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法（共8篇）
一、法律确定性与灵活性的法哲学思潮 19世纪初期至中叶，欧洲大陆法学界被“概念法学”之阴影所笼罩。“概念法学”主要源自“德国古典法学”，以萨维尼、普希达和温德夏特等人为代表。“概念法学”认为法院判决是“法律严格之复印”，而法官则“是一部一切按照法律条文含义适用法律之机器”、“宣告法律语言之嘴巴”、“无能力或无意志自行左右自己之生物”。法官判决时，不能加入个人之“利益衡量”、“目的考量”或“价值判断”，仅得纯为逻辑的机械操作。例如，萨维尼主张任何法律问题皆可“依概念而计算”，为形式逻辑演绎之操作。法官的职责在于发现法律、适用法律，绝不容以自己的智慧来创造法律。普希达指出遇到任何法律问题，只需将有关“法律概念”纳入“法律准则”之中，依靠逻辑方法归纳演绎一番即可获得解答。温德夏特宣称法官的职责乃在根据法律所建立的概念，用逻辑推演。法官断案尽往“概念堆里”取之即已足够，无须在“法条”之外另寻他求。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概念法学”遭到了“自由法学”的激烈抨击。“自由法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的耶林和坎托罗维茨、奥地利的埃利希、法国的撒来和叶尼等。耶林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是指导未来法学的“导引之星”。因此，法官解释法律不能热衷于抽象的概念游戏，而忘却法律对实际社会生活所负的使命。坎托罗维茨认为法官不仅应该将法律条文应用于各个案件，而且应该在成文法有缺陷的情况下创造法律。埃利希认为每一种制定出来的规则从其本质上来说都是不完整的，而且一旦它被制定出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很快就变得过时了。因此，应该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自由地去发现法律。撒来认为法律固然应与社会并行进化，但同时亦不能忘却规范之本质，须求安定。故法律解释必须调和法律的进化性与安定性。叶尼指出人类创造之实证私法难以尽善尽美，必有许多法律漏洞，绝非如概念法学般以逻辑的演绎方法来补充，而应从法律之外科学、自由地探求“活的法律”加以补充。“概念法学”和“自由法学”的根本差异在于：(1)前者独尊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以法典为唯一法源；后者强调法律应为“科学之自由探索”，除法典外，实际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亦为法源，而且为真正的法源。(2)前者强调法律体系具有“逻辑的完足性”；后者认为法律有漏洞存在。(3)前者对于法律的解释偏重于形式逻辑的操作，排除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利益衡量及目的考量；后者强调活的法律之探求，法官对于具体案件除运用逻辑的演绎方法外，亦应为利益衡量及目的考量。(4)前者否定司法活动的造法功能；后者肯定司法活动的造法作用。(5)前者认为法学是一门纯粹理论的认识活动，法官无须为价值判断；后者认为法学除理论的认识活动外，亦兼具实践的性格，包括评价的因素在内。“概念法学”和“自由法学”的辩争催生了法律确定性和灵活性这对永恒矛盾。美国当代冲突法学家塞缪尼德斯教授说：“法律确定性与灵活性间的张力关系就像法律本身一样的古老”。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指出：“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两种正义要求之间的矛盾：法律一方面必须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灵活性，以适应不同情况的需要。”吼冲突法同样逃脱不了这一矛盾。所有国家的冲突法都受制于这一矛盾，并试图在这两个相互冲突但又必须同时获得的目标之间寻求平衡。欧美冲突法在寻求这种平衡的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轨迹。
二、美国冲突法：僵硬性规则一无规则一灵活性规则 美国曾经拥有一套虽没有得到成文法承认，但却具有成文法效力与影响的冲突法规则。这就是以比尔为报告员所撰成的美国《第一次冲突法重述》(1934年)。该“重述”认为冲突法的作用在于界定每个法律空间适用的范围，即就每一类法律关系决定哪个国家具有立法管辖权。根据法律的属地原则，每一
国家对于其境内实行的行为或发生的事实都具有立法管辖权。《重述》第121、122条规定：依婚姻举行地国法有效的婚姻，其他国家都应认为有效；依婚姻举行地国法无效的婚姻，其他国家都应认为无效。377条规定：侵权行为依侵权行为地国法律，但侵权行为地与数个国家存在联系时，则行为人对其侵权行为负责所必要的最后事件发生地为侵权行为地。如，甲在A国将有毒的糖果邮寄给在B国的乙，意图将乙杀死。乙在B国吃了该糖果后乘火车去E国。在火车到达C国时，乙因中毒而患病，结果在E国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重述，A、B、C、DN国对该侵权行为都具有立法管辖权，但应选择C国的立法管辖权，应适用C国法来决定受害人的亲属对甲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为C国是有毒糖果发生作用的地方。上述表明，《第一次冲突法重述》所倡导的法律选择标准是立法管辖权或法律秩序，而非相冲突的法律所体现的政策、案件的特殊性以及当事人争议的公平解决。这种法律选择规则带有浓厚的僵硬性和机械性的缺陷，因而成为美国冲突法革命的对象。20世纪50、60年代爆发的美国冲突法革命是将传统的冲突法体系彻底摧毁，而不是加以改革。激进的革命者柯里教授说：“冲突法规则没有用，也不能用。在试图运用这些规则时，我们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与其说是来源于这些规则本身不好，倒不如说是来源于我们拥有了这些规则。因此，如果去掉这些法律选择规则，我们岂不更好些。”柯里的观点反映了代表美国冲突法思想特征的强烈的“反规则”情绪。与学界一样，立法者也不愿涉足冲突法的“迷茫沼地”。他们回避冲突法，将法律选择和立法对立起来，并为自己的这种回避态度寻找辩护的机会。