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精选8篇）

信赖保护原则 篇1

杨洪霞

山东大学法学院 2003级法律硕士

【摘要】：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德国行政法院根据法律的安定性原则和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逐步确立起来的，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信赖保护原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运用。在我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信赖保护在我国已经纳入法制规范。本文主要从信赖保护原则产生的渊源，理论基础，确立的必要性和我国确立信赖保护原则的制度构想来阐述。

【关键词】：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利益 行政程序 行政补偿

概述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产生了具有正当性的信赖利益时，这种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行政机关不得随意的变更或撤销已作出的行政行为，如果撤销必须补偿相对人因信赖所产生的损失。无疑，行政权在国家的各种权力中是最桀骜不逊的，为了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和不正当行使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确立这个原则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在我国，《行政许可法》颁布之前，信赖保护原则鲜有研究，更提不上运用，行政机关动辄撤销行政许可，全面整顿等行政行为严重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制定的法规政策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也使政府失去了信用，带来的是国家经济资源的浪费，行政成本的提高，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和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严重对峙。随着中国加入WTO，行政法治的发展和社会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建立诚信政府的理念也在逐步深入人心，《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信赖保护在我国已经纳入法制规范。人们更加关注信赖保护原则的研究。

一，信赖保护原则在各国的确立

德国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母国，德国的行政法院确立的这个原则是为了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1973年10月召开的德国学者大会将“行政上之信赖保护”定为会议第二主题，奠定了信赖保护作为一项公法原则的地位。此后，德国《行政程序法》，《租税通则》，《联邦建设计划法》等法律中，信赖保护原则均被明文加以规定。[1] 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至50条对具体行政行为撤销和废止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行政信赖保护作为行政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法典中得到正式确认，随后该原则被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借鉴。

韩国《行政程序法》第4条规定：“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本着诚实信用为之”。

日本行政法的特点就是对外国法的合理借鉴和运用，日本在60年代引入信赖保护原则，70年代得到充分的论证，并将其与诚信原则，禁止反言原则一起作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

我国台湾地区在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案例和判决中直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台湾《行政程序法》第1条将“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作为一项立法目的，第8条规定：“行政行为，应以诚实信用方法为之，并应保护人民正当合理之信赖。”

在英美法系国家虽没有明确提出信赖保护原则的概念，但却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制度，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确立的合法预期的制度，美国的不得翻供制度。

我国《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下列方式处理：

（一）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二）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三）向被告和有关司法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四）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处理。”该条虽未明确提出信赖保护的概念，但是规定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给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人民法院可以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可见信赖保护原则的理念已经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2003年8月27日通过，200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者准许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标志着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已纳入法制规范。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基础

1，诚实信用说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宁。诚信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领域被称为“帝王条款”。诚实信用说主张信赖保护原则是将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适用于行政法领域。日本盐野宏教授就认为：“信义诚实的原则乃至信赖保护的原则，是将私人间适用的法原理适用于行政法关系的情况”。[2]

日本学者乙部哲郎也主张将诚信原则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依据。他认为，首先，“信用”一词与信赖相近，其次，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为具体关系，适合诚信原则的适用。[3]另外，肖金明教授主编的《行政许可要论》也提到“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被引入了公法领域，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4] 甚至有学者认为：“苟无诚信原则，则民主宪政将无法实行，故诚信为行使一切行政权之准则。”[5]

2, 法的安定性说

法的安定性包括两方面：第一，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即法律规范必须是确定的，不存在相互矛盾的理解，这样社会成员才可以准确的依据法律来行事。第二，法律制定出来后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国家不能随便的更改而使法律处于不确定状态，法律的溯及力被限制。法的安定性说主张信赖保护原则得以确立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安定性。正是“本于法的安定性，行政行为须具有可预见和可预测性，人民预先知其所遵循，故人民因信赖行政行为所生之损害应予以保护。”[6]

3，权利保障说

认为信赖保护原则实质上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而确立，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政府不正当行政行为的侵害。

在上述三种学说中，笔者更倾向于诚实信用说。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只是信赖保护原则的目的之一，将它们单独列为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基础是片面的，没有揭示该原则的本质内涵。现代社会行政理念发生了重大革新--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观念转变。管制行政以“政府”为中心，以权力为本位，以命令与强制为手段，片面的强调公民对政府的服从，而服务行政将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作为其行为的向导，任何时候都不以任何手段去追求政府自身的利益。[7] 在行政活动中，政府与公民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所以当公民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产生信赖利益时，政府不能随意的因为自己方面的原因而使得公民的利益受损，如果确实为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不得已而为时，应给公民适当补偿。现代法治国家已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意义的法治。实质上的法治即良法之治不仅要求国家要受到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更要求制定的法律本身要适当，要承认并保障个人的尊严，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不仅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应予以注意，而且人民在行使或保护其权利时，亦应予以正视。”[8]

三，信赖保护原则确立的必要性

确立信赖保护原则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乃至建立诚信政府都有着及其重大的意义。

1，建立诚信政府的需要

上面提到，现代行政理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服务行政要求政府抛弃治民的观念树立由民做主的观念，将公众置于行政的中心位置上，政府与公民的地位真正地趋于平等，政府将改进服务质量，高效率的为民服务作为其追求和目的。[9] 公民与政府形成良好的合作与互动，再也不是原来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政府要有效的实施行政管理，必须得到公民的配合和支持，而这种配合和支持是建立在对政府充分信赖和尊重的基础上的。如果公民的合法权益因信赖政府的某种行政行为而受到损害，政府就必须象在私法领域那样遵守诚信原则而给公民适当的补偿。为了避免政府的这种不利后果的发生这就要求政府要做到言而有信，取信于民，要求政府权力必须一种可知的，可预测的方式行使，遵守自己发布的政策，信守自已的诺言，这样相对人才有可能对自己将来的行为进行安排和筹划，整个社会才能有条不紊的维持在良好的秩序当中。[10] 尤其中国现在已经加入WTO，世贸组织对成员方政府提出了通过立法成就统一的法律体系，在行政执法上实现统一，公正，合理的要求，并且要求为建立市场经济放松行政管制。这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建立诚信政府，切实的履行自己的承诺，保护私人的信赖利益，使公众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构建诚信社会，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2，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信赖保护原则设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现代行政法试图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间寻求一种平衡。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的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需要，但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已而损害个人的合法权益时，必须对遭受损害的成员以适当的补偿。薛刚凌教授在她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中将自由，权利保障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确立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如必须改变，就必须考虑社会成员已产生的信赖利益，并能促使行政机关更加谨慎的行使行政权，防止行政权被滥用。

3，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的考虑

行政机关如果出尔反尔，反复无偿，那么他的行为就不具有可预测性，不值得信赖，就会降低公民参加社会活动，行政活动的积极性，更有甚者，如果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这种反复无常的行政行为的侵害，就会造成公民与政府的严重对峙，后果就是增加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这种后果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相反，如果行政机关能够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就会促进公民积极的参加行政，协助行政，服务行政，与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节约社会资源。

四，我国确立信赖保护原则的构想

信赖保护原则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我国《行政许可法》虽然也体现了信赖保护的理念，但是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不应仅局限于一部法律之中，应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指导行政立法和实践。

1，首先，应在行政立法中明确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

基本原则是指导立法和实践的基本原理和准则，贯穿于法律运行的整个过程。它可以指导审判机关审理案件时甚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都时刻以信赖保护原则为依据，注意保护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它也可以提醒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的时候时刻注意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有利于依法行政。

2，加快制定出台我国的行政程序法

行政程序法主要是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的法律。当代许多国家都对行政程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制定并实施行政程序法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与行政救济不同的是行政程序属于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能够防患于未然，有利于依法行政的实现。正如美国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在他所著的《行政法》一书中所提出“行政法的核心与实质是行政程序法”、“行政法即行政程序”。

我国虽然还未制定《行政程序法》，但是我国的行政立法研究组（由罗豪才任组长）已经着手起草它的框架稿和试拟稿，另外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行政执法与行政程序课题组也组织权威专家提出了《行政程序法》的试拟稿。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就可以出台并实施。

行政程序法应在总则中将信赖保护原则列为它的基本原则。它不仅指导行政程序法所有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也是其他单行行政法在设置程序时必须遵循的原则，更是行政执法，司法活动的基本依据。

另外《行政程序法》框架中会对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单独作出规定。这些领域中涉及到信赖保护原则的问题如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况，行政行为被撤销的情况，行政行为废止的情况等都应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3，在各单行行政法中明确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运用和救济制度

