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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在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之前，已经有一些公约对知识产权进行国

际保护，例如《巴黎公约》(工业产权)、《伯尔尼公约》(版权)、《罗马公约》(邻接权)和

《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条约》。

但多数知识产权产品出口商对已有的公约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巴黎公约》没有规定专利的最低保护期限;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没有专门的国际条约;对计算机软件和录音制品应当加强国际保护;已有公约对假冒商品的处理不够有力。另外，他们还要求确定一个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也涉及了知识产权问题。从理论上讲，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第3条)、最愚国待遇(第1条)、透明度(第10条)及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第23条)，都可以适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关贸总协定中直接提及知识产权的`条款和内容很有限，只有原产地标记(第9条)，要求缔约方制止滥用原产地标记的行为;为收支平衡目的使用配额，不得违反知识产权法律(第12条第3款、第18条第10款);一般例外(第20条第4款)规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应当是非歧视的。可以说，知识产权保护在关贸总协定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则。

关贸总协定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主要是假冒商品贸易。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在东

京回合时就开始了，美国曾就此提出过一个守则草案，但未能达成协议。假冒商品贸易的议

题就在1982年11月首次列入关贸总协定的议程，部长们要求理事会决定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对假冒商品贸易采取联合行动是否合适;如果合适，应采取怎样的行动。1985年，理事会设立的专家组得出结论：假冒商品贸易越来越严重，应当采取多边行动。但对关贸总协定是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适当场所，各方争议很大，为此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截然相反的两个阵营。

以美国、瑞士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张，应将知识产权列入多边谈判的议题。美国代表甚至提出，如果不将知识产权作为新议题，美国将拒绝参加第八轮谈判。另外，发达国家还主张，应制订保护所有知识产权的标准，并且必须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而以印度、巴西、埃及、阿根庭和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是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任务;应当把制止假冒商品贸易与广泛的知识产权保护区别开来。发展

中国家担心，保护知识产权会构成对合法贸易的障碍;强化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跨国公司的

垄断、提高药品和食品的价格，从而对公众的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

直到1986年乌拉圭回合谈判正式开始，各国也没有就是否将知识产权纳入谈判议题达成一致意见。由此可见，从政治和技术的角度看，知识产权问题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最困难的议题之一。

1991年，关贸总协定总干事提出了乌拉圭回合最后文草案的框架，其中《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基本获得通过。由于这一协议毫无疑问地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因此，协议的标题最后没有出现这一概念。发展中国家接受知识产权协议的主要原因是：(1)乌拉圭回合协议作为一揽子协议，包括了发展中国家所希望得到的一些东西，例如纺织品协议回归，服务贸易协议，更强化的争端解决机制等，因而接受知识产权协议是一种交换;(2)许多发展中国家从80年代开始大量引进外资，这需要对知识产权加强保护;(3)美国等的单边威胁、发达国家同意给发展中国家更长的过渡期，以及担心美国国会将因为没有知识产权协议而不批准一揽子协议等等，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二、地位

知识产权协议在WTO中具有特殊的意义：(1)它与多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议不同;前两个协议是就与贸易政策有关的一般规则和原则达成的协议，并取得了各国自由化的承诺，但并没有寻求各国政策的协调统一;而知识产权协议包括所有成员都必须达到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2)知识产权协议要求各成员积极采取行动保护知识产权，这与前两个协议 只对成员的政策进行约束是不同的。这证明在多边贸易框架下可以寻求协调统一，即制订最 低标准，以影响贸易的政策和管理制度。知识产权协议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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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SCM协定》) 一直是WTO争端解决的热门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 无论在GATT阶段还是WTO阶段, 与《SCM协定》有关的国际贸易争端案件都分别占到案件总数的近20%, 是所有争端案件中比例最高的类型。

《SCM协定》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禁止性补贴即我们通常所称的出口补贴。出口补贴的存在, 将对参与国际贸易的其他国家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相对于其他补贴而言对国际贸易的扭曲作用显而易见, 危害也更大。尽管如此, 为了发展本国产业、促进出口贸易, 以各种方式包装的出口补贴仍然是WTO成员频繁采用的政策手段, 也常常成为WTO争端解决的对象。在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经济危机,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形势下, 对出口补贴的运用和围绕其产生的争端就表现得更为频繁。

2 WTO出口补贴的法律认定要点

2.1 “视出口实绩为条件”

“视出口实绩为条件”是出口补贴最为核心的属性, 反映了审查补贴与出口实绩的关系时应具有的深度。对此, 上诉机构在数个案件中围绕“视……为条件 (contingent) ”展开了大量阐述。在加拿大—航空器案中, 上诉机构从“视……为条件”的字典解释出发, 认为其通常含义是“有前提的”或“其存在依赖于其他事物的”, 其在出口实绩的“可能性”与补贴的“条件性”之间建立了联系。

同样在加拿大—航空器案中, 上诉机构在分析使用的“联系 (tied to) ”一词时, 认为其和“视……为条件”有着同等分量。上诉机构表示, “联系”的通常含义仍然是建立了出口实绩与条件性之间的关系, 应该被理解为“受条件的约束或限制”, 强调的是“条件性”必须能够得以证明。上诉机构因此认定, 案件中仅仅证明WTO成员在授予补贴时, 知道会发生出口或者对发生出口具有预期, 并不足以认定存在出口补贴。案件事实必须能够证明, 授予补贴与实际或预期的出口达到相“联系”或以之为“条件”的程度。

上述理解对争端解决实践尤具指导意义的部分在于, 在后续的加拿大—航空器 (21.5条, 原告巴西) 案中, 上诉机构在上文基础上明确了补贴接受者以出口为导向的事实在证明出口补贴中的作用, 而在实践中, 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往往最有可能涉及出口补贴问题。对此, 上诉机构认为, 补贴接受者以出口为导向属于可以纳入考虑范围的事实。但是, 即使补贴接受者具有高度出口导向性, 单凭这个事实本身也不足以证明该补贴必然构成出口补贴。

2.2 视出口实绩为“多种其他条件之一”

在出口补贴争端案件中, WTO成员的涉案措施往往千变万化。其中, 出口实绩可能是获得补贴的充分条件之一, 例如, 授予补贴的条件是“出口量排名前10或国内销售量排名前10”;也可能是必要条件之一, 例如获得补贴必须“出口量和国内销售量均排名前10”。第3.1 (a) 条关于“多种其他条件之一”的表述显然是模糊的, 涵盖了前述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两种可能性。因此,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此条文如何进行解释, 决定了相当部分补贴是否有被认定为出口补贴而遭到禁止的危险性。

通过对WTO争端案例的分析, 笔者认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此问题的态度是相当严格的。在美国—外贸公司 (21.5条) 案中, 被告美国的有关免税措施同时适用于美国境内生产并出口的产品和美国境外生产并在境外销售的产品。专家组阶段, 美国的前述免税措施被认定为以出口实绩为条件。美国对此提出了异议, 其认为在第3.1 (a) 条项下, 出口实绩应该是认定出口补贴的必要条件。美国认为其措施中授予免税优惠的条件没有偏向出口, 因为措施同时适用于国内生产和国外生产的产品, 这使得即使不存在出口实绩, 仍然有获得免税优惠的可能性。因此, 美国认为在其涉案措施中出口实绩并非必要条件。

