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基础教育比较

中德基础教育比较（共7篇）

中德基础教育比较 篇1

陈炉山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长沙410128)高等农业教育, 2005211 , 11 : 89292

摘要: 德国常用的职业教育教学方法有四阶段教学法、六阶段教学法、行为导向教学法、分 组讨论教学法和张贴板教学法等, 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有的功能与内涵。我国职业教育教学 方法是在长期的职业教育实践中形成的, 并有自己的传统与特色, 常用的方法有讲授法、模 拟法、案例法和模块法等。两国在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上的差异性, 预示着我国在建构和完善 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时, 可以从德国的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中获得借鉴与启示。关键词: 德国;中国;职业教育;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 G719.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21981(2005)1120089204

一、德国职业教育教学方法

德国的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四阶段教学法、六阶段教学法、分组讨论教学法、行为导向教学法和张贴板教学法, 它们构成了德国职业教育的主流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与德国职业教育教学条件相匹配,也是目前德国双元制职业学校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

(一)四阶段教学法

所谓事物分析就是教师作为技术员按照教育学规律对某个课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教师用一个事物分析开始他的课程准备,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做的事情很多, 教师必须明白: 什么属于事物? 这个事物是什么? 怎样起作用? 在这个事务中存在什么定律? 人们怎样做(即以什么样的顺序来做)? 完成这项工作需要什么? 要注意哪些规定和标准? 在哪儿可以找到这种事物的应用? 最重要的是教师必须剥出事物的“核心”。四阶段教学法包括情绪准备、信息掌握、巩固和检查四个阶段(如图1 所示)。

1.情绪准备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目的是赢得学的注意力, 然后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学习课题。学生应该看到一个问题、提出问题并设置目标。学生必须在情绪准备结束之后说: “我愿意!”。

2.信息掌握阶段。在这个阶段教师将和学生共同完成学习课题。必须找到下列问题的答案: 应该做什么? 怎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最终让学生明白道理, 掌握该课题相关信息。学生必须在信息掌握结束之后说: “我知道!”。

3.应用巩固阶段。在这个阶段教师将提出学习任务, 仔细地观察并且进行必要的补充和矫正。学生应该巩固他们的知识, 自动形成脑力和体力行为进程,并且积累经验(即构成能力和技能)。学生必须在应用巩固中说: “我做!”。

4.检查阶段。以学生自我检查为主。在“检查”中每个学生尽可能独立地获得他个人的学习成果、学会怎样改善他的学习成果, 并且通过成功的结果得到学习加强。学生必须在自我检查结束之后说: “我会!”

(二)六阶段教学法

六阶段教学法包括资讯、计划、实施、检查、评价和报告(应用)六个阶段(如图2 所示)。

1.资讯。本阶段主要是收集信息, 即由教师、实训教员或书本等材料提供的核心问题。学生尽可能地收集到较为广泛的信息, 了解核心问题的本质, 从而为下一步做充分的准备, 便于独立进行每个工作步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提出的核心问题及其质量直接影响到学生收集信息的深度和广度, 并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质量。

2.计划。通常在教师指导下按小组(3 —6 人)以书面形式拟定工作计划。计划是为行为准备服务的,是具体工作的进程安排。此时, 核心问题在计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与学生谈话的方式交换意见,最终做出科学、正确的决策。

3.实施。这是六阶段教学法的实质性阶段, 其中包括工作与检验互相交替, 不断反馈, 调整进度和修订方案。这个阶段通常也是以小组的形式工作, 要求学生有较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4.检查。检查分为两大类, 一是在整个实施过程中不断检验产品或部件的质量、准确性等;二是在实施终结时, 将产品同委托要求进行比较, 检验质量与规格相符程度, 通常由小组成员或指导教师协助完成。

5.评价。通常以教师和学生的谈话方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对前几个步骤的评价、产品本身的评价和学生行为的评价, 工作态度、责任心等评价。通过评价, 学生学到必要的技术规范, 学会对自己行为做出公正的评价, 同时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6.报告(应用)。由小组代表对整个工作过程、工作结果、工作态度、团队精神和责任心进行陈述,最终投入实际应用。

(三)分组讨论法

在德国, 大部分课堂采用小班制对话式教学, 课堂教学形式生动活泼, 学生成U 字形状环绕教师而坐,这样便于师生之间交流。这种方式通常用于分组讨论,教师将学生分成提问组、专家组和评估组, 三个组同时看一节课的教学内容(约20 分钟), 然后由提问组向专家组提问, 之后交给评估组进行评估。教师只进行观察并在最后进行评分。

(四)行为导向教学法

行为导向教学法比较常用的有问题导向法、实验导向法等等。问题导向教学法针对某一具体的问题展开教学, 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而实验导向教学法则以某一实验项目展开教学, 这样的实验项目同样也和生产、生活实际紧密联系在一起。行为导向法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 因此, 它也带来了很好的训练价值与教学效果。

(五)张贴板教学法

张贴板法是一种在塑料薄板上写有讨论或教学内容的卡片, 通过添加、移动、拿掉、更换由学生填写的卡片进行研讨的教学法, 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它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要用于制定计划、收集解决实际问题的建议和做出决定等教学场合。

另外, 头脑地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组织方法,当然它不仅仅是一种教学组织的方法, 适应范围相当广泛, 例如报告大纲、讲授提纲、个人备忘录等等。

总之, 在德国, 无论采用哪种教学方法, 职业教育始终把实验、实习摆在首位, 理论与实践的比例大约为1∶3。由此可见, 德国相当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方法

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很多, 有讲授法、模拟法、案例法、模块法、讨论法、谈话法、岗位练习法、参观法、发现法等等。

(一)讲授法

讲授法是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 是目前我国各个教学领域中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 同样也有四个阶段(如图3 所示), 但与德国的四阶段教学法有明显的区别。讲授法(以45 分钟为例)的四个阶段是:引入、讲授、小结、布置作业(任务)。

图3：

(二)模拟法

模拟法是教师指导学生在模拟的工作环境中, 扮演职业“角色”, 进行操作技能训练的教学方法。[3]这种教学方法主要用于实践教学, 用于实践教学的方法还有: 演示教学法、类比教学法、“头脑风暴”教学法和四阶段教学法(包括准备、教师示范、学生模仿、总结练习四个阶段)等等。[ 4]

(三)案例法

案例法是指当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后, 选用实际工作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典型事例, 组织学生进行分析讨论, 提出解决问题意见的教学方法。[5]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加深学生对教材中的观点、原理和方法的理解, 提高学生解决、分析实际问题和判断、推理能力, 并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四)模块法

