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桃花源记（精选7篇）
原文：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间隔 一作：隔绝)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创作背景
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主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对外一味投降，安于江左一隅之地。统治集团生活荒淫，内部互相倾轧，军阀连年混战，赋税徭役繁重，加深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岁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同时，东晋王朝承袭旧制，实行门阀制度，保护高门士族贵族官僚的特权，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像陶渊明这样一个祖辈父辈仅做过一任太守一类官职，家境早已败落的寒门之士，当然就“壮志难酬”了。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义熙元年(4)，他坚定而坚决地辞去了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与统治者最后决裂，长期归隐田园，躬耕僻野。
他虽远在江湖，仍旧关心国家政事。元熙二年(4)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棉被闷死晋恭帝。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但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翻译
东晋太元年间，武陵有个人以打渔为生。(一天)他沿着溪水划船，忘记了路程的远近。忽然遇到一片桃林，在小溪两岸几百步之内，中间没有别的树，芳香的青草鲜艳美丽，地上的落花繁多交杂。渔人对此感到十分奇怪。便继续往前走，想要走到林子的尽头。
桃林的尽头就是溪水的源头，渔人发现了一座小山，山上有个小洞口，洞里隐隐约约的好像有点光亮。(渔人)便舍弃了船，从洞口进去。最初，山洞很狭窄，只容一个人通过;又走了几十步，突然变得开阔明亮了。(呈现在渔人眼前的.是)一片平坦宽广的土地，一排排整齐的房舍，还有肥沃的田地、美丽的池塘，有桑树、竹林这类的植物。田间小路交错相通，鸡鸣狗吠的声音此起彼伏。在田野里来来往往耕种劳作的人们，男女的穿着打扮和外面的人都一样。老人和小孩，都怡然并自得其乐。
(村里的人)看见了渔人，感到非常惊讶，问他是从哪儿来的。(渔人)把自己知道的事都详细的一一作了回答。村中人就邀请渔人到自己家里去，摆了酒、杀了鸡做饭来款待他。村子里的人听说来了这么一个人，都来打听消息。他们自己说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领着妻子儿女和乡邻们来到这个与世人隔绝的地方，不再从这里出去，所以跟桃花源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这里的人)问如今是什么朝代，他们竟然不知道有过汉朝，更不用说魏、晋两朝了。渔人把自己所知道的事一一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听完，他们都感叹惋惜。其余的人各自又把渔人邀请到自己家中，拿出酒菜来款待他。渔人逗留了几天后，向村里人告辞。村里的人告诉他：“(这里的情况)不值得对外面的人说啊。”
(渔人)出来以后，找到了他的船，就顺着来时的路回去，处处都做了记号。他到了郡城，去拜见太守，说了这番经历。太守立即派人跟着他去，寻找先前所做的记号，最终迷路了，再也找不到通往桃花源的路了。
关键词：桃花源记,小国寡民,魏晋玄学
“小国寡民”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桃花源”则是陶渊明的社会理想。从《老子》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中间间隔约八百年, 老子是道教始祖, 其思想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 主张无为而治。而陶渊明作为一个后人, 是在社会学风、仕途经历、家庭背景等方面的综合作用之下, 主动汲取经魏晋文人改造之后的新道家——玄学思想的养分。要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必须谈到老子的思想在从先秦到魏晋的发展, 联系的节点是两个时代对待名教的态度, 魏晋玄学是连接老子与陶渊明思想的桥梁。
一
《老子》五千言, 章章文字表述非常简略, 虽增加了我们阅读理解之难度, 但并不能减退我们要清楚把握具体文本的内涵的耐心。老子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思想一直广受赞誉, 他的本体论 (或称宇宙论) 是后世形上学发展的基点;丰富的辩证观念, 可以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道家起源的阐述找到两方面原因:
道家者流, 盖出於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褔、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 清虚以自守, 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於尧之克攘, 《易》之嗛嗛, 一谦而四益, 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 则欲绝去礼学, 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 可以为治。[1]
老子的辩证观, 一方面来源于作为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褔、古今之道”, 另一方面亦可能受到《易经》中辩证思想的影响。这些辩证思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从“祸福相依”、“以柔克刚”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中体现出来。
与之同时, 老子的社会政治理论却遭到许多不应有的曲解, 最为典型的就是著名的“小国寡民”之论。
第八十章短短七十几字的叙述, 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进行理解。第一层由开头到“复结绳而用之”, 是指在物质层面上, 让百姓不要被物欲熏心。老子的社会不是单纯的原始, 而是有自觉意识的“原始”, 即不是没有舟舆、兵甲、什伯之器, 而是没有地方用它们, 没有需要。《老子·五十七章》:“民多利器, 国家滋昏;人多伎巧, 奇物滋起。”[2]从这也可以看出, 老子反对“利器”、“伎巧”, 不等于老子抛弃一切器物。这个社会不是原始, 而是知其文明, 仍守其朴素;不是反对一切器物, 仅仅是反对“利器”, 反对那些百倍千倍于人力的先进工具, 实际上也是反对物质占有、土地掠夺的欲望。
第二部分, 由“甘其食”到“不相往来”, 描绘了一幅安宁的田园景象。对于单纯简约的衣、食、住、行, 人们都很满足, 没有索取于外、索取于人的欲望。所谓“不尚贤,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 使民不为盗。不见所欲, 使民心不乱”[3] (《老子·第三章》) , 老子所描绘的这个社会是经过一定文明发展后再自觉向自然生活的回归, 以最自然的方式与自然相处, 是一个“民心不乱”的社会。
