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强险委托书（共10篇）
关键词：交强险,道路安全法,侵权责任,赔偿限额
一、交强险在理赔方面和侵权过错原则应该有所区别
作为责任保险的一种, 交强险实际上是指机动车的使用人或者是所有人对于因为机动车而导致的损害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这是一个强制险种, 并不是自愿购买, 而是由法律规定的机动车所有人以及管理人都必须要参加的险种。其强制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 保险限额是由《强制保险条例》来明确规定的;其次, 该保险是机动车所有人必须要投保, 不投保不允许上路;第三, 保险公司必须是有经营交强险资格的公司, 既不允许随意解除交强险合同, 同时也不允许拒绝承保;第四, 就是交强险自身的非盈利性。而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对该险种的赔偿责任也有明确规定, 其中包括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第76条中对于赔偿责任进行划分是有一个前提, 即是“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 该部分里会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过程进行一个过错上的划分, 但首先前提都必须是要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进行责任限额的赔偿。
因此, 交强险并非一种以过错责任来进行赔偿的险种, 具体而言, 就是交强险的赔偿需要在赔偿限额内适用于无过错责任, 而在保险费的支付方面并不需要考虑被保险人的过错, 这也是一种立法上的惯例。但是, 目前我国有不少学者对这种无过错责任保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 他们认为, 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中这属于侵权责任法上的一个归责原则上的缺失。而在责任限额之外, 机动车之间所采用的是过错的赔偿原则,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之间所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这实际上是一种无过错和过错责任之间的混合适用。因此, 在交强险的范围内, 也应该依照这种混合适用的责任原则。
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属于对交强险在责任过错原则认定上存在一种误区, 交强险的理赔制度应该和侵权责任上的过错责任之间有所区别。首先, 交强险属于一种强制险种, 其强制性明确了无论是在保险限额以及保险类别上都有强制性的规定;其次, 由于在实践的过程中保险公司就交强险的赔偿往往会早于侵权责任人的赔偿, 这也就不存在上文中所提到的归责原则上的缺失这个问题。同时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公司之间存在是一种合同关系, 而不是侵权关系, 其赔偿都是依靠合同关系来进行的, 并不属于侵权行为上的赔偿, 除了特定的保险人免责事由, 一旦出现合同规定事项, 保险人必须支付保险金。而由于在赔偿之后存在被侵权人向侵权人需要进行一个侵权法律关系上的追究以及代位追偿上的问题, 这里所涉及到的就是单纯是侵权人和被侵权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法律关系下比然会对归责原则进行追究。而在交强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保险人所需要支付的实质上只是保险金, 只是作为了赔偿金的用途, 这和侵权行为并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但是在保监会所颁布的限额中, 对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中总价值为12100元, 而有责任的价值金额总额为122000元, 这就说明事实上还是存在一个过错责任上的区分, 这实质上和立法意图是一种违背。
二、交强险的赔偿限额中所存在的问题
其实按照最初设定交强险的目的上来说, 其法律价值就在于对被害人人身伤害的赔偿和保护。但是在我国的交通安全法中却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又加上了财产损失, 虽然2000元的财产损害赔偿在交强险整体的赔偿限额中所占的分量很小, 但是这种立法规定存在一定的问题, 这样不仅一方面加大了保险公司的赔偿负担, 同时也和交强险自身的非营利性是相违背的。在交强险制度的制定考虑中, 由于生命健康权是不能用价值等因素来进行考虑的, 不同人的生命健康权之间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 但是财产的赔偿是可以用价值等因素来进行区分, 这种物质上追偿权和人身损害追偿权放在一起实际上是与法理相违背的。2008年年初保险会实现了对交强险的第一次改版, 对责任的限额提高了一倍, 变成了现行的122000, 其中就包括10000元的医疗费用以及2000元的财产损失。被保险人无责任的时候其赔偿限额变成了12100, 包括1000元的医疗费用和100元的财产损失赔偿。这次调整属于保监会在各大压力下所作出的一个全新的较大程度的调整, 但是依旧存在质疑。首先对于一万元的医疗费用而言, 目前这个数额对于很多较大的交通事故来说根本不够, 同时还会导致出现致死比致残程度上侵权人所需要支付的赔偿金额还低的情况, 因此就在社会上产生了某些“撞残不如撞死好”的恶劣说法, 这也是目前医疗赔偿限额和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之间的差距过大而导致的一种恶劣现象。
基于这种情形, 广东省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交强险各项责任限额的处理适用存在差异:按照交强险条款规定, 发生事故交强险赔付后, 额度不够再由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补充, 有的法院会直接将“三责险”纳入与交强险一同处理, 如佛山市南海区法院。从对珠三角地区法院对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司法实践看, 不同法院和法官对于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对保险人的诉讼, 从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即指能否同时起诉“三责险”, 在交强险处理中是否完全适用交强险等都有不同的理解, 这是由于“三责险”是商业保险, 而交强险属于强制保险, 二者之间协调不够导致, 交强险是一种特殊的险种, 没有具体的司法解释, 保监会审查备案的交强险条款不属于法律、法规有关。但是法院不同的判法对保险人利益却有很大的影响, 显然, 像广州法院、东莞法院及中山法院只处理交强险, 不直接处理三责险, 并且将交强险条款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 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 000元以及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分开处理分项赔偿对保险人是最有利的。因为, 对于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假若受害人只是花费了医疗费用, 且医疗费用比较高, 比如共花费了5万元, 远远高于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却未致残疾, 对于这种情形, 像广州市、东莞市的判决, 保险公司就只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 000元的范围内赔偿, 而像深圳市、江门市却是在交强险122 000元范围内笼统判赔, 所花费的医疗费用5万元就全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了, 这样一比较, 对保险公司利益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 明显广州市、东莞市的判决对保险公司有利。
综上所述, 交强险在适用的过程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受害人实现了保护, 但是自然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也对其业务开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我国向汽车大国迈进, 交强险覆盖面的扩大, 司法实践中需要明确的问题日益增多。因此, 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现状, 以及国家交通管理与社会保障政策, 对交强险制度进行科学的审视与改革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张新保.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J].法学家, 2010 (1) .