模块法是基于对每个工种、任务和技能的深刻分析, 严格按照工作规范, 把学生掌握的知识或技能划分成若干独立单元, 进行教学的教学方法, 又称单元法、模块式技能培训(MES)。[ 6]目前我国职业学校相继采用了这种教学方法。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最大的好处是便于增加教学单元, 以满足新工作岗位的需要,进而适应社会职业的频繁变更, 缓解学生的就业压力。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方法是在长期的职业教育实践探索过程中形成的, 它有自己的传统与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当然, 随着职业教育的理念与实践的发展, 以及职业世界的巨大变化,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做必要的改革, 使之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就成了一个重要课题。可以从中德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差异性中寻求某种借鉴。

三、中德两国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差异性分析

中德两国国情的差异很大, 这不仅体现在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等方面, 也同样体现在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等细微之处。中德两国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差异是各自在长期的职业教育教学实践中凝聚而成的。同时也可以看出, 职业教育教学方法本身是多样化的, 很难对它们进行是非优劣的判断。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 对某个国家与地区的经验进行借鉴, 并把它做本土化的处理是有可能的, 而这种借鉴与改造有赖于对这种境外的经验有一个深刻而全面的把握。也正因为如此, 很有必要对中德两国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的差异做一个分析。

(一)差异主要体现在方法的内涵与叙述方式上

上述的每一种德国职业教育教学方法作为一种操作形态, 都有非常明确的可操作性, 因而在表述方法时, 常常使用了精确的语言, 甚至形象化的语言。强调教师对教学方法正确地规范地使用。在德国的教学与学习目标中没有“掌握(熟练掌握)、熟悉、了解(理解)”等模糊性的动词, 而采用了“制作、制定、计算出、说出、画出、实施、描述、评价、检查”等等与实践与操作密切相关的动词。[7]这种操作的规范性与科学性的强烈追求, 可能与西方科学主义的传统有一定的关联。中国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在表述上则具有更大的随意性与模糊性, 因而在操作上缺乏强有力的规范作用。这一方面给教学第一线教师的操作造成困惑, 另一方面则为教师结合具体情境对方法进行创造性地运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二)相似主要体现在方法科技含量与激励措施上

人类已经进入到一个高科技的时代, 科技使人类生活发生巨变, 但在德国这样的技术发达国家, 其教学方法的技术化程度并不高。在一些发达国家, 教师上课已普遍使用计算机和投影仪, 并广泛使用多媒体技术与网络技术。而在德国却是另一种情形, 目前仍然广泛使用粉笔、黑板和胶片投影, 而且他们的教材都配有用于教学的整套投影胶片。从中可以看出, 它 一方面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手工业式教学, 另一方面也坚守着电化教学的技术手段, 却少有现代教育信息技术迹象。这种现象似乎有点反常, 对德国来说, 这似乎与它的经济与技术实力不相匹配。最可能的解释是德国传统的节俭思想根深蒂固。我国的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同样也是技术含量较低的, 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受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 较少的资金与资源的投入致使庞大的职业教育规模也暂时徘徊在教育信息技术的边缘。另外我国教师在运用科技含量高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时, 仍然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难。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在德国, 上述的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经过长期的使用, 已经相当规范和成熟,已经普遍被广大教师所接受, 并能自觉的运用, 因此德国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来推进教学方法的创新。德国认为教学方法的创新应当是一项非常谨慎的事业, 方法的规范性与科学性才是最重要的。我国同样也存在着教学方法改革的激励问题, 其一是对教学方法的创新不重视, 也较少激励, 同时对现有方法的规范性与科学性不太关注。其二是一味的鼓励创新,并对创新成果有较为强大的激励, 对现有教学方法往往采取否定与抛弃的态度, 这背后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其结果都不利于教学的发展与完善。

四、中国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建构措施(一)加强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培训与研究

目前教育部已在全国建立了很多师资培训和高职高专培训基地, 各基地应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在做好技术类培训的同时, 还应加强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培训。当然, 各学校肯定有一些教学方法得当且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学校应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 组织教师相互交流, 以提高学校整体教学水平。此外,各学校(尤其是教育部的培训基地)应该加强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只有加强培训、交流与研究, 职业教育教学方法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二)努力改善职业教育教学条件

教学条件(尤其是实践教学条件)是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 职业学校应该积极筹集资金, 为学生提供优越的实验、实习条件。但是职业学校不能只等待政府投入, 应该多渠道筹集资金。在这方面,国内的职业学校应该借鉴德国的经验。首先, 职业学校应该积极争取企业支持或与企业联合办学, 尤其是校企联合办学, 目前国内已有很多校企联合办学的成 功典范, 如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双元制试点学校,新疆出版技校, 安徽马钢高级技校等;其次, 职业学校可以争取社会团体与个人投资。

(三)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方法改革

改革教学方法与考试方法, 引入现代教育技术,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要因材施教, 积极实行启发式、讨论式教学,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 8]在教学过程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加大教学的科技含量, 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 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方法改革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四)加强教学方法的推广并吸取国外教学方法的精髓

教学方法的推广可采用学术传导、教学方法试验、专家推荐与指导等方式进行。另外, 职业学校应该积极借鉴上述教学方法, 如德国的四阶段教学法、六阶段教学法、行为导向教学法、分组讨论教学法、张贴板教学法等等, 这些方法的运用并不太受教学条件的限制。

参考文献: [1 ] K.P.Sann [德] , 朱爱武, 译.四阶段教学法和积极性[ Z].培训复印资料, 2004.[2 ] U.Graune [德] , 朱爱武, 译.六阶段教学法[ Z].培训复印资料, 2004.[3 ] [5 ] [6 ] 卢双盈, 李向东.职业教育学[M].兵器工业出版社, 2000.[4 ] [8 ] 王义智, 江文雄.海峡两岸职业技术教育[M].现代知识出版社, 2004.[7 ] H.Czernohorsky [德];朱爱武, 译.教学目标和目标说明[ Z].培训复印资料, 2004.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eaching Metho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CHEN Lu-shan(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Changsha 410128 , China)Abstract :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Germany include four phases teaching , six phases teaching ,behavior guide teaching , grouping discuss teaching , and placard board teaching.Every method possesses special functions and connotation.In China , the metho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clude lecture teaching , stimulant teaching , case teaching and module teaching , and these methods are formed in the course of practi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ossess of tradition and characteristic.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dicates China can obtain reference and enlighten when construct and consummate the method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中德基础教育比较 篇2

