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改革

司法部改革（精选8篇）

司法部改革 篇1

一、正确认识司法腐败的含义

司法公正一直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价值目标，许多 政治 家和仁人志士、专家学者，都曾为寻觅和实现司法公正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千百年来，司法公正一直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话题。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工作的永恒主题，也是全社会的价值取向。社会对司法机关的期望，是司法机关的价值取向和工作目标。有些人认为，凡是法院错判就是司法不公正，凡是不公正就是司法腐败，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尽管公正是人们的主观判断，公正作为人们的价值追求，它不但与人的主观需要相关，而且它还与客体的客观属性相联系。对于凡是法官没有利用审判职权谋取私利的，而是由于法官认识错误或者业务水平不高造成所办案件错误的，都不是司法腐败。反过来说，如果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收取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即使判决结果是正确的，也属于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当之无愧”是司法公正的头号敌人。在各种腐败当中，司法腐败的实际危害性最大，也最令老百姓痛恨。法官是掌握审判权的人，是社会正义和公信的守护者。司法是社会正常秩序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司法一旦与腐败结缘，社会秩序就会陷入不公、不正、不义之中，失去了健康有序，失去了公平正义。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我们的反腐败矛头应毫不犹豫直指司法腐败。“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 问题，这些寄生于权力土壤的司法，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有许许多多的表现形式，但最主要的 内容 是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或权官交易）、权色交易和权力对司法的干涉。其实质不是出于对 法律 的忠诚，而是以权谋私、对于既得利益进行权衡，徇私枉法、贪赃枉法的结果。

二、司法腐败的来源。

第一某些领导干部借着手中掌握的党、政权力，对触及本部门或者个人或者亲属的利益向司法机关发号司令，在法律面前搞特殊化，向司法机关的领导施加压力，干扰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致使司法发生扭曲变形，而走向腐败，这是最大的司法腐败行为，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一般人是奈之如何。第二在我们的司法队伍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人为了某些 经济 利益，丧失法律的原则，徇私枉法、贪赃枉法。第三社会外部司法环境的恶化，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人，现在只要案件一进来，就想方设法托人说情，有几个案件没有“人”找过？甚至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没有托人说情是不正常的。如果没有人说情好象就不正常。

三、要健全完善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

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不仅司法机关应当重视，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司法公正问题。健全完善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主要应加强和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建立一支高素质职业化法官队伍

1、建设一支适应司法公正要求的司法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司法队伍素质不高，是出现司法不公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面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执行法律的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其中的素质包括了法律专业知识的缺乏和政治道德素质的欠缺及法官执法的社会环境。我们抓法官职业道德，抓法官行为规范，抓法院廉政建设，就是要从思想 教育 和制度建设等方面防止出现司法腐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就是要提高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法官要有崇高的思想境界，要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做到自尊、自爱、自重、自警、自省、自强；要有良好的精神风貌。清贫面前不眼红，困难面前不动摇，挫折面前不低头，待遇面前不攀比，责任面前不推诿，成绩面前不骄傲，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尽职尽责；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要一心为公，摒弃私心杂念。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警惕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远离低级庸俗；要有强烈的法制观念。要勤学法，学透法，守好法，用准法，摒弃“人比法高”、“权比法大”、“钱比法灵”、“情比法重”等陈旧观念。坚决不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真正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法，实实在在为百姓祛邪气、惩丑恶、扬正气。

2、法官要树正气

众所周知，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天使”。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弘扬正气是法官神圣的职责，除恶压邪、为民解难是其义不容辞的义务。正气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正大光明，公正无私，正直坦荡，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秉承正义。倘若法官不讲正气，是非就无法评判，曲直就失去标准，公平就没有尺度，正义就无处伸张，邪恶就势必蔓延。只有讲正气的法官，才能不为金钱所驱使，不为名利所惑，不为酒色所诱惑，不为人情所动，不为权势所迫，不为腐败所奴役。才能真正廉洁奉公、执法如山。才能真正让百姓放心，使人民满意。

（二）健全完善司法公正保障机制

要遏制司法腐败现象，关键是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建立分工合理的司法机构、司法监督机制和司法保障机制，司法腐败将会得到有效遏制，司法公正就会大步向前迈进，靠制度才能治本，从制度上设计出符合 时代 的保障机制。

司法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般都认为主要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重点又是各级各部门领导的干预。应该说这种干预是比较普遍的，法院、法官长期工作、生活在一定区域，形成了许多关系包围着法院和法官，司法活动不可能完全摆脱它们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你只要求法官“中立”、“公正”、“刚直不阿”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

1、实现法官的独立

司法部改革 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条法治道路, 这条道路既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法制”, 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特色”主要体现为: (1) 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社会属性, 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 (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政治保障,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功绩所决定的; (3) 这条法治道路是将“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的一条法治道路,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而法律在我国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意志的, 这条法治道路统一于人民民主, 旨在充分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的权利; (4) 这条法治道路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扬弃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法治文明成果而形成的一条法治道路, 因此我们的法治道路既有重视“情理法统一”的色彩, 也有注重“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的趋势。在司法领域, 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司法机关尊重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并重等。

二、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的内在关系

司法改革与司法规律关系密切,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体现, 当司法实践的发展需要变革一些司法制度时, 司法规律就在无形之中支配着司法改革。而司法规律对司法改革有着方向标的意义, 司法改革必须遵循司法规律, 违背司法规律的司法改革难以取得良好成效, 尊重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一)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

司法改革的发生是伴随着司法体系内部矛盾和司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变化而发生的。司法规律要求司法活动必须符合时代之发展要求, 当司法活动不能实现司法公正之目标时, 就需要改革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设计。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司法改革是司法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

(二) 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依据。

司法规律具有客观性、必然性,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司法改革要尊重实践, 要参照司法规律, 绝对不能纯粹“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在司法改革过程中, 司法规律是一个重要依据。

(三) 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遵循司法规律。

中国司法改革的不竭动力不是理论探讨, 只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需求才是司法改革、政策变迁与法治建构的核心变量与最重要的驱动力。而司法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否尊重了中国国情下的司法基本规律, 是否尊重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现实。