上诉机构没有认可美国的主张。上诉机构认为, 免税优惠在适用于国内生产并出口的产品和国外生产并销售的产品时条件并不相同, 因此应该对适用于两种产品的免税优惠分别进行考察。其认为, 认定适用于国产产品的免税优惠以出口实绩为条件, 并不影响免税优惠也可以基于其他条件获得的事实。反过来, 可以通过满足其他不涉及出口的条件而获得免税优惠, 也并不能抵消在某种情形下获得免税优惠以出口实绩为条件的事实。通过前述分析, 上诉机构实际上明确了“多种其他条件之一”所表达的, 是无论将出口实绩作为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之一, 都可能被认定为构成出口补贴。

2.3 “法律上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

关于“法律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在加拿大—汽车案中, 上诉机构认为, 所谓“法律上”, 指的是争议措施的文字本身能够表明存在出口实绩条件。这种表明不仅指具有明示的措词, 也指可以通过对措词的必要推理得出结论。在该案中, 加拿大对汽车生产商实行某种进口免税政策, 条件是该生产商当年生产的某类国产汽车销售额与全国所有该类汽车的销售额之比 (“生产销售比”) 大于或等于基准年份内 (1963-1964年内选取的12个月) 两项销售额的比。并且, 汽车生产商的生产销售比越大, 所能获得的进口免税额越多。上诉机构认为, 前述免税政策的规定, 实际使得汽车生产商的出口量越多, 生产销售比就越大, 所获得的进口免税额越多。并且, 当基准年份生产销售比为100∶100时, 汽车生产商不出口就无法享受进口免税优惠。因此, 前述免税政策的文字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出口实绩条件, 但却可以从中推导出获得免税是以出口实绩为条件的结论。因此, 上诉机构认为这也构成“法律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 这里的“法律上”并不能做狭义的理解。在WTO争端意义下, 低至仅在一定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地方或部门决定, 高至在全国有普遍适用力的法律, 都属于“法律上”的范畴。

关于“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这一规定与“法律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判断标准相同, 区别则在于判断的对象是WTO成员的国内实践。在WTO争端中, 作出此项判断的要点是进行大量的证据收集工作。例如, 在上文提到的加拿大—航空器案中, 为判断加拿大技术合伙项目给予企业的资助是否在“事实上”以出口实绩为条件时, 专家组审查了多达16项事实背景, 包括项目的总体目标、申请资助提交的信息、审查是否授予资助时考察的因素、项目官员作出推荐考虑的因素、项目资助在出口领域的历史记录、被资助项目与出口市场的关联性、出口预期对做出资助决定的重要性、被资助企业的出口导向性等等。显而易见, 对WTO争端案件的原告而言, 证明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条件将要负担更为沉重的举证责任。

3 结语

上文对WTO出口补贴有关法律要点的分析, 仅仅是从争端解决的视角, 粗略地展示了认定出口补贴最为重要的切入点及其内涵。中国作为WTO成员之一, 为维护国家的正当利益, 不可避免地将对其他使用出口补贴的成员进行挑战, 也将对我国涉嫌使用出口补贴的指控进行抗辩。因此, 笔者认为, 掌握WTO出口补贴的法律要点, 既有助于灵活制定国内政策, 避免出现明显违反WTO规则的错误, 也有助于运用有关规则争取和捍卫自身权益, 非常值得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和广泛了解。

摘要：WTO争端解决的核心, 是案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通过条约解释对WTO规则做出的阐述。鉴此, 本文将总结分析WTO案例中针对出口补贴的主要规则——《SCM协定》第3.1 (a) 条——进行的关键阐述, 帮助在政策制定等实践中判断和运用出口补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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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与界定

非WTO法相对WTO法而言。WTO法，也称WTO涵盖协定，是指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达成的《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四个附件。WTO法范围呈动态变化，WTO成员可依法定程序进行立法、修正和废止活动。非WTO法（Non-WTO law，以下称“非WTO法”），则是指除WTO涵盖协定之外其他条约、惯例、司法判例。

针对前述问题，本文实证分析了GATT/WTO争端解决实践涉及非WTO法的案例，总结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态度与做法：适用WTO涵盖协定，谨慎对待非WTO法，实体法适用不跨入非WTO雷池，但非WTO法作为解释WTO涵盖协定或判断管辖权的依据。并结合WTO运行机制以及条约法原理，印证了争端解决实践对待非WTO法的正确性。结论认为，为了不减损WTO涵盖协定效力，非WTO法不能作为解决争端的实体法，但可用于解释WTO涵盖协定或判断争议事项是否属于WTO争端解决范围。

实证分析：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待非WTO法的态度与做法

GATT/WTO争端实践中关于适用非WTO法的案例

在GATT/WTO争端解决实践中，主要有5件案件涉及非WTO法。

1、“欧共体－小麦出口待遇”案

20世纪60年代初期，加拿大曾就小麦出口问题，与欧共体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同意延长加拿大根据GATT第28条对欧共体小麦出口待遇提出申诉的期限。90年代初期，加拿大对欧共体提出申诉，欧共体表示反对，认为为时已晚。双方同意就加拿大根据GATT第28条提出申诉的时间问题提交GATT仲裁。在仲裁过程中，欧共体基于在GATT多边程序下达成的双边协定，对加拿大提出申诉的权利提出置疑，认为加拿大已在双边协定中约定延长申诉时限，就不应在GATT对欧共体提出申诉。仲裁员不同意欧共体的意见。仲裁员认为，从本质上说，基于双边协定的请求，不能在GATT多边争端解决程序中提起。但考虑到该双边协定与GATT密切联系、该双边协定与GATT目标一致以及争端当事方联合请求提交GATT仲裁程序等因素，本案的例外应被允许。换言之，双边协定的申诉时限问题，可在GATT多边争端解决程序中提起。

2、“欧共体－家禽”案

该案中，巴西认为，其与欧共体缔结的双边油籽协定适用于本案争议的解决。尽管作为第三方的美国认为，双边油籽协定不在专家组职权范围内，但欧共体并未明确反对专家组考虑双边油籽协定。专家组注意到双边油籽协定依GATT第28条进行谈判，专家组为确定欧共体在WTO协定下对巴西的义务，决定考虑该双边协定。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在对待双边油籽协定问题上并无可以推翻的错误，但认为：双边油籽协定未在WTO协定附件中列举，并非涵盖协定；它不构成GATT1994的一部分；它不构成GATT缔约方全体所遵守的、根据WTO协定第16条第1款能指导WTO的“决定、程序和惯例”的一部分。上诉机构与专家组的结论基本相同。上诉机构认为，双边油籽协定在GATT第28条框架下达成，为本案争议的关税配额提供了基础。因此，上诉机构结论认为，双边油籽协定可以作为解释的补充手段。

3、“土耳其－纺织品”案

该案中，专家组认为，成员间的双边协定不能改变争议措施的法律性质，也不能改变相关GATT/WTO条款的适用。专家组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41条（“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改多边条约之协定”）的规定，认为：即使双边协定要求土耳其作出某些行为，这种要求并不足以豁免土耳其根据WTO协定应承担的义务。

4、“美国－境外销售公司税收待遇”案

该案中，专家组裁定，《反补贴协定》角注59允许成员方采取措施（包括双边协定）避免对境外所得双重征税，并不限制将争端提交WTO争端解决的权利。

5、“阿根廷－家禽”案

该案中，阿根廷认为，根据南美共同体市场议定书，一项反倾销请求已提交南美共同体市场仲裁，巴西不能再向WTO提出申诉。南美共同体市场议定书规定，如果一成员将争端提交南美共同体市场或WTO，就不能再将同一争端提交另一机构。专家组拒绝了阿根廷的观点，理由是：议定书尚未生效，不能适用于已根据南美共同体市场议定书作出裁决的家禽反倾销事项。

