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生态农业研究现状

国内外生态农业研究现状（通用8篇）

国内外生态农业研究现状篇1

一、国外生态农业研究现状

生态农业起源于中国，其理论研究发展于欧洲，生态农业的发展最早主要以有机农业等替代农业为生产形式。20世纪30年代英国农业学家A.Howard曾到中国考察并认同中国农民利用有机残体和废物、垃圾等制成堆肥施入农田以维持地力常新的做法，还将这一经验上升成理论写成《农业圣经》流传于世，而“生态农业”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土壤学家阿尔伯韦奇（W.Albreche）1970年首次提出。1981年，英国农学家伍辛顿（M.Worthington）在阿尔伯韦奇的基础上，对生态农业理论和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在《生态农业及其有关技术》一书中将生态农业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的，在环境、理论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变化的小型农业系统。” 1984年，美国农学家杰克逊（W.Jackson）进一步将生态农业定义为：生态农业是在尽可能减少人工管理的条件下进行农业生产，保护土壤肥力和生物种群的多样化，控制土壤侵蚀，少用或不用化肥农药，减少环境压力，实现持久性发展。

由于生态农业不仅可以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可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避免使用农药、化肥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弥补传统农业的先天不足，加之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工业污染、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日渐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故生态农业一经提出，得到了许多国家重视和响应，纷纷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和试验示范。美国农业部将生态农业定义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完全不用和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动植物生长调节剂和饲料添加剂，而是依靠作物和人工技术防治病虫草害生物生产体系。与此同时，以罗代尔研究所为首，相继成立许多从事生态农业研究的研究机构，如新英格兰小农场研究所、华盛顿州的耕作研究农场、威斯康星大学环境研究所等。德国的生态农业主要以生物农业、生物动力学农工业形式出现，其主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采用轮作或间作等方式种植，利用腐殖质和施用有机肥保持土壤肥力，杂草、害虫使用机械除草或有益天敌等方法，动物饲养采用天然饲料；发对使用化学合成的化肥、农药等会造成化学污染的化学制剂；发对使用抗生素和转基因技术等。为保护从事生态农业农户的利益，德国还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的“自然产品”销售系统，在各大城市均设有出售无化学污染食品的“自然食品”商店，其出售价格高于常规农业生产的农产品售价的1/3-1倍。随着生态农业的推广普及，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等西方国家都纷纷发展起生态农业，并于1972年在法国成立了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此外，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等一些国家也开始了生态农业理论研究和实践试验。[1][1][5][4]

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生态农业发展比较迅速的国家，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试验均达到了较高水平。菲律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鼓励高等大学及研究机构将生态农业研究成果推广到广大农村，并通过在资金、技术、种苗、销售价格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激励农户发展生态农业，极大地促进了菲律宾生态农业发展。目前，菲律宾已经拥有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生态农业模式，既有中型生态农场，也有小规模的家庭生态农场。其中，位于菲律宾马尼拉附近的玛雅农场是国际上发展生态农业的成功典范，该农场合理的利用资源，使生物物质得到循环利用，生产过程符合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均衡发展。

以色列的生态农业发展也十分迅速。在1970-1979年的9年中，以色列的农业总产值每年以15％以上的速度递增，农产品在五年内增产两倍，而参加农业的生产者同期却减少20％。其农业的发展能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一是因地制宜的发展，特别强调了充分利用太阳能和水，把不利自然条件中的积极因素加以充分发挥和利用；二是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配合，努力做到了农业发展以科学为基础；三是健全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以色列特别重视生产的计划性，努力控制过剩生产，为此，成立了全国性的管理委员会．统一计划安排整个农业生产，取得了很高的效率。[6]此外，如日本、泰国、巴西等许多国家在生态农业理论研究和实践试验方面也都得到了较快发展。

目前世界各国的生态农业发展规模逐年增加，据德国生态与农业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末，世界生态农业面积达2300万公顷，其中，以澳大利亚的生态农地面积最大，拥有1050万公顷，其次是阿根廷和意大利，分别有3l9．2万公顷和123万公顷；而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在总计为4万公顷的生态农地中，土耳其占1．8万公顷，日本占5000 公顷，以色列和中国各约4000公顷。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态食品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如澳大利亚国内市场有机食品销售量每年的增长速度为60％，2003年的有机食品销售额达1亿澳元，德国仅在2005年的生态食品销售额为4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4％，约占全部食品市场销售额的3％，占整个欧盟的30％。[7]

二、国内生态农业研究现状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三农问题”。随着环境污染、资源紧缺、人口剧增等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农业的发展既面临自然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污染的挑战，又面临着如何满足日益增加的农产品需求和使广大农村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挑战，因此，中国农业必须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之路。生态农业作为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从发展历程看，中国生态农业发展可分为起步阶段、探索阶段和稳步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叶谦吉等学者专家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开始了生态农业实践试验和理论研究，指出生态农业是“农林牧副渔”、“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大农业。1980年，中国在银川召开的全国农业生态经济学术讨论会上正式使用了“生态农业”这一名词，并首次提出走生态农业之路是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1982年，中国农业环境保护协会正式向主管部门提出发展生态农业的建议，并组织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和试点工作，同年11月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率先在北京市大兴县留民营村建立生态农业试点，开始了生态农业的全面、系统、定量的研究与实践。

探索阶段。1984年初，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国发64号文），明确要求“要认真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广生态农业，防治农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6][9][8]在此期间，许多专家学者对生态农业理论进行了研究总结，为中国生态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马世俊、李松华等提出“将生态工程应用于农业建设中，形成农业的生态工程”的观点，并将生态农业定义为：“生态农业是生态工程在农业上的应用，它运用生态系统的生物共生和物质循环再生的原理结合系统工程的方法和现代科学成就，根据当地自然资源，合理组合农林牧副渔以及加工等的比例，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结合的农业生产系统”。[10]此阶段对中国农业系统中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探索，从物质与能量、结构与功能、系统设计与效益评估等方面对生态农业系统进行了全面研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理论体系。

稳步发展阶段。此阶段突出标志是全国性生态农业县建设试点工作全面开展。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不同生态类型地区选择了51个县作为国家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县进行试点，经过5年的实践成效显著，至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1.9%，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0.5%，大大高于试点前的水平；土壤沙漠化、水土流失现象大大好转，森林覆盖率、废气净化率、秸秆还田率等均得到提高。实践表明，生态农业有效地把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改善统一起来。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均衡发展，其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是行之有效的，2000年初，国家又选择了50个县作为国家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县。[11]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试点规模由生态农业户、生态农业村、生态农业镇到生态农业县，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试验中得以迅速发展，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遍赞誉。截止2002年，北京大兴区留民营生态农场、浙江萧山市山一村、江苏姜堰市沈高镇河横村、安徽阜阳市颍上县

国内外生态农业研究现状篇2

自生态旅游问世以来,国内外对于其起源发展众说纷纭,但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归纳后发现:多数研究一致认同生态旅游源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类工业文明后期的第一次世界环境运动,形成并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今。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环保活动家RachelC arson所著《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使“生态学”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1965年美国学者Heltzer率先提出“生态性旅游(Ecologicalt ourism)”,这便是全球对生态旅游最早的称呼;1973年加拿大森林管理部门推广的“生态旅行(Ecotour)”环境教育活动成为了较早具有理念指导的生态旅游实践。由此可见,在近20年的时间里,生态旅游都处于酝酿准备阶段。直到198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生态学家Ceballos-L ascurain以西班牙语“Ecotourismo”的形式首次提出“生态旅游”这一独立术语,并于1987年对其进行正式定义,生态旅游才以绿色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的定位应运而生,蓬勃发展。

中国的生态旅游是舶来品,自20世纪90年传入中国,比国外晚了整整10年。1993年,“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在京召开并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这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1994年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成立;1995年“中国首届生态旅游研讨会”在西双版纳召开,会上发表的《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开始真正关注生态旅游。此后,国内相关的生态旅游研究工作就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型旅游模式在国内慢慢开展起来。整体来看,国内外生态旅游的大背景是相似的——当地球面临资源、环境、生态等一系列的全球性生存危机,人们的环境意识觉醒,绿色运动和绿色消费席卷全球,作为绿色旅游消费的生态旅游迅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风靡全球。

2 国内外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

新西兰学者Orams曾说:“生态旅游的概念就像是画在沙滩上的一条线,其边界是模糊的,且被不断地冲刷、修改”[1]。纵观近20年国内外关于生态旅游研究的众多文献资料,出于学科背景、学术视角与目标的不同,学术界和各类研究机构关于其概念界定的研究和探讨就从未停止过,一度成为旅游研究中的热点和焦点。据不完全统计,国际上与生态旅游相关的概念有140多种,国内提出的概念也有近100种[2]。