[2]张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之归责原则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 2011 (6) .
[3]文杰, 尹娜.论完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J].安徽大学学报, 2008 (5) .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的意见》精神，北京市政府研究决定从2006年4月1日起，解除对1.0L及以下小排量汽车的限制。全国各主要城市也相继对小排量车放宽政策，此举使此前备受零落的小排量汽车迎来了久违的春天。
2004年5月1日起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首次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2006年3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交强险条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从此被“交强险”代替，条例规定自2006年7月1日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正式实施。
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造成人身（不包含被保险车辆和被保险人）伤亡、财产损失的，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其保费实行全国统一收费标准，主要影响交强险费率的因素取决于车辆的座位数。交强险的诞生使消费者在用车中再次增加了一项“额外费用”，但却使交通事故中的责任赔偿有了可行的保障。
购车门槛的逐渐降低，使得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过上了有车一族的生活，汽车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交通事故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廉价车型的安全性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普遍关注。2007年1月18日，国家标准委员会发布了《汽车侧面碰撞的乘员保护》及《乘用车后碰撞燃油系统安全要求》，两条新标准在发布后3个月对外公布。
《汽车侧面碰撞的乘员保护》中明确规定，所有M1类车型（9座以下）四轮载客机动车和N1类车型（最大设计总质量）≤3.5吨的四轮载货机动车，都必须满足侧面碰撞强制性规定的要求。而在《乘用车后碰撞燃油系统安全要求》中，所有M1类车型都必须满足后碰撞强制性规定。不达标的新车将不予以申报审批，此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双碰”标准的实施让奥拓这样的不安全车型从此退出市场。
在交通事故中，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事故责任划分和赔偿往往很容易出现纠纷，由于行人和非机动车作为弱势群体，会获得更多的倾向。为了获取不当利益，“碰瓷”现象屡屡发生。为了应对此类事件的频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并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该法规从2008年5月1日起实施。
从新修订的法规不难看出，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责任归属更加清晰，如确定非机动车或行人的行为是“碰瓷”，机动车不用承担责任。
20交强险新规定
依据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端职责强行保险条例》第八条的有关规则，从207月1日起签发的机动车交通事端职责强行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保单，依照本办法，实施交强险费率与路途交通事端相联系起浮。详细的保险费计算方法如下：
交强险终究保险费计算方法是：交强险终究保险费=交强险根底保险费×(1+与路途交通事端相联系的起浮比率a)。
交强险费率起浮要素及比率如下：
a1 上一个年度未发作有职责路途交通事端 -10%
a2 上两个年度未发作有职责路途交通事端 -20%
a3 上三个及以上年度未发作有职责路途交通事端 -30%
a4 上一个年度发作一次有职责不触及逝世的路途交通事端 0%
a5 上一个年度发作两次及两次以上有职责路途交通事端 10%
a6 上一个年度发作有职责路途交通逝世事端 30%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购买交强险呢?
交强险，车主必须知道的险种，因为它是国家强制要求每位车主必须购买的保险。是不是不购买这个险种就不能上路，它的作用是什么?下面我们就一一去解读交强险，了解这个“霸王”的保险险种。
交强险是什么?
交强险的全称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它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不缴纳强险的后果
不缴纳交强险，按照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扣留车辆，并处与应缴纳保险费的2倍罚款。说得很明白，这个交强险是强制性的，必须缴纳。这个就要讨论为什么要强制缴纳这个保险费的问题?这就要从交强险的作用说起。
随着国内汽车的不断增多，交通事故频繁但很多责任人没有能力去补偿受害人的损失，给受害人和家庭造成生活的困难无法弥补。如果有交强险的介入，当责任方无能力补偿时，保险公司可以帮受害人及家庭减轻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困难。
交强险标志
交强险有个标志，上面标明是那一年的交强险，车主只要贴在前挡玻璃上就行，习惯都贴在前档玻璃的右上角。
可是，在找素材时发现5辆车有4辆都没有贴交强险的标志，不知道是车主没有缴纳交强险还是没有贴，如果交了没贴有什么后果?
