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体制

学术评价体制（精选8篇）

学术评价体制 篇1

时间:2002年6月21日 作者：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来源:《社会科学报》

学术评定机构的错位

中国的事业性机构,比如高校、研究所、研究中心、医院等都设有学术委员会,以及由此派生的学位评定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成果评审委员会等。学术委员会拥有学术方面的最高审批权力。一般,事业单位的一把手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单位的中层领导,如高校中的院长、系主任、所长,也有一部分是老教授。笔者以为,在学术管理上实行学术委员会制度是计划经济与审批经济的产物,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少数教授对多数教授权力的剥夺,应该尽快取消。

1、任何一个事业单位,教授与教授之间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其享有的权力应该是等同的。现在的学术委员会人为地把教授分为两类,一类(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另一类(少数人)手中,多数教授中的每一位教授的权力利益都要受制于少数教授,晋升教授的人的命运则完全被少数教授所垄断。显然这违反了学术民主原则,简单地搬用了行政管理体制。权力,特别是学术权力是不能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学术权力越分散,越能够制约少数人的不公正行为。

2、即使假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均能做到公正,它也缺乏行使权力的能力。就一个高校来说,往往包括众多学科。假定一个学术委员会由30人组成,则具体到某一级学科的委员也就3至5个,而由于隔行如隔山,这样学术委员会在做具体决策时,多数人往往是门外汉,易于被少数人所控制,只能进行形式审查(这是不必要的）,根本不可能进行实审查。在学术委员会下面设立分学科的分委会,也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分委会没有最终决策权,并且分委会的决议也时常被学术委员会所否定。反过来说,如果院系的分委会起决定作用,则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没有存在价值。笔者曾经记得,1999年北大1992级博士生刘燕文诉北大未授予其博士学位,其结果是北大败诉。此案中,刘的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全票通过论文答辩委员会答辩,以12比1通过了系学位委员会审查,但最后却没有通过学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其中原因就是在由16人出席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中,15人（大概是）是门外汉,(大概是）仅有的一个门内汉又与刘的指导教师有矛盾（因为刘的指导教师作为系学位委员否决了其指导的学生论文）,这样大多数非专业的专家,只能顺从于个别专业的专家,结果,有一人反对则全体反对。

3、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笔者没听说有哪个名牌大学设立这种大杂烩式的委员会,即使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也是任何教授均有参加权,或由全体教授民主选举产生,各种委员会的委员不是一种头衔,不是一种权力,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教授之间可以有报酬的区别,可以有分级的不同,可以有一流教授、二流教授,但绝不应有等级制,不应有一等教授、二等教授。在学术领域最重要的是自由民主的环境。笔者任教授8年,不知道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甚至不知道谁是委员。本来,教授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在权力上,而是在非权力方面。比如争取项目的多少,知名度的高低,这些由市场决定。教授是一个充满个性的群体,如果采用类似于公务员系列中的科长、处长、司长、部长头衔,将其分等,则必然扼杀其自由创造的空间。说到底,头衔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有没有高质量的产出。

教育行政部门的越位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纵向隶属关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行政部门与各高校的关系就不再是上下级关系,高校(应该）成为独立的法人。此时,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的管理逐步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集领队、裁判员、督察于一身转向只做裁判员与督察。然而笔者认为,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应该下放的权力没有充分下放,另一方面又以改革的形式过多地干预高校。总之,教育行政部门管了许多不该管的、管了也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里略举几例说明。

1、重点学科评审

不久前笔者看过一份材料,大意是说:教育部对全国高校进行重点学科评审,有一千余个重点学科当选。笔者以为这种评审重点学科的做法本质上仍是计划经济的做法。首先,评审重点学科就像评审企业500强一样,不属于政府职权,是不是重点不是政府评审出来的,而是由市场、社会认定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根本不需要政府去评定谁优谁劣。其次,即使搞这种类似于企业评选的重点学科评选,也只能由社会中介机构去做,政府不必介入。再次,政府介入重点学科评审,易于产生腐败。多一种政府评审,多一点腐败的机会。据笔者了解,重点学科评审中的不正之风、形式主义、虚报浮夸、互相抬轿是存在的,这也是必然的。

2、重点研究基地评审

据《光明日报》2001年4月19日B3版介绍,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103个,这里的重点研究基地(以下皆指人文社科领域）是指经过教育部社政司主持、由专家委员会评审通过的高校××中心（少数是研究所）。这种研究中心一般是以高校中的某一个学院或系为依托,再聘请校内其他相关院系的教授及外校一些同行专家(理论上要求所聘请的专家每年应该在这一中心或基地工作1-2个月以上。笔者就兼任某某大学某某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笔者以为,像评审重点学科一样,评审重点研究基地也是计划经济的做法,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管了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首先,一个研究基地是不是重点不是由行政机构评审出来的,一个研究基地的生存与发展是靠自己的实力、知名度,不是靠一个封号、头衔。这种行政式的评比背离了市场经济的要求。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其任务是制定游戏规则,监督规则执行,不要既做裁判员、又做指挥员。如果教育部门认为某一类研究从国家、公益角度需要加强,则根本不必采取评审重点研究基地的方法,可以采取以课题招标的方式资助。由这种方式确定重点研究基地是动态的,是开放式竞争。其次,教育部门评审重点研究基地是做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务正业,荒废了主业.据笔者了解,每一个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社政司均要派人参加评审,一般是2-3人,一个司级官员、一个处级官员、一个科级官员,还要组织一个专家评审委员会。一次评审至少1-2天,其中要开一天的评审会(汇报、答辩）,还要有半天对有关设施进行实地检查(有些高校为了争取评审通过,为研究基地突击配备办公室、资料室,评审通过后则无影无踪)。再次,谁来监管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社政司直接掌握上百个重点研究基地、几千万元的项目经费审批,它能够公正操作吗？笔者不知道有没有审计,结果如何？还是一句老话,行政审批越少,寻租的机会才能越少；权力越能相互制约,腐败及不正行为才可能越少。顺便说一句,按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教育部只有规划社科研究之职而并无审定重点研究基地及其重大项目之职。

人才评审制度的缺位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才是培养出来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是竞争出来的。人才培养关键是一个“养”字,是一种行政性行为,而人才竞争核心是一个“争”字,是一种市场性行为。发达国家的人才可以有测评机构(企业性),但绝没有什么评审机构,他们的人才战略是对事不对人,能干的人不需要贴标签,不能干的人贴了标签也没什么用处。

观察我国的学术队伍成长,我们的高校、研究院所,甚至国家教育部,似乎不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抓什么,只是沿用计划经济下的评劳模、评典型的做法,试图利用各种名分、身份、座次、头衔来培养人才,搞出了评审学科带头人，评审跨世纪人才,什么百人工程、什么万千百十工程(一万个科研骨干、一千个国内优秀骨干、一百个国际优秀人才、十个国际顶级骨干）,所有这些无不充满计划经济的味道。笔者不解,什么叫学科带头人，这里的学科是什么含义？是一级学科还是哪一级学科？学术的发展是百家争鸣,需要什么带头人？为什么要对学者分为带头与被带头、头与尾？今日之带头人,明日一定是带头人吗？昨日不是带头人,今日就不可能成为带头人吗？学术界不是经常有黑马现象吗？至于跨世纪人才,更是莫名其妙。难道我们要把人才分为不跨世纪的与跨世纪的人才？长寿的就是人才？谁是人才难道是评审出来的？谁是人才难道是单位或行政部门评审出来的？本来评定和聘任教授就己经对人才作了基本的界定,现在又要在此基础上把教授分成跨世纪人才,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少一点人为的评审,多一点社会的评价呢？在学科前沿、在学术领域,对人的分级宜粗不宜细,对事的分级宜!

细不宜粗。笔者甚至想,也许今后连职称制度都会消亡,只有教师等职业资格制度存在。

还需要指出的是,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的院士制度也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这种院士制度是封建的爵位制度的翻版(几乎已公认,院士相当于副部级）,是行政干部终身制在学术领域中的克隆,是创新的障碍。现在,院士商品化、院士的贬值、评选院士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已是不争的事实。事实已经表明这种制度是利小于弊,使得我们的学者不再追求学术、而追求学帽、学衔。每当笔者看到近十多年来中国自然科学特等奖一直空缺,一等奖也少见,而我们的院士数量不断增加的时候,我的心中只有苦笑。这种计划经济式的计划是可怕的,是反科学的。有了科技评奖制度,甚至国家科技大奖制度,还有必要设立院士制度吗？终身制的院士还能给人以创新的动力吗？北京大学王选教授作为至今为止仅有的四名国家科技大奖的获得者,曾经说过,我能创造成果的时候没有院士头衔,现在我不能创造成果的时候却获得了院士头衔!这是令人深思的!如果保留院士制度,则不能再创造成果的人还有资格享有院士称号吗？为什么我们的院士能上不能下呢？为什么不能每两年更新淘汰20%呢？

学术评价体制 篇2

稍具洞察力的人都能明白, 我们目前存在的学术腐败是一种体制性的腐败, 要么改变人性, 要么创新制度, 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一道选择题。

当然, 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成立一些专司学风建设的新机构也应当属于一种体制上的创新, 但我以为, 这样的创新决不属于基础性的制度创新, 只是“有聊胜于无”式的小修小补。

即使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办几件民愤极大的大案、要案, 由于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滋生大规模学术腐败的体制性土壤, 因而无法遏止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的势头。如果小朋友的脸上都不干净, 还害怕老师检查卫生吗?况且, 在现有的体制环境中, 能够不幸成为“典型”的学者必然是游离于学术界各个学术部落之外的小卒, 通常属于没有“萝卜”可以依附的“泥”。这种“大老虎打小苍蝇”的办法能够遏止住“大老虎”和“小老虎”的学术腐败行为吗?