(四) 司法规律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标。

司法改革不是茫然的改革, 而是朝着回归司法本位的方向, 司法规律就是司法改革的方向标。司法规律支配下的司法权属于国家, 是中央事权, 是按照司法自身的属性在运行, 不会出现“地方化”“行政化”等情形, 司法改革就是要朝着遵守司法规律的方向改革。

三、司法规律视域下司法改革的现状与完善

(一) 司法规律检视下的司法改革现状

1.“司法行政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规律要求的是司法发挥司法而非行政应有的价值, “让司法的回归司法, 行政的归行政。”不可否认, 从我国法院设置、法官级别设置到法院权力之运行无不带有行政化色彩。本轮司法改革最突出特色是”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 这被认为是剑指“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色彩浓重带来的不仅仅是司法的错位, 更严重的是产生的冤假错案及其带来的群体性价值迷失。

2.“司法地方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权的地方化使得审判权行使过程中容易受到地方党政机关的不当影响、干预甚至操控, 作为审判组织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有时需要请示上级法院或层层报批来抵御这种压力。本轮司法改革推动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管, 这项举措在理论上的初衷在于去地方化, 但是再在实践中或许会加剧地方化的隐忧。

3. 司法公开与司法规律

司法公开是确保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司法改革中关于司法公开的范围尚且有限, 对于司法公正所需要的公开化远远不够。司法公开是为了确保公众更好的监督, 监督的缺失必然导致公正的折扣。王晨光教授认为“司法权的专属性、定纷止争的功能和追求正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活动必然要遵循司法公开的原则;其内在规律也揭示了司法公开的必然性。”

4. 司法职权配置科学化与司法规律

“司法既无强制, 又无意志, 只有判断, 且为实施其判断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司法权的配置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权的运行及其结果。目前司法实践中中国尚未真正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现代司法体制, 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是“流水作业”, 未真正实现“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权力制衡原则”“避免利益冲突原则”。审判管理和司法行政管理中对司法规律的把握和遵循还不够。

5. 司法职业化、民主化与司法规律

近年来的两种司法改革路径中“侧重解决问题的”主张司法应该民主化, 以“马锡武审判方式”为历史蓝本, 以法庭下乡为现实样本;侧重“按司法规律办事的”则主张司法应该职业化。司法改革的现状中关于司法队伍职业化进程也是在不断推进的, 此前退伍军人转业进法院的现象已经得到纠偏。对于司法民主化是否有违司法规律, 笔者以为应该辩证看待, 司法民主化不等于司法的政治化和去专业化, 更不等于一味的迎合民众司法情绪而丧失司法应有的理性, 从这个层面讲, 司法民主并不违背司法规律。

6. 司法能动与司法规律

在和谐司法的呼声中, 在问题导向大和解的背景下, 中国司法改革中曾一度出现了“能动司法”的动态。能动司法观是改革者为了解决转型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司法资源匮乏的张力而提出的, 初衷在于司法机关积极主动甚至提前介入矛盾纠纷以更好的化解纠纷、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殊不知中国的能动司法在实践中被变异为“司法盲动”“司法乱动”“司法权的滥用”等现象。显然这是有违司法被动性的。也正是因为有违司法规律, 司法能动在中国司法改革的阵地中仅仅是昙花一现。

(二) 辩证对待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

司法规律对司法改革的要求还体现在:辩证对待司法与行政、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 不能本末倒置。司法规律要求实现的是司法与行政各归其位, 各司其职。司法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桥头堡, 重大行政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司法改革的目标在一国往往与该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改革目标的行政化, 比如司法改革是否应该以“服务大局”为首要目标,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司法就应该作出“司法大和解”的现实回应, 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在司法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关系中, 我们应该看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势必会影响到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改革的深化也会带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司法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重要体现。一切行政改革应该法治化, 一切司法改革的推进则不应该行政化, 行政化的司法改革本身就难以祛除司法行政化的诟病, 权威与公正更是无从确保。

(三) 司法规律前提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建议

司法规律对于司法改革成败得失意义重大, 基于中国当前司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今后应该遵循司法规律深化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笔者以为, 司法规律前提下的司法体制改革应该从以下着手:

1. 司法规律与中国特色相统一

司法规律具有普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区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司法规律不仅仅适合西方国家, 它也应该适用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司法规律在中国的不适用或变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更好的保障司法人权价值目标的实现。中国传统的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应该得到改革, 行政权高于或大于司法权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司法的特色, 遵循司法规律, 今后应该处理好的中国特色是: (1) 积极改变党对司法的领导方式, 破除“党大与法大”的理论陷阱; (2) 做强做大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祛除人大的个案监督; (3) 破解“维权”与“维稳”的对立, 促进权利保障前提下的社会稳定; (4) 努力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 减少“信访不信法”的怪象。

2. 司法体制与行政体制相一致

我国单一制的国体决定了不可能存在西方三权分立与制约平衡,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自然不会存在西方的那种绝对的司法独立。遵循司法规律下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是违背本国国体与政体的改革, 而是在尊重现行国体与政体的前提下, 逐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也不是“头痛医头, 脚疼医脚”, 而是在科学理性的顶层设计之下, 改革那些不适应时代发展、不适应人民之需、不符合司法价值与属性的具体制度。

3. 司法模式与司法规律相统一

司法模式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是不同的, 中国的司法模式更类似大陆法系, 带有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线条流畅、诉讼效率高。这样一种诉讼模式并不意味着与司法规律相冲突, 司法在实践中应该追求效率与公正, 以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为例,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当是一种具有较高诉讼效率的诉讼架构, 只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程序能够得到切实遵守, 完全可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高效率, 根本没必要搞普通程序简易审这种不伦不类的改革。”因此,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应该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更应给本国司法模式以关怀, 将本国司法模式与司法规律有机统一起来。

4. 把握并遵循法治规律

司法是法治的关键环节, 司法的改革必须遵循国家治理与法治发展和运行规律。具体而言,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要遵循以下三个基本的规律: (1) 要遵循国家治理规律, 理性把握法治的作用和功能, 将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2) 要遵循法治发展规律, 做到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造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相结合。 (3) 要遵循法治的运行规律, 合理配置法治主体的结构, 努力提高法治结构的功能, 积极推进法治功能的强化和转化。

