教育与科技的硬实力。而教育又是科技的推动力，发展好教育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一双互补的命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又具有自己独特的国情，这就造成了中国对于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不能照搬全抄，而应该有选择的学习，完善。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想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能忽略了教育在其中担当的重要角色。

社会的准则是事物的前进与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深化教育改革意义非凡，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上的作用不言而喻。

在社会影响方面。

（1）教育具有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通过教育的改革与完善能够更好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知识水品以及生活技能。教育的作用不仅仅在培养人才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合理完善的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教育的不完善已经导致大量国民不能通过教育来改善自我，树立正确的三观，从而落下了我国国民的持续发展和区域性发展后续无力，不均衡的病根，也不利于长远的人力储备。

（2）教育具有控制人口的作用。受教育的人口越多，越有利于国家政策的实施。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是有限的资源在下一代的培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一步步的提高和改善中国国民的素质。

（3）教育使人口结构更合理。经过教育改革使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可以改变人口的文化结构和职业结构，可以促使人口的地域分布向合理的方向流动，让人口结构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4）教育具有提高社会精神文明的作用。精神文明的建设与教育息息相关。社会的发展历史说明，先进而完善的教育对于社会的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言，也是对建设社会精神文明而言的。教育作为社会精神文明支柱的作用，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重视。

教育体制的改革，是提高全社会成员素质的根本途径，是消除社会人口结构不全最根本的手段之一，全面普及教育，深化素质教育改革，为国家繁荣富强提供重要保证。

在文化影响方面。

（1）教育对文化有传递保存功能。教育是文化传输的重要工具。对教育的改革，使其更好地履行其职责，一代一代的把人类优秀的文化传递下去，从而达到文化的储存与文明的延续。

（2）教育对文化有传播交流的功能。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无时不刻都是在进行着交流。而文化的传播对于了解彼此的习性，以便对更好的适应，掌握，解析，交流文化起到的作用很大。是人类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教育对文化有净化提升的功能。教育使人明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文化的认识有着自己客观，深刻的理解。正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良好的教育能帮助受教育者能够发扬优秀的文化思想，规避低俗的文化思想侵袭自我。

（4）教育对文化有创造更新的功能。实践证明生搬硬套的教育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文化的生命在于其不断的自我创新，而教育的改革正是去除过去填鸭式的死板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个性化发展，开拓视眼，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弘扬社会主义的先进文明。

总之，首先是文化的承继者，然后才能是文化的创造者。只有先承继文化，才能创造文化。而教育在其中发挥着指引的作用。没有一套成熟，完善的教育体制，那么，我们的文化也将会变成残缺不全的“遗迹”。

在经济影响的方面。

众所周知，教育发展的基础在于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而教育又将作用反馈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成为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教育体制的改革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

首先，通过教育深化进而对发展社会经济提供所需的人力基础。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素质高的人才，普及教育之所以会受到现代社会的高度重视其原因在于它能奠定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下层建筑，而下层建筑又决定了上层建筑的高度，所以说完善的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

其次，通过教育—科学转化—教育的循环过程来达到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然而科学要转化为生产力是要经过很多的环节，而自始至终贯穿这些环节的中介是教育。由此可见教育体制的改革的重要性预期会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深远影响。通过教育—科学转化之间的相互循环，相互渗透，层层递进从而推动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再次，教育有利于推动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实施。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对于经济的重要性，而教育是可以对国民普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只有让国民确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够主动的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全民教育的推行有效的推动社会经济的渐进，转变国民旧有的观念，树立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可能。

总之，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更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同样经历着不断完善和更新的过程，由量变到质变，我国的社会经济又将迎来又一个“春天”。

政治方面的影响。

第一，教育传播科学，启迪人的民主观念。我们知道政治制度对教育有制约作用，同时教育对政治有着反馈的作用。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着我国建设民主政治的进程。

第二，教育民主化本身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民主体现了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基础，基础都不健全，谈何政治民主，因此，关于教育民主化的改革是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

第三，民主的教育是政治民主化的加速器。不断完善的民主教育正体现了政治民主的不断完善。

由此可见，由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我们应该大力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对当前的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而言，教育体制改革意义远非如此，教育深化促进社会的生产，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教育的民主化可以成为社会民主前进的手段，影响民主法制的建设，教育体制改革能够保存、传递以至创造人类文化，同时教育还可以起到保护环境、控制人口的作用等。可见。开展教育，改革教育体制实乃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学院编.教育学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王道俊，扈中平主编.教育学原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3]（日）南亮进，（日）牧野文夫，（日）罗欢镇 主编.中国的教育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吴德刚 主编.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中国电影体制改革 篇2

一、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特点

(一) 中国金融体制变迁实质上就是银行产权的变迁

制度变迁是由于制度不均衡的因素引起的, 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中, 金融体制改革的取向、探度、广度、速度和战略选择等基本取决于政府权力中心的意愿和能力。但政府在变迁过程中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 是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金融产权变迁的过程。中国金融体制与中央计划金融制度初始结构相对应的是国家垄断的单一金融产权形式。在改革初期, 国有金融产权的垄断地位并没有受到其他金融产权形式的挑战。由于金融资源相对价格与重要性对在分权改革中出现的所有利益主体 (集团) 都产生了强烈刺激, 因而, 在国家金融产权形式之外出现了一大批其他类型的金融产权形式。这些金融产权形式的出现标志着金融改革进入了不同金融产权形式之间展开相互竞争的新阶段。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国家一再进行治理整顿以抑制其发展, 但这些产权形式仍然能够顽强地支撑下去并屡次复苏。如果从金融体制结构变迁的长期过程观察, 这种周期性进行的治理整顿具有特殊意义, 制度变迁的初始动力就在于不同产权形式的冲突与竞争。它们的各自努力对中国金融体制结构的变迁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共同推动着中国金融体制结构的变迁。

(二) 中国金融体制结构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

中国金融体制变迁的每一步都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供给行为。从双层银行体制的建立、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到发展金融市场, 从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到分业经营, 从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等, 均采用了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 但制度供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微观银行主体的制度需求, 也不一定能提高制度变迁的效率。政府作为推动银行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 在决定银行制度变迁的形式、速度、突破口和时间路径时, 既有促进微观银行主体效益和整体金融效率最大化的动机, 更有维护公有银行产权不变、通过金融制度履行部分财政职能和税收功能、确保国民经济产出的不断增长、实现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当改革的措施、速度与政府利益和偏好发生矛盾时, 政府一般就暂缓改革, 甚至不惜走回头路。在这种制度变迁框架内, 微观银行主体只是银行制度的被动接受者。

(三) 中国金融体制结构变迁是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

渐进式改革是一种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整体经济改革一开始就选择了渐进的改革方式。基于这一制度变迁模式的限定与约束, 金融体制结构变迁也从总体上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逻辑。渐进式银行改革存在明显的“三重三轻”倾向, 即重增量、轻存量, 重体制外、轻体制内, 重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轻银行制度。为了减少改革与现存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利益结构之间的摩擦, 改革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外延扩展上, 而对那些涉及面广、可能对现有制度框架和金融秩序造成冲击的深层问题, 则尽可能采取回避和拖延态度, 把改革的矛盾和困难后移, 离市场化要求甚远。

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条件

中国金融体系变迁的最终趋势为竞争性金融组织体系, 这种竞争性应是在国家严格监管下的有秩序的公平的竞争。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条件也基本具备。

第一, 商业银行的逐利动机使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国家实施金融制度变迁的重要形式。在目前的商业银行制度结构下, 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单一, 仍以贷款为主, 银行的利息收益仍是最主要的利润来源。证券收益在银行中为空白, 中间业务收益也很低。

第二, 金融制度变迁的政治需求向市场需求转化, 迫使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金融制度变迁的需求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到位将由政治需求转变到市场需求, 而市场需求即是企业和居民的金融需求。

三、我国金融制度未来变迁的主要内容

(一) 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政策实施效果

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预见性和信贷政策的指导性, 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完善金融总量调控与结构调节相结合的调控机制, 建立起以间接调控为主的金融调控制度。