“小国寡民”虽然是老子的社会理想, 但是却蕴含了老子思想的全部。笔者认为, “小国寡民”除了作为老子思想政治领域的体现之外, 还是老子在个人修养、精神追求层面上的体现。老子曾提出过, “古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 将以
愚之。”[4] (《老子·六十五章》) 表面看来, 这似乎是在提倡“愚民”政策, 然而, 这里的“愚”与通常的单纯愚笨有天壤之别。宋代范应元在解释老子之“愚”的时候说:“使淳朴不散, 智诈不生也。所谓‘愚之’者, 非欺也, 但因其自然不以穿凿私意导之也。”[5]冯友兰先生认为:“‘不以智治国’, 即欲以‘愚’民也。然圣人之愚, 乃修养之结果, 乃‘大智若愚’之愚也。‘大智若愚’之愚, 乃智愚之‘合’, 与原来之愚不同。《老子》所谓‘圣人之治, 虚其心, 实其腹, 弱其志, 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此使民即安于原来之愚也。此民与圣人之不同也。‘为道日损’, 若使人之‘知’与‘欲’, 皆‘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则理想的社会, 即可成立矣。”[6]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 老子认为知识需要和外物接触, 境界却要尽量舍弃各种知识和欲望的牵累, 需要靠内心的关照和反省才可以成就。先秦以来, 许多哲学家在理论研究的时候都有轻外物而重内心的倾向, 以至于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成了中国哲学一个显著特点, 比如魏晋玄学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以及其中透露的浓重的思辨力量, 陶渊明的桃花源。在这其中, 老子哲学的影响恐怕是不可磨灭的。
二
在这一部分, 笔者将会借助魏晋玄学的一些代表人物的思想, 阐述老子道教思想在魏晋时期的新发展以及与时俱进的新改进。
魏晋时期, 是两汉经学向“玄学”过渡与转变的时期。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的国家大一统的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被打破, 士族在政治、经济上不断扩张, 左右着国家发展。仕途生涯的不得志迫使文人力求与混浊现实相分离, 从从前积极、正面的正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剥离出来。文人倾心玩味《老子》、《庄子》和《周易》, 一方面冷静客观地去试图分解品析引发当朝糜烂混浊社会状况的根源并且试图与混浊的现实生活拉开差距而追求精神的安定。
因此, 魏晋文人的思想重心主要分为安顿自我和批判社会两个层面, 在魏晋玄学思想传播与道家新发展过程中, 贯串其中的有一个关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一批士人。魏晋玄学如何继承发展老子学说, 即对待“名教”的立场, 名教其实就是封建礼教。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 他继承了老子“道”本源的思想, 认为世间万物的本源是无相无形的“道”, 在为《老子》第一章“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作注时, 王弼称:
可道之道, 可名之名, 指事造形, 非其常也。故不可道, 不可名也。[7]
但是王弼的“道”跟万物的关系已经被发展为“本体”和“末用”的关系, 而不再是“本源”与“化生物”的关系。万物不再是由“道”这个有实存性倾向的物质化生而来, 而是把“道”看成是“无”, 而认为“有生于无”, 这里的“生”不是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化生的关系, 而是一个逻辑上的先后循序。这个是王弼“贵无”的世界观, 而在政治领域的讨论则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王弼认为经验事物是有局限性的, “名教”就是经验事物的范畴, 因此王弼是采取批判、否弃的。“名教”在董仲舒那里是王道教化的天赋工具, 但是经过这样的批判, 它的神圣与权威就没有了, 虽然没有了权威性, 但是还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王弼主张“名教”等只属于“末用”, 与“本体”相对, 主张“崇本息末”。在王弼看来作为“本体”的“道”是自然无为的, 这一点与老子的思想是一致的, 而作为封建礼教的“名教”则是“末用”, 是压抑人性的。但是王弼对于“名教”毕竟还是留有了一个“末用”的位置, 因此他的批判是温和的。
而到了阮籍、嵇康的时代, 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因而他们对于“名教”的批判更加直接和激烈, 他们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和嵇康在形上学层面上仍然坚持了元气为本源的宇宙生成论, 主张万物是依据元气禀气化生而来, 而万物由本源演生的过程其实就是从绝对无限走向相对有限的过程, 因此分化堕落的万物需要归复于绝对的本源, 这里面蕴含着一个归宗的思想, 即是作为形而下的万物要归宗于作为形而上的本源, 这个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阮籍、嵇康等人对于“名教”的批判是进一步升级, 他们利用老庄道家的宇宙论, 对社会政治进行批判。“名教”作为相对有限的世界的一部分, 是变动不居和没有意义的, 阮籍和嵇康在批判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个人在社会生存中自由和追求的思考, 他们认为“名教”是压抑人的, 人应该追求一种“触情而行”的浪漫精神和自由追求。嵇康认为:
君子之行贤也, 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 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 不论于是而后为也。[8]
郭象发展了魏晋玄学第三个时期, 他调和了以上两者关于“自然”和“名教”的关系, 认为“名教”也是自然合乎人性的。郭象反对有生于无的观点, 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 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据, 而是各自成就了自己。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 他调和二者, 认为名教合于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也应符合名教。他以此论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认为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事, 人生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有哪样能力的人就做哪一种事业, 这样的安排既是出乎自然, 也合乎人的本性。郭象“独化论”的中心理论是, 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源或共同的根据, 万物之间也没有任何的资助或转化关系。所以他说:“凡得之者, 外不资于道, 内不由于己, 掘然自得而独化也”, “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 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