分析与结论

通过对上述5件案件的分析，可得出以下四方面结论：1、非WTO法主要表现为争端当事方缔结的双边协定或共同参加的多边协定。上述案件中，第1件是GATT时期案例，第2-5件是WTO成立后的案例。但都涉及争端方缔结的双边协定或共同参加的多边协定，第1-2件涉及争端方根据GATT第28条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或达成双边协议问题，第3件案件涉及争端方双边协定，第4件案件涉及争端方双边税收协定，第5件案件则涉及争端方共同参加的多边协定（南美共同体市场）。2、非WTO法不得改变WTO权利义务的性质。专家组在“土耳其－纺织品”案中，对此作了非常明确的阐述。WTO成员方可能在WTO框架之外达成其他协定，但不得改变WTO的权利义务性质。3、非WTO并未成为争端解决适用的实体法。基于非WTO不得改变WTO权利义务性质，也不能改变WTO涵盖协定的适用，争端解决实践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未将非WTO法作为解决争端的实体法。4、非WTO法用于解释WTO涵盖协定或判断争议事项是否属WTO争议范围。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将非WTO作为解决争端的实体法，但WTO法并非没有作用，相反，非WTO在两方面发挥了作用：一是解释WTO涵盖协定。此在“欧共体－家禽”案得到了明确阐述；二是用于判断争议事项是否属WTO争议范围。此在“美国－境外销售公司税收待遇”案、“阿根廷－家禽”案中得到充分体现。

理论探讨：从WTO运作机制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看非WTO法

WTO运作机制

WTO的核心价值是自由贸易。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自由贸易有利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发挥，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益。WTO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以追求更开放的自由贸易为宗旨和目的。为达到这一宗旨和目的，WTO建立了一套多边机制，制定了旨在减少和降低各种贸易壁垒的国际条约，各国承担了使国内立法达到这些国际条约的强制性义务，并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政策评审机制促进成员达到这一要求。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杂项条款）第4款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第5款规定：“不得对本协定的任何条款提出保留，对多边贸易协定任何条款的保留仅以这些协定规定的程度为限。对一诸边协定条款的保留应按该协定的规定执行。” 据此，WTO成员方有义务使其国内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WTO“涵盖协定”保持一致，并对各成员的保留权作了严格限制。这也决定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法律适用。争端解决机制是保证成员方国内立法与WTO涵盖协定相符的重要法律手段，为WTO条约履行和机制运行服务。只有反映成员方共同意志的公约、惯例能在争端解决机制中适用。那些不反映成员方共同意志的条约不应被适用。如果不当适用，则将改变WTO条约义务性质。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31. 3(C)条： 反映WTO成员方共同意志的非WTO法可用于解释WTO涵盖协定

DSU第3.2条规定：“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保证和可预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各成员承认该制度用以保障各成员有关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按照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澄清有关协议的现有条文。DSB的各项建议和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各有关协议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在争端解决实践中形成的共识是，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是指《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32条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普遍认为，“非WTO法”能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3(C)条的规定对WTO涵盖协定进行解释。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则主要集中第31条、第32条。第31条“解释之通则”规定：

“1、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

2、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除指连同弁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并应包括：

（a）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

（b）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

3、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

（a）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

（b）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

（c）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4、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

结合WTO争端解决，就内容而言，条约第31.2条所指“任何协定”、“任何文书”，以及31.3(a)(b)条所指“嗣后协定”、“嗣后惯例”，应限于WTO，而31.3(c)条所指“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包括了WTO涵盖协定以外的其他国际法，即“非WTO法”。因此，以“非WTO法”解释WTO涵盖协定，通常是就《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而言。具体到运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协定解释时，涉及到对第31.3条(c)条“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中的“当事国”的不同理解问题，有以下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条指的是争端当事国，并非所有条约参加方。理由是：条约解释者无权推定条约文本的不同部分使用不同术语是疏忽造成（WTO上诉机构在“欧盟－荷尔蒙”案阐述了这样的条约解释方法），换言之，适用不同术语具有不同含义。公约第31.3（c）条用的是“between the parties”，而31.2（a）条用的是“between all the parties”，两者含义有所不同，后者用all限定the parties表示全部条约方，而前者并未用“all”限制表示争端当事方。其他学者也有持此种观点。例如， Petros Mavroidis主张，专家组依条约法公约澄清WTO条款时，可考虑仅约束争端当事方的条约。他们对GATT时期“美国－限制进口金枪鱼”案（报告未通过）提出批评，认为这个裁决尽管是关于第31.3（a）项的，但也符合31.3（c）条规定。他们认为：“将31.3（c）条用于解释为所有GATT成员达成的嗣后协议，而不包括争端当事方达成的嗣后协议，从该条的用于分析，似乎站不住脚，该条‘当事方’似乎应指特定争议的当事方，而非多边协定的缔约方。”

另一种意见是，第31.3（c）条所指当事方是全体缔约方，与31.2（a）条当事方含义无异。笔者同意该观点。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国际法委员会第31.3（b）曾作如下说明：“1964年被临时性采纳的文本说明了一个‘建立起全体各方理解的’实践，委员在提法中省去‘全体’一词，并非改变该原则。只是考虑到‘各方’的提法必然指‘作为一个整体的各方’。省去‘全体’只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发生的误解，即各方都必须参加了这个实践，并在实践中又都接受了这一实践。”其次，解释条约应反映条约各方的共同意志。在“欧共体－电脑设备”案中，WTO上诉机构指出：“依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条约的目的，是为了查明缔约各方的共同意志。这些意志的查明不能只建立在某一缔约方主观、片面的预期之上。”通过争端当事方间的条约解释WTO协定，只反映部分成员间意志，而非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双边意志多边化”显然不可取。最后，根据“条约不得约束第三方”原则，争端当事方在WTO之外达成的协议，不能约束非该公约的WTO成员。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律，条约不能约束其他WTO成员，条约解释就更不能对其他WTO成员产生效力。

第41条：争端方双边协定不能作为争端解决的实体法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41条 “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改多边条约之协定 ”的规定，争端解决当事方可能缔结双边协定，修改WTO涵盖协定，但这种修改是有条件的，即（1）WTO涵盖协定有作此种修改的可能，或（2）有关修改并非WTO涵盖协定所禁止，且不影响其他当事国享有条约上之权利或履行其义务，也不涉及任何如果损抑就可能与有效实行整个WTO涵盖协定的目的及宗旨不合的规定。而且，有关当事国一般应将其缔结协定的意思及协定对条约所规定的修改，通知其他成员方。但从WTO涵盖协定性质而言，一般不允许部分成员方进行此种修改，部分协定成员方即使缔结双边协定，也不能改变WTO涵盖协定性质和内容。因此，争端解决机构没有以争端方双边协定作为实体法适用的空间。

几点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关于非WTO在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问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绝对优势证据表明，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授权适用的实体法只能是WTO法，即涵盖协定。DSU第3.2条并不构成将所有国际公法原则合并到WTO协定的广泛授权。习惯国际法原则不能跳进WTO条约而增加WTO法的实体义务，但其与解释和适用WTO条约的实体规则相关。一般国际法可在争端解决机制之外以三种方式影响WTO争端解决：一是根据国际法的通常解释规则和DSU第3.2条进行解释；二是合并到WTO法；三是构成WTO法的相关事实。

第二，WTO协定并未表明WTO成员方打算让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成为裁决和执行所有国际法律义务的具有一般管辖权的法庭。WTO存在强制管辖权的实际事实，并不使得其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管辖权延伸到其从未打算管辖的领域，他们也没有资格对这些领域进行裁决。WTO协定处理成员间贸易和经济关系，没有也不能处理保护环境、人权、劳工标准以及公共健康的问题，除非成员授权扩展到这些领域。