法院同样不信任规则，而是推崇所谓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明确指定准据法，而是规定法院在为具体案件设计临时解决方案时应考虑的因素和指导原则。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冲突法革命中所涌现出的各种新理论、新方法被看作是灵丹妙药，被认为是不需要规则的帮助，甚至不需要司法判例的帮助便能解决所有的冲突法问题。正如美国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冲突法开始变得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集，“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判决或解决方案都是独一无二的。” 20世纪末，天平逐渐发生倾斜。当针对具体案件设计的临时解决方法开始暴露其代价与危险时，对冲突法规则的不信任情绪也开始被驱散。即便是像卡佛斯这样的美国冲突法革命的领军人物，也开始对因革命造成的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而对革命失去了理想主义的幻想，重新认识到确立一定规则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优先原则”。另一位美国冲突法革命的主要人物里斯教授也宣称：“冲突法与其他法律领域一样，规则的确立同样具有客观性。”美国法学会发布的《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不仅仅是对冲突法规则的判例汇编，而更重要的是对绝对化的临时方法的排除。美国最有影响的法院纽约州上诉法院就“乘客法律冲突”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侵权冲突法规则。1992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通过了一部全面的冲突法法典，波多黎各自由联邦也尝试同样的立法。1993年美国法学会针对侵权与合同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了一套全面的冲突法规则，以供国会立法时参考。美国冲突法学者在1999年的冲突法年会上已经认识到编撰美国《第三次冲突法重述》的必要性，当代著名的冲突法学家塞缪尼德斯教授还就此提出了构建新型侵权冲突法规则的建议草案。美国近年来出现的这些新的冲突法规则，其最大特点是克服了传统规则的僵硬性和机械性，在传统规则中增加了不少弹性和灵活性。例如，新规则并不调整冲突法的所有领域，而是只调整已经充分研究的领域，对于未充分研究的领域留给冲突法的一般原则来规范。新规则也不规范案件涉及的所有问题，而是仅规范案件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如赔偿数额或损失分配问题。新规则还包含大量的例外条款，即在立法中明确赋予法官修正或回避依据冲突法规则指引应当适用的法律的权力。
三、欧洲冲突法：僵硬性规则——灵活性规则 欧洲冲突法经历了一场稳健的变革。传统的管辖权选择规则并不像美国那样被彻底抛弃，而是在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在欧洲，立法干预冲突法的变革是少见的，即使有也是经过了充分的辩论；司法对冲突法的修正也是谨慎的，并且充分尊重传统规则的存在价值。在“规则”与“方法”之间的选择问题上，欧洲国家压倒性地倾向于“规则”而非“方法”，因为所谓的“方法”与欧洲法律法典化的观念格格不入。但欧洲冲突法并未排斥法院的司法裁量权，相反，司法裁量权在新的冲突法立法中得到了大量的反映。在规则从确定性向灵活性过渡方面，欧洲冲突法采取了“可选择连结点”、“弹性连结点”和“例外条款”等立法工具。实现灵活性的一种方法是采取“可选择连结点”，即在冲突规则中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结点供法院或当事人选择。这种规则实质上是“结果选择规则”，因为它将法律选择限制在立法预先设定的特定结果之上，从而否定了法院或当事人选择导致立法预先设定结果的法律之外法律的自由。189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第19条规定，如果子女出生时依据规范母亲婚姻有效性的法律或夫妻任一方的属人法应赋予子女婚生地位，则该子女获得婚生地位。1987年的一项比利时法规定，符合领养夫妇国籍国法和比利时法中任何一个，都足以使与比利时具有稳定联系的当事人的领养行为在比利时境内有效。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44条规定，如果婚姻符合瑞士法或婚姻一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国法或其本国法中有关婚姻实质要件的规定，那么该婚姻即为有效。1961年海牙《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公约》规定，凡遗嘱处分在方式上符合下列各国内法的，应为有效：遗嘱人立遗嘱时的所在地法；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国籍国法；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住所地法；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惯常居所地法；涉及不动产时为财产所在地法。1973年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第6条规定，在符合某些条件的前提下，原告可以从侵权人主营业地法或侵害地法中择一适用。实现灵活性的另一种方法是采取“弹性连结点”，即冲突规则允许当事人明示或默示地自主选择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或者允许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确定哪个国家的法律是与案件有最紧密、最直接或最合理联系的法律。