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启示、借鉴、学习》

《思考、启示、借鉴、学习》（共8篇）

《思考、启示、借鉴、学习》 篇1

在我的脑海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困惑：课堂节奏怎样合理把握？教学重点如何明显突出？课堂纪律怎样很好地控制？每次提问内容的质量如何？„„

最近，学校向全体老师推荐了前苏联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的《学校无分数教育三步曲之——孩子们，你们好》。在每天睡前看半小时，发现书中讲到的很多问题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阿莫纳什维利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许多观点，甚至敢于挑战儿童心理学的泰斗皮亚杰，这份对教育的潜心研究，对孩子细致观察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

有这样一个片段：“孩子们，我看见6个三角形！”接下来马上传来了好几个孩子的声音：“这不是三角形，是正方形！”“不错，是正方形！谢谢，你们纠正了我的错误！请大家仔细地看一看，那儿有几个正方形——6个，还是7个？”“6个”有几个孩子抢先说。“7个”另几个孩子大声地喊着。

这是种发生在课堂上的很普遍的现象，学生迫不及待地抢答老师的问题，而很自然的，我们老师也会停下来，严肃地整顿一下纪律，“要发言，先举手，老师只请纪律好的同学来回答！”在读到这本书之前，我从没认真地想过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地方。阿莫纳什维利老师却细心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6岁儿童的语言会如此地超前于思考呢？他对很多老师制止这样行为的现象提出了质疑：这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呢？问题的实质在于6岁的儿童能不能安静地等待老师的指名。对于孩子们来说，回答什么问题，答案是否正确，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答本身。孩子们时刻“准备着”回答老师的任何提问，特别是低年级的，对任何问题的答案都能脱口而出，嘴里喊着，却根本不去思考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

阿莫纳什维利老师的思考给了我启示，世界上最天真善良的就是孩子，他们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当在孩子们的头脑里刹那间产生了某种想法，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要和别人分享，我怎能忍心掐灭他们活跃的思维火花呢？很显然，制止的应该不是叫喊本身，而是不假思索的回答。阿莫纳什维利老师用极其亲切的语气和态度和学生慢慢交流道：“想一想，再想一想。”教会学生思考，远比让学生知道答案来得重要得多。

课堂本身就是属于学生的，如果没有学生，课堂和教师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学生是课堂终极目的的对象，教师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途径。朱永新市长在他的教育文集第九卷——《享受与幸福》中提到：课堂属于学生。既然如此，他就不应该有下人的拘谨、奴仆的胆怯、童媳的压抑。他应该投入洋溢四周的自由轻松的氛围，他应该享受汩汩而来、欲罢不能的诗意和幸福。而在现实中，我们的许多课堂像战场，强调的是严明纪律，要求的是正襟危坐，学生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课堂是学生未来生活技能的操练场，是学生未来人生阅历的实习地。所以，在课堂里，我们不仅要让他们学到知识，还要让他们学会生活，为他们营造必要的交际场，让他们学会交往，甚至学会“理论”，学会争吵。“赤橙黄绿青蓝紫”，少了一色，就无七彩生活；“酸甜苦辣咸”，少了一味，也无五味人生了。

《思考、启示、借鉴、学习》 篇2

我国中小企业正处于迅速成长阶段, 并不断发展成为推动创新, 繁荣经济, 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和资金扶持政策仍处于摸索阶段, 加之中国常见的政策多变且政出多门所导致政策体系不够完整和系统, 以及政策的作用对象针对性不强, 重点不清, 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仍然非常严重。鉴于此, 我国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借鉴意大利等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从法律法规, 组织结构、融资方式和社会化支持等层面入手, 构建我国中小企业完善的支持体系, 各组织机构之间要加强协调和配合, 为中小企业发展清除障碍, 促进其健康和持续发展。

一、中国现行的中小企业融资促进政策

(一) 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融资政策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源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银监会、国家统计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科院等12个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若干政策》 (发改企业[2007]2797号) , 在投融资方面制定了如下政策措施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1. 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原则, 积极提供信贷支持, 尤其是各类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项目。从中小企业自身来看, 中小企业管理部门、知识产权部门应积极向金融机构推荐自主知识产权项目、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品牌建设项目等, 促进银企合作, 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2. 加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进出口的融资支持。

各金融机构应按照信贷原则, 积极对有效益、有还贷能力的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产品的出口所需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信贷支持;对中小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所需的核心技术软件的进口及运用新技术生产设备的出口, 按照有关规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3. 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

引导和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按照中小企业特点, 加大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 丰富其支付和融资手段, 扩大中小企业支付结算渠道。

同时, 加快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促进各类征信机构的发展, 为改善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配套金融服务。积极开展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 对资信好、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 可核定相应的授信额度予以重点扶持。

另外, 在鼓励和引导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 加快发展中小企业投资公司, 鼓励中小企业上市融资也做出了相关规定。

(二)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规定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企[2008]179号) 规定, 对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 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综合利用、专业化发展、与大企业协作配套、技术进步、品牌建设以及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市场开拓等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应由财政部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分配和拨付, 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确定专项资金的年度支持方向和支持重点, 和财政部共同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 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三) 促进中小企业银行信贷方面的政策

在促进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方面, 政策上采取了双重措施:一是推进现有商业银行内部结构的调整及业务的创新和转变, 另外, 建设和强化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 为其信贷的扩张构建一个政策性外部支撑体系。

1998年6月的《加强对中小企业信贷服务的通知》中, 央行要求各商业银行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 并先后三次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的幅度, 以增强银行贷款的风险管理能力 (2004年1月1日起可在基准贷款利率上上浮70%) , 鼓励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信贷工作。

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对于中小企业而言, 这种以大国有银行为主体的融资制度安排存在巨大的信息与交易成本, 费用高昂, 意味着这种带有一定政策性支持的银行信贷的发放对象主要是那些已经达到一定资产规模并有较高信用等级的中小企业, 并不能真正覆盖整个中小企业群体。

(四) 创业投资公司或基金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 创业投资是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器和催化剂, 是其发展壮大的主要推动力。在美国这种融资模式的启发下, 1996年开始, 我国各级政府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创业投资公司的尝试。目前, 我国有非银行风险投资机构80多家, 融资能力达36亿元。符合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 (中小) 企业可按条件申报科技创新基金, 并能获得银行配套融资。国家财政每年拨款10亿元, 贴息贷款20亿元, 用以支持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

虽然创业投资基金发展迅猛, 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1.现有创业投资公司多为政府主导, 行政力量起主导作用, 市场调节作用无法有效体现;2.创业投资公司规模小, 资金实力极为有限;3.专业人才极缺;4.缺乏明确、系统的投资税收等优惠政策支持;5.缺乏中小企业市场与产权交易市场的外部支持, 导致投资退出机制不畅, 中国目前的风险投资制度仍然停留于起步阶段, 无法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国外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的启示—以意大利为例

意大利是一个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并将其视为经济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 也是中小企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本章分析和总结了意大利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及其成功经验, 对我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 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意大利出台的对中小企业的法律更有针对性, 概括如表1。

(二) 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政策

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意大利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减税政策, 如所得税优惠, 对特殊地实行免除关税, 免除国税和地区税, 降低交易税的政策。