第三，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填补漏洞和解决WTO法和其它国际法间不一致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将造成WTO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不平衡。WTO争端解决机制已被认为过强或太有效率，特别是与其立法功能相比时更是如此。如果WTO协议与其它国际协定存在不一致，这些问题应通过WTO成员的谈判解决。

第四，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关注其它国际法和其他法庭的实践作为指导和支持，与将其它国际法作为WTO法律制度中可适用的法，存在重大区别。通过持续了解其它国际法庭的法律和实践，上诉机构在解释和适用国际法方面可努力取得更大的一致性。但是，根据成员间缔结条约产生的专门国际法庭，其能作什么及应该做什么是有限制的。解决在适用条约义务方面的不一致性问题，并非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职责，这是成员方本身的责任。如果作出决定和修正协议的方法过于烦琐，就应寻求提高WTO立法程序以使其更有效率的方法，而非期望争端解决机构为整个制度承担责任。

WTO典型案例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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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概述

此案是1988年5月26日由美国帽子协会提出起诉，内容是中国企业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向美国出口缝制帽类，对美国帽子制造业造成了损害。我驻美使馆和被诉外贸公司很快将信息反馈外经贸部。外经贸部组织有关方面对案件进行了认真客观的分析，一致认为，1988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有了实质性发展，我外贸总分公司已经脱钩并实行了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模式，外汇调剂中心已经建立，国家已出台了破产法，帽子出口生产企业多为合资合营企业，生产方式多为来料加工方式，因此原料价格多由市场决定，工人应聘解除和工资水平多由企业自主决定，而且当时，被诉企业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和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是国家外贸试点企业。为此，中国明确向美国商务部提出，应视帽子行业为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帽子反倾销案要按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来计算倾销幅度，对我国不同的出口企业要根据他们自己的生产成本和出口价格分别裁定倾销税，统一税率是极为不公平的。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致电美国商务部，要求在审理此案时要考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的事实。

我驻美国大使馆及时帮助聘请了资深律师事务所。在整个案件中，我应诉企业表现出色，以理据争，出庭抗辩，积极配合律师提供材料，积极配合美国商务部的国内实地调查。商务部也派送高级官员到中国向外经贸部了解外贸体制改革的有关问题。中美之间在各个方面都能以积极态度配合调查。历经一年的反倾销审理和抗辩，美商务部终于接受了我方要求，第一次按应诉企业分别调查，对八个出口企业分别裁定了倾销幅度。最后，国际贸易委员会以中国帽子对美出口不构成对本国帽子产业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的威胁，以我方胜诉而结束此案。以下结合帽子反倾销案的审理程序，进一步阐述美国审理反倾销案件的分析方式和法律依据。

二、审理程序

1988年5月26日，由美国帽子协会提出起诉，商务部受理立案调查。1988年7月11日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损害初裁肯定。1988年11月2日，商务部的倾销初裁肯定，中国对美出口帽子存在低价倾销行为，被指控产品的进口要按倾销幅度缴纳进口保证金。1988年3月17日商务部以肯定性终裁对八个出口企业分别裁定了倾销幅度。在商务部初裁阶段，我应诉企业利用了延长60天的法律规定，使初裁到终裁从75天延至135天，以便商务部有更充分的时间到中国实地核证。1989年4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否定，美国帽子行业没有因中国低于公平价值的出口而遭受损害，我方胜诉。

三、美国商务部的终裁理由

（1）市场经济裁定的主要理由

商务部两次派人到中国，一次是对有关企业进行实地考核，一次是派商务部的高级官员对我外贸改革和市场经济问题进行考察。笔者随同调查人员和我方聘用律师到广东等地对十几家生产和外贸企业从1985年至1988年的生产情况和出口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尤其对购买原料和销售成本定价的方式、劳资关系等做了十分详细的了解和取证。我方企业在律师的指导下，也不失时机地向调查人员介绍了帽子行业的生产情况以及市场销售知识和产品，销售和经营不受政府干预的事实。商务部的结论是：尽管中国经济已呈现出市场经济趋势，子行业所表现的市场经济因素很多，但是仍不是以说服商务部按市场经济国家计算倾销幅度的要求，而是使用了《综合贸易法》规定的生产要素（FACTOR OF PRODUCTION）方式计算公平价值。

商务部没有按市场经济待遇计算倾销幅度的主要理由是：

a．从政府对生产资料拥有程度来看，应诉的八个外贸公司均是国有企业。在26个所涉及的生产企业中，4个是国有企业、16个是合营企业、6个是外商独资企业。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外贸分公司与总公司脱钩，分公司是企业独立法人，帽子生产没有国家计划控制，企业再投入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状况决定而不受国家控制，国家颁布了《破产法》。

但商务部认为，政府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仍然没有权力出售企业的财产和更换企业所有权。

b．从政府对生产要素投入和资源配置方面来看，帽子的原料投入主要是棉布和化纤。棉花的生产是受政府计划控制，50％的棉布消费者是政府购买行为。虽然帽子是来料加工形式，大多数棉织品是计划外购买，价格也由供需双方决定，但商务部认为政府对棉花的生产和价格具有影响力，生产企业也没有充分证据说明生产所需的棉布价格是由市场定价。在劳动力投入方面，企业可以自定工资、奖金、聘用和解雇工人。但专业人员仍然不能随意流动，其工资是由政府劳动部门设立的。

总之，商务部认为，政府对生产要素投入的控制程度是比较复杂的。虽然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投入有市场经济迹象，但政府控制程度仍然很高。

c．从在政府对产出的控制程度方面来看，帽子出口没有发现出口目标控制，生产企业与外贸公司可以通过谈判自行定价和交易，外贸出口可以自由谈判订立价格。但是商务部认为，由于对外贸易是由国家垄断的，所以帽子出口也是受政府影响的。

d．从政府对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和对国际贸易的控制程度方面来看，人民币仍不是自由可兑换货币，外贸公司虽然可以到外汇调剂市场将剩余外汇兑换，但大部分外汇收入要按政府官定汇率上缴国家。生产企业虽然也将可以自行进出口，但现在还是由外贸公司代理出口。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商务部承认外贸企业已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但政府对外贸垄断程度仍很强，但这不是构成国家垄断经济的必要条件。

综上四点，商务部认为，中国的外贸体制正在转轨期，许多方面已表现出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特点。但由于外汇留成计划，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政府对棉花市场的控制和人民币可兑换程度等问题，商务部裁定帽子行业仍属国家控制的经济组成部分。

（2）美国价格的确定

因为本案被调查产品是出售给与生产企业无关联的购买者，所以美国价格使用的是出

口价格，即生产商卖给外贸公司的价格。商务部在出口价格CFR或CIF基础上，扣除了运费、保险费等，对价格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但出口退税部分未包括在美国价格中，理由是材料不充足无法审查，这样结果使出口价格低，倾销容易成立和幅度偏高。

（3）公平价值的确定

本案是按《综合贸易法》中的生产要素计算方法来确定公平价值的。商务部根据问卷和实地调查所掌握的资料，用我生产企业的投入数量，主要包括原料、能源、劳动工时，和替代国菲律宾的生产资料的投入价格计算生产成本。但对于棉花的价格则选用了美国海关提供的埃及对美出口的价格。在此基础上，再加上规定的10%管理费和8%的合理利润来计算公平价值。这是乌拉圭回合反倾销协定之前的计算方法，结果使公平价值过高，过高的公平价值和过低的出口价格，是使本案倾销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4）紧急措施