1980年罗马《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第3条和1985年海牙《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7条都规定，合同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法律选择必须通过合同条款或具体情况相当明确地加以表示或表明。这就突破了原来“合同依合同订立地法”规则所具有的僵硬性和封闭性的藩篱。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将“最密切联系原则”确立为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其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跨国案件“应依与该案件有最强联系的法律裁判”，并明确指出“该法所包括的适用法律的具体规则应认为体现了最强联系原则。”㈣在合同领域，德国、瑞士、匈牙利等国冲突法都规定，在缺乏当事人有效选择法律的情况下，合同受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调整。即便这里所引用的条款与政策选择和结果选择方法具有的弹性相比，被理解为仅仅提供了地理上或空间上的弹性。但应当说它们仍然体现了对传统规则的超越。通常被视为欧洲最具传统色彩的冲突法体系，在保证法律确定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少灵活性。最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它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走得更远。该法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合同争议适用“根据所有情况判断为最合适的国家的法律”。实现灵活性的第三种方法是采取“例外条款”，即在立法中明确赋予法官根据情况可以排除适用依据冲突规则指引原应适用的法律的权力。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第2条明显暗示该法间接赋予法院排除适用冲突规则的权力。规定“对选择哪一法律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与法律上的必要条件，应由法官依职权确定。”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5条规定：“根据所有情况，如果案件与本法指定的法律联系并不密切，而与另一法律的联系明显更为密切时，则可作为例外，不适用本法所指定的法律。”1995年《英国国际私法(杂项规定)》第12条规定：经比较，在所有情况下，如任何与侵权有最重要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实体上更适合于解决案件中的问题，那么该有最重要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应取代侵权事件发生地国法这一一般规则。1980年罗马《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第6条和1985年海牙《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8条也规定：从合同的整个情况看，如果合同与另一国法律有更密切的联系时，则原依冲突规则援引的准据法应被该国法律所取代。施尔教授在评述例外条款所具有的灵活性时指出：“该例外条款用新的专门冲突规则替代了过分概括的硬性冲突规则”。
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革命使得对冲突法价值的理解, 作出了比较大的转变。传统冲突法是建立在如下的基本假设基础之上的:冲突法的作用在于确保每个跨国 (涉外) 法律争议都应适用与争议具有最“适当”联系的国家法律解决。至于如何界定或者量度这种关系的“适当性”, 不同的法律体系在不同的问题或问题的不同方面一直存在着分歧。尽管如此, 所有传统理论依然倾向于选择一个合适的国家法律作为准据法, 而不是直接寻找合适的法律, 更没有想到直接寻求适当的结果。但是, 现代冲突法理论追求实体法公平。其设定的前提是:跨国案件的性质与纯粹的国内案件没有区别。
2 利弗拉尔的结果选择说
在实体公平价值观的大潮流中, 美国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具有代表性的有柯里的政府利益说, 利弗拉尔的结果选择说等, 本文将从利弗拉尔的结果选择说出发, 探析该理论的具体内涵的内在价值。
2.1 利弗拉尔结果选择说的内容
利弗拉尔是20世纪著名冲突法学家, 生前任美国阿肯色大学和纽约大学法学教授。他在冲突法领域最杰出的贡献, 是提出了“影响法律选择五点考虑”学说, 对美国的冲突法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1966年间, 利弗拉尔教授先后发表了两篇经典性学术论文, 即“冲突法中影响法律选择的考虑”和“冲突法:再论影响法律选择的考虑”, 详细阐述了影响和指导当代美国法院作出法律选择决定时的若干考虑。这些论文及利弗拉尔教授的其他冲突法著述, 后来成为推翻传统法律选择模式的美国冲突法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国法院在确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时往往不明确或不清楚地说明理由, 但利弗拉尔教授经研究后发现, 此种法律选择决定的做出, 一般要受五点考虑的影响, 并且在解决各类法律冲突、法律选择问题时都离不开这些考虑。它们是:1) 判决结果的可预见性;2) 维护州际秩序和国际秩序;3) 司法任务简单化;4) 法院的政府利益优先。
2.2 对于利弗拉尔结果选择说的各种看法
利弗拉尔的理论中, 在大多数案件中更好法律的因素只有五分之一, 而这五分之一在其它案件中可能不相关。但是, 当其它四种因素在一个案件中并非决定性时, 这一因素一定会成为决定性因素。这正是法院在缺乏其它四种因素的时候, 可以有效地采用这一因素 (至少在初期) 。因此, 利弗拉尔的做法当之无愧被称为“更好法律的办法”。但是, 他的做法也遭到一些批评:1) 更好的法律方法可以成为一个法院法做法的委婉语;2) 它为司法主观提供了方便。虽然利弗拉尔告诫反对主观选择, 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这一理论将会有导致司法主观过大的危险。