目前,国外比较有权威性的、引用率极高的当属CeballosLascurainH撰写的定义:“生态旅游就是前往相对没有被干扰或污染的自然区域,专门为了学习、赞美、欣赏这些地方的景色和野生动植物与存在的文化表现(现在和过去)的旅游”[3]。他从关注旅游需求方行为的视角出发,将生态旅游视为一种旅游活动形式并强调生态旅游的区域是自然区域,这大概是生态旅游的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之后,ElizabethB oo对其进行了更为系统严格的规定性阐述:“旅游是以欣赏和研究自然景观、野生生物和相关文化特征为目的,为保护区筹集资金,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为社会公众提供环境教育,有助于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旅游”[4]。这里Boo首次将生态旅游定位为集自然生态、教育文化、社会经济于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旅游。此外,还有大量能充分准确地反映学术界、旅游业界、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态度的代表性定义,以及部分被指定为国家或地区生态旅游发展指导方针的实用性定义。

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如卢云亭、郭来喜等在早期就对生态旅游做了概念界定,但基于“生态旅游”的概念最早是从国外传入的,所以多数定义无非是在参照国外的基础上稍做改变,并无新的见解。随着生态旅游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生态旅游概念。罗明春认为,生态旅游的概念应当限定为生态旅游活动,其内涵应从旅游地、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三方面来考察;卢小丽等则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中外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进行定量分析,提炼出了生态旅游概念架构所遵循的8个标准规则: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的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体验和文化。

整体上看,国内外都共同遵循上述8个准则并把“以自然为基础”和“为保护做贡献”作为核心内涵,该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没有受干扰或污染的自然区域为对象,走进自然,走近自然;(2)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保护自然;(3)生态旅游是顺利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有效途径,注重社区参与;(4)环境教育功能。相比较而言,国外的研究要显得更全面成熟,较重视对生态旅游者的教育和文化熏陶,而国内普遍“缺乏对生态旅游的特色与其他旅游方式的区别的认识”[5]。

3 国内外生态旅游发展现状比较

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视角集中于如何在其开发规划和建设管理中实现自然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各相关因素和利益主体在实现这一共同目标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包括自然保护区、经济发展、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主办社区、旅游业和游客6个方面[6],内容涉及环境保护、社区福利、价值评估、道德法规等领域,主要侧重于以下几点,见表1。

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永远都是生态旅游开发规划与管理中的一个热点话题。McNeely等强调对敏感度较强的生态系统和保护区实施管理时必须解决旅游对环境影响的问题,形成一种利于保护自然资源、增强旅游地吸引力和扩大游客数量的“良性循环”管理模式。可见,国外学者早就意识到“生态旅游”不仅是简单地到自然区域旅游,还包括对区域的积极反馈作用,即生态旅游是推进旅游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光行为[9]。

社区参与:社区参与(community-b asede cotourism,CBET)也是一个重要研究点。在上述6个利益主体中,最受学术界关注的就是主办社区。国外注重社区的参与性并把它作为一种能处理其社会文化影响等因素的潜在解决方式,通过对社区的授权,实现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日本学者田野敏久指出,不考虑社区利益的生态旅游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6]。目前,CBET的研究主要包括可行性分析、内容和发展模式、利益相关者、市场研究、评估等方面[7]。一些学者还就参与模式、参与程度进行了研究。MarthaH oney认为,当地居民要从经济、心理、社会、政治等全方位参与生态旅游开发。此外,WalterP还从社区性别差异角度着手,强调性别分析可更好地实现生态旅游区的生态保护、社区利益及文化目标。显然,这种社区参与的“本土性”已成为生态领域里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我们要清楚CBET只是一种管理策略,它也有局限性。kiss Agnes认为,CBET对于生态旅游区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受社区规模小、人力投入少、资金有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利益间失衡等因素限制。

环境教育:从公益性角度看,环境教育因其与生态旅游间存在的密切联系而受到国外生态旅游学界的广泛关注。首先,实践经验方面,以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为代表。在美国黄石公园,所有的雇员都被鼓励参与对游客的教育活动,尤其是教育内容涉及到资源保护时;澳大利亚在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和认证标准中对环境教育的设施和活动要求也做了硬性规定,且该国的生态旅游公司大都有专业导游为游客进行生态环境知识解说。可见,其教育主体多元化,相关政府机构、企业、导游等均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环境教育活动并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其次,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涉及其环境教育的内容、地位与功能、理论基础与经典理论、手段与方法以及有效性与有效性影响因子等5个方面[8,9]。不足之处表现在,研究方法多以定性为主,内容过分倾向于意义和对策方面的阐述,而教育资源评估、教育效果评估等涉及很少。

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数据源于中国知网全文期刊数据库,通过对“生态旅游”等8个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了2002—2 012年生态旅游研究的相关论文数据样本。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检索到的7510篇论文中,其研究内容和方向从宏观上依次集中在生态旅游资源、生态旅游区等7大方面,细分主要有以下3种研究倾向(表2)。

资源分类及评价:作为生态旅游发展的基础,生态旅游资源与分类是目前国内生态旅游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10]。王建军等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创立的生态旅游资源景观—环境分类方案成为其分类方法的一个主流。但事实上界内多数还是依照国家旅游局的《生态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 003)进行分类,并未跳出传统的旅游资源分类体系。此外,旅游资源的多样性和不同资源之间所存在的不可比性也决定了任何分类都将无法穷尽或涵盖全部资源类型[11]。目前,国内已建立了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景区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等众多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生态旅游资源评价体系最为热点。其评价对象是以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为主的生态旅游区,“评价指标几乎都是按照旅游资源评价的两个范畴维度——本体评价和开发可行性评价来进行”[12]。评价方法以定性为主,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开发与规划:作为生态旅游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开发规划的成功与否决定着一个生态旅游区的前途命运。当前我国生态旅游开发主要以小众型和本土化开发模式为主,包括生态旅游区和生态旅游产品两方面。首先是生态旅游区。研究区域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按照国家行政区划来研究,二是依据生态系统的类别划分为草原、湿地、山地、自然保护区和农业。近年来,按照国家行政区划来研究生态旅游的文献数量显著增多,这正说明了各个省、市和地区都在关注生态旅游的发展态势。此外,案例中基于SWOT分析,以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及各省市小地域为主的生态旅游区开发研究较多。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2012年至今,在“以生态旅游开发”为关键词检索到的49篇论文中,以SWOT分析为题的文章占6篇,将近1/7。其次是生态旅游产品。一些学者选择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规划设计开发旅游产品,可见中国的生态旅游并不限于纯粹的自然生态资源,以民族文化为主的文化生态资源也是生态旅游开发的对象。生态旅游规划源于国家公园的功能分区,几乎与生态旅游研究同步[13]。自1990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关于对加勒比海地区5个国家生态旅游规划和管理的第一个明确的生态旅游规划项目研究报告后,有关生态旅游规划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开始不断涌现。目前,国内主要着眼于生态系统中的生态旅游资源。刘正恩等结合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要求,对黄岩沟生态旅游资源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生态旅游规划设计。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成功的规划方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支撑并开始尝试将景观生态学、旅游美学、生态伦理学等理论注入其中,作为生态旅游规划的重要理论基础与依据。

社区参与:社区参与被认为是生态旅游内涵的一部分,是实现旅游区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内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主要有:孙九霞等揭示出社区参与理论共识的达成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王媛尝试性地建立了社区参与机制;莫延芬构建了社区参与利益补偿机制,社区参与在生态旅游研究中越来越受关注,并有望成为国内生态旅游发展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4 国外生态旅游研究对国内的启示

国内外生态农业研究现状篇3

关键词：有机农业；杂草；综合防治；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S45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1—0001—06

有机农业生产中禁止使用化学除草剂控制杂草，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生长调节剂等化学投入品，而主要依赖动物粪肥和绿肥保持土壤肥力，并利用对环境无害的方法控制杂草等有害生物。近年来，有机农业种植已在130多个国家得到了应用，有机农业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并得到了较快发展。相应的有机农田杂草综合控制研究与应用技术也日趋成熟与完善，在有机农田杂草控制上，从生产系统角度出发，采用的农业防治方法有合理轮作、间套作等，物理机械防治方法有人工除草、机械除草等，生物防治方法有微生物除草等，生态防治方法有植物他感作用等，可以控制杂草危害在经济允许的水平以下。本研究结合国内外对有机农田杂草影响的制约因素及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已有成果进行综合分析与归纳，尤其对我国在有机农业杂草控制上具有良好的借鑒与推动作用。