此案审理中投诉方要求商务部采取紧急措施，中止在调查期内中国对美继续出口。但商务部认为没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原因是在调查期间并未发现中国对美出口有迅速增长的趋势，所以也没有必要考虑帽子有否倾销的历史。

（5）分别税率

起诉方坚持，由于中国政府控制外贸和外贸企业，所以只能给中国审定一个倾销幅度，最多也只能两个，一个是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一个是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但商务部明确表示不同意。

因为调查已证明，总分公司已脱钩，每个应诉企业可自行对外定价和对外签约，帽子出口没有统一价格，也没有协调价格。所以商务部对八个应诉企业分别裁定了八个倾销税率，从5.30%～32.6%不等，其他税率为21.37%。

（6）中止清关

商务部初裁肯定之后，海关从1988年11月8日起对所有进口的中国帽子中止进关和清关，如果要进关或从仓库中提货，则要现金抵押或交纳进口保证金。

四、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终裁理由

国际贸易委员会一致认为，美国制帽行业没有因中国不公平竞争的进口而遭受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的威胁。理由如下：

（1）实质性损害

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美国制帽产业发展正常。美国制帽行业从1985年至1988年的三年调查期间的主要经济指标显示，国内产业状况良好，生产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帽子消费数量和价格都有明显的提高。消费数量从1985年的1920万打上升到1987年的2260万打，上升幅度16％，1988年2230万打，下降很小。而且销售价格在三年内全面上升，上升幅度为23％。市场占有率按余额计算，1985年为8％、1986年为8.2％、1987年为13.4％、1988年为14％，市场份额在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从1985年的880万打上升到1987年的910万打，1988年下降为900万打。产量波动也很小，1985年620万打、1986年590万打、1987年上升到610万打。劳动力也有明显增加，1985年至1986年间雇员有小量下降，1987年至1988年则有明显回升，固定工人上升5％，临时工上升5．7％。同样，净销售增长稳定，1985年为1.55亿美元、1986年为1.62亿美元、1987年为1.74亿美元。营业收入也稳定增长。

所以，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国内生产稳定，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率、雇员和利润均处于上升状态。没有理由和迹象表明国内同行业受到实质性损害，也没有必要决定实质性损害是由于低于公平价值的进口所造成的。

（2）实质性损害的威胁

国际贸易委员会决定被诉产品是否对国内制帽行业构成实质性威胁时，还要具体考虑以下因素：

a．进口国是否有能力提高生产能力，增加生产，导致向美国出口增加的能力；

b．进口对国内的渗透能力以致达到损害程度的可能性；

c．进口价格对国内价格上涨的抑制能力的可能性；

d．进口库存大幅度增加的可能性；

e．生产转向的潜在能力。

通过调查和听证会，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损害威胁必须是事实上存在的威胁，但此案没有这种感觉。并且中国进口帽子受到多边纺织纤维协定(MFA)的限制，扩大出口可能性不大。在调查期间，进口价格虽然低，但国内价格依然上升，说明进口价格并未对国内价格上涨产生抑制作用。

国际贸易委员会还认为，帽子行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存在着生产能力扩大的可能性，但在进口配额管制下，中国没有理由去扩大生产向美国出口。另外，中国对美国出口帽子的数量己在下降，中国已在开拓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

所以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结论是，国内帽子行业没有因低于公平价值的进口而遭到实质性损害的威胁。

（3）国际贸易委员会其他主要理由分析

国际贸易委员会还从弹性角度、销售渠道和消费者偏好等方面进一步对低于公平价值的进口没有对本国制帽产业构成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的威胁进行了定性分析。主要理由如下：

a．供给价格弹性。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在调查期间，美国国内生产能力相对稳定，劳动力短缺限制了生产能力的增长。美国生产商没有向国外出口被调查产品，因此不存在由于价格提高而使生产能力转向国内的问题。当然，生产能力会随价格增加而提高，但出于生产能力使用率已相当高，又缺乏劳动力和出口市场，所以帽子供给价格弹性属于供给缺乏价格弹性。

b．需求价格弹性。需求弹性主要取决于被诉产品的产品特性。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进口帽子的用途仅限于特定场合的消费，如球赛、旅游等，进口价格相当便宜，而国内同类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均比进口产品高得多。由于此产品占消费者预算比重很小，消费者不会因价格便宜而改变其消费偏好。帽子样式、颜色和价格范围广泛，互为替代程度很低，这就限制了中国产品以低价取代美国产品市场的可能性。所以认为需求对价格变化不敏感，需求缺乏弹性。

c．替代弹性。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的最终用户不同，价格差异非常大，进口产品的名义价格比国内产品低，购买者愿意支付很高的价格去购买本国高档次的产品，消费者不会因价格因素而改变嗜好。所以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被调查产品的替代弹性属中等。

五、评述

缝制帽子（SEWN CLOTH HEADWEAR）反倾销案件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向美国政府提出按市场经济国家待遇来审理和裁定我国反倾销案件的要求。缝制帽子反倾销案的裁决具有时代意义。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政府在当时就己认识到对抗反倾销不仅是企业行为，而且是政府行为，政府应积极争取双边公平待遇，保护企业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希望通过此案的调查和审理，能进一步取证了解中国改革的实质性变化。

总之，这个案子打出了水平，打出了气势和风格。

依法维权积极应对 — 我国浓缩苹果汁应对美国反倾销案启示录

2003年3月21日，从大洋彼岸 — 美国传来佳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原针对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反倾销一案下发了第二次表决意见。意见中，美法院确认了美国商务部在2002年11月对我国山东中鲁、烟台源通等5家浓缩苹果汁上诉企业“零税率”的再次核算。这一意见表明，我国浓缩苹果汁企业自1999年应对美国反倾销案以来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不论案件在即将结束的终裁结果如何，我国10家积极参与应诉的企业中的6家（含在美商务部一审裁决中就获得“零税率”的烟台安得利企业）已稳操胜券地获得了“零税率”。这是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行业在应对反倾销方面最成功的一个典型案例。回顾以往的事件可以看到：1998年，美国苹果汁生产商对从中国进口的浓缩苹果汁提起反倾销诉讼。他们认为：中国1995年到1998年间，浓缩苹果汁对美出口量增加了997％，平均价格下降了53％。

1998年10月，国内11家浓缩苹果汁生产企业在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组织下，团结一致，聘请律师决定拿起法律武器奋起应诉。

1999年5月6日，美国苹果汁相关企业向美国商务部递交了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征收91.84％的反倾销关税。我11家企业在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率领下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应诉工作。

2000年7月4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终裁结果：中国应诉企业被裁定的反倾销税率平均为14.88％；未应诉的企业的税率为51.74％。这是我国自1984年以来农产品行业在美国商务部反倾销应诉中在税率裁决方面取得的最好结果。

2000年7月，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组织9家应诉企业（除去一家为零关税和一家中途退出）正式针对美国商务部不公正裁决向美国联邦国际贸易法院提交上诉状。

2002年6月19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做出裁决，支持中国浓缩苹果汁上诉企业5个主要辩点，认为美国商务部的裁决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或与法律规定不符，要求美国商务部对原审终裁进行重新修正。

2002年11月1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原审的重审结果，继一审安得利获得“零税率”，又有山东中鲁、烟台源通等5家企业获得“零税率”。

2003年3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发了第二次表决意见。意见中，美法院确认了美国商务部在2002年11月对我国山东中鲁、烟台源通等5家浓缩苹果汁上诉企业“零税率”的再次核算。

历经几年的中国浓缩苹果汁企业应对美国反倾销案至此已是大获全胜。透析这起作为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行业在应对反倾销方面最成功的典型案例，有着诸多发人深省的启示。