第一, 确立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为导向的信贷政策机制。合理调节信贷资金在产业间、部门间、地区间以至企业间的分布与投向, 大力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提升产业结构, 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合理调整信贷资金在城乡经济领域的投向, 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

第二, 强化利率在整个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中的作用,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准、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

(二) 向混业经营战略转变

在银行制度综合化发展进程中, 各个国家都是根据本国的监管条件、人才条件和银行自身经营水平等实际条件, 来选择相应的综合化银行制度模式。从组织形态和资本结构来看, 各国实行商业银行制度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全能商业银行模式, 即商业银行本身直接开展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等;另一种是控股公司方式, 即一家控股公司所属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 不同的金融机构联合组成综合性的企业集团。

中国的商业银行向综合银行制度转化, 在目前分业银行制度和复合型金融人才短缺的条件下, 比较适合采用企业集团模式, 以资本融合为纽带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组合在一起, 形成综合服务优势, 从而实现混业经营。

(三) 加快商业性金融体制创新

1.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与上市改造。

股份化和上市改造关系到金融改革和金融业全面开放后的全局, 银行的股份化改革和银行上市已经走过了初期道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公司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 国有商业银行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保持竞争比较充分状态下的垄断地位, 只有在制度创新过程中走上市公司的发展道路, 通过股份制改造提高自身管理水平, 通过上市筹资壮大自身的实力, 加大对社会资本的控制力, 从而保证竞争中的某种垄断和优先地位。

我国国家控股上市银行由于其特殊地位, 长期以来缺乏危机意识和改革的紧迫感。随着我国金融全面开放, 国家控股上市银行的垄断地位将进一步削弱。市场竞争的推动力, 对于促进国家控股上市银行加速改革, 提高企业素质和竞争意识, 具有重要意义。

2.民营银行 (包括少量私人银行) 的引入和培育。

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 如民营银行、股份制的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等。着力发展一大批适合于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性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我国对民营资本进入银行实行的严格的比例控制和资格审查, 规定民营资本不能控股银行, 单个民营资本不能超过总股本的10%。随着风险防范机制以及社会监督管理机制的健全, 中国应建立一大批民营资本控股的银行, 为建立竞争性的银行体系打下基础。

3.农村信用社向商业银行演化。

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可以将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改制成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在组成农村商业银行的过程中, 必须要有新的资本金投入才能显现生机, 城乡居民个人、农村专业户、城镇工商业个体化、乡镇企业、民营企业都可以作为新股东、注入资本, 甚至可以让私人收购信用社, 对其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 完善其产权制度, 规范其发展, 使其真正成为民间金融机构, 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四) 向功能性金融监管制度迈进

金融业正在整顿、兼并、重组, 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这种发展格局下, 未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应由传统的以“分业管理”为主导的机构性金融监管体制向以“统一管理”为主导的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转变。功能性金融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监管制度, 其核心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监管机构, 按照金融体系的功能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和制定不同的监管规则。

目前我国的全融监管制度是按传统金融分工进行的机构性分业监管, 其基本架构是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宏观监管,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对金融体制、证券业、保险业进行专业监管。从机构性监管制度转变为功能性监管制度的关键, 是通过设立一个权威性的金融监管机构, 将目前分散化的监管权力集中统一起来, 以适应功能性监管的要求。根据我国的体制现状, 基本设想是整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设立国家金融管理局, 实现统一监管的目标。

摘要：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正走向深化, 目前进一步改革的条件正逐渐具备。今后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应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政策实施效果, 向混业经营战略转变, 加快商业性金融体制创新, 向功能性金融监管制度迈进。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展望 篇3

国内银行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的银行业现在面临着什么问题呢？第一,不良贷款较高,这是长期形成的历史性包袱。到去年年底，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达到10%;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低一点,达到4.22%;城市商业银行是7.73%。以国际标准来看，都是比较高的。中国的银行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进行竞争,显然是有点乏力的。

第二，资本金不足。现在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除了农行以外，其他三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农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估计只有4%，而其他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都是不够的，都低于8%。资本充足率不足，就意味你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第三，银行的成本/收入比率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员工、分支机构的创利能力差。举例来说，中国农业银行有60万人，中国工商银行在改革前有40万人，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是20万人，人均创利都是比较低的，银行的收入大部分被费用占了，所以成本收入比率就远远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第四，与成本居高不下相一致，银行的收入能力也有问题，主要是风险管理监管力度及技术相对落后，制约了银行开拓高回报的业务渠道。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品种单一，大家到银行去无外乎是存款、贷款，而银行最重要的是中间业务服务和中间业务收入，存贷业务要逐渐向中间业务过渡，费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要持续上升。目前在中国的大银行当中，惟有中国银行是不错的，但也只占到19.5%，其他银行都远远低于10%。也就是说，银行主要还是靠存贷的利差来形成收入。存贷利差形成收入和利润有很大的风险性，它高度依赖于利率的变动，高度依赖于人民银行的政策。如果贷款利率提高，而存款利率不提高，这就意味着银行的收入扩大，相应地，如果存款利率提高而贷款利率不上升甚至下降，那么银行就很难赚钱，收入就有问题了。这种依靠利差业务带来的收入，随着市场化的改革，是在收窄的，越来越窄。

第五，数据处理中心互不兼容，不能有效处理及运用信息资源。一方面，银行要开发新的产品，另一方面，数据处理中心要更强大，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都使用这种方式的话，对于计算机的要求是无法想象的，处理能力要非常强大。之所以刷卡的方式不太好用，就是因为它的数据处理能力不行，像我们刚才说的ATM机，你一个人取一次钱，如果刷了三次卡，线路的拥挤程度是可以想象的。这就要求中国银行业的数据处理能力要超强，我们曾经有个考虑，如果这么做的话，中国银行业的后台处理能力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个竞争优势。

深化改革是银行业根本出路

根据这样一些情况，对中国金融业来说，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从1978年以来，我们进行了很多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健全宏观调控监管体系。在宏观调控体系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利率的市场化，中国的银行业风险定价能力不行，宏观调控部门把利率固定了，银行怎么能够定价呢？一开始我们谈到，市场经济是自由的企业制度，它是通过竞争性市场形成一个价格信号，来进行资源配置。在银行业中，利率应该是变动的，银行要有自己定价的权利，国家利率一定是市场化的，它才有可能定价。

另一方面，必须加快银行业重组改制的步伐，扩充资本金，提高盈利能力，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应对对外开放带来的一个挑战，并形成于一套与国际操作惯例相接轨的新的微观经济的制度。

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市场结构问题，要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比如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我们算了一下，去年中国资本市场获得的融资额仅是整个融资额的4%-5%，换言之，至少90%以上的资金是由银行提供的。有人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呢？当然，从企业获得资金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在金融上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举动，把所有的风险集中于银行，一有风吹草动，宏观经济出现波动，银行首先就受不了了，坏账增加。大家知道，处置风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商业银行的方式，通过积累良好的流动性资产，比如存款，以此来化解风险，或者把风险推向未来，我们叫“跨时配置”。为什么过去尽管中国的银行在技术上应该破产，而实际上没有倒闭呢？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存款，你要提款我可以用别人的存款还你，只要这个过程持续下去，资金链条不断，就可以经营下去，盈利与否问题不大，它反映了这样一个风险配置的过程。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资本市场，要同时对冲，发明出各种各样的产品，同时把它卖掉，市场上的每个参与者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然后通过买卖来对冲风险。

现在中国的融资结构基本上偏于间接融资，银行占90%以上，而资本市场占的比例非常小，风险基本集中在银行，也就是过去的那种状况，随着经济的大发展，银行增加贷款，随着贷款的增加，不良资产大量上升，最后是大剥离，这种循环要永远持续下去。要避免银行出现这种风险，最重要的是发展资本市场，使它和银行做一个匹配，然后才能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在这方面，中国和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差距还很大。下面这个图，这是“中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重”，有三个方面，一个是银行贷款，一个是股票融资，一个是企业债券。到目前为止，我们有80%以上的资金来自银行，这几年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比较快，但是股票融资的比重依然是非常小的。