四、结语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不是中国封建法制的延续, 不是本土资源的沿袭, 更不是西方法治的完全移植, 同样, 中国的司法改革不会完全参照西方来改革, 更不会以封建法制为皈依。中国的历次司法改革, 改革内容越来越多, 程度在不断深化, 而本轮司法改革不单单是问题导向, 也不是纯粹的遵循司法规律, 而是将中国特色的国情与司法规律有机统一, 这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真正需求。司法规律检视下的中国司法体制仍旧存在问题,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 中国司法体制将会日趋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司法独立与民事司法改革 篇3

关键词 司法独立 民事司法改革

一、司法独立的理论价值——司法独立的内涵，司法独立对法律运作的价值

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司法独立已被确立为西方国家司法实践重要原则之一。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法学界、司法界在司法独立上逐渐达成了共识，但我国目前关于司法独立的相关规定并不完善。

现在学术界认为司法独立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意义；一是从司法权力的层面上来看，司法权力相对国家其它权力独立，根据宪法和组织法，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收任何行政机构和个人的干预，其审判结果对法院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社会其他个人和组织液有尊重这一结果的义务。；二是从司法裁判的层面上来看，法官要在当事人面前保持中立，独立自主地对案件进行审判，这不仅是独立于当事人双方，而且独立于法院内部其他法官和工人员，其他法官和工作人员除工作上必须的谈论外不得对审判法官的判决私下评论。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只依照法律和事实，不得夹杂不必要的人情。三是从法院的组成上看，司法独立要求上级法院于下级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相互独立，上级法院不得肆意干涉下级法院的审判，认为下院的行为有违法或不合理之处，可以以审判监督和二审再审程序解决。司法独立在对外的价值则是让司法不受到其它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干预，保证国家内部的司法公正。

司法独立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而司法公正则是司法独立的价值目标。司法能维护法律的最高权威，然而在通过司法维护法律的权威的过程中并不能靠强制，而是需要严格执行现有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的公正，而司法独立这是这些的前提条件。司法独立不仅能保护国内司法不受其他国家的干预还能约束行政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司法独立能将国家权力合理配置还能为实现法治国家打造基础。

二、我国民事司法独立的实践探索——从法制史看司法独立在民事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司法独立”一词在中国出现时晚清时期，虽然我国古代也有司法实践，但是古代司法与行政权是不独立的，一方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当地的司法长官，负责域内大小案件，县丞之内的副职在其领导下主要负责司法。而西学东渐，西方法律思想也传到中国，戊戌变法就要求放君权，增民权，司法权有条件的独立。孙中山先生在三权分立的思想上提出五权分治，主张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等相独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收上级官厅之干涉。实行法官责任终身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改运动结束，国家政权逐渐稳定，司法独立原则在54宪法中得以确立。法院组织法随后颁布实施，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相继建立，新中国司法步入轨道，也推动力法学教育的发展。然而在十年文革中，原有司法体制被破坏，法律虚无统治着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拨乱反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要将社会各项事业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法治建设更显重要，司法独立也日显突出。82宪法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法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分别用独立条款确立的司法独立原则。

法治建设不能仅仅依靠法律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司法实践的操作，我国司法独立还面临着严重的问题，突出的表现为司法机构并未完全独立，虽然宪法和几大基本法相继确立司法独立原则，但是由于规定的局限性和特有的政治环境，使得司法机关在党政机关面前显得无可奈何。其次是法官个人并不独立，由于每个法官个体都必须依赖于本法院，出于对院领导的尊敬或其他感情，也是考虑自身利益的需要，他們在审判中不可避免的参考甚至听从领导者的意见。再者，司法机关受社会舆论影响较大，一个普通的案件如果经报道，社会舆论就有可能影响法官的审判，甚至案件会被一改再改。这些都暴露了司法独立面临的问题不是个别问题，是整个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进行司法改革。下面着重从民事司法改革来阐释司法改革对司法独立的作用。

三、民事司法改革独立性追求——审判委员会制度，陪审制度的完善

如前文所述，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目前我国司法独立面临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更好的保证司法独立，就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要解决法官独立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今年来审委会的存废之争凸显了该制度存在的问题，审委会的组成多是法院中的干部层和资历较深的法官，他们的综合素质可能是比办案法官高，也的确起到集思广益，民主法治的朱勇，但是由于审委会的决定审判庭必须听取，但对此负责的是审判庭成员，这种后台不负责的操作使得审判庭法官陷入尴尬境地，笔者认为审委会审委会存在是必要的，符合中国国情，但是其本身必须进行改革，由后台走向前台，对其评议的案件负责才能真正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另外呼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借鉴判例法国家建立案例指导制度，逐步规范案件审判量刑幅度，在司法实践中最高院每年以年鉴形式发行的指导性案件对地方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是有指导意义的，能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这些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官独立，要实现法官独立就必须从人事任免制度下手，建立以业务法官为主，法院政务工作为之服务的人事体制。同时建立错案终身责任制。

综上所述，司法独立是民事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和趋势要求，民事司法改革是解决司法独立面临的问题的良好途径，用司法独立执导改革，在改革中实现司法独立，对完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夏萍.论我国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平衡[D].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2]夏炎.论公众舆论与司法裁决的关系[D]. 吉林大学， 2011.

[3]凌永兴.民事司法改革与理想的诉讼效率[J]. 人民司法， 2006（09）.

[4]葛玲.从法院面临的困境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兼谈法院功能的定位[J]. 法律适用，2006（06）.