没贴这个标志被视为没有缴纳交强险，如果不能立刻马上拿出相关的证明，那车辆就会交警扣留。如果遗失了，手续就麻烦了。奉劝各位车主如果缴纳了交强险，还是老老实实的帖在前档玻璃上吧，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交强险费率，交强险多少钱?
交强险的基础费率共分42种，家庭自用车、非营业客车、营业客车、非营业货车、营业货车、特种车、摩托车和拖拉机等八大类42小类车型保险费率各不相同，对同一车型，全国执行统一价格。下面就只挑家庭自用车作说明：
据最新的收费标准，现在家庭自用车6座以下的需缴纳950元/年，而6座以上的得缴纳1100元/年。6座以下的家庭自用车比调整前降了100元，稍微减轻了车主的负担。
交强险的计算方式
交强险的费用是可变动的(第一年除外)，不过这要看车主的表现。它的计算公式如下：
最终保费=基础保费×(1+与道路交通事故相联系的浮动比率)×(1+与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相联系的浮动比率A)
根据规格，下浮比率最低只能下降30%，就是说车主连续3年安全行车没有出过险，那他的浮动比率就可以下降30%;而上浮比率最多也上浮30%。通过这些奖罚措施，对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交强险的赔偿标准及范围
交强险的赔偿有责任限额，第一，满*通事故受害人基本保障需要。第二，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者支付能力相适应。第三，参照了国内其他行业和一些地区赔偿标准的有关规定。其中，又分为有责赔偿和无责赔偿。
1、有责任的赔偿限额
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有责任的赔偿限额比有责任的低许多，其中死亡伤残赔偿的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的限额为10,000元，而财产损失赔偿的限额只有2,000元，最高的赔偿限额为12.2万元。
2、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比有责任的低许多，其中死亡伤残赔偿的限额为11,000元，医疗费用赔偿的限额为1,000元，而财产损失赔偿的限额只有100元，最高的赔偿限额为1.21万元。小编看到这个瞬间感到人的生命真TM不值钱，但从中发现，遵守交通规则对车主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 以下三种情况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车主交了交强险，保险公司就一定会赔偿吗?可以很肯定的回答，不是。总会有意外。出现下面三种情况中的一样，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一概不承担赔偿责任。
1、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驾
2、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
3、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
车主朋友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以为撞了就撞了还有保险会帮忙埋单。如果有这样心理的车主，还是奉劝你先认真阅读交强险赔偿的前提标准是什么。
● 总结：交强险只是众多保险中强制的一项，比如还有第三者险等，它最大的作用是保障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损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驾驶员可以肆无忌惮的在道路上横冲直撞不用付责任。发生交通事故，无论谁的责任，相信大家都不愿意，安全行车，尽量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才是王道。
征收金额变更
交强险是每位车主每年必须交的，目前6座以下车型的固定金额是950元，而这次交强险新政将改变这一征收模式。依据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端职责强行保险条例》第八条的有关规则，从年7月1日起签发的机动车交通事端职责强行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保单，依照本办法，实施交强险费率与路途交通事端相联系起浮。保险费计算方法：交强险终究保险费=交强险根底保险费×(1 与路途交通事端相联系的起浮比率a)。
浮动要素比率：
a1 上一个年度未发作有职责路途交通事端 -10%
a2 上两个年度未发作有职责路途交通事端 -20%
a3 上三个及以上年度未发作有职责路途交通事端 -30%
a4 上一个年度发作一次有职责不触及逝世的路途交通事端 0%
a5 上一个年度发作两次及两次以上有职责路途交通事端 10%
a6 上一个年度发作有职责路途交通逝世事端 30%
1、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2、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3、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
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有关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的规定，就是本条所说的有关法律规定。
《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侵占国家的 、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
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一、是否一律将无责机动车一方追加为当事人,由无责交强险进行赔偿?
案例:2014年11月21日17时15分,陈某驾驶小车途经事故路段,遇雷某驾驶电动车由路口驶出横穿道路,陈某采取措施不当,驾驶车辆向左驶入逆向车道,在中央双黄线处正面碰撞雷某驾驶的电动车,之后又撞向正常行驶的张某驾驶的小车,造成雷某腿部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认定,陈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雷某负次要责任,张某无责任。雷某起诉陈某及其保险公司要求赔偿,陈某要求追加张某及其保险公司在无责交强险范围内进行赔偿。那么,无责机动车一方是否一律追加为当事人,由无责交强险进行赔偿?
一种观点认为:交警部门认定张某与雷某发生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张某车辆的无责交强险应当对雷某予以赔偿,应当追加为案件当事人。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张某驾驶车辆的行为与雷某受伤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无责交强险保险公司不应当对雷某进行赔偿,无需追加为案件当事人。
无责交强险虽名为“无责”,但并非无责情况下一律赔偿。交强险的赔付是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所牵连引发的纠纷,因果关系应是判断事故中的无责机动车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交强险责任的前提条件。本案的交通事故系一瞬间发生两次碰撞而形成的一起交通事故,是陈某碰撞了雷某之后又碰撞了张某的车辆,雷某与张某之间相互没有接触,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无责交强险无需对雷某进行赔偿。
有观点指出,无责交强险应遵循“碰撞”赔偿原则,即无论是人身损害还是财产损失,因果关系的存在不仅仅无责机动车均与受害人发生碰撞或接触的情况下才有的,二者没有发生碰撞或接触也可能存在因果关系。例如:甲驾驶车辆超越乙驾驶的正常行驶车辆与对方车道相向而行的丙发生碰撞,造成丙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乙无责任。在这起事故中,甲是为了超越乙才撞上丙的,如果没有乙挡在甲的前方,甲就可以正常行驶无需超越乙而进行对方车道,可能就不会发生本起交通事故,虽然乙驾驶的车辆均没有与甲、丙发生碰撞或接触,但乙的行为确与丙受伤的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乙车的无责交强险仍然应当对丙进行赔偿。因此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并不能简单地以是否碰撞或直接接触来判断,而应当结合具体事故情形进行分析判断。
二、无责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是122000元还是12100元?