学术反腐和政治反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搜集证据的成本很低, 学术腐败的证据通常是公开刊载在官方机构的出版物或国际刊物上的, 天然地具有公开性、合法性和权威性, 还难以被当事人及时销毁。特别是借助于数据库和搜索引擎, 收集学术腐败证据的成本非常低。既不需要“人肉”, 也不需要当事人和所在单位的配合, 就能够获取相当详尽的证据。但又有多少学术腐败被揭发出来呢?被揭发出来的又有多少能够得到处理呢?漂起来的饺子现在也没有人捞了。

要想真正解决学术腐败问题, 我认为必须从基础性的教育体制入手, 否则不管我们做多少探索, 只是徒增改革的曲折性而已。基础性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应该围绕增强学术研究的自由度、学者的独立性来展开, 如果学术活动依附于行政力量, 学者就难以真正有学术自由, 学者就难以做到独立和中立, 而学术活动不独立、不自由, 就无法形成学术上的竞争机制。只有来自同行的自由的学术竞争才能够让学术腐败无法生存, 否则的话, 体制内的学者生存在一个高度行政化的学术机器内, 处于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中, 学术腐败即使是“和尚头上的虱子”, 也没有多少人敢于指出来, 即使指出来最后得到处理的更可能是这个“动机不良”的捣乱者, 而不是那个搞学术腐败的人。即使举报者偶然性地取得了胜利, 也只能是一种失败性的胜利———因此他将很难在学术圈内继续生存和发展了。

没有体制约束的学术 篇3

汪世清先生一九一六年生于安徽歙县，一九三五年高中毕业后，为北师大和北大两所名校录取。他向往北大，但考虑到经济条件，遂选择了北师大物理系，第二年又同时入北大哲学系。抗战爆发后南归，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十年。抗战胜利后，他于一九四七年返回北师大完成学业。他的本行是物理学史，生前是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但青年时代的汪世清受乡贤汪采白先生的熏陶与黄宾虹先生的影响，对徽州书画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发生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拓展到整个明末清初书画家的研究。

友人曾向我形容汪先生读书的情景：离休前他每个周末到“北图”善本室看书，数十年不间断。离休后他每天早晨都乘公交车去“北图”看书，直到闭馆，再坐公交车回家，中午只吃简单的快餐。白天用铅笔所抄录的资料，晚上再用毛笔恭楷重新誊录。日积月累，集腋成裘。二○○三年汪先生逝世时，留下了他手抄善本古籍及整理集录的文献资料一百四十余种。

《卷怀天地自有真——汪世清艺苑查疑补正散考》（以下简称《查疑》）以明末清初徽州地区书画家的生卒、行迹、交游、作品研究为重心，兼及其时其他有影响的艺术家。本书虽没有宏大的框架，也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所显示的积学工夫令人敬畏。汪先生熟谙善本，精于考证，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明清艺术史上许多模棱两可的问题，廓清了不少张冠李戴的错误，一些历来以为无从稽考的人物、事件也有了明确的答案。这样的工作费时费力，不少人视若畏途。不仅如此，人们甚或以琐碎零散而轻视之。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至今为人们称道的乾嘉学术，就不难看出，对古代名物制度不厌其烦的细致考证，正是乾嘉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些看似琐碎的精致考证，为更为宏观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嘉学者集成的考证成果，后来学者莫不得其沾溉，其价值实不容置疑。如果我们把汪先生的研究放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起步不久、尚很粗疏这一学科背景中去评价，其意义就更显得重要了。

《查疑》以讨论书画家生卒生平问题为多，辅之以家世、行迹、交游研究。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南昌青云谱道院创立者朱道朗即是八大山人的观点曾一度甚是流行。八大山人究竟是不是朱道朗，汪先生有三篇论文讨论这一问题。经过考察八大山人在国破家亡后的行踪，他发现这一说法与八大山人的生平事实不符。在顺治癸巳至康熙辛酉近三十年间，八大山人与朱道朗始终分居两地，且相距百里以上，所以朱道朗不可能是八大山人。再如《董其昌的交游》，详考了董氏与五个类别九十九位友人之间的交往活动，这些友人从出生于一五○九年的陆树声到出生于一六○九年的吴伟业，时间跨度长达一个世纪。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对于一位艺术家人脉网络最为细致的研究范例。交游与艺术家眼界、趣味之养成，其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董其昌和歙县收藏家吴廷交游的个案研究中，汪先生就指出，吴廷收藏的法书名画不仅供董观赏，还比较长时期地置于董其昌身边供他临摹，那么，余清斋的收藏品与董其昌的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就颇值得关注。

当然，汪先生主要的学术兴趣还是艺术家生卒与生平的考证。生卒考证看起来是个小问题，却能引发艺术史研究中的其他重要问题。比如生卒疑问中的蛛丝马迹，有可能是解决风格、真伪等问题的切入点。在清初安徽画家孙逸的研究中，论者常将《歙山二十四图》作为其作品进行风格阐释，因为在张庚《国朝画征录》“孙逸”条下，明确记载着：“歙令靳某所雕《歙山二十四图》，是其笔也。”靳治荆所纂《康熙歙县志》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越二年刊刻行世。汪先生通过考证孙逸的卒年，发现其时孙逸已去世三十多年。《歙山二十四图》的作者其实是另一位歙县画家吴逸。因此，根据《歙山二十四图》来分析孙逸的艺术风格，不免离题万里。再如八大山人有两幅《三友图》传世，作品画面不同，题识的位置也不同，但所题内容除署年外完全相同。其中一幅署年“己巳”（一六八九），另一幅署年“丁丑”（一六九七）。画是送给一位沈先生的，八大山人在题识中记沈自言“麟今年六十有八”，可知此人为沈麟。根据两幅作品的不同署年，推其生年有二：天启二年壬戌（一六二二）和崇祯三年庚午（一六三○），故必有一伪。汪先生根据沈麟友人王原《东皋尚齿会记》的记载，考其生于一六二二年，卒于一六九二年。则署年“己巳”的画作正好相合，而在“丁丑”之岁，沈麟已去世五年。

汪先生自言，其从事生卒考证，是受到汪宗衍先生的影响。汪宗衍先生著有《疑年偶录》，曾与陈援庵先生就疑年问题论学。疑年学的魅力在于，人只有一生一死，生卒时间只能有一、不可有二，对它的考证最能体现科学精神。汪世清先生的这些考证论文，单独一篇似乎并不引人注目，但数十篇聚于一书，且每篇都有坐实的结论，相信读者会为之敛衽。汪宗衍尝评价陈援庵《释氏疑年录》“考证精严，组织缜密，辞约而意赅”，而这正是汪世清先生所期望达到的境界。

考证离不开资料，在美术史研究中，人们总是较为关心画史画论著作，而很少留意艺术家同时人的诗文集。汪先生《查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使用诗文集，其资料开掘工作具有文献学意义与示范价值。就艺术家传记而言，他并不十分信赖那些晚出的画史载籍，因为时代相隔造成许多不实之处。而诗文集中常会有同时友人为艺术家们所做的传记，而且往往不止一篇。有些诗文集，作者既不著名，亦不能经见，但汪先生百般搜求，披沙拣金，往往有意外的收获。如程邃生卒，通常的说法是生于一六○五年，卒于一六九一年，年八十七岁。但这明显与程邃同时人陈鼎《垢区道人传》“卒年八十六”的说法不合。汪先生从李念慈《谷口山房诗集》、费冕《费燕峰先生年谱》、王撰《揖山集》中搜得三则材料，确定程邃生于一六○七年，卒于一六九二年。又如，在考证石涛好友“岱瞻”时，汪先生首先根据一件石涛为岱瞻所作画扇上“江氏子孙世守”的收藏印，得出岱瞻江姓。从沈大成《学福斋集》卷十四《江氏先友尺牍跋》，又知其为“新安”人。再据江登云《橙阳散志》，知“江世栋，字右李，号岱瞻”。从闵华《澄秋阁集》卷二《题江右李表母舅楷书册子后》，考得江世栋为歙县江村人，以书法名于江淮间。“岱瞻”这样一个后世无闻的名字，汪先生却通过文集考证出他的生平。虽说小人物的生平似乎无关宏旨，但石涛有四封写给他的书信，若没有对其生平的考证，这些书信很难在研究中被充分使用。更有意义的是，汪先生考出了若干像岱瞻这样的小人物，在讨论石涛行迹时，这些人物的生平发挥出不可或缺的作用。

汪先生广搜清初文集，许多文集中的史料都是由他首次使用的。这些材料我们不熟悉，也常常被人忽略。汪先生的搜集工作围绕艺术家交游圈展开，其基本方法是艺术家本人诗文集、艺术家友人诗文集、友人诗文集中所及人物的诗文集、艺术家同时同里作家诗文集，一圈一圈扩大开去。当然最需关注的仍是艺术家及其直接友人的诗文集。如程邃《萧然吟》孤本，卷首《良友赠言》收程氏五十岁以前知交三十七人的赠答诗五十首，见于诗题的人名又有一百七十多个，这无疑是程邃前半生社交活动的记录。根据《萧然吟》所及人物，再去搜集文集，定然会有不少相关资料，汪先生《程邃年谱》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

清人选集也被汪先生视为美术史资料之渊薮。今人选今诗，在清初的百余年中蔚为风气，仅面向全国的选集，就有数十种之多。如《诗观三集》、《国朝诗的》、《扶轮广集》、《岁华纪胜二集》、《国朝诗正》、《名家诗永》、《宛雅三编》、《诗最》、《国朝诗乘》等。这些选集中常收有作家集外诗，一些未有诗集传世的诗人作品更是赖此以存鸿爪。在为谢正光先生《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所作序言中，汪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很喜欢翻阅诗选集，特别是清初诗选集。因为从那里，我常常找到我所期望找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这往往又是别处所找不到的。”汪先生的考证确实从选集获益殊多。如在倪匡世《诗最》中有姚有纶《祝汤老师七旬寿》，题下注“师字岩夫，乙丑九月初八日诞辰”，据此可确知汤燕生（字岩夫）的生年。在刘然《国朝诗乘初集》中又有沈思纶《哭汤岩夫师》，刘然评语云：“岩夫为余老友，壬申。”汤岩夫的卒年又有了下落。倘若汪先生没有从选集中发掘出这两条资料，汤燕生的生卒也许至今还是悬案。