我们再来看西方国家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重。德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它的银行贷款是60%多，美国也不到60%，像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市场比较发达，所以它的银行融资贷款不到30%，它们的其他金融资产相对比较多，而中国的金融资产过分单一了。

形成这样一种结构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人均收入比较低，资本短缺，企业自有资本不足，主要靠借入资本经营。而借入资本经营对于银行来说，技术门槛比较低，间接融资成本又比较低，风险成本控制相对于比较简单。但这只是初期阶段，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消费行为转为消费加投资者，直接融资就会发展。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么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认为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人们现在经常讨论的是分业还是混业的问题。报纸上也有一些报道，比如提到有可能出现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把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协调起来;《商业银行法》也有些松动，修改的《商业银行法》，实际上也是调整这样一个结构，提供多种金融产品的服务，这个时候金融机构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现代意义上的银行是什么银行呢？就是体现多种经营产品的一家金融机构，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提供存贷业务的商业银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可能是中国下一步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需要加以关注。至于分业还是混业的问题，为什么值得关注？因为它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它最终取决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这个监管能力不是一个行政权力，而是一个专业水平。因此，专业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对于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在微观层面，要改进银行的定价能力，从宏观层次上，它能改善中国的监管能力，从而使中国的金融能有更好的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体系

我个人认为，未来的目标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政府，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它的目标就是保卫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并在此前提下，促进经济发展，这句话是《中国人民银行法》里写的。中国人民银行使用的工具是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在内的货币政策工具。完成一个宏观经济的调控，这是政府要做的事。

第二，专业监管，也就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未来的协调机构。它们的目标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进行功能监管，主要任务是防范出现系统性风险。它们的监管措施很多，就行政措施而言，有金融许可证、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以及警示、提醒、劝解和各种监管措施。

第三，商业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在未来，很可能出现金融机构混业的趋势，但不管怎样，作为一种商业机构，它应该是公司，它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盈利机构，而不是从属于政府，或者从属于某种其他目标的机构。怎样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呢？就是建立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商业化运营体系。

浅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篇4

摘要：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愈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并行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两大主体工程。毋庸置疑，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引领下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持续深化、成效显著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政治改革显得步履维艰，严重滞后，而且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步入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归根结底都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关键词：利弊、制约经济、人民民主

一、中国政治体制的利与弊

（一）中国政治体制的利

中国实行一党制最好，其理由也是十分充分的: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并非纯粹的一党执政。现在有很多人希望在中国推行西方的多党制，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他们认为，多党制可以制衡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各种弊病，中国在现阶段实行多党制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要选择。西方的多党制得以有效运行，是以一系列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条件为基础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缺乏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没有充分的经济分化、没有社会利益充分分化、没有与这种经济与社会结构分化有机联系的宽容妥协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人口奇多，地区差别极大，文化素质低，封建根基极深的东方大国。如果强行推行多党制，从而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各种建设，很可能将重蹈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大民主实际是大破坏、大捣乱从而大失败的覆辙。一党执政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便是政策的连续性，不会像多党制那样由于政党的变更而引起国内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我们知道，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三十多年来有效坚持的执行，所以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而且正确的决策，能够很快执行，不会因为各种力量的牵制而中途夭折。不像在西方，多党制上台的国家首脑，往往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特别是一些总统是被弹劾下台的，其施政纲领往往会被全盘否定。虽然其宪法与法律稳定，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却难以持续，除非前任首脑的主张也得到后任的认同，否则会一切推倒从来。

一党执政的最大优势就是办事效率高，能利用社会上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已经得到了最大的体现。震灾发生后，党中央发出抗震救灾的号召，一呼百应，很快调动举国之力抗震救灾。而多党制国家里，哪怕再正确的决策，如果没有其他党派及国会的同意，都无法实施；有时候，即使是总统提出的方案，也可能都要延迟一年半载才获得同意，甚至干脆被否决。

（二）中国政治体制的弊

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权力过分集中的党的领导体制则削弱党内监督功能。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以党代政，必然导致政商不分，从而引发党的腐败问题。中共党内专司监督职能的机构是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并不是向产生它的代表大会负责，而是向同级党委负责。因为地方各级纪检机关的人员编制、各项经费、干部任免等都归同级党委（党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在实践中，很难对同级党委，尤其是对大权在握的党内第一把手实行真正的监督。尽管按规定，上级纪委可以监督下级党委负责人，事情往往是“看得着、管不着；管得着，看不着”，只要不发生重大问题，仍处于“虚监”状态，从而使反腐的难度加大。

在当今社会，腐败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特有文化。以前是大包小包的送礼，现在是在不知不觉中，你回到家发现口袋里多了许多购物卡，优惠劵等。中国的饭局也形成了一种文化，当今饭局有五个三个，1、饭局三大功能：求人，密谋，庆功；

2、饭局三大准备：菜、酒、烟；

3、饭局三大礼节：让座、劝酒、抢埋单；

4、饭局三大活动：吹捧、忽悠、讲段子；

5、饭局三大语态：豪言壮语，疯言疯语，不言不语。在这种不良的党风下，必然引发贪污腐败案。社会的腐败事实出发，立案查处的官员人数、涉案金额数连年递增，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从下面的数据中可以我国看到目前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腐败现状有多严重：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谈访”揭露，我国的年赌博资金的流出量达6000千亿元左右，根据《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第14版揭露“公车一年消费多达3000亿，”根据《读者》2005。12月期第42页揭露：“公款吃喝白白吃掉2000亿”。仅仅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公车和吃喝消费还是合法的。相比于整个韩国首尔市政府的公车只有四辆，我们就可以明白其中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数据，解决我们义务教育问题所需要的资金也仅仅只要200亿到600亿元。也就是只要我们的公仆门嘴巴中省下10%-30%，就可以解决我们义务教育所需要的资金了。

中国官员的腐败之严重，涉及之广泛，是世人皆知的，虽然中央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但是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全国腐败依然猖獗，贪污数额之巨，不断被刷新。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不受限制，很容易让人产生伸手捞钱的冲动，这不完全是道德问题，体制不完善，法律不严谨是其主要的诱发原因。

中国要发展社会要和谐，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但是全国上下严重的官员腐败对这一进程产生了强大的阻力，因此中国反腐败必须超越传统认识上经济犯罪的概念，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看待反腐败的重要性。

二、中国政治体制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在2010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上，温家宝总理在面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说了这样的句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健康、稳健发展，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转变方式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以说，不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无法实现的，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实中经济改革的停滞也说明了这一点。必须看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仅仅在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它已经超出了经济本身的范畴，涉及到了更加广阔和深入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从理论上说只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是有缺陷的，看不到问题的真相和实质，从实践上说只用经济的方法既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更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仅仅追求经济的增长或者技术的创新，并不能直接带来稳定的公平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方式实际上受到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支配和制约，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和社会结构的深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困难的，只有及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广泛的社会建设，首先改革那些制约着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政治体制和机制，才能逐步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

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也就是由政治决定的，表面上看经济发展方式似乎是个经济问题，而其实质则是社会和政治问题，经济的背后是更加广阔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一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做出了著名的论断：“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对经济的发展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比国家的作用更为重要。认同市场的人都不会否认：好的市场经济，要靠好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来培育和支持。好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提，而不好的国家体制和政策，必然导致市场的扭曲和经济效益低下。自改革开放来，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它是不彻底的。当今的中国经济走向，很大成分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走向。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已产生了巨大的泡沫，房价高居不下。在这种环境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整顿中国房地产的政策，使如火如荼的房地产进入冰河世纪。有很多人都反对，他们认为，政府过多的将无形的手伸进经济市场，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在短期看，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从长远看，有害无利，只会使中国的经济陷于恶性的循环中。

政治体制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性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不断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但直到今天依然进展不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始终停留在经济层面，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进行经济建设，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做出的正确选择的话，那么今后的三十年顺序转入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才是正确的选择，才能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人民要真正当家作主

时下，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一是分配不公，一是腐败严重。而要有效治理这两大顽疾，唯有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概而言之，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这就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民意所在。