2.3 结果选择说的“结果”
结果选择性规则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有它们的共同特点, 它们都是专门为实现某种实质性的成果而设计的。这个结果可能是下列之一:
(1) 有利于对如遗嘱、婚姻、以及普通的合同等法律行为形式方面或实质性的有效性。
(2) 有利于亲子关系、对配偶的地位甚至是一个状态解散 (离婚) 合法性成立。
(3) 有利于特定的一方, 如侵权的受害者、被盗动产者、消费者、雇员或任何其它法律秩序认为软弱或其认为值得保护的利益的拥有者。
2.4 结果选择说有利于一定情形
2.4.1 合法性
至少直到20世纪中叶, 非婚生子女在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遭到歧视、诬蔑的法律和社会效果。由于这些可怕的后果, 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载有旨在确保所有含糊以及怀疑之处的都得到有利于合法性的解决。由于合法性是在国内法优先地位, 它也成为了冲突法的优先规则。这种优先选择在冲突法中具体表现在, 在特定的一定的范围下, 其目的是促使有利于合法性地位的规则得到适用。
2.4.2 收养
比利时为收养的合法性的变化提供了坚实的司法经验。1969年比利时法律规定, 父母双方可适用的国内法都规定收养为合法的, 此时收养才是合法的。1987年, 该法律被新的法律所替代, 新法律规定无论可适用的收养的父母任何一方的国内法或比利时法律规定收养行为为合法, 那么该收养行为就是合法行为。比利时新规定, 不仅允许“父母双方或一方法律规定的领养或收养行为合法, 亦授权根据比利时法律适用的外国法律, 收养行为合法。
2.4.3 有利于一方当事人
有利于法律行为的有效性或一定的合法地位, 冲突性法律规则将直接或间接规定, 根据特定行为或情形, 有利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利益和法律地位。然而, 其它规则对于法律纠纷的解决, 通过更明确的规定来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这个当事人可以是侵权行为的受害者、维护债权人、消费者、雇员或任何其它法律秩序认为软弱或其认为值得保护的利益的一方。
3 小结
结果选择说是在美国冲突法革命中一种很有意义的学说, 该学说以克服僵化方式选择法律为目标, 通过对当事方的利益、社会秩序、法律秩序以及法律的价值多方面的考量, 设计出有利于各种结果实现的法律选择, 而不是僵化的按照连接点指向来选择法律。该学说的设计理念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 但是, 在实践的操作中也会遇到一些标准的难以掌握, 使得法律难以达到落实。
参考文献
[1]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国际私法教研组.国际私法教学案例选编[M].人民法院出版社, 1988.
[2]张潇剑.国际私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伴随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进程，武装冲突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化，武装冲突法在继续保持传统特点的同时，更侧重于寻求新形势下的应对之策。武装冲突法的许多问题，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和不确定性，西方武装冲突法学者对此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并就完善武装冲突法的执行和适用提出可行性建议。在收集西方武装冲突法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地选择和分析，从宏观问题、热点问题、执行适用问题等方面对其最新进展进行梳理并做评述，为新形势下国内武装冲突法学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西方武装冲突法；前沿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D99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6008405
武装冲突法[1]一直是国际法中经久不衰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作为武装冲突法的核心构成，武装冲突的演变呈现出更为多样和复杂的趋势。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在新近发展的武装冲突法领域，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依旧存在。考虑到武装冲突法的主流话语权依然由西方武装冲突法学界所掌握，加强对西方武装冲突法前沿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这有助于掌握武装冲突法前沿研究的最新动态，从而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参考。这里所指的“西方”，主要指欧美，一方面是学者来自欧美，另一方面是刊物来自欧美，或是二者都包括。因篇幅所限，这里在广泛收集西方武装冲突法最新研究资料基础之上，经过细致挑选和研究，主要就2013年西方武装冲突法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梳理，并做出评论和预测。拟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宏观问题
（一）战后社会法律制度的重建