宗谱也是汪世清先生非常善于使用的资料。宗谱对于人物姓字、名号、世系、籍贯、辈行、事迹等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收藏一般较为偏僻，不易罗致。如清初诸家曾为一位呼为“中翁”的人作书画册，在考证“中翁”名姓时，汪先生不仅使用汪济淳《脉望公集》等孤本文集，还使用《潜川金紫汪氏敦 目击 门支谱》，来确定“中翁”家族世系与兄弟姓名。在《江韬不是江一鸿》一文中，他比较了万历《重修济阳江氏宗谱》与乾隆《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中的细微差别，否定了江一鸿祖父辈迁居杭州的陈说。一般情形下，宗谱较为可信，但那些修纂时间较晚的，也会杂入不实的材料。如讨论八大山人世系问题时，汪先生认为《江西朱氏八支宗谱》乃入清八十余年的雍正年间所修，而又重修于民国己巳（一九二九），辗转传抄，多有缺漏错乱。他根据八大山人从侄朱堪注、直接友人朱观、间接友人李的诗文，结合朱元璋子孙的命名特点，雄辩地推翻了《宗谱》的错误说法，指出八大山人为“统”字辈，是宁藩朱权九世孙。

文字资料之外，传世的书画作品中亦蕴藏了许多信息，这些也是艺术史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如石涛《丁秋花卉册》，其中有三开抄录“格斋诗”。格斋何人？汪先生在李《虬峰文集》中发现了他的踪影，其人卞姓，“素负艳才”。但是遍查清初选集、志乘，并无其他消息。他偶然翻到《至乐楼书画录》，在清代之部著录了禹之鼎《写古于夫子于亭图轴》，上有《江都后学卞恒久敬题五古》一首，钤“恒久”、“格斋”二朱文印，可知格斋乃卞恒久之号。又从王仲儒《西斋集》与朱观《岁华纪胜三集》卷前选诗人与参阅人中，获知卞恒久字梦龄。看起来，找到清禹之鼎《写古于夫子于亭图轴》这个关键性的证据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但这正是汪先生长期关注书画作品的结果。在谈论石涛绘画时，汪先生经常将之称为“史画”，他认为石涛为好友所作的画，题跋均有故实，详加考证，即可得知石涛与好友交往之迹。其实，不仅石涛，清初许多画家作品中的纪年、上款、印章、题跋（诗）都具有史料价值，而过去，我们习惯于“但以画观之”。

黄苗子与薛永年先生在《石涛诗录》与《查疑》二书的序言中，都不约而同谈到汪先生考证工作的两个学术传统，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统绪；二是他治物理学史，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与科学思维。秉承着这样两个学术传统，汪先生搜集资料不嫌其多，不避其杂；而考证过程中又十分注重方法的科学性。他强调任何历史事实的考证只有依靠直接而确凿的证据和科学的论证方法。证据必须具有三个品质，一是直接，必须与论证的命题直接相关——汪先生打了一个比方，可以用作论证八大山人有没有道家思想的证据，即使有上百条，却也绝不是论证八大山人是否朱道朗的直接证据；二是可靠，尽可能使用第一手资料，他提醒读者在引用第二手或晚出证据时尤其要慎重；三是准确，证据只能有唯一的解释。准确的可靠论据才是确凿的证据。只有根据直接而确凿的证据，才能得出准确无误、符合事实的结论。

在有关石涛生卒研究的力作中，汪先生具体而微地解析了他的证据观，完全可视为他为读者所做的示范。他举出有关石涛生年的五条证据，前四条为石涛手迹，后一条为石涛友人李《清湘子六十赋赠》。五条证据都直接、可靠，但最准确的却是李的诗歌。前四条材料都不能确定具体年份，都有一种、两种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无法从中得出单一的结论。而李的寿诗作于康熙辛巳，“出腋知君岁在壬”句中的“壬”，只能是崇祯十五年壬午（一六四二）。关于石涛的卒年，李《哭大涤子》第一首后注“前年八大山人死”，第二首夹注“交恰十年”，八大卒年与李、石订交时间都是确切的，故其卒必为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七）。至于其余文献——如著录中的绘画，其价值都不能与李氏挽诗相提并论。“我们只能根据李挽诗来证明这些说法的不可信，而不能用这些说法的证据来证明李氏挽诗的可疑。因为它们丝毫也不能证明八大山人不是卒于康熙乙酉，李与石涛订交不是始于康熙戊寅。”由此可见汪先生在证据搜集、辨别、勾连与解释中的科学精神与过人的思维能力。

汪先生用以论证的材料都是从文集、方志、选集、宗谱、书画、著录中一条一条爬梳而得，远非一般的索引书籍可以提供。即使是翻读原书，如果仅仅浏览目录也不能一下子发现，许多看似无关却十分紧要的材料必须逐字逐句阅读才能辨别其价值。没有地毯式的细致搜索，掌握如此丰富的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汪先生的研究中，大量的材料乃是第一次进入美术史研究的视野，因此，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而能够这么做，既需要作者学术上的定力，也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以为工作的保证。

但是，反观当下的学术体制，却常常不能为学术定力和时间提供保障。在目前大部分院校与专业研究单位中，硕士生、博士生要在三年内完成学位论文，此外还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教师的科研考核也完全是量化的，每年年终都要填写著作、论文、课题等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表，这直接关系到当年的岗位津贴。各个大学都重视课题，虽说课题能带来一定的经费，但同时也意味着严格的时间表。各种课题在申报时都有言在先，如果不能按时结题，申报者不仅要承担后果与责任，其所在院校新课题的申报也将受到连累。这样的学术体制逼迫研究者不断地努力制造学术成果。当人们为应付考核和获得学位、职称、经费而写文章时，体制便使得学术成为一种量化的产业，体制内的学者或多或少受到“截止期”的干扰，很容易产生体制性的浮躁。

相比之下，汪先生的美术史研究比体制内的学者有着更长远的目标，而少了许多直接的紧迫感与功利心。除了应邀参加学术会议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某篇论文之外，他的写作通常并没有截止期。只有当他觉得某个问题到了可以解决的时候，才会动笔，这其间的等待也许是一年，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几十年。由于功夫做得到家，问题研究得彻底，那些带有结论性的成果便能让人们一劳永逸地享用。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体制约束的学术活动，倒也显出它的长处了。

浅析当前教师评价体制 篇4

【摘要】：正所谓评价,就是泛指用一切标准来衡量和判断人物或事物的价值。作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主体,学生和教师都成为发展性课程评价体系的主要考查对象。课改以前,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过多地把目光锁定在学生的学业成绩上。评价结果往往简化为考试分数和升学率,“学习好”成为老师和家长所关注的焦点,而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个性和人格发展等非

【关键词】： 课程评价体系;考试分数;思想品德;考试评价;人格发展;终结性评价;教学测评;个体差异;科学的评价;效度;

【正文】：

所谓评价,就是泛指用一切标准来衡量和判断人物或事物的价值。作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主体,学生和教师都成为发展性课程评价体系的主要考查对象。课改以前,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过多地把目光锁定在学生的学业成绩上。评价结果往往简化为考试分数和升学率, 新课程的实施，将改变学生的学习生活，也将改变教师的教学生活，这就必然要求对传统教师评价体制进行改革。传统的教师评价常常仅以学生学业成绩论定教师工作业绩，仅以

一、两节的公开课或

一、两次的常规听课判定教师的教学能力，而且，评价者只限于检查者，教师本身完全处于被动挨查的状态。这种评价的过程中，偶然性和主观性的因素较多，难以对教师作出全面、系统和客观的真实评价，也从而难以发挥激励和改进的评价功能。这种评价还常常造成学校的人文气息淡薄，教师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主动，教师之间封闭保守，关系冷漠，甚至猜疑嫉妒，互不服气。

新课程的教师评价，既要发挥评价对教师的甄别功能，更要发挥对教师的教育功能，激励与改进的功能，使每一位教师自身素质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教学能力）都获得最大的发展。如果说，“教育不仅仅是捧上一张张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是捧出个个有鲜明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教育不仅仅是追求百分之多少的升学率，而是追求每个学生的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教育不仅仅是汇报时的总结、评比时的数据，而是教师和学生共度的生命历程、共创的人生体验。”这样的教育正是新课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那么，教师评价体制的改革就必须与这样的教育相适应。

与新课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相适应的教师评价体制，至少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教师评价的主体，不应只是学校教育的管理者，而应建立以教师自我评价为主，学校领导、学生、教师、家长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主体，即把自我评价、同行评价、学生评价、家长评价、领导评价结合起来，使教师能从多渠道、多角度获得信息，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

自我评价是教师评价的第一阶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必须予以充分重视，教师本人也应实事求是和严肃认真地对待。自我评价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为整个教师评价过程提供充分信息，因为教师本人对自己的情况最熟悉；它的过程又是教师自我诊断的过程，也是自我整改的过程，因为评价不是目的，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改进工作。以自我评价为主，则改变了教师原来消极被动的被评价地位，将极大地激发教师的主体意识，从而增强教师内省的自觉性，促进其反思能力的提高。在自我评价过程中，夸大、缩小、掩盖乃至“报喜不报忧”等现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些现象本身不也是同行和领导等对其再评价的一份很好的材料么？—— 一份关于其人格品质或认识水平的评价材料。正因为这样，同行、学生、家长等的评价，则具有更多的客观性，并且对教师的自我评价具有一定的补充、纠正和监督作用。

评价主体多元化，并不排斥领导评价的权威性和最后鉴定权。学校领导是学校教育的管理者，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更加熟悉，对整个教育形势和学校总体状况，了解得更加全面和深刻。一份经过教师自评和同行、家长乃至学生等他评后的材料，学校领导就有可能据以作出恰如其分的具有最后鉴定意义的权威性评价了。

评价主体多元化，应该十分重视加强教研组的建设。教研组是教师活动的基本单位，每个教师的工作、教学、学习乃至个人的习惯、性格、家庭状况等，组内教师相互之间都了解得相当清楚。必须把教研组建设成为一个基本的“教师集体”，一如学生的“班集体”那样，每个教研组必须具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必须培养起积极分子骨干，必须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优良的风气。这样，才能保证教师自评和同行他评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