魏晋玄学继承了老庄道家的思想, 首先继承了“道”的本源思想, 天道无为, “道”的运动遵循“反者道之动”的变化规律, 从道演化为万物, 万物最终亦归宗于“道”。其次继承了一种文化、社会反省的意识, 对社会中的现象进行批判, 对个人提出超然的追求。魏晋玄学通过对“自然”与“名教”这样一组主要矛盾关系, 完成了一种反省, 这种反省有对社会的反省, 也有对个人生存的反省, 表现为对“名教”的批判态度, 也表达了个人精神境界的追求。这两点对于陶渊明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
在第二部分, 我们重点阐述了老子思想在魏晋发展为魏晋玄学的过程。这一时期随意去累的社会风气与无为之治的政治思想盛行, 社会动乱、赋役繁重, 在陶渊明的笔下, 这一切都促发成一个“桃花源”。
陶渊明的思想是多元化的, 儒释道三者他皆有习得。陶渊明自身有贫困生活的体验, 他可以被称为一个诗人与特殊农民的综合体, 去思考贫寒的原因以及理想生活的模样。这种两面性, 使他不会象农民那样将平均思想埋在心里, 寄于来世, 亦不可能挺而走险揭竿而起来实现所谓衣食富足。然而文人特有的敏锐力与感受力, 促使他在融合的思想中, 创造出一个以儒家思想极至的“大同”社会与道家乐道的“小国寡民”政治相结合, 并杂揉着农民“等贵贱、均贫富”思想的社会理想。因此, 我们可以说《桃花源记并诗》思想实际上是陶渊明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的文本我们已经非常熟悉, 笔者就不再就文章内容进行展开。接下来我们主要先来探讨“小国寡民”与“桃花源”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一种对于异化文明的超越, 对归宗思想的崇尚, 对个体精神追求的统一。
首先, 我们要谈谈何为“文明”与“异化文明”。“小国寡民”与“桃花源”这两个在精神层面构造出来的社会, 曾经无数次被后人冠以落后、封闭、局限性的骂名。但是不是越健全、严密的政治制度就是越文明呢?学界中有一个“异化文明”的概念, 我们借用来解释老子思想的话。“异化文明”即是指缺乏人文性、不合天道、违背自然的制度。对于这种“异化文明”, 老子提倡“小国寡民”来使民“愚”, 冯友兰先生是这样解释这种“愚”的:
此即《老子》之理想的社会也。此非只是原始社会之野蛮境界;此乃包含有野蛮之文明境界也。非无舟舆也, 有而无所乘之而已。非无甲兵也, 有而无所陈之而已。“甘其食, 美其服”, 岂原始社会中所能有者?可套《老子》之言曰:“大文明若野蛮。”野蛮的文明, 乃最能持久之文明也。[9]
也就是说, 社会想要长久、可持续地发展, 最终是要不受“文明”之害, 必须一切皆是和谐、顺从道的, 摒除恶性循环。这种自然无为的思想, 在《桃花源记并诗》中也能体现出来, 如“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虽无纪历志, 四时自成岁”、“秋熟靡王税”等等。而《老子》中表达的对文明、巧智的不满, 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也有相应体现, 如“好读书, 不求甚解”, 正是对那些偏执于将文明穿凿附会, 强求甚解行为的蔑视。
归宗, 其实在老子的思想中表达了从“万物”回归与“道”本源, “小国寡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种倒退, 而是一种回归, 如果以现代文明物质文化丰富的程度来评定, “小国寡民”的思想却是回到落后的社会, 但是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 “小国寡民”的提出是让社会回归到符合“道”的特点的“无为”的社会。“桃花源”同样是陶渊明构想的一个理想社会, 虽然他笔下的“桃花源”跟老子建构“小国寡民”在内容上稍有不同, 但是可以看出陶渊明同样有这样的“归宗”意识, 他同样认为现实的世界并非遵循“道”而为之的, 他同样追求一个更接近“道”的理想社会模型“桃花源”, 陶渊明认为“桃花源”的社会模式应该是先秦时期存在社会理想, 但是他的理想更多的是一种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因此“桃花源”对于“小国寡民”是在吸收了“归宗”思想的基础上, 认为社会应该回归到“和谐”这个宗旨。
“桃花源”不但是作者构想的理想社会, 而且同样寄托了作者一份崇高的精神追求。老子的“小国寡民”是社会的“无为”, 这样的理想背后隐藏着个人的修养和追求, 主张个人也归于“无为”出世境界, 在“桃花源”里, 同样隐含了一种出世抽离的情怀, 想要现实中黑暗的官场和动乱的社会, 但不同的时, 同样受到儒家思想并且带有庄子超越思想影响的作者并非完全地想要出世而回归到自然当中, 陶渊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心中还存有忧国忧民的心, 只是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后, 铸就了一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表达。
四
虽然陶渊明怀念上古社会的无为, 但是在《桃花源记并诗》中体现的理想世界, 与老子“小国寡民”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桃花源诗》开头便言:“嬴氏乱天纪, 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 伊人亦云逝。”点明桃花源会存在的原因, 是因为秦始皇残忍暴政, 打乱了天下的纲纪, 所以贤人纷纷避世隐居。桃花源存在的原因其实在某程度上也能够反映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并诗》的其中一个原因——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这种不满在老子“小国寡民”并没有明显体现, 因此笔者认为老子“小国寡民”更多是一种预见性的规勉, 就是担心人欲会给社会、自身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 所以对待现实采取一种知其文明, 守其朴素的态度, 是一种对自然的回归。而《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对现世社会战乱、苛政、重税真实体验之后心底里迸发的对一种宣泄与渴望逃离的真实感受。双方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有一定差别。
如果说老子“小国寡民”是无为而治的一种体现。那么陶渊明的桃花源就是渴望“无君而治”的象征。
何谓之“无君而治”呢?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就提到在陶渊明《桃花源记》中体现的是“虚君主义”到“无君主义”的过渡, 这种“无君主义”是老庄绝圣弃智理想之最高表现。[10]在桃花源里面, 人人安居乐业, 根本不需要一个无所事事却又要求赋税征战的多余的君主。相反正是残暴的君主促使人们去寻找、建立自己的桃花源, 所以说陶渊明倡导的是一种“无君而治”, 无贤主则不如无主。相比“无为而治”更加具有现实需求的意味。