1国内外杂草发生与危害

杂草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影响作物产量的最直接因素之一，世界每年因杂草危害造成的农作物平均减产9.7%，其中粮食作物减产10.4%。我国农田有1290多种杂草，分属105科560属，常年受杂草危害的土地面积超过0.74亿hm²，每年直接经济损失达900多亿元。现代农业生产中趋向于采用化学除草等措施进行杂草控制与管理。据不完全统计，1998—2003年，世界除草剂年产值保持在160億美元，2000年除草剂使用量近5万t；我国每年化学除草面积约0.4亿hm²。化学合成的除草剂对环境和人类身心健康均造成了极大威胁，也使有些生物灭绝或濒临灭绝。

农田杂草作为农田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是长期适应气候、土壤等因素及与作物竞争等的结果。杂草通常是有机农业生产中一个主要威胁，对于提升持续有机植物产量也是一个重要制约瓶颈。相关研究表明，有机农业利于农田杂草生长，与常规农田相比，有机农田杂草种类及数量相对较高。也有研究表明，有机农田中的杂草密度、生物量或地面覆盖物通常高于常规田系统。此外，有机农业也会增加农田杂草群落的丰富度，并对一些濒危、稀有杂草种类起到保护作用，从而丰富与实现杂草群落的生态功能。全球范围内杂草危害大约可降低潜在作物产量的34%，而在有机农业耕作系统下，禁止使用农业化学品，加上有机农田的杂草种群数量与种类相对较多，其产量降低是更严重的。

2不同因素对有机农田杂草的影响

2.1气候因素

农田杂草发生受水分、温度、光照、地形等非生物因子的影响，这些非生物因子构成不同地区的区域气候，决定了在该气候区域下杂草群落的类型。有机农业产量深受与杂草竞争的营养资源如光、营养物和水等因素的影响，杂草可能由于光截获作用与经济作物竞争。我国因复杂的气候和地形而具有丰富多彩的陆生、水生植物区系和植被类型。罗振堂等研究表明，高寒天然草地中牧草的生物量与降水量有着密切的关系，降水量为主要限制因子，而当降水充足时，温度则成为十分重要的限制因子；此外，温度对高寒天然草地中牧草的各个生育期也有显著的影响。

2.2施肥因素

不同施肥条件下会使有机农田土壤中的养分因子有所变化，对杂草造成环境选择压力，不同种类杂草对这一选择压力作出了不同反应，致使杂草发生状况产生变化。杂草发生的不同，会改变杂草一杂草、杂草一作物之间的竞争关系，进而改变杂草群落结构。不同的施肥措施会显著影响农田养分状况以及杂草之间的养分分配；另外，在不同施肥模式下作物长势不同，导致农田小气候差异显著，影响作物与杂草、杂草与杂草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杂草群落演变。秸秆还田、绿肥种植和有机肥施用明显改善土壤养分、土壤物理结构和农田小气候，并对农田杂草群落产生明显影响。

2.3耕作因素

英国、丹麦、瑞典、芬兰、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均有学者研究表明，传统农业转向有机农业耕作管理时，有机农田的杂草物种多样性增加。一些学者认为，保护性耕作方式中的秸杆覆盖技术对杂草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且控草作用与覆盖量有关；也有学者认为，保护性耕作制度与传统耕作模式相比不利于对杂草的控制，实行保护性耕作可使农田杂草数量增多，造成杂草发育参差不齐，发生程度加重，从而增加了防除难度，使杂草群落演替加快、恶性杂草发生趋于严重。相关研究表明，少耕、免耕与常规耕作农田的杂草种类相比，免耕方式中多年生杂草如加拿大蓟、苦荬菜的数量较多。

2.4外来物种入侵因素

Lin等通过对世界上91个经济体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入侵种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表明，外来入侵种数量与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我国已查明外来入侵种共计529种，物种数最多的类群为陆生植物、陆生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最近研究发现，我国外来陆生草本植物总数达800种，其中65%物种的入侵性尚不明确。生物入侵已对我国土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造成了严重影响，打破了生态系统已有平衡，如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入侵导致上海地区多种土著物种的局部消失；互花米草入侵崇明东滩盐沼湿地后降低了土著植物芦苇、海三棱藤草的丰度，甚至造成局部海三棱藤草的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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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除草剂因素

施用除草剂如微生物除草剂可以减少有机农田杂草的种类，抑制杂草生物量的增长。有机农田中使用微生物除草剂来控制杂草，其作用方式是孢子、菌丝等直接穿透寄主表皮，进入寄主组织，产生毒素，使杂草发病并逐步蔓延，影响杂草植株正常的生理状况，导致杂草死亡，从而控制杂草的种群数量。陈乾锦等研究表明，随着除草剂的连年使用，烟田杂草群落结构发生变化，原以茴茴蒜为主的杂草群落，演变为以马唐、稗草、胜红蓟、两栖蓼和茴茴蒜为主的单、双子叶混生杂草群落，并且马唐、稗草的发生量逐年增加。

2.6其他影响因素

王勇等研究表明，土壤水分、人迹出没程度、交通影响程度、土壤翻耕程度是影响杂草生态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此外，含沙量、坡度等也会对杂草的生态分布造成影响。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研究结果表明，有机种植的谷物对杂草的竞争能力取决于覆盖能力，如不同品种的种植密度、行距及形态学方面的特性。侯红乾等研究表明，低密度播种与正常密度播种相比会显著增加杂草生物量，平均增幅达82.9%，可见合理改变作物种植密度可进行杂草控制。

3有机农业杂草防治技术进展

3.1农业防治

3.1.1耕作治草（1）免耕控草。免耕使新鲜的种子暴露在有机农田的土壤表面，满足不了发芽条件，致使种子的数量降低。陈庆华等报道，四川省小麦田采用翻耕處理杂草数量最多，免耕覆盖稻草处理杂草最少，生物量较小，基本不构成危害。韩惠芳等研究表明，免耕和秸秆还田影响田间杂草的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玉米免耕田覆盖麦秸的杂草数量比免耕不覆盖麦秸的显著降低。方日尧等也研究表明，免耕条件下杂草的种类和数量最多，秸秆深松覆盖、高留茬深松覆盖是控制冬小麦田问杂草的一种有效措施。Mirsky等在美国东部基于有机轮作免耕大豆田生产中，采用谷物黑麦作为覆盖物有效控制杂草的发生与危害。

（2）轮作治草。合理的作物轮作可以维持杂草群落和杂草种子库的生物多样性与稳定性，兼顾杂草控制和杂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衡，实现农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国外通常进行有机作物轮作，与连作小麦田比较，冬小麦—黍免耕或冬小麦—向日葵免耕轮换，2年后杂草数量分别减少99.7%、99.8%。王淑彬等采用轮作措施，在水稻中可以使杂草的覆盖率下降80%，在玉米中使杂草的覆盖率下降24%。

（3）间（套）作控草。目前国外较好的间作方式有有机小麦/大豆模式、有机玉米/大豆模式，在免耕条件下均能控制杂草的危害。Amosse等研究表明，在有机粮谷生产中套种豆科牧草可有效控制杂草的发生，且在有机粮谷品种和不同豆料牧草套种期间不同豆科牧草种类对杂草的影响显著不同。我国采用麦稻套作、麦豆套作、粮棉套作、棉瓜套作或葡萄园里种紫罗兰、玫瑰园里种百合、月季园里种大蒜等间作或套作模式，促进有机作物群体优势抑草或利用植物间互补的优势，提高对杂草的竞争能力。

（4）覆盖治草。黑麦被广泛地用作覆盖作物，有效控制杂草达30～60 d，不影响大种子有机作物如玉米、黄瓜、豌豆等的生长发育；黑麦覆盖分别能减少豚草、藜、普通马齿苋数量达43%、95%、100%。刘风生采用塑料布、报纸、煤渣、粗有机材料如树叶、稻草、稻壳、花生壳、棉籽壳、木屑等覆盖有机农田杂草均有良好的效果；对旋花类杂草通常采用黑色塑料膜覆盖等措施遮蔽阳光，以抑制杂草的生长，一般3～4年消灭旋花类的杂草。徐秀娟等研究表明，也可采用麦糠、麦秧、烂树叶覆盖地面，以及用黑白相间的地膜或无药无色增温地膜防除有机花生田杂草均有良好的效果。

3.1.2栽培控草（1）品种控草。相关研究表明，有机冬小麦田不同品种类型决定对杂草的竞争能力和杂草的侵扰水平，古老的Smuga、spelt小麦品种对杂草有最强的竞争能力，现代普通小麦品种Kobra、Bogatka对杂草竞争影响最弱。刘雪等提出，禁止杂草种子入侵有机农田，不使用含有杂草种子的优良作物种子、肥料、灌水和机械等，可有效防止田间杂草产生种子，杜绝可营养繁殖的多年生杂草在田间扩散和传播。杨继芝等也报道，随着玉米密度的增加，杂草的总数量和鲜质量减少；半紧凑型品种对杂草数量和生物量的抑制作用大于紧凑型品种，且对玉米产量也有相关的影响。

