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推荐8篇）

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篇1

一、美国西部开发

美国对西部的大规模开发，准备于19世纪40、50年代，开始于南北战争时期，完成于20世纪中叶，前后经历了100多年时间。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扩张。1803年美国利用英法争霸欧洲及法国在海地的军事失败，以联英抗法相要挟，用1500万美元“购得”路易斯安那;1845年武装吞并得克萨斯;1846―1848年，通过美墨战争强占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等地。到南北战争为止，美国已成为濒临两洋面积达777万平方公里的美洲大国。为了消化扩张得到的领土，美国采取了一糸列开发西部的政策。美国西部的开发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一)采矿业的兴起与发展

1848年，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引起轰动，次年即有6-10万人涌向那里。大批的淘金者涌向西部，拉开了美国西进的帷幕。但是，由于淘金热时期所发现的矿藏多为河水冲积而成的沙金，矿层很薄，开采量不大，而且范围有限，因此，到1853年，加州各淘金点陆续枯竭，采矿业进入萧条期。由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首当其冲。1854年该市有77个厂家破产，1855年增至197家，其人口也由1854年的58000人减为1857年的23000人(注：K・科曼(KatharineComan)：《远西部的经济起源》，EconomicBeginningsoftheFarWest，纽约1921年版，第387页。)。深层矿藏的发现和深层采矿技术的应用扭转了采矿业萎缩的局面。1859年，内华达的康斯托克矿脉和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山谷发现富矿，兴起了第二次淘金热。内华达和康斯托克的富矿金银等贵金属的蕴藏量为当时世界所罕见，但多半位于近千英尺的深层。不久，在这两大矿试行深层钻探获得成功，引发了采矿业的巨大变革。由于采用机械采掘，深层采矿不仅可以开采早期无力开采的较深矿层，而且可以对各种混合性矿藏进行综合开采，因而急剧扩大了采矿业的范围。由于深层采矿需要大量资本和技术，因而，个人采矿逐渐被股份制企业采矿所代替，相应地，采矿业进入了工业性开采阶段。1875年以后发生于南达科他州的第三次淘金热，将西部人口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数量。1848年以前，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口，连同印第安人在内还不足50万人，到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860年，西部人口已增至450万，1900年达到1640万，而到19西部人口几达3000万。(注：参见SianeyRatnerandOthers，TheevolutionoftheAmericamEconomy，N.Y，1979，P258.)

采矿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的形成。每当有新矿发现，人们便趋之若鹜。他们每到一地，就安营扎寨，建立矿业营地(miningcamp)。这种矿业营地，实际上就是以矿区为基础的社区。在淘金采矿的过程中，许多营地随矿源的枯竭而消失，只有少量发展成后来的城镇。因此，严格地说，矿业营地还不是城镇。但是，不可否认，矿业营地作为矿区的社会经济中心，“吸引并带动了文化交融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活动”(注：D・A・史密斯(DuanceA・Smith)：《落基山区矿业营地：城市边疆》，RockyMountainMiningCamps：TheUrbanFrontier，林肯1967年版，第8页。)，使人们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初步熏陶。这种文明在矿业营地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通过人们的流动得以繁衍与升华。因此可以说，矿业营地是城镇的雏形，也是未来城市的雏形。

(二)交通的变革与基础设施的完善

美国交通的变革经历了公路、运河、铁路三个阶段。修筑公路是从修建收费道路开始的。第一条收费道路是1792-1794年修筑的从费城到兰开斯特的砂石路。到19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修筑收费道路的高潮，其规模，是20世纪以前所少见的。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建成了第一条通往西部的昆布兰大道。昆布兰大道是由联邦政府出面修建的第一条大道，因此也以“国家大道”而闻名。随着西部开发和进入西部的移民越来越多，打开通往西部的通道成为紧迫的需要。18，国会授权联邦政府修建一条通往西部的大道，即昆布兰大道。这条大道东起昆布兰，经马里兰往西，终点在伊利诺斯州。18开工，几经延误，修到伊利诺斯州的范达利亚时已是1852年了。昆布兰大道的修通，对西部的早期开发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在修筑公路的同时，兴起了开凿运河的热潮。由于开凿运河需要的资金数量大，初期开凿的一些短小运河都难以赢利，加上缺乏必要的工程技术知识，进展十分缓慢。直到著名的伊利运河修建成功，才有力地推动了运河的修建。伊利运河从奥尔巴尼到伊利湖畔的布法罗，全长363英里，18动工兴建，1825年全线完工。伊利运河全由地方集资建造，前后耗资1000万美元，联邦政府未给予任何资助，但通航仅10年，便由通行税全部偿还了成本，随后通行税便成为纽约州的收入。伊利运河的修通，极大地改观了东西部的交通运输状况。从奥尔巴尼到布法罗，原来要辗转20天，现在只要6天，运费也从每吨90-100美元下降到8-10美元。(注：刘宏谊：《交通运输的变革是经济开发的先声》，《世界经济文汇》，1984年第3期，第56页。)

联邦政府为改善西部交通，大力援助和推动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为鼓励私营公司向铁路投资，拨出大量土地和资金资助铁路建筑。1862年国会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可免费取用国家土地上的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每修筑1英里铁路，拨给线路两侧各10英里土地。以后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各州境内每修筑1英里铁路，得到铁路两侧各20英里的土地，而在未正式成为州的地区则获得线路两侧各40英里的土地。从1850-1871年，根据国会立法，联邦和各州政府总共拨给各家铁路公司的土地约2亿英亩，为铁路建设发放的贷款近6500万美元(注：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吏》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页。)。至19世纪末，中央联合太平洋、圣他菲、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大北方等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先后建成。1860至19美国铁路线由3万英里增至25.3万英里，跃居世界第1位。其中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铁路网增长速度最快，从1865年到19中西部大约40%的铁路是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修建的，至1914年西部铁路里程已占全国总里程的一半。(注：沙伊贝、瓦特、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

铁路对推进

西部移民和开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铁路的修建往往走在移民的前头，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东部居民迅速向西迁移，推动了大平原和远西部的开发，而且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把东部和西部的经济政治联系起来，打开了西部农牧业发展的门户，使农场主和牧场主将产品投向国内外市场，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工农业的迅猛发展。

(三)土地政策

美国独立后便实行了西部土地国有化和向西部移民开放的政策。内战爆发后，广大农民争取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斗争达到高潮。林肯政府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奴隶制的斗争，1862年5月颁布了“宅地法”，规定移民只要交纳10美元证件费，便可在西部占有160英亩的荒地，耕种5年后，就获得合法所有权。“宅地法”实现了无偿地分配西部国有土地的原则，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宅地法”的吸引下，大批农民涌向西部。1862-1900年按“宅地法”拨出的土地约8000万英亩。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和达科他各州，由于土地肥沃雨量充足，1863至1880年之间新建了24万个农场，其中有一多半是按照宅地法令获得土地的。(注：沙伊贝、瓦特、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第50页。)但是，在子午线100度以西，因干旱少雨，160英亩土地不足以维持生计。1873年联邦国会颁布“育林法”，规定凡愿植树40英亩者(1878年改为10英亩)除宅地外可再获得160英亩土地。按这一法令“申请育林”的移民总共获得974.5万英亩土地。(注：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1877年国会在牧场主要求下，通过了“荒地法”，规定大平原地区，每个移民每英亩先付25美分，就可以占地640英亩荒地，但必须保证3年内对其中一部分荒地进行灌溉，经有关机关检查合格后，再补缴每英亩1美元的地价，就可以正式取得土地所有权。实际根据这项法令购买的土地，多数是优良的放牧地。1870年颁布了“木材和石料法令”，政府对不适于耕种，而能采伐木材和开采石料的土地，申请人可按每英亩2.5美元的地价购买160英亩土地。这项法令仅适用于西海岸的三个州和内华达州。1892年又推广到其他“公地州”。“木材和石料法令”大大推动了对美国西部森林地带的开发。(注：徐玮：《内战后美国对西部边疆的开发及其作用》，《北方论丛》，1985年第3期，第80页。)

(四)移民政策

通过“购买”和武装吞并，美国领土急剧向西扩张。到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领土达777万平方公里。当时广袤的西部地区居住的是印第安人。为了从经济上将西部扩张的领土纳入到美国的控制之下，联邦政府大力推行鼓励移民的政策。1864年成立了“移民局”，通过了“鼓励移民法案”，西部各州也设立了“移民推进局”，到欧洲、亚洲和拉美招徕移民。同时，各铁路公司对购买其土地的人提供信贷。移民政策为开发西部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从1861年至1910年期间，大约有2200万移民迁入美国境内，其中大部分随着移民浪潮涌进西部。19世纪最后30年移民中的男性占3/4，其中14-45岁的青壮年占83%。(注：猪谷善一：《美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7页。)1860-1900年美国人口总数从3100万增至9200万人，半个世纪增长了2倍。大量移民的迁入和人口的增加为开发和建设西部提供了一支强大的生力军。移民大部分是欧洲各国的熟练工人和破产农民，他们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推动了美国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

(五)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以后对西部的开发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罗斯福上台后推行“新政”。“新政”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1933年5月18日，罗斯福政府颁布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以对田纳西河流域实行综合治理。据此法案，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负责控制洪水，改善河运，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开发田纳西河及其支流的电力资源。其管辖范围一般限于田纳西河流域盆地，包括亚拉巴马、佐治亚、肯塔基、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弗吉尼亚7个州的部分地区。管理局系国有公司，由三人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该水利系统，最初着重控制洪水，统一管理所有的水坝，效果显著。管理局在9座主要水坝建造了航行船闸，加深和改良航道，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投资兴建沿河港口设施，从而促进和发展了河运。管理局是这一地区的唯一供电者，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51座水坝水电站、12座火力发电站、2座核电站，发电量共计3000万千瓦以上。在全国，田纳西河流域电价最低。管理局的设立，促进了这一流域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开发，对美国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西部开发不仅为独立后的美国带来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而且完成了美国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运河的修筑和汽船的应用，以及全国铁路网的完成，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国内贸易格局，使东西部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到19世纪末，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基本形成，各地区经济专业化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格局。第二、西部开发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既需要充分的粮食、原材料和资本的供应，又需要有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西部开发使美国始终保持着一个坚实的农业基础，保证了粮食和棉花等基本物资的供应，同时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落基山区金银矿业的发展，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也给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有力的资金支援。第三，西部开发促进了美国近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由于西部开发打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到19世纪下半期，美国不仅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居世界前列，而且其农业科技水平也举世无双。大量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促成了美国农业的革命性变化。(注：易诚：《美国西部开发对中国的启示》，《金融研究》，1994年第12期，第26页。)

二、中国西部开发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第一次是“一五”时期以156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地区的建设，第二次是“三五”时期以“三线”建设为核心而进行的开发。这两次西部开发都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实现的。现在对西部进行的开发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部地区进行的第三次大规模开发，所不同的是，第三次西部开发采取的将不再是计划经济模式，而是市场经济模式。

(一)“一五”时期以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对西部的开发

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发展重工业就是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机器制造、电力、燃料、有色金属、化学工业等等。解放前，我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比重，而且主要是一些轻工业，这些轻工业很多还集中在沿海地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生产力的布局上实行了均衡发展的方针。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半殖民地经济，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

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微弱的中国工业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一隅，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极为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将机械加工企业，布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在最后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其中民用企业106个，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布在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44个国防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投资869514万元，占实际投资额的44.3%，其余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646265万元，占32.9%;西部地区392098万元，占20%。106项民用企业在西部地区建设的21个项目中，能源项目有：铜川王石凹立井、西安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酃县热电站、兰州热电站、成都热电站、重庆电站、个旧电站;有色金属项目有：云南锡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石油化工企业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制造企业有：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注：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第103-106页。)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一系列其它配套项目，因此，“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的大规模投资，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并且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开发。