司法部改革 篇4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就“加强人大监督推进司法改革”的话题专访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司法室主任李益前。

李益前主任介绍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1]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设立，主任委员由时任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兼任。这一专门委员会联系部门之多、任务之繁、压力之大，在各个专门委员会中尤为突出，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异常关注。岁月荏苒，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6届任期，工作历经沧桑。李益前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机构供职20多年，从第六届到第八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第九届至第十一届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工作。期间，有两件事情使他难以忘怀：一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其卸任前1年召开的委员长会议部署了3个议题：人大及其机构的内部设置，加强人大代表的工作，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请陈丕显副委员长主持调研如何加强对于法律实施的监督，选调4个工作人员到四川省重庆市、武汉市、湖北省等地调研后拟出了1份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有些要点后来写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得以大会表决通过。当时，推动了人大工作，特别是在地方人大工作中注入了一股活力。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委员一当选，就非常重视了解这一方面的进展情况，并向习仲勋副委员长汇报。二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重视强力部门的职能建设，形成合力抓住对于司法方面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放开手脚尽心尽力不辞劳苦扎扎实实，做好前期准备和后期追踪落实的工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着力推进加强对于检察、审判工作的监督做出了贡献积累了经验，也推动了地方人大的相应监督工作。

李益前主任表示，在立法与监督工作中，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发挥了其自身应该承担的职能。它按照专门委员会的分工联系着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序列中的监察、民政、人事、劳动、编制办以及公安、安全、司法行政等部委办，国家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还有工、青、妇、社团等，范围广泛。不言而喻，涉及这些领域的法律制定、修改及对其实施情况的监督，任务十分重大，工作及其复杂。值得一提的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五年任期的工作报告，获得了常委会的全票通过，这在前五届工作中是一个亮点。

经验与总结

对于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工作，每一届都有各自的总结，经验十分丰富。但是，引起一般人关心的可能有两点：

1、敢于硬碰硬――对于监督对象中的强力部门与非强力部门，一视同仁、针对性强、敢于监督，收效明显。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如何发挥作用？由其产生并向其负责的政府、法院、检察院实际工作的效率如何，即在司法、执法中做得怎么样？如何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把握住社会动态？又是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于一府两院监督？使这些机关不能懈怠，不敢懈怠，能够健康有效地运转，以追求不断增强我们国家的国力，有力度地改善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提高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毋庸讳言，对此人大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的工作十分重要，需要大胆的工作气魄，敢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和精细的组织能力。

硬碰硬，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其深入的一层意思包括：敢于对强力部门的工作实施监督，如九届全国人大期间的听取制止刑讯逼供、执行难（法律白条）、超期羁押超审限专题汇报，直接涉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业务工作。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使监督取得了成效。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机关增加经费、增加编制的提议，则是支持其要求的调研，不是这些机关本身职能工作，是涉及预算、编制方面的工作。如从人大立法、决定、监督、人事任免4权划分来看，后者属行使决定权，而不是监督权。再次，每届任期中着力点，有的多是注重检查非强力部门领域的法律实施情况。当然，有关公务员，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的单项法律制定修改实施，也是属于内务司法委员会涉及的重要工作。这三个方面，前任5届中多数在后两个方面，投入精力、花费时间最多。反之，涉及强力部门的法律，虽然既有实体法又有程序法，还有组织法，也有单项法，涉及民事、刑事、行政各个领域，而内务司法委员会为常委会行使这方面的监督权力所做的前期工作，着力却较为薄弱。质言之，长期以来，公检法司法行政机关之间主要是依靠其法定相互监督程序来制约，而接受来自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常常仅是每次大会期间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2、自身严守法――对于自身建设，发挥委员会制度的作用，实行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善于监督，威慑力强。专门委员会是委员制，不是行政领导体制。这种制度是人大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权力的行使是会议决定问题。人大专门委员会的运作也是应该坚持集体行使权力、会议决定问题。这一制度坚持好的时候，凝聚力强，专门委员会就能协助常委会做好更多的工作；反之，效力就弱。这一制度坚持得好坏，外因与大气候相关，内因反映着主任委员素质――经历、协调能力、民主法制观念。制度，还是要由人来执行。在人大工作者，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有严格守法的观念。其法制观念强弱的裁判官是时间老人，不是其自身的总结报告。

改善司法环境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两院报告失票在500票左右（2983位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会议的是2910人）[2]，反映出广大公民对于检察工作、审判工作应严格地依法行使权力，所寄予的殷切期待。司法工作中不足包括依然存在着告状无门，冤假错案得不到及时纠正。求助无门反映了一个严峻事实：在正当的途径被堵塞后，其最直接的后果是为有权者开启了腐败之门。在一些地区打官司，不去找法律依据，而是靠找人。请律师，不问他尽职不尽职，责任心如何，对法律熟悉的情况怎么样，而是看他与当权者有没有“铁”的私交。公职人员中常常见到的是：要办成事，讲究是哪一个领导批示，不讲依法办事；讲究比较职务大小进退得失，自己在其中能谋到多少利益，不讲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认真工作、在其位谋其事、敢于负责、尽心尽责。越来越庞大的体系中有不少公务员变成官老爷，某些国家机关变成了权与钱交易的商场。这一现象确实不能使人再容忍了，对于其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必须铲除！司法改革，首要的是应消除有法不依、滥用权力，肆意扩大自身权力而不受制约的现象。要正本清源，从关键处着力，义无反顾，改善司法环境。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凡属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 [3]，也就是说，改革要依法；重大改革，必须立法在前，依法推进。如具体到司法方面来说，这既是对于过去司法改革的科学总结与中肯评价，也是就社会不断提高对司法工作要求的回应，为改革指明前进方向。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不严格依法办事而使人痛心疾首。36年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做出了国家向改革开放转变的决策，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给了中国人以振奋和期望。人们给这一决策投了前所未有的赞成票！36年来，我们付出了努力，取得了波浪式推进。波浪，即有起有伏、有进有退。总的来看，是在向前推进，但是，与人们的期望值相比较，存在较大的差距。对1978年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推进现状，总体上还难以令人满意：时过境迁，看一看，是不是还存在政令不出中南海，法律不出大会堂的现象呢？比一比，国家机关民主气氛是不是浓了，工作作风是不是好了？还是衙门大了、级别上去了、围墙高了、机构庞杂了、环节重叠了、繁文缛节使人昏昏的东西多了、官僚作风长了？查一查，?w错假案发生几率降低了多少？有些问题或许要等后人去做出评价。

必须提高社会对于司法的信任度，就应该改善司法环境。对此，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认识必须深化：

1、司法工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公民、政府、社会组织、法人通过诉讼活动，追求自身权益的保障与社会公平，把法院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想法可以理解。当前实际情况，法院还不可能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审判职能只能解决其相关问题，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法院如果想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于一身――外揽立法职能，内用行政运作，恐怕在现有人员基数上、现有资金投入基数上都再翻一番，报告做得再好，也难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更多的赞成票。一个人太胖了，行动难以敏捷。审判机关没有健康的内部机制，混淆审判职能属性，要履行好国家的审判职能，则欲速达而不就。如以下3个方面，法律规定明确，但长期难以变现。