战后法是武装冲突法中新近发展的方向，日益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但这同样引起有关战后法法律体系构建的巨大争议，诸如战后法的定义、组成和特点等问题都需要深入阐释。尽管有关战后法概念的定性依然存在诸多争议，但这并不能够阻挡战后社会重建相关法律制度发展的趋势。Doug Porter， Deborah Isser 和 Louis-Alexandre Berg 以《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和发展》为例，分析处于受冲突影响的脆弱地区如何实现模式转变维持社会长期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报告认为，缺乏富有成效和立法性的机构所产生的脆弱和冲突，无法为社会提供基本安全、正义和经济机会。尽管报告的基本信息很难具有开拓性，但是Porter， Isser 和Berg认为它确实提供了重要的机会来重估“正义—安全—发展”之间的联系，探索新的实践方式，以解决国际成员提出的过分装饰但却缺乏实际价值的争议和安全方案。《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和发展》是由世界银行发布的，并为提升立法和富有成效的机构建设提供实践指导。他们总结的方式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正义和安全不仅仅是特定机构才能管辖的范围，而是要发挥所有公共机构的核心职能实施对社会的管理。这要求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实现战后社会正义和安全的场所和方式，从而发展相关政策和项目，这会对社会正义和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二是支持立法和富有成效的正义和安全机构，要求未来在法律、程序、技能和技术等方面做出努力，通常集中于发展项目、执政者之间的相互协商、所有部门的共同努力和规范性变革来塑造这些机构。三是如果要进一步理解相关措施的后续影响，Porter， Isser和Berg认为这需要更密切地审视特定背景下社会和政治的变化[2]。
（二）儿童兵问题的治理
儿童兵现象其实并不罕见，但是关键在于，儿童作为国际人权保护对象的观点应在国际法上得以接受，这也使得国际人道法中保护儿童权利显得尤为重要。
在防止使用儿童兵的国家实践上，Heather L. Carmody指出，早在2008年，儿童兵预防法案（Child Soldiers Prevention Act， CSPA）就在美国国会得以通过，并于2009年6月21日生效，法案的主要内容是禁止美国对那些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国家进行军事援助。但法案同时规定了两个例外：其一是总统的免除权，如果此事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总统有权免除禁止援助；其二是恢复援助，如果一国对儿童兵做出了符合CSPA的改变，那么美国就可对其恢复军事援助。Carmody认为，CSPA的条款过于含糊其辞和泛泛而谈，如果国会立法的目的是让儿童免于被招募为兵，就需要对其进行修改。首先就是限制国家利益免除权。国会需要明确界定何为国家利益，并禁止将反恐战争的需要作为免除儿童兵义务的理由，因为这会向国际社会宣传美国人民愿意为反恐事业而牺牲儿童的信号。当然限制免除权远远不够，当免除权发布时，总统和国务院需要对援助的后续工作承担责任，否则法案的规定将会变得不切实际，因为儿童完全可以谎报年龄，而军官可能缺乏其士兵的相关资料与文件。更何况，在一些出现儿童兵的国家中，进行年龄核实的出生登记制度并未建立，这显然为阻止招募儿童兵计划的执行带来困难。除了免除权之外，CSPA还应当规定符合恢复援助的国家应当遵循的条件与步骤。具体而言，政府应当针对计划的实施举行定期会议，任命军官帮助实施计划，训练军事军官有关儿童权益的知识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CSPA并不是阻止某些国家在军事活动中利用儿童兵的唯一手段，该法案只能规制美国政府的援助资金与军事物品，而且也只能控制那些需要美国帮助的外国政府，对于私人援助或非国家行为体则无能为力。因此，Carmody认为，美国政府应当扩大自己在保护儿童免遭征兵问题上的努力[3]。
二、执行和适用问题
（一）武装部队在刑事管辖权的地位
驻扎国外的武装部队在国际法上处于特殊位置，管理其活动的国际法规范长期游离于所在国和本国法律之间，这表明武装部队行为的定性亟待厘清。刑事管辖权是国际法上管辖权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是指国际社会对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犯罪行为享有管辖权。如果武装部队在所在国实施了犯罪活动，一国是否有权用国际法的刑事管辖权理论予以制裁呢？Joop Voetelink就武装部队刑事管辖权的地位问题展开讨论，Voetelink意在说明武装部队本身在外国领土上所处的法律地位。传统意义上讲，该问题已经从豁免概念的角度多有论述。然而Voetelink认为，这种角度并不能充分覆盖与解决武装部队地位有关的刑事管辖条款。因而，Voetelink引入军事法作为新的角度，寻求更好的方法来理解与武装部队地位有关的条约及其应用。军事法是指与和平或战争时期计划和执行军事行动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尽管军事法一直在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仍旧是一种新的法律分支，同时是多领域法律的相互交叉和影响的产物，规制和形成那些引领当代军事活动的合理方式。军事法是与计划和执行军事行动有关的法律，外国武装部队的法律基础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与对他们实施刑事管辖权是相关的。参与战斗的外国部队要服从派出国的排他性管辖，作为附带性结果，他们也享受所在国法院的完全刑事豁免。endprint