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使我国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如果没有“一五”期间的开发，新生的共和国就很难站稳脚跟，就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五”时期对西部的开发，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框架中，嵌入了现代意义的工业企业，它们在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西部开发

对西部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开发要算是“三五”时期开始的“三线”建设了。“三线”建设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是密切相关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当局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并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向中国逼债，妄图以此逼使中国就范，把中国纳入它的全球战略轨道。同时在中苏边界不断进行武装挑衅，进犯我国的领土，煽动边民叛逃。1963年7月2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旨在限制中国等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条约。而同时，美苏还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对立已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数千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一片紧张气氛。印度政府也乘机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发动部队入侵我国。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借鉴二战时期苏联的工厂都在欧洲地区，在后方没有建立战略基地而受到希特勒攻击的教训后，做了备战备荒，建设“三线”的决策。

一、二、三线的划分，不纯粹是军事的考虑，在可能的范围内，也考虑了经济的合理布局。按此项原则，“三线”地区大致是以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的广大地区。其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七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湖南、山西四省的西部地区，共约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其中又分为西南“三线”和西北“三线”两大片，西南“三线”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湖南西部(湘西地区)和湖北西部(鄂西地区)。西北“三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全部或大部以及河南西部(豫西地区)和山西西部(晋西地区)。“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大分散、小集中。1965年“三线”建设拉开帷幕，1966年全面展开。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建设西南和西北的“三线”工程项目，其中西南“三线”又是重中之重。“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有：修筑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干线，建设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工业重点建设贵州省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重点建设四川省的映秀湾、龚嘴、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省的夹江、湖北省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省的天然气;机械工业重点建设为军工服务的四川德阳重机厂、东风电机厂、贵州轴承厂;化学工业主要建设为国防服务的项目。1965-1975年的11年，是“三线”建设投资比较大的时期。1966-1975年“三五”、“四五”期间，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1173.41亿元，“三五”期间“三线”建设投资额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高达52.7%，“四五”期间下降到41.1%。(注：参见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版，第249-254页。)

“三线”建设是当时特有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产物。由于当时面临苏联巨大的军事威胁，“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国家的国防安全，不能将经济建设放到主要地位，因此，无论在纵向上与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比，还是在横向上与同时期的东部地区比，经济效益都是比较低的。由于“三线”工厂远离大城市，不自己建设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能生存，因而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各种社会保障、后勤服务一应俱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尽管如此，“三线”建设对于促进内地经济发展、改善经济布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西部开发

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对西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开发。实施这一战略，是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经历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理论界提出了“梯度推移”理论。其主要内容是：我国地域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中、西部地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有的甚至处于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具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选择应当是：由东向西，按技术梯度，使“

先进技术”地带逐渐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推移。随着经济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梯度推移理论提出之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制订上，都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五”计划对3个地带经济发展战略的阐述，侧重点也与梯度推移理论的含义基本相同。比如东部沿海地区的目标是“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使产品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中部地区要“加快电力、煤炭、有色金属、磷矿、建筑材料的开发和建设”，“加快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布局由东向西逐步转移的重要纽带”;西部地区则是“大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开发建设作好人才准备”。

“七五”以后，由于实行了由东向西逐步梯度推移的政策，业已存在的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从“九五”开始，国家逐步实行了缓解东西部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规定：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其他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等。

196月1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西安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年8月，朱F基总理先后赴西部6省区实地考察和调研。1999年11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8个方面具体部署了的经济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抓住时机，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年1月19日至22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了西部地区开发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集中力量抓好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五项重点工作，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人才培养。至此，西部大开发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第三次西部开发与前两次西部开发显著不同的地方是，这次西部开发是在我国赢得宽松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改革开放20年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因而，可以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实施西部开发的具体措施。这次开发还面临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巨大机遇，因而可以实现跳跃性发展。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西部开发不能沿用以前的模式，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借鉴美国和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经验教训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美西部开发史对我们的启示

美国西部的开发模式，是指在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下，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提供的先进物质技术手段，开发各种自然资源，促进美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其性质来说，它是一种带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经济开发范式。美国西部开发基本上实现了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即完成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对美国国民经济的起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西部传统的开发模式则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计划，集中有限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布局中国工业，使西部地区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前两次开发虽然极大地改变了西部的落后面貌，有效地缩小了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但由于它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在投融资、理财、调动各方积极性等诸方面均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条件下，西部开发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措施。在这方面，中美两国西部开发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把生态建设放在西部开发的首要地位

无论是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还是我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都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我国西部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但由于滥伐森林、滥垦草原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等原因，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特别是由于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等原因，西部生态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西部地区位于中国大江大河上游，环境恶化不仅妨碍西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中下游的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这次西部开发再不能走破坏生态环境的老路了，而必须把生态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把保护生态作为一切开发项目的前提条件。生态建设方面尤其要注意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问题。我国是被联合国列为严重缺水的13个国家之一，因而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具有更大的战略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解决用水问题是中国广袤内地开发的关键。只有确保这个辽阔地区充足的用水，西部开发才能实现。西部开发不仅需要修建铁路、公路、天然气管道这样的工程，而且还需要修建像“南水北调”这样的巨大工程。近数十年来，我国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正在遭受严重的干旱，黄河沿岸的一些地区旱灾已经持续多年。在一些地区，千百万人与牲畜没有足够的饮用水。这种状况已经危及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因此，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为全国特别是东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这应是西部大开发的首要内容。

(二)既坚持市场化原则，同时又充分发挥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西部开发一开始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展开的。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经过上百年的开发，美国西部实现了与东、中部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而我国前两次西部开发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展开的，形成了二元结构的格局。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西部开发自然不能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即让市场在西部开发中起基础性作用，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融资方式多元化。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无论是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还是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政府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政府对西部开发事务的介入，不仅涉及到有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特别政府部门的建立，而且涉及到政府对西部发展的资金投入与收入所得的再分配。前者如1933年罗斯福总统“新政”法令的颁布，政府对救济工程项目和公共工程的大规模开支以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成立;1962年及此后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扶贫”的社会实践，地区再开发法案(1961)、人力发展和训练法案(1962)、加速公共工程法案(1962)、经济机会法案(1964)、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案(1965)、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案(1965)以及经济开发署的成立等等。后者如1968年联邦政府对各州、地方政府和居民个人财政补助达250亿美元，全国人均126美元。而西部特别是山区各州则远远高于东部某些州，补助超过平均数的在西部有22个州。这些补助款项是按不同的方案支付的，其中2/3用于公共补助、公路、教育、农业保护、科技成果的推广和研究工作。而那些给政府提供大量税收的最富裕的地区，平均每人获得的补助最少，因而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所得再分配。美国政府从原来较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征集了大量的税收，然后又通过财政支出各

种渠道，将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西部与南部经济的发展，仅1975年就有106.39亿美元的资金从东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部地区。当然这不是1975年特有的现象。例如1984年联邦政府的6995.28亿美元财政支出中，西部地区又得到1580.87亿美元，占总支出的22.6%。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西部远高于其他各州，占全国第一。联邦政府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为西部的开发与发展解决了资金的困难。

(三)鼓励移民和人才的流动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移民对西部地区的开发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西部开发中，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淘金热的兴起，吸引了欧洲大量移民。如果说淘金热兴起时的移民是靠利润的诱惑和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到后来，政府的引导对西部地区的移民起了重要作用。从1784年至1832年，联邦政府连续颁布了6个出售西部土地的法令，售地限额由640英亩降到40英亩，每亩市价由2美元降到1.25美元。1862年5月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土地的廉价出售和低价租赁吸引了大量移民去西部定居。移民队伍中不仅有普通的劳动者，而且有掌握各种技艺的高素质人才，有商人、资本家和各种手工业者。他们富有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对美国西部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上，无论是“一五”、“二五”时期156项在西部的建设，还是“三五”、“四五”时期的“三线”建设，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迁入了大量移民。他们遍布各行各业，为西部地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向西部地区移民不能采取计划经济时期的方法，但可借鉴美国移民的方法，即为移民提供大量的获利机会和发展空间。在这方面，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人才的方法也可资借鉴，即为各类人才提供优越的物质待遇，以及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人才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最大特点是可流动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流动也是遵循最大利益原则规律的。

(四)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交通运输应是第二次产业巨大发展的产物。但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美国政府和人民一开始就致力于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和改良，把西部开发置于一个发达的交通运输基础上。据统计，从1830年到19，美国铁路里程曾以每年3415英里的速度递增。19世纪末基本形成全国铁路运输网。全国铁路网络的形成，对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经济学家称19世纪的美国基本是一部铁路成功史。交通运输业的优先发展，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地区专业化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为西部其他部门、行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在新一轮的西部开发中，一定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修建公路和铁路外，还需要修建水利设施。我国的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条件是不一样的，西北干旱少雨;西南湿润多雨，水资源丰富。因此，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应有所区别。总体上来说，当条件具备以后，应启动实施西线的南水北调工程，这对于缓解西北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西北地区水的问题一旦解决，广阔的荒漠就会变成万顷良田，西北的生存环境就会得到根本的改变，我国的生态环境也会相应改善。我们还应看到，美国的西部开发和中国的西部开发所处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西部开发正处于工业革命和工业经济时代，公路网和铁路网无疑是工业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国的西部开发正处于知识革命和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知识网和信息网。而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远未完成，因此，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除了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建设公路网和铁路网外，还需要建设知识网和信息网。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根本差距在于人的素质的差距，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是改善西部地区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

(五)以增长中心带动区域开发

所谓增长中心是指能促进相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经济中心地区，大都表现为规模不同的大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在美国长达100多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兴起了一大批层次不同的增长中心。由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中心城市组成为不同层次区域服务的增长中心分层结构，几乎覆盖了整个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人口迁移、商品流通等都是通过这些中心城市进行的。增长中心对美国西部开发的影响，既表现在增长中心通过商品流、移民流、文化流、信息流的扩散对经济施加影响的扩散效应上，也表现在该区域通过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联系使经济活动趋向增长中心的聚集效应上。一方面，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一大批建立在地区专业化基础上的专业化工业城市应运而生，它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农牧业产品为直接原料的初级加工工业和为西部开发提供先进技术手段的农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把地区专业化和城市专业化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的出现及其服务市场经济、组织市场经济功能的增强，又刺激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并给西部以新的方向和力量。增长中心和周围地区相互作用，彼此促进，使美国西部的经济活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全新的城乡关系出现了：农村地区为城市的工厂和包装场供应原料并为它们的产品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反过来，中心城市在通过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以及为雄心勃勃的农场青年提供新机会来服务周围地区。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既是西部开发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西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点。而我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只是嵌入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对城乡周围的经济联系注意不够，结果造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因此，在我国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应注意发挥增长中心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

(六)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下游产业

中国西部，现有的工业多以资源初级加工形式为主。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一盘棋”方针下对西部工业布局的安排，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发挥资源优势战略指导下的发展，使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在西部工业结构中占很大的份额，这些工业的发展，对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对支援全国经济建设都曾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但由于采掘工业有个越采越深、成本递增以至资源枯竭的问题;上游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收益，亦远低于下游产业。因此，西部地区不能拘泥于主要搞上游产业，与发达地区一样，同样要走产业升级之路;要有选择地发展下游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实施产业升级的过程，围绕核心竞争力的发掘与培植，构建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特色经济。西部地区要想迅速发展，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相应的深加工与制造业，生产高附加值、高商品率、高出口创汇率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这方面也可以借鉴美国西部的发展经验，即有选择地发展新兴工业、高技术工业，把西部的经济发展建立在较高的技术起点上。当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结合西部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不可能全面铺开。西部诸省资金实力不足，更应当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上。西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优先选择符合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市场前景广阔，特别是具有一定优势和基础的产业，但在推动的过