案例:2011年4月17日7时22分许,张某驾驶正三轮摩托车,在城关沿赤岸大道由南往北行驶,途经与六一七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时,未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遇林某驾驶的沿桐松线往赤岸大道左转弯的重型厢式货车后,因避让措施不及,该摩托车左侧翻后与货车相碰撞,导致张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大队对本起交通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当事人张某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林某不负本起事故的责任。”张某的法定继承人起诉林某的保险公司要求在交强险120000元限额内进行赔偿,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金110000元、医疗费用10000元。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约定交强险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另一种观点认为,交强险系对保险公司实行无过错责任赔偿,不论事故车辆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责,保险公司均应无条件赔偿,就算无责也应当在交强险全部限额(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内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保监会对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制定有关交强险的规范性文件也是交强险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对交强险作出分项限额的规定,但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和《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公告》的规定与其并不冲突矛盾,并没有损害交通事故受害人本应享有的利益保障。对于交强险法律制度来说,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上位法,仅有原则性规定,授权行政立法制定具体实行办法,是因为交强险所调整保险法律关系性质所决定的,对于交强险这一的强制保险业务,就应当有行政法规来规制其具体的运作。因此,应当从交强险条例及保监会所发布规范性文件中全面解读交强险法律制度。
交强险的赔偿是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纠纷,行为人有过错是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按照传统的侵权理念,无责不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六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对交强险业务以总体上“不亏不盈”为经营原则,关于无责交强险限额的确定,是经过保监会充分论证的,不区分有责、无责限额系擅自加大了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在整体上将影响交强险业务的盈亏,势必导致保险费率的调整,影响到交强险业务的长期稳定的良性运作。虽然不区分有责与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的做法表面上最大化的保护了受害人利益,但实际上对现行的交强险法律制度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分项限额赔付能否突破的答复》(民一他字第1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请求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对超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分项限额范围的损失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现行法的规定、分项限额问题所涉及的因素以及其影响、司法权的特点来看,该问题不属于司法判断的范围而应由立法来决策。
三、结语
现阶段机动车数量巨增,交通事故案件高发,多车相撞的事故也不在少数,虽然要考虑如保障第三者的权益,但也不能一律要求对交警部门认定的无责车辆的保险公司在有责限额内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通过本文的探讨,笔者希望无责交强险的适用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趋于统一,发挥其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1]奚晓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2012年2月14日中午，在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后，中美双方发布了《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其显示目前中方已决定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交强险，在完成修改相关法规等程序后，将正式颁布实施。
现行交强险则依据中国保监会2006年3月30日颁布并于200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此《条例》的出台正式宣告我国开始实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该《条例》只获准中资险企交强险经营资格，对于外资险企当时未获准交强险经营资格的原因，保监会当时解释为，我国加入世贸时未承诺允许外资公司经营强制保险业务，因此，交强险暂不对外资险企开放。
在过去5年里，国内交强险经营数据显示：除2008年实现盈利之外,其他年份均呈现亏损。其中，2009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9亿元，而2010年交强险创下经营四年来的最大亏损——承保亏损达97亿元,经营总亏损为72亿元——33家经营交强险的公司中，除一家微利外，32家全部承保亏损，加上投资收益，也只有2家公司实现盈利。
对此，兴业证券研究员张颖认为，交强险亏损主要在于2007年交强险费率浮动方案出台以及2008年基础费率下调导致单均保费下降,保费充足度降低，另外一点就是，近年来赔偿标准持续提升导致赔付率不断上升。
针对交强险亏损趋势扩大的实际情况，保监会曾于2011年8月4日在《深入推进交强险制度建设》一文中指出，将对国际上交强险商业化经营模式、代办模式和社保模式的特点、实施环境及其利弊等进行深入研究，推动完善我国的交强险经营模式，积极研究向外资险企开放交强险问题。
而早在去年11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金坚强就表示，交强险有望在2012年向在华外资保险公司敞开大门。“只要有经营商业车险的(外资保险)公司，就有资格。”
开放利弊
不少外资险企表示乐见政策的放开，美亚总裁暨首席执行官高凯文称将积极参与中国交强险市场。“真的很高兴。”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驻中国总代表处总代表余晨辉表示，“对于整个中国保险业是大利好，这次开放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事实上，在外资财险公司排名前三位的东京海上，2009年即与中资财险公司合作在国内开展除交强险以外的商业车险业务，目前经营区域已由最初的上海扩大到广东和江苏两省。“我们将结合这些经验，为下一步在中国境内开展交强险业务积极做好准备，具体方案目前尚在研究中。”东京海上相关负责人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教授庹国柱认为，在中国财产保险市场上车辆保险（包括交强险和商业车险）在整个业务里面的比例占到70%以上的份额，外资险企只能做车辆保险以外的其他的财产保险，而这些业务相对车辆保险来讲业务量有限，不能做交强险对其业务有很大的限制。
囿于不能经营交强险业务，外资险企在庞大的产险市场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截至2011年末，整个财险公司的经营主体多达59家，中资就有38家。但就保费而言差距甚大，2011年中外资财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分别为：4727亿元、52亿元，外资的保费占比仅为1.09%。而在2010年，外资产险公司的总保费收入占全国财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仅为1.06%。