（2）管理治草。合理的农田管理可有效降低杂草对作物的危害，如增大播种率、缩小作物行距、对难萌发作物改直播为移栽等，可使作物迅速占领生长空间，减少杂草对营养、水分、光线的获取，抑制杂草的生长。席运官采用深水控草和养鸭除草等措施，使有机水稻田中杂草最少的地块除草用工时间仅为完全人工除草地块的9.3%，防除效果良好。博文静等研究发现，有机玉米田中施用蚯蚓处理过的牛粪田块的杂草总生物量和牛筋草生物量最高，物种丰富度和生物多样性指数较低，优势集中度指数较高。免耕秸秆覆盖处理的杂草总密度、总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与免耕不覆盖处理的相比显著降低。也有研究表明，施用经蚯蚓处理过的牛粪可显著增加红车轴草和黄瓜幼苗的生物量积累。李昌新等也研究表明，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对冬闲田冬春季杂草群落的调控效应显著，能显著降低稻田杂草密度、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而且效应的强弱与施用时期和方式密切相关。

3.2物理机械防治

3.2.1人工除草人工除草主要是采用手工拔草或锄、犁耙等除草，包括手工拔草和使用简单农具除草，除草效果好，但方法比较落后，工作效率低，不能大面积及时防除，但仍是目前有机农业中主要除草的方式之一。Zaller报道，人工拔除有机农业生产中的多年生杂草如酸模属杂草、田蓟等是比较有效的方法。重复的行间锄草也可以控制田蓟、苦苣菜等杂草的危害。

3.2.2机械除草机械除草通常采用中耕兼有除草效果的耕翻机械，如电耕犁、机耕犁和旋耕机等。机械除草在不同年度和杂草生长不同时期，使用圆盘犁和不伤根部的清扫犁等除草效果也很好。耕犁除草由表土翻耕清除已萌芽的雜草，同时将土中杂草种子翻至土表，促使发芽后再次翻犁以清除。机械中耕除草比人工中耕除草先进、针对性强、干净彻底，且技术简单，不但可防除杂草，而且给有机作物提供了良好生长条件。Mirsky等报道，在有机谷物生产中进行杂草管理通常采用全倒置的铧式犁或圆盘犁、齿除草机或旋转锄进行耕作或行间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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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物理除草现阶段国内外常用的热除草技术有火焰除草、热水除草、红外线除草等，已经应用于有机农业的生产。火焰除草是利用燃烧液化石油气的燃烧器进行火焰除草，也是主要的商业化热处理技术；热水除草如泡沫除草系统能生成泡沫添加在热水中用以控制杂草；红外辐射除草器强热使植物细胞中的水分沸腾，导致细胞破裂。相对于火焰除草，在出苗前的杂草控制方面，红外辐射除草存在很大的潜力。随着有机农作物的推广以及有机农产品市场的扩大，热除草的成本相比除草剂除草将降低。随着火焰除草、红外辐射除草、蒸汽除草和泡沫除草技术的成熟，以及激光、微波辐射等技术的广泛应用，能耗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热除草技术将会有全新的發展。席运官也报道，利用太阳能除草和透镜聚光照射等方法，可有效控制有机农田杂草发生与危害。

3.2.4堆肥控草堆肥既可杀死动物粪便中的杂草种子、减少有机农田的杂草种类与数量、避免大量作物残体翻入土壤中产生毒素的潜在危害，也可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微生物活力，从而提高作物对杂草的竞争能力及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

3.3生物防治

3.3.1以虫治草近年来，杂草生物防除的成功主要靠应用寄主专一性的植食性昆虫或天敌，以虫治草，对草原及水生生态系统的入侵杂草种类特别有用。美国用引入的仙人掌蛾防除多刺仙人掌，并利用2种欧洲象甲取食麝香飞廉头状花序均取得良好的效果。美国西部及加拿大采用1种甲虫控制黑点金丝桃。南美采用虱甲虫控制水花生，在赞比亚、巴比亚新几内亚采用蝗虫成功控制槐叶萍。我国采用空心莲子草叶甲防治池塘内空心莲子草获得较好的效果。在农田杂草中香附子、扁秆蔍草、鸭跖草、槐叶萍应用天敌昆虫防除也已取得成功经验或表现出诱人前景。

3.3.2利用动物取食、植物竞争控草脊椎动物如牛、羊等在休闲地、有机种植园放牧吃草，可抑制某些生物杂草种类的生长。在棉田或其他作物田中应用鹅取食禾草，稻田养鱼和稻田养鸭被应用于防除水生杂草。我国草鱼适用于广泛范围的水生环境控制杂草，但在水温低于20℃时对水生杂草的取食量下降。此外在水田中放养红萍、绿萍等杂草，通过遮光和降温等措施可抑制低龄稗草。有些植物或其残留的化感物质也能使某些杂草数量减少，如小麦植株、根系、颖壳、秸秆部分都含有特异性物质抑制杂草白茅生长。据刘迎等报道，Pawlowski等提到，2000年美国约有20%耕地将收获后的秸秆留在表土层，研究发现收获后的小麦、大麦、燕麦的残体对于第2年的杂草生长均有抑制作用。

3.3.3微生物除草剂防治截至目前，国内外已报道的商品化或接近商品化的微生物除草剂有20余种，已开发的具有开发潜力的杂草病原菌有60多种，可用作除草剂的植物毒素有30多种LlOS]。真菌除草剂是一类防治杂草的真菌性植物病原生物制剂，因其具有对目标杂草专一性强、选择性高、对环境安全无残留等优点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已开发的真菌除草剂有鲁保一号、Devine、Collego、BioMal等。澳大利亚从欧洲引入锈菌防除麦田中的粉苞苣灯心草。鲁保一号在适宜的施用条件下菌剂的孢子可萌发侵染大豆菟丝子，引起菟丝子发病死亡，防除效果达到80%。张希福等对河南北部地区杂草植物的病原菌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共鉴定出19种杂草上的病原菌30种，其中蟋蟀草枯菌对危害棉花、花生等作物的恶性杂草蟋蟀草的致病力强，田问防效可达86.4%。但在实际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如目的菌筛选困难、制剂难度大、寄主单一限制、批量化生产困难、气候等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等，其推广和大规模生产存在困难；此外，产品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

3.4生态防治

3.4.1作物他感作用治草国外对植物化感作用抑制杂草的研究较多，有些作物本身对杂草就有化感作用，如大麦、小麦、向日葵、芝麻、高粱、黑麦等，其叶或根系分泌出化感物质如萜类物质、阿魏酸和咖啡酸等酚类物质，抑制草本植物种子的发芽和幼苗生长。Schulz等研究表明，黑麦的化感作用产生植物性毒素——苯并噁嗪酮用于杂草控制及有机农业生产；也有研究表明，黑麥及其枯落物释放的化感物质会聚集在土壤表层，可有效抑制杂草尤其是一年生阔叶草的发芽和生长，且根据土壤以及当地气候情况，黑麦抑制杂草的作用可以持续30～70 d。

3.4.2以草治草不同的杂草之间有较强的化感作用，如胜红蓟、三叶鬼针草、加拿大飞蓬等会对农田杂草群落的组成造成较大的影响。与一年生牧草相比，多年生牧草作物如紫花苜蓿控制多种杂草如野燕麦、野糜子等更加有效。加拿大85%的农民认为，在作物轮作中加入紫花苜蓿可以减少杂草问题。在作物种植前或在作物田间混种、间（套）种利用的草本植物，改裸地栽培为草地栽培或被地栽培，可控制作物生长前期到中期田问不出现大片空白裸地或被杂草所侵占，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利用率，减轻杂草危害。

3.4.3作物间竞争治草选择与杂草竞争力强、生长快速进而形成天蓬的作物如高大的品种罗德尼燕麦，与短茎作物相比，该品种对杂草的竞争力非常强，可抑制杂草的生长。加拿大的农业专家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作物与杂草的竞争力排序为秋黑麦>冬黑麦>冬麦>大麦>春黑麦>硬质小麦>燕麦>豌豆>土豆>大豆>胡麻>干豆，适时选择种植的作物类型有效控制杂草。我国北方春大豆或江淮流域的夏大豆，选用优良品种，适墒早播，培育壮苗，促进早发，可提高其个体、群体的竞争能力，有效地扼制杂草的发生和生长，减轻大豆作物生长压力，从而提高大豆产量。