(三) 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

意大利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概括如表2。

(四)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支持政策

为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意大利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为中小企业建立应用研究基金和技术创新基金;对进行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实行比较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中小企业购买或租赁高新技术设备, 并为其提供资金援助;鼓励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和科研机构参与中小企业技术的引进和吸收;发展各类中介服务机构, 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信息、质检、认证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三、意大利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对我国政策创新的启示与借鉴

意大利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我国政府非常有必要积极借鉴意大利中小企业融资政策方面的成功经验, 并结合我国实际,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 逐步构建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政策支持体系。

(一) 法律支持政策

意大利的经验表明,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确定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前提。

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仍存在很多缺陷, 例如中小企业范围界定不清、法律强制性不足等, 而且缺乏更加具体的法律法规与之相配套。因此, 我国可考虑借鉴意大利法律体系的成功经验, 制定具有根本指导性质的《中小企业基本法》, 从中小企业发展的目标与宗旨、组织形态、创立与退出、权利与义务、产权关系等方面对中小企业作出总体规定。另外, 应以《中小企业促进法》、《反垄断法》为指导, 出台并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 例如规范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中小金融机构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中小企业融资法》, 指导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企业产业指导目录》、《中小企业振兴法》等, 明确发展中小企业的基本方针, 提高中小企业的战略地位, 为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使其经营管理更加规范。

(二) 经济支持政策

经济支持政策主要包括金融支持政策和财政支持政策。

1. 金融支持政策。

(1) 建立健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体系。首先, 应充分发挥央行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调控作用。央行应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 充分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 适度放宽对其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 并调动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其次, 国有商业银行应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职能部门, 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再次, 应引导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改变经营理念, 主动为中小企业服务。最后, 我国可设立专门的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 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信用, 专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2) 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辅助体系。中小企业金融支持辅助体系应包括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综合诊断体系以及会计制度、内控制度、财务规划、预算制度和利润等方面的辅导机制等。其中,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构建是最为重要的, 应鼓励中小企业互助担保基金和商业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担保, 政府有选择地为民间机构提供再担保, 同时, 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抵押制度, 建立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和信用登记制度。 (3) 构建多层次的风险投资体系, 鼓励具备条件的中小企业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 风险投资是促进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成长, 促进高新科技产业化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 至少有80%的公司在上市前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筹集资金, 然后通过上市退出。风险投资应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 政府部门规范和监督其行为,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 应完善创业板市场, 扩大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 创建多层次的风险投资体系。

2. 财政支持政策。

(1) 税收优惠政策。我国自1994年税收改革以来, 逐步取消了一些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项目。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15%, 新税法对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低档税率, 并将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进一步放宽, 使尽可能多的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能够享受低档税率。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我国应进一步降低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及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率, 此外, 应及时取消对中小企业的不合理收费, 使其享有与大型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 甚至是超国民待遇。 (2) 加大对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国家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每年应当新增一定数额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专向拨款, 作为高新技术商品孵化期和产业化启动期的启动资金。 (3) 政府采购应向中小企业适度倾斜。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于2002年6月29日通过, 并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9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包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中小企业相关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 细化政府采购向中小企业倾斜的实施办法, 确保该政策能够得到落实。

(三) 社会化支持政策

1. 构建中小企业信息支持体系。

意大利企业一向高度重视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 这也是维持其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中小企业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 应该加速构建配套的信息支持体系, 以帮助中小企业获取信息, 减少信息采集成本, 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强化企业信息化观念, 加快互联网建设;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引进先进技术,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应的信息咨询机构、经济信息中心和科技情报中心。

2. 为中小企业构建人力资源支持体系。

意大利政府特别重视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企业中的积极作用, 我国应该借鉴其经验, 结合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 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 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在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宏观调控职能, 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其实施管理;另一方面, 建立相关的中介机构和人才培训基地, 鼓励和引导大中专毕业生, 专业和科技人员和企业经营者加入中小企业队伍, 不断充实中小企业经营管理团队。

四、结论

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我国在政策上还需借鉴国际先进的制度和管理模式, 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在充分重视中小企业融资的传统形式的基础上, 应全面的进行政策创新, 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例如金融机构设计新的金融工具, 融资方式上的创新等, 为中小企业创造完善的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朱坤林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国际比较及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08 (9)

[2]郑伟伟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下的政府行为[J]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3 (5)

[3]赵国忻政策性资金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模式与效果分析[J]投资研究2005 (11)

[4]刘扭霞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理论与影响因素[J]生产力研究2005 (5)

[5]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中小企业金融制度报告[M]中信出版社2003

《思考、启示、借鉴、学习》 篇3

【关键词】职业学校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 体会 借鉴提高

值此国家中等职业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之机，为更进一步推进示范校建设成果，激励广大教师改进教学工作，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提高教学质量，我校积极引进学习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派出三批专、兼职教师到德国进行了为期二十天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专项培训。在历时二十天的培训课程中，来自汉堡海因策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教育专家介绍了“双元制职业教育”这种全新的学习理念和学习模式。本次培训体会很深，收获很大。

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特点

德国面向学生的职业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一种是全日制职业教育。这里重点介绍和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学校教育这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职业教育模式

所谓“双元制”，就是职业学校与企业共同培养学生的一种教育模式，双元的一员是学校，另一员是企业。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仅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更多的时间是在企业或工厂进行生产实践。通过学校学习和企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将来的就业市场中更具有竞争力。至20世纪初以来，经历了近百年的不断发展、完善。目前已经在德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德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双元制”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建立了完善的、配套的法律制度。双元制是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现将双元制的特点总结如下：

1、双元制学校的学制一般为2—3年。在这2—3年中，学生2/3的时间在企业学习，1/3的时间在学校学习，就一周来讲，1-2天在学校学习，3-4天在企业学习。

2、学生进入“双元制”学校之前，会去了解企业、选择培训方向或到学校学习一些简单职业技术，最终确定自己的培训方向。然后联系企业，并与企业签定培训合同。

3、在双元制学校中，企业以培训技能为主，学校以培训理论为主。两者依据教育和文化部及工商业协会共同制定的培训计划同步进行，企业按为企业制定的培训规则进行培训，学校按教学大纲进行培训。开校前，企业与学校共同协商培训事宜，中间由工商业协会监督和协调。

4、双元制的主体在企业。企业不仅要培训技能，而且要为学校提供资金及设备等方面的支持。政府为实行“双元制”的企业提供免税、减税等优惠政策。

5、联邦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如企业法、学校法、职业教育法等来保障“双元制”的实施，任何企业和学校都必须遵守这些法律法规。

6、实行“考教分离”。学生毕业考试，由工商业协会、企业专家、学校三方面组成考试委员会统一考试，不合格的学生不发毕业证，必须重修。

7、为保证“双元制”的实施，德国政府组织专家研究开发出了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称为学习领域。学习领域的内容包括了相关的专业理论、专业技能及相关的文化知识，它不追求知识的系统性，不追求深难度知识，讲求适用、实际。同时教师们精心研究出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促进和保障“双元制”教育的有效实施。

二、德国的教育教学方法

为使德国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更能适应现代企业的要求。德国政府提出了四种能力的培养：专业能力、个人能力、社会能力、方法与学习能力。并把这四種能力视为同等重要。为实现这四种能力的培养，提出了“行动导向”的教学思想或教学原则。

1、行动导向教学模式

行动导向的学习活动——强调“头-心-手”多器官功能的协调开发，有助于促进人性的全面发展。教师把教学过程、学生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收集信息、制订计划、作出决策、实施计划、控制反馈、评估总结等六个方面，并且研究出了许多与行动导向相适应的教学方法。而在课程体系开发的基本路径方面可简述为“行动领域——学习领域——学习情境”。