关键词：德国,教育,借鉴

21世纪是改革的世纪, 也是发展的世纪, 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存在着机遇和挑战。当今的德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 并且在欧盟各个国家中GDP总值排名第一, 这都与其先进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德国的教育事业始终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通过对我国与德国教育的比较和借鉴, 对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教育形式与观念方面

德国的小学教育只有短短的四年。依据小学的成绩、教师的鉴定和家长的意见, 学生将被决定升入哪一类中学学习。小学毕业后, 成绩较好的学生通常选择文理高中就读, 为期八至九年, 这是进入高等教育必经之路;成绩次好的学生常常会进入实科中学, 学习五至六年, 学校以培养中等的工商业界、政府机关的实务人才为主;成绩再次的学生则就读五年制的职业预科和职业教育完成学徒训练, 并以从事工业、制造业为主。德国实行小学后分流制, 其目的是尽早把学生按成绩分开, 教育的努力方向不是把所有孩子都送进大学, 而是因材施教, 是一种典型的“天资论”的教育形式。我国的教育是典型的“应试教育”, 从幼儿园到大学, 从学生到家长, 从教师到学校, 观念就是“分, 分是命根”。并且学生是人人都要走上大学的这一“独木桥”。德国的学生十一岁就开始分流, 基本决定了长大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之后的学习也是有目的地学习怎样才能做好这样的工作。而我们的学生许多在20岁左右, 甚至大学毕业后还不能知道今后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有的学生找到的工作还与所学的基本知识相差甚远, 不得不再进行相关的知识学习。这些都是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病。人力、财力、时间的浪费可想而之。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这里主要有下面这些观点或方法, 希望能给爸爸妈妈们一些帮助:首先是所谓的“赏识教育”, 其意思就是给孩子以自信心的教育, 这样就会引导孩子走向成功。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让孩子具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从而让其走向成功。其次培养孩子的学习的习惯。因为习惯是人类长期从事种特定的活动而形成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或者行为倾向。当习惯形成后, 人们就会按照其特定的行为方式而进行活动。所以, 让孩子行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十分必要的。再次家长要与老师配合好, 家长要为孩子提供课堂外的正确的生活方式, 这样可以弥补课堂内的不足。最后就是要让孩子具有一定的责任感。当一个人具有一些特定的社会能力时, 其就要对相应的行为负责。但是, 由于孩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还不完善, 所以在做事的时候往往会更多的看重行为过程本身, 而不注重视行为结果。因此, 如果要培养孩子具有责任感意识, 就必须让他们养成要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的好习惯。

二、教育行政方面

德国在教育方面实行的是地方分权制, 教育由各州自治, 各州文化教育部代表国家实施教育。这种联邦主义避免了各州强求统一, 不使一个州的决定影响另一个州, 从而避免了某种不成熟的改革设想造成全国性挫折与损失。但也有不利的一面:某些必须统一的政策执行不下去, 造成各行其是的局面。我国在教育行政上是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会造成减小地方发挥积极性作用的弊病, 也会造成统一的政策在地方上不适于当地的环境而要强行执行的不良后果。

三、教师和师资培养方面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 也是影响教学效果的最重要变量。德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都必须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教师的选拔有不同的几种级别, 在选拔的同时, 也要考虑研究的课题, 发表的文章, 授课的水平以及人际关系的方面综合考量, 教师的选拔是很严格的事情, 并且基本上不在本校招人。在德国, 教育的培养方面, 中、小学教师有寒暑假的培训, 在大学的教师还要参加国际会议。德国教师的待遇在欧洲国家中是最高的, 教师职业成了众所瞩目的职业, 这也就保证了师范生的生源质量, 尤其在高等学校, 德国的教师待遇更高, 教师安心教学与研究。在我国对小学、初中教师的培养还未达到高等教育水平, 教师待遇较低, 医疗条件和住房条件有待进一步提高。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水平, 有些中、小学校的教师进行课外班辅导, 大学教师校外兼职“捞外快”, 也影响了教学的质量。我国高等学校实行教授, 讲师平升制度, 教师的学术水平往往得不到公平评价, 在评升中有不少非学术因素在起作用。这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是应该逐步加以改进的。教师还要实现从较为单一的课程的执行者向课程的实施者、建设者、研究者、课程资源的开发者等多重角色的转变。有效的教学是引导、激发学生自己去学习, 帮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建立起自己对数学的理解力, 帮助学生构建和发展认知结构, 使学生学会该如何学习, 不仅要为当前的学习、而且要为今后的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课程设置方面

课程是教学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是培养学生方案中的重要内容。课程设置三原则是第39届国际教育会议提出的:一是课程设置的针对性;二是课程设置的实用性;三是课程设置的可接受性。德国在中小学课程中, 以面向未来为目的, 重视加强基础教育课, 同时进行“能力学程”和“基础学程”教育。加深对科学入门知识的理解和扩大专业知识并学会运用科学, 使学生获得和打好科学知识的基础。我国中小学课程由中央统一规定, 成千上万的学校一样, 同年级的学生通用一本书, 统得过死。过分偏重了共性的课程设计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不利于因材施教, 更不利于义务教育的实施。通过比较我国新的高中课程和旧的高中课程, 我们可以看出其核心转变是素质教育已经取代了应试教育。而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其最大的特色, 我国高中课程教学改革方案是一种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全新的教育理念, 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扭转应试教育这种局面, 同时提出既要求学生全面进行发展, 又要体现学生作为一个个体所具有的个性, 这才是我国新世纪教育所要求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具体的变化如下: (1) 课程结构的转变。在对各门课程各自所占的比重进行适当的调整, 各门课程按照其特有的课程特点灵活的来进行安排。 (2) 课程功能的转变。在学习的过程中适当的增加实验, 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使知识的理论功能加速向其实践转化。 (3) 课程内容的变化。不再像以往那样, 仅仅以一个学科为中心来组织教学, 而是从高中生的实际进行出发, 把与有关学科相交叉的学科也适当的加以引申, 来进行知识的拓展, 为其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还要结合当今社会和各个学科发展的实际, 精选学生自身发展所要必备的知识, 既要体现时代性, 又要体现其基础性和一定的选择性, 用以满足各类学生发展的需要。 (4) 课程设置的转变。高中课程分为两个部分, 即选修和必修, 通过学生自愿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各自的学习内容, 提高其学习的自由性和自主性。 (5) 课程实施的变化。新课程的主要以学生为中心, 提倡其个性的发展, 这就与以往教学大纲所不同, 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 注重对课程的讲授过程。 (6) 课程评价方面的变化。新课程方案主要是采用一种新的评价方式, 这就会给学生更大的学习和生长空间, 同样学校应采取多种方式并存的的评价原则, 综合运用评估手段对学生进行评估, 例如通过实际操作、测试和作品展示、自评与互评等多种方式, 这样会为学生建立一种动态的成长记录手册, 从而会更加全面的反映其成长历程。