尽管近年来交强险出现整体亏损，但其对中资险企扩大车险市场功不可没。统计数据显示，交强险实施5年来，机动车投保率从2005年末的36%提高到2010年末的49%，汽车投保率由58%上升到79%，交强险覆盖面大，带动了保险公司商业保险的投保率上升。
对于外资险企来说，涉足交强险并非最终目的。交强险是强制保险，能推动商业车险发展，而商业车险是盈利的，则能实现“以险养险”。
市场新局
对交强险对外资险企开放后的市场格局，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竞争肯定会加剧，但对龙头险企如人保、平安、太保的影响不会太大，原因在于财险的销售要看渠道和网络，外资险企网络不发达，而上述三家公司由于其强大的营销和服务网络，基本上不会受到外资冲击，但是小财险公司将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在38家中资财险公司中，近七成业务被人保、平安、太保所占据。保监会的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人保、平安、太保占整个财险保费总盘子的比例高达67%，这意味着35家中小财险公司争抢剩余的32%市场份额。
将来一旦对外资险企正式开放交强险业务，他们还是会积极开展相关业务的，因为交强险可以帮助外资财险公司顺利获得更多的业务，从而带来更多的现金流。
据兴业证券推算，交强险开放有利于外资财险公司。交强险与商业车险往往捆绑销售,交强险一旦放开后不仅外资财险公司交强险保费从无到有,同时还能促进商业车险销售,最乐观情况下交强险放开外资产险公司车险业务扩张的空间约为150亿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王稳表示，虽然开放交强险目前会带来很大冲击，但长远看有很大的好处，会形成充分竞争。“外资财险在产品、创新、服务、风险管理水平上都有很好的经验。在具体经营上，虽然外资刚进来可能会水土不服，市场份额也比较小，但并不代表外资从中国保险市场获得的利益少。”
对外资险企来说，要真正实现交强险盈利，需要在网点、人员的配置及后台系统的建设、前期的人力培训、资金等方面的投入和一定的经验与数据支持。
而对于消费者来讲，放开交强险市场，将来购买交强险不但面临更多选择，还会有保险公司之间竞争之后服务质量提升、价格相对来可能降低的利好局面。
2010-04-15 09:20:0
1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自2006年7月1日实施以来，备受业界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对其费率水平的制定更是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对交强险费率水平的客观评价必须基于对交强险实际经营数据的准确分析，鉴于此，本文将对比分析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据此来分析和评价交强险实施后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以及财务管理的影响，其中特别提出了交强险费率制定的影响因素，为以后建立交强险费率的精算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对比分析
1.数据来源。
为避免个别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成果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本文特收集了交强险实施前后整个保险业1999—2007年产险业务收入及业务毛利的财务数据，并据以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信息。
2.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说明。
根据理论和实际经验，我们将产险保费收入看成自变量，产险业务毛利看成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根据交强险实施前(1999—2005)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数据，得出模型为：
Y^=0.440165X+274280.9086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进一步分析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可以发现：产险业务毛利与产险保费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908，正相关特性十分显著。此外，我们还计算出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为0.9817，这说明在交强险实施前只有1.83%的概率属于随机因素来影响产险业务毛利，因此所建立的这条回归线是合适的。
3.交强险实施前后保险业产险业务经营成果的对比分析。
一方面，由产险业务毛利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交强险实施前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75%，而在交强险实施后，2006年产险业务毛利的年增长率为27.78%，2007年这一比率更是达到了37.04%；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根据2007年产险保费收入的实际数据，按照上文所得的回归模型
来预测2007年产险业务毛利的话，其预测数为9067608万元，这也明显低于2007年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的实际数9772660万元。因此，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交强险实施后保险业产险业务毛利出现了非常增长，我们认为这种非常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交强险保险费率水平偏高(这一结论将在下文费率影响因素分析中加以利用)。
二、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的影响
由于交强险本身的独特性，其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交强险的实施强化了社会保险意识的提高，不仅将商业保险公司带入了交强险这一服务领域，同时为公司的其他业务产品开拓了市场。我国交强险实施以来商业保险公司的实际投保数据表明，投保人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后，如果要购买其他商业险种，90%以上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出单。另一方面，由于交强险具有社会救助的性质，其条款、费率水平由监管机构统一制定，各商业保险公司统一使用，国家又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业务实行“无盈无亏”的原则，加上对交强险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势必导致商业保险公司运行成本的增加，从而加大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交强险的实施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这种复杂影响也对商业保险公司财务管理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
1.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永恒主题，而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对自身业绩的评价又片面地追求规模的扩张和当期的经营利润，从而忽略了业务盈利性和风险性的平衡(胡宏兵，2007)。然而，按照上文分析知，由于交强险业务本身的特殊性，商业保险公司受理交强险业务会加大公司的经营风险。如果商业保险公司还是与受理传统产险业务一样，在受理交强险业务时不注意业务审批，不注重对风险的控制和衡量的话，势必会加大保险期限内的出险频率，从而增大赔付率，影响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乃至导致整个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或破产。因此，从风险价值管理来看，要从源头防范和控制风险，并在理赔的各个环节做好应对措施，防止风险的产生和恶化：在受理每笔交强险业务以前做出风险评价，尽可能地防止赔付的发生；公司业绩考核所采用的标准和方法，要对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具有引导作用，使其能够体现商业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文化，有利于形成对风险进行全员、全过程、全范围管理的理念；为交强险业务制定新的理赔流程，进一步完善核损管理模式并加强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联系，消除投保人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2.商业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保费收入，收取保费在前，承担保险责任在后，这决定了商业保险公司资产具有明显的负债性，将这种负债性结合我国商业保险公司所受理的产险业务实际来看，还具有短期性，从而要求商业保险公司的资产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戴成峰，2007)。然而如前文所述，对交强险业务的赔付是“无过错”的责任范围，这样一来交强险业务对赔付