启示一：面对“洋官司”，必须勇于应对，依法维权。

在这次浓缩果汁反倾销官司起初，我国30多家浓缩果汁生产企业，报名应诉的只有15家，交钱的11家，最后真正应诉的只有10家。为什么其他企业不应诉呢？记者在采访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苹果汁分会会长李中柯时，得到了这样的结论：“现在国内企业打官司有‘三怕’，一是‘怕输’— 中国的官司都赢不了，别说国际官司了；第二是‘怕难’— 不懂国际贸易法规，要请国际律师；第三是‘怕痛’— 要出钱。”正是有了这“三怕”，才导致了三分之二的不应诉果汁企业被迫接受最终51.04％高税率的苦果，被迫退出美国这个中国果汁最大的进口国。

同样令人痛心和遗憾的还有：日前赢得我国加入WTO后首起应对美国反倾销胜诉案的“输美球轴承倾销案”。在这起胜诉案中有53家应诉企业被以“零税率”方式结案，背后却有200家国内轴承企业因拒绝应诉，而被美征收59.3％的高反倾销税，继而痛失美国市场。以上案例有力地证明了“勇于应对、以法维权”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面对国际贸易纠纷以及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我们的企业存在侥幸心理和逃避思想是万万要不得的，实践证明，唯一能够拯救我们自己的就是必须要勇于面对，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奋起应诉，以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只能是接受沉痛的惨败。

启示二：充分认识和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

1999年6月，在美国第一轮反倾销调查之初，美国苹果汁生产企业向美国商务部递交申请，要求对中国输美苹果汁征收91.84％的反倾销税。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立即召集行业内企业商讨对策，并审视度势地说服大家决定将出口美国的浓缩苹果汁价格每吨上调60美元。此举使美方不得不推迟立案时间，并主动降低了反倾销税率。此后，商会还专门成立了自己的律师小组，为国内的应诉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经过商会和山东中鲁等一批龙头企业的艰苦应诉，最终取得了6家企业“零税率”的好成绩。通过浓缩果汁反倾销应诉案，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可以说，综观这次中国浓缩苹果汁反倾销应诉案，如果没有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国企业不可能取得如此令人满意的成绩。为打赢这场官司，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从一开始就积极发挥自己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从组织企业准备应诉材料，到帮助企业聘请国际律师，以至为维护行业秩序每年制定的最低出口限价等等不遗余力、脚踏实地的艰苦工作，都为反倾销官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启示三：“非市场经济地位”影响我国应对反倾销，政府要发挥应有的“支持和影响”作用。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出口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面临国外反倾销的困扰，尤其是世贸组织成员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使我国在反倾销时更加困难。在浓缩果汁反倾销一案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美国商务部对我国企业进行立案调查时，由于美国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选用印度作为第三替代国确定我企业产品的生产成本，由于第三替代国劳动力等成本远高于我国，导致我国企业在初裁时被课以高额临时税。

近年来，经过我国政府长期不懈的交涉，欧盟1998年修订了反倾销法，对中国应诉企业在个案基础上给予市场经济地位。然而，该修订案及其实施表明，绝大多数的中国应诉企业并不能从此修正案中获益。迄今因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用本企业正常价格比较出口价格，从而确定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率的案例十分有限。美国在浓缩汁反倾销一案中，对无市场经济地位的中国企业，拒不适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本国企业的正常价格，进一部削弱了98年修正案中对我国企业的实施效果。

随着国际贸易争端和反倾销案件的不断增多，我国反倾销法律法规须进一步完善和加快与国际接轨，增强可操作性，政府的“支持和影响”力度相信也会越来越大。

启示四：要切实加强行业自率，实行有序竞争。

一起反倾销案子涉及的问题很多，反倾销调查的原因也很复杂，综观浓缩苹果汁这个案子，应该说，与国内企业缺乏大局观念，无序竞争、低价出口有着重要的关系。近年来，我国浓缩苹果汁加工业发展迅猛，从1999年的18万吨到2002年30万吨，3年间增长了67％。国内不少企业为了争夺出口市场，竞相压价。有些企业认为，现在市场经济了，企业出多少价是自己的事情。尽管行业协会出台了一些相关规定，但实施中效果不是太理想。国内企业间的无序竞争很容易被国外利用，从而实施反倾销。苹果汁反倾销一案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很多中国企业没有成为国外重要客户的直接供应商，多数情况下都是中间商，甚至是二道、三道中间商在从事销售，这也是导致国内企业利润降低、出口价格偏低，诱发国外反倾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通过果汁反倾销案，业内人士呼吁：行业内企业一定要高瞻远瞩，团结一致，共同维护和打造中国的对外出口市场。

启示五：要“知彼知己”，尽早建立和实施现代企业制度。

案例表明，在对反倾销作应对时，应首先充分了解反倾销方的情况，如反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市场数量与销售价格、反倾销起诉方公司的销售价格、数量和策略以及竞争方的销售情况等，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各自的应对方法。

同时，我国企业需要抓紧建立和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培养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管理人才，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这也是企业积极应对反倾销取胜的重要保证。

课 程 简 介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审议并全票通过中国入世，时至今日已经两年多了，从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与入世前人们的设想、分析和预测有者相当大差异，这一情况必须给予解释，并对未来予以新的思考。本课程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大部分：

一、WTO基本目标的回顾，入世后过渡时期在运行层面出现的问题、预计与实际，入世带来的最大冲击，以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二、倾销与反倾销的理论、法律定义、经济条件、WTO的认定标准、案例分析、以及应对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的条款、应用及案例，补贴与反补贴的定义、应用，及案例分析。（即“两反一保”内容）

wto的发展方向 篇5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简称DSM)是以关贸总协定(简称GATT)四十多年争端解决实践为基础，经过发展和创新确立起来的一系列较为完整、严格的审理程序和监督机制，它是WTO法的精髓所在，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支柱，在WTO体系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它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也是WTO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多边贸易机制的支柱，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颇具特色。它具有统一性、效率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它具有自己的原则、机构和解决程序。加人世贸组织后，随着我国与其外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摩擦的产生不可避免。而且由于意识形态、历史原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国际贸易方面是世界上遭受不公平待遇最为严重的国家，许多国家对我国采取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歧视性数量限制等手段，使我国的出口贸易频遭严重的打击。所以充分了解贸易争端的解决方法对我国的出口贸易格外重要。

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是使争端得到积极有效的解决。争端各方可通过磋商，寻求均可接受并与WTO有关协定或协议相一致的解决办法。在未能达成各方满意的解决办法时，争端解决机制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成员撤销被认定违反WTO有关协定或协议的措施。如该措施暂时未能撤销，应申诉方要求，被诉方应与之进行补偿谈判，但补偿只能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施加以援用。如在规定时间内未能达成满意的补偿方案，经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申诉方可采取报复措施。

迅速解决争端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为此，对争端解决程序的各个环节都规定了严格的、明确的时间表。它有利于及时纠正成员违反WTO协定或协议的行为，使受害方得到及时的救济，也有利于增强成员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信心。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引入了“反向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在争端解决机构审议专家组报告或上诉机构报告时，只要不是所有的参加方都反对，则视为通过，从而排除了受诉方单方面阻挠报告通过的可能。

总的来讲，在运用具体程序方面，应以协商为主，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次之;在争端解决结果方面，应以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办法为主，要求授权报复次之:在整个争端解决过程中，应严肃认真地准备，妥善充分地参与，谨慎节制地援用报复，力争迅速有效地解决争端。具体表现为以下个方面：