德国高校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科学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课程设置、教学内容随着科学发展而不断得到更新。

我国高校是按固有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计划制定的。由于课程所用教材陈旧, 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般在高校中课程设置规定较死板, 所设选修课程门类较少, 这样会给学生的全面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 遏制了其特长的发挥和知识面的扩展, 这对培养其在社会中的独立性影响更大。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通过了解和总结德国的先进教育经验, 我们尤其要在教育方面像德国进行学习。当然我国的教育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当然积累了很多的宝贵经验。但是没有对比, 不知差距, 我们需要学习借鉴德国较先进的教育经验, 特别是“分流教育”, “因材施教”, 提高教育投入, 发挥地方办教育等成熟的教育方法和措施, 使我们国家的教育越办越好。从而以期能够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崛起和腾飞。

参考文献

[1]李富春.对德国教育体制的了解与思考[J].中国教育研究与创新, 2006, 3 (9) :24-25.

[2]朱建国.让人敬畏的德国教育[J].观察与思考, 2006, (9) :52-54.

[3]姜大源.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主流教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4]陈勇昌.走马观花——德国教育面面观[J].视野, 2006, (3) :50-51.

[5]阿健.德国的“善良教育”[J].中国教育, 2005, (2) :76.

[6]张晓鹏.德国教育与德意志民族的复兴[J].上海教育, 2007, (7B) :37-39.

中德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差异比较 篇3

关键词：培训企业培训合同职业教育

本文希望通过对比我国与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差异，更多的挖掘我国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的潜力。其中，要将本文中提到的为同行业培养技术人才的培训企业，同培训业中以专门提供培训获得培训费用作为盈利方式的培训企业相区别。

一、对参与职业培训企业的资格要求不同

在我国校企合作中，政府相关部门还没有出台政策文件，规定对实施培训的企业实行资格认证。因为我国校企合作各方面配套生态环境尚不完善，加之我国虽然出现人才结构性短缺但总体人才供应是供远远大于求，企业人力资源充足导致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德国法律规定只有得到资格认证的企业才能进行招生培训。培训企业必须具备的条件是：①具有所培训职业的培训条例、培训框架计划和培训总体计划，总体计划应该包括培训场所安排、培训内容和时间安排、培训教师安排和受培训学生个人培训计划安排；②企业的生产类型、产品和服务及生产方式必须满足培训条例所规定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的要求；③具有足够的培训使用设备和装置，包括机器、工具、仪器、实验室、培训材料、培训角、培训办公室；④受培训者与培训工人数和企业专业人员数三者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比率等。

二、企业参与的模式不同

我国企业主要是以三种模式参与职业教育：①“订单培养”，即学校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协议，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共同组织教学，学生毕业后直接到企业就业的培养模式；②“2+1”模式，即学生两年在学校进行理论学习与生产实习，一年到企业顶岗实习的模式；③“工学交替”，即学校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在企业实践与学校学习之间相互交替，学用结合的教育模式。这些模式是由学校和企业的地位不同导致的。在我国，职业学校教育是主体，企业培训起着配合作用。而德国的“双元制”则相反。“双元制”是德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要模式，是学生在职业学校进行基础理论学习和在企业进行实践技能培训相结合的一种形式。要进行“双元制”培训的学生，一般首先必须获得普通中学或实科中学的毕业证书，然后，通过劳动部门的职业介绍中心或自己寻找确定企业，经过企业审核同企业签订培训合同，然后才能到企业指定的职业学校登记进行理论学习。

三、企业参与的方式不同

1教育经费

我国的职业教育经费基本上都是由国家承担，这与权力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背道而驰，我国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受益方，在职业教育中所花费的成本远远小于其在职业教育下所取得的收益。从长远来看，企业提供培训经费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这既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企业储备人才、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企业培训是“双元制”的主体。德国企业职业培训及跨企业职业培训的费用大部分由企业承担。企业直接资助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方式，采用这种模式的主要是制造业的大中型企业及经营、服务性产业。由于这类企业需要大量技术工人，能提供的培训岗位相对较多，可依靠自身的培训中心培养后备力量。经费支出包括受训者的培训费用，以及发给受训者的薪水。一个受训者的薪水约是正式职工的十分之三。因此，企业虽然花费了大量培训费用，但却减少了薪水支出。

2企业培训的师资

近几年，教育界对通过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及建立我国职教教师资格制度为职业学校输送高水平实训教师的呼声一直很高，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我国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中，没有专职的培训教师对学生进行系统指导，而是安排厂内具有精湛技能的技工指导学生学习技能，企业没有对技工师傅单独进行教育教学方面培训的科学安排，对担任实训任务的技工也没有设置资格考核，在企业内担任培训师傅的技工待遇地位与普通员工没有差异。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企业，培训师傅的实力相差很大。德国对企业培训人员资格通过《联邦职业教育法》、《培训教师资格条例》等法规做出了详细规定。相关法律规定，企业实训师必须参与专业资格培訓和职业教育学、劳动教育学进修（包括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计划与实施、心理学和法律基础知识等），并通过相关考试，这样才可以作为培训教师从事培训工作。培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一般要比相同层次专职员工高，也能获得企业为他们提供的继续教育的机会。

四、企业参与的过程不同

1招生

我国的职业教育招生工作主要是由教育部门管理，具体由职业学校来执行，企业对招生计划的制定、招生的具体执行很少参与。目前，学校为了生存，有的甚至以牺牲生源质量来满足数量要求。在德国职业教育的招生从招生计划制定，到具体实施都是由企业来负责。青少年根据企业的招生计划进行培训岗位申请，培训企业通过获得印象的谈话及对申请者的材料进行审查后进行从业能力测试，了解申请者的技术理解力以及动手能力。在谈话中通过根据系统的或者视情况而定的行为观察涉及对报名者接受事务的敏感性、交际能力、表达能力、理解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等等的评价。测试和评价的结果决定报名者是否满足本企业的培训岗位要求。