程中要注意防止盲目性和重复建设。如果没有强大的技术基础做后盾，没有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和后劲将十分脆弱，东西部差距将不仅不会缩小，反而将会进一步拉大。

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篇2

一、美国职业教育观念的发展

美国职业教育观念是随着生产力的革新而不断地演绎和发展的。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时代, 落后的生产力方式使得美国沿袭英国最初原始的职业教育形式———学徒制。工业革命使得以机械制造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时代取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未受过专门技能训练的人员很难进入劳动市场, 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开始产生。1917年通过的《史密斯-休斯法》从立法角度保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制度。该法案规定:在公办的普通中学开设职业科, 设置选修的职业课程。至此, 职业教育在综合中学蓬勃发展起来, 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产业工人。

上世纪80年代末, 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 后工业时代到来。传统制造业的收支开始恶化, 信息服务产业地位日趋攀升。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制造业, 转向从事服务业, 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新的“智能技术”和“自动化装置”代替了人的直观判断、决策与实施。这样新的时代特征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养的要求。职业教育从单纯的“技能训练”向“综合培养”发展。由此, 美国职业教育掀起了一场影响广泛的职业教育改革运动。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法案。1990年的《珀金斯II法案》是第一个关于CTE的立法。法案任命职业教育计划小组实施职业准备计划、整合职业课程和学术课程、促进工作相关经验获得。其目的是“通过更充分地开发美国所有阶层的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 进一步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1994年的《学校到工作过渡途径法案》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职业教育实施框架, 在这一框架内, 所有州都要建立一个全州范围内的学校到工作多途径体系, 向所有学生提供参加面向工作业绩的教育和培训的机会。这些课程能够帮助学生获得通用的证书, 为他们获得第一个高技能、高薪职业做好准备, 以及为他们进入学院和大学继续深造做好准备。1998年的《卡尔帕金斯III法案》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和州政府、地方政府联合起来, 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力度。2004年美国颁布了著名的《帕金斯IV法案》, 该法案对美国的职业教育做出了新的定义:“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CTE) , 生涯与技术教育。这一新的定义代替了传统的“Vocational Education”, 职业教育。说明美国的职业教育不再只停留于为学生提供就业服务也为学生提供生涯探索和将来独立生活的服务。

二、美国职业教育现状

美国教育一直以来是“普职合一”的单元制。中等职业教育的主要阵地在综合高中。综合高中约占高中数量的89.2%。以纽约市为例, 我们参观的几所高中, 波特莱奇学校 (高中部) 、纽约城市学院数学、科学与工程高中、健康事业与个人护理高中、天主教会Cardinal Spellman高中、诺曼托马斯商业高中都是已加入CTE计划的综合高中。这些高中既是学术高中同时又具有明显的职业特征, 在特定职业群落内开设生涯与技能 (CTE) 课程。纽约城市学院数学、科学与工程高中开设的计算机科学、程序设计语言、建筑工程学、电子工程学课程;健康事业与个人护理高中开设的紧急救治、药理学、HIV与AIDS课程等。CTE课程以选修课方式开出, 在非特定职业领域提供通用技能的训练, 或者在特定职业领域提供一般性知识和工作经验。CTE课程面向所有学生, 为他们整个职业生涯提供职业初试和职业熏陶的机会, 为毕业后进入工作岗位 (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学生具有很强的学术能力和具备新的基础技能) 或接受中学后教育, 日后在工作岗位上的在职培训相互衔接做好准备。

纽约市也有独立的职业高中, 如:航空职业高中, 但数量较少。一般来说独立的职业高中拥有更好的教学设备和专业器材, 能提供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训练, 专业能力更强, 能提供更系统的职业课程, 教学质量也更高。独立的职业高中同样也要提供高中全套必需的学术类课程。所以, 在美国学术与职业教育是融合在一起的, 学术教育彰显职业特色, 职业教育以学术教育为基础。除了校内的职业教育, 学生还可通过学校申请参加校外的CTE项目。校外CTE项目由区域CTE学校或企业提供, 通过CTE项目可以获得更深入的学习和专门的工作实践。

其实美国的职业教育并不是从高中才开始的。参观美国中小学时, 我们发现美国的职业教育的基础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开始建立。在科学、艺术、计算机等课程中, 学生就开始使用工具动手操作, 到了初中阶段课程已涉及到汽车、电子、木工、金工等内容。高中阶段生存与职业教育则以职业群划分, 予以职业强化。职业教育已经融入美国人的日常学习中, 所以在美国人在职业生涯规划上通常不会排斥选读职业课程, 对劳心和劳力的价值观也比较容易有正确的看法。

三、美国职业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透过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现状, 可以看到美国职业教育的一些经验。

1. 职业教育由就业教育向生涯教育转变。

随着后工业时代到来, 新兴的工作岗位不断出现, 工作岗位对从业者的要求也不断变化。人们很难通过一次职业教育获得一个不变的工作。职业教育不再是为了就业的终结性教育, 而是一个关注从业者整个职业生涯的过程性教育。我国职业教育还处在以就业为导向的传统职业教育观念中。通过职业教育帮助学生习得一技之长, 进入工作岗位, 为一线生产、服务部门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对这种技能至上的教育模式过度关注于工作岗位的要求, 关注于技能的要求, 而忽视了学生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和学生的兴趣与爱好, 很难满足学生灵活就业和就业后持续发展的需要。

2. 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融合。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导致工作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 即高技能岗位迅速增加, 低技能岗位迅速减少, 新的工作岗位对从业者的学术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传统的职业教育在高知识性、非标准化技能教育面前显得很无力, 职业教育呈现出向高端上移的趋势。许多雇主要求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具有独立的领悟力、深刻洞察力、持久的学习力和积极的创造力。职业教育的目的不应局限在单一职业训练或技能训练上, 而是通过几种知识和技能培养一种身心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 使他们具有足够的理论基础, 来应对未来技术的革新与变化。从学术教育的角度来看:整合两种教育, 增强学术教育的职业性, 有利于加强教育与学生未来工作之间的联系, 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的效率。在我国采用双元制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严格分开。职业学校成为为部分需要就业的青年提供的单一领域的技术培训的场所。职业教育的学生从入学开始就放弃学术教育, 在学好技能才能就业的理念下机械地练习单一领域工作技能。而学术教育的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等考上了大学了, 也不知道学习是为了什么, 自己擅长什么, 未来的生涯该怎样规划。将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结合起来, 让每个人心中都有职业的种子, 在未来选定的职业生涯中能够持续地发展。

3. 学校本位职业教育和工作本位的职业教育融合。

在后工业社会中, 终身学习成为必需, 在学生进入工作岗位之前必须给予学生在工作中学习的经验。如果个体在青年时代就开始通过工作来发展其知识与技能。那么就能给他们今后工作环境中的学习更好地做好准备。在美国, 学校与区域CTE学校、培训与人力资源中介部门和雇主企业联合, 实现了学校本位的教育到工位本位教育的转移。学校本位的教育和工作本位的教育两条教育主线成为了单元制教育制度的有益的补充。我国职业教育采用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办学模式, 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社会的支持和保障体系, 学校与企业之间没有必须的战略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与学校的合作还局限在一对一的、自发的合作方式下。职业教育本质是与工作体系紧密相连, 脱离工作谈职业教育, 再完善的学校教育也是纸上谈兵。所以, 加强职业教育的多方合作, 将工作本位的教育和学校本位教育融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借鉴美国中等职业领域的经验, 中国职业教育应抓住后工业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契机, 通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改革、校企合作机制改革等, 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养、持续学习能力的新时代的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1]Donna P, Jennifer S...curriculum integration in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a joint report of the NRCCTE curriculum integration workgroup.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2010, (4) .

[2]Career Pathways as a Systemic framework, League for Innovation in the Community College, 2007.

[3]滕大春.美国职业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篇3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 讲座服务 中国 美国 对比

中图分类号： G258.2；G259.712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1）０6－0093-05

Comparison and Enlightenments of Lecture Service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Public Library

Wu Huiru （Library Dongguan Polytechnic，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Abstract：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literature and public library websit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lecture service of public librar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several aspects： theory research， development overview， theme and content， organization form， audience positioning， service scope and convenience，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Furth mo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poses some enlightenments to our country's public library lecture service.

Key words： public librury； lectare servic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ison

ＣＬＣ number： G258.2；G259.71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１1）06-0093-05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日益重视，讲座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形式在公共图书馆有了较大发展。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和访问图书馆网站的方式，对中美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进行调研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的启示，以期对我国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1 中美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理论研究现状对比

笔者选取“中国期刊网”（1979－2011）、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1989－2011）为检索工具，采用“图书馆&讲座”的检索式进行关键词、题名检索，经筛选后得到论述公共图书馆讲座的相关论文约200篇。2005年以前，公共图书馆讲座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直至2005年，相关研究论文才有了突破性的增长。这一变化源于文化部和公共图书馆业界对讲座的重视。2005年，由文化部牵头召开了“全国图书馆讲座工作研讨会”和“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工作会议”，在此推动下，讲座工作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带动了业界、学界的学术研究和探讨。因此自2005年起，公共图书馆讲座一度成为图书馆界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并且形成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其研究的主题可归为以下几类：（1）个案研究与经验介绍，（2）图书馆讲座的功能、作用，（3）开展图书馆讲座的理论与方法，（4）讲座品牌构造，（5）讲座资源开发与利用等。

对于美国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理论研究现状，笔者选取了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LISA）（1969－2011）、LISTA with FullText（1969－2011）、Emerald三种外文数据库为检索工具，采用“Library”， “lecture”， “author talk”， “forum”作为检索词进行组配检索。只查找到相关学术论文5篇，并且这5篇论文都是有关高校图书馆讲座的探讨，没有发现国外有关公共图书馆讲座的研究成果。但检索到的结果中有不少关于美国公共图书馆讲座的报道或某个主讲人在公共图书馆开展讲座的简介。这说明美国公共图书馆在实践中有开展讲座服务，但不太注重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欠缺理论探究和经验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注重公共图书馆讲座的理论研究，形成的理论成果有利于指导实践工作的开展。而在美国，学界并未对讲座服务给以足够的关注，研究力度薄弱，成果稀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这方面理论研究的不足。

2 中美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实践情况对比

为了解中美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的实践情况，笔者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文本分析，同时还各选取了10所公共图书馆（见表1）对其网站进行调研，分别从讲座栏目设置、信息发布、品牌或系列、主题与内容、举办形式、听众等方面进行考察。现将调研所得结论总结如下：

2.1 发展概况

（1）美国公共图书馆讲座的发展早于中国。20世纪早期，美国的图书馆员就建议开讲座、办展览，当时很多城镇，卡内基图书馆是惟一的大型建筑物，它成为音乐会、讲座、会议等社会活动中心。［1］从那时起，讲座活动逐渐被各个公共图书馆所重视，并得到了逐步发展，到20世纪末期讲座已成为美国公共图书馆界普遍开展的重要读者活动之一。例如，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的ALOUND讲座系列创办于1993年，至今已累计举办了超过1000场次的讲座、朗诵和表演。［2］在中国，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萌芽于公共图书馆诞生之初，虽然起步也比较早，但在整个20世纪并未得到较大的发展和普及。创办于1910年的“文华公书林”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公书林开放后经常举办音乐会、演讲会；1914年至1916年间还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组织巡回演讲，向民众普及图书馆知识。［3］文华公书林举办的这些演讲会和巡回演讲可以看作是我国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讲座有了初步发展，但由于人力物力各方面的限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推广。直到21世纪初，随着社会“讲座热”的兴起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需要，图书馆才逐渐认识到讲座服务的重要性并逐渐加大工作力度。一些省公共图书馆到2005年首届图书馆讲座工作研讨会之后，才把图书馆讲座提到议事日程。