其次, 我们前面已经提及, 陶渊明的桃花源不仅仅是吸收道家“小国寡民”思想的产物, 它还体现了儒家所宣传的最高理想社会——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有三个基本特征, 人人都能受到关爱;人人都能安居乐业;人人都能尽其力却没有“多得”的欲望。这三点在《桃花源记并诗》中都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其实老子“小国寡民”最终要达到的境界, 和儒家大同社会的境界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也就是说两种表面上看起来难以调和的思想, 却在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中达到了一种和谐。我们可以推出, 老子的“无为”最终也是为了“有为”。因为儒、道虽各有体系, 但是它们的根源却有着共同点:它们一同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 两种思想都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的体现。两者思想产生的根源应该是类似的, 但在反映方式上存在差异。儒家反映现实的出发点是要改变现实, 而道家反映现实的出发点则是以超现实的批判态度对待现实。这两种思想在它们产生之时, 就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特性, 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则是实现儒道思想结合的一个范例。
原文/《桃花源记》[陶渊明作品]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译文/《桃花源记》[陶渊明作品]
东晋太元年间，有个武陵人以捕鱼为职业。有一天他顺着溪水划船走，忘记了路程的远近。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桃树夹着溪流两岸，长达几百步，中间没有别的树，地上香草鲜艳美丽，坠落的花瓣繁多交杂。渔人很惊异这种美景。再往前走，想走完那片桃林。
桃林在溪水发源的地方就没有了，紧接着就看见一座山，山上有个小洞口，里面好像有光亮。渔人就丢下小船，从洞口进去。开始洞口很窄，仅容一个人通过。又走了几十步，突然变得开阔敞亮了。这里土地平坦开阔，房屋整整齐齐，有肥沃的田地，美丽的池塘和桑树竹子之类。田间小路交错相通，村落间能听到鸡鸣狗叫的声音。那里面的人们来来往往耕田劳作，男女的穿戴完全像桃花源以外的世人。老人和小孩都悠闲愉快，自得其乐。
桃源中人看见渔人，于是很惊奇，问渔人从哪里来。(渔人)详尽地回答了他。他就邀请渔人到自己家里去，摆酒杀鸡做饭菜。村子里的人听说有这样一个人，都来打听消息。他们自己说前代祖先为了躲避秦朝时候的祸乱，带领妻子儿女和同乡人来到这与世隔绝的地方，没有再从这里出去过，于是和桃花源以外的世人隔绝了。他们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不知道有过汉朝，更不必说魏晋。这渔人一件件为他们详细说出自己知道的情况，那些人听罢都感叹惊讶。其他的人各自又邀请渔人到自己的家中，都拿出酒和饭菜来招待。渔人住了几天，告辞离去。这里的人告诉他说：“这里的情况不值得对桃花源以外的世人说啊。”
渔人出来后，找到了他的船，就沿着旧路回去，一路上处处作了标记。回到郡里，去拜见太守，报告了这些情况。太守立即派人跟着他前去，寻找先前做的标记，最终迷失了方向，没有再找到原来的路。
南阳刘子骥，是个高尚的名士，听到这件事，高高兴兴地计划前往。没有实现，不久病死了。后来就没有探访的人了。
出自本文成语
怡然自乐、豁然开朗、无人问津、世外桃源、落英缤纷、不足为外人道、与世隔绝、别有洞天、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曲径通幽、不论魏晋。
古今异义无论(古义：不要说，更不必说;今义：多为连词，表示条件不同而结果不变)
妻子(古义：妻子和儿女;今义：男子的配偶)
绝境(古义:与人世隔绝的地方;今义：没有出路的境地)
鲜美(古义：鲜艳美丽;今义：滋味好)
交通(古义：交错相通;今义：各种运输和邮电事业的总称)
不足(古义：不值得、不必;今义：不够)
仿佛(古义：隐隐约约;今义：好像)
如此(古义：像这样;今义：这样，即进出桃花源的全部情况)
间隔—(古义：隔离。今义：距离)
无论—(古义：不要说，更不必说。今义：表条件关系的关联词)
俨然—(古义：整齐的样子。今义：形容很像)
缘----(古义：沿。今义：延长.延伸)
津----(古义：渡口。问津指探访。今义：口液)
词类活用
异：形容词用为动词的意动用法，对…感到诧异。
前：方位名词作状语，向前。
穷：形容词用作动词，穷尽，走到尽头。
焉：兼词，“于之”，即“从这里”。
志：用符号做标记，动词。
一词多义
舍：舍弃 便舍船
房子 屋舍俨然
寻：寻找 寻向所志
不久 寻病终
志：做标记 处处志之
做的标记 寻向所志
向：以前 寻向所志
对着 眈眈相向
文章赏析/《桃花源记》[陶渊明作品]
文章开端，先以美好闲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引出一个质朴自然的化外世界。在那儿，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没有税赋，没有战乱，没有沽名钓誉，没有勾心斗角。甚至连一点吵吵嚷嚷的声音都听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那么平和，那么诚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作者没有明说，但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中已隐约透露了消息：原来归根结蒂，是因为没有一个高踞人民头上为私利互相攻伐的统治集团。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作者的简净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更富有感染力。当然，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通过大同社会的构想,艺术地展现了大同社会的风貌，是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
文章的结构也颇有巧妙之处。作者借用小说笔法，以一个捕鱼人的经历为线索展开故事。开头的交代，时代、渔人的籍贯，都写得十分肯定，似乎真有其事。这就缩短了读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把读者从现实世界引入到迷离惝恍的桃花源。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是“山在虚无缥缈间”，读者就会感到隔远，作品的感染力也就会大打折扣。“不足为外人道也”及渔人返寻所志，迷不得路，使读者从这朦胧飘忽的化外世界退回到现实世界，心中依旧充满了对它的依恋。文末南阳刘子骥规往不果一笔，又使全文有余意不穷之趣。
结构层次
《桃花源记》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首句至“欲穷其林”，写武陵渔人捕鱼时偶然进入桃花源的曲折情景。作者以惊人的妙笔，描绘了桃源恬静、优美的自然环境：长长的绿水，夹岸的桃林，纷飞的花瓣，芬芳的嫩草，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作品一开始就以特有的魅力紧紧抓住了读者，使你非跟着渔人这个导游走下去不可。第二部分，从“林尽水源”至“不足为外人道也”，写渔人所见的桃源风光及农民古朴淳真、热情好客的生活情趣。作者借人民不满秦始皇暴政这一历史事实来抒发对刘裕弑君篡位暴行的不满，并由此产生对理想境界的热烈追求，以大胆的幻想、饱满的浪漫主义情绪歌颂了理想乐土。这是“记”中的主体和核心。作者是通过形象的描写，神话式的虚构故事和美的激情来打动读者心灵的。第三部分，从“既出”至末句，写渔人离开桃源后，数人闻讯再访而不可得其路径的种种情景。以此作结，给读者留下了悬念，增加了作品幽微神秘的色彩。这结尾，也可能是暗示读者：这美好的境界在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