2培训

在我国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企业培训，对学生的实践培训随意性很强， 企业自行制订的培训计划，因为缺少相关研究机构的科学论证，很难确保实训计划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执法监督部门也由于法律条款规定不明确导致对企业培训监管不利， 实训计划执行的效果参差不齐，不利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企业培训一个重要方式是顶岗实习。最近，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见》中的新内容明确规定“2013年新入学的中职学生、五年制高职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的时间不能超过半年”。通过减少顶岗实习时间，加强对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监管这在全国是首例。作为职

业教育大省，江苏出台这样的规定主要是是针对“顶岗实习优质岗位落实难、实习时间长、教学内容少，实习质量与效益偏低。”部分企业提供的培训岗位要求学生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使学生成为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

德国的职业训练要在针对各门职业制定的训练章程下进行。训练章程由有关部的代表在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支持下会同雇主和雇员代表共同制定。或者由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与雇主、雇员、职业学校教师各方代表共同制定。制定出来的训练章程经进一步的协调程序，并取得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同意，便作为具有法律作用的规定，由有关各部部长颁布。企业培训在训练章程的指导下进行，并接受法律及公众监督。

我国应在充分肯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作用下，协调职业学校与相关企业关系，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加深企业参与广度和深度，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张小雷中德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比较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0805

[2]黄日强等德国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J]职教论坛，200903

[3]任婕德国职业培训中心办学模式的研究[D] 天津大学职教学院，200902

中德基础教育比较 篇4

来源：人大法学院 作者：佚名 日期：2014年10月23日 浏览：372

2014年10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主办，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中德规制法研究所成立大会暨‘健康与规制’中德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 学明德法学楼601国际学术报告厅召开。来自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美因茨大学、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社科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法学》杂志社、《行政法学研究》杂志社等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成立大会和随后举行的学术研讨会。

上午9时，会议正式开始。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主持。

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原副校长埃布森教授代表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致辞。埃布森教授回顾了中德规制法研究所成立的缘起和背景，指出在去年成功举办“中德规制法研讨会”的基础上成立规制法研究所，通过制度化、长效化的科研合作可以有利地推动两院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化进程；同时强调该研究所虽然是由两院成立的，但对两国规制研究的所有学科和科研机构开放，希望中德同仁一起共襄盛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对与会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指出根据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与人大法学院今年五月签订的合作协议而成立的中德规制法研究所，是两院长期深入合作的结晶，共同合作研究规制这个前沿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尤其是研究所成立后的首次研讨会的主题“健康与规制”，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人的健康和尊严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基本人权，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在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方面保障基本人权，推动人权的发展。保护环境和保障食品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可以通过合作来寻求共识，并为实践提供解决问题的理念、智识和方案。

接着中德双方法学院院长宣布研究所成立并揭牌。根据两院的决定，聘请中德共12位规制法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为中德规制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为研究所中方所长、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埃布森教授为德方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喻文光副教授为执行所长。

成立大会结束后，与会者合影留念。

会议进入“健康与规制”中德学术研讨会的第一单元，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首席专家吴永宁研究员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建顺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胡锦光教授，德国食品法专家胡芬教授（美因茨大学教授、德国食品法学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胡锦光教授在《食安法新制度分析》的报告中，首先全面介绍了食安法修改的背景和目的。然后详细、深刻地评析了此次修法中将要引入的四项新制度：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终身禁业制度、连带责任制度、追究监管人员刑事责任制度。最后简要介绍了食品追溯管理制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责任约谈制度、突击性现场检查制度、有奖举报制度、统一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制度等6项制度的内容以及相关法律责任。

在题为《德国食品法中健康保护的机构、工具和程序》的报告中，胡芬教授指出，欧盟法对德国食品法影响深远，食品法的核心立法价值是保护消费者健康，立法中确立了风险预防等原则和成熟的消费者理想模型。在食品安全规制工具方面，除了传统的管制性措施（如许可）外，还有很多现代的预防性措施，例如，食品监测、信息披露、警告、网络论坛、黑名单公示等。胡芬教授强调，风险预防措施必须遵守比例原则，而最重要和最有效的规制手段是食品行业的自我监督和质量保证，以及通过强大的个体商业企业的竞争性监督。

主报告结束后，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刘莘教授、赵鹏副教授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贵松副教授和王旭副教授围绕规制手段、成熟的消费者模型、中国食品安全立法的价值取向、风险预防原则等问题发表了与谈意见。在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者争相发言或提问，与主报告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研讨会的第二单元由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明远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艳芳教授主持。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萨科瑟夫琪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竺效副教授分别作主题报告。

萨科瑟夫琪教授在题为《通过环境媒介保护的健康保护——空气和水污染防治》报告中，以空气和水污染防治为例，介绍了德国环境规制的传统工具（例如，严格的许可条件和程序）；着重阐述了新型的经济性规制工具（例如，污水排放费的征收），以及采取风险预防措施的判断标准——“科技的现状”的含义及运用。

竺效副教授的报告以《基于城市大气环境信息公开的环境健康规制——比较中国20个城市与10个国际城市的实践》为主题，通过大量实证数据引出环境信息公开和环境健康规划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前景，详细介绍了空气指标选择依据、权重分配和和评价方法的应用，最后总结了今年新修订的环保法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新规定，并提出了完善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的建议。

主报告之后，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候佳儒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巍副教授、石磊副教授以及李修棋博士围绕环境权的定位、排污权交易、环境风险的信息规制等方面作了与谈。与会学者随后对本单元的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清华大学于安教授、北京大学湛中乐教授主持了研讨会的第三单元。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院原副校长埃布森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高秦伟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埃布森教授在其报告《通过规制来实现健康保护——范围、工具和程序概览》中，首先界定了健康规制的范围，然后依据风险规制的紧迫性对相关的规制技术做了类型化分析，并结合基因技术法、化学制品法和药品法探讨了健康规制中的规制工具和程序，重点探究了风险规制中运用的行政法上的传统工具（许可、附款、报告义务等）和新型工具（例如，团体诉讼、协会化、经济激励等）。

在题为《健康保障：权利，规制理念及其方式》的报告中，高秦伟教授首先界定了规制、健康权的概念，阐明了研究健康规制的重要意义，然后重点分析了规制的不同类型；描述了由命令控制、合作规制、自我规制与志愿主义所构建的“规制金字塔”模型；指出在现代规制国家，应该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与多种规制方式的运用，尤其是在健康规制领域，应更多倚重自我规制和合作规制，同时注重行政程序的改进和完善。规制和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曲相霏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张红副院长、中央财经大学的白斌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旭副教授围绕健康规制中工具的类型化、规制的多元化、健康权的保护范围、权利属性以及救济责任等发表与谈意见。两位主持人最后做了画龙点睛的单元总结。