行政程序法和单行的行政程序法之间是基本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一般法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但可以根据需要做具体的规定或补充规定。

我国目前的单行行政法中唯一引入信赖保护原则的是《行政许可法》，我国的《行政许可法》第8条作出了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如撤销或变更应补偿等规定，但这种规定只是泛泛而谈，实践中具体如何补偿，受害人应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主张权利的时效，补偿限额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公民的合法权利很难得到实际保障。笔者认为为了弥补它的不足，使得许可法引入的信赖保护原则在现实中真正得到贯彻，也使得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真正的得到保障，需要完善行政许可法的相关法律制度主要是我国的救济法。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如果法律只规定了公民的权利而不规定权利受到侵害时具体的救济途径这对于公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笔者认为“擅自改变”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政机关由于违法或者不当而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二是行政机关由于合法的无过错的行为不得不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下面对这两种情况分别阐述。

（1）行政机关由于违法或者不当而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

这种情况相对人没有过错，只是由于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的过错才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a）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b）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c）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d）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行政许可法》第69条已对这几种情况作出了规定，并规定因为上述情况使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但是具体如何赔偿没有提及，这就要结合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对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行政赔偿范围中没有明确提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行政许可被撤销造成被许可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应予赔偿等许可法中提到的情形。但是行政赔偿范围中有个开放性的规定：“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其他违法情形，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情形”，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样就可以将许可法中提到的情形纳入其中。但是笔者认为《国家赔偿法》有必要将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实施行政许可的具体情形明确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范围中以避免行政机关规避法律，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赖利益由于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实施行政许可而受到损害时就可以直接依据国家赔偿法请求赔偿。现行的《国家赔偿法》还存在重大不足，对于财产损失，现有规定原则上只赔偿直接物质性损失，对于可得利益一律不赔，这与行政许可法的全面保护原则是不相符的，在某种程度上《国家赔偿法》成为《行政许可法》实施中尤其是对公民权利保护实现中的绊脚石。因此，我们应该加快修改国家赔偿法，确立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原则，这样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主体违法或不当实施行政许可遭受的损害才能得到全面的赔偿，这也有利于行政机关时刻注意监督自己的行为，依法行政。

（2）行政机关由于合法的无过错的行为不得不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法》第8条进一步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行政补偿的问题。

行政补偿是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法行使职权行为或因公共利益需要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给予补偿的法律救济制度。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行政补偿法，除了个别单行法对某些行政管理领域的补偿作了些零散的规定外，整体规范化的行政补偿制度尚未建立，大量的行政补偿问题在我国目前尚无法可依。[11] 行政许可法在这种背景下提到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赖利益给予补偿虽然有着非常进步的意义，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但现实中是很难落实的。笔者认为应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出台我国的行政补偿法。行政补偿法也应将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规定其中，并规定信赖利益受到损害时由谁提出请求，补偿义务机关是谁，补偿程序，具体的补偿标准，权利保护的时效等问题，只有这样，信赖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信赖保护原则只是在行政许可法中得以体现，它在我国的行政法领域还处于理念形成阶段，要真正的作为一项原则来指导我国的行政立法和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需要我国的立法者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

注释：

[1] 黄学贤 《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载《法学》2002年第5期。

[2] 日本，盐野宏 《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

[3] 肖金明主编 《原则与制度--比较行政法的角度》 山东大学出版社 第243页

[4] 肖金明主编 《行政许可要论》 山东大学出版社 第77页

[5] 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6] 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7] 石佑启 《论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 载 《中国法学》 2003年第3期

[8] 周佑勇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构》 载 《中国法学》 2003年第4期

[9] 石佑启 《论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 载 《中国法学》 2003年第3期

信赖保护原则 篇2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一条重要的公法原则最早始于德国。德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 就将信赖保护原则与依法行政、法律安定原则、比例原则等置于同等地位而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随后在1973年10月举行的德国法学者大会上, 第二议题就选定“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 从此确立信赖保护原则在现代行政法上的重要地位。之后在德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条和第49条对信赖保护原则作出了明文规定。受德国信赖保护原则的影响, 其他国家比如法国、英国、日本、美国、韩国。都有对信赖保护原则不同程度的运用。

行政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 人民把行政权赋予政府, 就是让政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使政府对公民的个人利益给予更多的尊重和保护。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应时代的要求应运而生。

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含义

我国最早在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开始关注和涉及到信赖保护的问题。其中第59条这样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规定, 判决撤销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 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 可以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1) 此法条所表达的对于违法行政行为的撤销以及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这便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明显体现。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的规定被学者们称之为信赖保护原则。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 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 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行政主体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规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 行政主体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2) 综合不同观点,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基于行政法治原则, 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就被推定为合法有效, 它具有对世的效力。行政相对人对于此行政行为要给予一定的信任和依赖, 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行政行为的信赖所产生的合法利益, 法律同时也要给予保护。行政主体不得擅自改变或者撤销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或承诺, 即便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也要受到限制。行政机关撤销授益性行政行为, 对于违法的授益性行政行为, 特别是在违法原因可归责于行政机关的情况下, 应当首先保护受益相对人的权利或者利益, 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擅自撤销, 如确实基于明显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收回该项权利或者利益, 也必须给予受益相对人补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要受到法律保护, 在被许可人行为没有违法的情况下, 不得撤销。信赖保护原则是平衡行政权力和个人权利的一条重要原则, 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变更的, 一旦被许可人所信赖的利益受到损失行政机关也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应是整个行政法的主要原则之一, 但是目前主要适用于行政许可领域中, 即大量的授益行政行为范围内。下面将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具体适用。

1. 信赖保护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撤销中的适用

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 是指行政机关对已经生效的但存在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的效力通过法律程序予以消灭的行为, 根据违法程度的不同, 对于行政行为予以全部或部分撤销。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 撤销完全符合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 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该行政行为效力的信任已经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 撤销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符合了法治原则, 却可能损害公民的合理预期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 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撤销已经存在的行政行为, 即使是“有错必纠”的情形也应予以必要的限制。

对于给行政相对人带来权益的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一般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 因为该授益行政行为带来了一定的信赖利益给行政相对人, 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该行政许可的信赖而进一步产生了合法的个人利益。表面上来看, 对于违法的负担行政行为进行撤销, 既可以体现有错必纠和依法行政原则, 又可以减轻相对人负担, 其撤销通常不发生既得权益或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 原则上应可随时加以撤销, 但是我们发现在现实案例中并非如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相对人履行负担行政行为后, 已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利益, 对于负担行政行为不加考虑的撤销, 势必会给行政相对人带来很多不利, 会给其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因此, 对于负担行政行为的撤销也要慎重为之, 不得随意。

2. 信赖保护原则在具体行政行为废止中的适用

行政行为的废止是指由于法律变更或事实变化而引起合法行政行为的效力停止。废止的原因是因形势、法律或政策的变化或者行政行为的目标、任务已经完成而产生, 并非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所致。行政相对人基于对合法的行政行为信赖而产生相应的信赖利益, 这个利益应该得到应有的保护, 所以对于相对人的授益行政行为原则上是不得随意废止的, 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

不论是对于行政行为的撤销还是废止, 两者所考量的标准是一致的。这个标准就是对信赖利益和否定原行政行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进行客观的对比。前者显然大于后者时, 不得撤销或废止原具体行政行为;在相反情形下行政行为可以被撤销, 但不能溯及既往, 对于给行政行对人所造成的损失必须给予合理补偿。

3.信赖保护原则在抽象行政行为中的适用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制订和发布能够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也是行政主体做出的一类重要行政行为。公民基于对政府和公权力的信赖, 对于已经生效的抽象行为会给予一定的尊重和认可, 伴随这种尊重和认可, 公民会作出一系列的生产和生活安排, 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信赖利益。原则上抽象行政行为不得具有溯及力, 即使在特定情况下可溯及既往, 也不得限制或者损害相对人已经依法取得的利益。但是, 如果该抽象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上位法, 或者行政相对人以不正当的方法或提供不正确的材料, 使行政机关做出该抽象行政行为的, 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如果行政相对人只是希望或者期待而未表现其已生信赖的事实, 由于欠缺信赖要件, 也不适用该原则。 (3)

我国信赖保护原则完善的制度构建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理解和适用, 还存在很多问题,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 信赖保护原则不能在相应的法律秩序下发挥最大的作用。结合我国《行政许可法》对于信赖保护原则规定之不足, 从法律制度上就完善信赖保护原则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