等情形交强险如何理赔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20日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作出解释，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立他字第42号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二○○九年五月十九日报请的（2008）皖民申字第0440号《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少数人意见。
此复。
二OO九年十月二十日
■复函由来
2009年5月19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受理被保险人因无证驾驶交强险二审拒赔申请再审案件时，本院审判委员会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理解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其中将“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理解为狭义的财物损毁意见占主流，而将“财产损失”理解为广义的物质性财产损失的占少数。为慎重起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此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现将请示原文摘录如下：
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请示
【2008】皖民申字第0440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本院在办理申请再审人董家玲与被申请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时，对《机动车交 1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理解和适用产生分歧。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案件由来与审理经过
董家玲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简称平保阜阳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阜南县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11日作出（2007）南民一初字第1238号民事判决。平保阜阳公司不服，提出上诉。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12月7日作出的（2007）阜民二终字第120号民事判决，董家玲不服，于2008年9月24日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
二、当事人基本情况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董家玲，女，197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安徽省阜南县人，市民，住阜南县城关镇苗寺家属院。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阜阳市清河东路241号。
法定代表人：王跃华，经理。
三、原判情况
阜南县人民法院认定：2006年12月26日，董家玲与平保阜阳公司签订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为其所有的皖K43335号松花江中型客车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06年12月27日起至2007年12月26日止。2007年1月26日，孙世峰驾驶该车，将行人曹庆玲撞伤致死并逃离现场。公安交通部门认定，孙世峰醉酒后驾驶致使发生交通事故并驾车逃逸，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死者曹庆玲无责任。后董家玲及驾驶员孙世峰与受害人曹庆玲的近亲属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等共计11万元，已履行完毕。阜南县人民法院制作了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协议予以确认。2007年6月11日，阜南县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孙世
峰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后董家玲以平保阜阳公司拒绝理赔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赔付交强险理赔款50000元。
该院认为：原、被告订立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孙世峰醉酒后驾驶保险车辆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且公安交通部门认定其车辆负事故全部责任、受害人无责任，依照《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简称《条例》）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平保阜阳公司应赔偿因受害人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即死亡赔偿金50000元。经人民法院调解，原告已赔偿了受害人近亲属包括死亡赔偿限额50000元在内所有损失，该事实诉辩双方均无异议。根据《条例》第三十一条“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的规定，原告有权向被告索赔。虽被告辩称原告驾驶员醉酒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强制保险赔偿范围，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因此，在醉酒驾驶情况下，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中的免赔范围仅限于财产损失，不包括造成受害人死亡、伤残时的死亡、伤残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据此，阜南县人民法院判决平保阜阳公司给付董家玲死亡赔偿金50000元。平保阜阳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在投保交强险
后，醉酒驾车致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死亡，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赔偿受害人死亡赔偿金。根据《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于醉酒驾车造成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仅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而不包括其他费用，并且在垫付后还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该规定实质上是保险公司免除承担保险责任的规定。垫付抢救期间的医疗费仅是为了能及时救助受害人，在受害人脱离危险以后，保险公司不承担其他责任，此在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亦有明确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系保监会制定发布作为执行交强险的具体依据，保监会系国务院直属机构，其所发布的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理应予以遵守。所以，本案中车主在承担责任后无权向保险公司主张索赔。原判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撤销阜南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董家玲的诉讼请求。
