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考古资料（推荐2篇）
[2]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4]徐旭生：《1959年夏预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11期。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5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3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
[8]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商丘文管会：《1977年豫东考古纪要》，《考古》1981年5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省周口地区文管会：《河南周口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
[9]a.中国社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1987年。
b.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商丘县坞墙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3年2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6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偃师商城获重大考古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8日。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0期。
[13]赵芝荃、刘忠伏：《偃师县尸乡沟商代早期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1985年。
[14]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4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2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偃师商城第二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12期。
[16]同[12]。
[17]同[11]。
[1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1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1981年4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0-1961年）》，文物出版社，1985年。
[22]郑振香：《安阳殷墟大型宫殿基址的发掘》，《文物天地》1990年3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
古学集刊》第2集，1982年。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87年1期。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5期。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2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6期。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发掘资料。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考古学报》1992年3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3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1期。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科学出版社，1996年。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38]赵慧民：《临猗程村东周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1989)》，文物出版社，1989、1990年。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1期。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张家坡M170号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6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县沣西客省庄西周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8期。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陕西长安县沣西新旺村西周制骨作坊遗址》，《考古》1992年12期。
[43]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县新旺村新发现西周铜鼎》，《考古》1983年3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11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记略》，《考古》1984年9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研究所：《琉璃河燕国古城发掘的初步收获》，《北京文博》1995年1期。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48]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4期。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烟台市文管会：《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4期。
一
皖江, 即长江流过安徽省部分的俗称。这一地区属于夏商周时期的遗址有宣城市孙埠、东沟山、舒家边遗址, 马鞍山市亩田、高个山、烟墩山、邓家山、船墩、戴山遗址, 滁州市高陻墩、甘山墩、陈葛、朝阳、后陈、陈积滩、何村、大马坝遗址, 当涂县郑家村、钓鱼台、大袁村, 巢湖市槐林神墩、无为县白鹤观、庐江县慕蓉城、和县栗家山、黄敦遗址, 铜陵是罗总存、铜陵县燕子牧、天台岭、木鱼山、南陵县牯牛山、甘宁城遗址, 池州市九房朱、团扇泡、繁昌县门村、大冲螺蛳墩遗址, 安庆市张四墩、怀宁县夫子城、沈店遗址, 太湖县王家墩、大墩遗址, 怀远县双固堆、潜山薛家岗、桐城是张神墩、朱家墩、大悲庵、草嘴山遗址, 枞阳县汤家墩、毛园神墩、金山大小神墩、井边铜矿遗址[1]等遍及整个皖江区域。
从已调查和发掘资料来看, 巢湖滁河流域和安庆地区在这一时期遗址数量和典型性上占绝对优势且具有代表性、并有大量生产工具发现的也均见于这两地区, 主要有以下地点:
(1) 含山大城墩遗址, 石器有斧1, 锛5, 刀2, 骨锥1, 镞1, 凿1, 铜镞5, 青铜刀1, 青铜鱼钩2, 陨铁丸1。属新石器末至商周时期[2]。 (2) 含山县孙家岗遗址, 发现生产工具有石斧3, 石锛2, 石锥1, 石凿2, 牙刀2, 骨锥1, 骨簪1, 骨镞1, 陶杵1, 铜镞2, 铜镰1。属商代[3]。 (3) 安庆张四墩遗址, 出土生产工具有石铲1, 石凿2, 石锛3, 有段石锛2, 石刀3, 石镞18, 石锥1, 陶网坠3。属商周时期[4]。 (4) 枞阳县汤家墩遗址, 出土石器有锛13, 有段锛2, 铲4, 凿3, 斧5, 臼4, 杵4, 镞3, 刀1, 砺石4, 陶网坠6, 出土铜制工具有臿1, 凿1, 锥1, 镰2, 镞1。属商周时期[5]。 (5) 怀宁跑马墩遗址出土石器种类繁多, 有斧3, 锛7, 镞6, 铲1, 镰2, 矛1, 砺石13等。铜器有锸1, 削1, 镞1, 戈1, 骨锥1件。属商周时期[6]。 (6) 潜山薛家岗遗址二三期出土的石器有锛18, 凿4, 铲6, 斧2, 杵3, 镞3, 砺石5, 陶网坠4。铜削1[7]。遗止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商周时期。