2、丰富的课堂教学方法

这次培训的中心内容就是“德国职业教育教学法”学习，在培训中，我们上课学习像学生一样亲身体验了很多教学方法，运用这些教学方法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课堂上行动起来，使学生在行动中训练能力，每位教师都详细生动的传授了先进的教学方法。此次培训一共讲述了16种方法，留下了难忘、深刻的印象。其中最难忘的教学法有——拼图教学法、小木棍法、未来工作坊教学法等！

（1）拼图教学法——拼图教学法意在培养每个学生深入解决和研究一个题目的能力，并且同时可以促进开发学生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2）未来工作坊——未来工作坊是以共同确定的问题和挑战，在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种教学法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们的创造力。

（3）小木棍法——任务似乎很简单：小组成员一起把木杆放在地板上，但是前提条件是，每个人的食指都必须接触到木杆。目的在于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尤其是共同面对矛盾和不同意见时的处理能力。

三、德国双元制企业典范

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公司是双元制企业的典范，该公司的职教双元制基本实现产业化。该企业职业培训涵盖31个教育职业。德国大众公司是德国最受培训生欢迎的企业之一。大众企业还进行双元制的高等教育，共19个专业方向，为期4年，毕业生最后可拿到工商协会职业培训资格考试毕业证书和大学的学士学位。在大众进行双元制高等教育的学员，不仅每个月可以得到培训薪金，在大学的学费也是由企业来承担的。大众汽车公司的规模和自动化程度也令人震撼！

四、德国职教学习体会启示

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正是沿袭了德国学习领域改革前的老路。传统的学科式教学体系，三段式即文化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教育模式，灌注式的教学手段已受到严重的挑战。导致我们很多毕业生到企业岗位后，虽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但职业行为能力较差，企业不得不重新进行上岗培训，使职业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德国学习领域改革给我们的启示是：

一是：它较好的解决了为什么而学的问题，德国职业教育学习领域改革明确提出来学是为了用的基本策略。二是：它较好的解决了从哪里学的问题，学习领域的主要内容源于企业的生产领域。学习情境正是教师根据生产实际设计出来的。三是：它较好的解决了怎么学的问题，德国学习领域改革的重点就是对教学方法的改革。新的教学法以职业行为为导向，以学生活动为主。

相比德国的职教，我们需要的是学习借鉴促提高，深层思考谋发展。

《思考、启示、借鉴、学习》 篇4

根据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中国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资本和技术资源缺乏，应该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缩短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即所谓“以市场换技术”。

事与愿违，时至今日，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获得技术的提升，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中国企业面临的尴尬局面是：上不能突破—

—开发不出先进技术，外国投资者也不转让（早期转让的也都是在本国被淘汰的技术）；下面临断裂——大量的劳动力不能向工业人口迅速转化，大多数人只能从事简单的劳动。此外，还要面临其他人口大国的竞争，“比较优势”正受到后发国家的挑战，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低。

痛定思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企图简单地靠让渡市场来获取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所必需的全部科技简直是幻想！中国的科技进步只能靠自己，我们必须自强！本文通过对战后日本产业发展路径的分析，指出市场在一国产业结构中应有适当的“度”，只有把握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才能促进核心技术迅速发展，才能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一、日本的“技术立国”

战后初期的日本几乎进入“石器时代”，民生凋敝，物资极度匮乏。但在二十年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靠的就是“技术立国”这四个字。

日本政府注意到，要使国家经济迅速恢复，跻身强国之列，必须集中全国的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有泽广巳在主持“日本复兴计划”过程中，推行“倾斜生产方式”，不计收益得失，将有限的物质资源集中投入在煤炭、钢铁、电力、化工四大重工行业，严格限制轻工业发展，部分轻工业由于无法从内循环的重工业体系获得资源而被迫停产。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压到极低，只能靠本土残存的农业生存。农地改革又使农民被迫承受很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和高的税收，粮食和极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统购统销，按人头配给，自由市场则被取缔，每个日本人每天只有四只火柴的定额，一年才能得到一块肥皂。

由于重工业在初级发展阶段具有内循环的特点，很少提供最终产品，自然也就没有利润，日本政府用发行货币的方式弥补帐面亏空，现金、存款、国债都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日本上层与人民同甘共苦，绝不先富。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日本再次重建了独立自主的核心产业，最终能够做到出口成套设备，进口原材料。

战败虽然使日本丧失了无法估量的社会财富，但人才犹在，希望犹在。大和战舰虽然沉没，但曾经建造了大和战舰的大量熟练技术工人，钢铁、航空、机械、电子、光学、化学等各门类的技术及技术人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物质财富可以被摧毁，但近百年工业化历程积攒的人力资源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剥夺的。飞机工厂改造汽车，造舰工厂改造轮船，造瞄准镜的工厂改造照相机。工程技术人员日以继夜、以厂为家、不计报酬、默默奉献，在基本的食品配给都无法充分保障的条件下，使日本渡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工业重新运转起来，产业大军又成建制地回到岗位，并将日本逐步推入“黄金时代”。

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有一个重要特点，不论市场需求有多大，不管外国商品是多么的物美价廉，在本国没有突破技术瓶颈的时候，在本国相应的重工业体系还未完善的时候，坚决保护民族工业，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坚决压制国内需求，让人民耐心等待。在把资源投向重工业的发展、组织人员攻关的同时向外国敲诈：“你现在如果不低价卖，以后就没得卖了。”日本的技术精华在“产经联”，产经联的一条铁律就是：如果基干工业没有发育好，没有准备好相应的技术，改善生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再大的市场需求也得等待。谁敢破坏基干工业，求得暂时的生活改善也是对民族的犯罪。基干工业出问题，政府必须出钱修补，人民必须等待。就是这一种“挺”的精神，使战后日本的基干产业快速完善，产能逐步增长，最后一飞冲天，由蛹化蝶！

相比之下，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市场开放都显得很急躁，甚至缺乏理性。比如说彩电业，从圆角球面到直角平面，从高清晰到背投，再到液晶、等离子，彩电业的每次升级都会留下中国的脚印。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多数居民看得仍旧是圆角球面彩电，并不是它们生产不出来，而是它们的国民在等待彩电业技术真正革命性的突破。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泛滥”的时候，才会明白产业内部浪费是多么的严重可怕？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彩电业“集体自杀”式降价竞争的时候，才会重视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将导致我们的行业利润是多么的微薄有限？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发展速度，不断地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一时间合资合作浪潮此起彼伏。遗憾的是，我们奉上了市场，引进了外资，核心技术却没有换回来，民族产业提前“入世”，大多数企业在技术准备不足的条件下，被迫陷入异常激烈的竞争。柳传志深有感触地说：“中国it业1992年

《思考、启示、借鉴、学习》 篇5

关键词：储蓄国债;借鉴;启示

储蓄国债(Savings Bonds)是一国政府面向国内个人投资者发行的，以满足储蓄性投资需求的一种不可流通国债。由于储蓄国债具有针对个人发行、收益安全稳定、品种设计灵活等特点，深受中小投资者喜爱，被众多国家债务管理当局采用。我国储蓄国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发展，形成了稳定的发行体系，深受我国中小投资者的青睐。以下将简单介绍英、美储蓄国债发行体系，并在借鉴其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储蓄国债改革提出相应意见和建议。