第三单元学术研讨结束后，会议进入闭幕环节，由中德规制法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喻文光副教授主持。

研究所中方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史际春教授代表中方致辞。史际春教授首先强调了成立中德规制法研究所的重要意义，指出“规制”作为前沿的“朝阳”研究领域将大有作为。规制研究的重点问题是如何建构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合理关系。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规制、食品安全治理和环境保护等都亟需规制理论的指导和支撑。希望中德规制法研究所作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为解决中德两国面临的经济性和社会性规制问题提供理论和智识支持。

研究所德方所长埃布森教授代表德方在闭幕致辞中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精心筹备组织了此次研讨会，并认为研讨会的主题“健康与规制”非常具有前沿性，也是世界各国现在面临的共同课题，具有很多的共通性，可以互相学习借鉴。中德规制法研究所的成立是两院科研合作“长征”的第一步，作为德方所长，他将不遗余力地推动合作深入发展和不断进步。最后，中德规制法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喻文光衷心感谢了与会嘉宾的积极参与、法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法学院外事办公室老师以及会务组同学的紧密配合与无私帮助！并指出，规制法研究所成立于10月10日，暗合了“十全十美”的美好期许，希望在各位同仁的鼎力相助下，研究所能够顺利发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下午六时许，研讨会圆满结束。“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本次研讨会从跨学科和比较研究的角度，深入讨论了社会性规制中的两个重点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和环境保护，并在此基础上，概括提炼了健康规制的一般理念、规制工具以及程序，对于推动健康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规制理论研究以及中德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德基础教育比较 篇5

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早期中德关系

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8月,埃姆登普鲁士王家亚洲贸易公司（KPAC）的“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让诸如普鲁士等众多欧洲国家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

19世纪晚期，中外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而奥托·冯·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在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袁世凯请求德国帮助他建立“自强军”和“新建陆军”。德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比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Port Arthur（威海卫？）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

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德中良好关系被威廉2世的帝国主义野心所彻底改变。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联合干涉中，德国强迫日本让出租界汉口和天津；1897年，德国通过“巨野教案”获得了对胶州湾99年的租约。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军队野蛮镇压义和团员的行为让中德关系走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威廉皇帝激励他的士兵们“像匈奴人般作战”，由此，“Huns”成为了德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蔑称）。[1]（译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论：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国协约实际上说明德国已被从政治上孤立，这使得一次大战前期中德关系稍有改善。基于这种孤立，1907年德国希望建立一个由“德—中—美”组成的三国协约，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2]在1912年，德国提供了一笔6百万元的金马克的贷款给新的中国民主政府换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益。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提议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但是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加入了战争并开始进攻德国在中国租界，继而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整个一战期间，德国困于欧洲战局而腾不出手顾及其在远东的利益。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并且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青岛的租界。虽然中国获得了国联的承诺在战后将租界归还中国，但是最终凡尔赛条约却裁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强烈的被出卖感和数十年的压抑导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从贸易方面。1913年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3] 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工业出口，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军工生产被大量削减。但即使如此，条约并不能改变德国在军事创新上的领导地位，许多工业企业仍然保存着设备和技术以生产军事硬件。因此为了绕过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企业开始与国外合作，例如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生产武器并出售给国外。在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跨台，全国陷入内战，各地军阀都企图取得优势。因此许多德国军火企业开始寻求重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以便进入这个广阔的军火市场。

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5]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再次回到中国，七个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6] 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30年代的中德合作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30年和32年略有下降。[7]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奉天事变让满洲里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8]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此之前，德国的对华政策是充满矛盾的，魏玛政权的外交大臣极力鼓吹政府应在东亚地区保持中立，并反对国防军工业体系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那些进出口商因为担心中央政府会在他们的生意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自然也是鼎力反对。但纳粹政权推行的是战时经济政策，动员全社会扩大生产并对诸如钨、锑等重要的军需材料以及各种原材料进行战略储备。而这些原材料中国都可以大量供应。因此，从这个时代开始，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成为了德国对华政策的推动力。[9]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希克特将军到达上海并担任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同年6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他摒弃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10]（参见《秘密之剑——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们》）

中德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现状比较 篇6

本研究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与德国海德堡大学协作,比较中国和德国父母对儿童行为情绪问题的评定结果,了解2种文化背景下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状况,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儿童行为问题评定结果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此次研究的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和德国2项关于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研究。中国的样本取自2003年1项对全国6~16岁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的抽样调查研究[3],德国的样本则源自1项对小学生行为问题的追踪研究[4]。由于德国小学只有4个年级,该研究于1997和2000年在学生就读一、四年级时进行评估。鉴于德国社会具有稳定性强的特点,可以认为2000年所取得的资料仍可代表2003年学生状况,所以取用德国2000年(四年级学生)资料与中国四年级儿童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中国样本按地域、城乡、年级分层随机整群抽样,取自全国七大区(华东、华南、华西、华北、东北、西北和华中地区),包括北京、河北、黑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甘肃、山东等13个省/直辖市。共获得四年级学生有效问卷2 073份,回收率为75.49%。男生1 030人(49.69%),平均年龄为(10.57±0.89)岁;女生1 043人(50.31%),平均年龄为(10.45±0.90)岁。样本包括农村儿童918人(44.28%)。

德国样本取自德国Rhein-Neckar-Kreis区, 该区位于德国西南部,根据德国国家统计资料,其经济和人口状况具有代表性[3]。该区142所小学都被邀请参加研究,其中139所同意参加调查。向四年级学生发放问卷6 849份,回收有效问卷3 981份,回收率为58.13%。其中男生1 969人(49.46%),平均年龄为(10.82±0.50)岁;女生2 012人(50.54%),平均年龄为(10.76±0.49)岁。德国样本全部为城市人口,因为德国总人口只有1.48%从事农业生产[5],他们及其子女都生活在人口少于20 000人的小城市中,没有如中国这样的农村地区。

经分析,中德样本的性别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所以在分析中对年龄进行了校正。

1.2 方法

分别使用Achenbach's儿童行为量表[6](Achenbach's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CBCL)的中文版[7]和德文版[8]进行调查。为保证测评工具的一致性,进行了CBCL德语和汉语版本之间的互译。CBCL包括113个行为问题条目,分属退缩、躯体主诉、焦虑抑郁、社交问题、思维问题、注意缺陷、违纪行为和攻击性行为8个综合征。其中退缩、躯体主诉和焦虑/抑郁组成内向性因子,注意缺陷、违纪行为和攻击行为组成外向性因子。量表总分由除了第2和第4条之外的条目得分组成。