4展望

相对于国外而言，目前国内对于有机农业的一些研究都是偏重于理论性的，或是关于有机农业经济产业方面。关于有机农业对杂草群落带来的影响以及有机农业中农田杂草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进一步加强基础性研究。一是在已有的基础上着重开展有机农田下杂草行为学、生态学、生物学方面，以及主要杂草种的群体动态、有害杂草的生态影响、加强杂草与作物竞争等方面的研究。二是开展有机农田杂草发生与危害监测、评价方法，针对主要杂草种类提出基础性监测技术和监视性监测技术，建立有机农田中杂草预测与综合治理的评价体系。

进一步加强杂草控制技术研究。应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有机农田杂草综合控制技术，包括生态调控技术、天敌培育和释放技术、物理机械防治技术、农业防治技术、植物源、微生物源除草剂使用等技术开发与应用，尤其是应做好应用型开发，加强微生物除草剂基础、除草机理研究，菌与菌、菌与代谢物混用扩大除草谱，加快研制新剂型品种、发酵技术，强化预防为主、人工除草、物理机械除草和生物除草等相结合，综合调控，健康栽培，使有害杂草控制在经济危害水平以下。

进一步因地制宜对有机农田杂草控制技术进行集成与配套，制定综合控制技术规程，编写简单、实用的有机田杂草控制的“傻瓜”式关键技术，强化服务与指导，推动标准化、规模化与集约化防治，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使大面积经济、生态防治成为现实。

国内外教育研究研究现状篇4

2．1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研究现状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项目实施前，中央电教馆组织相关专家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教育管理部门、教育专家、工程建设者及广大中小学教师对工程的建设及教育应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成果。

据笔者统计，2004年1月份到2005年12月份期间，《中国电化教育》、《电化教育研究》、《中国远程教育》、《信息技术教育》、《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中小学电教》等杂志上刊登与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相关的文章共60余篇。

其中，远程教育工程建设综合评述方面的文章25篇，与本课题相关性较高的有查锐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电化教育》2005.10)、王珠珠的《中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电化教育》2005.2）、王继新的《提高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设施应用绩效的对策研究》（《中国电化教育》2005.12）等。这些文章提出了影响远程教育工程建设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有硬件设施建设、软件资源建设、教师培训、项目管理、技术支持与服务等，并对各因素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教学应用模式研究方面的文章15篇，与本课题相关性较高的有刘聚斌的《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应用模式初探》（《中国电化教育》2004.11）、赵瑞斌的《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三种模式”教学功能比较研究》（《中国远程教育》2005.9）等，这些文章对农村远程教育三种模式的教学应用情况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分别适用于不同技术模式的教学应用模式。

教师培训方面的文章11篇，与本课题相关性较高的有梁京章的《西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再培训的实践与思考》（《中国电化教育》2004.11）、党小超的《贫困地区教师培训现状调查及远程培训策略研究》（《电化教育研究》2005.3）等，这些文章归纳了农村地区教师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了一些培训的策略。

资源建设方面的文章5篇，与本课题相关性较高的有祁涛的《远程教育IP资源质量监控》（《中国电化教育》2005.10）、李华的《远程教育卫星

资源接收与利用》（《电化教育研究》2005.6）、苏芳来的《关于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的设想》（《信息技术教育》2004.5）等，这些文章总结了远程教育资源在农村中小学的应用情况及应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对资源建设、管理、应用提出了一些建议。

项目评估方面的文章1篇，傅钢善的《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评估方案研究》（《中国电化教育》2005.12），该文章给出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评估方案，共包括四个子方案：省级项目自评指标框架、项目培训基地评估方案、市县（区）级教育管理机构评估方案、项目学校评估方案。

这些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本课题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另外，由于“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正在分阶段的建设过程中，关于工程设施应用绩效的研究尚未展开。因此，总的说来，本课题可供参考的资料并不多，研究的起点较低。

在“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设施应用绩效”研究成果不多的情况下，笔者借鉴了教育信息化及其评价研究和绩效评价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希望能拓展本课题的研究思路。

摘自：吴丽娟．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设施应用绩效研究[D]:[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写法2：介绍典型案例

1.3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EDR研究现状

目前，设计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学习、课程、教育技术等领域来改善教育。国外己有不少设计研究的典型案例，国内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实践探索。(1)国外EDR研究现状

在国外，研究者们开发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其主题涉及虚拟学习环境、基于游戏的学习、数学、科学和技术教育、教师教育和高等教育、在线讨论工具开发等多方面的应用。

①AnnBrown与Campione:培育学习者共同体

培育学习者共同体(FCL，FosteringaCommunity。fLearnerS)是AnnBrown 与Campione(1994，1996;Brown，1992)为1一8年级学生开发的一个学习模型，用来激发学生广泛的兴趣和丰富在班级社区中的知识基础。FCL关注的是生物学科和生态之类的问题，其研究工作包括了从学习原理的实验室研究到学习环境的设计。研究过程是:通过对学习环境的分析，修正学习原理，进一步修改学习环境形成新的实验室实验，这样一个循环贯穿在FCL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设计的最初目标是鼓励学生更深入地探索学习内容，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起草和表达他们学到了什么，来增进他们的理解。该设计在实施过程中也实现了更重要的社会目标:学生对多种学习技能的关注。山此在第一阶段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即“多样性技能”(I)iveoeExPertiS())的概念和“学习者社群”(ComfnunityofLearnerS)的概念。

第二阶段:针对在学生作业中发现学生形成的许多关一于生物学系统的错误概念，对FCL的最初设计进行了修正，增加基准课程和手工活动，这些修正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生物学的情境。同时，通过重新设计FCL，使学生能沟通过Web获得他们研究课题的相关信息，并与生物学专家建立远程指导关系，从而将课堂里学到的知识与真实的问题情境联系起来。

第三阶段:通过在更大范围内与教授2到8年级课程的教师一起工作，开发并试行一个“开发走廊”(developmentalcorridor)，使得借助FCL的学习能够循环覆盖到相关的研究课题，从而增加学习的深度。

②SashaBarab等人:探索亚特兰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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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Nelson:“河流城市’，科学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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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EDR研究现状

国内目前也开始了设计研究的实践探索。华东师范大学网络学院的祝智庭教授队，率先在技术开发中进行了设计研究的应用研究，并在原创性的协同学习理论究与技术工具开发、以及远程教师培训平台的技术开发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另，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高文教授团队在“对称”和“人·建筑与城市”研究型课程项目中，也开始了设计研究的课堂实践探索。

(3)EDR研究现状总结

在分析了上述EDR案例后，总结出了这些案例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

①研究过程集设计与研究为一体，研究目标不仅包括教学技术的开发，同时括对理论的发掘与创新;

②研究以技术、理论和实践三者的结合为基础，通过设计和研究将技术、理论实践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③研究问题都来源于真实情境，由研究者与实践者甚至包括学生、科学家等多人员的通力协作在真实情境中开展完成;

④研究过程都历经多次的迭代循环和不断测试与完善;

⑤研究所采用的技术都是比较考究的，并能抓紧当前教学改革中的热点或难点题而展开对理论问题的探索研究。

⑥研究成果既有对技术应用的研究与开发，也对学习和教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观和发现。

摘自：寇红丽．EDR指导下的免费师范生职后远程学习的平台的研发[D]:华中师

国内外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对比研究篇5

一、衡量一个城市或城市区域的生态、绿化环境建设水平的标志主要有园林城市、国际花园城市、绿色生态城市。其中，园林城市和国际花园城市在国内和国际已有一定标准并定期进行评选，绿色生态城市目前虽无一定的标准和评选活动，但却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追求的高层次的发展目标。

1.园林城市

国内外微课研究现状篇6

作者：张静然，单位：中央电化教育馆

（独家授权发布，请勿转载）

一、关于“微”的遐思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微”既有“细小，轻微”的意思，又有“精深奥妙”的解释。不得不说，“微博”“微信”“微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早已经被打上了“微时代”的标签，“微”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必然不是微不足道、微乎其微，而更代表了“微言大义”。微时代下的诸多微功能，不仅给传统的互联网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更在教育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教师，首当其冲地成为各功能的探路先锋。

不超过140字的微博，给了不喜欢长篇大论的草根们更多的发挥空间，并相继衍生出了微小说、微刊、微访谈等功能，曾经风光一时的博客不免显得“垂垂老矣”；在教育领域，许多教师也从博客的早期追随者和饯行者，转而开始尝试应用微博来支持德育教育，甚至辅助教学。

对于相当一部分的智能手机使用者来说，已经有20年历史的、曾经不可或缺的短信功能也逐渐地“风光不在”，微信因为其语音即时通信功能占用流量少、不用输入文字等优势，正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教育领域，微信成了家校互通的重要渠道，它让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沟通更加迅速、便捷。