Voetelink最后总结道，各国正在详细规定外国武装部队在本国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双方订立的条约予以规范，获得所在国的同意。其中，刑事管辖权是条约的核心条款之一，许多类似条约都强调派遣国在对外国部队行使刑事管辖权上的作用，许多国家已经扩展了法定管辖权至域外的军事部队。当所在国对武装部队行使管辖权时，部队的士兵就要服从派遣国和所在国法律的双重管辖，也要服从所在国的执行管辖和判决管辖。Voetelink同时指出，关于武装部队地位的条约倾向于解决的是对派出部队行使刑事管辖权而非聚焦于授予部队的豁免，更重要的是，军事行动的必要性要求指挥官在任何情况下都对部队行使绝对控制权，包括刑事管辖权的行使。在这些条件下，所在国的豁免不能够充分地保证权力的行使，因为豁免无法授权派出国有效行使对外国部队的管辖权。所以，条约经常表示派出部队要服从派出国的法律。在和平时期国际军事合作的背景下，指挥官行使绝对控制权的必要性显然不如武装冲突或者危机管理时的军事行动强。因此，许多武装部队地位的条约应采取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式，这就取决于所在国的国家情势、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和各国的国家利益[4]。
（二）人道主义援助的共识性难题及破解
叙利亚拒绝人道主义组织向该国的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人道主义援助必须要经过国家同意才会进行，叙利亚事件引发了对该规定有效性的质疑。拒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请求突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国家是否对允许人道主义援助享有完全绝对的权力，如果人道主义组织在没有获得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能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呢？Cedric Ryngaert认为，目前国际法上并没有管理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法律制度。事实上，根据占领、国际性武装冲突、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或者和平时期武装冲突与灾难的不同情势，这要求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而将这些不同法律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国家同意，人道主义组织如果没有国家同意将无法向受到攻击的人口提供救济。Ryngaert首先指出，人权法已经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出现重要进展，如禁止使平民挨饿，禁止援引任意理由拒绝人道主义组织的进入。尽管如此，Ryngaert认为，国家利用许多立法理由拒绝以上诉求，并且很容易地规避这些法律上的限制，这是缺乏国际控制机制所造成的原因之一。面对国际监督和执行机制上的弱点，Ryngaert建议人道主义组织可以决定越过国家拒绝同意的表示，直接通过在当事国实施秘密任务，采取独立行动。最后，Ryngaert总结道，确保国家同意并非是应对武装组织的主要挑战。更具挑战性的是，一方面是恰当地处理帮助平民的武装组织，另一方面是在适当范围内执行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同武装组织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避免人道主义组织会因为非法参加恐怖主义组织而承担责任。在可预见的未来，尽管人道主义援助还是会受到国家同意等因素的阻碍，国际社会就此建立共识的难度依然很大，但Ryngaert仍对破解人道主义援助困境的难题充满信心和期待。随着类似实践的日益增多，人道主义援助在没有国家同意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充分进行[5]。
三、热点问题
（一）塔林手册与网络攻击的定性问题
在传统武装冲突法中，诉诸战争权的问题依据的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这一条款允许国家行使自卫权，通过使用武力对抗其所遭受的武装攻击。很显然，何谓武装攻击在这里就显得尤为关键。若是某种行为并没有达到武装攻击的标准，那么受害国便不能回以武力。学者对于武装攻击如何定性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工具主义、目标主义和影响主义。第一种方法分析的是在攻击中所使用的工具类型；第二种方法关注的则是攻击所意在指向的目标；而第三种方法注重的是特定行为造成的最终结果或影响。
David Weissbrodt认为，网络攻击不具备传统武器的物理特性，工具主义对网络攻击并不适用。而若依据目标主义，如果一项攻击针对的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一般就认定其为武装攻击，这难免会有扩大解释第51条之嫌疑。至于影响主义，它要求一项攻击的结果必须类似于传统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结果。这一观点得到的支持最为广泛[6]。Michael Schmitt所提出的七标准便是对这一观点的确定。Schmitt认为，判断一起网络事件是否构成《宪章》所指的“武装冲突”需考虑七个要素：严重性、即时性、直接性、侵袭性、可测性、推定合法性、责任性[7]。James E. McGhee认为，就严重性而言，若是网络事件对一国财产或个人造成的损害与传统冲突性事件相当时，《宪章》便当然适用；但若是网络造成的全部影响未引发物理损害，并且已造成的影响也都可复原时，该网络行为便不符合严重性标准，因而不被视为武装冲突。另外，即时性标准中的“时”究竟是以病毒的入侵之时起算还是攻击之时起算呢？若是前者，有些病毒入侵后，可能潜伏了数月甚至数年之久都未爆发，这显然不符合即时性；若是后者，那病毒的入侵“是否构成以武力相威胁”又是全新的问题。直接性要求网络事件的事由和后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但是网络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很难追究联系。不仅如此，网络还有能力隐藏其事由，并伪造其他假象。而侵袭性标准的认定也显得格外尴尬，因为有的网络事件仅仅是网络间谍活动，并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使用武力或武装冲突。这意味着网络事件是否具备侵袭性往往是很难预期的，需要在整件事件结束后才好确定，但这样显然为时已晚。此外，网络攻击所造成的后果是很难量化的，因为国际法未明确禁止的行为便可推定合法，网络攻击在武装冲突法下合法与否只能在事后才能知晓，推定合法性有着类似于侵袭性标准的缺陷。责任性标准的适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Schmitt认为，国家责任涵盖了国家自身发动军事行动到仅在某些方面有所行动的诸多情况。但是对于网络攻击来说，其背后的特定用意难以捉摸，即使网络攻击最终可以追踪到某一特定国家，也不代表国家可能为此负责[8]。