加强教研组建设，关键是必须选配好教研组长并赋于其一定的责权。教研组长不仅应该是本学科的资深的教学骨干，还应在个人品质、职业道德、组织能力和爱校如家等方面，堪为表率的人。在学校分配给教研组的各项工作任务中，教研组长负有组织实施、检查督促，以保证其落实的职责;同时，也应赋予教研组长相应的权力，如对具体工作的指挥分配等。在教师评价过程中，教研组长在教师自评和组织全组互评的基础上，应该对本组每一位教师的评价材料作出初步分析，并就其对教研组工作的参与状况作出评价，最后签署“组长意见”。对于总结性的评价，教研组长还应该在小组投票的同时，提出奖惩等第的建议，供学校领导参考。在以奖惩为目的评价活动中，如发现有采用“轮流坐庄”或“抓阄”等不负责任手法以确定奖惩等第时，则应追究教研组长的责任。

二、评价内容的多维化

教师评价应集中体现在教师教学的评价和对教师素质的评价两个方面。传统的教师评价内容往往只局限于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忽略甚至缺乏对教师的素质评价。而教学评价的依据和手断又往往只是学生的学业成绩或公开课后听课者的主观印象。最后甚至简单化为：谁的班级学生成绩高，谁就是优秀教师，并以班级学生分数总评的名次决定教师奖惩的等第。这种评价的偏颇性，为广大教师所共知，长期以来大家习以为常而又无可奈何。新课程的教师评价内容必须广及教师应具备的基本条件的各个方面。不仅评价其教学方面，还应评价其公民基本素质、职业道德、心理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即以教学而论，也不仅要考查学生的学业成绩和检查其课堂上的活动，还应评价其对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积极利用，评价其对课外工作的开展和对学生需求的满足，等等。

为此，我认为评价教师应该在全方位的基础上，结合我校的实际状况，似应更加注意以下几条内容：

1、是否具有一定的公民基本素质

一个好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好公民。而新课程更对教师提出了全面要求，教师的个性和个人价值、伦理价值与专业水平发展一样，受到了高度重视。公民基本素质包括诸如诚信正直、文明礼貌、生态环保、遵纪守法等这些最起码的要求，应该是现代人所具有的有效地从事一定社会活动的内在条件，或者说一种从事任何一项社会职业的准备状态。教师如果缺乏公民基本素质，纵然有再好的势能、潜力和聪明才智，他也无法形成教师的伟大人格魅力。作为少年儿童的智慧的启蒙者和人格的奠基者的小学教师，不管从事哪一学科的教学，他更首先是少年儿童道德形成的最初也是最直接的榜样。所以，小学教师是否具有一定的公民基本素质，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关系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决不仅仅是教师的个人问题。

2、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就必然会献身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学校，热爱每一个学生，做到所谓“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积极向上，默默耕耘。很难设想那种一心捞足资本就跳槽、厌恶后进学生、败坏学校形象的教师会是一位真正的教师，能为教育事业做出什么切实的贡献。

3、是否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团队合作精神是现代社会对每一位从事任何职业者的基本要求，教师更不例外。团队合作精神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有着良好的参与意识和相应的积极行动，大到参与学校的建设，小到参与教研组的活动。要有“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意识，从而积极参与学校的发展规划，并能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和意见;不断校正个人目标，使它与学校的目标相一致;平时还应积极参与教研组、教务处、德育处、教科室等其他部门的活动，支持他们的工作。

4、是否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教师的人际关系，首先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学校的面貌，教师要真情对待学生，关心爱护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师生情感联系。充分展现教学过程的魅力，提高教学活动的吸引力，是优化师生情感联系的重要策略。教师要得到学生的爱戴，就得有自身内在的人格魅力，使自己拥有热情、真诚、宽容、负责、幽默等优秀品质，这又是优化师生情感关系的重要保证。总之，我们应面向新时代，努力创建民主、平等和促进个性发展的新型师生关系。

其次，是教师和教师的关系。在传统的教师评价体制下，我们不难看出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互不合作，彼此孤立的，似乎有着敌意的竞争感觉。这种教师间的关系是不幸的。新课程的实施，需要我们摆脱职业的孤独处境。课程综合化也要求教师进行合作。加强教师的合作与交流有着许多益处，如在心理上我们能相互获得巨大支持，触发出许多新的想法;我们的同事是教学信息和灵感的巨大源泉，通过合作，我们可以分享材料、计划和资料，从而无形中减轻了自己的负担。

还有教师与家长的关系，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等等，都是教师人际关系中应予考察的内容。总之，教师的人际关系应是和谐融洽和健康纯洁的，教师应该是和他人善于交往和乐于交往的，而不应该是孤僻冷漠、傲视群体的独善其身者。

5、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必须热爱学习，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获取新知识的意愿，能够主动从生活实践中不断总结、吸收知识。作为一名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还应具备基本的百科常识和生活常识，从而较为自如地应付日常教学的需要，并可灵活地将知识点建立联系，以备教学时进行学科的结合。

6、是否能合理开发、利用教学资源

我们常听一些教师抱怨教学设备短缺、教学资料不足，真的是这样吗？若干教学资源有时就在你身边，有时需要你的开发，更大程度的是利用。如果平时不注意收集、开发和利用教学资源，等到常规考核或上公开课时，才匆忙来到资料室、图书馆或通过网络寻找资源，就会手忙脚乱，还很难如愿。所以，教学资源的利用不应只是听课考核或公开教学时的点缀。

7、是否能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教学环境最直接的体现是校园环境，其次应是教室环境。教室的环境整洁，对于我们每一位教师特别是专用教室的教师提出了责无旁贷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如果教师有心去营造教室的环境，从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他对教学的热情和一种敬业精神。

8、是否具有丰富的学科知识

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师，首先应该掌握本学科的有关概念，其次，应该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去了解有关本学科的动态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学科知识日益丰富，不会枯竭。此外，还应能够灵活运用最新、最好、最科学的方法进行本学科的教学，能善于将本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进行整合并注意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

9、是否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

在拥有所教学科的良好知识的基础上，能确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案，使之适合学生的经验、兴趣、知识水平、理解力和其他能力发展的现状与需求；能与学生共同创设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讨论、质疑、探究、合作、交流的机会。当然，教师还应拥有出色的学生管理技能，能够创设民主的课堂气氛，形成良好的纪律，建立积极的师生交往，体验积极的情感，赢得学生的喜爱和尊敬，敢于激励学生争辩乃至超越自己。

以上也可以说是几条评价标准，不仅注意了教学评价，更多的是素质评价。我认为，这是我校当前在教师评价改革中需要特别关注之所在。

三、评价方法的多样化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评价内容的多维化，要求评价方法的多样化。不同的评价主体有不同的具体评价方法，不同的评价内容，也要求运用不同的具体评价方法。但是，在评价方法中，以下几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1、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

最常见的结果评价，是在教学评价中以学生的学业成绩来评价教师的教学效果。这种方法简便具体，最具权威性，是当前的一种主要评价方法。其中的因果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学生的起始水平和个性特征等就是一种重要因素。因此，还需要进行过程评价，考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各种安排和活动是否符合规律和原则，是否有创新，是否最优化，等等。当然，过程再好，不出成果，也是枉然。如何使两者辨证统一，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关心和探索，我们要继续这种关心和探索，不能为了图省事，只执一端，这样容易挫伤教师的积极性。

2、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是在过程进行中的评价，具有激励和改进功能，而总结性评价常为学期或学年结束时的评价，都应给予足够重视。现实情况是，往往只重视后者而忽略前者，这样就难以发挥评价的积极而又及时的促进效果。

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

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各有其特点，也各有其适用范围，应实事求是的结合使用。现实的情况是，有的只习惯于定性评价，使评价结果模糊笼统，弹性较大，难以精确把握；另一种情况是，处处事事都要求量化，特别是素质评价方面的某些内容，勉强量化，会徒然流于形式，也不能对评价结果作出恰如其分的反映。

4、自评和他评

自评的重要性及优缺点已如前述，他评是指别人包括同行、学生、家长等对教师的评价。由于职业习惯化的原因，一些教师在自评过程中往往难以看到自己教育教学行为中的“盲点”。与他评相结合，多渠道获得的信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这种现象的产生，帮助教师发现被定势和习惯所掩盖的问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教师应有坦荡的胸怀，正确对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来自学生和家长的意见。作为学校领导则应将每个教师的自评和他评的信息，相互印证，仔细分析，并允许教师本人对他评的信息作出申辩或解释，再慎重地作出领导的评价。还需注意的是，对评价结果反馈时要讲究技巧，以及遵守保密性原则，以免产生不必要的人际矛盾，影响评价效果。

学术评价体制 篇5

一、海事司法体制的历史回顾

滥觞于1984年6月1日的我国海事司法体制，以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和武汉六家海事法院的成立为标志；其后，又有海口、厦门、宁波和北海四家海事法院相继成立。十八年来，随着海事审判和海事法院的持续发展，截至1999年8月19日以北海海事法院的挂牌成立为标志，我国业已形成了分布合理、管辖区域覆盖中国沿海地区和长江水域的“海事司法网络”，从而基本完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事司法体制雏形的构建。

海事法院成立伊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最高人民法院即对其体制问题作了概括性规定，其后又作了若干补充。总体而言，我国海事司法体制具有以下特征：

1、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监督指导全国海事法院审判工作。

1987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交通运输审判庭，负责对全国海事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其具体职责是：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业务审判庭，负责审理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重大、疑难海商、海事第一审案件；审理各高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的海商、海事上诉案件；审理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海商、海事再审案件。同时，交通运输审判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能庭室，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监督指导权，即监督各高级人民法院、各海事法院海商、海事一、二审案件的审判工作；指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跨海域的海商、海事方面的案件管辖；协调海事法院与地方各级法院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对海商、海事审判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审判实践。交通运输审判庭成立以来，创造性地完成了以上工作，而最杰出的成果则是实际主持起草了《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最高人民法院名义起草并获通过的法律。随着新世纪大民事审判格局的确立，交通运输审判庭更名为民事审判第四庭，其职能作了相应调整，但对海事审判的监督指导功能不但没有改变，相反，该功能还相应地得以强化。