现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一方面人大代表荣誉感有余而责任感不足，与人民特别是与其原选区和选举单位选民选民缺乏经常、必要和主动的联系。人大代表选举缺乏必要的竞争机制，缺乏选民对被选举者了解知情的有效措施，选民参与选举的主动性、严肃性不够，不珍视自己手中的选票，表现出对人大代表选举的冷漠。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迄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选民对人大代表无法行使经常、有效的基督。去年，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选举。在选举之前，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选哪一个，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选的那个人是谁，更没见过他。就这样，我的第一次选举权利浪费了。我相信，我的经历这是中国现行选举制度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人民只有有效行使了国家赋予的选举权，才能真正的实现当家作主。根据中国宪法，中国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河南周口地区专员、水利厅长落网贪官——张海钦说：“人大政协工会让他们摆着代表人民的，其实人民连屁都不算。在中国除了官是人，老百姓都不是人。人大政协里名人多，富人多，开发商多，矿主多。你见过有老百姓在人大政协的吗？你见过人民选举过人大政协和官员吗？”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中国人民要开始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应该体现在——人民有权投票选举真正能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民代表”，人民有权投票选举、罢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人民有权自由选举和罢免区长、县长、镇长。

政治体制不改则亡，政治体制改则兴，政治体制改慢则亡，政治体制改快则兴。政治体制不改不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跟不上观念变化的步伐，跟不上民众对民主自由要求的步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2]谷歌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列表-维基百科。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篇5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回顾中国财政体制的沿革,着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制度的演变;第二部分描述中国财政体制的现状,分析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纵向财力分配,以及地区间横向财力分布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对中国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改革以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

1978年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改革。其中前三次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共性,就是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后一次则是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尽管其中还存在很多缺陷。1.财政包干体制的沿革

(1)1980年中国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率先进行。为了改革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的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各省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对大多数省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建立了财政包干体制的基础。从1982年开始逐步改为“总额分成,比例包干”的包干办法。

(2)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以适应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的需要。

(3)1988年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实行6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

2.对财政包干体制评价

(1)财政包干体制的历史作用

首先,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的过度集中管理模式,中央各职能部门不再下达指标,地方政府由原来被动安排财政收支转变为主动参与经济管理,体现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其次,历次的财政体制改革都是对原有体制某种程度的完善,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方面显示出一定作用。地方政府财力的不断增强使其有能力增加对本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以及教育、科学、卫生等各项事业的投入,促进了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再次,财政体制改革支持和配合了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激发出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力,带动财政收入增长,为其他改革提供了财力支持。(2)财政包干体制的制度缺陷

包干体制注重政府间收入在所有制关系下的划分,缺乏合理依据,是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一对一讨价还价的财政包干体制缺乏必要的公开性。1980-1993年间,中央与省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同时并存多种体制形式。不同体制形式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弹性不一致,体制形式的选择也存在机会不均等,以及信息不对称和决策不透明等因素,都导致财力分配不合理。更重要的是财政体制的决策程序采用一对一谈判方式,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收支行为也缺乏监督和控制手段。

第二,基数核定方法不科学。基数核定指每一次体制调整都用地方政府以往的既得财力为基数。由于不同的财政体制形式对既得利益的形成作用程度存在差别,因此既得利益并非公正。同时,在税法相对统一,税收征管权力相对集中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决定着各地方政府的税基规模,因此,既得利益中含有非主观努力的成分。保既得利益的做法将这些因素固定化、合法化了。

第三,注重既得利益导致财政包干体制缺乏横向公平性。保证既得利益一直是贯穿财政体制改革的主线,使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始终围绕财力的切割、财权的集散而展开,较少考虑横向财政分配关系,没有完整的横向财政调节机制,调节地区间不平等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没有成为体制设计的政策目标。

第四,财力分散,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宏观调节能力。财政包干体制包死了上交中央的数额,导致中央财政在新增收入中的份额逐步下降,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同时财政包干体制还对产业政策产生逆向调节,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支持高税率产业发展,导致长线更长、短线瓶颈制约更明显、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3.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1)分税体制的改革目标(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成为分税财政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

实现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是分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通过调节地区间分配格局,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实现横向财政公平是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标,也是分税体制的预想目标之一,但这一目标未能实现。

(2)1994年分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入划分。结合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作了较大调整: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

其次,在政府支出方面,由于政府间事权划分没有新的实质性变化,因此,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维持原有的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划分格局。

第三,建立税收返还制度。为保证旧体制的地方既得利益格局,中央对地方净上划收入以1993年为基数给予地方政府税收返还;在此之后,税收返还在1993年的基数上逐年递增。如果1994年以后地方净上划收入达不到1993年的基数,则相应扣减税收返还。

第四,保留原体制的上解与补助办法,并在1995年建立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3)分税体制改革的成效评价

与以往历次财政体制改革不同,1994年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是建国以来调整利益格局最为明显、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

首先,分税体制改革使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相对规范化。分税体制改变了原来的财政包干下多种体制形式并存的格局,使得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相对规范化。

其次,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明显提高。新体制对各级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激励作用较为明显。全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特别是中央收入比重,以及中央在新增收入中所得份额都有明显提高,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纵向财力分配机制。

再次,形成了普遍补助格局,初步建立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为建立较为规范的横向财力均衡制度打下了基础。

中国财政体制的现状和问题 1.政府角色的转变

政府的财政收支反映了政府职能的履行,公开的政府需要透明的财政。

经济快速发展中,在政府行为和管理观念转变的同时,必须建立透明的,高效率的税收体制,预算制度和财政政策体系。2.现行财政体制中的支出结构 中国目前预算内支出总量占GDP的比重,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60和70年代的总体水平。更为重要的是,1980年以来的历次财政改革,都是针对政府收入的划分,而政府支出结构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改革后各项政府支出的比重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如经济建设费和国防费比重有所下降,行政事业费和社会文教费比重上升(见表1),但仍只是数量的变化,而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这种非市场经济型的政府支出框架,是改革以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总体经济思维方式在财政部门的具体体现。有限的政府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不应该做什么,仍然是模糊的。整个90年代政府预算内支出的总量规模按当年价格增长了4倍以上,但各项支出仍然处于短缺状态。原因是政府支出中包括了一些应该由市场做,并且市场也可以做好的事项。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那些应该完全由政府承担,或主要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反而资金投入不足,被称为政府支出中的越位和缺位。特别是在政府重点公共支出上,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管理级次偏下的问题。见专栏1.3.政府间财政关系中的问题

财政分税体制已经实行了9年,除了当时设计时即已存在的缺陷外,在运行中也不断产生一些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外部环境尚待完善,需要配套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50年(简) 篇6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体制（1949-1978年）

电力工业经历了燃料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水利电力部三个时期，在燃料部和电力工业部时期，对全国电力工业实行集中管理的体制；进入水利电力部时期，经历了两次分散、两次集中管理，多年来始终未能摆脱“一分就乱，一收就危”的怪圈。

1、燃料工业部时间（1949-1955年）。

1949年10月组建了燃料工业部，对全国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和电力工业实行统一管理。当时电力工业方面直接领导的仅有华北电业公司及其所属的北京、天津、唐山、察中分公司，以及石家庄电灯公司和太原电力公司，其他各地的电力工业均由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的管理。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自1949年至1952年逐步将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电力单位集中到燃料工业部管理。1950年燃料工业部专门成立了电业管理总局，并先后组建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大区电业管理局，归电业管理总局统一领导，形成了垂直垄断、政企合一的电力工业管理体系。

2、电力工业部时期（1955年-1958年）。

1955年7月，撤销燃料工业部，设立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继承了燃料工业部对全国电力工业的管理职能。

电厂的运行管理和输变电的运行统一由各电业局负责。与此同时，撤销了电业管理总局和六大区电业管理局。

各省（市、自治区）的电力工业均由电力工业部直接领导和管理，这是由部直接领导省（市、自治区）电力工业惟一的一个时期。

3、水利电力部时期（1958-1966年）。

1958年初为加快水电建设，决定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合并。将电力工业企业全部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独立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仍然实行垂直垄断的电力工业管理体制。