（2）中国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目前的发展态势好于美国。从2005年起，我国在文化部的推动下，很多图书馆纷纷结合本馆优势和本地特点开办各类主题讲座。目前，全国已形成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等多个图书馆讲座活跃地区。［4］调查发现，国家图书馆的“文津讲坛”、浙江省图书的“文澜讲坛”、上海图书馆的“上图讲座”、广州图书馆的“羊城学堂”等都办得有声有色，纷纷打响了自己的品牌。网络调查的10所图书馆中，每所图书馆都建立了讲座网页，并且在图书馆网站的一级类目里就可以找到其入口，由此可见图书馆对讲座工作的重视程度。此外，整个公共图书馆界不仅仅局限于把当前各自的讲座办好，还注重讲座的创新和共建共享。2009年国家图书馆牵头建立了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开始着力建设公共图书馆讲座资源共享网络。从网络调查的10所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情况来看，所有图书馆的讲座栏目都没有放在主页的明显位置，要在二级以上类目里才可以找到相关信息，有些甚至需要通过站内检索才能获得讲座信息。讲座虽然是各个图书馆的常规活动之一，但缺少特色，大多数没有形成深入人心的品牌。讲座资源建设力度不足，10所图书馆中只有1所图书馆可提供讲座在线视听。

2.2 主题与内容：美国公共图书馆讲座更实用、更贴近生活

从被调查的中国10所图书馆的讲座主题与内容来看，我国公共图书馆举办的讲座涵盖文化、艺术、科学、法律、时政等多个领域，其中“文化”主题几乎每个图书馆都会涉及。讲座的内容大多偏向理论性、知识性和观点性，其作用更多的是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提高文化涵养，增加知识。例如，首都图书馆的“乡土课堂”、“科学讲堂”，福建省图书馆的“闽台文化”等系列讲座，都是偏向文化性知识性的，有时难免会出现曲高和寡的局面。当然，我国公共图书馆也有实用性生活化的讲座，例如，首都图书馆的“健康课堂”、 广西图书馆的“美好生活” 等系列，但总体来看并不多。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讲座内容也涉及到历史、人文、地理、旅游、金融理财、自然保护、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但其选题小，内容更为具体实用，贴近生活。例如，芝加哥公共图书馆邀请爱德华琼斯投资服务公司的专家给父母和家庭介绍教育投资的技巧；［5］纽约伍德劳恩高地图书馆邀请纽约市老龄化部的工作人员主讲如何随着年龄增长锻炼和保持健康；［6］密西西比州图珀洛李县图书馆邀请报纸专栏“海洛伊丝的提示”的作者来做演讲，向听公众介绍有关家庭清洁、养育孩子、节省金钱等日常生活方面的小贴士。［7］

2.3 举办形式

（1）中国的举办形式单一，美国的举办形式较为灵活多样。从调研的结果来看，我国大部分公共图书馆的讲座趋于常规化，开讲周期固定，但举办形式单一，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很少采用“坐讲”以外的形式，绝大多数讲座都是以“坐讲”进行， 即主讲人在讲台“授课”，听众在下面“听课”，讲课结束后留给听众一些时间提问，像访谈、对话、讨论等形式很少采用。二是讲座“独立”，绝大多数讲座是“斋讲”，即只有讲座本身，没有融合或配合其它服务。相比之下，美国公共图书馆举办讲座的形式则较为灵活多样。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注重讲座服务与其它服务或活动相互配合。例如，旧金山公共图书馆配合“一城一书”活动，邀请2011年度被选中图书《Packing for Mars by Mary Roach》的作者前来演讲。［8］又如，很多图书馆会配合阅读服务邀请各类作家开读者交流会或演讲会。二是配合内容需要灵活采用“坐讲”以外的形式。例如，波斯顿公共图书馆的夏季讲座系列“美国身份”，采用先播放一段有关美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影片，接着由主持人组织讨论的形式进行。［9］

（2）美国注重开展作者交流会（author talk），中国鲜见此类讲座活动。调研发现，作者交流会（author talk）在美国公共图书馆比较普及，网络调查的10所图书馆都开展了此类讲座活动。且大部分图书馆还在其网站上设立了相关类目，有的称为”author talks”， 有的则称为“author events”或 “author readings & lectures”，虽然命名不一但活动内容大同小异。为便于阐述，这里将这种作者演讲、交流活动统称为“author talk”。通过调研各个图书馆的“author talk”得知，它是一种集交流与阅读推荐于一体的特殊讲座形式，主讲者是各类作家，包括知名作家、畅销书作者、新书作者等，交流的内容主要是介绍或评论作品、谈作者个人经历、或就某个与作者写作领域相关的主题进行讲演等，交流会现场一般配有新书签售活动。它对激励阅读，推广阅读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美国，“author talk”已成为很多公共图书馆的常规活动，有些还形成了系列，树立了品牌。例如，波斯顿公共图书馆的“Author Talk Series”， 它以邀请各类天才作家为特色，每月都安排多场交流会；［10］波特兰公共图书馆的“Brown Bag Lecture Series”，以邀请畅销书作家和杰出人士开展双周阅读和问答集会为特点，现场还免费提供咖啡和茶。［11］我国也有个别公共图书馆尝试举办类似美国的“author talk”讲座，如上海图书馆推出的《名家解读名著》系列，福建省图书馆的“经典阅读”系列，它们与阅读服务有关联，但又与“author talk”有一定区别。总体来看，我国鲜见类似美国的“author talk”活动。

2.4 听众定位：中国对讲座听众定位笼统，美国注重听众分层

从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布的讲座信息来看，一般默认为讲座面向的是“广大市民”， 听众定位笼统。图书馆一般不会明确说明哪些听众群体适合来听某场讲座，这就会导致有些市民去到现场后才发现“原来这场讲座不适合我”。相对而言，美国则较注重听众的分层。调查的10所美国公共图书馆中有5所（50%）图书馆明确将听众（audience）划分为多个类别，主要包括：儿童、青年、成年、家庭、企业等。图书馆按不同听众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讲座，有些图书馆还会在其讲座预告中说明该讲座面向的听众类别。

2.5 服务范围和便利性：美国的讲座辐射范围更广服务更便利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讲座绝大多数是在馆内举行，到馆参加讲座的听众一般是附近的市民。由于图书馆网点少，住得较偏远的民众就很少能成为讲座的真正受众，这就导致我国公共图书馆讲座的有效服务范围较小。

美国公共图书馆实行总分馆模式，每个城市的图书馆服务点很多。例如，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有26个分馆，［12］芝加哥公共图书馆有70多个分馆和服务点。［13］调查发现，美国有开展讲座的图书馆一般会提前至少一个月在其总馆网站上统一发布讲座预告，各分馆和服务点的讲座信息都可在总馆网站上查看到，市民可以就近参加自己感兴趣的讲座。因此相对中国而言，美国由于图书馆网点多，讲座的有效服务范围更广，市民参加讲座也更为便利。

2.6支持与合作：中国的合作多是“借力”，美国的合作包括“借财”

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开展讲座过程中都会积极寻求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合作，主要包括：（1）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如广州图书馆与市委宣传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创办“羊城学堂”。［14］（2）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如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法官协会、上海市律师协会联手打造“市民与法”专题讲座。［15］（3）与媒体的合作，如佛山图书馆在《佛山日报》长期发布讲座预告和报道。［16］（4）馆际合作，如浙江省图书馆牵头建立浙江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推进成员馆之间实现资源共建共享。［17］这些合作概括来看都属于“借力”，即人力和物力。国内借力的例子不少，但能取得机构、团体或个人提供经费资助的例子寥寥无几。

在美国，公共图书馆争取社会支持公益讲座，不仅限于“力”，还能借到“财”。调研发现，美国有不少公益组织、个人资助或发起图书馆讲座的例子。如，美国弥尔顿图书馆基金会资助开办弥尔顿公共图书馆作者系列讲座；［18］波斯顿公共图书馆的洛厄尔讲座系列由1836年建立的洛厄尔研究所慷慨赞助而创办；［19］洛克波特公共图书馆的“约翰克普拉斯纪念讲座系列”由约翰克普拉斯的家人和朋友发起建立。［20］

3 对我国公共图书馆讲座服务的启示

3.1 科学选题，使讲座更贴近生活和大众

要使我国公共图书馆的讲座像美国的那样实用、贴近生活，就要进行科学选题。如何做到选题科学合理，让听众喜欢呢？首先，要定位听众。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素养、有着不同需求的民众。一场讲座不可能面面俱到，顾及到所有人的需求。因此，就要明确每一场讲座的主要对象，即讲座主要讲给谁听，这样才能根据这个听众群的特点做到有的放矢。其次，根据听众群的需求特点定位。图书馆讲座要吸引更多听众，就要围绕“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的原则来选题，讲听众爱听要听的话题，这样才能被听众接受和认可。不同的听众群有不同的需求特点，比如年轻群体可能对流行文化比较感兴趣，已婚人士可能对家庭投资理财较感兴趣，老年人则可能比较喜欢生活与健康类的话题，这就要有针对性地选择符合特定群体需求特点的讲题。第三，让听众参与选题。通过听众调查、信息反馈、现场交流等了解听众需求，征求听众意见。比如可以通过发放问卷，让听众选择或提出较感兴趣的讲题。

3.2 服务组合，提升讲座价值

首先，图书馆应突破“斋讲”的思维，学习美国将讲座与展览、培训、阅读等服务紧密配合，以组合方式提供给公众，以达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效果。国内很多公共图书馆会经常举办展览和阅读活动，若能在活动期间举办与活动主题相关的讲座，相信可以大大提高活动的效果，提升讲座的价值。其次，图书馆可借鉴美国的“Author talk”活动，将讲座与阅读服务结合起来。可以尝试与作家协会等相关部门或个人合作，邀请知名作家、畅销书作家为读者举办作品鉴赏类、新书推荐类讲座，与阅读服务相互促进，使讲座得以增值，使阅读得以推广。

3.3听众分层，增强讲座针对性

美国公共图书馆常会根据用户的类别或年龄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国内公共图书馆可借鉴美国用户分层的做法，改进将讲座听众笼统地定位为社会大众的不足。国家图书馆的曹宁也认为应针对读者不同层次的需求策划与开展不同的讲座服务。［21］例如，为女性举办美容美妆讲座，为老年人举办养生保健讲座，为青少年举办趣味性科普讲座等。将听众分层，既可以兼顾到每个群体的需求，又可以提高讲座策划和宣传的针对性。要注意的是分层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资源和投入，分层依然要突出重点，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

3.4 设立流动讲坛，扩大讲座辐射面

中国不像美国有足够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点，在馆内举办讲座就可让各个区域的市民都能方便参加。要克服我国公共图书馆网点不足所带来的限制，图书馆的讲座就要“走出去”。一个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基层和偏远区域设立流动讲坛，将一些听众反响比较热烈的讲座在基层点巡回开讲，让讲座走进更多社区、企业、农村、学校，以扩大讲座服务的范围和辐射面，让讲座服务更多人群。

3.5 争取社会支持和资助

由于图书馆讲座面向各个阶层，讲师来自各个领域，工作涉及面非常广，因此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非常重要。美国公共图书馆积极取得公益组织和个人资助图书馆讲座的做法值得我国公共图书馆学习借鉴。社会公益组织的支持和资助，一方面可解决讲座的经费问题，另一方面又能为讲座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国内图书馆应加强与文化馆、博物馆、基金会、各类学会协会等公益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争取这些公益机构对图书馆讲座的支持甚至是经费资助。另外，还可采取冠名等方式，积极吸引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举办或资助公益讲座，提高图书馆讲座的社会影响力。例如，与知名企业联合举办讲座，大大减少经费支出的同时可以利用企业的名气吸引更多听众。

参考文献：

［1］王咏梅. 公共图书馆讲座工作规划研究［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08，（3）： 48-49.