《行政许可法》第2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撤销或变更已经存在的行政许可。由此可见, 撤销或变更已经做出的行政许可的重要依据是保护公共利益。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4) 我国目前对于公共利益仍然没有明确界定, 导致了其理解的模糊性。作为以国家意志行事而存在的行政法, 其目的在于维护以公正为核心的公共利益, 在学理和法律上应明确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 才可能使以其作为基础的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 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

公民信赖利益保护离不开完善的行政补偿制度。目前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要给予合理补偿。目前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也有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的规定, 但是此规定过于笼统, 具体操作性不强。行政补偿制度要成为一种健全的制度, 一方面是明确补偿标准, 另一方面是完善行政补偿的程序。《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2款:“相对人所得到的财产补偿不得超过相对人在行政行为存续时所具有的利益。”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20条规定:“授予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经撤销后, 受益人因信赖该处分而遭受的财产损失, 撤销机关应给予合理补偿, 补偿额度不得超过受益人因该处分存续可得之利益。” (5) 以上规定我们都可以借鉴, 既要明确行政相对人领取补偿的程序, 也要明确包括行政主体给予补偿的程序, 使补偿确定在既得利益和期待利益之间。因此, 要加强行政补偿立法, 才能更符合信赖保护原则的精髓和要求, 才能实现真正的诚信政府。

3. 将信赖保护原则纳入《行政程序法》

我国至今还没有出台《行政程序法》, 信赖保护原则的有效行使, 离不开其在行政程序法中的地位。我们探讨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只有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固定, 才能更好地规范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在制订《行政程序法》时, 总则中应当明确规定信赖保护原则将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确定其重要地位, 信赖保护原则应该被作为一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纳入其中, 其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事后的权利救济, 而且在于事先规范行政行为从而控制行政行为的任意性。分则中要使信赖保护精神贯穿其中, 翔尽具体地规定行政行为撤销、废止时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保护。我们不仅要在实体上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进行详尽规定, 在程序上也要明确其具体行使的过程、步骤和方式。只有通过《行政程序法》将信赖保护原则确定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法治的实现才可能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一章第8条, 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四次会议通过.

[3]李惠宗.行政法要义[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128-129.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0条、第22条,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5]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20条, 1999年1月15日立法院通过.

[1]宋功德.行政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2] (德) 平特纳、朱林译.德国普通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大学出版社, 1999.

[3]翁岳生.行政法 (上) [M].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0.

[4]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J].理论法学, 2002 (5) .

浅议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 篇3

关键词：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机关；相对人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68-01

一、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适用条件及重要性

有人说“纯粹从语言学上讲，信任指相信而敢于托付，信赖指信任并依赖。”这是从语言学上讲，在法学中的意义离不开语言学但它更严格更具有逻辑性，“信赖有着相当确定的意义，即因相信某种法定事实而付出代价或有所行为。”[1]当然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中不是仅此一句就可解释。“通说认为构成信赖保护原则应当具备三个要件，存在信赖的基础、信赖的表现、利益值得保护。”[2]

行政法中信赖保护原则一直以来都是学界讨论研究的对象，一般认为它出现在二战后，之后在德国的行政法中成为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发展一般认为源于1959年的福利补贴案。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到底如何衡量，在行政法这一领域到底占据着多大的分量呢。如美国学者迈达尔·D·贝勒斯认为，法律原则是有分量的，在“相互冲突的原则必须相互衡量或平衡，有些原则比另外一些原则有较大的分量。”[3]此说明在行政法中这俩个原则都是十分重要的。

二、《行政许可法》中关于信赖保护原则存在的缺陷

（一）公共利益范畴不明确。

公共利益一词虽然有久远的历史，但至今都没有一个统一概念。在我国此次的《行政许可法》关于信赖保护原则的体现中涉及到俩次的公共利益却没有对其具体的解释与规定，这给了行政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的比重不明确。

在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第八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时可以依法变更或撤销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到底拿什么来衡量“为了公共利益”这几个字，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案件行政机关不给相对人任何解释，更不可能要求他们拿出关于此公共利益评估结果和社会不同阶层人民的调查，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此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的衡量标准，让行政机关有恃无恐的以公共利益当挡箭牌。

三、完善《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的意见

（一）界定公共利益。

各国学者对公共利益有不同的理解，如：边沁认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有着必然的联系，个人利益之和即为公共利益。潘恩认为“公共利益并不是与个人利益相对应的术语，相反，它是每个人的利益，公共利益涉及个人利益，同时表现为个人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4]尽管学者们从抽象的角度确立了公共利益的不同含义，但他们仍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有学者认为“各国就是通过列举的形式来界定其含义，同时通过调查、司法判决和组织听证等方式来具体界定公共利益。”[5]我们应该总结一些普通的公共利益归纳为一类，从而较明显的确定某一类公共利益，只有这点是不够的，我们没办法把每一种都列举。这就须结合司法判决，判决应该经过调查和听证来确定是否可以称为公共利益，通过调查确定是否属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公共利益是关于每个人的利益人们有权利去听证，来确定公共利益的外延。

（二）衡量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

在我国现在的国情下我认为只有当行政许可中公共利益的评估价值大于或者等于信赖利益的评估价值时行政机关才可依法变更或者撤销，这必须要两者之间进行价值衡量来确定。如果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远大于公共利益，而且大多数人对此公共利益持放任的心态那在这种情况下以公共利益为借口使相人放弃自己的合法利益显然有失公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则要求《行政许可法》中确定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的关系，到底是公共利益绝对优于信赖利益，信赖利益优于公共利益还是根据评估来确定哪个相对优先，我认为我国应该采取公共利益相对优先原则。

参考文献：

[1]朱光新：《信赖保护原则及其在民法中的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王周户：《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3]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版。

[4]刘丹：《公共利益的法律解读与界定》载《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版，第6期。

[5]边丽：《论行政许可中的信赖保护原则》，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11月。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配置原则 篇4

一、概述

电力系统是指由发电、送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等各个环节（一次设备）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也包括相应的通信、继电保护（含安全自动装置）、调度自动化等设施（二次设备）。

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是指运行中所有电力设备必须在不超过它们所允许的电流、电压、频率及时间限额内运行(强调充裕性)。不安全的后果可能导致电力设备的损坏，大面积停电。

2003年8月14日下午，美国纽约、底特律和克利夫兰以及加拿大多伦多、渥太华等城市均发生停电事故。事故原因俄亥俄州阿克伦城的第一能源公司的两根高压电线其中一根因树枝生长碰至线路后跳闸，另外一条线路因安全自动装置误动，导致第二条线路跳闸，最终导致各个子电网潮流不能平衡，最终系统解列。

可见，要保证电力的安全稳定运行，必须配置安全可靠的继电保护装置和安全自动装置。继电保护顾名思义在系统发生故障时及时隔离故障点保护一次设备，同时能够让电力系统继续安全稳定运行。

二、基本要求

继电保护配置方式要满足电力网结构和厂站的主接线的要求，并考虑电力网和厂站的运行方式的灵活性。所配置的继电保护装置应能满足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的要求。

1）要根据保护对象的故障特征来配置。继电保护装置是通过提取保护对象表征其运行状况的故障量，来判断保护对象是否存在故障或异常工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的自动装置。用于继电保护状态判别的故障量，随被保护对象而异，也随电力系统周围条件而异。使用最普遍的工频电气量，而最基本的是通过电力元件的电流和所在母线的电压以及由这些量演绎出来的其它量，如功率、序相量、阻抗、频率等，从而构成电流保护、电压保护、方向保护、阻抗保护、差动保护等。

2）根据保护对象的电压等级和重要性。

不同电压等级的电网的保护配置要求不同。在高压电网中由于系统稳定对故障切除时间要求比较高，往往强调主保护，淡化后备保护。220kV及以上设备要配置双重化的两套主保护。所谓主保护即设备发生故障时可以无延时跳闸，此外还要考虑断路器失灵保护。对电压等级低的系统则可以采用远后备的方式，在故障设备本身的保护装置无法正确动作时相邻设备的保护装置延时跳闸。

3）在满足安全可靠性的前提下要尽量简化二次回路。继电保护系统是继电保护装置和二次回路构成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二次回路虽然不是主体，但它在保证电力生产的安全，保证继电保护装置正确工作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复杂的二次回路可能导致保护装置不能正确感受系统的实际工作状态而不正确动作。因此在选择保护装置是，在可能条件下尽量简化接线。