四、申请人董家玲申请再审的理由
董家玲申请再审称：原判适用法律错误。
1、原判曲解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立法本意。该条第二款仅规定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未规定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害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2、原判适用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效力不及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五、本院审委会意见
案经审委会讨论，形成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董家玲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法应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理由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关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明确了保险公司应对保险事故承担无过失赔偿责任，即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的，保险人应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
2、《条例》第二十二条就醉酒驾车等情形的免赔范围作出了限制性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第二款规定：“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从《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两种情形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的“财产损失”只应作限制性理解，不应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金等项目。因此，本案中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能免除其支付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的法定义务。
3、《条例》系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保监会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与《条例》相关条款发生法律冲突，应以《条例》为处理依据。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判适用法律正确。董家玲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依法应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理由是：
4、对《条例》第二十二条中的“财产损失”应作广义理解。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
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来看，“财产损失”系指与精神损害相对应的广义上的财产损失，因此，《条例》第二十二条的免赔范围包括因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
5、《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规定：“被保险车辆在本条
（一）至
（四）之一的情形下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受伤需抢救的，保险人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用清单后，按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交通事故人员创伤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保险人在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垫付和赔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
（二）驾驶人醉酒的；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人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本案中，驾驶人醉酒驾车致人死亡，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依法不予理赔。
审委会倾向性意见：同意第一种意见，请示最高法院。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7月3日，上海市保监局宣布，在上海市范围内继续实行交强险费率与驾驶人的安全行驶记录、违章记录“双挂钩”的费率浮动制度。
而按照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下称《条例》）规定，于200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双挂钩”的交强险，因为“诸多不适”，从今年7月1日起已“收缩”为交强险费率仅与车辆驾驶人的安全行驶记录的“单挂钩”。
与牌照拍卖并存的上海版“双挂钩”交强险，在一片质疑声中独自前行，引发了多方面关联反应。
“上海套路”面临抵制压力
“现实条件限制，中国保监会与公安部经广泛征求意见后，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只实行交强险费率与道路交通事故相联系的浮动。”7月4日，上海保监局有关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但是，中国保监会和公安部没有搞‘一刀切’。已经实践了3年，积累相当经验的上海地区，继续实行‘双挂钩’制度，以期在全国推广。”
“与道路交通事故相联系的浮动，按保监会公布的全国统一标准执行；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相联系的浮动，继续沿用上海现行办法。这就是上海交强险‘套路’。”这位人士说。
他提供的数据显示，从上海推行机动车保险费率浮动的3年实践看，约有44%的投保人两年以上没有发生交通违法行为，有40%的投保人3年以上没有发生交通违法行为，“假如我们在执行国家交强险费率浮动制度时，不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相联系挂钩，就会有相当多的投保人不能继续享受费率下浮带来的实惠。”他补充。
而一保险业内人士则表示，“上海保监会公布的3年实践统计显示，56%和60%的投保人在第二年和第三年发生交通违章。大部分车主的费率都上浮是必然的；投保人能获得多少实惠，交通状况能有多大改善，需要时间检验和进一步调查。”
这位保险业内人士分析，目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相对还是淡薄，大部分车主都有违章记录，一旦将保费与交通违章挂钩，将会出现“奖少罚多”的局面，而交强险因为年轻，在过去的一年里，早就因为“暴利”、“无责赔偿”、“信息不透明”等争议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如果此时再不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一味按照原来草案实施，无疑会为交强险增加更大的压力。
险企“处罚权”成众矢之的
上海保险同业公会日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引人关注。该报告指出，2004年4月1日至2007年3月31日，政府有关部门运用保险机制，每年拿出近1亿元奖励交通记录良好且无理赔记录的投保人。
不过，很多人质疑，“双挂钩”的巨额“业务”,其执行主体又是谁呢？
“停车违章、闯红灯等，违反的是交通法规，理应由交管部门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应该都由相应的监管部门来进行惩处，作为一家商业保险公司、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有什么资格来行使行政处罚权？”有分析人士尖锐指出，“违反交通法规而被上涨保费可以说是在变相行使处罚权。”