网络攻击作为一种新型的作战手段，其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体现在武装冲突的定性上。2013年3月21日，北约网络防御合作精英中心（NATO's Cooperative Cyber Defense Centre of Excellence）发布了一份名为《塔林手册》（Tallinn Manual）的文件。该份文件试图将解决传统冲突的各项习惯、国际规则、规范及法律适用到网络领域。塔林手册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国际网络安全法，讨论了国家与网络空间的相关问题，诸如主权、管辖权、国家责任与使用武力等；第二部分为网络武装冲突法，讨论了敌对行动、武装冲突中的特定人和物、宗教、拘禁、医疗等问题。该手册中的代表性规则如下：第20条规定，在武装冲突中执行的网络行动应符合武装冲突法。第30条规定，网络攻击是指能够预见到其所造成的人身伤亡或物体损毁的网络行动，不论其为进攻性或是防御性。第49条规定，未针对合法目标并因此不加区分地打击合法目标和平民或民用物体的网络攻击都予以禁止。第91条规定，交战国网络权的行使不能指向中立的网络设施。McGhee指出，塔林手册并没有创设新的国际法规则，结果也未能有助于网络安全问题的解决，该手册更多是基于现有规则的学术探讨。考虑到国际社会达成有关网络法的共识仍需时日，塔林手册仍能为网络立法的实践者们提供很好的指导和建议[9]。endprint
（二）未来战争问题
Eric Talbot Jensen将未来战争的分析分成了三类：冲突进行的“地点”、冲突的“行为方”以及冲突中使用的“手段和方法”。在“地点”中，Jensen认为主要包括太空、海底、极点、月球、网络和信息。其中相当多的内容都已规定在条约当中，如外太空条约阻止了太空空间中的军事活动，国际社会还有禁止在海床和底土使用核武器的条约，但是这些条约将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适用和遵守。即使国家继续视此类条约有约束力，随着地理界线的变化，这些协议也将仅仅约束国家。武装冲突行为体的不断多样化将迫使国家做出考虑，是否继续保持其在此类区域的非军事性而放任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其中。国家将会重新审视其法律义务，并采取措施确立其在这些目前非军事性的区域内的控制。而在未来，许多法律解决办法将以行为体为中心，而不再是地理边界所形成的国家实体。
而在“行为方”上，Jensen认为，新出现的因素主要包括机器人、人类工具、社交网络、法人军队、新武器经销商、文化不确定性、全球罪犯侵入以及法律战。社交网络对武装冲突的影响在“阿拉伯之春”中已经得到了证实，网络可以调动整个网络中对某一问题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们。随着全球价值观的创造、维持和巩固，人们会开始不将自身视为美国人或德国人，而是某类具有共同观念的共同体。而其所产生的文化不确定性将会为观念相同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提供方法和动机，这不是以地理边界或国家联盟而定的。他们会利用网络招募人员、提供信息、寻求财政支持并散布攻击计划，实例便是目前活跃在网络上的“匿名者”组织，他们组织自己参与到武装冲突之中。如同网络攻击一样，这些现代科技大大增加了个体或团体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可能性。而法人军队、全球犯罪公司等实体也已存在并将继续滋长。Jensen指出，对于行为体上的法律演变，需要注意行为体的具体状态和行为。个体之所以被攻击，依据的要么是其作为战斗员的状态，或是平民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行为，但新出现的情势会使得国家转而模糊两者的界限。
至于“作战手段与方法”，新出现的因素将包括网络战、纳米武器、导能武器和机器人。手段上如纳米技术，可以制造更具爆发力的导弹，也可缩小核弹体积，还可用于制造微型的纳米机器人；这会以潜在攻击的方式显现，事先布置但事后才会通过软件或纳米传输系统触发。现行的武装冲突法并没有关于“未来战争”的具体规定，而且短时间内很难做出系统的改变，但这依然要求目前的法律框架做出调整和适应。
四、结语
总体而言，西方武装冲突法学界依然对武装冲突法的基本概念保持着密切关注，并且充分展现当今武装冲突法理论和实践的新方向。战后社会重建的法律制度、儿童兵的权利保护等都属于武装冲突法基础问题的范畴。结合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武装冲突法在网络攻击、未来战争等新近发展的领域正在寻求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而论证运用武装冲突法规则的可行性。在执行和适用问题上，武力使用的规制呈现新的变化，国际人道法适用面临的共识性难题仍亟需破解。在未来几年，西方武装冲突法的学术研究仍将会加强基础理论的探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武装冲突的范围日益扩大，未来战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网络攻击、新式武器的使用等，迫切要求武装冲突法理论的与时俱进，武装冲突法会在未来的国际法框架下获得更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Doug Porter， Deborah Isser， LouisAlexandre Berg. The Justice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agile and ConflictAffected States.