4）要注意相邻设备保护装置的死区问题

电力系统各个元件都配置各自的保护装置不能留下死区。在设计时要合理分配的电流互感器绕组，两个设备的保护范围要有交叉。同时对断路器和电流互感器之间的发生的故障要考虑死区保护。

三、线路保护

输电线路在整个电网中分布最广，自然环境也比较恶劣，因此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中故障概率最高的元件。输电线路故障往往由雷击、雷雨、鸟害等自然因素引起。线路的故障类型主要是单相接地故障、两相接地故障，相间故障，三相故障。

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保护配置不同。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系统往往是不接地系统，线路保护要求配置阶段式过流保护。由于过流保护受系统运行方式比较大，为了保证保护的选择性，对一些短线路的保护也需要配置阶段式距离保护。110kV线路保护要求配置阶段式相过流保护和零序保护或阶段式相间和接地距离保护辅以一段反映电阻接地的零序保护。110kV及以下线路的保护采用远后备的方式，当线路发生故障时，若本线路的瞬时段保护不能动作则由相邻线路的延时段来切除。根据系统稳定要求，有些110kV双侧电源线路也配置一套纵联保护（全线速动保护）。为了保证功能的独立性，110kV线路保护装置和测控装置是完全独立的。220kV及以上线路保护采用近后备的方式，配置两套不同原理的纵联保护和完整的后备保护。全线速动保护主要指高频距离保护、高频零序保护、高频突变量方向保护和光纤差动保护。后备保护包括三段相间和接地距离、四段零序方向过流保护。此外220kV线路保护还要配置三相不一致保护。

输电线路的故障大多数是瞬时性的，因此装设自动重合闸可以大大提高供电可靠性。

选用重合闸的方式必须根据系统的结构及运行稳定要求、电力设备承受能力，合理地选定。凡是选用简单的三相重合闸方式能满足具体系统实际需要的线路都能当选用三相重合闸方式。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如果使用三相重合闸不能保证系统稳定，或者地区系统会出现大面积停电，或者影响重要负荷停电的线路上，应当选用单相或综合重合闸方式。在大机组出口一般不使用三相重合闸。我省220kV线路基本采用单相重合闸，110kV线路采用三相重合闸方式。

四、变压器保护

电力变压器是电力系统中使用相当普遍和十分重要的电器设备，它若发生故障将给供电和电力系统的运行带来严重的后果。为了保证变压器的按安全运行防止扩大事故，按照变压器可能发生的故障，装设灵敏、快速、可靠和选择性好保护装置。

变压器可能发生的故障有：各向绕组之间的相间短路；单相绕组部分线匝之间匝间短路，单相绕组和铁芯绝缘损坏引起的接地短路；引出线的相间短路；引出线通过外壳发生的单相接地短路以及油箱和套管漏油。变压器的不正常工作情况有：外部短路或过负荷引起的过电流；变压器中性点电压升高或由于外加电压过高引起的过励磁等。

根据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规定，变压器一般情况要配置以下保护：

变压器油箱内部短路故障和油面降低的瓦斯保护、压力释放、油温过高、冷却器全停等非电量保护； 变压器绕组和引出线多相短路、大电流接地系统侧绕组和引出线的单相接地短路及绕组匝间短路的纵联差动保护或电流速断保护；

变压器外部相间短路并作为瓦斯保护和差动保护（电流速动保护）后备的低电压起动过流保护（或复合电压起动的过电流保护或负序过电流保护）；

大电流接地系统中变压器外部接地短路得零序电流保护； 变压器对称过负荷的过负荷保护； 变压器过激磁的过激磁保护。

不同电压等级和容量的变压器配置有所区别，电压等级越高，变电容量越大的变压器配置越复杂。对电压为220kV及以上大型变压器除非电量保护外，要求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差动保护和各侧后备保护。

220kV侧的后备保护包括：零序方向过流（两段两时限）和不带方向的零序过流；复合电压方向过流（一段两时限）和复合电压过流；

间隙零序电流和电压保护

110kV侧的后备保护包括：零序方向过流（两段两时限）和零序过流；复合电压方向过流（一段两时限）和复合电压过流；间隙零序电流和电压保护

35kV侧的后备保护包括：复合电压方向过流（一段三时限）各侧装设过负荷保护，自耦变还装设公共绕组过负荷保护。

五、母线保护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母线是电力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元件，与其他电气设备一样，母线及其绝缘子也存在着由于绝缘老化、污秽和雷击等引起的短路故障，此外还可能发生由值班人员误操作而引起的人为故障，母线故障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当母线上发生故障时，将使连接在故障母线上的所有元件被迫停电。此外，在电力系统中枢纽变电所的母线上故障时，还可能引起系统稳定的破坏。一般说来，低压母线不采用专门的母线保护，而利用供电元件的保护装置就可以把母线故障切除。当双母线同时运行或单母线分段时，供电元件的保护装置则不能保证有选择性地切除故障母线，因此在超高压电网中普遍地装设专门的母线保护装置。母线保护的基本配置为：

（1）母线差动保护（2）母联充电保护（3）母联过流保护

（4）母联失灵与母联死区保护（5）断路器失灵保护

我省母联充电保护和母联过流解列保护是单独配置的，充电保护是相电流保护，母联过流解列保护要相电流和零序过流保护。

六、备用电源自投装置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是保证供电可靠性的重要设备。电源备自投装置采集断路器位置、电压、电流等信息，如判断出配电装置已失去主电源将自动合上备用电源。微机型电源备自投装置的工作原理和微机保护基本相同。

备用电源备自投装置主要用于110kV及以下的中低压配电系统中，因此其主接线方案是根据变电所、发电厂厂用电的主要一次接线方案设计的。和一次接线方案相对应，电源备自投装置主要有低压母线分段开关、内桥开关、线路三种备自投方案。

七、其它安全自动装置

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内容及原则论文 篇5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时代的进步，出土文物的数量越来越多。文物是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文物出土时在多数情况下的年代较为久远，在文物出土、运输、保管、研究等各个阶段均有可能对文物造成破坏，而文物被破坏后的复原难度大，因此，文物也是具有唯一性的国家文化遗产，得到科学的研究和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研究价值

前言

文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历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文物的保护工作并不是新型的行业，但在现阶段的文物保护中，仍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对文物的保护范围不明确、文物保护的方法不科学、文物运输及储存方式不合理等等。对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内容及原则进行讨论和研究，旨在明确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含义，对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具体内容进行梳理，对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原则进行明确，促进文物保护工作能够更好地进行发展。

一、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概述

(一)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具体含义

文物是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历史遗留物，由于文物的数量有限且年代久远，现代技术无法给予复制，因而文物是具有唯一性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文物进行科学保护研究，是一项具有十分现实意义的工作。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是对文物保护的技术方法进行研究的专门学科，涉及的科学范围广泛，在进行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时，需要明确研究的几个条件。明确什么是文物，文物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文物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以及自然界的珍稀遗留。文物的范围应当给予明确的界定，这样在进行文物保护时能够明确文物保护工作的对象是什么，防止范围不明确而造成部分文物无法得到良好的保护而损坏或者在非文物上浪费人力财力物力。对文物保护学也要进行研究，文物保护学涉及历史、材料、化学、力学等多个领域的技术手段，同时也是多领域融合的专门学科，文物保护需要根据文物种类、年限、材质等情况的不同来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对珍稀文物的保护应当制定专门的保护方案，提高文物的保护力度。对文物保护学进行研究是提高文物保护技术手段的重要措施，也是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在对文物保护学进行探索和研究的同时，也要明确文物保护学的实际研究目的，文物经历了长时间的保留而传承至今，文物保护的目的也是为了其能够长久的保存下去，保护文物的完整性和原始状态，同时尽可能满足让文物得到更好的研究的需求，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文物的价值。

(二)对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内容及原则探讨的意义

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是一项长期并且艰巨的任务，文物是承载着国家厚重历史的文化遗留物，对于历史学家对国家历史进行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文物属于不可再生的物品，无法通过现有技术手段进行完全的复制，因此，对文物进行科学的保护是文物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内容及原则进行讨论和研究，是对现阶段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一次梳理，并且重新对文物保护工作进行思考，从文物保护的目的出发，对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内容进行更为明确的界定，明确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对现有工作的不足进行反思，加强对文物保护工作的薄弱环节的研究力度，对全面提高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工作的具体内容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对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原则进行探讨，是针对我国对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原则进行申明，根据相关的文物保护原则对相应范围内的文物采取科学的文物保护方法进行保护，提高文物保护工作的规范性和合理性。