流媒体技术的发展、视频网站的兴起，更让制作成本低、周期短、播放时长短（短则30秒、长不过20分钟）的微视频、微电影使“人人都成为生活的导演”，草根民众成为媒介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教育领域，来自一线的教师开始尝试以数字故事的方式制作自己的微视频课程，某些网校的行动更为迅速，他们早已经推出称之为“微课程”的、时长定义不尽相同的学习视频，供没有大段时间学习的学习者实现无时、无处不在的学习。

以上诸多“微”功能均具有“短”、“快”、“精”的核心特色，更有制作简单、容易上手，传播范围广、接受程度高、传播成本低，互动参与性强、可以形成具体相同兴趣的社交群体等共同特点，广泛分布在桌面软件、浏览器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上，这些对于教育领域中的无论是教师还是学习者来说，都是天然的优势。

二、关于“微课程”的争鸣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中，微课程的界定还不够明晰，在e-Learning业界、基础教育领域、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定义和理解都各有不同。

1．国外的研究及实践现状在国外的研究中，与“微课程”有关的名词有Minicourse、Microlecture、Microlesson等，但其对“微型课程”的研究取向不完全相同。如美国阿依华大学附属学校于1960年首先提出微型课程（Minicourse），也可称为短期课程或课程单元；新加坡教育部于1998年实施的MicroLESSONS研究项目，涉及多门课程领域，其主要目的是培训教师可以构建微型课程，其课程一般为30分钟至1个小时，教学目标单纯集中，重视学习情境、资源、活动的创设，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架，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一系列支架帮助其进行具体的教学设计；2004年7月，英国启动教师电视频道（www.teacher.tv），每个节目视频时长15分钟，频道开播后得到教师的普遍认可，资源的积累最达到35万分钟的微课视频节目；2008年秋，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院的“一分钟教授”戴维·彭罗斯（David Penrose）因首创了影响广泛的“一分钟的微视频”的“微课程”（Microlecture）而声名远播，其核心理念是要求教师把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产生一种“更加聚焦的学习体验”。可以看出：国外越来越重视“微课程”、“微视频”的研究，但其核心组成资源不统一，有的是教案式，有的是视频式；课程结构较为松散，主要用于学习及培训等方面，应用领域有待扩充；课程资源的自我生长、扩充性不够。

2．国内的研究者的主要观点

国内，有高校学者、区域教育研究者、一线教师等对微课程进行了研究或实施，在提法上有“微型课程”、“微课程”、“微课”等；而即使是名称相同，其界定的范围、资源组织模式也不尽相同。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的田秋华副教授基于对微型课程的内涵及实践分析，将其定义为：基于学校资源、教师能力与学生兴趣，以主题模块组织起来的相对独立与完整的小规模课程，具有“短”、“小”、“精”、“活”的特点，适用于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及各种课程类型。田秋华老师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刘素芹均提出，微课程是校本课程的重要形式，应将其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中。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最为系统的是广东省佛山市教育局教育信息网络中心的胡铁生老师，他也率先提出了“微课”的概念：微课是根据新课程标准和课堂教学实践，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呈现方式，反映教师在针对某个知识点或环节的教学活动中所运用和生成的各种教学资源有机结合体。“微课”具有主题突出、类型多样、情景真实、交互性强、可生成性、使用方便等诸多优点。

他认为，微课最初是“微型教学视频课例”的简称，它以微型教学视频为核心，是由微教案、微课件、微练习、微反思等组成的一个资源应用生态环境。它强调的是资源的有机组成和可扩充性、开放性、生成性、发展性。而微课程是“微型网络课程”的简称，除了相关的资源外，还包括相应的教学活动，是某门学科知识点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微课”的高级阶段或发展趋势，应该是走向“微课程”。

有研究者认为，微课是国内研究者对微课程这一术语的新解读，使其更加得本土化，更为国内教育教学所接受，同时，其资源组织方式也满足了随时、随地进行移动学习的需求。

最为广大一线教师所广泛接受的认识是：微课程是一线教师自行开发、时间在五分钟左右的微小课程，源于教师的教育教学实际，为教师所需，为教师所用，解决了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微课程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教师成长的新范式。这种理解体现了一线教师对这一概念理解的实践性一面，也是微课程得到关注和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

三、国内“微课程”的开展现状及成效

在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下，我国多个地区的教学研究人员、一线教师，勇于实践，不断思考反思，不断归纳总结，在实践中成长，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课程和案例。

广东省于2010年建设了“广东省名师网络课堂”，在认真分析教师、学生应用名师课堂的需求、现实可行性以及应用模式后，确定“名师网络课堂”建设的内容框架为：以重难点、特色理念的微型课为主（15分钟以内），完整课例为辅，使名师课例在时间上更容易被教师和学生接受；以精品专题为主要呈现方式，推出“信息化教学专题”“精彩导入”“合作学习”“情境探究教学”等专题，突出资源的针对性，辅以学科系列化的资源呈现，增强资源的应用效益和辐射效应。

2010年11月，佛山市教育局开展了“佛山市中小学新课程优秀课例片段（微课）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要求教师在选题设计和拍摄制作视频时针对课堂教学的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以课堂教学视频（课例片段）为核心内容，同时提交包含与该教学主题相关的教学设计、素材课件、教学反思、练习测试及学生反馈、教师点评等教学支持资源。短短三个月的征集期间就收到近1000位教师提交的各类参赛微课作品1700多节。2012年3月，佛山市又启动了第二届中小学教师微课作品大赛（活动网站为：http://hudong.fsjy.net），该活动已成经佛山教育信息化的口碑项目。佛山市教育信息网络中心在区域实践中不断完善微课的定义、内涵、组成、分类、特点、建设途径和流程、应用方式；从区域层面统筹“微课”的设计、开发和应用等多个核心环节，并进行整体研究、系统思考和顶层设计；与广州市远程教育中心联合开发集上报、管理、点播、交流、研讨、共享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区域性微课管理平台，已在实践应用中产生了良好的效益。胡铁生老师主持的研究课题《中小学“微课”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与应用研究》被立项为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

2010年，天津市普通高中选修课程“空中课堂”项目实现了向小学拓展。其中《习字与书法》网络微课程时长在15分钟左右，符合学生学习心理，既适用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又有利于基于班级授课模式下的集体学习和巩固练习。2010年秋季至2012年春季，天津市小学阶段《习字与书法》网络微课程成功录制、上线发布、推广应用，有效弥补了小学书法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张宝君老师主持的《天津市小学“习字与书法”网络微课程资源的建设与应用研究》被立项为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十二五”规划2012专项课题，其目标是建设一至六年级12个学期192条《习字与书法》网络微课程并推广应用，提高学生、教师、家长的写字能力和鉴赏能力，传承中华文化。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教研中心的李玉平老师长期坚持教学研究，他带领许多地方的中小学教师开展教学策略的深层次研究，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微课程”设计，他在博客中提供了很多样例，设计了微课程的开发指南，其中对不同类型微课程的课程结构、评价标准、设计策略、开发步骤进行了定义，并提供了相应的设计模版，对于推动中小学教师通过微课程进行教学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

四、结束语

国内外生态投资研究综述篇7

一、国内研究综述

生态投资是生态研究领域内的新课题,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它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但是与生态投资有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生态投资相关课题发表了一些论著, 如张福庆, 董唤霞发表了《科学发展观催生生态投资建设理念》, 针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建设模式, 提出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 走生态投资建设之路, 以实现“五个转变”和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的本质内涵。该论文侧重于号召有关部门发展常规投资的同时注重生态环保的投资。汤尚颖和徐翔发表了《准确理解生态投资的内涵》, 文章指出随着环保投资的界和内涵不断延伸, 环保投资的概念也将演变为“生态投资”环保投资及生态投资的内涵。在区分了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的内涵之后, 指出生态投资从范畴上看应包含: (1) 生态环境保护投入; (2)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投入; (3) 生态产业投入。马国强发表了《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一文, 明确了我国现阶段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 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文中首先分析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承载力, 论述了我国目前的生态投资状况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选择的必然性, 之后在对比国外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目前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 提出我国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的一些建议。牛荣在《论西部生态投资补偿方式》一文中, 在分析生态投资补偿的含义和探讨进行西部生态投资补偿必要性的基础上, 提出应以政府补偿为主, 采用多样化的补偿方式, 来解决西部生态建设投资不足的问题。此外, 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简称“国合会”) 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共同公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中也分析了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诸多现状, 提出了增强生态投资的一些途径和具体实施方法。

通过上述有关学者的相关论文和有关部门发布的官方报告可以得知, 目前我国学者对生态投资的研究主要是依附于对环保投资的基础之上, 虽然针对有关的生态投资内涵, 以及生态投资的补偿机制等有了专门性的论述, 但是并没有形成有关生态投资研究的学术体系。大多数研究都只是针对生态投资课题的某一方面, 而没有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所以理论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 但并不能满足我国生态投资日益发展的需求, 因此, 有必要对生态投资课题进行一个系统的综合研究。