［2］History of Alound［EB/OL］.［2011-07-12］.http：//www.lfla.org/aloud/past.php.

［3］阎鸣，段国桥.武汉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J］. 湖北档案， 2000，（2）： 27.

［4］文化部推动各地公共图书馆开展讲座［EB/OL］.［2011

-07-12］. http：//www.jxwh.gov.cn/news.asp?id=464.

［5］MoneySmart-Paying For Education［EB/OL］. ［2011-07-13］.http：//www.chipublib.org/events/details/id/69098/.

［6］Lecture： Exercising and Retaining Healthy Memory As You Age［EB/OL］.［2011-07-13］.http：//www.nypl.org/node/60999.

［7］Sheena Barnett. Heloise offers tips at Tupelo library talk［N］. Northeast Mississippi Daily Journal，2009-04-27（03）.

［8］SFPL Announces 2011 One City One Book Selection：Packing for Mars by Mary Roach［EB/OL］.［2011-07-13］. http：//sfpl.org/index.php?pg=2000355101.

［9］Summer Lecture Series： The American Identity［EB/OL］. ［2011-07-13］.http：//www.bpl.org/news/calendar.htm#/?i=3.

［10］Author Talk Series［EB/OL］. ［2011-07-13］. http：//www.bpl.org/news/author_series.htm#20110706.

［11］Brown Bag Lecture Series［EB/OL］.［2011-07-13］. http：//www.portlandlibrary.com/programs/brownbagnew.htm.

［12］The Seattle Public Library Location［EB/OL］. ［2011-07-14］. http：//www.spl.org/locations.

［13］Map of All Locations-Chicago Public Library［EB/OL］. ［2011-07-14］. http：//www.chipublib.org/library/locator/.

［14］广州图书馆羊城学堂［EB/OL］. ［2011-07-15］. http：//www.gzlib.gov.cn/exhibition/jiangzuodianbo/jiangzuodian

bo_index.jsp.

［15］上海图书馆讲座［EB/OL］.［2011-07-15］. http：//www.library.sh.cn/jiang/jzhg/shfl/.

［16］柯静. 佛山市图书馆公益讲座十年综述［J］. 图书与情报， 2006，（1）： 105-108.

［17］浙江图书馆讲座联盟［EB/OL］.［2011-07-15］. http：//www.zjlib.net.cn/Public/jzlm.aspx.

［18］Milton Library Foundation Author Talk with Larry Tye［EB/OL］.［2011-07-15］.http：//02186.mytownmatters.co

m/?p=4140.

［19］Lowell Lecture Series［EB/OL］.［2011-07-15］.http：//www.bpl.org/news/lowell.htm.

［20］John S. Koplas Memorial Lecture Series［EB/OL］. ［2011-07-15］.http：//www.lockportlibrary.org/koplaslecture2.html.

［21］曹宁. 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工作研讨会发言稿： 国家图书馆讲座工作的发展历程与若干思考［EB/OL］. ［2011-07-15］. http：//www.nlc.gov.cn/service/jzyth/files/zt05.pdf.

我国与西方融资结构的对比及启示 篇4

摘要：按照现代财务理论，企业的首选融资结构是内源融资，其次才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这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验证的理论。而我国上市企业的融资结构却呈现完全与之相反的情况，作者尝试分析我国与西方企业的融资结构不同及原因，并找出优缺点。并提出优化我国融资结构的建议。

关键词：融资结构 目录 正文：

企业的融资结构一般是指企业的融资总额中内源性融资与外源性融资所占的比重。内源融资是指企业的经营活动结果所产生的资金，即公司内部融通的资金它主要由留存收益和折旧构成，是企业不断将自己的储蓄（主要包括留存收益，折旧及定额负债）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外源融资是指企业通过一定方式向企业之外的其他经济主体筹集资金，外源融资的方式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而外源融资又可以分为直接性融资和间接性融资两类。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发行企业证券（包括股票和债券）取得资金；间接性融资指企业的资金来自于银行或非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性融资活动。企业的融资状况是总体衡量一国资金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啄序理论认为权益融资会传递企业经营的负面信息，而外部融资又要多支付各种成本，因此企业融资一般会选择内源融资，债务融资，权益融资这样的先后顺序。

一．中国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融资结构概述

1.中国企业的融资结构。与西方国家的惯用融资啄序理论不同，我国的上市企业具有强烈的外源融资偏好。外源融资在企业的融资结构中所占比重高达80%以上，内源融资所占的比重不足20%。而那些未分配利润小于零的企业几乎是完全依靠外源融资的方式融资。在外源融资中，有50%是来自于股权融资，而且这一比例还将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而继续上升。因为我国企业热衷于发行股票和上市，上市在当今社会的企业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已上市的企业更是利用一切可以配股和增发新股的机会进行股权融资，而对债券融资反应冷淡。可见，我国企业的融资顺序是:先是股权融资，其次是债券融资，最后才是内源融资。与西方企业所倡导的啄序理论完全背道相驰。

2.西方企业的融资结构。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的融资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模式；另一种则是以日德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融资模式。但是，美英日德都具有明显的内源性融资特征。在其融资结构中，除日本在1970-1974年的内源融资的比重未达50%外，其余国家都超过了50%，其中美国自有资金的比重在1985-1989年达到了85.4%，在外部融资中，借款融资的比重高于证券市场融资。日德两国，特别是日本公司的银行借款占整个公司外源融资的比例远高于英美两国，相比而言，英美两国通过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在公司外源融资中所占比重较之日德的公司要高。

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的融资结构与啄序理论所建立的优化融资模型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英美日德四国在融资结构上有一定差异，但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都以内源融资为首要，债务融资次之，最后才是股权融资。

二．中国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结构不同的原因

造成我国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方式截然不同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由以下几种原因：

1.从融资成本角度分析。融资资成本应该说是企业进行日常的融资活动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融资成本的高低将对企业的资金利用效果产生直接影响，成本越低，企业的还本付息压力越小。债务融资和权益性融资都有各自相应的成本，但其成本主要为利息或股息支出，筹资费用及纳税等。

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上，债务融资成本通常低于权益性融资成本，因为债务融资包括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型债券，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的利息支出可以在企业的税前扣除，具有节税效应。而股息却存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双重税负问题。而且银行贷款手续简便，筹资费用可以忽略不计，债券发行较股票发行简单，发行费用较股票也要少很多。因而债务融资的成本比权益性融资的成本少很多，成为发达国家企业融资的优先选择。

但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权益性融资成本却低于债务性融资成本。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盈利能力不高，其股利支付水平较低，甚至有很多公司都不分配现金股利！而债务的还本付息则是不能打折扣的，相对于股息来说是硬约束，如果公司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不仅信誉受损，甚至还有破产的危险。因此，我国的上市企业理所应当的选择成本相对较低的权益性融资。

2.从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角度分析。企业的融资结构是企业各利益关系人相互博弈的结果，企业股东，债权人和治理层三方之间的博弈，最终决定了企业的融资结构。

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企业制度相当成熟，企业有着非常完善的治理结构，股东和债权人可以通过股价和债券利率实现对经理层的约束，保证自己对总资产的控制权。一般来说，债券资本的扩大会削弱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而加强经理层的控制权。此外，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上，股票价格是企业的真实价值表现，企业经营不善，业绩不佳，股票价格就会下跌，这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融资，而且还将会使企业陷入被收购的风险，因此，股权融资对企业来讲并非免费的午餐，这样，就形成了企业的优序融资理论。

但在我国，股票市场存在不流通的国有股，国有法人股往往处于一股独大的垄断地位，且往往存在代理人缺位现象。而社会公众股有存在严重的投机现象，股东自身利益与企业业绩相关程度较低，这些因素造成了股东控制权残缺。企业举债往往伴随硬性的财务问题，增大企业的债务风险。因此，经理人出于理性的经纪人考虑，往往不愿意承担风险，因而产生了股权融资偏好。同时，我国证券市场还很不完善，股价不能真实反映企业价值，企业收购机制由于国有股的存在而难以有效发挥，因而资本市场对上市企业的经理约束力很小。这样，发达国家的股东，债权人，经理层三方激励机制已经完全走形。融资顺序也演变成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内源融资的先后顺序。

3.从资本市场角度分析。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异常发达，股票市场发展的已经完全成熟，流动性较强，且分散化程度较高。债券市场也发展迅速，而且债券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却存在着失衡现象。一方面，股票市场发展迅速的同时债券市场发展却停滞不前，两者发展极不平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对债券市场的控制较为严格，具有较高的门槛，且发行数量有较大的限制，企业往往花费很大的周折却只得到很少的筹资额，并且还要承担筹资风险，所以，无论是大股东还是经理层都不愿采用这样一种筹资方式。久而久之，因为政策和实践的双重作用，导致了我国债券市场的畸形发展，制约了企业债券融资活动的开展。在90年代中后期，甚至出现了债券融资下滑的势头。三．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上市企业过度依赖权益性融资，从而对企业的自身以及债券市场的持续发展都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应该采取措施以引导企业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融资结构模式。

1.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制度。由于我国上市企业股利分配极不规范，股息较低，从而造成了权益性融资成本低于债务性融资，且损害了广大股东的权益，因此，首先应该规范我国上市企业的股利分配制度。首先，应加强对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的要求。对于不分配股利的公司，证监会可要求其在年报中披露不分配的理由。对于配股的公司，还应该要求其在年报中披露转作股本的可分配利润的用途和投资方向等问题。其次，加强对我国上市企业股利分配的法律约束。一方面，应加强对股利分配请求权的保护，另一方面，要突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企业过度分配和不分配股利作出限制。

2．完善公司治理架构。首先优化股权结构，实时减持国有股，降低国有股在上市企业中的比例；其次，改变股权过度集中的状态，培育多种形式的持股主体；最后，引进外部董事，改变上市企业内部人控制状况。

3.引进股票市场的收购与兼并机制。通过引进兼并机制，为替换无能的经营者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

中美文化中友谊观的对比 篇5

中西方文化中都很重视友谊。相应地，在一些名言或谚语中，对友谊都有所表达。尽管汉语中的“朋友”、“友谊”对应英语中的“friend”、“friendship”，但是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中，朋友、友谊的内涵和对朋友、友谊的理解大不相同。在中国文化中，朋友指志同道合的人，后来泛指交谊深厚的人，友谊是朋友间深厚的感情、亲密的关系。而美国的friend，是指有共同感受或喜好、能在一起愉快地交流的人，可以用来指非常广泛的人际关系，friendship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伙伴关系。由于社会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中西方对朋友和友谊的认识和表达方式有很多差别。如果在跨文化交际中不重视或无视这种差异，将二者等同理解，就有可能带来交际的困难，造成交际双方的

误解。因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中西方朋友和友谊的内涵差异。

一、范围不同 金庸曾谈到中国人把好朋友视作兄弟，通过义结金兰这种方式和异姓朋友结拜为兄弟，并立誓：“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 日死。” 金庸说：“西方社会中，只有热烈相爱的恋人，才会立誓同死。但在中国这个重义气的社会，友情比爱情更受重视。”这也说明在中国文化里，“朋友”是指可以互相信任，互相倾诉，感情很深的关系。