二、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内容

(一)对文物保护科学方法的研究

对文物保护科学方法的研究，是对文物完整性及其原始状态的保护。文物保护的科学方法涉及文物的出土、运输、建档研究、储存等多个方面。文物的出土是文物保护的最初环节，文物的出土应当严格按照相关的技术措施来执行，工具的使用以及操作流程应当严格规范，在特殊情况下应当以保护文物为原则进行相关的处理，防止对文物造成较大的损害。文物的运输需要对文物进行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尽力减小因人为因素而对文物造成的不必要的破坏，破坏文物价值。在对文物进行建档研究时，应当以保障文物安全为前提，文物在出土阶段就需要对其做好相关的图片及文字记录，在建档研究阶段，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做好文物的建档工作，并且按照相关的规定对文物进行研究。文物的保存环境对文物具有深远影响，应当根据文物的材质、年代等自身情况来对文物的保存环境进行选择，深入分析可能对文物造成影响的环境因素，尽可能的选择最适宜的环境来保存文物，将环境对文物影响降低到最小，提高文物的存储质量和寿命。文物保护科学方法的研究是提高文物保存质量和寿命的关键，在相关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应当加强对文物保护科学方法的现代化技术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科学方法的实际效果。

(二)对文物修复技术科学的研究

在我国文物历史发展至今，尤其是年代久远的文物中，能够完好保存的文物在文物总量中占有的比例是极少数，文物修复技术科学是对出现不同程度损坏的文物的修整和复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物的保存时间，防止文物因破败不堪而面临被毁灭的风险。文物的修复主要包括对文物的材料以及对文物工艺技术的修复，其中需要对文物进行清洗、除锈、杀虫、干燥等多种操作。文物的材料修复需要根据文物的原始材料情况来进行修复材料的选择，在进行材料修复时，要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文物的天然性，不破坏文物的原有价值，同时提高文物的抗老化能力，延缓老化速度，提高文物对保存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保存寿命。文物修复技术的研究需要对文物修复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可研究新型的文物修复材料，提高文物原貌的修复呈现效果。文物的修复工艺具有较强实际操作性，关系着文物修复的成败，严重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文物的毁灭，因此，在对文物进行修复工作之前，要仔细分析文物的原始状况以及预期修复成果，从而制定出较为完善的文物修复方案，真正达到文物修复的目的，避免对文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坏。

(三)对文物材料的科学研究

对文物材料的科学研究是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内容的重要方面。文物的各项保护措施的研究是对文物造成影响的外因进行的研究，而对文物材料的研究则是对影响文物保护的内因的研究，因此文物的材料状况是在文物的保护工作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因素。常见的金属类文物是金、银、铜、铁四类金属材料，由于材料本身的金属活动性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储存中金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经历较长的历史仍能够保持原始的状态而不被环境改变，而铁器则由于其易氧化，加之古代的制铁工艺有限，因而保存至今的铁器大多锈迹斑斑，甚至难以见到历史久远的铁器能够保存至今。在对文物的材料进行科学研究时，要分别对文物组成材料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以及生物性质进行研究，并且对组成材料在不同环境因素下的老化过程以及老化机制进行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水平。

三、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原则

(一)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文物保护活动是指为了保护历史遗留物及其历史环境而进行的全部活动，而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文物原貌不受改变，保护文物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以及历史价值能够完整地保存并延续。因此，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改变文物的原始状态。在文物保护领域普遍认同的原则是对文物所有的保护和修复措施，都应当有足够的研究资料作为证明，并且避免对文物的结构上和装饰上进行任何改变，确保文物在此类人为活动中能够保持原貌，尊重历史的赋予。即便是相关的研究人员无法揭示的文物信息，也不能对其进行任何改动及有破坏性的研究，应当将其完整的保存下去，以便后人对其继续研究。

(二)关于文物及其现场保护的科学研究原则

出土文物经过长时间的埋葬，在土地中与周围物质存在一定的作用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因此在对文物进行出土作业时，需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操作方法来进行操作，遵守保护考古现场的原则，防止文物由于考古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在文物出土时造成文物的损坏甚至毁灭。在文物出土后，需要对文物进行现场的临时保护，保护材料需要根据文物状况进行选择，临时保护的目的是在文物出土后到文物运送到实验室之前，防止文物因光照、运输颠簸等原因造成文物的损坏，在文物到达实验室进行专业研究后，需对文物更换更为专业的保护。

(三)文物保护中对材料的选择原则

在文物的保护和修复技术中，需要用到许多保护材料，随着我国材料学研究的发展，各种新型材料逐渐在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推广并应用，在文物保护中需要使用的材料有金属材料、木质材料以及使用频率日益提高的高分子材料等等，在材料中应当选择文物保护属性的材料，提高保护的安全系数。在文物修复工作中，常用到清洗剂、黏合剂、除锈剂等修复材料，应当避免多次修复，重复使用修复材料对文物造成损伤。在选择文物保护中所用到的材料时，要根据文物的特点选择具有相应功能的材料来对文物进行保护。

四、结语

我国的发展历史较为悠久，因而新旧出土的文物数量及其种类繁多，在文物的收集、运输、储存等各个环节，人为的行动均会对文物构成潜在的危害，因此，对文物进行必要的保护方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文物的修复技术也是挽回文物破坏损失的重要举措。在文物研究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文物材料的作用同样是文物保护研究的重要措施。以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原则为指导，明确文物保护研究的内容及范围，尽力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文物价值。

参考文献：

[1]杨坤.论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内容及原则[J].价值工程，(18).

[2]王小玲.试析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内容及基本原则[J].科技致富向导，2013(8).

信赖保护原则 篇6

（一）认知目标：

1、了解并识记环保法律的名称；

2、识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原则的核心；

3、理解我国环保法律规定的环保基本原则。

（二）能力目标：

用发展的观点理解依法保护环境的极端重要性，提高学生参与环保活动的实践能力。

（三）       思想觉悟目标：

初步培养学生在环境问题上学以致用、知行统一的意识；通过对依法治理环境的学习，培养学生在环保问题上的`法制观念。

二、教学重点：

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

三、教学难点：

“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原则。

四、教学方法：

启发式、师生互动、归纳法、等。

五、教学时数：一课时。

六、教学手段：多媒体。

七、教学过程：

导入：

多媒体出示图片，引出课题。

学习新课：

1、国家颁布的环保法律法规。

多媒体出示相关法律，形成环保法律金字塔。

2、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

①   多媒体播放《人说山西好风光》，通过今昔对比，学生分析讨论，归纳总结第一个原则：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②   多媒体播放《青藏高原》和青藏铁路施工建设中的事例，分析归纳第二个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

③   出示《白洋淀》的相关图片，引导学生从自己身边的事例入手，分析归纳第三个原则：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

④   环境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社会生产，而且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和健康，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归纳第四个原则：依靠群众保护环境。

归纳小结（略）

巩固新课：（略）

信赖保护原则 篇7

众所周知,与私法领域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同,公法领域的诚信是一种特殊的诚信,政府诚信是一种建立在诚信方和信任方非对等基础上的特殊诚信,当诚信方即政府一旦发生失信行为,信任方即公众由于其权力支配上的明显劣势而显得孤立无助[2]。行政法上的政府诚信主要体现在行政信赖保护制度,行政机关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真实而不虚假,履行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与社会公众的约定而不失信用[3]。由此可见,政府诚信建设和公众信赖利益的保护是紧密联系的, 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赖度直接关系着政府行为的诚信度, 在诚信政 府构建中 加强对公 众信赖利 益的保护 有着深远 的意义。

一、加强公众信赖利益保护的时代背景

( 一)“ 以人为本 ”的现代行政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也是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所在,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热潮中,构筑“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核心和必然。“以人为本”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要求,在政府行政管理领域,则是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执法的最终归宿,政府的执法行为应体现出人性化。同样,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以人为本”也是重要的指导思想。历史发展的长河已经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在长期专制统治下,是不可能奢望“民本”思想的根本实现,党和政府从高屋建瓴的高度提出“以人为本”的现代行政理念,要求各级政府要重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为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政府应当取信于民,切实保护当事人的预期利益,取得民众的信任。

( 二) 转变政府职能的总体战略要求

转变政府职能是提升政府生命力的重要战略方针,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提高,使得“命令———服从”模式的政府管理手段越来越阻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 如前文所述,现代行政理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不少政府官员也抛弃“官本位”的思想,着眼于经济发展和服务于民众,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时也逐渐加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柔性行政手段的运用,而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模式下的“管”和“ 压”,这一切都得益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战略部署。政府的这一目标定位势必会颠覆传统的“ 官民”关系,公民利益被置于政府利益之上, 公民与政府形成良好的合作与互动,政府要有效的实施行政管理,必须得到公民的配合和支持,而这种配合和支持是建立在对政府充分信赖和尊重的基础上的。