一、英、美国家储蓄国债

储蓄国债起源于发达国家，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筹集军费发行的储蓄凭证(SavingCertificate)。在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代，美国为满足经济刺激计划的需要，于1935年开始发行储蓄国债，是最早以储蓄国债名义发行的国家。储蓄国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美国政府筹集资金起到了巨大作用。二战后，由于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巨大需求，储蓄国债进一步被其他发达国家引入。在20世纪70年代高利率时期，储蓄国债发行量大大提高，适时稳定了政府筹资成本。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可流通国债发行量逐年递增，储蓄国债发展势头逐步减缓，在各国国债余额中的比例逐渐降低，但仍在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并不断发展创新，深受中小投资者喜爱。

1、储蓄国债管理体制

英国财政部是英国储蓄国债的管理机构，每年根据预算情况和债务管理需要制定储蓄国债发行计划，并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储蓄国债的发行和兑付等具体操作事宜由英国财政部下设的国民储蓄投资局(简称NS&I)完成。国民储汇局对储蓄国债品种设计要申报财政部批准，不同券种适用的现行利率水平按照英国财政部制定的利率执行。

美国财政部公共债务局是美国储蓄国债管理机构，负责储蓄国债相关政策制定、具体发行、兑付事宜。

2、储蓄国债发行方式和渠道

英国储蓄国债面向个人投资者发售。英国投资者可以以本人名义、子女名义、与他人共同持有等方式购买储蓄国债。销售渠道丰富，投资者可以通过电话、网络、邮局、银行、工资扣除计划等多种渠道认购。在资金支付方式上，现金、借记卡、信用卡、支票等多种支付方式均可使用。同时，英国储蓄国债变现也非常灵活。投资者可以通过电话、网络、书信、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出提前支取申请，不受购买途径和地域限制。

美国储蓄国债的发行对象主要是个人投资者，为美国公民和部分在美国境内的非美国公民。在美国境外的非美国公民只能作为共有人和美国公民共同持有储蓄国债。美国储蓄国债销售网络非常发达，投资者可以通过电话、网络、银行等金融机构、储蓄计划、工资抵扣等方式进行认购，

3、储蓄国债品种设计

英、美储蓄国债品种设计灵活多样，很好的满足了不同收入群体、不同风险偏好、不同年龄阶层的投资者的投资需要。

英国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设计了一系列销售品种，目前在售的有凭证类和债券类两大类。其中，凭证类分为固定利率储蓄凭证和指数挂钩储蓄凭证。债券类分为有奖销售国债、子女红利国债、收入国债、股票担保国债、收入保障国债、增长保障国债。上述品种面值从1英镑到500英镑不等，购买上限也均有不同设置：期限设簧有固定期限、可展期品种和无期限三类;利率设置丰富，有固定利率、浮动利率、奖励利率和阶梯利率多种：付息频率灵活，有到期一次付息、到期奖励付息、按月付息、按年付息等多种;部分券种提前赎回需要根据赎回时间分档计息或扣除一定时间的利息：不同券种利息收入适用全额免税、部分免税和应税等不同税收政策。

《思考、启示、借鉴、学习》 篇6

【论文关键词】职韭教育 质量保障 经验

【论文摘要】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是一圊职业技术教育水平的重要保证，它涵盖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各个环节，大到法律体系．小到教学管理．内容十分丰富。国外许多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正是依靠其在各个领域的高质量管理，确保了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如通过立法为职业教育质量提供强有力保障、建立标准化的课程和职业资格开发制度、严格教师准入、分权式运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实现教学管理的灵活性等。

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质量管理体系为核心，通过组织保障、资源保障、制度保障、监控保障等形成特定的运行机制，达到质量目标”。国外很多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英国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质量管理经验，虽然这些国家国情有差异，在具体手段上有所区别，但是在宏观上采取的措施有很多共同点。

一、通过立法为职业教育质量提供强有力保障

1．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德国的职业教育对质量管理十分注重，如同德国人严谨细致的作风，德国在该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也非常完备和细致，如《职业教育法》、《职业培训条例》、《劳动促进法》等，对双方的职责及相关的激励与制约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提供了坚实保障。

日本的职业教育虽然起步晚于欧美，但是凭借着踏实和细致的立法，使得本国的职业教育获得了l兰大的成就。日本1872年出台《学制令》，将职业教育纳入教育体系，1880年出台《改正教育令》明确了文部省对职业教育的统一领导权。明确了职业教育在法律上的地位；1883年和t884年通过《农业学校通则》和《商业学校通则》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之后通过I889年和1903年的两个法令最终使日本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很快建立起了基本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

2．注重立法的及时性，将法律作为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的重要手段

在这方面，日本职业教育立法的特点尤为突出。战后，为恢复经济、缓解社会失业压力，日本于1947年I1月及时制定并颁布了《职业安定法》，使大基的复员军人、战争受害者等许多失业者能够顺利地转化为劳动力。在市场得到恢复，企业得到初步发展后，日本在1949年又对《职业安定法》进行了部分修改，要求对生产现场的监督人员进行培训，以适应企业对生产监督人员的需要。为了增强技术技能人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1955年颁布的《职业训练法》改革了原来的职业训练制度，把“培养技术人员制度”和“职业辅导制度”发展性地结合起来，确立了现代化的职业训练制度，之后为了促进职业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的融合，这部法律经过1969、1978年两次修订，明确公共职业训练和企业内职业训练的分工，奠定了终身职业训练制，并一直沿用至今。

二、建立标准化的课程和职业资格开发制度

随着人力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各国的职业教育在课程、专业等方面的管理日益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各国在职业资格框架的确立、课程标准的设置方面加大了投入，建立各式各样的制度，如澳大利亚的培训包、英国的NVQ职业资格体系、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等等。这些制度在保证各个行政区、学校自主权的基础上，提供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或职业资格标准，并不断更新，从制度上确保了职业教育的科学和规范化发展。澳大利亚采用的培训包是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中重要的官方文件和教学法规，是课程内容的核心和课程开发、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的根本出发点。培训包的开发工作由国家教育科学培训部提供资助，委托国家行业技能委员会领导各州，领地的行业技能

委员会共同开发，或者南行业技能委员会通过招标的方式委托相关的行业组织和企业并联系职业院校实施开发，最终得到国家质量委员会(NQC)的批准并颁布。“培训包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开发与实施是一个动态的更新和维护过程，原则上大约每3年进行一次修订。”

三、通过教师准入的制度化确保教育质量

以德国为例，依据德国1973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专业培训及考试细则》，职教教师分成理论课教师和实习课教师两类；职业学校教师的培养(职前)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大学师范教育阶段(9-10个学期)，学习一个职业教育主修专业，选修一个辅修专业，学习结束后参加国家考试或硕士结业考试。第二个阶段是为期4个学期的见习期，受训者一方面参加大学的教育学、专业教学法等方面的研讨，另一方面还要到职业学校见习从事每周l0课时的教学以及咨询、辅导、“学校构建”等。见习期结束，参加国家考试，主要内容是撰写论文、上公开教学实验课，还有相关专业教学法、教育法、学校法的口试。考试通过者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有资格成为职业院校教师。