虚实结合的写法
作品既具有浓烈的浪漫虚幻色彩，又有强烈的真实感人力量。这一方面是因为主题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是作者始终注意把虚构与现实结合起来。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虚构的，情节是离奇的。桃花源是“避秦时乱”的人们开辟的，一直延续到晋代，与世隔绝五六百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秦始皇式的暴政，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依然存在，东晋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对下层知识分子的无情排斥，刘裕篡夺皇位的阴谋手段，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所以，人们能通过这离奇的构思，强烈地感到主题的真实。同时，作者始终注意在虚构故事时结合着逼真的写实。如文章一开始就明确向读者交待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其人物的身份、职业：“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就使桃源境内发生的一切事情变得好像都是真的。最后写南阳刘子骥向往这个乐土，欣然寻访，没有成功。刘子骥，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是晋朝太元时的名士，与陶渊明是同时代的人，作者把他写进作品中去，就进一步渲染了作品的真真假假的气氛。作者之所以如此首尾照应，意在使人确信：虚幻怪异的桃花源是实有其地的胜境，从而加强了作品诱人的艺术力量。
语言艺术特色
作者善于用通俗平易、朴素自然的语言在其田园诗中描写他所喜爱的农村生活。在《桃花源记》中也是如此。如作品的第一段写桃花源外面的景色：“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仅仅用22个字就描画出一幅迷人的暮春桃林图。头两句从正面写桃林之茂密，第三句从反面写桃树之多而且纯，后两句从侧面衬托出桃林地面之美，以及桃花盛开后花瓣纷纷落下的景象。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描写桃林之美，其中有的词语如“芳草鲜美”，简直给读者一种有色有香的感觉，而所用的语言却是接近口语化的。陶渊明用这些朴素的散文语言描绘了桃源外围及内部的自然美和人们的生活美，因此吸引了后世不少的画家去画桃源图。清人卫炳鋆说：“桃源山水，画中景也。……而古今之列人画谱者，唐、宋以来，惟摩诘《桃花源里人家》，意趣盎然，神致生动。
韩文公《题桃源图》诗，舒元舆有《录桃源画记》，吟咏之余，宛若置身洞天福地，然其造意设色，大约因明记想象为之。”;《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下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作者在叙述中的语言不仅到朴素自然，而且非常精练，没有多余的废话。全文用320个字就讲了一个有头有尾，有人物，有话，有情节的故事。整篇作品因主要写桃源社会，所以着重详写桃源内的人与事，写桃源外的事就从略。作者往往用精练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如写到桃源人初见渔人的情景，只写“见渔人，乃大惊”，后面三个字不仅写出了桃源人见到渔人的神色，而且也体现了他们与外界隔绝之久。又如写渔人与桃源人谈话的情景，作者以“此人—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一句话作了交代。这个复句所包含的内容也很多。渔人自己在世上所知道的详细情况，不是作者所要着力描写成的所以在上半句一笔带过。而后半句，虽只三个字，但从桃源人共同的“叹惋”中，可以想象到渔人所说的世上的情形，与桃源内的生活相比之下，世上是多么混乱不堪!而桃源内的生活又是多么安定。
《桃花源记》中许多词语由于言简意赅，一直被后世沿用下来，至今还有其生命力。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不足为外人道也”，“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等，这些词语都几乎成了人们熟悉的成语。其中“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用来表现桃源人与世外隔绝之久，而又说明桃源内没有朝代变化的情形，非常贴切，又非常生动具体。宋代唐庚在《唐子西文灵》中说：“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及观渊明诗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便觉唐人费力如此。如《桃花源记》言：‘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见造语之简妙。盖晋人工造语，而渊明其尤也。”从上所说，可见宋代人也已看出了陶渊明驾驭语言上的深厚功夫。不言而喻，陶渊明在写作《桃花源记》艺术上的独创之处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作者意境/《桃花源记》[陶渊明作品]
陶渊明(365—427)，东晋浔阳柴桑人，字元亮，名潜，世称靖节先生，自称五柳先生，著名诗人。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对他的评价还有隐逸诗人，靖节先生。后世称他为“百世田园之祖，千古隐逸之宗”。《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421)，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以武陵渔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在现在的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境内。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是指现在的沅水流域上、中游地区的人，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武陵郡”人。 据湖南常德本地历史文物收藏家、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周新国先生的.《武陵藏珍》中的一篇“武陵地域考”考证：“武陵是常德历史上的第二个行政区划。魏晋以后，武陵郡辖沅水流域诸县。”
陶渊明《桃花源记》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准确、流利地朗读、背诵、翻译课文。
2.了解有关陶渊明的文学常识，并体会作者通过描写“世外桃源”所表达的不满黑暗现实，追求理想社会的思想感情。。