2、海事法院所在地的各高级人民法院是海商、海事案件的二审法院，并对各海事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我国海事司法体制的现行建制是“三级二审终审制”，海事法院的级别相当于中级法院，不设海事基层法院，其上诉审法院为其所在地的各高级人民法院。目前一般是在有关高级人民法院民四庭设一个组，负责海商、海事案件的二审工作，同时也负责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海商、海事案件一审工作（但实践中一审案件都由海事法院负责）。在监督指导方面，高级法院主要是根据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给予海事法院以审判监督和指导。监督和指导的形式既可能是发布书面的规范性文件，如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就北海海事法院收案范围而面向全区各法院所发的文件，也可能是口头形式进行直接的监督指导。

3、海事法院负责辖区内的海商、海事案件一审工作，并接受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

随着北海海事法院在1999年8月19日的挂牌成立，我国沿海主要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设立了海事法院。海事法院之多，为实现2010年成为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之一的目标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

本着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都力求精简的原则，海事法院内一般设有告申庭、海商庭、海事庭、执行庭、政治部、办公室、研究室和法警队等机构，人员配置大约为40人至60人。1984年成立的六家海事法院，由中央委托交通部组建，并由交通部所属的港航部门作为代管单位进行管理，形成了行政主管部门甚至于企业管理海事法院的体制（1990年后成立的四家海事法院不存在这种体制问题）。这一体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起到过积极作用，但终究与世人仰慕的法治原则及科学审判规律相悖，1999年6月，已将这六家海事法院纳入海事司法体系，成建制地移交给所在省、直辖市党委和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管理，彻底与交通部门及其所属企业脱钩。这一改良是及时的（抑或太迟了一点）和必要的，否则司法独立从体制上即失去了保证，其裁判即便公正也难服人心，法治国家的进程必受阻滞。

海事法院的收案范围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现行的是2001年8月9日公布并于9月18日起施行的《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这是我国因应加入WTO的现实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司法举措。具体收案范围是海事侵权纠纷案件10种、海商合同纠纷案件22种、其他海商、海事纠纷案件26种、海事执行案件5种。随着航运业的发展，海事法院的收案范围将会增加。海事法院审理案件，程序上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民事诉讼法》，实体上适用《海商法》、《合同法》、《民法通则》等。

二、海事司法体制的一般评价

在我国，海事审判已成为与刑事审判、行政审判并驾齐驱的一种审判体制，是民事审判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审判制度，是我国统一司法体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古代中国，以刑民不分为审判体制的特色之一，这是与商品经济极度不发达相联系的。随着经济的进步与发达，审判门类的细化并趋于专业化已成为一种发展方向。海事审判的出现并使其地位得以巩固，正是这一发展方向的结果之一。

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专门设立海事法院的国家之一，我国的海事法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又对改革开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法院成立伊始，即有了海事审判的实践，但因客观原因，这种实践只是零星的、非独立的（融于民事审判之中）和不自觉的。始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和远洋运输业的发展，海商、海事案件层出不穷，普通法院囿于自身的性质或局限而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力不从心，迫切需要专门法院的加盟介入。1984年首批六家海事法院的成立，正是这一形势发展的合理结果。海事法院审判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密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建创了优良的海事法律软环境，在国际上树立了公正司法的形象。二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远洋运输、船员劳务输出、造船业及相关产业迅速发展，国际海上贸易量和提供国际航运船舶吨位位居世界前八位至前五位，我国已成为公认的海洋大国、航运大国。对此，海事法院功不可没。

海事法院成立十八年来，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海事法官队伍，摸索出了一整套海事审判经验。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是培养优秀法官队伍的基础。海事法官大多来源于高等法律院校、海事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及其他法院有丰富经验的审判人员，其中具有硕士学位者或在读硕士研究生超过百人。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派出六名海事法官去英国学习考察海事审判制度，并自1999年开始三年内安排120名海事法官上远洋船学习航海及运输知识，效果令人鼓舞。十八年来，海事法院摸索出了一整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海事审判特点的审判经验，这些审判经验有的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的是海事法院的工作简报或内部规定，有的则以海事法官的调研论文形式出现。此经验十分宝贵，尽管我国作为成文法系国家，原则上不允许法官造法，但审判经验的提炼、总结，现实地促进了审判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成文法的完善与发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即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这种审判经验法律化、条文化的结果。

地址：广西北海海事法院 倪学伟

邮编：536000 E-mail: nxw8859@163.com

电话：0779-3203755-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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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体制 篇6

(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

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

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二）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层次布局上注重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城市地区，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幅度提高。

计划经济时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明确，即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社会公益目标优先的定位，是由当时特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决定的。医疗服务体系的骨干部分是政府部门直接创办的国有机构，末端为隶属于城乡集体经济的集体所有制机构。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同时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医疗卫生服务收入与机构和从业人员个人经济利益之间没有联系。

2、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其一，突出“预防为主”，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整个医疗卫生投入中，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一直处于优先地位。逐步建立了包括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地方病控制、国境卫生检验检疫机构在内的、基本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公共卫生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此外，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烈性传染病被完全消灭或基本消灭，法定报告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多种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降低。其二，基于医疗服务机构的公益目标定位，医疗领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上；技术路线选择上注重适宜技术，强调中西医结合。政府对医疗服务标准的规范及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使医患双方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合理选择，不仅实现了医疗卫生资源的低投入、高产出；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

3、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一方面是医疗保障体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按照当时的有关制度设计，多数职工家属在发生疾病时，也能够报销部分费用。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时期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通过以上三项保障制度，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发生疾病风险时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费用保障。另一方面，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也具备很强的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功能。由于各种医疗服务机构的人员工资、基础设施以及医疗设备投入主要来自政府和各经济集体，药品价格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医疗服务体系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也具有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的功能。即使未参加任何形式医疗保障的居民，看病时就已经获得了政府公共投入的补贴。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这种转移支付功能，是各种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由上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转移支付功能带来的费用保障机制，确保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特别是经济困难群体能够看起病，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

（三）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也存在问题

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致使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上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此等等。但总的来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

（四）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在干预重

点选择方面以及在费用保障机制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决定性因素。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卫生领域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分配由政府统一规划，具体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也由政府按照严格的计划实施。从而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

当时的选择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1、在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公立机构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在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不仅非公有制的医疗机构如此，公立医疗服务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也是如此。

2、在医疗保障体制方面：随着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速瓦解；由于该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试图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一直未见明显成效。城镇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目前确定了统一模式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保险)体制。

3、除此之外：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体制、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等等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及资金投入方面，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职能不断弱化，各种责任越来越多地由地方政府承担。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

4、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在供给层面，基本形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微观组织和管理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则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的10%右。另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的医疗保障体制本身都不具有强制性。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坚持自愿原则。城镇医疗保障(保险)制度虽然名义上具有强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过分追求小范围的收支平衡，也只有确保缴费才能享受相关待遇。对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医疗服务上的需求能否被满足以及被满足的程度，基本上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力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二）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主要成效。

商业化、市场化走向的体制变革带来的成效主要表现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三）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

1、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

2、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改革开放前已被控制的部分传染病、地方病开始死灰复燃，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结果令人深思。

3、公平性和宏观效率的低下，导致了消极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它不仅影响到国民的健康，也带来了诸如贫困、公众不满情绪增加、群体间关系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多数居民在医疗问题上的消极预期，已经成为导致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此以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

（四）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1、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同时，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sars所暴露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的出现已经充分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2、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的普遍服务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能够及时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要。因此，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必须是多层次的、布局合理的。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无法自发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在地域布局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的医院密集程度和拥有的高端服务设备数量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

3、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从全社会角度来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合理目标应当是以尽可能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选择成本低、健康效益好的医疗卫生干预重点及适宜的技术路线，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出于对营利目标和自身经济效益的追求，其行为必然与上述目标发生矛盾。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选择上，只要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就必然出现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于牟利动机提供大量的过度服务，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全社会卫生总投入迅速攀升、但全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源盖出于此。

4、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成员可能遇到的疾病风险以及相关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不同的，个人及家庭之间的经济能力也是不同的。如果将医疗服务需求视为私人消费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来抵御疾病风险，则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他们的基本健康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不仅有失社会公平，也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在医疗保障体制的设计上，必须在广覆盖的前提下，建立风险分担和社会共济机制。中国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实际结果，就是将医疗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其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五）导致医疗卫生体制变革中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

1、在于改革和发展模式选择中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由于体制基础的变动，传统的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实际的保障范围迅速下降。面对这种现实，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明确的体制调整和事业发展思路，而是被动地修修补补、维持局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后，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存在明显的偏差。更多地是服从于其他体制改革的需要，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工具性政策，忽视了其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重要性。

2、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方面，简单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选择了一条过度市场化的改革道路。集中计划体制解体以后，医疗服务机构从全部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医疗服务收入，强化自身经济核算是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企图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就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医院与社会、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目标，必然损害社会和患者的利益。在医疗费用筹集与分配方面，忽视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忽视风险分担与社会共济，也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此外，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视同一般的生产企业，放弃了必要的监督和规制，也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3、其他方面的体制变动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财政体制的变动因素。80年代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责任特别是政府的投入责任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能力上存在很大差距，使得不少落后地区缺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能力，以至不得不采取一些错误的改革和发展方式。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力有了很大增强，但依然没有形成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另外，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也导致了改革方向和目标上的不协调、不统一问题。

4、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总体上陷入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境地的同时，自然会产生既得利益群体。在前一阶段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中，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部分医疗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以及部分享受较高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成员。由于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的差别，以及其他体制缺陷因素的存在，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方向的影响不容忽视。它是导致合理的改革措施难以推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逐步偏离合理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不少仍与医疗卫生事业基本规律和发展要求存在矛盾，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与做法都值得商榷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开始进一步推进。能够面对问题、正视现实，加快推进改革固然值得肯定，但改革能否获得预期的进展及良好的效果则是另一问题。从总体上看，目前正在推行的不少改革思路及做法都值得进一步商榷。

1、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非典”过后，强化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的政策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投入；二是强调应急体制建设。这种思路存在明显的问题。