四、分权式运作的质量管理体系

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的质量管理施行分工合作的制度，总体来说其特点呵以概括为权责明晰、专业特点突出、相关利益者参与，这使得各个参与主体的优势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保障了各个管理环节的质量。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的最高机构是国家质量委员会，它独立于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学培训部，负责整个职业教育技能标准的颁布和课程开发的原则制定，负责职业教育的宏观质量监控。州和领地的注册，课程认证机构是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的执行机构，这级机构在职业教育办学的行政管理、财政拨款和经费落实等方面对联邦政府负责，并代表国家教育科学培训部具体负责管理包括质量培训框架的执行，包括对学校办学条件的审核、专业的申报、招生过程的规范、5年一度的办学水平评估的具体组织，以及办学质量投诉问题的答复和处理等。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的主体机构。院校一般配备有内部评估人员，负责学校内部评估，监督教学系部的课程资源是否到位。针对每一门课还有相关的质量保障工作小组，成员来自不同的职业院校，负责审核专业教学材料和鉴定的安排。行业是职业教育质量的监督和评价丰体。国家质量委员会的20个成员中，代表行业的组织和企业的就占了5名。职业院校层而的学院(校)董事会成员中一般行业代表要占一半左右。”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http://

五、在管理中坚持相关者参与的组织原则职业教育管理，不仅涉及到学校和上级行政管理部门，而且牵涉到学生、家长、教师以及企业的利益，国外职业教育较发达的国家非常重视在职业教育的学校管理中将各个相关者纳入管理过程，以切实体现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保障决策的公平性。例如，在英国，资格与课程署(QCA)是维护和开发国家课程的专门机构，负责组织CCSE、A—Levels、NVQ的各种考试。它由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学校课程与评估委员会合并而成的，下设QCA委员会，由教育专家、培训机构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其中企业代表有较大的权力。在QCA中，企业参与国家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开发与维护，参与构建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组织学校考试。

六、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实现教学管理的灵活性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教学实施中的管理非常灵活，这种灵活性的实现一方面决定于其为学生服务的理念，使之具备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有各种新颖的技术手段做保障，使之具备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例如在学分制的管理方而，学生相关的工作和学习经历经考核也可以被承认并转换为学分，这种通过对能力的灵活认证从基础上保障了教学管理的灵活性。另外，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坚持开放的入学政策、开放的教学与评价方式、用户选择政策、职业教育券

政策等，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权利和自由，体现了职业教育服务大众的功能。

例如“用户选择”政策允许参加新学徒计划的雇主和学徒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培训内容、机构、方式、时间和教师，政府的培训资助费拨到受培训者所选择的学校和企业。如果雇主和受训者对学校提供的服务不满意，可以转校，经费也随之转到新的机构。这种政策一方面有利于经费的有效使用，另一方而适应了职业教育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以及变化，使用户可以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加速教育成果的形成，将教育的质量和管理的质撼很好地结合起来。

七、严格、科学的教学督导和评价过程

这一点在德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德国职业院校入学资格相对宽松，但教学过程是很严格的。《职业教育法》规定学生要顺利毕业，必须通过中间考试、毕业考试、师傅考试和进修考试，学生很少按期毕业，淘汰率在30％左右，高等专科学校的正规学习时间是8个学期，但实际上学生需要l0个学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拿到毕业文凭。这种“宽进严出”教学评价有效地保了德国高职教育的质螬。

八、采用各种手段确保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使用效率

职业教育是一种高投入的教育类型，它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条件更新速度要比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快很多，数也更大，而如何确保这些投资的使用效率是各国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其中将学校实际报到人数和经费直接挂钩的方法是很多国家目前采用的一种先进手段，这种手段可以有效地监督经费的使用，使经费的投入更易统计和控制。

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的借鉴与启示 篇7

一、考试为主与多策并举

我国古代的用人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不断演进。春秋战国是一个重要转型期。在此之前, 世卿世禄制占据主导地位;之后, 逐渐过渡到官僚制。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秦汉创设了察举、征辟等制度, 魏晋南北朝实行了九品中正制, 隋唐创立了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一直绵延至清末, 以科举为代表的考试用人制度, 成为我国封建时期最主要的用人制度。

科举制度与以往的选官制度不同, 它是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标准的选拔方式。科举考试的内容, 各个朝代虽并不相同, 但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求。唐朝初年, 进士科考试就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经、史和时务。这实际上是对官员在学识和文化上的基本要求。不仅在当时, 就是从今天来看, 也具有很高的认识水平和积极意义。科举制度因其某种程度上的开放性和竞争性, 虽然还不能做到完全平等, 但科举考试可以自己报名参加, 是向人人平等方向发展的重要一步。这为中下层普通民众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提供了渠道, 形成了成员不断变动、上下循环交流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部分人员出身于没有背景的家庭, 但又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 在被提拔做官之后, 相当长时间内, 具备较强烈的上进心和进取精神, 为封建专制统治带来了某种生机。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如果没有科举制度, 我国封建统治要想得到长期维系与延续是相当困难的。

在以考试为主的选官制度之外, 其他制度如荐举、学校、军功、胥吏等仍然在各个朝代的用人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而保证了各方面优秀人才都能为国家所用。唐朝有“流外入流”的制度, 就是不依靠门荫和科举出身的中央各部门的吏, 他们长期从事具体工作, 熟悉各类行政事务,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们经过若干次考核, 也可以获得铨选资格, 由吏转官, 进入官僚系统。纵观我国古代历史,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仕途居主导地位, 与其他多种入仕途径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这样一种多渠道、分主次的用人模式, 有利于有效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 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二、德才并重与以德为先

古代选用人才的标准也有很大差异, 每个朝代也不尽相同。或以血统, 或以军功, 或以赀财, 或以德行, 或以才干, 等等。从古代用人制度的发展来看, 其总趋势则是倾向于德才并重, 并把“德”放在首位。

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拥有一批具有较高道德感召力并且能够执行既定政策的官员。官员身上被赋予了许多责任, 他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 其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政令的畅通和百姓的认可。所以, 古代就有“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 民不畏我能服我公, 公生明, 明生廉, 廉生威”的说法。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官员的“德”, 对官员“德”的教育从各个方面开展。特别是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 主要是教授儒家经书中的政治思想和德行操守, 考试用人都要依照这个标准。我国古代历来有着“家国不分、家国一体”的传统, 孝悌之德一直是选拔官吏和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汉代察廉举孝的制度, 科举中以忠孝为核心内容的考试制度, 政绩考核中重德行的制度规定, 都将“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内化为制度精神。

随着政治制度和选官制度的不断发展, 才学标准也一直不断得到重视和完善。东汉末年, 曹操提出了“治平尚德行, 有事赏功能”的选官原则。南齐末年, 萧衍提出“唯才是举”。西魏苏绰提出选举要“不限资荫”。到了隋唐, 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 才学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但是, 德行的标准, 却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以科举为例, 国家通过一些条件的限制把不具有德行的人排除于考试之外, 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等儒家道德说教为主, 它制约应试者不能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德行要求。这样, 表面上看起来以才学取人的科举, 实际上德行的因素却是无处不在的。