3.掌握相关的文言实词和虚词及古今异义、一词多义、通假字等现象。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描写的世外桃源激起后人无限的遐想，形成了千百年来挥之不去的桃园情节。它虚构了一个与黑暗的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此文已成为初中语文教材的传统篇目.一、从全文上分析
陶渊明在这篇只有三百多字的短文里，写出了一个和平、宁静、平等、安乐、和现实社会完全对立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是没有战乱的。桃花源里的人从秦朝的时候就到这里来避难，已经五六百年了。在这五六百年的时间里，世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战争，人民不知道遭受到多少次灾难，而桃花源里的人连外面的改朝换代都不知道，当然更不知道世间人所遭到的痛苦了。桃花源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自食其力，过着和平、宁静的幸福生活。这在当时赋税极为繁重的阶级社会，真是农民求之不得的好地方。桃花源里的风俗也是淳朴的，完全没有人世间你欺我诈的情形，不要说他们彼此之间的平等相爱，就是来自世间的渔人，他们也把他当作自己人一样“设酒杀鸡作食”，招待得十分殷勤和周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也正是当时长期战乱、人剥削人、人和人的关系异常恶劣的现实社会对立面的反映。诗人代表着广大农民朴素的思想和愿望，发出了人民的心声。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陶渊明还不可能知道怎样把**、黑暗的现实社会改变为劳动人民的乐园，所以他想象当中的桃花源，还只不过是建筑在虚无缥缈中的“空中楼阁”。但是对于一个出身于士族阶级的诗人来说，这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文章开端，先以美好闲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引出一个质朴自然的化外世界。在那儿，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没有税赋，没有战乱，没有沽名钓誉，没有勾心斗角。甚至连一点吵吵嚷嚷的声音都听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那么平和，那么诚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作者没有明说，但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中已隐约透露了消息：原来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一个高踞人民头上为私利互相攻伐的统治集团。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作者的简净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更富有感染力。当然，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的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
二、从社会角度上分析
桃花源的仙境也不为官宦所有，上述太守即是一例，更不为刘子骥式的好奇者所能见。一切不可刻意为之，正像“南山”一样，只有心如止水、宠辱不惊之人，方可悠然见得。走过桃花林，彻悟的诗人来到了理想的世界。“良田美池桑竹”――对田园生活的歌颂在从政治漩涡中退避之后，他并未像同时代的许多名士或佯狂，或愤世，或放纵，而是真正找到了一种自己的归宿。正如在《感士不遇赋》中所写“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唯有像他这样的通达之人，方能身归故里，躬耕田亩。在桃花源中，诗人极力叙写自己理想状态下的田园生活，如果没有身体力行，亲劳胼胝，是不可能写出那种恬淡平和的生活的。正因为诗人有“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的切身体会，才可能描绘那样一种世外桃源。写作此篇时陶渊明归隐田园已经16年了，对田园生活已有了相当的体察，故写来得心应手。在文中作者将桃花源里写得如此之美：这里没有官场的污浊，没有世俗的势利，体现的是一种人与田园的和谐，人与劳动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上之美可以看作是作者心理宁静的外在投射。“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民生活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渊明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儿表面上是极力描绘桃花源的风光人情之美，其实这更反衬了现实生活中的政局混乱、礼法丧失。
三、从历史角度分析
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去考察，桃源故事的出现也是一个十分惹人注目的奇异现象。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是一般诗文所难以企及的。探究其原因，固然与它的艺术成就有密切关系，但也与我们民族的文学思想、审美心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桃花源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表现为和谐的、完美的统一。没有压迫，没有纷争，没有忧伤，处处恬静、和乐，人人敦厚、纯朴。这正是倍感人生苦难、充满忧患意识的古代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也是灾难深重的古代人民要求作家表现和赞美的理想社会。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经历过刘裕篡晋的**，深切体验到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忧苦。从当时的文学倾向来说，他可以像同代诗人那样寄言上德，托意玄珠，沉溺于追步松乔，羽化登仙。但是，对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对社会人生有着深刻认识的陶渊明不肯这样做。他没有长生的梦幻，也不想借助于玄谈游仙去求得解脱，而是以现实的态度去对待人生。他离开污浊的官场，归隐田园，过着躬耕自资，贫寒简朴的生活。
《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桃花源诗》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治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他把故居的八九间茅屋做了大体的收拾后，在房前檐后又种植了一些花草树木，然后在南山脚下开垦了十余亩土地，就开始过自己踏踏实实的农民日子了。谁知农民的日子决不是想象的那样自在潇洒，一年奔波于田野，有时秋天的一场冰雹就会使你颗粒无收，陶渊明本来没有真正从事过农业生产，所以他尽管也和其它农民一样在田里辛勤耕作，但秋天的收获总是令他失望，两年过后，他当官时的一些积蓄渐渐告罄，而粮食却几乎没有任何库存，家庭生活逐渐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悲惨状况，有时甚至得去和邻居告贷。