当时的水利电力部只负责管理已形成跨省（市、自治区）电网的的京津唐电网和辽宁、吉林电网。

这种电力工业管理体制实施三年，分省的电力工业管理体制严重影响了电力工业的统一性和安全性，也影响了电力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缺电局面。

1961年在重新将电力工业管理权力上收，实行以中央管理为主的体制，经过5年的努力，成立了由水利电力部管理的东北、华东、中原、西北四个跨省电业管理局，还成立了山西、内蒙、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邯峰安等省（市、自治区）电业管理局、电业局，并将北京电业管理局更名为北京电力公司，进行“托拉斯”管理模式试点。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由集中走向分向，又回到集中管理，这时已经形成京津唐、东北、华东、中原和西北五大电网的管理体系。

4、“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8年）。

1967年7月水利电力部实行军管，又一次把电力工业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当时将中原电业管理局下放河南省革委会管理：东北电网归沈阳军区领导；徐州电网归江苏省革委会领导；华东电网归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北京电力公司停止“托拉斯”试点，恢复北京电业管理局建制。

1970年4月水利电力部结束军管，由水利电力部革委会领导，革委会决定撤销西北电业管理局，将西北各省（区）的电力工业下放各省（区）领导，同时将广东省电业管理局和四川省电业管理局下放给广东省和四川省革委会管理。1975年撤消水利电力部革委会，恢复了水利电力部的建制。

1975年恢复水利电力部建制。1975年7月25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电力工业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强电网统一管理。跨省电网必须实行以水电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1975年10月17日国务院批准了《跨省电网管理办法》，重申跨省电网的统一管理体制。水利电力部上收了东北、北京和华东电业管理局及四川省电力工业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下放和第三次上收管理权，但这次上收只上收了跨省电网和跨省电网所属的各省（市、自治区）的管理权，不如60年代那样彻底。

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又走上了中央管理为主，大区电业管理局分片管理的体制。

二、改革探索时期的电力管理体制（1979-1997年）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电力工业体制进入了改革探索时期。在此期间中央电力管理部门又经过四次变更，即第二次成立电力工业部，第二次成立水利电力部，成立能源部，最后第三次成立电力工业部。这一时期的电力改革朝着国务院提出的“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电力体制改革原则进行。

1、第二次成立电力工业部（1979-1982年）1979年2月，国务院决定撤消水利电力部，成立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这是我国第二次成立电力工业部。

1979年5月，国务院批转电力工业部关于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施方案。文件中明确指出：“电力工业是建立在现代化技术基础上的大生产，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管理。跨省（区）的和一个省范围内的电网，由电力工业部统一管理；电力供应由国家统一分配。电力工业部要在有关省、市、自治区协助和支持下，把所有电网管好。” 1979年12月电力工业部决定成立华北电业管理局和西北电业管理局。

 华北电业管理局除直接管理北京电力外，下辖天津、河北省电力局（直接管理冀南电网）和山西电力工业局；  西北电业管理局除直接管理陕西电力外、下辖甘肃、青海、宁夏电力工业局；

 1980年3月成立华中电业管理局，下辖河南、江西、湖南和湖北电力工业局；

 1981年5月成立西南电业管理局，除直接管理四川省电力，并下辖云南和贵州电力工业局。

 1981年12月把山东省电力工业局划归电力工业部领导。 原已成立的华东电业管理局和东北电业管理局继续保留。 到1981年底六个大区电业管理局都已成立，只有福建、新疆、广东、广西、内蒙古和西藏等六个省区电力工业仍归各省区领导。

2、第二次成立水利电力部（1982-1988年）。1982年3月，再次将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

1983年1月，决定将福建和新疆电力局划归水利电力部管理 1984年9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力工业划归水利电力部管理。1984年12月水利电力部决定成立华南电网办公室，准备把云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电网连接起来，充分利用西部丰富的水能资源，实现“西电东送”，以缓解两广缺电局面，这一举措为日后发展南方电网和大规模“西电东送”奠定了基础。

从“文化大革命”时期下放电力工业之后，自1975年中央决定实行以水利电力部为主的电力工业管理体制，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才又一次形成以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部为主、按大区电业管理局分片管理的电力工业管理新体制。

到1985年止，全国只有广东、内蒙古和西藏三个省区的电力工业仍实行以地方为主管理。

在水利电力部后期，一些变化：主要是电业管理所在省，原来只有华中电业管理局所在的湖北省成立了电力工业局，1988年在东北和西北电业管理局内成立了辽宁和陕西电力工业局，在华东电业管理局辖区内成立上海市电力工业局，至此，只有华北电业管理局没有在所在地北京成立电力工业局。1987年至1988年期间逐步将西南电业管理局改制为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电力工业局，撤消西南电业管理局，三省电力工业局直接由水利电力部领导。1988年7月1日起进行华东电网体制改革试点，分别成立华东电力联合公司和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电力公司，同时保留华东电业管理局和省（市）电力工业局名称，实行双轨制运行，以创造条件实现政企分开。

2、能源部时期（1988-1993年）

1988年5月，撤消水利电力部，把电力工业管理工作并入新成立的能源部，能源部承担电力行政和企业管理职能。在网省电力管理局、电力工业局的基础上成立电力集团公司和省电力公司。由此，实现了电力工业的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和行业自律性管理职能的初步分开

大区和省电力工业的公司化改组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从1988年开始到1990年止，将大区电业管理局改组为联合电力公司，将省电力工业局改组为省电力公司。国务院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明确规定：省电力公司和联合电力公司都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实体，具有法人地位。

第二步是1991年底到1993年初，组建大型电力企业集团。1991年12月14日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试点的55个大型企业集团中，能源部有7个，其中电力占6个，即华能集团、华北电力集团、东北电力集团、华东电力集团、华中电力集团和西北电力集团，全部都是跨地区的电力企业集团公司。1993年1月11日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电力集团宣告成立。1990年5月由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区出资成立中国南方电力联营公司，实现四省联网，开发西部水电，实现“西电东送”，这是一种新型的大区电网管理机构，成为我国第六个管理跨区电网的电力公司。

3、第三次成立电力工业部（1993-1997年）1993年3月，撤消能源部，第三次成立电力工业部。 国务院批准的文件明确要求支持办好五大电力集团，各电管局和省电力局仍维持现行体制，所以在电力工业部时期，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没有显著的变化。 成立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 《电力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国的电力工业体制模式：

一是电力行政管理由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和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管理和监督。不设立电力管制委员会。二是电力生产企业模式有发电企业和发电、输电、配电和售电分开的电力企业模式。

4、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成立

 在政府序列中，仍保留电力部，形式上实现了政企分开。但新组建的国电公司既是企业经营者，又行使政府职能，实际上政企并未分开。1998年电力部撤消。将电力工业的政府职能划归国家经贸委。

 国家电力公司承接了原电力部下属的五大区域集团公司、七个省公司和华能、葛洲坝两个直属集团。

5、2002年国务院下发5号文件

 2002年4月12日，国务院下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国发[2002]5号文件），被视为电力体制改革开端的标志。新方案的三个核心部分是：实施厂网分开，竞价上网；重组发电和电网企业；从纵横双向彻底拆分国家电力公司。

 2002年12月，国家电力公司按“厂网分开”原则组建了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和四大电力辅业集团。五大发电集团为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国电集团、中电投集团和大唐集团。

 2003年3月全国国家电监会成立，开始履行电力市场监管者的职责，实现“政监分开”。

6、200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7）19号〕，强调电改需根据5号文精神，责令各部委着力推进。

 2011年9月29日,两大电力辅业集团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挂牌成立，并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签订了分离企业整体划转移交协议。历时近9年的电力行业主辅分离告一段落。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海归 篇7

科学需要全体人民都来关心

1978年初, 我上大学前不久, 以郭沫若名义撰写的《科学的春天》、徐迟采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先后发表, 激励了一代中国人投身科学。30年后时过境迁, 从海外回来感受到国家的巨大进步, 也感到全社会对科学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新华社发了消息, 但社会上、即使在科研单位似乎也鲜有反响。