三、重视教育与注重历练

我国古代对官员或者是对将会成为官员的人才的教育十分重视, 把培养人才当成国家的重要事务。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对人才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先秦时代对士子的要求包括礼乐、骑射和书数等, 即我们常说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当时曾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重要思想。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他人生的最大乐趣之一。唐代韩愈把培养教育人才当作“天子之大臣”的重要职责。汉代的博士和郎官, 唐代以后的翰林院, 都是重要的人才培养和储备制度。从西汉以来, 封建政府就在培养人才方面形成了完善的制度。汉武帝时候, 开始设立太学, 有博士、博士弟子, 这可以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官立大学。太学生学成以后, 也可以做官。太学 (后发展为国子监等) 作为官立教育机构,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官员。这主要是以国子监作为全国学校的主管机构并具体地落实对全国生徒 (到明清时期称为监生) 的教育和管理, 生徒按照学堂的规定完成学业, 经过考察合格就可以委任为官。翰林院成为政府储备人才、滋养声望的清职。翰林院与皇室和政府都有很紧密的联系, 皇帝以及储君都经常与翰林学士接近, 坐而论道, 增益品学, 议论国政, 翰林学士还能跟从台阁长官历习政事, 受到一种最名贵而亲切的教育。借鉴这些制度, 我们应当在培养优秀后备干部上下功夫, 为年轻干部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高级官吏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和文化素养, 特别是统治理论和历史知识。除此之外, 还要有从事实际工作的经历和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行政能力, 行政经验成为历代统治者选拔培养高级官吏的一个重要因素。韩非子提出“宰相必起于州部”。秦汉时期选拔官吏, 根据功劳大小进行升迁, 根据能力选用人才, 实际上也是把从政经验作为前提的。汉武帝时期设立太学, 准备从政的人要先进太学接受教育, 毕业之后进入政府通过一段时间的历练之后, 再进入政府, 再经过一定选拔程序后才能正式做官。到了隋唐, 科举入仕的官员越来越多, 这些官员科举出身, 没有地方实际工作经验, 因而无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唐玄宗就提出, 担任中央高级官员者, 必须要有州县做官的经历, 否则就不能任职。对于唐朝的铨选制度而言, 强调州县实际从政经验, 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到了宋朝以后, 一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有实际从政经验和政治实践的复合型官吏群体才最终得以形成。明代让进士观政于诸司, 目的是让他们见习政务。这种注重实际锻炼的做法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四、严格考核与加强监督

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一般按照职务分工制定考核标准和内容。不但考核政绩, 还考核工作量, 即工作的繁简程度, 这样考核的项目能将工作时干多干少、干与不干明确区分, 奖勤罚懒, 鼓励官员到繁处任职。唐朝已经建立了针对在职官吏的考课制度。考课的具体做法, 与现在大同小异, 但透明性更强。具体做法是本人先写一份工作总结, 然后由长官召集本部门人员对大家宣读, 大家评定, 并根据本部门各类考第的比例限制, 决定考第。最后报尚书省, 审核评定后宣布考核等级和结果。考课标准有四善二十七最, 四善主要是品质方面的要求, 是对各级官吏的基本要求, 很具体很关键。考课的多少, 考课的等级, 就按照“善最”的多少决定。考核之后还有奖惩, 主要会涉及到:职位的升降、品阶的变化、俸禄的增减和精神的荣辱等方面。通过考核让不称职的官吏退出官僚系统, 对于加快官僚群体的新陈代谢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对于各类官吏在任职过程中的表现也不是放任自流, 形成了一套对官吏的监督制度, 能够对官吏在使用中进行培养和监督, 保障人才的使用。监察制度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一大特点, 可以视为古代时期在官吏使用过程中的监督制度。为了维护皇权, 中国古代的监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同时, 不断调整、完善监察机构。自东汉开始, 御史台便成为独立的监察机关, 此后虽然各朝代监察机关的名称略有改动, 但监察机关地位的独立性却始终未变。同时, 监察机关内部官员也具有较强独立性, 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 不受行政长官的干预。监察官员虽然品秩都比较低, 但权力很大, 可以弹劾自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吏, 使得各级官吏有所敬畏, 增强了监察官员的职业成就感和对监察工作的责任心。对监察官的选拔任用也有十分严格的条件, 由于监察的内容十分广泛, 所以多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官员中选拔。监察制度的不断完善, 对于保持官僚系统的良性运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循资授任与破格提拔

我国古代为官晋升大多将资历作为晋升条件, 这种按资历选官逐渐成为一大弊端, 但是破格提拔优秀人才的制度和方式也逐渐完善。

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 政治上的渐趋稳定, 以及社会封建化程度的逐步加深, 越来越多的人取得了做官资格, 但是官员的数量却是有限的, 越来越多具备资格的人得不到官职。为了解决官职少、应选者多的矛盾, 北魏开始实行停年格, 即不问才能, 授官一律依年资分先后, 凡有空缺职位, 不问贤愚, 择停解年月日久的优先叙用。唐开元年间裴光庭创立了循资格, 与停年格相同, 后世多循其法。尤其是隋唐以后, 官员开始实行任期制并逐步确定下来。任职期满之后, 朝廷对其进行考课, 按照“四善二十七最”的标准确定考课等级, 并根据朝廷需要重新授予官职。官员的晋升大都依据资格、年限和考绩等进行确定。官员的降黜大都因为失职、触犯法律, 当然也有政治斗争的原因。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相互调任, 牵涉到朝廷的政策导向和官员的布局调整, 朝野内外都十分关注, 但这大都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进行。

国外应急管理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篇8

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明确提出的那样，现在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伴随着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和重视，应急管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管理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国而言，2007年11月1日《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生效，标志着我国以“一案三制”[1]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形成。下一阶段，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将从框架建设转向能力建设，从“修外”转向“修内”。这一方面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但要基于我国突发事件的发展趋势和应急管理的自身特色，另一方面也需要学习与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应急管理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单独地看，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应急管理体系都依托于各自政府业已存在的行政体系发展起来，因此各国都有其独特之处；比较来看，应急管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性，各国可以相互比较和借鉴，取长补短。本文从法律支持、机构设置、指挥运行等方面出发，分析国外应急管理建设中的可取之处以及我国存在的不足，综合而言，世界主要国家的应急管理经验对我国下一阶段“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具有如下一些启示与借鉴。

一、应急立法的体系化

“有法可依”是应急管理工作能够开展的必要前提。体系化的应急立法对应急管理的持续性、有效性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法律不仅能将过去零散的抗震经验和举措“整合起来”，使之社会化、系统化、高效化，同时也能为整个社会提供强大的安抚性心理预期。

（一）日本的应急立法

日本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多的国家之一，也因此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善、最细致的灾害应对法律体系，主要由灾害对策基本法、灾害预防和防灾规划、灾害紧急应对、灾后重建和复兴、灾害管理组织等五大类、共52项法律构成，非常系统化。而且日本关于地震的法律涉及地震观测、紧急应对、抗震支援、地震研究等各个方面。（见表1）

（二）美国的应急立法

美国与应急管理相关的法律也较为完备，其中重要的法律包括1950年的《斯塔福法案》、1968年的《洪水保险法案》、1973年的《洪水灾害防御法》、1974年的《灾害救济法》、1976年的《国家紧急状态法》、1977年的《国家地震灾害减轻法》、1988年的《斯塔福法》、1990年的《美国油污法》、2002年的《国土安全法》等。