“回顾交强险颁布以来的种种争论，主要争论依然集中在有关费率浮动，关于‘不赢不亏’的利益分配，”7月7日，上海恒泰律师事务所陈峰律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交强险作为我国目前商业体系中唯一一个强制性要求投保的项目，受到多方关注是很正常的现象。交强险目前尚处于‘襁褓’期，与国外拥有成熟的‘汽车文明’的众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体制、监督与操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这样‘险企’操作的空间十分巨大。”
而上海恒量保险分估有限公司张秦总经理则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以及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机动车发展情况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规定远比借鉴国外先进技术或者直接采用有效地多。“在这一点上，上海的‘双挂钩’制度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举措。不过双挂钩制度到底能否确定由投保人、行人、保险公司三点确定的平面上到底盈利在哪方，还要看具体的数据显示和未来几年的发展，目前很难下定论。”
技术“空白地段”
专家表示，交强险的进一步完善需要信息共享机制。业内人士分析，“双挂钩”操作的根本是在于要建立一个车险信息共享平台，也就是交警部门的信息能否与保险公司信息共享，这个直接关系到浮动费率实施中的公平问题，也直接涉及到广大车主心心念念的信息透明化公开化。国务院《条例》第九条规定，保监会、公安部门、农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逐步建立有关交强险、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共享机制。
而目前，上海、北京、浙江、大连等7个省市建立了车险联合信息平台，其他省市的联合信息平台也正在积极建设中。《条例》没有把交通违法行为作为一个挂钩的内容，主要原因是充分考虑了联合信息平台尚不成熟的实际情况。
同时，保险专家指出，交强险费率的厘定与交通事故发生概率、交通事故赔偿金额有关，但与交通违法行为无关。上海保监局坚持将交通违法行为与交强险浮动费率挂钩“显然不符合交强险费率厘定标准”。
业内人士分析说，事实上，交强险的费率厘定过程就是对被保险人的潜在损失进行预测的过程。预测所依据的信息越多，结果会越准确。“厘定标准”也相当复杂，交通事故和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是预测被保险人潜在损失的重要信息，目前看，双挂钩的技术空白依然很大。
执法“重复”
“交强险这样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只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才会有助于交强险向更良性的轨道发展，现在争议之所以很多，也因为缺少法律依据。”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
这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交通事故和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是高度相关的，所以保监会的草案中所使用的方法会导致重复性惩罚或不合理的奖励。上海目前使用的费率浮动办法虽然避免了保监会草案中所存在的类似问题，但由于事故调整系数和交通违法调整系数是孤立确定的，没有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仍然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
“根据上海目前的费率浮动办法，如果投保人在上年没有发生任何交通事故，费率要下浮，同时，如果该投保人在上年发生了交通违法行为，费率要上浮。这就意味着该办法对投保人的风险判断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因为投保人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将其判定为低风险，应该下浮费率，另一方面又因为投保人发生了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将其判定为高风险，应该上浮费率，自相矛盾。”他表示，事实上，由于交通事故与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在确定它们的浮动比率时不能孤立进行。换言之，只有当投保人既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也没有发生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时，才能下浮费率，而当投保人发生了交通事故或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时，都应该上浮费率。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自相矛盾的结果。
“如果仅仅强调费率浮动的目标是为了促进交通安全、减少交通事故，那么根据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对费率进行浮动就会涉嫌重复执法，因为交通管理部门已经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为什么还要通过提高保费的方式进行二次处罚呢？”上海震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张志宏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如果说交通管理部门的处罚太轻，还不足以唤醒驾驶人的安全意识，为何不直接提高处罚标准呢？更何况通过费率浮动对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是极不公平的。试想两个驾驶人都因为闯了一次红灯而将其费率上浮10％，如果这两个驾驶人的基础保费相差悬殊，10％的费率上浮所对应的保费增长也会很不相同，这种处罚公平吗？”
保险实际价值“缩水”
“现行的费率浮动办法仅仅根据投保人在过去一年的交通事故或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费率上浮，这从精算学的角度看，浮动结果缺乏可信度，因为一个投保人在过去一年的经验数据实在太少。”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风险管理与精算学教授孟生旺指出，“另一方面，这种浮动会使得某些投保人的保费很不稳定，破坏了保险的实际价值。众所周知，对于投保人而言，保险的价值在于通过支付确定的保险费而把不确定的潜在损失转移给保险公司。如果投保人支付的保费波动过于剧烈，保险的实际价值就会受到损害。”
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鉴于国际经验，在对投保人的费率进行调整时，最好使用其过去五年的损失经验，这样的浮动结果不仅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且可以避免费率的剧烈波动。
“对于保监会此次新费率计算的出台，我们还是很意外的，能够把我们关注的问题在条例上做调整，我感到很高兴。其实我们也是能够理解国家的政策的，只要问题说清楚了，我们还是会积极履行义务，遵守有关规定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很肯定地这样告诉记者。
对于大部分驾驶员来说，在交强险出台的一年多来，太多负面消息让他们对这个规定有过抵触和不解，一年多来围绕在交强险周围的纷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众多驾车族对于条例态度的风向标。新费率浮动方案的实施，给了这些驾车族一个明确的态度。毕竟，对于保监会和投保人，两者本就没有利益纠纷。
资料
“双挂钩”怎么挂？
根据现行办法，交强险全国办法保费最大上浮幅度30%，最大下浮幅度30%。上海新办法中，保费最大上浮幅度100%，最大下浮幅度40%，其计算公式是：实际保费=基准保费×（1+事故调整系数+交通违法调整系数）。
“按照上海市交强险办法，驾驶人上一年度仅仅发生了一次责任事故，则其费率不浮动；如果驾驶人上一年度发生了两次甚至更多的有责任交通事故，都是上浮10%的费率；如果驾驶人还发生了有责任死亡事故，则要上浮30%的费率。”7月3日，上海大华汽车服务公司董事长吴桂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7月2日，上海市保监局称，对于上浮的计算，主要以有责任事故的次数作为计算因子，取消了原办法中以赔款金额也作为计算因子的做法，但增加了有责死亡事故。同时改变了原办法中因子累加的办法，而采取因子最大值法。
“虽然驾驶人在发生了有责任死亡事故的同时，还发生了两次以上的有责任交通事故，依然是上浮30%的费率，而不是40%。二是对于下浮的计算，依然与原办法一样。每一年没有发生有责任交通事故，就给予10%的无赔款优待，累计最高不超过30%。”上海保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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