当前社会上有几种说法, 比如, 中国用不着做科学, 抄别人专利也能发展;日本不发展科学, 也成世界经济强国;或认为娱乐、服务和金融是中国强大的关键所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今天应该重申科学研究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从精神层面来说, 科学研究是现代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强调和培养的创新精神是国家进步所必需;从应用而言, 科学直接关系国家生存、经济发展、人民健康, 所以科学与技术, 不仅是科技人员的事业, 基础研究, 不仅是科学家的爱好, 它们值得中国科学界之外的民众来关心, 因为它从来就影响着国家兴亡、民族强盛。

科学硬实力是现代大国强盛的基础

从历史上来看, 现代大国的强盛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以曾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例, 人口6 000万, 面积24万平方公里, 小于四川省面积, 但曾占有全世界1/4的土地。原因之一, 是此前几百年, 就有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 有剑桥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 使得英国科学曾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再看现代新产业生物技术在美国如何诞生, 这与我上世纪80年代就读的旧金山加州大学有关。1973年, 旧金山加州大学从事基础研究的生物化学家Herb Boyer, 与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家Stanley Cohen合作, 发明了“重组DNA”技术, 不仅推动了生命科学的研究, 也获得广泛应用。1980年他们获专利, 该专利成为世界上获利最多的生物医学专利。1976年, 40岁的生物化学家Boyer与29岁的风险投资家Swanson商谈几小时后, 决定在旧金山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基因技术公司。而后, 以教授为首的公司纷纷在旧金山湾区以及波士顿地区建立, 这些教授在产业、创新上领航发力, 奠定了一个新的现代产业。

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 影响了多个行业, 如医疗诊断、农牧业, 也改造了制药行业, 20个销售量最大的药物中, 8个是与生物技术相关的新药, 而非传统药物。

所以, 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导致技术创新、导致经济发展, 导致国家强大, 这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必然规律。

所谓日本科学不好而经济发展很好, 这是误解。日本科学不如美国, 但比中国好多了, 日本1949年获得首个诺贝尔奖, 迄今已获奖约20位, 中国还是零;生物医药研究方面, 我们不如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世界地位, 那时日本已有几个诺贝尔奖级的工作;日本有年销售近160亿美元的武田公司, 而中国全球大药厂数量为零, 这正是因为日本生物医学研究优于中国。与美国比起来, 日本技术创新还不够多, 有些领域还受制于美国, 不能完全掌握产业的发展, 所以它也无法靠调节金融来影响世界。调节金融的基础是国家有硬实力, 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

健康、生存条件的改善离不开科研

我们固然要发展服务、金融、娱乐业, 但是, 老龄化带来的健康、医疗和生活质量问题, 人口剧增带来的能源、资源问题, 中国后30年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原创技术, 没有科学研究做支撑, 无法顺利解决。

上世纪40年代, 中国的GDP高居世界前列, 甲午海战时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军舰吨位是亚洲最多的, 却还是败给了日本;近一百年间, 从上海的外滩、北京大学最漂亮的燕园部分建筑, 到很多人引以为豪的奥运会鸟巢, 这些“中国建筑”都是花钱请外国的设计师来设计的, 中国的农民工修建;高铁成了中国高科技建设的成果, 但其核心技术并未为我所有;有些信息企业的发展是在中国政府特殊的保护政策下获得;迄今为止, 我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但是, 像肝炎, 西方发病率低, 因此并非研发重点, 而中国高发有近亿患者, 因为无法依赖进口, 我们迄今仍缺乏有效的肝炎治疗药;国人主要食物之一大豆80%依赖进口, 而美国农作物生产过剩, 如果美国人为我们提供廉价水稻来垄断全球粮食, 我们是否有对策?因此, 能否保证中国食品安全, 也必需依赖科学技术。

国家和人民对科学有需求, 我们中国科学界能应接这样的挑战吗?

中国科学水平还有很大改善空间

我对中国科学远景很乐观, 但对现状很担忧。一般来说, 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已经脱贫。但不争的事实是——重大的科学工作少, 原创性科学研究对产业和经济影响小。在科学基础薄弱时, 中国的技术发展绝大部分依赖国外技术, 中国科学界培养了一批人, 其中部分参与产业, 跟踪国外的科学技术发明, 同时微调某些工艺作为创新。

所以, 孙中山先生“同志仍需努力”对我们今天的科学界仍然合适。

中国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目前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 也低于中国的历史记录, 低于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 低于人民对科学的需求。

美国科学家的比喻:面包与面包屑

1883年, 美国科学家罗兰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 有几句话非常刺激。他说, “我时常被问及, 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何者对世界更重要, 为了应用科学, 科学本身必须存在, 如停止科学的进步, 只留意其应用, 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 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 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应用, 却从未追问过原理, 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应用已经若干世纪, 如果正确探索其原理, 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 甚至物理学。因为没有寻根问底, 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当其他国家在竞赛中领先时, 我们国家 (美国) 能满足于袖手旁观吗?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 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不要忘记, 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大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 相对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水准。那年, 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 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 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

人均GDP为世界第一的瑞士, 国家很小, 却重视科学, 有21位自然科学的诺奖获得者。在生命科学领域, 瑞士有较多企业入围世界医药前十强, 大药厂Novartis (诺华) 年销售500亿美元, 年利润100多亿美元, 而年研发经费是80亿美元——这个数字可能超过全中国对生物医药研发和生命科学研究的资助。

最近媒体报道, 说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是世界第二。英国《自然》杂志为了赚钱, 近年出版《NatureCommuniacation》, 前几年另一国外出版社出版了《Plos One》, 这些以版面费牟利的杂志, 大量收到中国的投稿, 它们不代表中国科学的水平有所提高, 仅是低水平论文数量增加而已。

以量取胜会沦为仅做“辅助工作”

当代中国科学研究与近代的辉煌期相比有距离。中国数学的高峰可能是西南联大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年代;应用方面的高峰, 20世纪60年代有两弹一星, 20世纪70年代, 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屠呦呦的青蒿素和张亭栋的砒霜治疗白血病, 都优于现在。

与国家投入的经费增长相比, 我们也有距离。过去几年, 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 两倍于GDP增速。有部分实验室, 不少硬件已经超过国外, 有些单位竟然以买断国外某种仪器而成为国际突出。经费增加后, 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了, 但质量的增加非常有限。在科学领域, 数量第二、数量第一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质量。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比差越大, 问题就越大。数量提高以后质量提高, 其间有个过渡, 不是不可以, 只是不能以数量为目标。科学和技术的本质中, 质量和高度特别重要。从科学来讲, 质量最好的人功劳最大, 其他人只是辅助者;从应用专利而言, 首先获得发明和专利的人最能赢利, 其他人的改进和应用只是得小钱。所以在科学技术方面, 数量常为质量“打工”。

中国今天科学研究的水平也低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在应用方面, 我们希望科学研究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改善人类健康, 并从目前大量的加工、拷贝、山寨、盗版的初级阶段走向自主创新, 从而对得起纳税人提出的合理要求。

所以从以上四方面看, 中国科学、中国科学界整体仍面临挑战。

中国现行科研体制可以改革

中国的科学研究要良性发展, 体制、人才和经费是三要素。人才, 过去几十年大量培养;经费, 近年大量增加;体制则亟需改革。

1949年至今体制在不断变化。

纵观中国现行科研体制, 由于历史原因, 某阶段内有过设计, 但总体并未完整规划。中国现行的科学体制, 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1929年的北平研究院开始, 那时除数学外, 大学科研不够系统、不成规模。1949年, 中国科学院成立, 将中研院南京和上海的研究所, 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所和部分私立研究所重组, 中国科学有了相当规模。中国科学院在成立的前十几年是任务带科学, 针对某项国家需求成立相应的研究所。人才和结构由当时国家急需的应用目标所确定。到1970年代, 周恩来总理已想过如何改变, 不过那时没有机遇。