①非立法机关，不能侵犯立法权。现在的情况是，人民大会堂通过的法律好像是一纸空文，没有行政或者司法机关的全面逐一阐述，即“司法解释”，下级职能机关就不能去执行。因此，我国音像媒体、新闻大报往往把“司法解释”出台，称之为新法颁布实施，真是无可指责！比如说，自由刑的幅度与适用只能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质言之，这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限，其它机关无权分享，有的机关却想绕过去而取代之。司法系统，公、检、法、司法、安全，各个机关都配备着强大的研究力量，难道非要用在逐字逐句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进行阐释的“司法解释”上不可吗？如果致力于从法律实施的具体个案中筛选出典型、认识易出偏差、有指导意义的问题，进行答复或点评后加以编撰，这种司法解释无论对于立法者进行立法解释、修订法律，还是对于这些机关本身行使职能，以及对于社会、对于案件当事人，都是善莫大焉。

②四级法院坚持审级制，而不要搞成违法的上下级领导体制。现在向上一级法院请示汇报具体案件做法屡禁不止，使二审制流于形式。也许这是对经济保障掣肘论的一个悖论，但是，提出来还是有实际意义。

③在某个法院内部，对于审判工作职能行使要适应审判工作的规律，发挥法官的主动性、严格法官的责任心。受诟病的是对判决结果做决策的人不参加审理案件，审理案件的人无权做出自己确信的判决结果。现在，审判运行机制行政化倾向比较明显。有人说，有的大法官没有审理过一个具体案件，这不是笑话，而是真实、现实。他们却握有对于具体案件如何判决的指导、决定权，其危害性显而易见。

李益前主任说，至于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则可能要从立法方面根据实践经验进一步明确。这其中有法律规定方面应该探讨的问题，也有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合理操作或者违背规定操作的问题。

2、司法公正，就是行使权力合法，科学认定事实，严格遵循法律评判事实。法律没有规定并授予的，任何人任何单位无权行使公权。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强调按照宪法法律规定，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办理案件应该程序严格，使法律事实与事件客观事实的真相科学统一。今天，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可以看到，表面上法律事实清楚，实际上，有可能在割断事实，取其所用，一叶障目。其原因，则是非常复杂。三十几年前，李益前在偏远山区通过录音带听老师讲法律课时说到：“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因此有专家说，讲司法公正，必须讲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很有道理、很有针对性，因为二者间有因果关系。有必要重复的是：司法公正，应该是程序的合法和严密，同时是法律要件与事件真相的高度统一。科学、准确地认定事实，娴熟、严格地适用法律条文。

再审次数与“有错必纠”。有错必纠，无论是过了多少年都应纠错，确实必须。当然，事过时移，会发生不少变化。这些变化包括证据的灭失，认识的变化，法律的变化，经济态势、政治环境的变化。刑事案件的死刑错判，经济案件的判处不当，确实会造成无法再挽回的损失。对死刑判决，国家已经引起高度重视。但是，对于经济案件、民事纠纷案件，有些人、有些公司法人借助司法力量将关系人整垮，从中取利，则常见不鲜。有的人不善于去搞企业经营，倒是从打官司中悟出了驾驭司法资源可以发财的捷径。

应该不断推进立法工作改革和权力机关对于司法工作的监督

1、立法调节的度。在立法方面，法律体系形成，只是法治社会的一个标志，不一定是其全部，不代表法治社会的全部要求。认为法律万能，脱离规律，立法过度、干预过多，不利于社会发展，甚至会窒息社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能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宪法、法律相抵触。立法权，应该由立法机关独享，如果认为法越多越好，行政、司法机关同时享有立法权，必然会造成立法、司法、执法的混乱，会引起法律之间的冲突、架空法律、法律虚无。一旦法律可有可无，无法无天，社会就走向了混乱的绝境。

2、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不同于上下级政府间的关系。我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此，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来看，应该加强对于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遵循和实施法律方面的监督，预防其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自行使用公权力。对于其行为与法律相悖的情况，不能仅仅沿袭依靠其自身去纠正的做法。同时，也要注意防止越级向下检查，缺乏法律依据来对下级进行监督――“你有病，我来吃药”，是在做耗费资财和人力资源的无济于事的表面文章。

3、立法要注重可操作性，压缩授权空间，防止非立法机关侵犯立法权的行为。李益前主任指出，对于司法工作的监督，人们常常提及的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六届期间发生并得以依法纠正的三律师案；七届期间的乡镇长选举案；八届期间的沈阳市朝阳区区长“受贿8000元”案；九届期间的听取专题汇报，制止刑讯逼供、执行难（法律白条）、超期羁押超审限；十届、十一届扩充了人大信访机构。应该说，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于司法不公、没有严格依法办事，完全可以依法得以纠正。监督形式，贵在坚持，不宜一味去追求“创新”。

●注释

[1 ]1988年3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2 ]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赞成2425票；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赞成2402票

司法体制改革 篇5

发表时间:2014-10-29 8:25:50 内容来源:新京报 浏览:3 上传:0 作者: 全文(共2页)

■ 说明

司法不公问题十分突出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因此，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司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这次全会决定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础上对保障司法公正作出了更深入的部署。

加强公共利益保护

现在，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主要是依法查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范围相对比较窄。而实际情况是，行政违法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乱作为、不作为。

全会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作出这项规定，目的就是要使检察机关对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及时提出建议并督促其纠正。这项改革可以从建立督促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等入手。

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如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由于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使其没有也无法提起公益诉讼，导致违法行政行为缺乏有效司法监督，不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以审判为中心避免冤假错案

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对法庭审判重视不够，常常出现一些关键证据没有收集或者没有依法收集，进入庭审的案件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审判无法顺利进行。

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项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

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二）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明确司法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

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

（三）推进严格司法。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四）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

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

（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

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实行诉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

（六）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司法机关要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防止利益输送。

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 说明

跨行政区划设法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行政诉讼出现，跨行政区划乃至跨境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导致法院所在地有关部门和领导越来越关注案件处理，甚至利用职权和关系插手案件处理，造成相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现象，不利于平等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独立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公正实施。