中国和德国的研究均是采取向每位研究对象的父母或主要抚养人发放信件的方式进行调查,其中有CBCL问卷及相关说明。父母按要求填写完成问卷后,由学生返回给所在班级的教师,再由教师交给研究者。

1.3 资料收集与统计分析方法

使用STATA统计软件做以下分析:(1)内部一致性分析。分别计算中国和德国CBCL各个综合征、内外向性因子及总分的Alpha值,以衡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据此了解中德父母对各条目的理解是否一致。(2)析因设计方差分析。以国家×性别为因变量,做主因素和交互因素分析,协变量为年龄,确定2个国家儿童行为问题评定结果是否有差异,并分析效应的作用强度(effect size)。(3)用χ2检验比较2国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以美国常模为标准判断是否存在行为问题,若综合征得分超过该征第98百分位数(T =70),即被界定为有该行为问题,若内向、外向因子得分或总分超过该因子或总分的第90百分位数(T=63),即被界定为有该因子所代表的行为问题或总行为问题[6]。以德国为参照组,分析中国儿童发生情绪行为问题的OR值及其95%可信区间。

2 结果

2.1 内部一致性分析

比较中德儿童各综合征分、因子分及总量表分的Cronbach's α值发现,除中国儿童的社交问题(Cronbach's α=0.56)和德国儿童的思维问题(Cronbach's α=0.44)以外,其余各项得分的α值均>0.60,且各项α值结果相近,总问题得分的α值均为0.94。

2.2 中德男女生CBCL得分比较

中德男女生各综合征得分、因子得分及总分的年龄校正均数见表1。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2国儿童在退缩、社交问题、思维问题、违纪行为、攻击性行为及CBCL总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除攻击性行为之外,中国儿童在其他各项得分上均高于德国儿童。文化因素能解释违纪问题变异的3.7%,社会问题变异的3.3%,以及1.1%思维问题的变异。根据Cohan的标准[9],这些都为小的效应值。另外,文化因素只能解释不到1%的其他症状得分的变异,也就是说,2国间的显著性差异可能因为随机因素产生。

男生和女生在社会问题、注意缺陷、违纪问题、攻击性行为、外向因子和总问题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男生在以上各项的得分上均高于女生。性别因素分别能解释注意缺陷、违纪问题、攻击性行为、外向因子和总分变异的2.6%,2.7%,2.3%,2.8%和1.1%,说明性别差异的实际意义很小。对性别与国家交互效应的分析,除退缩行为外,没有发现显著性的交互作用(P>0.05),说明中德儿童在退缩行为上的差异仅表现于2国的女生之间,而男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各项文化对男、女生的影响是一致的,而且男、女生在2国文化中也表现出一致的趋势。

注:*P<0.01。

2.3 中德男女生行为问题检出情况比较 见表2。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中国男生的总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德国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中国男生发生总行为问题的危险度是德国男生的1.50倍(OR值95%可信区间为1.22~1.84)。在综合征上,仅思维问题的检出率2国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OR值为2.28(95%可信区间为1.56~3.35),其他各项行为问题的检出率2国男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中德女生的总行为问题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中国女生发生总行为问题的危险度是德国女生的1.69倍(OR值95%可信区间为1.34~2.15)。中德女生的退缩行为、思维问题和违纪行为等3种综合征及内化性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均为中国女生的检出率高于德国女生,OR值及其95%可信区间分别为2.79(1.64~4.74),3.28(2.08~5.18),1.96(1.17~3.26)和1.69(1.34~2.15)。

3 讨论

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工具是以Achenbach的英文版CBCL翻译而成,但进行了德语和汉语之间的互译,发现两国文化对儿童行为问题各描述性词语的内涵与外延理解一致性较高,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支持2国父母对CBCL各条目的理解相似的结论。在本研究中,各α值与Achenbach在美国儿童中的应用结果接近[6],总体上可以认为CBCL能够作为儿童情绪行为问题跨文化研究的良好工具。但是应该注意,在思维问题和社交问题上德国和中国儿童父母评价的内部一致性偏低,且2国的差异较其他症状大。提示思维问题和社交问题2个综合征的评定可信程度较差,可能由于父母对构成该综合征条目的理解有偏差。郭兰婷等[10]应用CBCL比较中国香港和四川儿童的行为时,也发现两地在思维问题和社交问题的内部一致性都较低。本研究中,中德儿童在思维问题和社交问题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国男生的思维问题检出率相对危险度是德国男生的2.28倍,而女生的思维问题检出率相对危险度是德国女生的3.28倍,不能排除两国儿童父母在理解症状相关条目上存在的差异对评价结果造成了影响。

在比较中德儿童情绪与行为问题得分时发现,虽然两国儿童在多个症状得分及总问题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差异的实际意义偏小(EF<5.9)[5]。从CBCL总分分析,两国儿童平均仅相差2~3个症状。国外多项跨文化研究也发现,不同国家儿童间行为问题得分的差异并不大[11,12,13,14,15]。Crijnen等[14]比较澳大利亚、比利时、希腊、中国、波多黎各、德国、瑞士、泰国、以色列、牙买加、荷兰、美国等12个国家儿童情绪行为问题时发现,文化因素的作用在退缩、社交问题、内外化问题及总行为问题得分的作用强度为中等,在其他几个症状上也仅具有较小的作用强度。

由于CBCL得分为偏态分布,采用均值比较掩盖了某些重要的信息,行为问题检出率比较能从另一角度反应出两国文化对问题行为发生的影响。进一步比较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发现,中国儿童检出总行为问题的危险度是德国儿童的1.50倍,女生的危险度是德国女生的1.69倍,而且中国女生退缩行为危险度是德国女生的2.79倍,内化性行为的危险度为1.69倍。这与国外关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背景下儿童表现更多的内化性问题的研究报道结果[15]一致。我国文化比较强调孝顺、服从,而德国文化更重视儿童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在控制性较强的环境中,儿童以退缩性行为压抑内心的焦虑被认为是被认可的应对方式。当这种方式被强化而变成稳定而单一的应对策略时,可能形成儿童的问题性行为模式被家长所察觉。文化与性别的交互因素分析表明,文化对退缩行为的影响仅表现在女生群体中,即我国女童受到这种文化影响更大,更易出现相关的行为问题。退缩行为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抑郁状态的重要成分,提示在女童教育中要充分重视退缩性行为的预防,并对该问题的发生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中德出版法律体系比较 篇7