与中方来比，西方中朋友概念的范围更广泛。对西方人来说，“朋友”可以用来指童年的玩伴、在新地方刚认识几天的人、关系密切的商务伙伴、一个深受信赖的知己等。友谊可以是肤浅的、暂时的也可以是 深厚的、长久的。这也由于美国人一贯开放自由的态度，能够轻松、随时随地交上朋友。雷尼尔（AlisonLanier）在其撰写的《生活在美国》（Liv-ingintheUSA,1981）一书中指出：美国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国家。美国人很容易结交到朋友，但是，一旦环境改变，友情也会变化。另外，在中国，朋友贯通各个方面，朋友之间无所不谈，生活上、工作上都互相帮助。而在美国，朋友只局限于一个领域，不会延伸至其他领域。对于美国人来讲，在不同的生活领域里有不同的朋友，有打高尔夫球结识的朋友，有车子加油时认识的朋友，有旅游时认识的朋友，有的是家长会上结交的朋友，有的是修理汽车时认识的朋友等，但这些朋友都不会干涉到彼此其他的领域。姚明在2009年12月10日接受美 国著名的男人杂志《君子》 的专访中，以自己的经历诠释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谈及比赛时，他说：“中国有句老话是，友谊第一，比 赛第二。”

可是在美国这句话必须改成，“比赛是比赛，友谊是友谊。”对于人情味很重的中国文化，在比赛中要兼顾友谊，而以理性著称的美国人认为比赛和友谊是两个互不干涉的方面，比赛是一回事，友谊是另一回事。

二、时间不同

首先是确定朋友关系的时间不同。中国人建立朋友关系的时间相对较长，在最初的时间，中国人一般很少打开心扉，但是随着交往次数的增多，对彼此的逐渐了解，双方才变得亲密。西方人可能在一分钟内就能交到朋友，但是想要达到至交的水平却很困难。这也容易造成误解，因为中国人以为已经同西方人成为朋友了，可是却发现西方人已经忘记上次热情的谈话了。

另一方面，中西方维持友谊的时间不同。中国人更期望长久不变的朋友关系。朋友可能一辈子都是朋友。在中国文化里，人们怀有传统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态度，故友谊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消失。然而，西方人友谊往往同特定的条件与情况有联系。一旦情况发生改变，朋友也就发生改变。林内尔·戴维斯在《中西文化之鉴》中谈到即使是好朋友，美国人也可能在一年中换了好几次。美国人崇尚个体主义，喜欢变化和接受新颖的人和事物，又由于工作、婚姻、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变化，经常从一个城市或地区迁移到新的地方。随着每次搬动，不断认识新的朋友，而老朋友逐渐失去联系，友谊也随之消失。这也可以从中美大学宿舍安排的不同来看。中国的大学室友们共处一室直到毕业，相对稳定，而且很多人在毕业后还一直联系。而美国的大学室友流动性很大，在一个时间内会有很多好朋友，但是不是长久不变的。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科登和约瑟夫（J.C.Cordon&FathiYousef）曾在其“AIntroductionto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一文中把美国人的这种友谊称为“Klenexfriendship”(手绢纸友谊)，就是像手绢纸一样用完即丢。

三、朋友的责任不同

中国人赋予友谊很大的责任，对朋友的期望值很高。有句歌词就是“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交朋友就是为了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等实际的需要。朋友之间就要“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甚至是“两肋插刀”，所以在中国文化里，朋友之间要讲义气，意即“因友谊而冒危 险或作自我牺牲的勇气、态度”。电影《刮痧》中，主人公大同对他的美国朋友昆仑不挺身帮助却反而在法庭上指证大同打过孩子感到生气并指 责道：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但你却在法庭上出卖我!”，而他的美国朋友感到委屈和困惑，“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中国还有句俗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能够患难时倾囊相助的人，是值得信赖的人，所以中国人对朋友有很大的依赖性。西方

人认为朋友就是互相交流爱好和感受的，是轻松愉快的关系。所以，期望有独立性的朋友关系，不喜欢一方过多的依赖另一方。EdwardStew-ard&MiltonBennet是这样论述美国人的朋友关系的，“虽然美国人保持许多友好的非正式关系，但是他们极少有那种很深而又维系多年的关系。理想的境界是美国式的友谊，建立在自然发生、相互吸引以及温馨的个人感情的基础上。人们选择自己的朋友，同时，他们又把朋友关系与社会或工作义务分开。”

四、原因分析

中西方友谊观的不同源于二者不同的文化基础。首先，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业社会，农业对于劳动力的广泛要求促使农业生产者之间要有集中的协作和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视。朋友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形式，在重视维护等级制度的封建社会，显得很重要。“五伦”（古人所说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是古代处理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在

“五伦”里，即把朋友关系作为人伦关系的一个大类，并且强调朋友之间要有信义。而美国文化基于西方的商业社会文化，重视个体主义，崇尚个人自由。朋友是他们众多社会关系的一种。

另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推崇“士”和“君子”的交友观。“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在儒家学说中，自身利益与国家、集体、家庭、朋友的利益比起来是小利益，这种文化氛围中，友情重于个人利益是公 认的道德观”（百度百科）。中国人可以为自己的好朋友丢官弃碌，甚至可以为朋友去送死，中国古代名著

《水浒传》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这种友谊观。而美国人会对这种方式大不理解，如果朋友和个人利益冲突

时，他们会说Loveyourfriend,butlookafteryourself.（爱朋友，但要照顾自己）。

还有，中国人向来讲究实用主义，这也是历史上物质条件不发达造成的，所以结交朋友就是为了结交关系，预备在有事情的时候让朋友帮忙，同舟共济，朋友会提供物质或金钱的帮助。这会让重视独立性的美国人大惑不解，LindaSchueler&何震在其所著书中提到在中国的一些老外的抱怨，其中的两条就是外国人抱怨被中国人拉着练口语，自己感到被“利用”了，再就是不能和中国人结下友谊。可见中国人对于朋友的期望值和责任感要求较大，而美国人感到有压力感和被动性。两种不同的文化基础造成了两者之间交际的障碍。

五、结语综上所述，中美友谊观存在着很多差异。这些差异都有其深远的文化背景与传统影响。我们只能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了解中西方之间在 观念、思维、习俗、人际交往上的差异，能够消除误解，解决中美交流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有助于彼此建立起更良好的关系。参考文献 ［1］EdwardStewardC.&MiltonJ.Bennet.AmericanCulturalPatterns［M］.InterculturalPress,inc.1991.［2］LindaSchueler,何震.如何与老外有效交流（3、4）：文化差异与挑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LinellDavis.Doingculture: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inac-tion.中西文化之鉴———跨文化交际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4］程立，程建华.ComparativedictionaryofEnglishandChinesecul-tures.英汉文化比较辞典.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5］Http://baike.baidu.com/view/939550.htm.中美文化中友谊观的对比 辽宁师范大学 高芳芹

中美两国HR的生存状态对比 篇6

对于每年的招聘旺季，不少HR人员表示已经习惯了这种例行忙碌。张先生表示：“除了金三银四，下半年金九银十的时候也有得忙，每年这几个月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每天从早到晚马不停蹄，除了筛选海量的简历、做报表、面试、会议，还要顶住来自老板的招聘压力，一天下来头晕眼花简直是玩命!”

中国HR的现状就是普遍忙、忙、忙，张先生们一直为自己的忙碌困苦不堪，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HR却过着让人意想不到的轻松生活。

就职于美国某医疗设备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Harrison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我现在的公司上班不用打卡，不存在迟到的问题。不过基本大家都会按时上班，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电子邮件或语音邮件。我的同事有些会先喝杯咖啡，很少有人会立即着手工作。”

对于中国HR的紧张忙碌，Harrison表示无法理解：“我平均每天会收到6～25封电子邮件，有时最多能达到50封。一般在接到邮件后，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回复完所有的邮件。处理完邮件，会用2～3个小时处理常规事务或者一些行政工作。其他时间用来处理决策性的问题或咨询下项目的进度，也大概会用去 2～3个小时，

如果有亟需处理的紧急情况，会用去1～2个小时。8个小时后基本就可以准时下班了。”完全不存在因为招聘季就疯狂加班抢才的现象。

全球人力资源大师、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教授戴维•尤里奇就曾指出，中国人力资源从业人员明显落后于欧美国家甚至落后于印度。欧美国家、印度的IT都十分发达，各行业配备的工作软件相较于中国而言更成熟，更人性化。美国的HR族使用的都是运行优良的计算机，几乎不会出现死机现象。HR招聘软件在美国 人力资源行业已经被广泛运用，每天花几个小时在各大招聘网站之间重复发布信息、疯狂切换页面搜简历的情况几乎不会出现。

国内人力资源行业在招聘管理智能化、IT化、流程化上亟需提高国际化进程。据 笔者了解，近年国内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符合市场需求的HR招聘助手软件，广为 熟知的有招聘管理系统(SeekerManage)、才鼎招聘管理软件、三茅招聘管理软件 (hrloo.com)等。经张先生试用后发现，才鼎招聘管理软件收取简历很方便， 但招聘管理功能较为简单。招聘管理系统虽然功能性较强，操作起来也比较复杂 。经过比较，张先生最后锁定了三茅招聘管理软件，认为其从界面到操作便捷性 、功能完善性、流畅性上都更容易接受一点。最关键在于看中了它永久免费的口 号。

中美农场发展对比研究及启示 篇7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对比。

(一) 地理状况及自然环境的对比

首先, 从地理因素角度, 据世界银行官网的最新数据显示, 2008年中美两国陆地面积分别为932.75万平方公里和914.74万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分别为108.64万平方公里和170.50万平方公里, 对比而言, 中美两国虽然在陆地面积上只有近似18万平方公里的差距, 但耕地面积上却相差近62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 虽然中国的陆地面积比美国多, 且两国陆地面积都很辽阔, 位居世界前列, 但是, 由于受地形地势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耕地面积远远少于美国的耕地面积, 美国耕地面积是中国耕地面积的1.57倍 (详见表1) 。

其次, 从自然环境分析, 中美两国国土的主要部分都是处于北纬20度至北纬47度之间, 也就是说, 基本上都是北温带气候, 在日照、气温和降雨量等方面都非常相似。

(二) 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对比

首先, 从农业人口数量的角度分析。据我国统计局官网最新数据显示, 2008年至2010年, 中国农业人口数分别为84260万人、83868万人和83449万人, 分别占到中国总人口的64.82%、64.51% 和64.19%。而2008年至2010年期间, 美国农业人口数分别为537万人、526万人和515万人, 分别占到美国总人口数的1.79%、1.75% 和1.72% (见表2) 。

通过分析数据得知, 中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不仅绝对数量比美国多, 相对数量也较美国超出很多, 2008年至2010年, 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分别为美国农村人口数量的156.91倍、159.44倍和162.04倍。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城镇化程度不高和人口基数大等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国情基本相符。也就是说, 在我国, 总人口中半数以上是农民, 而农民主要是依靠土地生存。因此, 在推广大规模的农场式生产方式时, 中国将遇到比美国更大的人口数量上的阻力:不仅要解决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的思维观念、体制管理, 更要提高这部分人的经济收入, 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从而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及农民增收问题。