二、诚信政府建设中加强公众信赖利益保护的 重要性

( 一) 公众信赖利益保护是诚信政府的重要体现

诚信乃立政之本,诚信政府的建立首先要求政府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成为整个社会诚信的示范者,切实保障公民权益[4]。公众信赖利益保护不仅要求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而且要求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时要考量相对方的合理信赖利益。我们始终倡导个人利益要服从服务于集体、国家和社 会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可在实际生活中,受传统权力思想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认为政府为公共利益而行使职权,可以不用考虑个别民众的利益,对于相对人基于政府行为所享有的权益所遭受的损害,也不予以赔偿或补偿,甚至反复不一,不讲信用。这些做法无疑会降低政府的诚信度和政府执政的群众基础,政府要取得民众的信赖,必须要有良好的诚信度,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在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切实信赖保护原则。

( 二) 规范行政行为 ,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相比于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权力的不对等,对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往往基于对行政主体的信任而接受该行行为。同时,由于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和确定力,即便是错误的行政行为,在没有被按照法定程序撤销或撤回之前,实际上当事人并没有过多的选择权,这必然会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实,不管是合法的行政行为还是错误的行政行为,在行政主体撤回或撤销前,特定的相对方很有可能已产生了合理信赖,相对方基于这种合理信赖而产生的权益如果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是不符合现代人权保障的法治理念的,因此加强公众信赖利益保护是在诚信政府构建过程中,规范行政行为,保护行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

( 三) 提高行政效率 ,节约行政成本

高效政府、节约型政府是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之一,政府行为要受到立法、司法和社会的监督,任何一个环节的监督都会产生一定的成本费用,过多的监督也凸显行政效率的低下。政府的诚信建设与高效政府、节约型政府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民众的信赖利益因政府的不诚信受到侵害且得不到有效救济,必然会导致“官民”之间的严重对峙,政府失信、民众抵制,何谈行政效率的提高,行政成本的节约。倘若政府能够“言而有信”,切实保障民众的信赖利益,一方面,会减少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环节,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因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会提高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认可度,从而积极支持政府行政,形成良好互动的局面。因此,政府诚信建设中加强公众信赖利益保护,对于政府与民众来说都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

三、诚信政府建设中加强公众信赖利益保护设想

( 一) 坚持人本思想指导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包括管理职权、职责的转变,管理角色的转换,管理手段、方法及其模式的转变,职能转变的重心之一是由注重政治统治向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毫无疑问政府职能转变是要围绕“以人为本”这一总体战略思想来开展,服务型政府首先应该是民众信赖的政府,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 只有取信于民,获得人民支持的政府才能有所作为。因此,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特别是管理角色的转变至关重要,全能型政府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正真置自己于“人民公仆”的位置,坚持走群众路线,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切实贯穿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快职能转变,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二) 加强信赖利益保护立法 ,扩大适用范围

就目前立法状况来看,我国对于信赖保护的立法 还远远不足,即便《行政许可法》有了明文的规定,但信赖保护并没有上升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这与依法治国的大趋势有些脱节。维护公民的信赖利益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发展的潮流,其具体表现就是信赖保护原则已上升为各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5]。若从立法层面将公众信赖保护原则上升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将会在理论界和事务界引起良性的反应,既能体现行政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又能保护相对人的合法信赖利益。同时,笔者认为,信赖保护不能仅仅适用于行政许可领域,对于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承诺以及抽象行政行为等都可以适用,目前已有个别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 三) 完善对信赖利益保护的救济途径

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而是空头支票,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保护,最终须通过行政补偿得以实现。信赖保护原则的价值一方面是要限制行政主体随意变动行政行为,另一方面是对相对人因信赖政府行为所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但我国并没有健全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对于补偿标准、补偿范围、补偿程序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在补偿标准和补偿范围上采用民事法律途径解决有关信赖补偿争议,在补偿程序方面采取行政前置程序,对行政机关做出的补偿裁决不服的可以寻求司法救济,当然,在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裁决前,相对人应当先提出补偿申请,在协商、调解无果的情况下由行政机关依法做出裁决。

( 四) 建立行政判例制度 ,规范信赖利益保护的适用

虽然我国并不适用判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判例在司法审判中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为建立行政判例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行政审判过程中,法官要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来衡量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信赖保护原则是一种具有弹性且较为抽象的法律原则,不同法官的认定标准不可能完全相同,同一个法官对同类案件的认定也会存在偏差,这会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有损法律的威严和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因此,我国应当建立行政判例制度,通过司法判例对信赖保护案件的适用规则加以固定化,做到有章可循,从而规范各级法院的司法裁量权,真正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论刑法中的信赖原则 篇8

摘要：信赖原则作为过失犯罪概念中注意义务的认定基准，是资产主义的发展在刑法理论上的必然结果。其立论根基是刑法的“谦抑性”与“人道性”，因为信赖原则强调在过失危害发生的情况下，应充分考虑个人行为的可非难性，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从理论意义上看，社会相当性理论、被容许危险理论以及危险分配理论是信赖原则的理论根基，而危险分配理论又是产生信赖原则的直接原因。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9)05-0131-06

一、刑法中信赖原则的历史渊源及其概念

刑法中的信赖原则，作为一个分工或共同参与团体行事的法则，是现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基石。“随着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精细，‘陌生人社会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并且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陌生人社会里，人类的相互交往，包括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依赖于某一种信任。”简言之，现代社会生活的构建需要信赖原则。

信赖原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刑法理论上的必然结果。信赖原则的形成与纳粹法律思想的兴盛在时间上相互重叠，因此，有人就会产生疑问，信赖原则是否受到了纳粹思想的影响，具有历史的倒退性?笔者认为，虽然信赖原则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与纳粹时代具有历史上的巧合性，但是不能就此认为信赖原则是纳粹思想的一部分。信赖原则的确强调全体利益而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全体利益的思想也确实在思想脉络上受到了纳粹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如果就仅仅因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联就对信赖原则加以指责，无疑是对信赖原则本身功能“简单化”的误解。其实，“因驾驶人之大众化，道路交通关系人急速发展成等质化，在此种情况上，日常生活之一般大众，于同一条件下，常被置于可成为交通事故犯罪人之地位，此时，因信赖原则之适用，若缓和追究过失责任，实际上是明白地承认了刑法之谦抑化”。换言之，虽然交通运输业(尤其是汽车之普及)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纳粹的形成和兴盛，两者在历史上巧合地重叠，即“纳粹”扮演着推动产生资本主义中促进汽车交通业发展之信赖原则形成的角色，但是，这并不能得出信赖原则属于纳粹主义思想体系的必然结论。可以说，信赖原则只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信赖原则孕育于德国有关交通事故的判例之中。随后，通过学者们的理论归纳与演绎，逐渐成为交通事故中限制过失犯罪成立的一种理论。但从信赖原则在德日判例发展中来看，信赖原则“目前已不限于交通事件，而有扩及所有共同作业(如医师与麻醉师及护士暨药剂师等间之共同作业)”。

而在我国，刑法教科书中没有“信赖原则”的概念，在刑法理论上也未过多提及“信赖原则”。但是从我国刑事司法解释以及一些地方法规的规定来看，确实存在有关“信赖原则”零星碎语式的描述。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5日通过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在要求肇事司机承担刑事责任时，除了考虑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结果外，还必须考虑行为人对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的责任。这里就存在一个责任分配问题。该解释就是要求交通参与者之间的注意义务需要进行合理分配，那一方不履行自己的注意义务，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避免只以结果来认定驾驶人员的责任，因此体现了信赖原则的基本精神。上海市公安局为了配合市人大修订的《上海市道路交通处理条例》，于2000年3月公布了“关于本市道路交通事故严格依法定责，以责论处的通告”。该“通告”明确罗列了一些行为负全部责任的情况，其中第一类就是行人的全责规定：“行人在有交通信号等控制的地方违反规定，与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行人在设有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和漆划人行横道线外100米范围内，不走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和人行横道而与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这个通告亦在明确行人与驾驶人各方的注意义务与责任分配，这表明信赖原则在我国实践中已经得到具体运用。