全会决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

建巡回法庭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增多，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大量案件涌入最高人民法院，导致审判接访压力增大，息诉罢访难度增加，不利于最高人民法院发挥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工作职能，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不利于方便当事人诉讼。

全会决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这样做，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

反思司法改革 篇6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一项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工程。建设一个权威而公正的司法制度，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条件，是公民权利免受非法侵害的重要屏障和受到非法侵害时获得救济的有效而最后的途径，也是立法和行政武断、短视、偏差不可愈越的阻碍。当前，没有权威而又不公正的司法，已经严重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使群众看不到法治的好处，从而逐渐丧失对法治的信心和追求，也给那些肆意破坏法治的人以借口：以其你胡来，还不如我胡来。因此，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近年来，各方面为推进司法改革作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可以说，“司法改革”已成为目前法学界的`强势话语。但总体上讲，司法改革似乎有些内冷外热、上冷下热，虽然学界沸沸扬扬，声势很大，但实际进展却非常缓慢和有限，甚至可以说真正意义的司法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始。究其原因，是推进司法改革的思路很值得认真反思。

一、谁是司法改革的推动者：立法?司法?民众?

司法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改革实际上是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不开立法、司法、民众各个方面的参与。

立法的优势是拥有丰富的权力资源，既有制度创设权，又有物质分配权，可以调动强大力量来推进司法改革，但有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对社会改革要求的反应比较迟缓。因为任何一项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的决定，必须先有社会共识，在对一件新事物还没有形成社会共识之前，试图依靠民主作出决定，是比较困难的，这是民主比较不易走极端和较少失误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形成社会共识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立法对社会改革愿望的回应往往比较滞后。二是对推进司法改革缺乏内在动力。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落实和推进司法独立，但司法独立的落实，既有利于立法、司法共同制衡行政专横，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立法对司法的影响，因此，立法在司法改革方面总是显得犹豫不决，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还没有严重到威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时，往往缺乏进行改革的内在动力。三是对如何推进司法改革缺乏理性认知。司法制度是一项精巧而复杂的政治制度，需要在理性指引下精心设计，而这方面恰恰不是由民选产生的立法者之所长。

司法的优势是对如何进行司法改革有比较清晰的思路，对落实和推进司法独立等项改革，具有很强的内在动力，但也有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制度创新能力和可支配的资源十分有限。司法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由一个国家的国体、政体决定的，自己的命运难以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二是司法与司法改革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利益关系，存在角色冲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本性，在利益趋动下，司法自身对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比较热情，反之则缺乏热情，甚至抵制，致使司法改革难以深入。

包括学界在内的广大民众的优势是有进行改革的内在动力和舆论压力，因为民众是司法改革的最终、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最终、最大的受害者，因此，要求改革的愿望最强烈，可以形成强大的推动司法改革的舆论压力。但局限是民众的改革愿望必须经过整合才能发挥作用，任何单个的声音是形不成力量的，而整合过程往往会产生许多争吵、摩擦，使改革的声音消弥在无休止的争吵之中。

我国的司法改革需要哪些力量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需要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如果我们把司法制度比作一座桥，是社会通向公正之路必须经过的一座桥。由于这座桥建造时的情况跟现在有很大不同，加上年久失修，现已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有些部件甚至已经生锈、腐烂，有的群众过桥时跌了跤、受了伤，有的踩到腐烂部件掉到河里被淹死，因此急需维修。但维修涉及一系列问题，是大修?还是小修?甚至拆除重建?如果是小修，也许桥的管理部门自己就可以完成，但如果要大修，甚至拆除重建，仅靠管理部门显然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外部力量介入。同样，司法制度这座桥如果只是小修小改，司法机关自己就可以完成，比如提高法官素质、改进审判程序、甚至适当扩大司法管辖范围、建立有限的司

司法部改革 篇7

有关司法解释的含义, 我国相关的法学词典、法学教材以及专家学者都对此做出过不同的界定。在这里列出最为权威的一种界定:司法解释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 对有关具体运用法律的问题所做的一种解释或说明。司法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具体说来, 广义上的司法解释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对有关法律法规的问题所做的解释。而狭义上的司法解释仅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 对具体运用法律的问题做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解释, 又可分为审判解释、检察解释、审判检察联合解释。本文所指的司法解释皆指狭义上的司法解释。

二、我国司法解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现状

(一) 司法解释立法化色彩浓厚

当前, 我国司法解释日益朝着立法化方向发展, 这也已成为司法解释领域发展的普遍趋势。首先, 从我国法律解释的现状来看, 由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很大一部分司法解释, 皆脱离了案件的具体情况, 只是简单地依据原则进行的体系化解释, 并不能适用具体案例。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 基本上形成这样一种共识, 一部新颁布的法律, 其内容只要是有关各级人民法院判案的, 最高院均会相应的颁布一套与之有关的司法解释。再者, 司法解释的效力彰显了法定性。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司法解释对以下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都有极强的约束力。一般情况下, 各级法院在裁判案件时都会优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最后, 司法解释的起草方式凸显其立法色彩。最高人民法院在正式颁布一套司法解释之前, 都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该司法解释草案的具体内容, 以广泛的征求民意。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做法就是为了彰显司法公正, 使司法解释的内容不仅符合民意, 而且更加符合法理、情理、道理, 让公平正义的观念进一步深入到司法解释当中, 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正因为如此, 司法解释与之前的法律条文相比, 其在价值取向和利益调整方面更加偏向于立法意义的层面上, 跳出了其本身的价值取向范围, 转而将着眼点放在了立法上, 这显然与司法解释的最初价值相背离。

(二) 司法解释主体“多元化”、“混乱化”

对司法活动中如何具体运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是司法机关所独享的职能, 也是其行使司法权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司法解释的法源性、司法性以及指导性决定了司法解释之主体必须是最高国家司法机关。1981年,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就明确将我国司法解释权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这是两高获得司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决议》中还指出, 当两院对司法解释存在根本分歧时, 可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处理, 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人都无权进行干涉。然而在现实当中, 行政机关干预司法解释的现象仍存在。例如1998年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该规定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局、司法部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制定的。从其制定主体来看, 既有司法机关, 又有立法机关, 还有行政机关。这明显可以看出, 我国司法解释主体的混乱。