其次, 从农业人口质量的角度分析。从受教育水平可以反映农业人口的质量。据我国统计局官网的最新数据显示, 2000年, 中美两国人口数量受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分别为17.3% 和51.5%, 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分别为12.7% 和34.8%。到2007年, 美国受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口占到总人口数的61.1%。上述数据说明, 美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少, 份额低, 文化素质高, 我国的农业劳动力由于受全国总体教育水平偏低的影响, 不仅农村劳动力基数大, 而且文化素质相对处于低水平状态。 (详见表3)

单位 :万公顷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专题报告《农业与农村发展》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国际统计年鉴 2011》—农业人口数

单位 :%

单位 :kg/ 公顷

总之, 中美两国在农业劳动力人口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农业劳动力无论是从绝对数量的角度, 还是相对数量的角度, 都要比美国高出很多, 不仅劳动人口数量多, 而且农业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比美国低得多。

(三) 农业科技的对比

从农业科技发展的道路来看, 美国农业科技是通过先走机械学工程技术道路, 后走生物学工程技术道路, 最终得以实现农业的全面现代化和科技化。而我国的农业发展道路因受长期的历史传统——精耕细作思想的影响, 加之工业化水平不高、农村人口多, 且耕地少的基本国情限制, 因此, 我国农业科技的道路一直是以生物学科技为重心和突破点, 朝着先走生物学工程技术, 后走机械工程技术的道路前进。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 现在我国单位面积的化学肥料施用量远高于美国, 而美国机械化水平遥遥领先于中国。根据世界银行官网上数据显示的化肥消费量, 即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的千克数, 2008年中美两国的化肥消费量分别为每公顷463千克和每公顷106千克, 2009年中美两国的化肥消费量都有所增加, 但与2008年相比, 2009年中国的化肥消费量增幅高出美国5个百分点, 明显高于美国的增长幅度 (见表4) 。

(四) 农村经济体制的对比

首先, 从土地所有权的角度来分析。在土地所有权上, 中美两国完全是两种体系, 美国是土地私有制, 而中国是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

两者土地所有制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生产经营单位领域上。美国农场虽然有家庭农场、合伙农场和公司农场三种存在形式, 但是, 美国农场是以家庭农场为主体, 2007年农场数量为206.9万个, 家庭农场比重为97.6% (张妮妮, 2010) 。早在1820年, 美国就通过将公有土地以低价出售的形式让给农民, 从而建立起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经济体制, 也正是因为这一经济体制的推行, 直接推动了美国西部开发的移民热潮。在1862年, 美国更是以国法的形式——“宅地法”, 把公有土地赠给在土地上耕作5年以上、年满21岁的个人或一家之主的形式, 从而将土地发放给真正需要土地的人, 美国的家庭农场制度得以在农村广泛的建立和进一步巩固。而我国自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 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 虽然, 近几年出现了少量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 但我国农场仍然是以国家农场为主要存在形式的农垦区的生产经营经营单位和经营模式。根据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0年我国国有农场有1807个, 从业人数为330.7万人, 耕地面积为5989.3千公顷, 占我国农业从业人员总人口数4122.49万人的8.02%。, 为我国耕地面积总额的5.51%。与我国农户实行人均承包经营以来人均耕地仅2.1市亩, 国有农场占有的耕地面积是相当巨大的。而与1990年美国就已实现平均每一牧场农业用地高达2798.4市亩相比, 我国农场化的经营规模相当小, 规模化程度水平很低。

其次, 从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角度来分析。虽然, 中美两国的土地管理体制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是在农业的市场运作化和商品化上具有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大力发展商品化农业,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 由于我国农业人口基数大, 农产品的商品率仍然比较低, 而美国的农业市场早已实现高度商业化水平。

最后, 从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在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上, 早期的美国政府主要是通过公用土地为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 如道路交通系统和教育文化用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一方面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沟通系统, 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尤其是在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后, 美国政府通过“有形的手”对农业经济进行调节和干预, 而“有形的手”主要是依靠钱, 而不是强制性政策的手段。因此, 为农业经济的稳定提供了一定保障。而从我国建国以来, 中国的道路一直是“农业扶持工业”, 中国的人均耕地不仅远远少于美国, 而且农业必须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来源。改革开放的到来并没有缩小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 反而拉大了工农业之间的差距。直到2004年,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才鲜明地提出和确立我国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政策取向。此外, 美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早已建立并得以完善, 而我国在农村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仅起步晚, 发展程度也低, 发展也不够完善。

综上所述, 中美两国作为国际上的农业超级大国, 在国际上的农业市场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 两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有某些相似之处, 但差异很大, 在探讨美国农场成功经验对我国农场和农业经济发展的时候, 不能忽视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两国之间的差异。

二、农场式发展对于我国农业经济发 展的利与弊

农场式发展对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既有利又有弊。

(一) 有利方面

第一, 农场式生产经营方式的实现有利于形成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产业聚集效应, 从而实现规模化生产, 取得规模化效益, 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稳步健康发展。

第二, 农场式生产经营方式的实现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村生活水平, 随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体系的实施, 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而真正意义上的解决“三农”问题。

第三, 农场式生产经营方式的实现有利于推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反过来, 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又能加大农场的资金吸引能力, 加大对农业专业化人才的吸引, 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引进以及农场机械化的实现。

第四, 农场式生产经营方式的实现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商品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

第五, 农场式生产经营方式的实现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改善目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实现。

(二) 不利方面

第一, 农业比较收益低, 农户单独种植那几亩土地难以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根本不能实现致富, 农户要么主动外出打工, 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给他人耕种;要么自己继续耕种, 通过发展家庭农场来承包更多的土地, 扩大规模, 但是现在土地承包要支付的租金越来越高, 农户自身积累有限, 一时支付如此高昂的租金实在困难, 而工商资本则相对自如, 这就导致一些农户即使想继续从事农业, 也会出现力不从心的现状, 挤出效应明显。

第二, 土地流转规模不定, 存在隐忧。当前情况下, 不管是发展家庭农场还是工商资本下乡租用农户土地, 对土地承包面积大小均没有一个确定的上限和相应的审核标准。虽说土地的集中种植、经营能够产生规模效益, 但是规模过大也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尤其是一些农户或企业的管理能力不强, 不能有效发挥土地的效益, 又要支付较高的费用, 不仅自身所承担的风险高, 而且有可能损害农户的切身利益。

总的来说, 农场式发展无论是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还是推动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都是利大于弊的。

三、对我国农场发展的借鉴

任何一国的发展都离不开农业, 一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既要考虑到农业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又要结合该国的实际国情。因此, 在借鉴美国农场发展的成功经验时, 必须掌握一个原则——实事求是, 既立足本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实情, 也要取其发展成功的经验, 防止盲目的崇拜和生搬硬套经验理论。否则, 即便是在美国看起来适用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 若不能结合我国实际, 那么, 这些美国的经验也难以在我国取得良好成效。

(一) 政策和体制

完善农场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加强农业产业政策的规范化和农场发展制度的优化。首先, 完善土地流转制, 逐步放宽对家庭农场和合伙农场用地的审批程序, 鼓励家庭农场和合伙农场生产模式的发展;其次, 加强我国农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兴修道路和水利工程、兴建学校和医院等公共设施, 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业的防洪抗灾能力, 另一方面, 也可以促进农场由农村向城镇化的转变。也只有将农场发展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落到实处, 才能更好地使农场吸收资金、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 更好的实现农场的规模化生产。这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物质前提条件。最后, 完善农产品销售的法律法规制度, 坚持以市场这支“无形的手”为主导, 辅之以国家行政干预这支“有形的手”, 完善国家对农产品调控的法律法规制度。既有利于维护农场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 也可以保证农业生产者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上展开竞争, 从而促进农业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壮大家庭农场在我国农场经济领域的发展规模, 促进我国农场体系的快速健康稳步发展。

(二) 技术和人才

在农场推广机械化作业, 加强农产品和农用机械的科研技术研发工作, 加强农业种植等科研技术推广, 不断提高农业劳动力的从业技术和技能。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之最, 得益于它有一套完整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系。邓小平提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对于农业的发展也不例外。综观世界各国农业科技进程, 大致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地广人稀的国家, 一般先走重点发展机械学工程技术道路, 后走生物学工程技术道路, 如美国;另一种是人多地少的国家, 先走重点生物学工程技术道路, 后重点发展机械学工程技术道路, 如日本。综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实情, 必然不能照搬美国农场的机械学为先的农场发展道路。而是要结合我国国情, 首先, 建立一些如水利、平整土地等的硬件设施建设。其次, 我国地域不仅辽阔, 而且各地的地形地势、气候、降雨等情况不一, 因此, 在一些地广人稀的区域, 可以大面积的借鉴美国经验, 如东北平原等区域, 而在人多地少的区域可以先重点发展生物学工程技术的道路。最后, 随着我国在农业科研领域投资的加大, 必须加强农业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也就是要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工作, 从而真正实现科技推动农业发展和农场规模化生产。总之, 要实现我国农场式的生产模式, 就必须不断完善基于我国国情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系。

(三) 农业财政金融体系

首先, 加大对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上的财政投入, 不断提高农业上的补贴标准, 加大补贴金额的覆盖领域, 从而, 不断完善我国全种粮农民补贴制度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其次, 加强农村金融服务, 不断完善金融体系的农业贷款机制, 从而真正发挥资本在农业发展上的市场化运作力量。最后, 不断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 真正意义上保障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经济利益。

(四) 生态环境保护

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针对生态破坏易, 恢复难的实情, 在对耕地进行开发的同时, 应该注重耕地的生态保护工作。不能因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采取科学合理的开发方式。因此, 要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现代农业建设, 在良种繁育、动植物疫病防控和基层农技推广上加大支持力度, 从而保证耕地资源在合理、有序、科学的基础上建成高标准的农田。

(五) 生产经营规模

采取国家农场为主, 鼓励家庭农场和合伙农场的发展。农场式生产模式的发展有利于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的规模经济, 更好的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实现。对于我国农场的发展, 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 结合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承包体制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在某些省份和地区, 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 也可以开办一些农业公司和企业, 逐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发挥规模效益。

参考文献

[1]朱博文.国外家庭农场发展前经验与启示[J].新疆农垦经济, 2005 (2) .

[2]李志远, 李尚红.美国的家庭农场制给予的启示与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J].经济问题探索, 2006 (9) .

[3]施良平.国有农场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J].黑龙江农业科学, 2010 (1) .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5]世界银行, 农业与农村发展[EB/OL].http://data.worldbank.org.cn/topic/agriculture-and-rural-development, 2013-5-18.

[6]丁声俊.农村合作制创新研究[J].中国市场, 2013 (23) .

中美西部开发的对比与启示 篇8

关键词 大数据研究 WOS数据库 文献计量 中国 美国

分类号 G250.252

Bibliometric Study of Articles on the Theme of Big Data in China & USA

Sun Zhumei

Abstract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articles since 1900 in WOS database on the theme of big data in China and USA. The study includes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authors， subjects， journals and citation. Accordingly to understand our productivity， core authors， core affiliations， core journals， predominant disciplines and the most influencing articles， and find our advantage and the spac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big data study by comparing to USA.

Keywords Big data research. WOS Database. Bibliometric. China. USA.