相比之下，我国的应急立法在体系化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虽然已经制定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但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规则的确定仍然比较原则化，缺乏操作性。从横向上看，《防洪法》、《防震减灾法》、《安全生产法》、《核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虽各有规定，但技术手段、管理措施与应对方案并不具有兼容性，且与后来新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缺乏配套。从纵向上看，美、日等国的应急立法体系覆盖了风险管理、应急管理、危机管理等多种状态。例如，日本的灾害立法不仅包括“基本法体系”、“灾害应急对策法体系”，也包括“灾害预防法体系”、“灾害恢复、重建及其财政金融措施法体系”等，[1] 美国在立法中也比较注重减灾和由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紧急状态的管理。我国目前涉及应急管理的只有《突发事件应对法》、《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等，涉及风险管理的只有《防洪法》、《防震减灾法》等，至于紧急状态，则还未纳入立法议程，纵向体系也不完备。从“汶川地震”应急管理实践来看，我国已有必要制定针对极端状态的《紧急状态法》。

二、应急管理机构的正规化

正规化、专业化的机构安排是应急管理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国外应急管理机构设置在不断发展中逐渐成熟，机构较为完备，职责定位明确，而我国的组织安排仍处于一个较为混乱的状态。

（一）美国应急管理机构的结构安排

美国的“综合应急管理”（Comprehensive Emergency Management，简称CEM）为世界其他国家所仿效，其中的核心就是美国专业化的应急管理机构，即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简称FEMA）。FEMA在成立伊始就开始推行全新的“综合性应急管理”模式。从横向来看，应急管理的对象由单灾种向多灾种转变，将各个下属机构协调起来以应对不同类型的风险与灾害，实现“全危险要素管理”（All-Hazards Management）；从纵向来看，应急管理是一种全过程的管理，无论应对任何一种风险和灾害，都要经过减缓、准备、响应与恢复四个阶段，实现“全阶段管理”（All-Phases Management）。在詹姆斯·李·维特（James Lee Wit）时期，FEMA开始了全面的正规化改革，功能明显增强，成功地将美国的应急管理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完善、最有效的制度。

从图1所示的结构安排上看，FEMA的机构设置全面、职责明确，在开展应急管理工作时能够有效地提高效率，各司其职，共同合作。

（二）我国应急管理机构的不足及可借鉴之处

在2003年“SARS”肆虐之前，中国已设置了防汛抗旱、抗震减灾、海上搜救、森林防火、灾害救助、安全生产等很多专业性应急指挥体系、应急救援体系和专业应急队伍以及部分非常设临时性指挥机构。这些临时性应急管理机构具有某一专业领域的具体职能，以对口的管理部门为主，主要负责特定类型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但这样的设置存在很大的缺点：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关系并不明确，职责交叉和管理脱节现象并存，因而无法对复合型、扩散性的突发事件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协调应对，临时成立的应急指挥组织不具有延续性，因此对突发性事件缺乏预防性和全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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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之后，我国认识到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对机构设置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突发事件应对法》确定了我国的应急管理体制为“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其中专职的应急管理机构为设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应急办”。自2005年成立国务院应急办以来，各级地方政府也相继成立了应急办，多设在政府值班室，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履行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综合协调等职责。对比美国的FEMA，作为我国专职应急管理机构的应急办，在组织设计上过于简单，需要进一步正规化，各分部门的职责划分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化，才能真正转向专业化应急机构的发展方向。事实上，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力支持特别是专业化的人才供给，我国的应急办目前也只能应付信息的接报与上传下达，严重影响了应急管理中综合协调能力的发挥。某些时候，政府领导人也会将政策上没人管的、部门管不了的应急工作统统交给应急办，使应急办工作往往处于超负荷的溢出状态。[1]随着我国突发事件的常态化，应急管理机构也必须正规化。在现阶段，我国既存在应急管理的机构设置不完备、人才支持力度不够的困难，在局部又存在应急管理工作量过度的情况，这种矛盾的工作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领导者的意志而存在，因而很容易影响应急管理工作的顺利有效进行。如果没有正规化的应急管理机构，没有规范化的管理机制，持续高效的应急管理将难以为继。

三、应急指挥体系的一元化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之时，由于缺乏一元统一的应急指挥，出现了多头管理和信息分散的情况，使得美国遭受严重损失。因此，2003年2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发布第5号总统令（HSPD-5），要求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建立“国家事故管理系统”（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简称NIMS），规定了美国各级政府对事故应急的统一标准和规范，旨在为联邦、州、地方各级政府提供一套全国统一的方法，使各级政府都能协调一致和快速高效地对各类事故进行预防、准备、应急和恢复。NIMS具有灵活性和标准化两个特征，前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灵活的、可调节的全国性框架，各个级别的政府和私营企业可以在这一框架内共同工作，处理国内突发事件，而不用管这些事件的起因、规模、发生地点和复杂性程度如何；后者则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组织，如突发事件指挥系统、多部门协调系统和公共信息系统，以及用来改进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互通性的方法、程序和系统，如培训、资源管理、人员资格审查与认证、装备认证、通讯与信息管理、技术支持和不断的系统改进。

NIMS的核心是突发事件指挥系统（Incident Command System，简称ICS）。ICS来自社区消防和救援，起源于1970年的加利福尼亚大火，美国国会命令美国森林管理署（U.S. Forest Service）设计一套系统来提高各部门的协调能力，这就是ICS的雏形。1993年，统一的ICS文件完成，广泛地应用于火灾、洪水、危险材料事故、地震、空难等各类灾害。2004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对ICS的术语涵义、组织程序方面进行了修改后，在NIMS中全盘采用了ICS，成为适用于所有突发事件的指挥系统。

相比之下，我国离一元化指挥尚有很大的差距。在我国“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体制中，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大领域存在多个指挥机构。我国应急管理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是国务院，其主要职责是统一领导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国务院办公厅设置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的职责，日常办事机构则设在对口主管部门，由他们成立临时应急管理机构，统一指挥和协调各部门、各地区的应急处置工作。根据规定，中国把突发事件主要分为四大类并规定相应的牵头部门：自然灾害主要由民政部、水利部、地震局等牵头管理；事故灾难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牵头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卫生部牵头管理；社会安全事件由公安部牵头负责。最后，由国务院办公厅总协调。

仅就自然灾害的应急指挥而言，在国家层面就存在国家减灾委、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等不同的机构，它们使用不同的标准和术语，很难做到一元化指挥，仍会出现多头管理和信息的分散。另外，这些指挥部多设在某一个部门，国家减灾委设在国家民政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设在国家水利部，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设在国家地震局，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设在国家林业局，通常是在国务院相关部（委、局、办）加挂一块“指挥部”的牌子。但事实上，由一个部门出面协调同级别的其他部门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有些部门，例如发改委出现在每一个议事协调机构中；财政部、公安部、卫生部和农业部也出现在绝大部分议事协调机构中。同级部门协调这些政府强势部门，的确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即使副总理担任专项应急管理领导机构的负责人，协调该副总理分管之外的部门，也是有难度的。现有的应急机构主要是针对某一领域的突发事件设立的，各机构之间的沟通相对不足，预警信息发布后难以形成统一应对的合力。[1]

由于缺乏一元化的指挥体系，我国“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中，都曾出现了指挥协调上的混乱。在“南方雪灾”中，直到设在发改委的国务院煤电油运与抢险救灾指挥部成立，国家层面的应急管理才有序展开，而此前国家气象局、铁道部、交通部都只是按照自己的应急规则行动，导致信息分散，行动无序。在“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初期，各层级指挥协调机构齐集都江堰市，也曾出现指挥协调混乱的局面，直到5月14日，中央军委授权成都军区组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调度在灾区的所有部队、武警、特警、消防与各专业救援队伍，混乱局面才得到改善。在“4·14玉树地震”抗震救灾的初期，还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直到4月16日，成立了军队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才得以解决。此外，2008年5月汶川抗震救灾初期，全国各地运往四川灾区的救灾物资的转运比较混乱；2010年4月14日至15日，青海省西宁市曹家堡机场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直到成立西宁机场航班协调及救灾物资、人员进出领导小组，混乱局面才得以扭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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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急预案的实用化