(三) 司法解释形式上繁琐冗杂, 内容上超出立法原意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都会向法院及检察院系统发布大量司法解释, 其形式包括意见、批复、答复、解答、通知、规定等。由于其表现形式较繁冗, 加之我国法律清理和编纂工作又迟滞不前, 以至于我国司法解释的形式与内容时常出现冲突抵触或重叠交叉的状况, 进而给法律修改工作带来困难, 也加剧了法律适用的难度。另外, 司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种, 应当严格依法进行解释, 且不得与立法原意相违背, 更不能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然而现实当中, 我国立法向来具有概括性和政策性, 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 就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 而司法解释主体自然而然的就担当起扩充解释的责任。一般情况下, 司法解释主体为了提高办案效率, 其在进行解释工作时难免会追求效率, 尽快决断, 而不会深入探讨立法原意等问题, 有时甚至会违背立法原意进行解释。

三、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重塑与完善

(一) 完善和健全立法解释体制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 而作为立法解释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立法解释的数量却较少。由于立法解释的缺失才导致司法机关大量的进行司法解释, 以至于有些司法解释甚至起到了立法解释的作用, 为了防止司法解释进一步的立法化, 我们应当对其进行完善与改进。首先, 可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置一个内部机构, 进行专门的立法解释, 并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反馈机制, 以听取群众的意见, 更加贴近现实。其次, 提高立法解释技术, 使其语言表述更加规范严谨, 尽可能不使用表述不清或容易产生歧义的立法解释。再次, 立法解释主体也要加强自身约束, 应当积极进行立法解释工作。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倾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要归结于立法解释主体的懈怠, 因此, 立法机关应积极履行职责, 以杜绝司法解释立法化的现象。

(二) 规范司法解释主体, 从多元化走向一元化

鉴于司法解释多元化导致的我国司法解释混乱的现象, 应当重新规范和确定司法解释主体。因此, 首先建议取消多机关联合解释的司法现状, 以杜绝行政机关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干预司法活动, 避免行政权介入司法权, 这样才能保证司法解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其次, 建议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司法解释缺少合法性依据,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院享有检察权和监督权, 并未明确赋予其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况且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和监督权, 其权力本质根本不同于司法解释权, 后者属于司法权的一种, 与检察监督权有本质上的差异。如果赋予检察机关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 这就相当于让运动员自己设立比赛规则。最后, 建议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设立一个专门进行司法解释的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其主要职能应当是审判, 然而实践当中, 其指导于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能几乎相当于行政机关的权力, 严重削弱了其审判职能。因此, 要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能进行调整, 尽量避免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大量的司法解释, 在始终坚持一个法院体系的前提下, 可以在最高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司法解释机构, 进一步的规范司法解释主体, 从多元化走向一元化。

(三) 规范司法解释形式, 完善司法解释程序

如上文所述, 由于我国当前的司法解释形式和名称具有多样性, 从而缺乏相应的规范性, 造成司法解释混乱的现象。因此, 本文认为应当根据解释内容的不同, 将名称统一为“规定”、“解释”、“批复”三种, 这样一来, 就方便了对司法解释的辨认, 也有利于高效的管理司法解释。另外, 司法解释还需要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程序以确保法律的合理适用, 这样才能体现司法解释的固有职能。除此之外, 立法机关也应当担负起对司法解释的监督职责, 司法解释应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再由专门的立法解释机关对其进行审查, 对于违法、违宪或越权的解释, 应责令其修改或撤销。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 保证司法解释符合立法原意。

摘要：现阶段,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 法律的适应性受到了挑战。因此, 在司法领域, 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 显得尤为重要。其中, 完善与重塑司法解释体制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它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文章首先从司法解释的含义入手, 进而指出我国司法解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现状, 最后针对这些问题, 尝试性地提出重塑与完善司法解释制度的一些构想。

关键词：司法改革,司法解释,重塑与完善

参考文献

[1]董嗥.司法解释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2]梁治平.法律解释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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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冲.论我国司法解释的不足与完善[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2 (04) .

司法部改革 篇8

什么是司法体制？ 我们绝大多数人把司法体制理解为司法制度。这并不准确，这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了那么多的司法制度，但司法公信力仍然不高的根源。体制和制度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中国古代有“体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中国古人大多从体裁、框架的角度来理解体制，如东汉末孔颖达为郑玄著的《诗谱·周颂》作的疏中写道 ：“然《鲁颂》之文， 尤类《小稚》， 比之《商颂》，体制又异” 。三国稽康著的《琴赋》中也有： “ 历世才士并为了赋颂， 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这里的体制就是体裁和框架。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体裁和框架，不能通用。比如，散文的体裁和框架就不能用来写论文。同样，不管什么国家的论文，都有相似的结构和框架，没有这些结构要素，就难以写作好的论文。论文如此，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相似的体制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司法，司法体制应当有如下特点：1.司法体制是司法的基本结构。所谓基本结构，是决定司法走向、司法制度和司法结果的结构。比如近期司改中推进的员额制，无疑具有合理性。但员额制能否促进司法公正，还要有良好的司法体制的保障。司法的某种共同性，决定了司法的基本结构具有普遍性、共同性，并构成了司法与政治、文化、经济体制等的不同。2.司法体制的性质与司法的目的有关。司法的目的是公正，司法体制必须具有正义性质，即保证司法活动能够通过司法体制实现司法正义。司法体制是约束司法活动使之实现司法正义的结构和构架。正是这一特点使司法体制与科学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区别开来。如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科学体制要着力于保障人们“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而民主政治虽然其目的也是正义，但民主政治实现正义的体制是通过保障公民的参来实现。3.司法体制的核心要素是确保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司法活动是否独立的体制性要素决定了司法的性质及其他司法制度的运行，不独立的的司法体制无论如何操作都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中国人所谓“体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个道理。