二、国外研究综述

由于西方进入现代化比我国要早很多, 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早已经历了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并且已经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加以保护。其中对于生态的投资, 也较之我国早了很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生态经济学中, 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如美国的莱斯特·R·布朗在其《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中就在分析了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之后, 提出了新型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并最终得出要通过降低生育率以稳定人口、调整经济的手段 (包括财政引导、税负转移、补贴转移、许可证交易和对财政调整的支持等) 、加速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转变等来改善现在的生态环境, 保护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地球。书中其实就涉及到了生态投资的主要议题:生态投资的来源, 生态投资的多样性和生态投资的方向。加拿大学者布莱恩·纳特拉斯, 玛丽·奥特梅尔著有《与虎共舞:环保导向带来企业成功》一书, 介绍了公司、政府、非营利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如何在满足持续财务绩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要求的同时, 加大对自然生态保护的重视, 投资于生态环境, 承担更大的社会和环境责任。

而具体的关于生态经济的学说, 国外和国内一样, 也是从环保投资中引申出了生态投资的概念或是就认为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是同一个内涵。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提出, 环保投资包括: (1) 环保设备的投入;主要是指“三废”处理和污染控制设备的投入, 用于自然保护和提高城市环境舒适性的设施投资; (2) 环保服务投入; (3) 洁净技术和洁净产品的生产投入。而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包含于生态投资的诸多领域。西方国家对于生态投资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实践中去体现, 发达国家中, 瑞士生态环保投资主要由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家庭三部分承担, 三者的比例大致相当。在投资方向上, 废弃物的管理花费最大, 占整个环保投资的1/3强, 空气和水污染的防治费用次之, 各占25%左右。而加拿大则设立了环保开支账户 (EPEA) 作为环境和资源账户体系 (CSERA) 的一个分支, 其范围包括发生在污染治理和控制、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栖息地的恢复、环境监视、环境评价和环境审计、土壤改造等方面的费用, 但是, 提高健康水平、美化环境等方面的费用则不包括在内。其投资的主要方面有: (1) 关于环保的家庭开支。家庭环保开支是指居民对控制和减少日常生活对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而支付的费用。 (2) 政府对环保的现金和资本支出, 包括中央政府之间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 (3) 商业资本运营对环保的支出。而意大利对环保投资的分析以账户的形式反映在区域和地方两个层面上并影响着环境政策。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 已着手对环境税进行研究和实践。美国生态环保产业通过联邦和州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发行市政债券进行市场融资、企业自筹和公私合作 (PPP) 模式筹集更多的资金。而日本则通过建立财政投资于贷款项目基金、政府金融机构支持融资、会计预算和非政府组织 (NGO) 的融资来满足其生态投资的需求。

目前已有的研究认为生态投资概念是由环保投资概念演化而来, 在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的新形势下, 环保投资的范围界定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 主要表现在:忽视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开发和保护”活动;忽视了生态产业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难以真实反映生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即如何解决我国新时期生态投资不足的问题, 并没有得到重视, 因而, 本文的着重点之一就在于剖析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 如何扩大生态投资的多元投资体系加以探讨。

从以上国内外环境保护的理论讨论来看, 生态投资的范围并不统一, 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视角下, 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实现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为了保证我国社会沿着这个方向顺利发展, 必须深入对生态投资的研究, 进而能够准确反映生态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综合生态投资的研究现状不难看出, 关于生态投资的研究开始的时间并不长, 对于生态头的定义众说纷纭, 还没有统一定论;关于生态投资的研究课题比较分散, 缺乏系统性, 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需求结合不够紧密;国内研究只是单纯的理论研究, 缺乏对现实社会指导作用的研究, 对于这些都有待更多学者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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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生态农业研究现状篇8

关键词农业生态补偿；文献计量；国内；研究态势

中图分类号 F3 文献标志码 A Doi：10.12008/j.issn.1009-2196.2016.11.026

Abstracts Using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1988 to 2016）as data source，we chose agriculture， farmland， farmer， cultivated land， water area， forestry， forest， prairie， wet land， farmland returning to woodland and eco-compensation， ecological benefit compensation as the searchable keyword to analyze China's agriculture eco-compensation. 2340 papers were found to be related with agriculture eco-compensation.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agriculture eco-compensation in China began in the 1988s and expericed increasing yearly， but didn't formed a stabilized core authors's group， research institution were dispensed.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objection focusing on agriculture eco-compensation studies were located peasant household compensation will， compensation way， compensation standard，legal question and so on. Meanwhile， reseach field from forest， grassland， farmland to wet land. However，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must be reinforced，because the empirical study still the main methods.

Keywords agriculture eco-compensation ； literature metrological analysis ； China ； research status

農业生态系统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生态系统，同时也是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为广泛的生态系统，涉及耕地、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生物物种等诸多资源，是一种人工-自然复合生态系统[1]。随着人为活动影响加剧，尤其是生产规模扩大、农业投入品的增加、农业旅游资源开发等，使得农业资源短缺、农业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涌现，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并已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农业生态补偿是一种运用财政、税费、市场等经济手段激励农民维持、保育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节农业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内化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作为生态补偿的一个具体领域，农业生态补偿范围更具特定性和针对性，主要包括对被破坏的农业资源环境进行恢复与治理成本的补偿、对实施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农业生产行为及农户的补偿以及对有关主体因保护农业资源环境而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补偿等方面[2]。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3]。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生态治理”，并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湿地、草原、森林生态补偿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4]。

尽管中国农业生态补偿研究起步较晚，但由于国家在战略层面的高度重视，其相关研究也吸引大量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关注，研究对象涵盖耕地、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多个领域，研究内容涉及补偿法律制度、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偿政策等多个方面。为更全面、客观地了解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在文献计量学方法的基础上，试图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农业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

1 数据来源

本文以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文献检索来源。文献检索的时间段设定为1979～2016年。为了有效提取农业生态补偿相关论文，运用高级检索方法，相继以农业、农田、农户、耕地、水域、林业、森林、草原、湿地、退耕和生态补偿、生态效益补偿为主题同时进行检索，检索式为：SU=农业+农田+农户+耕地+水域+林业+森林+草原+湿地+退耕 and SU=生态补偿+生态效益补偿，共获取各类文献3 850篇。将获得的文献信息导入Excel表格中，人工手动逐一排查，剔除通知、简介等不规范和无效的文献后，共得到有参考价值的农业生态补偿相关研究文献2 34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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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检索到的文献资源为基础，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定量分析文献的题录信息，对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领域的论文规模、发表年份、发表刊物及研究主体进行分析，并依据关键词统计方法分析了当前研究的主题内容。

2 研究基本情况

2.1 文献计量分析

从检索结果来看，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的相关文献从1988年开始出现，但在1998年（含）之前，每年均低于10篇；直到1998年，期刊论文数量才有所突破，达到14篇；2007～2014年，农业生态补偿研究的期刊论文到快速增长期，从2007年突破100篇为132篇，到2014年达到291篇，增幅达41.3%；2015～2016年，期刊论文的数量开始减少（如图1）。

2.2 刊载文献来源

经统计，共有725种期刊刊载了国内与农业生态补偿有关的学术论文信息。布拉德福定律（Bradford's law）认为，大量的专业论文在相关期刊的数量呈不均匀分布，其出现次数与所刊登刊物的专业密切程度有关。而根据刊载论文的递减顺序排列，可以把期刊分为关注这个领域的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5]。根据本次的检索结果，结合埃格黑（L.Egghe）的布拉德福核心区数量计算法，即r0=2 ln（eE*Y）（r0为核心数量，E为欧拉系数，E=0.577 2，Y为最大载文量期刊的载文量）[6-7] 。r0=2 ln（1.781 8*84）≈16，即处于核心区域的期刊有16种（见表1，其中《林业资源管理》和《中国林业经济》均发文20篇，比率为2.77%；《北京林业大学学报》和《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均发文18篇，比率为2.49%；所以本表共列出18种期刊）。这18种期刊占被统计期刊总数的2.48%，而载文量却占全部文献量的25.81%。由此可见，这18种期刊是与农业生态补偿研究文献密切度较高、处于关注该领域的核心区的刊物。就核心区各大期刊来看，《林业经济》载文量最大，共84篇，占总载文量的11.60%；其次分别为《绿色财会》（72篇）、《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48篇）等。

此外，还有诸多农业生态补偿研究论文刊载量较小、处于关注该领域的相关区和非相关区的期刊。其中，载文量只有1篇的期刊有376种，载文量为2篇的期刊有146种，载文量在3～16篇的有184种。分析这些期刊发现，农业生态补偿研究涉及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经济、生物多样性、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这与生态补偿作为涵盖经济学、环境科学、法学、社会学、农学、林学等多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的领域特征相一致。多学科视角的关注和研究力量参与对促进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研究视域、研究方法和手段等的拓展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2.3 作者及机构分布