1978年,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从中国科学院分出的一个机构成长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大学的科学研究不断增长。1985年, 国家发布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20世纪90年代后, 国家推出了各种计划, 特别是1997年科学院的知识创新体系和1998年的高校建985世界一流大学, 这些对中国科学体制改革都有很大的触动。

延迟了7年的科改讨论今年启动

2005年有一批刊物、一批人准备好了文章, 以纪念科技体制改革20周年并讨论如何推动中国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因为我、鲁白、邹承鲁于2004年11月在《自然》增刊发表了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 有关部委通过关系禁止全国的刊物讨论科技体制, 上版的文章被撤下。而近年很不一样, 国家希望推动改革科技体制。施一公和我于2010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英文文章, 几天之内国家领导就批示六个主要部委, 要求它们提出改革的应对。经过多方面准备, 今年国家正式提出要改革科技体制, 因此, 延迟了7年的科技体制改革, 有望有较大推进。

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 我相信, 在四个层面——国家的宏观决策、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单位的管理和科研效率等都可进一步改善。其中部分重要问题, 可以通过体制改革作出较大调整。如果我们能够集思广益, 理性地讨论和设计, 逐渐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进行渐进式的改革, 我相信会有成果。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 相对独立于其他领域, 关键在于我们多大程度愿意改革自己所在的体制。

北生所八年实践是成功范例

这里举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NIBS) 的成功例子。

在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支持下, 国家为探讨科技体制改革, 于2004年建立了北生所, 所长是留美著名生物化学家王晓东, 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大陆华人科学家。该所改革了体制, 探讨了在中国可行的录用、支持、评审机制, 8年实践中在论文发表、科学发现、应用、人才培养、国际同行认可上都有突出表现, 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

美国资助竞争性最强的休斯医学研究所 (HHMI) , 今年宣布资助美国以外的科学家, 每人获几十万美元。全球共27位获得资助, 中国有7位, 4位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经费投票是比口头赞誉更实在的评价, 一个研究所获助超过中国生命科学半壁江山, 是对北生所很大的肯定。

北生所的科研经费在2004年是1亿元, 当时是突出的。2012年其他研究性质相同、相当规模的研究所 (如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生物物理所) 经费已是3亿到4亿, 约为北生所的3倍左右, 但其产出与北生所有相当距离, 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北生所的体制, 经费通过原体制和机制分配, 即使钱很多, 效率也低, 这是活生生的对比。

今天, 对国家来说, 北生所是一个价廉物美、切实可行、实践了8年的中国本土的改革成果。2007年, 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在北生所蹲点考察后准备向科研界推广, 促进全国的科学体制改革。但征求其他单位意见时, 遇到很多阻力和负面评价。明明很好的体制和成果, 为什么会有争议?一种是害怕新体制会排斥其他体系;一种是中国式妒忌, 一些人认为自己曾在中国国情中“滚过爬过”, 北生所为何免灾?还有是南郭先生心态, 怕新体制下显出其原形。

国家当然会继续支持北生所, 但因为很多人不实事求是地反对, 改革得不到推广, 其他机构就无法受益于好体制。

所以我希望科学界知情人在不同场合讨论改革, 支持改革, 实施改革, 而不是描黑、反对和阻碍自己明知是好的体制改革。

海归应该积极成为改革主力军

我从1995年开始参与一些国内工作, 见证或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2007年9月我回国任职北大生命科学院, 做了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 对此我另有文章总结过。

多年来, 海外留学人员对中国的科学有过很多的作用。今天, 海归在中国科学体系里基本已占主导地位。因此, 有些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国家的失误, 而是我们海归的实践所致。

相比较而言, 我们“文革”后大学生的海归们要向“文革”前大学生留学归来者学习, 他们回国后个人待遇一度很差, 据悉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从瑞典回国, 四口之家在北京只有11平方米的住所。但他们做了大量工作, 并且做人处事相当有自尊。

“文革”后的大学生回国后质量参差不齐, 包括带来不少负面形象, 以至我们要以行动扭转海归在中国科学界的负面形象。无论海归、非海归, 都应该继承中国优秀先贤的德性——坚持原则, 为人正派。我们回国要适应该适应的, 但如果与不良习俗合流, 对不起国家对海归的引进。所以海归们更应该成为良性力量, 助推改革。

不能因意见不一致就不作为

无论在什么岗位, 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行政力量固然推动幅度更大, 即使单个海归学者在自己领导的研究组、所教的课程上也可以推动改革, 也能通过支持其他人的实践而影响改革。有一种现象很普遍, 但需要纠正。科技教育界95%的人都说支持改革, 怎么改革?很多人想法不一。还有90%的人, 一听说具体某人、某项目要改革, 就开始说风凉话设置一些软性阻力。结果是, 人人高喊改革, 但很少人改革, 而且不会因为不改革而受罚。因为不改革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 比如课题申请到国家项目时, 费用平分, 还会获得鼓掌, 但没为国家发展带来益处。

我这5年的体会是, 其实在任何层面, 包括院系的改革都是能做的。无论是国家, 还是北大的行政体系, 对改革坚定支持。常常是基层的科研、教学人员不愿意再跨一步, 有一劳永逸的倾向;在科研相关的研究型大学, 教育需要改革, 并非教育部不准做。我咨询了多个政策, 学校批准即可实施, 但院系负责人、老师不愿意尝试, 或害怕造成矛盾, 或怕工作加压, 或怕承担责任, 等等。

另外, 还要敢于做没有共识的改革。我在北大做教学改革时, 每个老师有不同看法, 这很正常。应择其部分予以推动, 而非意见不一致便不作为。

许多海归回来后处于制度设计者的角色, 千万不要设计漏洞为自己谋利, 或者自己不执行, 这都是假改革, 最后可能还不如不改革。

海归要坚持原则、扎实工作

我认为, 海归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在国内环境中, 为人要坚持原则, 二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 工作要扎实。我相信, 只要我们坚持, 就可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 即使近50年中国科学难以全面超过世界水平, 但近30年之内, 必定会出现在应用和基础方面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某种程度而言, 要通过自己的工作, 影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 科技教育界应该走在前头。

我相信几十年后, 中国科学界的人会笑话今天我和鲁白的一些言论, 说你们这也是改革?那是常识——为人自尊一点, 做事扎实一点。

罗兰曾说, “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 为了国家的富强, 为了全世界的利益, 我们应该形成一套能够真正衡量人或事的价值和地位的评价体系, 把头脑中所有高尚和高贵的思想放在前面, 把所有对科学发展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这句话也适用于一百多年以后今天的中国科学界, 可以把他说的“评价体系”改为“科学体制”。

科学对未来中国一百年很重要

对于很多家长和年轻学生, 对于很多要离开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人, 我想引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回应Barbara Walters的问话, 奥巴马说, 最好的工作是在科学和工程界。

不仅一百年前美国的科学家呼吁重视科学, 今天的美国总统也重视科学。在中国青年纷纷要投入金融、娱乐、服务业的时代, 应该清晰地阐明, 科学不仅对于一百年来的美国很重要, 对至少未来一百年的中国肯定也很重要。海归、非海归的科学家, 特别是影响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大家应当联合起来, 努力营造良好的科学环境, 培养优秀的本土人才, 支持他们的工作, 一起做出美丽的科学。

引进、学习国外企业是个过程, 但重要产业不能一直依赖海外技术

鲁白:听完饶毅的演讲, 我有点震撼。他今天的基调是批评, 我稍有不同意见, 这是在宣扬“中国落后论”, 带有一点点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国30年的成就是因为一有改革二有开放。开放意味着吸引外国先进的文化、企业、思想, 它们对中国原有文化和体制起到冲击和推动作用, 不能简单地把外国的东西当做对立面。

饶毅:我完全支持和欢迎开放, 也不反对向外国企业学习, 但重要核心产业不能依赖外国, 特别是食物和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 终究要在本土产生。

中国科研体制改革最需直面三件事:体制、科研人员行为规范、学术风气

鲁白:中国改革开放30年, 通过农业改革, 扩大市场内需以及金融改革等, 取得了很大成绩。托马斯·弗雷德曼在新书《我们过去就是这样》中预言, 全球化、信息革命、财政赤字、能源环境将挑战美国未来;比尔·盖茨最近接受杨澜采访时回答, 他认为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健康、教育和创新。我想请问, “中国科技界未来三个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

饶毅:第一是科技体制, 第二是科研人员的行为规范, 第三是学术风气。科学技术会促进创新, 创新能让国家可持续发展, 这点大家有共识。体制改革常常是渐进式发展, 最简单的做法是把新经费投入新体制, 新的研究经费和新的资源仍在旧的体制内分配是过去5年来非常突出的问题。既然都知道旧体制下大量经费投下去效率不高, 继续通过旧体制投资是在扩大问题。

在科研领域担任行政管理者, 本质上并未超出科学研究这个范畴

鲁白:我个人认为科学家不太适合当领导。首先科学家要求创新与标新立异, 领导则是求同存异、统一意见;第二, 科学家的研究专注于其专业领域内, 而领导需要对一个学科或整个社会的全面把握;第三, 科学领域只能有第一, 不能有第二;而做领导恰恰是一门协调与妥协的艺术。你怎么融合这两个有些矛盾的角色?