综上所述，信赖原则是指行为人信赖他人能实施合乎规则的行为，只要该信赖具有相当性，即使由于他人的不当行为引起了危害结果，行为人对此也不承担责任的原则。其作为与过失犯罪有关的概念，是作为过失犯罪概念中注意义务的认定基准，通过信赖原则自身的适用来界定甚至否定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进而达到限制国家刑罚权之发动的目的。

二、信赖原则概念的立论意义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飞速向前发展的今天，社会生产、生活日趋复杂化，城市人口日益高度集中，人们在生产、生活以及社会事业的经营管理中，发生危险事故的可能性以及这些危险事故可能给社会造成的损害随之日益增大。刑法领域中历来作为例外处罚的过失犯逐渐成了常习犯、大量犯和严重犯；而在刑法理论上，过失犯罪也逐渐成为众所瞩目的热点。在国家发动刑罚权与保护个人权利之间，存在互相“较力”的关系。因此，有必要阐明信赖原则理论的立论意义，即其限制刑罚权发动致使部分过失行为非犯罪化的原因是什么。

“国家制定刑罚法规的必要性，是以对刑罚及刑罚法规所一般具有的机能寄予期望为前提的。如果国家所希望的是防止非法行为，维护国民或居民的利益，而刑罚和刑罚法规又能满足这种希望，那么，制定刑罚法规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了。”从西原春夫教授的这段有关刑罚法规存在性的法理根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刑罚权的作用在于保护国民之利益。但是刑法和刑罚保护了国民的利益。同时必然限制了自由的范围，主要体现为罪犯的重大权益。因此，在认定是否发动刑罚权之时，必须谨慎。“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制定刑罚法规的重点与其说是专门为了保护国民的利益，不如说是在于确保国家权力安全顺利地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使，也有旨在保护国民利益的一面，因此，完全脱离国民利益的国家利益就不能存在”。这进一步说明，刑罚权的发动所面临的两大利益的保护，一是国民利益(社会利益)，一是国家利益。当两个利益结合时，此时的刑法可以称为保护国民利益的民权主义刑法。而这两个利益如果彼此分离，这样的刑法就不能称之为民权主义刑法，甚至会进一步地沦为杀人工具的国权主义的刑法。李斯特一语中的：“刑法是犯罪人的人权宣言。”民权主义刑法正是具有这一基本特点，从而体现当代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宗旨。制定刑法的目的在于限制国民还是限制国家，成为国权主义刑法与民权主义刑法的分水岭。因此在发动刑罚权之时，就应该充分考量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对于刑罚法规的立法，必须就由此而产生的利益和丧失的利益进行衡量比较。”可以说，信赖原则理论的产生正是这种代表民权主义的刑法在发动刑罚权之时相关利益的较量结果，即限制了刑罚权的发动。这种利益的较量，耶林认为，正是一种“法权”的斗争。“世界上一切法权是经由斗争而获得的，每一项既存的法律

规则，必定只是从对抗它的手中夺取的。每一项权利，无论是民众的还是个人的，都是以坚持不懈地准备自己去主张它为前提。”综上所述，信赖原则就是在发生过失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从个人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个人行为的可非难性，促使过失危害行为非罪化，从而限制刑罚权之发动，阐释了刑法的“谦抑性”。信赖原则概念的立论意义即在于体现刑法的“谦抑性”与“人道性”。

三、信赖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

在人类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劳动技能的进步似乎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技术进步决定理念的发展。“人类对于犯罪和刑罚的认识和理念也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座架而发展。”刑法之信赖原则及其相关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同样决定于人类社会的技术更新与进步。自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期，因科技进步、技术改良、工业发达、生产力扩大，生产、生活领域中现代化因素作用增大，使得各种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过失犯罪不断出现，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交通事业方面，汽车数量急剧增加，交通事故也随之急剧上升，这些科技本身所不可避免带来的“副产品”，使人类社会认识到其自身行为的危险性。在人类采取有效措施的同时，会容许其行为危险性的存在，并进而合理分配危险，进一步合理分配注意义务。这恰恰又与信赖原则存在密切的关系，为信赖原则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不仅科技进步促进了信赖原则的产生，而且社会分工的精致化也在客观上催产着信赖原则。社会生活的前提是社会分工，个人生活的安排必须基于社会分工的事实。“我们的生活负担能力逼使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其他的社会生活参与者都会尽其社会生活规范上的义务，我们无须再多操心。”信赖他人会遵守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则，已经是我们从事这个社会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行为处事准则。可以说，人类生活精致化促成了社会分工精密化，从而导致了人们相互负责与信任，进而构建更加紧密的互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指导人类行为的准则即信赖原则。

以上论述阐明了有关信赖原则产生与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在理论意义上，信赖原则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则与社会相当性理论、被容许的危险理论和危险分配理论有关。

(一)社会相当性理论

在讨论信赖原则理论基础之一的社会相当性理论之前，我们首先应当阐明“相当因果关系”概念的内涵。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因果关系理论分为：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疫学的因果关系说以及不作为因果关系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即认为相当性理论是一种因果关系理论”。详言之，因果关系理论依然从条件说着手，这是因为条件说是认定因果关系存在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之上的归责理论就包括了客观归责理论与相当性理论。刑法理论中的归责理论，主要是基于条件说，通过实现客观层面上的归责，来达到限制条件说扩大刑罚打击面的弊端。最初阐明上述相当性归责理论的是德国学者vom，Kries。1889年，von，Kries创造了“相当性”的概念，进而解决了因果关系之行为归责问题，但是当时的刑法学界没有将因果关系与归责理论加以区分，即相当性理论仍然是因果关系理论的一部分。直到后来，“除了少数学说以外，都以为相当理论并非因果关系概念下的理论，而属于客观归责问题”。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下，Welzel对社会相当性理论进行了具体论述。众所周知，Welzel提出了目的行为论，并且重新定义了犯罪论体系。犯罪论三阶段的“违法性”理论，在原有理论共识(即仅从“结果无价值”的角度认识犯罪行为是否违反法规范与法秩序)的基础上，认识到“人的违法性”(即“行为无价值”)。Welzel

把社会相当性理论，与克服侵害权益说的新违法观的“人的违法性”相联系而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如果凡侵害了社会生活上的一切权益，就算违法而加以禁止的话，那我们在社会生活环境中只好静止不动。因此，我们为了要在社会生活的一切礼法中生活，并不把侵害一切权益都算违法而加以禁止。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必须发挥生气勃勃的机能，只能在侵害一定法益超过了必要和不得已的程度时，才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历史上所形成的范围内，机动地活动行为，也就是社会的相当行为，并不违法，只有超越了社会的相当性行为才算违法，这样，社会的相当性理论克服了权益侵害说。在违法性上，侵害权益这个结果不仅是无价值的，而且行为也必须成为无价值的问题；不仅是结果，并且把行为的形式也包含在违法判断的对象之中。

可以说，人的违法性之确立决定于行为之社会相当性。

(二)被容许的危险理论

1，被容许危险理论的渊源与内涵

依照传统过失理论，行为人主观上既预见其所实施之行为有引起法益侵害的危险，并且客观上将此种具有危险的行为付诸实施，则对其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承担过失之责任。“然如对于那些实施了容易引起危险行为的行为人，依一般过失行为之例认定其责任，必将导致文明生活停顿。”因此，目的行为者大力倡导“人的违法观”。人的违法观更多关注行为之无价值，而如何判断行为之诸多样态是否合乎法秩序呢?即应合乎社会之相当性的要求。详述之，就是认为法律只能对超过社会生活所认可的必要程度的侵害法益的危害行为，视之为违法而加以禁止。总而言之，“人的违法观”提出了符合社会相当性的行为无价值理论，从而弥补了传统过失犯罪论的不足，并进一步发展出被容许的危险理论。

被容许的危险，乃指为了达到某种有益于社会目的的行为，在其性质上常有一定侵害法益的危险，此种危险如在社会一般生活上被以为符合社会之相当性时，即应认为已是被容许的适法行为。例如各种高速交通工具、矿山作业、大型工厂经营、大规模土木建设事业以及科学实验等明显具有危险的行为，已随着社会生活之日益精致化，其具有的侵害法益的危险性亦在与日俱增。此等行为虽说是该当于构成要件，但已渐渐成为满足现代社会之文明生活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行为；若认为其具有违法性，则我们的社会将无法发展，甚至会倒退。因此，行为本身虽然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但是若遵守必要的社会规范，纵使侵害了法益，亦为适法之行为，即此为被容许的危险。