由上可以看出, 皖江区域生产工具的组合一般为石斧、锛、铲、镞、刀、凿、锥、镰、锸等和陶网坠。从数量来看, 锛最多, 其次是镞、斧和其他工具;从地域来看, 收获工具中镰和铲在安庆地区出土的较普遍;从时间来看, 在新石器, 生产工具增多, 有石铲、石斧、石锛、石刀以及骨制、蚌制生产工具, 同时还有石镞和网坠等渔猎工具及大量牛羊鹿及鱼类骨骼。这些资料一方面表明皖江区域的先民物质资料来源比较丰富, 畜牧和渔猎基本满足生活需要, 农业生产基本上起补充作用;另一方面显示出农业生产水平有限, 比较低级的畜牧渔猎甚至采集在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在新石器晚期特别是进入夏商时期, 随着土著人口的繁衍和北方民族的南下, 人口大规模增加。原有经济形态越来越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 同时北方先进民族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包括耕作技术及先进生产工具如青铜生产工具的使用) , 农业生产大规模开展开来。商代中期已经使用青铜工具, 但与石质农具相比, 数量较有限, 而且也不是普遍使用。这与陈文华先生研究的“夏代尚未出现青铜生产工具, 商周王朝经济最发达的统治中心地区尚且普遍使用木、石、骨、蚌制农具”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判断皖江区域三代的农业经济发达程度可以和中原地区相比。在中原以发达的农耕文明著称之时, 这一地区的渔猎和畜牧不可或缺, 农耕不太发达却出土青铜工具数量较多, 可能和皖南丰富的铜矿资源有关。
二
从《安徽省文物志》上可以看出, 三代时期, 皖江区域的聚落比新石器时代明显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 一是自新石器晚期开始的持续降温[8], 可能使得淮河流域部分聚落为了生存发展而南迁;二则可能是尧舜禹时期的洪水侵袭。《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当尧之时, 天下犹未平, 洪水横流, 泛溢天下……。”《史记·夏本纪》中曰:“禹之时, 天下大雨, 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研究表明, 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上的确存在过洪水泛滥期。淮河流域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区域, 大禹在治理淮河的过程中, 很可能曾将大批淮河流域人们迁入临近以平原和丘陵的皖江区域。依目前来看, 虽然皖江区域的先秦时期考古资料的发掘和研究深度不能验证史书记载, 但东部巢湖滁河一带的含山大城墩、荆王城都发现了相当于夏代的遗存, 除自身特征外, 均含有少量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特征, 这些迹象似乎又证明大禹治水南迁部落并非只是神话传说。在皖江区域西部, 则是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该地基本是在承袭本地薛家岗四期文化的基础上, 又深受长江中游的祈春毛家嘴遗址等同时期文化的影响[9]。这些表明整个皖江区域, 文化面貌并非一致。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 人们已经开始过上半定居的生活, 但是因其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 生产力水平低下, 无法充分利用水资源, 加上河水泛滥又会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然而水又是饮用、灌溉农作物不可或缺的资源, 所以人们基本选择河流的二级台地作为居址。皖江区域三代遗址多集中于岗地缓丘、临近江、河流的台地或平地 (平原) 的凸形土墩上就是明证。选择二级台地虽然一方面取水饮用方便, 可以利用河流泛滥时给河谷带来了肥沃的土壤更加肥沃, 有利于地庄稼生长, 也便于就近取水灌溉;但另一方面, 由于当时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尚不能充分利用其水利资源, 也不知道为后续利用而对地力进行必要的补充。当在同一地点进行垦耕过一段时间后其地力必定会消耗殆尽, 人们就不得不放弃原居址, 选择与其环境相当的新居址。这可能是考古上证实的皖江区域大多数遗址都是沿河阶地分布, 但遗址的文化层都相对较薄, 文化分期较难, 且持续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的原因。
皖江地区三代时期农业的开发实际上是在利用当地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以上几个遗址中生产工具中镞的大量发现和蚌、骨、角质工具及陶网坠的出土可以看出, 虽然此时人们已经不再过着原始社会单纯的依靠采集业而生活的状态, 但是由于皖江区域低山平地河流交间, 动植物、水产资源丰富, 直接的渔猎就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需要, 因而农耕农业在有些地方就被限制了发展。可以说, 夏商周时期在中原地区为争夺生存地盘而你死我活的时候, 皖江区域的人们依旧过着悠然自得的自然形态的生活, 因此对环境的改造也不十分显著。
三
三代时期遗址数量的增加和农业文明的发展的是密不可分的。到了西周时期, 农业已经占到了重要地位。在一系列商周遗址的上层, 发现的锛、斧和谷物研磨器越来越多就是农业发展的明证。
我们知道, 锛和斧既可以用于砍伐林木, 又能用作翻土、挖掘的农具。它们的大量出现, 表明当时这一地区可能存在大量的原始森林, 而砍伐垦耕又和劳动生产量过剩、原有采集渔猎经济不能满足人们日常需要有关;斧锛的大量出现, 同时也反映出三代时期皖江区域农业生态是以山地河谷为主的特征。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石制农具多经过通体磨光, 并向中小型发展, 这表明石制工具从砍伐林牧转变为农业生产工具。刀、镰为收割工具, 杵、臼为谷物加工工具。在皖江区域我们发现有大量三代时期的碳化稻遗存。同时, 伴随镞的大量发现和蚌、骨、角质工具及陶网坠出土的是各种蚌、螺、鱼类水产动物及犀牛、野猪、象、牛、羊、鹿等动物骨骼。这些表明皖江区域在三代时期农业经济的构成中, 虽以种植业为主, 但是原始的渔猎仍占相当比重。这和《史记·货殖列传》中“楚越之地, 地广人希, 饭稻羹鱼。”是相符合的。“饭稻”即以稻米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羹鱼”即以渔猎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史记·货殖列传》中甚至说楚越之地一直到秦汉时期依然“果隋嬴蛤, 不待贾而足, 地傲饶食, 无饥馑之患, 以故咨偷生, 无积聚而多贫。”这虽然说的是这一地区三代至秦汉时期农业经济不是很发达, 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该地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人们不需要从事繁重的生产就能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
不可否认, 这一时期的皖江区域农业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相距甚远, 但它是对本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的继承与发展, 为秦汉大一统时期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农业的开发起着重要的参照作用, 因而三代时期皖江农业开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文化的发展本身就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差别, 特定的环境孕育着特定的文化, 我们不能从这一时期皖江区域的农业水平来判断它的落后或先进, 且相对独立的环境下更容易保存其古老的生活、生产方式, 故而又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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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施雅风, 孔昭宸, 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J].中国科学, 1992,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