德国是一个文化联邦主义国家，教育、文化和出版传媒都属于各州的文化主权范畴。德国法律中涉及出版行业的地方非常多，不仅联邦一级有新闻出版方面的法律，各州也有，而且各项法律规定都非常细致，与出版业相关的法律主要从出版自由、出版内容、市场竞争和版权保护等几个方面限定了出版行业运作的方式和范围。联邦出版法律、各州出版法律共同构成了德国严谨科学的出版法律体系。

中德两国的出版法律法规在规定公民言论自由、出版内容控制、出版市场竞争和版权保护等方面有不少相同之处，但两国出版法律体系的法律构成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从而反映了中德两国出版业不同的发展历史、发展特点与发展趋势。

中德两国出版法律体系中的相同点

一、两国出版法律中均有关于赋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出版法的母法。出版法依据宪法而制定，包含有宪法的部分内容，并贯穿了宪法的基本精神。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些规定，成为出版法的依据，并贯穿于出版法的内容之中。同时，宪法也就成为出版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德国的《基本法》(即宪法)于1945年5月通过，它规定：人人有用口头、书面和绘画自由地表达和传播自己意见的权利。新闻出版、广播与电视的报道自由不受检查(第五条一款)。该条同时还规定，这种自由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第五条二款)。

二、两国均出台了著作权法以保护著作权人对其文学、艺术、科学等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

1990年9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年10月27日，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作了修订。著作权法的基本内容包括著作权主体即著作权所有者，著作权的客体即作品，著作权内容即人身权和财产权；著作权的限制、著作权的期限，著作权的继承、转让和许可使用，侵权行业和罚则等。

德国的《著作权法》全名《关于著作权及相关权益的法律》，1965年9月制定，1966年1月1日起实施。新的版权法于2002年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内容分五部分，包括著作权、著作权相关权益、针对电影的特别规定、针对著作权及相关权益的总体规定以及该法律的应用范围、过渡条例及终结性条例。德国的版权法保护原则是强调精神权利保护应与经济权利保护相一致。

三、两国的《刑法》均涉及到了关于出版业的某些罪行和刑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许多涉及出版的罪行和刑罚：侵犯著作权，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包括出版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等等。

德国《刑法》规定，凡发行描述以恐怖或其他野蛮方式对人采取暴力的文字作品，并对此类暴行表示赞扬或贬低，或者煽动种族仇视者，会受到起诉(第一三一条)。

中德两国出版法律体系中的不同点

一、两国出版法律体系的宏观构成不同。

由于中德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两国出版法律体系的宏观构成也不同。

我国当代出版法律体系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宪法、相关法律、国际公约、行政法规与地方性规范文件。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出版法律的基本精神所在。出版业的相关法律、国际公约和行政法规是我国出版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出版业的法律体系主要由联邦出版法律与各州出版法律组成，同时还包括国际公约。根据联邦基本法规定，文化教育管理权在各州，联邦政府只负责有关法律和社会上的规定，如所有权、出版权、税收权等。州政府则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文化政策和出版法规。联邦出版法律、各州出版法律和国际公约共同形成了德国出版法律体系的完整面貌。

二、两国出版法律体系中法律与行政法规所占比重不同。

在我国的出版法律体系中，行政法规与地方性规范文件占了很大的比重。我国目前不具备颁布出版法成文法典的条件，只有其他的相关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全国性的行政法规自1972年以来就有200多种，而且种类繁多。将其归类以后，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出版管理总体规范类，如《出版管理条例》(2002年)，《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1997年)等；②著作权管理类，如《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02年)，《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2002年)等；③书报刊编辑管理类，如《图书质量管理规定》(1997年)，《期刊管理暂行规定》(1998年)，《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1995年)等；④印刷管理类，如《印刷业管理条例》(2002年)等；⑤音像制品出版管理类，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2年)等；⑥电子及网络出版管理类，如《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1999年)，《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002年)等；⑦出版物发行(市场)管理类，如《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2002年)，《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1996年)等。

德国出版法律体系中大多数为成文法，行政法规相对较少。联邦政府对出版业限制的法律主要有《基本法》、《刑法》、《紧急权利法》、《传播危害青少年之文学作品法》、《反不诚实竞争法》、《产品保证法》。此外，州政府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关的法规。

三、两国出版法律法规对出版市场竞争管理的侧重点不同。

市场竞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物市场主体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经济利益而相互争取更有利的供给或需求条件的行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内在动力，对市场竞争行为进行管理必须坚持鼓励和保护正当竞争的原则，保护经营者和读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出版市场竞争的法律法规，而相关法律仅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它规定了市场竞争的原则和

保护市场竞争行为的措施，但并没有对出版市场竞争进行具体明确、有针对性的规定。

《德国竞争法》分为两个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限制竞争法》。前者调节市场参与者的竞争行为，规定什么样的竞争行为不允许，并不涉及到竞争本身是否可能。后者调节竞争本身的问题，即在一定市场上的竞争是否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是否合法，是否必须得到许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6条是有关采用容易混淆的名称和杂志、图书名称保护条款，对图书出版行业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中国有关出版市场竞争的法律规定是以确定原则、保护竞争的宏观管理为重点，而德国则对出版市场竞争进行了深入规范，不仅调节竞争行为，而且对竞争本身的合法性也进行了确认与调整。

四、两国出版法律法规对青少年出版物的重视程度不同。

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社会和谐与家庭和谐的实现。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青少年出版物内容管理的法律，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若干规定》里对青少年儿童出版物的内容进行了限制。

德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保护青少年免受不良出版物的毒害。1953年，联邦政府正式公布了《传播危害青少年之文学作品法》，从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禁止下流或淫秽出版物的出版和传播，并由政府、教育界、报界、宗教界等代表组成出版管理委员会来审定出版物是否与法律相抵触。1985年，德国政府再次修订并公布该法。

启示：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并行之有效的，以《宪法》为基础、以《著作权法》为核心的出版法律体系。《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等法规的制定，与《著作权法》一起，初步建成了比较健康的出版法制环境，对规范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德国相比，我国的出版法律体系仍不够健全，某些法律规范条文不够科学，以行政法规与地方性规范文件为主，则显示了我国的出版法律体系在权威性、科学性、稳定性方面仍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