(1)、全面性。研究与争端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不仅要对WTO所涉贸易争端的每一个具体问题和细节进行研究和辩及时更新信息和资料，掌握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要根据争端解决各阶段的规则及程序，确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计划，制定各种不同的谈判或其他争端解决战略，促使争端的解决朝着对我国更有利的方向发展。(2)、慎用报复和避免被报复。解决争端时应充分利用磋商、调解、调停等自愿性的争端解决方法，以积极的态度考虑对方的利益补偿方案，尽可能提出我方的利益补偿方案，力争实现双方满意的结果，避免使争端陷入僵持状态，只能将报复作为一种不得已而要求授权采取的最后办法。(3)、积极寻求国际合作，着力与发展中国家加强集体联合，争取在争端解决中赢得多方面的支持。如欧盟成员国在“香蕉案”中凭借贸易集团的力量阻截美国的单边报复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巴西、委内瑞拉共同投诉美国实施歧视性汽油标准并获得胜利，都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

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挑战

WTO自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行以来，在完善和实施乌拉圭回合协议，建立和健全新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以及有效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作为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实质上只是各成员利益妥协和分配的结果，不可能将其建设成真正强有力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机构。在全球贸易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WTO从成立伊始就面临着一系列较为严峻的挑战。

１期限过长按照《谅解》规定的各项时间推算，从争端程序的启动到获得最终的救济办法，需要大约２月的时间。且争端解８个决程序的启动通常有一段时期的滞后，再加上起诉国的反应时间，当最终的救济 手段（如撤销被投诉的措施、偿或报补复）以落实时，得这种长时的延 误往往已使有关国家的出口受到实质性的影响。而对那些经济规模弱小、口结构单一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问题造成的影响更为突出。

６第三方当事人权利的缺失．

关于ｗｒｏ争端解决程序中的第三方当事人的权利问题

是《谅解》规定中较为模糊和有限的一项内容，明示的权利极少。从时间上考虑，第三方当事人除非提起新的争端解决程序，否则其权利的行使止于专家组第一次会议提出书面陈述之时从其权利的内容上虑，限于提出书面陈述。此外，仅不得上诉亦是对其权利进行的限制。（1）西方贸易大国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进程的现象仍然存在并很严重。发达国家成员方不断提出新的贸易自由化要求，或将其感兴趣领域的自由化超前实施，或有选择地扩大自由化的新领域。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坚持下，一些与贸易无直接关系的所谓“新议题”被纳入多边贸易谈判领域（2）多边贸易体制覆盖的范围存在局限性。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截至2005年12月11日，WTO成员只有149个，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仍被排除在外。包括俄罗斯、越南等在内的30余个观察员正处于申请加入之中。一个没有各国广泛参与的多边贸易体制，是不能称其为完整的全球性贸易体制的。

我国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策略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给予足够重视，加强对争端解决协议和程序的研究工作。为扩大和方便培训和宣传，请国内外专家编著有关WTO争端解决的书籍，并编辑GATT和WTO解决争端的典型案例集。注意培养争端解决的专门法律人才。

（二。根据WTO的各项规则，对现行法律及相关政策进行清理和修订，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具体情况的前提下，使之尽量符合WTO的规则要求和我对外承诺，并增强我国涉外法律法规的透明度，维护涉外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尽量避免或减少各种潜在贸易争端的发生。一旦发生争端，我应积极应诉，通过司法手段保护我国内市场和产业。

（四）成立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专门管理机构，制定争端解决和防止的法律法规，规定投诉程序，建立国内有关争端解决的完善机制。由于争端解决是法律性很强的机制，因此，该机构应主要有法律人员组成。争端解决机构主要负责与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联系工作，参与争端解决程序，代表我国政府进行磋商、起诉和应诉，与国内有关部门和企业等密切联系、配合、协调，做好争端解决和预防的各项工作。

五．结语

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否最终确实成为保证中国加入WTO协议的各项规定贯彻落实的有效法律手段，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而且有赖于我国有关法律、政策及机构的必要改革与调整。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对外贸易争端法律体系，才能充分、有效的利用争端解决机制。

WTO Words 世贸词汇 篇6

1、(《农业协议》中关于反补贴的)和平条款peace clause

2、生产补贴production subsidy

3、消费膨胀inflated consumption

4、慢性萧条chronic depression

5、进口环节税import linkage tax

6、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7、全球配额global quota

8、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TIL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9、国际清算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0、垃圾融资junk financing

11、申报制度reporting system; income declaration system

12、市场准人的行政管理措施AAMA (Administrative Aspects of Market Access)

13、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 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4、世界贸易组织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5、乌拉圭回合 Uruguay Round

16、最惠国待遇(现通常称“正常贸易关系”)MFN(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17、争端解决机构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18、《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DSU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19、《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20、东盟自由贸易区 ASEAN Free Trade Area

21、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 COMESA (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22、反倾销措施 anti-dumping measures against…

23、非配额产品 quota-free products

24、非生产性投资 investment in non-productive projects

25、风险管理/评估 risk management/ assessment

26、国际收支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balance of payment

27、实行国民待遇 grant the national treatment to

28、瓶颈制约 “bottleneck” restrictions

29、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洛美协定) ACP (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Group)

30、(补贴协议)可诉补贴 actionable subsidy

31、上诉机构 appeal body

32、基础税率 base tariff level

33、国际收支条款 BOP(Balance-of-payments) Provisions

34、既定日程 built-in agenda

35、约束水平bound level

36、(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37、规避 circumvention

38、反补贴税 countervailing duty

39、交叉报复 cross retaliation

40、海关完税价值 customs value

41、环保型技术 EST(Environmentally-sound technology)

42、出口实绩 export performance

43、出口补贴 export subsidy

44、粮食安全 food security

45、免费搭车者(享受其他国家最惠国待遇而不进行相应减让的国家) free-rider

46、政府采购government procurement

47、灰色区域措施 grey area measures

48、WTO最不发达国家高级别会议 HLM (WTO High-level Meeting for LDCs)

49、协调制度(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HS (Harmonized Commodity and Coding System)

50、进口许可 import licensing

51、进口渗透 import penetration

52、最初谈判权(初谈权) INRs (Initial Negotiating Rights)

53、知识产权 IP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54、最不发达国家 LDCs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55、当地含量 local content

56、市场准入 market access

57、专门的营销机构 market boards

58、国民待遇 national treatment

59、(利益的)丧失和减损 nullification and impairment

60、(争端解决)专家组 panel

61、诸边协议 plurilateral agreement

62、(服务贸易)自然人流动 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

63、祖父条款 grandfather clause

64、横向兼并 horizontal merger

WTO快讯 篇7

9月23-25日,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第四轮投资谈判在京举行。中智双方就投资协定案文主要条款进行了磋商, 并就部分内容基本达成共识。

中智自贸协定于2005年11月签署, 主要包括货物贸易和合作内容, 并已于2006年10月实施。自协定实施以来, 中智双边贸易增长迅速, 协定利用率较高, 实施效果良好。2008年4月, 中智双方签署了《中智自贸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 (即中智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 。

2、中俄签署逾40亿美元经贸大单

10月13日, 中俄双方签署逾40亿美元经贸合作大单, 其中包括天然气出口协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称, “根据协议, 未来俄罗斯每年将向中国输送700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 西线方向约300亿立方米, 东线方向约380亿立方米。最终的供气量将在合同中规定。”西线方案将考虑利用西西伯利亚的资源基础, 而东线则涉及东西伯利亚、远东与萨哈林大陆架的天然气田。

米勒说, “俄罗斯对华输气价格将按照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惯例制定”。这一惯例将遵照国际惯例、国际贸易运作的原则以及俄天然气工业公司出口原则确定价格。