在文献计量分析中，通常将第一作者的分布作为确定核心作者群的主要依据，以便发现该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8-9]。本文检索获取的2 340篇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期刊论文（不包含硕博士论文）中，共有4 157位作者，其中第一作者（包含独立作者）共1 943位。根据普赖斯（Price）的核心作者统计公式：（N1为核心作者至少应发表的论文数；Nmax为统计年段内最高产的那（几）位作者的论文篇数），只有发文数在N1以上的作者才能称为核心作者[10-11]。

在2 340篇期刊文献中，以第一作者发文最多的是巩芳，发文8篇，即Nmax为8。据普赖斯理论，得出N1≈2.11。按照取整选择即发表3篇及以上期刊论文的作者为核心作者人选。经统计，发表有关农业生态补偿主题的期刊论文达到3篇以上的第一作者有88人，共发文326 篇，占 2 340篇论文中的 13.94%，与普赖斯定律的50%存在显著差距。这表明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

统计结果显示，2 340篇期刊论文涉及的4 157位作者共分布在1 452个研究机构中。对作者所在机构的分析发现，国内发表与农业生态补偿主题有关的论文超过30篇的研究机构有15个，占研究机构总数的1.03%；发文量超过30篇的15个研究机构中，高校有12所，其余3个为科研机构（见表2）。这15个研究机构共发论文750篇，占总发文量的32.05%；其中，12所高校共发文607篇，4个科研机构发文143篇，分别占总发文量的25.94%和6.12%。说明我国涉足农业生态补偿研究的研究机构主要以高校为主，科研机构相对较少。从空间分布来看，这些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我国学术力量较集中、研究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如北京（包括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7个机构）、长春（东北林业大学）、兰州（兰州大学）、福建（福建农林大学）等。总体看来，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目前还没有形成核心研究群体；而且，很多研究机构只是初涉农业生态补偿研究或只是对其中个别问题发表一些看法，没有对农业生态补偿进行较为系统化、深层次的研究。

3 内容分析

3.1 关键词分析

对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文献的发文关键词进行统计并根据关键词的含义对同义词进行合并，可以发现，在上文述及的2 340篇期刊论文中，共涵盖4 115个关键词。其中有147个为出现10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见表3）。通过这些高频关键词可看出目前我国农业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如生态补偿机制、退耕还林（草）、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农户、对策、生态补偿标准、农业面源污染、受偿意愿、生态服务价值功能等等。出现频率低于10次的其余3 968个关键词中，仅出现1次的关键词达2 967个，出现2次的关键词有521个，出现3到9次的关键词有478个。大量低频关键词的存在，表明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较为广泛和多样化。

3.2 研究领域分析

从本文所检索到有关文献的4 115个关键词中可看出，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对象及领域的分布情况。以生态补偿为关键词的出现603次、生态效益补偿（132次）；研究领域对象的关键词如生态补偿机制（125次）、补偿机制（75次）、补偿标准（60次）、补偿资金（52次）、森林生态效益补偿（49次）、补偿基金（48次）、补偿方法（20次）等，这说明国内在农业生态补偿方面从补偿机制、方法、资金等方面开展研究，逐渐使农业生态补偿这一体系得以全方位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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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研究农业生态补偿领域的文献中，农业生态补偿这一关键词出现了54次，此外以森林生态补偿（27次）、草原生态补偿（25次）、农田生态补偿（16次）、流域生态补偿（6次）等为关键词，及自然保护区（15次）、滨海湿地（10次）、黄土高原（10次）、耕地（19次）等为关键词出现，这说明国内农业生态补偿已涉及农业生态系统的各个层次，涵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耕地、农田等多个领域。

补偿政策是农业生态补偿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生态补偿政策的提出从2005年1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开始[12]。之后，随着国内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要求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目前尚未出台国家层面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及措施，但从近几年党中央一号文件可看出，制定和实施严格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势在必行。目前，江苏常州市等地区已在国内率先制定和推行区域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前期以水稻田为补偿重点[13]。而国内其他地区的农业生态补偿多以退耕还林（草）、退牧还草、退耕还湿、退田还湖等为主要政策内容。在本次检索中，这些关键词共出现了136次。

3.3 研究地域分析

在前文所述4 115个关键词中，有394个关键词与研究地域有关，其中包括云南（14次）、北京（10次）、甘肃（10次）、贵州（9次）等省域名称的关键词共有245个；涉及鄱阳湖湿地（19次）、西部地区（9次）、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8次）、洱海流域（7次）、等区域名称的关键词150个。这些涉及不同研究地域的大量关键词的出现，说明农业生态补偿的研究地域范围已涵盖我国多个层次区域。此外，有关文献中涉及国外研究区域的关键词也频繁出现，如英国、德国、日本等。这表明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的研究视域并非局限于国内，有关学者在其研究中也关注国外农业生态补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3.4 研究方法分析

在国内农业生态补偿2 340篇研究文献包含的4 115个关键词中，共有198个关键词涉及农业生态补偿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条件价值评估法（CVM）（26次），其次是最小受偿意愿（WTA）（19次）、博弈分析（16次）、logistic回归分析（13次）等；此外，层次分析法（6次）、最小数据方法（4次）、SWOT分析（4次）等方法在有关研究中也时有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主要基于被调查对象的直接回答而评估环境物品的价值，被认为是可用于环境物品和服务的非利用价值评估的有效方法，也是近10年来国内外生态环境经济学中最重要和应用最广泛的关于公共物品价值评估的方法[14-15]。而在生态补偿研究中进行博弈分析，是基于该方法能揭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所在，并为促成个人与集体理性的统一、实现集体最优提供途径[16-17]。另外，还有生态系统服务和交易的综合评估模型（InVEST）模型、最小二乘法、因子分析、生境等值分析方法（HEA）、多准则模糊分析模型、层次结构模型、VAR模型、A·古林法等出现一次或两次的关键词。多种研究方法和模型的运用，一方面说明当前农业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手段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不再停留在对问题和对策的定性阐述层面。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论文在关键词中未标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另有一些对有关研究方法的关键词描述存在不规范。针对上述文献的有关分析可看出，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总体上侧重于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多来自有关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总结。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检索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获得的2 340篇有参考价值的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文献，利用文献计量学相关方法，对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领域的发文规模、刊载刊物及研究主体、领域、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我国的农业生态补偿从提出到开始全面关注时间并不长。从1988年第一篇有关农业生态补偿的论文开始，论文数量呈波动增长趋势。农业生态补偿研究的载文期刊主要集中在生态学、资源与环境、农业科学、生态经济等领域，同时也涉及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一些领域，表明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研究已逐步受到多学科的关注，这与生态补偿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的领域特征相一致。从研究机构的分布看，开展农业生态补偿研究的机构主要以高校为主，科研机构相对较少；同时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目前尚未形成核心研究群体；就作者分布而言，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

（2）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对象已涉及农业生态系统的各个层次，涵盖森林、农田、草原、耕地等多个领域。现有研究热点主要包括生态补偿机制、退耕还林（草）、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农户、对策、生态补偿标准、农业面源污染、受偿意愿、生态服务价值功能等，但有关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也呈现出广泛和多样化特征。从研究地域范围看，国内农业生态补偿已涵盖我国多个层次区域。同时，有关文献中涉及国外研究区域的关键词也频频出现，表明国外农业生态补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也已得到有关学者关注。

（3）国内农业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方法已渐趋多样化，其中，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博弈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最小受偿意愿（WTA）等是该领域运用较多的研究方法。总体上，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较侧重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多来自有关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总结。

尽管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文献近年来呈不断增长趋势，该领域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正逐步得到拓展和加深，研究方法也由定性分析趋向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但已有研究显示，国内农业生态补偿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尚有待构建完善，学界对于农业生态补偿的一些重要问题尚缺乏足够关注和深入探究，如农业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界限及其等级划分、补偿所涉及利益主体关系结构特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及其时空分异性、补偿政策的社会经济效果及环境效应，等等。这些方面研究成果的有效积累，对于农业生态补偿空间的选择、合理的运行模式及补偿标准的确立、补偿政策路径的优化等均有重要意义，也是今后有关研究应注重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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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多数地区的农业生态补偿主要以退耕还林（草）、退牧还草、退耕还湿、退田还湖等为主要政策内容；但随着农业经济社会发展及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化，现有补偿政策功能及其作用空间的狭窄（隘）性已越来越明显。因此，结合国家及有关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维护的长远需求，加强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创新，建立健全国家和区域层面农业生态补偿政策体系，是国内农业生态补偿实践有效开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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