他从官场退出的时候，本来就没和家中的任何人商量过，所以回家之后遭到家里大小人的一致炮轰，但既然事已做成，家里人也只能勉强迁就他了，跟着他过起了普通人家的生活。没想到现在日子竟然过成了这样，于是家里再一次掀起了**。全家老小一致把毛头指向了他：七十岁的老母亲每天哭哭啼啼地数落，说我们家想当年是何等的威风，你的太爷官居一品，后来时气不顺，一代不如一代，你父亲早早过世，我费劲心血供你读书，本指望你来恢复我们家族的荣耀，你可有出息，好好的官不做，偏要做农民，农民没做好，我临死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了，我跟着你丢人啊!妻子连着好多天，农活不干家务也不理，甚至以绝食相要挟，哭着闹着要和他离婚，说几十年跟着他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看看有了一点希望，却被他像扔一件破衣服似说扔就扔了，跟着这样的人太憋气，太窝囊，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实在难以在外人面前抬头。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本着脸，连着十天半月不和他说一句话，有时甚至也指桑骂槐地来嘲讽他，再加上街坊邻居的风言风语嘀嘀咕咕。陶渊明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矛盾之中，连“乘风西归去，托体同山阿”的心都有了，就在他们家长时间陷入冷战的时候，已经退休颐养天年的叔叔再一次光顾了他们家，看着拥有满腹经纶侄儿家过着如此恓惶的日子，叔叔的气也不打一处来，先是附和着陶渊明母亲对侄儿进行了一通狂轰乱炸，并对侄媳妇的怨言表示深深地理解，接着对嫂子、侄媳妇和各个侄孙和侄孙女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说他保证说服陶渊明再次做官，而他们也一定不能再次以“冷暴力”甚至其它方式威胁陶渊明，然后就为侄儿的未来做起了筹划，那就是再一次做官，在陶渊明答应可以考虑做官的承诺声中，叔叔临走时给陶渊明留下了五斗米的钱，摇着头叹着气蹒跚而去。
怎么办?再去做官?自己把官场的同事朋友都得罪光了，谁还愿意引荐自己呢?更何况自己为了不走回头路才写了《归去来兮》，那可是自己痛下决心和官场决裂的标志啊，现在早流传在外，再回官场，自己的脸往哪里放?唉!生性洒脱达观的陶渊明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自得的神情，终日只是唉声叹气，而母亲和妻子在不停地催他启程。去找谁呢?他猛然想起了现在官居征北大将军的檀道济，想当年檀道济非常欣赏他的文才，曾一再要他留在身边，被他婉言谢绝了，也许到他那里还能谋个差事。陶渊明于是起身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北部边疆的前线打听到了檀道济的消息，经过层层审查在一个很大的军帐里陶渊明见到了檀大帅，檀早不是当年的小将领，现在手下有精兵十万，正在和柔然交战，对陶渊明早没有一点印象，当陶渊明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时，檀拍了半天脑袋才哈哈大笑，说终于想起来了，没过现在战事紧急，每天刀光剑影，在这里文人实在起不了什么作用，另外，军粮也很吃紧，想留在这里最少也得捐献200石粮食。陶渊明心想我有这么多粮食用得着来寻你吗?之后客气了几句，走出了檀道济的大帐……
在返家途中，陶渊明终于又想到一个人，那就是他在做彭泽县令时最知心的朋友嘉正重，想当年嘉是他的副手，两人经常一块喝酒，大骂官场的黑暗，并发誓一同离开官场返归田园，可在最后嘉临时改变了主意，又留在了官场接替了陶渊明的职位，听说后来因为政绩突出现在早升任了六安郡守，到那里也许能谋到一碗饭，想着这些，陶渊明早不顾什么颜面急急向六安赶去……
到了六安的郡守衙门正赶上了中午下班，他在衙门口窥视了半天也没看到嘉的出现，一打听说前几天就去道里开会了，三五天可能就要回来，陶渊明在一个小店里勉强住了下来，每天不定期到衙门里打听，第五天的下午终于听说回来了，他高高兴兴地去拜见了当年的这位好朋友，一见面嘉差点把陶渊明拥抱死，说这几年可把他想死了，说着就让衙役把好烟好茶端了上来，晚上就在郡里最豪华的酒店招待了陶渊明，饭后还要请陶渊明洗桑拿，陶渊明说不必了，于是回到了嘉的单人宿舍，渐渐地陶渊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嘉的谈话兴头一下减了许多，变得支支吾吾……第二天他说自己还要出差，给陶渊明带了二两银子的路费，急匆匆地派人送走了陶渊明。
陶渊明骑着一头羸弱的毛驴垂头丧气地向家的方向走去，三天三夜后，来到了当年做县令的彭泽，景象比当年更加不如，一群人正在一面墙上挤着看，原来是由于前线战事吃惊，政府紧急招兵的告示，所招兵的年龄限定在12---70岁，自愿参军者家里可得到政府一年补贴的三石小米，看着这些陶渊明的眼睛湿润了，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咬了咬牙，在街上五两银子卖掉了毛驴，在招兵处填写了档案资料，托在这里开店的乡人把三石米和六两银子捎回家里，自己跟着军队开向了前线……
作者：王成海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玄学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这从魏晋玄学的几个重要论题就可以看出，即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辩，形神之辩，明理之辩。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玄学在魏晋时期已经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成为思想主流。其影响从思想蔓延至文学，哲学，史学等各个领域。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我们这里主要就玄学对魏晋诗学的影响进行深入的思考。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辨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严格的说玄言诗不属于真正意义的诗。它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入玄理而已，没有诗之所以成为诗的重要东西。可是相比其它类型的诗，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诗不只是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山水风景形成象喻，或者借助参悟山水风景印证老庄的道理，这样就有了理趣。从而形成了玄言构成的以理趣为点睛之笔的诗歌形式。而这种诗歌形式字形成起便以其独特的形式和魅力来影响后世。东晋简历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都是被玄言诗占据着的。但是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会使诗歌偏离艺术，从而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是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着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无疑是先驱一样的人物，他成功的将自然提升到了一种美的境地；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哲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的作品。