根据已经达成的共识, 中俄双方明年还可能签署有关对华出口液化天然气的合同。当天, 俄罗斯对华能源输出项目运营商--东方能源公司宣布, 对华电力出口也将大幅提高。

东方能源公司是俄罗斯“国际统一电力系统”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该集团预计, 2009年东方能源公司将向中国出口约8亿千瓦时的电力, 2010年出口量将可能提高到10亿至12亿千瓦时。此外,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与俄罗斯电信运营商Synterra公司共同签署了中俄国际陆地光缆建设合作备忘录。

3、中哈签署一系列油气领域合作协议

10月14日,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政府及企业签署了一系列油气领域合作协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和哈萨克斯坦能矿部部长门巴耶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油气领域开展全面合作的框架协议 (2004年5月17日) 的议定书》。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蒋洁敏与哈萨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总裁卡贝尔金代表双方签署了《关于中哈原油管道二期二阶段建设的框架协议》和《关于联合开发乌里赫套气田的框架协议》。

中石油有关负责人表示, 新签署的中哈两国政府间及企业间油气合作协议具有里程碑意义。中石油将继续遵循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 不断寻求和扩大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公司的合作, 为两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WTO与我何干 篇8

中国摄影人拿摄影当“艺术”玩的大有人在,他们中不少人数年如一日,省吃俭用、含辛茹苦地在摄影装备和外出“创作”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他们这样不辞艰辛、走南闯北地摄影,除了搞搞“艺术”之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摄影还可以进入市场?

21世纪已经来临,中国加入WTO在即,这一切将会给中国的摄影行业、摄影师以及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图片市场与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上篇：中国加入WTO与我们的关系

以往,我们摄影师对中国加入WTO这个问题从经济方面思考得比较多,不外乎是“入世”对我国各行各业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就摄影而言,人们比较多地是关注中国“入世”之后进口照相器材、感光材料的价格。随着中国和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实际上我们离WTO已经不远了,“入世”已成为必然。只要我们将摄影的照片当作信息来对待,就很容易看清楚“入世”对中国、中国信息传播业及其对中国摄影发展所具有的影响。

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持久的,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体制方面的深远影响。

一、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将直接导致新闻摄影乃至新闻体制的变革

众所周知,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中国已经在加入WTO的背景下积极促进政企分开和机构改革、加强法制和提高决策与行为的透明度、消除部门垄断和反腐倡廉等众多方面采取持续而行之有效的行动,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因为任何一个WTO成员国的企业都希望把在其它地方享受的制度背景和环境投射到中国来,也势必会对中国产生类似的制度要求——既会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法律政策,也会对政府职能管理的方式（依WTO的原则）提出自己的要求——提高中国政府决策和行为的透明度。2000年4月,美国政府单方面公布了中美两国关于市场准入的备忘录,这一做法让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是故意造成中国被动,而事实上这是由市场经济的透明原则和民主政治的责任原则所决定的。中国若想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政府的行为必须透明,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加入WTO的临近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必然要求。

以信息公开为例,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29个独立法律文件中,信息公开是贯穿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要求。此项要求体现在世贸体制的非歧视贸易原则、市场准入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非歧视贸易原则之中的,而且在具体产业贸易领域都有特定的信息自由化要求。为了适应WTO规则关于信息公开和信息自由的要求,我国政府行政规划需要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实行大幅度改革,这将成为我国政府行政改革面临的艰巨任务。尤其需要了解的是,信息公开不仅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WTO成员国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全面发展方面保障公民权的一项基本义务。公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拥有的公共信息享有知情权,除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军事机密之外,过去被认为属于政府情报不予公开的许多所谓“内部机密”或“保密文件”,如今已成为公民理应了解或知道的公共信息。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特有的包括新闻摄影在内的新闻体制变革将不可避免。

二、加入WTO之后,国内外新闻行业的竞争将更趋激烈

近几年,中国新闻行业在媒体的管理体制、经营战略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各媒体自身的经营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这首先表现在对独家新闻的重视与拚抢、对受众信息诉求的满足等方面,有条件的媒体遇有国内甚至国际重大事件发生都不失时机地派出一线记者前往跟踪报道,不再如以往只是等着新华社、人民日报的通稿转载,由此凸现出强烈的、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品牌意识,同时也十分注意调整和确立自己的市场定位,突出品牌特色,以此来赢得并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其次,一批卓有远见的媒体经营者充分认识到竞争的严酷现实,他们借鉴国外相关经验,联合具有相近经营理念的媒体,实行强强联合,既增强了规避和抗御风险的能力,又优势互补,扩大规模效益、品牌效益,自90年代中期国内出现了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以来,已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型报业传媒集团公司。

其三,引入了股份制经营机制,先期在娱乐性和有线电视行业出现的直接或借壳在沪深股市上市的公司已在中国出现（如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电广传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东方明珠”、“博瑞传播”等）,标志着传媒的筹资和融资渠道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必将在所有传媒领域进一步扩大。

其四,一方面综合类门户网站一类新型媒体的大量出现,以及传统传媒凭借自身优势开办自己的网站或者与其它门户网站实行战略联盟；另一方面象不久前由上海市政府协调组建的集上海市各大传媒优势之大成的“东方网”横空出世,扩大地域性新闻、信息传播,突出地方特色、实行信息强势竞争的态势已然显现。这些新的事态发展都进一步打破了传统传媒以往的时空局限,不仅使信息传播的数量大增,也使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实时性（滚动播出）、信息（影像与文字）与读者的互动性等成为现实,而且必将通过信息资源充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和拉动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发展,成为整个中国经济结构中一个无法替代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反过来,作为传统新闻和信息受众的社会大众也将成为新闻与信息的传播者,传播与接受的界限已经打破,势必进一步对网络传媒的新闻和信息传播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由于国内外门户网站自身所特有的超时空性,在不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新闻和信息传播将趋向更加自由,过去我们长期形成的某些新闻、信息（内容）的传播“疆界”、传统观念和规则已经并将会受到更直接的挑战。

三、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信息传播领域

1999年7月13日,“中华网”（china.com）在美国纽约纳斯达克（NASDAQ）股票市场上市交易,标志着中国网络公司在海外上市拉开序幕。其后“新浪”（sina.com）、“网易”（netease.com）、“搜狐”（sohu.com）也纷纷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融资；此外,外国风险投资基金也正源源不断地投入中国网络公司。毋庸置疑,类似这样融资、筹资渠道将大批外国资本直接进入中国的信息传播领域,最终改变这些传媒公司的运营和管理机制。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尤其是私有经济、集体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比重进一步扩大,私有资本、集体资本甚至外国资本入股或者控股某些传媒的机制的出现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新闻、信息传播领域,为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媒体与媒体、企业与媒体之间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战略性并构、重组将成为媒体企业的经常现象。

并且,除了新兴的网络传媒很容易做到“让中国走向世界”和“让世界走向中国”外,中国传统的新闻媒体也将更多地走出国门,早在几年前,上海的《新民晚报》就办到了美国,发行了北美版。那时候我们还只是在讨论“入关”问题,现在“入世”在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既然我们可以把报纸办到美国,为什么别人不可以把传媒办到中国？为什么外国传媒不可以在中国招聘本土专职或兼职记者和摄影师？这是否意味着更加激烈的新闻、信息传播领域的竞争？

问题还不止这些,假如外国媒体可以进入中国经营,当然外资图片、影像销售代理企业也无疑可以在中国安营扎寨,中国的影像信息传播和图片市场的竞争将更趋激烈。

四、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