0 引言

美国政府于2012年3月宣布推出“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成为全球首个将大数据从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的政府[1]，这表明大数据正式提升到战略层面。当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国家资产、创新前沿，对数据的开发和利用能力逐渐成为国家整体实力及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世界各国都会先后加入这个“大数据战略”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和美国的科研人员在大数据研究方面所做的尝试、现状、成果及发展趋势等，本文利用美国的核心期刊数据库Web of Science（简称WOS），全面地收集中美两国在1900—2013年间在国际领域上发表的有关大数据方面的文献，并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这些文献进行多角度的统计分析与比较，一方面可以在总体上了解中美两国大数据研究的状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比较发现薄弱之处，为我国今后的大数据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1 数据来源

Web of Science是美国汤姆森—路透公司（Thomason Reuters）的数据库产品，收录了8000多种世界范围内各学科的最有影响力的核心期刊[2]，本文选用了其三个核心合集的引文索引库，分别为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简称SCIE，数据回溯到1900年）、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数据回溯到1900年）和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数据回溯到1975年），利用“big data”“huge data”“large scale data”“massive data”“enormous data”[3]等描述大数据的短语作为检索词，选择在标题（TI）和主题（TS）字段进行检索，经过大量的试检及对检索结果的推敲与核实后，对检索词进行了排除和限制处理，检索的文献类型限定为论文和论文集，共得到相关研究文献：中国757篇，美国3237篇。为保证数据完整性，2014年数据不做统计，检索日期为2014年5月11日。

2 文献调研与分析

2.1 文献量分析

各年度文献量的变化直接反映了科学研究的量变过程，是衡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尺度之一。表1是在WOS数据库中检索到的中美两国作者在1900—2013年间发表在国际级核心期刊上的有关大数据研究的各年文献量。

由表1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大数据研究分别起步于1992年和1980年，从数量上看，美国仅近三年的文献量之和就远超过中国23年来的总量，可见，中国的大数据研究与美国相距甚远。图1是根据表1绘制的中美两国大数据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图。

由图1可以看出，两国大数据研究的文献量在初始10年的变化都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还有空缺年，说明两国的大数据研究在开始时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之后才逐渐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尤其是在2013年出现了急剧增长的趋势，说明此时两国都出现了一股大数据研究热潮。

2.2 作者分析

2.2.1 总体分析

经初步统计，中国的大数据研究文献共涉及作者5391人，美国共涉及作者15 984人，其中仅发表过1篇文献的人数中国为5049人，占总人数的93.66%，美国为14 924人，占总人数的93.37%。表2对发文量不少于6篇的高产作者进行了统计。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的4位高产作者中有2位来自山西大学，其他2位分别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和东北大学；中国的高产作者研究大数据的学科相对集中，而美国的则相对分散，说明美国开展大数据研究的学科十分宽泛。

nlc202309011135

2.2.2 作者机构分析

对作者机构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了解某专业领域的主要科研力量的分布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机构了解自身的科研实力与地位，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参考。中国大数据研究的作者主要来自于837个机构，美国大数据研究的作者主要来自于2454个机构。表3对两国发文量居于前12的机构进行了统计。

从表3可以看出，大学和科研院所是两国大数据研究的主要力量；美国虽然总发文量远高于中国，但是高产作者和高产机构并不突出；中国除中国科学院的发文量比较突出外，其余高产机构的发文量都偏少；两国最高产作者所属机构均不在高产机构中；在中国发文量居于前12位的机构中，香港地区的高校占了41.67%，说明香港在大数据研究方面的实力较强，台湾仅有1家机构，澳门则没有，并且所有参研机构中，澳门也仅有澳门大学1个机构参研，发文1篇。

2.3 学科分析

对中美两国研究大数据的学科领域进行统计分析，既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两国比较关注大数据的学科领域，也能通过对比看出中国哪些学科领域在大数据研究方面投入较多，哪些还比较薄弱，哪些甚至还无人问津，从而更有效地指导今后大数据研究领域的科研决策。对中美两国研究大数据的学科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中国的大数据研究主要涉及81个学科，发文量在20篇以上的有12个；美国的大数据研究主要涉及137个学科，发文量在20篇以上的有49个，可见美国进行大数据研究的学科比较广泛，研究比较深入的学科也较多。表4统计了中美两国发文量处于前10位的学科。

从表4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大数据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数学这3个学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物理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也是两国研究大数据较多的学科；电信学则是中国研究较多而美国研究相对较少的一个学科；美国研究较多的其他几个学科，如数学和计算机生物学、遗传学、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商业与经济学，中国也都有涉猎，但是文献量偏少；此外还有66个学科在美国已经开展了大数据的研究，而中国还尚未涉足，不过美国在这些学科领域的发文量也还较少。

通过对文献的进一步调研，发现中国最早是从工程学领域开始探索大数据的，第一篇与大数据相关的文献是由“国立清华大学”（台湾）电机工程学系的陈博现等3人合作的“基于直接频率估计的自适应陷波滤波器”（Adaptive Notch Filter By Direct Frequency Estimation）[4]；美国最早是从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林业和植物学方面开始探索大数据的，第一篇与大数据相关的文献是康奈尔大学的GAUCH， HG独著的“大数据集的快速初始聚类”（Rapid Initial Clustering of Large Data Sets）[5]。

2.4 来源期刊分析

通过对来源期刊的统计，一方面可以看出收录该领域文献的核心期刊，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来源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价相关文献的质量。对刊载中美两国研究大数据的期刊进行统计，发现中国的大数据文献主要发表在442种期刊上，期刊的平均载文量为1.71篇，美国的大数据文献主要发表在1471种期刊上，期刊的平均载文量为2.20篇。表5列出了刊载中美两国大数据研究文献量居于前9位的期刊及其2012年影响因子。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刊载中美两国大数据文献数量居于前9位的期刊中，共涉及到16种期刊，其中，美国出版的9种，英国出版的4种，荷兰出版的2种，中国出版的1种；而载文量居于前9位的来源期刊中，刊载美国大数据文献的期刊影响因子普遍高于中国。

通过对所有来源期刊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影响因子在30（均以各期刊的2012年影响因子为依据）以上的期刊，中国只有1种，为SCIENCE（《科学》），且载文量只有1篇，美国则有5种，分别为NATURE REVIEWS GENETICS（《遗传学自然评论》）、NATURE（《自然》）、SCIENCE（《科学》）、NATURE GENETICS（《自然遗传学》）、NATURE BIOTECHNOLOGY（《自然生物技术》），载文量分别为1篇、5篇、5篇、3篇和2篇。由此可见，中国的大数据文献的质量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2.5 引文分析

对已发表文献的引文及被引次数的统计与分析，一方面可以考察作者的创新能力和借鉴他人科研成果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反映文献本身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

2.5.1 引文统计

本文对检索到的中美两国大数据的每篇文献所引用的参考文献进行了统计，中国757篇文献的总引文数为21 931篇，篇均引文量为28.97篇，篇引文量最多的参考文献数量高达154篇，是2012年发表的29人合作的“昆虫和植物共生的极端例子：无花果和无花果传粉小蜂”（An Extreme Case of Plant-Insect Codiversification：Figs and Fig-Pollinating Wasps），是关于大数据在生物学方面的应用，最早的参考文献可以回溯到1964年，但绝大多数是近10年内的文献[6]；美国3237篇文献的总引文数为108 753篇，篇均引文量为33.60篇，篇引文量最多的参考文献数量高达702篇，是2010年发表的76人合作的“Swift时代伽玛射线暴的余辉I——前Swift和Swift时代的长软（第二类）伽玛射线暴光学余辉比较”（The Afterglows of Swift-Era Gamma-Ray Bursts. I. Comparing Pre-Swift and Swift-Era Long/Soft（Type II）GRB Optical Afterglows），是关于大数据在天文物理学方面的应用，最早的参考文献可以回溯到1984年，绝大多数也为近10年的文献[7]。

2.5.2 被引统计

nlc202309011135

对中美两国所发表的大数据文献的被引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中国大数据文献的总被引数为10 860次，篇均被引数为14.35，美国的总被引数为105 963次，篇均被引数32.73，远高于中国。表6统计了所有文献的被引情况。

从表6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大数据文献绝大多数的被引频次在1～100次，美国的高被引文献较多，被引1000次以上的文献有16篇之多；中美两国被引最多的为同一篇文献，被引5077次，是2007年发表的由中美两国作者参与的、中英美三国11人合作完成的，题名为“PLINK—— 一种用于全基因组关联和以人群为基础的连锁分析工具”（PLINK：A Tool Set for Whole-Genome Association and Population-Based Linkage Analyses）一文，是关于大数据在遗传学中的应用[8]。

3 结论

通过对中美两国大数据研究文献的对比分析，一方面对我国在大数据研究方面的科研实力有了大致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能发现和大数据研究强国美国的差异。

（1）从文献量分析来看，中美两国的大数据研究文献量都是呈起伏式上升趋势，都还处于发展阶段。2013年中美两国的大数据文献量都有一个飞跃，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大数据自身的发展，使其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为人们所关注；二是与两国政府的重视与推动作用密不可分。美国政府在2012年提出了“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中国政府在2013年启动了国家发改委高技术服务业研发与产业化专项“基础研究大数据服务平台应用示范”项目，同年，国内的十多位院士也建议我国应制定大数据国家战略。

（2）从作者分析来看，尽管文献总量差异较大，但两国的最高产作者和最高产机构的发文量基本持平，这可能是因为美国大数据研究的历史较长，相对成熟，参与其中的作者也较多，因此总发文量高，而中国的大数据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发文主要集中于部分作者；高产作者还未在本机构中形成影响力和带动作用；两国发文量为1篇的作者所占比例均较大，说明两国大数据的研究力量还比较分散，还未系统化，科研人员都还处在一个探索时期，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一现象会逐渐改善。

（3）从学科分析来看，中国较美国呈现出了较大的差距，中国开展大数据研究的学科仅占到美国的59%，还有很广的横向发展空间，而对于已开展大数据研究的学科领域，发文量最多的也仅为美国的43%，绝大多数都在20%以下，说明还有很大的纵向发展空间。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如此，中国也有学科领域在大数据的研究方面比美国要深入，这无疑是鼓舞人心的。

（4）从来源期刊分析来看，两国大数据文献主要都刊载在美国出版的期刊上，但是即使是载文量位于前面的期刊，其载文量也不是很高，说明暂时还未形成刊载两国大数据文献的核心期刊群，这一现象在中美两国可能是由不同的原因形成的。中国可能是因为总体文献量偏少导致平均载文量偏低，而美国则可能是因为研究大数据的领域较多而导致研究成果都被分散在多个学科领域的多种期刊上。

（5）从引文分析来看，两国大数据文献的参考文献数量都比较大，说明大数据的研究需要大量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科研人员之间也通过文献之间的交流来达到相互学习、合作探索的目的；同时，美国大数据文献的被引频次远高于中国，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美国研究大数据的科研人员较多，大量的互引和自引使得被引总量也相应增多，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作者关于大数据研究的科研成果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够，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

4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对今后中国大数据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1）在各国对大数据不断重视的大环境下，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鼓励和资助更多的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到大数据的研究中来，让他们借东风得利箭，使中国的大数据研究规模化。

（2）对于已取得较好研究成果的个人，既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又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引导和带领更多的人参与到研究中来，在核心作者的基础上形成核心团队，使中国的大数据研究系统化。

（3）对于现有优势学科要继续深入研究，而对于研究尚不足的弱势学科则要加大投入力度。因为，从美国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大数据在这些领域都是大有可为的，只是还缺乏深入的挖掘；而对于至今尚未涉足的相关学科，要积极鼓励开拓性的探索研究。

（4）中国在保持现有文献质量的基础上要积极进取，争取在影响因子更高的期刊上发表更多的文献，同时各学科领域的文献在投稿时相对集中于本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这样即使大数据的研究与应用领域宽泛，也能逐渐形成各学科领域的大数据研究核心期刊。

（5）中国科研人员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出席各类重要的国际会议，努力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被世界各国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所认同和共享。

总之，中国大数据方面的研究在短短的23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尚有潜力可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为引导和推动各领域对大数据的研究利用、形成大数据时代的管理创新思维、实现数据强国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