必须看到，司法体制的上述内容迄今还没有引起根本的重视。虽然我国宪法已对司法有明确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要求。但在实践中，宪法规定的我国司法的这一体制性要求和结构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通行于我国司法的体制性习惯是向领导负责，司法运行的框架是权力主导下的司法机制。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官们往往服从司法领导的意志，不少地方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都是领导的意志决定。特别是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存在，虽然设计者主观上是为了更好地办案，目前还要求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开会要有纪录、票决制度等，但在一个行政化、等级化为特点的司法系统，官本位的惯性力量要远远大于规范性制度的约束。在实践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某些案件尤其是那些重大、敏感案件，承办法官审理之后经常需要就审理情况向庭长、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汇报，并由这些有官职而未参与审理的特殊法官或者委员会作出最后的判决。二是某些特殊的案件，基本上是通过政法委由法院之外的某些机构决定，在这情况下，“事实”可能被“证明”出来，也能被“决定”出来，判决只是走走形式。由此导致中国司法机关出现了大量“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

另一方面，我国三轮十多年的司法体制改革，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司法体制。即使目前正在尝试的合议庭共同负责下的主任法官责任制等，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的体制要求仍有较大距离。其核心是对我司法官之公平正義的素质没有信心，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质疑。其实，司法官的素质是司法体制的产物。司法官的素养不好正是不好的司法体制的结果，岂能倒果为因，用结果来遏制原因的改革？

司法体制得不到改革的后果从两个方面特别表现出来。一是我国宪法对司法的“依法独立”原则长期被扭曲，我国主流司法理论认为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的原则，只适用于司法机关的整体，司法官个人是不适用的，即所谓“整体独立”的说法。[“西方国家所讲司法独立是法官个人的独立，……我国的司法独立是法院、检察院作为整体的独立，而不是作为个体的法官、检察官的独立”见陈光中：《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国特色司法独立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13 年第2 期。]。其实，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既包括司法机关整体行使独立司法权，也包括司法机关的司法组织和司法官个人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没有司法机关的个体和组织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司法机关整体独立行使司法权就不存在。因为整体要通过个体来体现，没有司法官个体的依法独立，岂能有司法机关整体的依法独立？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是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也是整体和个别、外部和内部的统一。必须指出，以整体取代或否认个体在思想方法上包含的价值导向是极为负面的。历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就把国家、集体的价值片面拔高到无限的高度，不仅大大限制了个人的发展，也严重扼杀了社会的进步。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指出，集体否认个体正是“中国社会从公元前3世纪直至20世纪就这样以相同的方式重复着。……它几乎不给个人以自由，因为个人被认为不能分辨哪些东西对自己有用。”[[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3版，第473页]

二是司法机关的依法独立原则长期受到司法以外因素的不当干扰，比如法院系统的“司法为民”。依法独立办案就是向法律负责。明明已经有法律而且规定也非常明确，为什么不严格依法办案？诚然，有时向法律负责与并不有利于一时一地的“民”，但这是法律的规定，是上升为法律的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更大范围的公平正义。不能因为一时一地与群众利益抵触，就破坏法律的权威，更不能以“司法为民”为理由不适用法律。如果法律和群众的利益不一致，应当通过法律的解释让群众理解法律的道理和正义性。何况民与民之间，民与商之间，民与官之间的争议有事都涉及到具体的利益，更要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为民”而排斥向法律负责，结果只能导致司法不公，侵害的是更大的人民利益和社会正义。同时，“司法为民”等导向在向法律负责之间挿入了一个原则或环节，这实际上变相在司法机关引入了一种先入价值，这对于要求依法独立审判的司法行为同样是不利的。依法独立的本质就是要排除各种干扰，使司法保持中立，除了法律，任何东西不能影响司法对法律的适用，更不能用其他价值破坏法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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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上述种种问题，导致我国司法至今仍然乱象群出。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综治委2015年还在定抓捕黄赌毒任务数（精确到2，491人）。[ 南都记者张东锋：湖南新化发文定综治抓捕任务数 回应称无强制性 载《南方都市报》2015年04月28日]为此，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理直壮地将目标对准向领导负责不向法律负责的司法体制，并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体现人民的广泛参与。十八届三中、四中会会都明确提到：“改革是人民的事业”、“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这意味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主体是人民，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应当体现广泛的人民参与。但从我国十多年的司法体制改革看，人民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人民群众所想的、所希望的和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之间有一定的隔阂，也是现行司法体制改革始终停留在“体制”之外的原因。司法公正是人民的要求，司法不公带来的伤害人民群众感受最深。司法体制改革中没有人民群众的声音不但不合理，也不公平。为此，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解决司法体制改革体现人民广泛参与的机制问题，能够让人民群众的意见真正变成司法体制改革的决定力量。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司法官向谁负责。必须以向法律负责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司法官只对法律负责是现代司法的本质要求。司法官只对法律负责是我国宪法规定明确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原则的司法逻辑。司法官对谁负责基本上决定了司法的性质和结果。司法官对法律负责，才会有司法公正； 司法官对领导负责，司法就不可能公正和有公信力。这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关键。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司法官办案向法律负责就是向人民负责。“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了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80-181页，]“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81页]而是属于法律和人民。反过来，司法官办案不向法律负责而向领导负责，在法理上和政治上是极不严肃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会会已经明确提出要解决地方化和行政化问题，其实质就是我们的司法官能不能向法律负责的问题，即要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从向上级负责的传统改变为向法律负责。由此才能全面有效地贯彻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的原则。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司法官向法律负责这一体制变革的严峻性。从向领导负责到向法律负责是中国司法真正的体制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官本位传统，而这种以官本位为特点的管理模式就是一种对上负责的传统。但司法系统具有完全不同于行政系统的依法独立的特点。在依法独立的原则下，司法官之解决纠纷是中立的裁判官，它不是官，不应用官的上命下从模式和习惯去对待司法官，更不允许司法官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唯领导的指示是从。法官唯一的上司是法律。法律是法官、检察官办案的唯一依据。古罗马正义女神的座右铭上就有“为了公平正义，哪怕天翻地覆”的格言。任何破坏司法公正的行为首先就是对司法向法律负责的原则的破坏。而当司法官不能向法律负责的时候，也就是司法公正受到冲击之时。所以，丹宁爵士说：法院“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秩序的地方，是最需要法律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转引自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 147页。]诚然，不同的国家，司法体制并不相同，依附在司法体制上的司法制度也不一样。但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时代，司法之體现民主和向法律负责的精神是相通的，否则司法就会背离民主法治的原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完全有理由也有政治道义在司法官向法律负责的体制创新方面做得更好。

（蒋德海，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