应急预案是应急管理的重要基础，是应急管理建设的重要任务。从宏观上看，增加可扩展性和包容性是应急预案体系的发展趋势。美国2001年“9·11事件”之后，应对突发事件的范围遍及美国本土，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需要协同行动来应对新出现的恐怖主义威胁与挑战。在这一背景之下，国家响应计划（National Response Plan，简称NRP）出台，为应对国家级重大灾害提供一整套的国家级应急行动计划，将国家响应扩展为上至联邦政府，下至地方政府的合作行动，州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应急管理合作全部纳入国家应急体系。2008年，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响应框架（National Response Framework，简称NRF），对NRP进行修正与补充，其灵活性、可扩展性和适应性的特点，能够对各类组织进行整合，将突发事件的应对主体从联邦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扩展至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并且明确了它们的责任，同时可以为应急管理实践者以及各层级的操作者提供用于第一响应与应急管理的操作性组织方式与工具。

从微观上看，应急预案则需要增加可操作性。例如，日本东京都灾害应急预案对应急行动的时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①灾害发生之前的主要工作是：发布和传递灾害预报，收集和传递海啸信息；②灾害发生时刻至3小时之内：召集职员，设立灾害对策指挥部，收集受害损失信息，向市民通报和披露信息，请求媒体播放和报导，请求自卫队派遣救援，进行消防活动，对危险物设施采取应急措施，放水，诱导居民避难，实施保安戒备，实施交通限制和管制，进行救助和急救，收集和传达医疗信息；③灾后3～6小时之间：设立避难所，派遣医疗救护班，确保药品和医疗器材；④灾后6～12小时之间：请求兄弟地方政府和有关机构进行救援，清除紧急运输道路上的障碍物，确保运送车辆，运送受伤者，开展保健活动；⑤灾后12～24小时之间：判断和实施《灾害救助法》，对市政生命线设施采取应急和恢复措施，对公共设施采取应急和恢复对策；⑥灾后24～48小时之间：供应储备物品，调配运送回家困难者替代交通工具；⑦灾后48～72小时之间：供应生活必需品，开设受灾者生活资讯窗口；⑧灾后72小时之后：准备伙食，处理遗体，处理垃圾、粪尿、废墟，采取应急住宅措施，发放灾害慰问金和灾害救助资金贷款，分配捐款和捐物，确定灾害类型为严重灾害。

相比之下，我国的应急预案体系在框架上和具体的可操作性上都有待提升。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预案体系，但整体框架的弹性不足，预案之间的兼容性较差，预案形式雷同，多为原则化的规定，而无法对应急行动的时序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在下一阶段，我国的应急预案体系在自身完善的同时，还可借鉴美、日等国家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的长处，推动我国应急预案体系的实用化。

五、应急协作的跨区域化

突发事件通常是跨区域的，从而产生“跨界危机”（trans-boundary crisis）。因此，建立区域应急协作机制至关重要，这也是应急管理相对成熟国家的通行做法。从应急绩效来看，跨区域应急协作不但可以节省应急成本，还可以提升应急效率。在美国，关于联邦提供救灾援助最重要的法律是斯塔福法案，它强化了应急响应工作必须首先利用州和地方资源的原则；“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将《联邦响应计划》（Federal Response Plan，简称FRP）改进为《国家响应计划》（National Response Plan，简称NRP），州、地方政府之间的应急合作全部纳入国家应急体系。日本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应急体制中，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助协议也非常普遍，例如，东京都就与附近的7个都市县签订了相互援助合作协定。[1] 以下以美国《州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Emergency Management Assistance Compact，简称EMAC）为例进行说明。

EMAC为跨州区域应急管理协作提供了合法性机制，最早可追溯至1949年，美国一些州就签订了以促进跨州共享应急资源为目标的州际应急管理合作协议。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斯塔福法》（Stafford Act）规定联邦应急管理署长应该协助和促进各州协商和签订州际协议，协助和协调这些协议下的各种行动。1989年，经国会同意，密西西比、密苏里和田纳西等三个州签署了美国历史上首个州际地震应急管理合作协议。1993年8月17日，美国东南部16个州的代表签署《南部区域应急管理互助协议》（Southern Reg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ssistance Compact），该协议于1995年向所有的州开放，最终成为EMAC。

EMAC的管理机构为“全美应急管理协会”（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ssociation，简称NEMA），依靠整体化的协作流程推进：①准备。所有管辖区制定执行该协议的内部程序；在上次灾难过后或下次灾难来临前，NEMA、EMAC委员会和ETF（Executive Task Force，是EMAC的执委会）一般以召开会议的方式总结EMAC应对上次灾难的经验与教训，并提出改进EMAC运作流程和加强应急援助教育培训的建议，制定应对灾难的政策与计划；所有成员州应急管理机构应承担将EMAC整合进州应急训练与培训工作中，并制定与执行EMAC内部程序的职责；如有可能，地方政府间应达成州内互助协议，协助实施EMAC。②启动。根据协议规定，启动州际应急管理援助系统，受灾州州长必须宣布该州进入应急状态，之后该州应急管理机构告知EMAC委员会需要州际应急管理援助。一旦受灾州州长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该州应急管理机构立即启动EMAC。③请求。当受灾州确定州内应急资源已经耗尽，或可以从外部快速获得援助资源时，受灾州可以通过EMAC向其他州请求资源援助。一旦求助州和援助州同意了援助决定，援助州的资源就开始输送至受灾地区。所有这些请求与援助工作都必须由各自州的应急管理机构及其授权代表负责。④调配。在援助人员到达灾区后，通常在求助州应急管理机构的指挥下执行州际援助任务。⑤根据协议规定，一旦州际应急援助任务完成后，援助州可向求助州提出正式补偿要求，当然，援助州有时不会提出这种补偿要求。[2]

如表2所示，目前我国也已经开始了区域应急合作的政策实践，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我国的区域应急协作机制尚处于起步阶段，具体的运行机制尚未确立。以《珠江三角洲地区9市应急管理合作协议》为例，合作机制仍仅限于相互交流学习和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实质意义并不大。因此，需要借鉴美、日等国的区域应急协作经验，推动我国应急协作的跨区域化，以适应未来突发事件发展趋势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存在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在立法层面，出台的各规章自成体系，甚至与《突发事件应对法》不兼容，对于紧急状态也没有法律保障；在机构设置层面，专职应急管理机构的应急办，在组织设计上过于简单，各部门的职责划分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化，组织目标也没有明确化；在指挥层面，仍旧没有形成一元化的指挥体系，反映在现有的应急机构主要是针对某一领域的突发事件设立的，各机构之间的沟通相对不足，预警信息发布后难以统一应对危机；在预案层面，预案之间的兼容性较差，多为原则化的规定，而无法对应急行动的时序做出明确规定；在区域协调层面，目前已经开始尝试危机的区域协作应对，但是仍处在摸索和起步的阶段，具体的运行机制仍没有建立起来。国外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已然较为成熟，我国应在考量自身应急管理发展特征及方向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借鉴，以完善应急管理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