政府投入不足的确是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业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投入不足外，医疗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割裂问题、公共卫生组织体系之间的条块分割问题、公共卫生机构组织与管理上的体制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偏离等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没有综合性的配套改革，仅靠增加政府投入，解决不了以上这些矛盾。即使在投入问题上，也需要以体制完善为基础，尤其是要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机制。否则即使增加了政府投入，也无法确保公共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

强化公共卫生领域的应急体制建设固然是必要的，但应急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由各级疾病控制中心、防疫站和传染病专科医院组成的应急医疗系统。“非典”暴露的决不仅仅是应急医疗系统问题，而是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常规医疗卫生体制的失效问题。离开了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只靠应急医疗系统，不仅解决不了传染性疾病的早期发现问题，也解决不了大量传染病患者的救治问题。此外，公共卫生不仅包括传染病防治，还包括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健康教育、妇幼保健以及环境卫生控制等等。除传染病防治外，中国目前在上述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有效的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回避常规体制的失效问题，只因特定问题的出现而强化应急系统的思路和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2、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依然十分严重；“抓大放小”难以保证“可及性”。尽管商业化、市场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已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但至今国内学术界对此不愿意进行认真的反思，商业化、市场化的舆论和呼声依旧很高。很多地方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实际推行的改革措施依然是进一步商业化、市场化。除鼓励竞争、放开价格，以及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外，不少地方还套用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通过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授权经营等多种方式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民营化。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上述倾向来源于一个简单化的、有诱惑力的思路：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市场化竞争，可以提高机构自身的运行效率并降低服务价格；政府转而采取补贴需方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财务负担可以因此而大大减轻。这种思路貌似有理，其实是行不通的。只要医疗服务机构走向全面市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及服务目标偏离问题就不可避免；竞争无法保证医疗服务价格降低，也早已被各国的实践所证明。在以上前提下，政府补贴需方和购买服务不仅无法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也减轻不了政府的财务负担，最后必然因医疗卫生的总体服务水平下降而招致公众激烈的批评。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虽然没有主张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全面商业化、市场化，但是强调分类改革。其政策要点是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放开，定位为营利性机构，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另一类为非营利机构，主要追求公益目标，政府继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鉴于中国国情(国家投入能力)并考虑到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分类改革，形成多元化的服务提供主体是合理的选择。但在抓什么、放什么的问题上，有关改革政策的基本导向是“抓大放小”。这种思路存在重大缺陷。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想充分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要想真正提高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需要优先发展和政府确保的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而不是那些三级以上的大型综合医院。从这个意义讲，可能“抓小放大”比“抓大放小”更为合理。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目前对包括医疗服务机构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思路中，非营利机构的组织管理模式备受推崇。但中国并没有发展非营利机构的传统和经验，相关法律、法规也几乎全部是空白。另外，非营利机构本身也有其固有弱点。由非营利机构来担当某一公共服务领域的主要责任，在国际上并非是普遍的做法。

3、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尚没有新的改革计划。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全面推进“统帐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问题在于，目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1）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不符合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一，医疗保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济，个人账户的设立显然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其二，个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随机性的，不可能先积累后消费；引入积累制并不符合医疗需求规律。从国际经验看，除新加坡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况且，新加坡的个人账户功能与中国制度设计中的功能也相去甚远。新加坡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住院治疗中的个人自付部分；而在中国，却要求个人账户支付平时的门诊费用，实质上是要求个人自己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这种“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医学规律。

（2）现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将绝大部分少年儿童、相当一部分老人以及其他无法就业的人员排除在外。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如下结果：一是上述人群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个人及家庭面临的医疗风险难以化解，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方面的消极后果。二是在一部分人有医疗保障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无法避免体制外人员以各种方式侵蚀体制内医疗资源的问题。

（3）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及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解决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约束问题，以至医疗服务费用仍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资金平衡就成为医疗保险自身的难题。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做法就是强调参保者享受的待遇与缴费紧密挂钩，不能缴费甚至不能及时缴费就无法享受相关保障待遇。长此以往，医疗保险事实上就演变成自愿参加的，且只有具备缴费能力才能参加的“富人俱乐部”。在无法控制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情况下，有关制度转而将控制重点改为患者，通过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规定，实施对患者的全面经济限制，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4）另外，现行医疗保险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以至于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共担。在参加医疗保险的不同类型人群中，也存在保障标准上的差异，影响到制度的公平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到城镇医疗保险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和实际效果，继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

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同样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急剧恶化、恢复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努力普遍失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于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思路，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制度设计原则上依然存在明显的缺陷，很难发挥保障广大农村居民基本医疗需求的作用。

（1）农村居民自愿参加并需要按年度缴纳费用。这事实上就设定了一个费用门槛，以至于最贫困的农村居民，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必然因为缺乏缴费能力而无法参加。这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需要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一般性原则是明显矛盾的。另外，自愿参加的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群体区分，难以避免体制外人员对体制内资源的侵蚀问题。

（2）政府的补贴与自愿参加相结合。由于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能够参加的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参保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进行转移支付、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

（3）保障目标依然定位为保大病。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影响农村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农村居民的大病也是因为“小病无钱治而扛成大病”的。从医疗卫生投入的绩效看，对大病的干预所获得的健康效果远不如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及时干预。

（4）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一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缺乏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同步支撑，以至于不得不突出对患者的约束。制度设计中也引入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起付线、封顶线以及分段按比例报销等做法。这些做法对于维持资金平衡是有益的，但对患者过分严格的约束特别是过高的患者自负比例必然会导致参保积极性的下降。

（5）缺乏组织能力和管理成本上的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定以县为单位进行组织。实施费用发生后，以县为单位集中审核、报销。表面看来，统筹层次已经很低了。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县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口，且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合作医疗面对千家万户，县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组织能力，管理成本有多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6）相关领域改革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一步商榷。近年来对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还涉及其它一些内容，部分做法和思路也值得质疑。一是医药体制改革问题。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消费者在药品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要想保证合理用药和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是关键。从国际经验看，基本着眼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干预严格控制药品的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和价格；二是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实施医药分开。中国的医药体制改革却逆向而行。政府对药品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及价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形成了药品产生和流通的过度竞争局面。与此同时，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却不断增强。其结果是：医院、医生与药商同流合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和使用药品，操纵药品市场，药品价格失控、低性价比药品驱逐高性价比药品、伪劣药品泛滥以及药品滥用等问题愈演愈烈。面对有关问题，近年来一个比较明确的改革措施是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图以此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以此作为政策重点的问题在于，药品流通方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单纯通过流通体制改革不可能全面解决药品使用与价格方面的混乱；更突出的问题在于，有关政策将招标采购的主体定位为医院。作为利益主体且作为医生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医院仍必然以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有关问题和矛盾不可能解决。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改革思路的问题。二是医疗救助制度建设问题。近年来，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一些部门开始探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这种探索的出发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必须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步推进。单独推进医疗救助体系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在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享受不到制度化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只针对部分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医疗资源侵蚀问题难以避免。原因之二是无法回避的贫困陷阱及群体矛盾问题。对最贫困的群体实施医疗救助后，贴近贫困线的家庭和个人就有可能因为疾病问题而沦为最贫困者，而自然产生救助要求。因此，救助范围不得不逐步扩大，直至制度无法支撑。否则，就必然出现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

四、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一）结合中国国情，明确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

在所有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矛盾是：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而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则是有限的。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一个必须回答的原则性问题是：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换句话说，必须首先解决保障谁和保什么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三种选择：一是优先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所有或大部分的医疗卫生需求。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按照实际需求提供均等的、有限水平的服务保障。三是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

第一种选择的优点在于便于操作，将医疗卫生需求作为私人消费品，购买与服务方式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即可。这种选择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整个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会很低。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实践及其后果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种选择应当彻底放弃。第二种选择的优点是可以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以及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其主要的问题在于管理和操作上都非常困难，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现实情况也不可能接受这种选择。相比之下，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也有其不足，但毕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全体公民健康权利的保护，大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而且也便于操作。世界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大体上都属于这种类型。舍此选择，别无它路。

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选择不仅关系到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不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影响社会目标实现的同时，必然制约经济增长。中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一个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够尽快建立一套保证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广覆盖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一是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环境的改善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对国民基本健康的有效保护必然会降低疾病负担，减少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强化国家竞争力；三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预期，刺激消费并带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二）必须合理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

基于医疗卫生资源有限性与公众医疗卫生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必须解决：一定要合理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选择的唯一标准是使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选择的基础则是在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目标、干预成本和效益(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之间进行比较。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环节、对不同类型疾病的治疗、对同一类疾病不同人群的治疗、以及对同一种疾病不同治疗手段的选择，在成本和效益上都有很大甚至是巨大的差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上的选择尤其重要。首先，应当突出公共卫生服务；第二，在疾病治疗方面，应将医疗资源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第三，对于那些按照现有技术可以取得较好治疗效果，但成本非常高昂的临床服务，在现阶段不宜广泛提倡；第四，必须彻底放弃那些成本高、效益极差的临床医疗服务；第五，应注重选择更加适宜的医疗技术路线。

目前，中国无论是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还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上，都将“大病统筹”作为医疗保障的重点。这种办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大病由于治疗费用高只能通过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小病则因治疗成本低可以由个人和家庭自行解决。这种思路看似合理，事实上却根本行不通。如果所有的大病问题都可以通过社会统筹来解决，则意味着公共筹资与个人筹资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医疗服务需求，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现实。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制度设计，基本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大部分人基本医疗需求来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大病保障需求，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无法实现。另外，医疗卫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很多疾病特别是部分大病的发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对很多大病的治疗和控制是成本很高而效益却很低的，将保障目标定位为大病，也不符合效益原则。将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公共卫生以及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与控制是无可非议的选择。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强调。第一，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政府责任而言。如果部分社会成员有特殊医疗需求，而且其个人和家庭力量抑或其他筹资方式(比如购买商业保险等)可以承担相关费用，这种需求应予以满足。第二，常见病、多发病与大病的界限不能简单以治疗费用的高低来区分，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第三，对于部分治疗成本很高、治疗效果很差甚至无法治愈的大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可能放弃治疗，合理的治疗方案是采用低成本的维持性措施来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实施临终关怀。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问题上，除了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确保选择的合理性外，应当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不少疾病的发生、演化属于自然规律，是人类现阶段无法抗拒的。即使不存在资源约束，以高投入且很多情况下以增加患者痛苦方式来对抗自然规律是缺乏理性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尽管卫生资源与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但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以及卫生投入能力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如果能够很好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健康效用，全民的健康状况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更大幅度的改善是不成问题的。