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田园述躬耕，咏怀发咏史之怀，行役叹其苦，赠答抒与友人的笃厚之情。其中田园诗是陶渊明为中国诗歌史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形式。他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的写出躬耕之甘苦。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田园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欣悦。这种对自然的崇尚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的哲理的阐述都是通过再平常不过的事物（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所叙述的。而这些平常事物在陶渊明笔下也散发出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丰富的理趣。这当然也表现了他的生活和创作哲理崇尚自然。“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和《孟子》，是老庄哲学所特有的范畴。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所变化，无需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含真。正如陶渊明所希望的那样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正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收不了绳墨的束缚。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经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化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的，其中包含着最可贵的生活的情趣。陶诗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陶诗中所描写的对象，如实说来，并没有什么奇特实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中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体认，是探求其奥秘和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杂诗》其一“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等。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于启示性。陶渊明五言诗中引庄子10处。而引用最多的是《论 语》。其特点是学习“玄言”中的有些言简意赅，包含深刻哲理的语句。如：“大器晚成”“
物壮则老”。老子的思想如：”小国寡民”就反应在《桃花源诗并记》这样他对于理想生活 蓝图的描述之中。老子治身哲学，强调“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对陶渊明的影响也很明显。陶渊明自身认识时，时时闪烁着乐于解剖自己，反省意识强的智慧光芒也往往来自《老子》。陶渊明（约365—427），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东晋著名诗人、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渊明是晋代诗坛的一颗明星，在寂寞的东晋诗坛闪耀着清美的光辉。他以其冲淡朴素的风格，极真朴地反映了人生实感，并以其特有的情趣，描绘了令人神 往的田园风光。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田园诗派的鼻祖。
陶渊明诗歌的主要艺术风格可以概括成这两点，一是 “语造平淡而寓意深远”，另一点就是豪放热情的特点。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凡是杰出的作家，对其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总应该有直接或间接、明显或曲折的反映。陶渊明田园诗中那些对当时现实的田园生活进行了客观描绘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此本质方面，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我以为，陶渊明的全部田园诗（包括那些抒情之作和幻想之作）都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的影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扩大的。在他生活的当时，他只是作为一个合于雅道的隐士而引起人们的注至于他的作品，在玄言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当时，是与贵族文坛格格不入的。在宋齐山水诗盛行的时代，他的淳朴淡泊的田园风光也不合于贵族欣赏名山大川的口味，而他的平淡自然的风格同样和当时“富艳难踪”的文风大相径庭，所以仍然得不到重视。到了梁陈时期，锺嵘、萧统才开始重视他，但还是十分有限的。锺嵘《诗品》将他列为中品，萧统《文选》选录他的作品也不过寥寥数篇。可是从唐以后，却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在我国文学史上发生了深广的影响。意。
在我们今人的眼光里，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隐士，是晋以后绝大多数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他们在经历了官宦生涯的浮沉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回归到陶渊明，即便身不由己，也会心向往之。比如苏东坡，虽然其一生并未能真正归隐，但在他的诗文中却反复咏叹归去，在晚年更以学陶闻名。这也许就是陶渊明的魅力，留在文人士大夫心中的，是一个永不泯灭的隐者形象！所以，探讨陶渊明的归隐情结，实在是个有着永恒意义的话题。
但是，尽管陶渊明一生乐于归隐、心怀归隐，并且实现了归隐，但在本质上，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隐士，像伯夷、叔齐那样阳山采薇，销蚀生命；他也不是一个毫无人间烟火气的“浑身静穆”（朱光潜语）的仙人，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无法接近他、理解他„„渊明实在是一个率真自然的、充满了人情味的性情中人，他能够成为千百年来士大夫们的精神归宿，绝非是一时一地的偶然！作为后世的崇陶读者，有责任去解读诗人心中对“隐”的独特情怀。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