2，被容许危险理论的存在根基

“容许风险之所以不仅是被容许，而且甚至是被支持，按照一般刑法文献上的说法，是因为它们有社会生活上的正面效用，如果没有它们，现实生活难以维续。”比如交通工具的使用，如果我们因为它的附带危险性而全面加以禁止的话，很难想像，在今天的文明状态下的人类生活该如何进行；又如医疗行为的实施，若我们也因为它的附带危险性而全面加以禁止，那么换来的将是我们更无法接受的高死亡率的结果。对此，德国学者Jakobs有很生动的说明：“刑法规范的存在，并不是为规范而规范，而是为了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而规范。”透

过规范可以使人们有期待的可靠性，例如人们可以预期上街不被抢劫，可以预期买卖不被诈骗，并因此而规划社会生活、工作。然而这样的期待可靠性对人类社会生活而言并没有多大益处，因为当我们付出越大代价去避免对期待的挫折，那么相对的，我们的行为自由也就受到越严重的压缩。这种“压缩”发展下去可能会造成一种标准化的毫无风险的僵硬型态，譬如说我们要想使行为绝对地避免遭受来自动力交通工具的危害，那么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们恐怕也会因为交通工具的欠缺而无法期待医生看病了。因此，为了维持正常社会联系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接受某一些上述所期待的“挫折”，例如动力交通工具所附带风险。被容许危险理论的立论根基恰恰在于追求一个更高层次的利益而被迫接受该行为所附带的较轻层次的危险，即符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这也正是被容许危险理论存在的法社会学理由。

3，被容许危险的界限

被容许的危险只有在许可的范围内才有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即在社会相当性范围内，被容许的危险行为才具有合理性；超越此限度，该行为就不是适法的行为。因此，必须对于被容许的危险进行合理的限制，才能充分发挥其自身对于社会有益的作用。笔者认为，对被容许的危险所进行的限制，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须具有危险性行为。人类社会生活中，行为可以分为无侵害法益之危险行为与有侵害法益之危险行为。前者无危险性，不负法律责任，亦无适用容许之危险理论的必要；后者虽有危险性，但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只对其中影响社会价值较大的部分，才有适用容许之危险理论的必要。第二，须是有益且必要的行为。即人类生活所必要且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行为，才能有所谓“被容许之危险”理论的存在。这种行为的必要有益的标准体现于被侵害法益的重要性、所发生危险的急迫重大性、发生侵害法益结果的可能性与行为目的的正确性。通过这四个方面来判断行为的必要性与有益性。第三，是否已尽注意义务。被容许的危险行为只有行为人遵守了客观上所要求的注意义务时，才能考虑该行为的合法性，例如行为人遵守了业务规则就意味着行为人履行了刑法上的注意义务。若已遵守了客观的注意义务，则行为即使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也被认为是被容许危险的行为。

(三)危险分配的理论

所谓“危险分配”，是德日刑法在过失犯处罚减轻合理化的口号下提出的一种理论。其基本含义为：在从事危险的业务或事务时，参与者应该以相互间的信赖为基础，对于该业务或事务所发生的危险，相互间予以合理的分配，就各自分担的部分予以确切地实施，相互间分担各自所负责回避的危险，使危险减轻或者消除。

危险分配的思想来源于社会连带主义学说。社会连带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连带关系：机械连带和有机连带。机械连带就像分子构成结晶体一样，个人被并入一个大的单位，它建立在对等的价值与行为、强烈的社会约束、对传统和亲属关系的忠诚之上。有机连带是指作为社会有机体组成部分，都应对有机体的发展作出贡献，它建立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社会中各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上。前者只有简单劳动分工，几乎没有专门化角色和功能的社会的存在条件；后者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存在条件。因此，社会连带关系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事实，也是人们行为规则的基础，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共同的利益，有必要建立合作关系。而在这种基于社会连带形成的共同利益体中，人类社会形成了日益精致化的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类为了生存必须相互协作才能有正常的社会生活，许多具有危险事业的形成，往往是多人协力的结果，因此该危险也恰恰只能在该危险共同体中加以分配并予以回避。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差异，每一个人在特定的社会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就特定事务所承担的责任也相应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就有必要根据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合理地分配义务，使每一个人都能承担与自己地位相适应的义务，以此作为评判行为人是否履行义务的基准，由此决定法律责任的分配。综上所述，危险分配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致化而形成并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法律责任的合理分配，应当完全根据现实社会生活的合理要求，即应当完全满足社会相当性的要求。

(四)三大理论与信赖原则的关系

1，社会相当性、被容许危险与危险分配理论的关系

社会相当性理论和被容许的危险理论两者的产生背景、体系地位以及适用界限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针对具有一定法益侵害的行为，从社会效用的一般立场加以考察，因该类行为对社会有益甚至不可或缺，从而肯定该行为的合法性。社会相当性理论以人的违法观为思想基础，是确定行为是否有实质违法性的基准之一，而在判断行为是否具有社会相当性时，必须结合法秩序与法规范的整体精神予以考虑。另一方面，被容许的危险理论主张：即使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事实，但只要该行为有益于社会发展且对于促进人类福利必不可少，就可以肯定该行为的正当性。“对于此项具有高速度性能所带来威胁及危险，在一般社会生活上认为相当之情形下，即不得不予以容许。所以，在社会相当性概念中，必然包含着“被容许的危险”的原理。在客观上不可能将所有侵害法益的危害行为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因此，只有在营造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方面，超出了必要限度的危险行为，即超越了社会可容许的范围(即不符合社会相当性)，才作为违法行为。只有在社会相当性范围内的行为，才可能成为容许的危险行为；超出了社会相当性的危险行为，因不具有社会相当性而会被评价为具有“违法性”。

基于社会相当性原理，在明确哪些危险属于“可被容许”的范畴的过程中，应当区分危险在社会分工中的分配，即在危险可分配的情况下，观察危险之可容许的范围。同样，“实施的行为危险性。必须是被社会所允许的行为的范围之内。即该类活动虽具有巨大的危险性，应对社会发展有益时，才有适用危险分配确认参与者注意义务的必要”。因此，危险分配理论与可容许的危险理论两者彼此互为存在的前提与基础。而两者的共同前提与基础是社会相当性理论，因为只有在社会相当性的范围里，才能评价危险的可容许性，以及进一步地考虑危险在行为人之间的分配之必要性。

2，社会相当性、被容许危险和危险分配理论与信赖原则的关系

“与‘被容许的危险有密切关系而受人注目者，有所谓‘信赖原则。此原则乃对于过失犯之违反注意义务，提出一新标准，并非如往昔一味以结果论责任，而兼注意及于惹起结果之行为样态之是否相当，以为判断有无违反注意义务之准绳”。“在道路交通上潜在的危险，已达于相当的程度，不容忽视，故利用道路之人，可谓自始即已面临重大的危险；但道路交通对于吾人之生活及社会之福祉既极具有价值关系，则不能因其有招致危险之盖然性，而予禁止”。“衡量利害得失之后，吾人必须容忍道路交通上之危险。”同时，“在从事于交通事业者，与一般行人，均负有预防发生危险之注意义务，并适当的分配各从业员及一般公众所应负担之危险及注意之义务，此即所谓‘适当的分配交通上的危险之原则。并以此项交通之人(如车辆之驾驶员以及步行者或骑脚踏车者)，如无特别情由，无妨信赖其他参与交通者亦能遵守交通规则及交通道德，并在交通上相互谨慎地采取密切注意行动之所谓生活上当然信赖之原则，简称为信赖原则”。综上所述，信赖原则适当地分配参与交通者(包括驾驶者及行人等)之间的责任，“足使‘被容许的危险之法理，在具体上获得发展。亦可谓‘信赖原则。乃是具体的适用‘被容许的危险之法理的一种情形，同时，与‘分配危险之原理，互为表里”。因此，我们可以说，为了满足社会之发展，必须要求基于社会相当性理论的“可容许危险”与“危险分配”理论的存在，而这两者的存在，正是信赖原则产生的直接原因。

注释：

①详细内容参见任彦君著《论信赖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运用》，《海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40页。

②详细内容参见薛瑞元著《论因果关系(上)》，《月旦法学杂志》2001年第76期，第134-146页。

③即抛弃因果行为论将违法性的判定仅依靠单纯法益侵害之事实，进一步地以为违法性之判定，除法益侵害结果之无价值外，更加关注行为的样态，如行为之种类、方法、主观要素等的行为无价值。如果仅仅强调结果无价值，则实际将会导致社会上许多重要且有益的行为被判定为违法，因此应当结合行为之样态综合判断违法性有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