（三）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

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无论是基本保障目标选择还是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选择，靠市场都无法自发实现合理选择，出路只能是强化政府职能。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也在于此。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二是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1、在筹资方面，首先要确保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在一般医疗领域，基于个人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及个人经济能力的差异，政府也必须承担筹资与分配责任，这是实现社会互济和风险分担的前提，也是实现合理干预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一般医疗领域如何发挥政府的筹资和分配职能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通过政府一般性税收筹资，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二是政府组织实施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对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两种筹资和保障方式各有利弊。考虑到中国国情，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二三产业尚不发达，工薪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较低，保险方式不是理想选择。相比之下，政府直接投入可能更加便于组织和管理。

2、在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一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地域布局，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及发达地区集中，以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二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层级结构，大力扶持公共卫生及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高端集中，这是实现合理干预重点选择的基本条件之一；三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目标，突出公益性，在此基础上，发挥医疗服务机构及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方面的积极作用。四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确保公众能够得到优质服务。

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干预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营利性机构为主体，无法保证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其次，目前很多人崇尚的个别西方国家的非营利机构主导模式，受文化传统、法律和制度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也行不通。合理的选择可能还是由政府直接举办多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机构。当然，由政府直接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但这种组织方式在确保政府意志的实施、确保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不脱离社会公益目标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体制所不可比拟的。对于公立机构可能出现的效率低下问题，可以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改善。迄今为止，多数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仍以公立机构为主体。这一事实值得中国认真考虑。

五、对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一个框架性设计

（一）打破城乡、所有制等各种界限，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国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一直是分别城乡、分别所有制乃至分别就业状态来组织实施的。这种制度建设方式已经落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也可以避免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矛盾和冲突，还能够从根本上扫清传统医疗体制对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等形成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可以真正增进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此外，过去只针对少数群体的保障体制所难以解决的体制外侵蚀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二）划分医疗卫生服务的层次和范围，实行不同的保障方式。为了合理的分配医疗资源，有必要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在基本医疗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具体实施方式是，政府确定可以保障公众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政府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其间所发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控制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群体，需自付部分可进行减免。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包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为了降低个人和家庭的风险，鼓励发展自愿性质的商业医疗保险，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保”。政府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础上，为职工购买补充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也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参加多种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对不同层次医疗服务的界限划定，尤其是基本医疗服务包范围(包括药品和诊疗项目)的确定，可以依据医疗服务领域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经验，并结合政府和社会的保障能力来确定。制度建设初期，基本服务包的范围可控制得小一些，随着经济增长和政府投入能力的提高，再逐步扩充服务包的内容。

（三）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既然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为了便于工作上的统一组织与协调，最好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公共部门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出发，基本医疗服务也应主要由公立机构来提供。鉴于公共卫生事业和基本医疗服务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可以采取合一的体制。即建立同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职能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这样做，可能更加符合医疗卫生自身的规律，突出预防为主，实现防治结合；同时也可以避免多元服务体系并存带来的资源浪费。非基本医疗需求属于私人消费品，至少在现阶段如此。因此，主要靠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不需要政府来统一组织。在这一领域可以充分引入竞争机制，鼓励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但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不可能将全部非基本医疗服务都交给营利性机构去提供，还是需要保留一部分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高端公立医疗机构。其作用之一是在服务价格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二是在技术路线选择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三是仍需要承担一些相关的政府职能。例如诊疗新技术的推广、新标准的示范，以及特殊时期的应急医疗服务等。除此之外，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创造条件，发展非营利的医疗服务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一起，共同为居民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

公立医疗机构由政府直接举办，其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部分非基本医疗服务。此类机构不得有营利目标和行为，收支要严格分开。对于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政府应确保投入。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转费用来源以服务收费和政府投入相结合，可以有盈余，但盈余应当进入国家预算收入并用于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公立机构的医务人员为公职人员，但需通过合同聘任等方式引入激励与约束机制。公立医疗机构的布局由政府统一规划。其中，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可以参照政府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确保政府基本意志得到贯彻的前提下，给机构以更大的独立性。营利机构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作。政府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资质条件、服务价格、服务质量等实行全面监管。非营利医疗服务机构按照一般非营利机构的模式运作。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盈余只能用于事业再发展。政府给予相关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同时进行全面监管。

（四）全面推进医药分开。按照以上制度设计，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前述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等问题应当可以彻底杜绝。政府工作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非基本医疗领域，特别是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主要的调控手段一是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医院的收入比例，全面推行医药分开；二是辅之以严格的价格监管和相应的惩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控制医药合谋问题。

（五）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基本政策框架、服务内容和标准由中央政府来确定。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领域，保持全国大体上均等的水平。但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涉及千家万户，具体的组织实施责任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县级政府作为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应该是比较适宜的选择。

为了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服务的公平，筹资责任应以中央政府为主，各级政府合理分担。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承担医务人员工资、基本药品和诊疗手段的采购费用，而诸如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等费用，则主要靠地方政府来承担。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问题，可以通过强化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逐级解决；为了尽可能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财政上需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例如，调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医疗卫生支出；适当调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入比例；中央财政设置专项预算科目用于补贴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费用等。长期来看，则应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中央、省、县级政府之间的收入比重；设置专项税收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同时根据按保障目标测算的人均费用标准和各地(县)的人口数量，核定各地(县)的基本医疗服务总费用，列入中央财政的年度预算，并按季度通过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县级执行机构；为了确保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稳定，必须改进各级财政的预算制度，对公共预算中的医疗卫生科目实行分账管理，禁止任何形式的相互挤占和挪用。此外，可以在中央和省两级建立专门的医疗卫生基金，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

（六）新旧体制的衔接方式。一是现有医疗保障体制与目标体制的衔接问题。关键是保证目前享有较高水平保障的社会成员的实际待遇水平不发生明显降低。出路是为他们提供补充保障。例如，对政府公职人员以及其他获得过医疗保障承诺的国有经济部门的中老年职工等，可采取由政府统一提供附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企业职工，则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加商业性大病医疗保险。二是对现有医疗服务机构的分类改革问题。对现有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只能是“抓小放大”，同时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责任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应通过对现有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二级以下的公立综合性医院、以农村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医院为主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调整、合并形成。对目前三级以上的大型专业性或综合性医院，则应进行分类改革，部分改制为营利性机构，部分改制为非营利机构，还有一部分应继续保留其公立机构的性质。

（七）对有关体制设计可行性的简单分析。对于这样一个“全覆盖”的制度设计，可能的担心来自筹资能力问题。我们认为，从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看，这一担心没有根据。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推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绝大部分城乡居民的卫生防疫和基本医疗保障问题。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增长了10倍以上，承担全体公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在筹资能力上不应当有问题。

学术评价体制 篇7

一、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发展历程

基层学术组织是指在大学中直接承担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能的正式组织。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资源配置权和处事权, 能独立从事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学术活动, 同时又是具有可组合性、灵活性、开放性的基本单元;是大学功能的组织单元和操作单位;是大学运行体系的基本环节。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能力、活力和效率不仅决定着学校整体的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服务社会的功能, 而且还决定着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效益。

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之前, 我国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基本上是仿照欧美大学建制。大学的学术组织结构一般分为“校—院—系 (所) ”三级。“系”和“研究所”为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 二者在教学、科研方面各有侧重, 并统一处于学院的行政管理之下。第二阶段是解放初期, 模仿苏联模式的阶段。通过院校调整、院系调整, 在学校 (院) 以下直接设系, 系以下设置专业。每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基层组织, 通称为教学研究指导组 (室) , 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 教研室是我国大学唯一的一种基层学术组织形式。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 以学系、教研室为主体, 同时增设其他类型的基层学术组织。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我国不少大学也开始了基层学术组织的改革探索, 打破以学系、教研室为主体的基层学术组织模式, 探索并逐步建立了多样化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 如学院、研究院、产学研联合体、科技园等。

二、我国地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现状和存在的弊端

地方大学相对于国家部委院校, 由于自身原因和地域特点, 普遍存在着办学时间较短、办学规模较小、办学实力较弱、办学条件较差、师资水平不高、办学经费拨款渠道单一、文化积淀相对薄弱等问题, 其基层学术组织除具有与部委院校基层学术组织的共性外, 还具有其自身的特征。

首先, 地方的区域文化影响地方大学以及基层组织的文化趋向, 使之呈现出地域特色。地方大学一般都是由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满足本地区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举办的, 所以每一所地方高校都是办在特定地方、居于特定类型和层次的大学, 其大学功能的发挥和存在价值的彰显都必然具有区域文化的特点。而作为地方大学学术组织纵向结构中承担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职能最低层次的基层学术组织, 因为地方大学的定位和特色的不同, 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侧重点也不同, 也决定了其基层学术组织的定位、构建不同。同时, 地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也受到所在区域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色。

其次, 地方大学由于创办时间较短, 与部属大学相比, 其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氛围较淡, 学术活动频次较少, 人心涣散、惰性严重;有一些形同虚设, 没有学术活动, 没有合作研究, 没有机构网站, 内部人员仍然是各自为战。这种涣散主要体现在思想和行动两方面:首先是思想上的涣散, 当前地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往往缺乏学术凝聚力, 一方面是因为缺少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引起的;另一方是因为缺少高层次的科研项目而引起的。不开展深层次的学术事务, 没有学术权威的感召力, 基层学术组织就会有形无神, 缺少凝聚力。其次是行动上的涣散, 高等学校教师工作的特点是个体性较强, 具有较大的独立性, 这就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行动很大程度上依靠教师的自觉自律, 而由于缺少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和高层次科研项目的引领和凝聚, 加之基层学术组织成员的自觉自律觉悟和约束力水平不高, 造成行动上的涣散。另外, 基层学术组织规模小、人员少、力量薄弱、缺乏约束, 从而使得组织缺乏目标, 组织结构形式松散, 相互之间壁垒森严。缺乏学术活力等问题也是制约地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第三, 地方大学现有的基层学术组织模式比较单一, 对学校科学研究、研究生培养的引领作用还不突出。长期以来我国地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都是以教学研究为主要职能的教研室占据统治地位, 而教研室的传统功能是按专业组织本科生教学以及承担教学研究任务, 基层学术组织的职能依然明显地表现出疲于组织实施教学, 不具有或仅具有少量的教学研究和科研职能。而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我国地方高等教育特别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一批基础较好、教育质量较高的地方大学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逐步形成了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为一体的功能格局。但由于导师本人没有引领学术前沿的科研项目, 科研目标小, 力量分散, 整合度差, 不能提供足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科研任务, 同时也就不能给研究生提供一个跟社会对接的平台;对研究生的培养缺乏全面的管理, 往往导致研究生培养各个环节和日常管理缺乏落实的组织形式, 因此研究生很难受到严格的科研方法训练, 研究生教育质量不高。