饶毅:爱因斯坦做任何单位、院系领导都会出问题, 他很少和别人合作。国外科学家担任行政领导的不在少数, 曾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院长的Harold Varmus就是一例。

我所做的行政职务并没有脱离科学家的本业。我推动的改革结合了中国、美国科教界的经验, 再通过观察中科院神经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具体实践, 在此基础上总结开展。我写过的文章, 也都和科研专业及相关文化有密切关联, 很少议论其他事情。我所崇拜的遗传学先驱孟德尔生前只写过两篇遗传学论文, 另外写了很多短篇文章, 所以, 如果他活在今天, 写的博客一定比我多。

唯才是举、延揽高于自己的人才并勇于承担引进责任, 是科研人才引进的关键

鲁白:你刚才认为部分海归起了负面作用, 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觉得, 中国现在需要引进更多的高层次、有能力、有道德水准的海外科学家, 进一步推动中国以后30年的经济向纵深发展。美国成功吸引了诸多优秀海外人才, 从犹太人、印度人到现在的华裔或中国人。其中两点特别突出, 第一是公平, 人人都有机会;第二是“凭本事吃饭”, 工作做得好, 总会被认可, 所以, 美国可为很多人提供专业上发展的良好机会。而中国在这两点上欠缺,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许多海外留学人才回国效力, 主要是由于回国发展给海归带来的机会。我看过哈佛大学的一个统计, 1 200多名海归回到中国, 在事业上进入更高层次的比例比他们在海外更大。你觉得我国的科研单位在人才引进上哪些可借鉴美国?

饶毅:决定回国的人才, 原因各异。关于引进人才, 我曾经讨论八个方面, 听众有兴趣可以到博客上找到我的文章。这里只说两点。第一是任何单位在招聘时, 一定要积极寻找水平与自己相当或比自己高的人才。第二要敢于唯才是举, 现在科教界招聘仅以是否在相关杂志上发表文章为标准, 不重视仔细考察科研潜力, 可能与不敢负责任有关——今后有问题可以推说大牌杂志也认可他。

中国篮球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篇8

摘 要 我国竞技体育的体制可以概括为四点：“政府办”、“奥运战略”、“专业队”和“全运会”。竞技体育的本质是游戏，但在中国却被高度政治化，使得中国篮球的发展依旧是受到政府主导下举国体制的影响。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了制约体育回归其本质这一目标实现的重要障碍，必须通过管理创新、锐意改革才能改变现状。

关键词 篮球 体制 改革

一、引言

2013年3月，新任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提交了一份1400字的提案，名为《改革管理体制，开放人才选拔，促进中国篮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改革中国篮球管理体制、建立开放的人才选拔平台、体教结合、开展全新概念的中学生篮球联赛。这其实是建议中国篮球摆脱政府主导下体育发展“举国体制”的桎梏，走向竞技体育的本质，从系统上走向职业化、市场化，这也让处在职业化、市场化前列的中国篮球面临全面市场化改革的冲击

二、中国篮球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一）当前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弊大于利

举国体制有弊有利。好处在于让原本处于竞技体育弱势国家实现较快崛起。然而，当中国抵达当今历史阶段，举国体制的优势逐步减弱，弊端越发明显。举国体制的弊端在于，加剧体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以所谓的“精英竞技”替代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大众体育活动，忽视青少年的教育，追求精英竞技的经济和政治等效益。

（二）中国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中国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997年11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形成了在国家体育总局宏观指导下，以篮管中心为核心、以篮球协会为组织网络的新的管理体制[4]。篮管中心是具有篮球项目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又是中国篮球协会的办事机构。目前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了制约这一新的目标实现的重要障碍，必须通过管理创新、锐意改革才能改变现状。

2.中国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假设篮球管理体制改革成功，中国篮球的后备人才会越来越多，反过来中国职业篮球的整体水平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由此，中国篮球运动的发展可以进入一个健康、科学的正循环。

（三）中国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意义

中国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运用市场经济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从下至上建立民选民治的协会组织，培育发展并发挥协会作用；改革竞赛体制，形成实体化经营的职业俱乐部，并迅速发展壮大；以人为本发展篮球运动，做好体教结合工作，让每一个想参与篮球运动的青少年都能实现梦想。

中国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在于：篮管中心将定位于市场的“裁判员”，提高了公信力、执行力和效率，重新争取到了民意人心的支持，制定的法律法规才能得到真正有效地执行。篮管中心将手中不该管的放出去，放给市场，交给社会后，给予了整个篮球市场参与者以信心和希望，激发了市场活力，为中国篮球开创大局面创造了条件。

（四）中国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建议

1.转换篮管中心职能，全面引入市场机制。篮管中心转型发展根本上要靠改革创新，改革的重中之重是转变政府职能，核心是处理好篮管中心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首先，篮管中心加大力气完善法制法规建设。其次，篮管中心仅保留一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第三，篮管中心制定《中国篮球竞赛裁判管理条例》，建立职业裁判队伍和注册、考核评价体系，并以此引领业余裁判体系的建设完善。第四，篮管中心、篮球协会共同联合教育部等相关政府机构研究制定《中国篮球中小学运动员培养规划》。

2.民选实体化篮球协会，形成行业自治机制。首先，将中国篮球协会实体化，全面协调中国篮球运动的整体发展。其次，篮球协会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要坚决防止篮球协会充当“二政府”角色。第三，要建立与篮管中心良好互动的关系。

3.转变建设模式，打造自负盈亏的职业俱乐部。转变建设模式，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依据公司法，打造真正的职业俱乐部。首先，俱乐部应建立并完善经济运行实体，在管理模式上完全按照公司进行运作。其次，俱乐部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深入参与到篮球市场的各种商品交易活动中去。第三，俱乐部要扩大收入种类，提高商业开发能力。第四，俱乐部要注重品牌塑造和履行社会责任。

4.建立中小学业余篮球运动员新型培养机制。逐步建立中小学业余篮球运动员的新型培养机制。核心是做好体教结合工作，培养可以良好适应社会的职业运动员。首先，采取合理的模式开展体教结合工作，逐步转变成体育为教育服务的“一条龙”模式。其次，开展全国青少年业余篮球俱乐部联赛，以赛促练。第三，广泛开展青少年篮球活动，让每一个青少年都可以参加不以运动成绩为目标的篮球锻炼和文化活动。

三、结论

要实现由“竞技体育强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必须以人为本，全面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使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得到共同发展。中国篮球体育事业参与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决策者要学习、借鉴其他体育强国的长处，从管理体制改革作起，积极挖掘潜力项目，巩固和提高优势项目，不断增强我国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走有中国特色体育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岳冀阳.从八一男子篮球队的衰落看我国男子职业篮球队的发展[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9（9）.

[2] 梁建平，李敦杰，汤悟先.对我国篮球职业化改革的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9（6）.

[3] 王恒同，许永刚.关于中国篮球职业化建设几个问题的探讨[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6（1）.

[4] 王贺立，姚望等.中国篮球职业化回顾[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