第四, 地方大学现有的基层学术组织管理比较粗放, 资源配置不合理, 充分利用资源、发挥资源使用效益的思想还比较淡漠。教研室的组织建制是孤立、封闭的, 它作为基层学术组织而非行政组织, 其负责人一般由学术水平较高的教授担任, 依靠负责人学术地位和声望实施学术领导, 不与行政级别挂钩。在教研室内部没有用人权和对成员的考核权, 也没有教学和科研资源的支配权,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完全分离, 导致大学的科研力量和资源分散, 管理松懈, 效率低下, 不利于承担大项目, 创造大成果。在这种情况下, 原有单一的以教学研究为主要职能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教研室显然不适应建设现代大学的要求。具体表现在:首先, 教研室的职能主要是为本科生教学服务的, 这种职能安排不利于增强广大教师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其次, 教研室具有注重教学和教学研究的传统、习惯, 束缚并抑制了大学的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功能;第三, 教研室的组织建制是孤立、封闭的, 导致大学的科研力量和资源分散, 不利于承担大项目、创造大成果。

目前, 地方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已经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和学校发展的需要, 已成为制约地方大学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 必须对地方大学内部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进行调整和创新, 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地方大学内部的学术活力, 提高地方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社会的水平。

三、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地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重组和资源配置

目前, 许多地方大学正在向高水平大学转型, 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在地方大学办学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而大学改革的重点已经逐步由宏观转向了微观, 由整体布局调整转向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完善, 通过管理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革, 使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更加适应, 使自身办学走向更高的水平。因此, 实施和完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 就是各地方大学根据本校的办学特点和实际情况, 明确校院两级管理职能, 最大限度地调动校院两级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探索既有利于组织教学, 又有利于组织科研和进行研究生培养的最佳基层学术组织形式, 从而合理配置、全面盘活各类办学资源, 形成新形势下改革和发展的良性循环, 为实现学校的新发展提供有力的体制和机制的保证。同时它也是实现学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是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行动和重大步骤。

1. 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 要坚持学校和学院分工协作。

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 学校与学院是分工协作的关系。学校作为主办者, 行使宏观管理权力。学校党委和行政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实施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 主要职能和权限是对学校建设进行宏观的决策、调控和管理, 拥有对全校事业发展、资源配置和日常运行等方面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处置权、调配权和干预权。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 学校对学院的管理以宏观管理为主, 微观管理为辅;目标管理为主, 过程管理为辅;政策管理为主, 事务管理为辅。学院一级为管理执行的主体和具体承办者, 接受学校的直接领导, 是相对独立的办学单位, 拥有人力资源管理、经费筹措、物资资源管理、业务管理等微观管理权力, 在其内部享有自主决策、自主管理的权力, 建立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学院的主要职能和权限是完成学校确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实现自身良性循环和发展。学院之下设置的组织, 不论是单一学科的, 还是多学科的, 都是纯粹的学术组织, 不是学校的行政组织, 所以, 从运行机制上, 这些机构都必须接受学院的统一领导, 服从学院的安排、部署, 学校所分配的办学资源和运行经费也完全由学院统筹管理。总之, 一切内部决策权力在学院。

2. 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 要积极进行基层学术组织的重组。

要从根本上改变地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目前存在的弊端, 最大限度地激发地方大学内部的学术活力, 就必须要从体制和机制上对地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进行改革和重组。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和机制下, 要对基层学术组织进行改革和重组, 首先要明确基层学术组织是集人、财、物为一体的实体, 具有一定的资源配置权和处事权, 同时要明确基层学术组织负责人的责任和权力、聘用和考核办法。其次, 在基层学术组织的重组过程中, 应该充分考虑校情, 不可以一刀切, 而且要注意总结学校已有各类研究机构的运行情况, 找出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三, 要求绝大多数基层学术组织应该置于院 (系) 之下, 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而且应该成为一个可以被组合的模块, 在需要时, 可与其他一个或几个基层学术组织组合成为一个基地、平台、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或跨学科的研究中心。第四, 将围绕院 (系) 和基层学术组织配置学术资源制度化, 学校要给基层学术组织提供开展工作所需的房屋、水电 (可以根据相关规定收取一定的费用) 、人员及办公经费等。通过对基层学术组织这种改革和重组, 不仅可以克服原来教研室模式下所难以克服的诸多弊端, 实现管理重心的下移, 激发基层组织的学术活力, 而且还可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的建设, 提高学术创新能力, 并为保障学术自由、实现教授治学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3. 在校园两级管理体制下, 要加强基层学术组织的建设。

由于大学内学术氛围的营造、科研活动的组织都要依赖基层学术组织, 因此要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在地方大学向高水平大学转型中的作用。在积极对基层学术组织进行创新改革和重组的同时, 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建设。一是结合院系管理模式改革, 做好基层学术组织的设计、设立和建设的顶层设计;二是改革预算制度, 通过新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 切实推进基层学术组织建设;三是加强对基层学术组织运行、内部管理的监控, 使之良性发展;四是加强基层学术组织负责人的培养、选拔, 并将“德”始终放在人员选拔的第一位;五是在仪器设备、信息资料、房屋房产等资源配置上尽快引入企业化经营思想, 从制度上解决资源分散、资源浪费等妨碍学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六是学校要定期组织检查和考核, 对考核优秀的给予奖励, 对考核不合格的基层学术组织, 将追究组织负责人的责任。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学术组织体制上的科学化, 强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 使学校的基层学术组织和科研组织形式适应经济体制、社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结构调整的要求;才能通过团队建设加快基层学术组织在结构层次上的提升, 进一步强化教学、科研及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通过队伍建设推动基层学术组织在人才结构上的优化;才能通过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增强基层学术组织在功能上的适应性。

总之, 地方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培养创新性人才, 支持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地方大学创新的活力源泉在其基层学术组织, 重视和创新基层学术组织, 构建新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 提高地方大学的综合办学实力和服务地方的能力, 是地方大学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 对地方大学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 也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目前, 我国地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面临重重困难, 客观上条件不足, 组织模式单一, 管理粗放, 资源配置不当, 学术氛围较淡;主观上人心涣散, 惰性较重。面临此种种问题, 地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必须重组和合理资源配置, 在院校两级管理体制下, 坚持学术和学院分工协作, 加强基层学术组织的重组和建设。

关键词：管理体制,基层学术组织,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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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的评价 评价中的学术 篇8

从观点上看，这部著作抓住了三个要害问题。第一，中国音乐如何走向世界？作者正是从对陈怡混合室内乐作品的研究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只有在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多元融合中才能创造出具有国际化的音乐作品。因为文化艺术既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基础，又能够在开放的环境中容纳各种外来因素和新思维带来的当代意识。陈怡的作品正是以这种开放的模式走向了世界。第二，如何保持文化传统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作者仍然从对陈怡混合室内乐作品的研究中找到答案。她认为“善于发现和利用自身文化传统中的宝贵资源”是保持文化传统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陈怡的作品正是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汲取精华并发扬光大，以此延续了中国音乐传统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生命力。作者在结语中写道：“陈怡的音乐创作始终渗透着中国气息，但很难发现其‘中国制造’的标签，她的音乐是写给世界的听众的”。的确，在当今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只有超越传统、面向世界，才能保持文化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民族器乐独特的表现力？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作者依然从陈怡的作品中找到答案。在对陈怡混和室内乐中兼有中西乐器运用的乐曲作听觉分析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民族乐器的音色不但没有被掩盖，反而以更鲜明的特色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表现力”。

总之，这本专著的特色是鲜明的，它带给读者的不仅是清晰的音乐分析，还有强烈的文化观念和创作思想。本书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分别是我的同事和同学，也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陈怡是我的同学，她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作曲才华，后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同时任两个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三年后被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皮博迪音乐学院聘为全职作曲教授，后又被密苏里大学聘为讲座教授。2006年被聘为中央音乐学院长江学者，也是国家教育部唯一聘任的艺术类专业的长江学者。关于陈怡的创作和艺术成就，本书已有详细介绍，不必再复述。想补充的是，陈怡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她的才华和勤奋，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的思想观念和人格魅力。陈怡是一位有思想的作曲家，也是一位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创作观念的作曲家。因而，她的作品不仅有深刻的人文内涵，而且还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陈怡是一位心胸开阔、热情善良和能为别人着想的艺术家，也是一位睿智谦和、循循善诱和富有亲和力的教授。她的艺术道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延伸，她的教学和学术活动能跨越中西并深入人心。龚晓婷是我院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学生时代听过我的课，她的独立思考和富有创建性的考试文章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留校任教后，在复调教学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曾担任复调教研室主任。在攻读作品分析博士学位，期间曾作为访问学者到法国巴黎国立音乐学院交流学习。龚晓婷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她在作曲、作曲理论研究和作曲教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她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并善于写诗撰文。作为一名作曲家，她的作品多次获奖；作为一名学者和教授，她多次获得教学和科研成果奖。由于成绩突出，她曾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奖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鉴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学术成就，我对本书中所显示出的学术创新和艺术价值予以更明确的肯定和赞赏，深深地期待着每一位读者能够感悟到本书中的艺术品位和学术真谛，并用它来激励自己的创作和研究。

王次炤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人民音乐》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