[J]Hague Journal on the Rule of Law， 2013，（5）： 310-328.
[2]Heather L. Carmody. The Child Soldiers Prevention Act： How The Act's Inadequacy Leaves The World's Children Vulnerable [J].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2-2013，（43）： 233-268.
[3]Joop Voetelink. Status of Forces and Criminal Jurisdiction [J].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013，（60）： 231-250.
[4]Cedric Ryngaert.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the Conundrum of Consent： A Legal Perspective [J]. Amsterdam Law Forum， 2013，（5）： 5-19.
[5]David Weissbrodt. CyberConflict， CyberCrime， and CyberEspionage [J].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3，（22）： 355-364.
[6]Michael N. Schmitt， Cyber Operation and the Jus Ad Bellum Revisited [J].Villanova Law Review， 2011，（56）： 569-606.
[7]James E. McGhee， Cyber Redux： The Schmitt Analysis， Tallinn Manual and US Cyber Policy [J].Journal of Law and Cyber Warfare， 2013，（2）： 82-94.endprint
[8]James E. McGhee， Cyber Redux： The Schmitt Analysis， Tallinn Manual and US Cyber Policy [J].Journal of Law and Cyber Warfare， 2013，（2）： 82-94.
[9]Eric Talbot Jensen. Future War， Future Law [J].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3，（22）： 282-322.
Comments on the Cuttingedge Research of Western Armed Conflict Law in 2013
XU Qi1，3，CUI Sen2，ZHANG Cheng1
（1.Wuhan University China Institute of Boundary and Ocean Studies，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2.Nanfang Media Group，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3. Groningen University Faculty of Philosophy，9700 AB Groningen， Netherlands）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progr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forms of armed conflicts are becoming more diverse. In addition，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still maintains its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laying particular emphasis on seeking potential solutions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ly new circumstances. Many problems in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are extensively controversial and uncertain. Western Scholars in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has launched a series of thorough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and put forward feasible proposal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This article collects the uptodate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made by Western scholars. Furthermore， through careful selection and analysis， it will review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is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 problems， hot issues，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then make detailed comments about these issues above， in order to providing significant references for the domestic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western armed conflict law； cuttingedge research； comments
【本讲重点】
对冲突的认知 处理冲突的五种策略 合理运用各种策略 怎样处理部门之间的冲突 作为调停者要注意的问题
对冲突的认知
什么是冲突
企业组织中的成员在交往过程中产生意见分歧，出现争论、对抗，导致彼此间关系紧张，这种状态就称为冲突。
冲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上的冲突，一种是人际关系上的冲突。例如在工作上销售部门和服务部门由于分工不同，会经常产生冲突。销售人员为了更好地销售产品，在销售过程中可能会夸大一些事实；服务部门在跟进的售后服务中，部分服务人员为了省事，或为了掩盖自身对技术掌握的不足，将出现问题的责任推给销售部门。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工作上的冲突。在工作中人际关系上的冲突更多，比如评选年终先进，由于名额的限制，最后要从两个都十分优秀的员工中选一个人当先进，此时这两个优秀员工之间的冲突，或者他们与部门经理之间的冲突就很可能出现了。
作为部门经理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任何时候只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放在一起就有产生冲突的可能。
产生冲突的原因
要想顺利地解决冲突，将冲突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甚至是消除，一定要从了解产生冲突的原因入手。
产生冲突的原因很多，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 有效冲突
有效冲突是指对部门或个人有利的冲突，表现在：
◎部门内部的分歧和对抗，如果得以解决就可以形成部门之间相互支持的体系。
◎冲突的暴露恰如提供一个出气孔，让员工得到机会发泄不满，否则怒气长时间被压抑，最后可能产生极端的反应。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有效冲突可以拉进冲突双方的距离，同时增加内部的凝聚力。
◎对于大集团或者大部门之间的冲突，可以促进双方的联合，避免无休止的斗争，一起求生存，去垄断市场和行业。
如果是有效的冲突，那我们不必要去避免这个冲突，而是应该增强这种有效冲突的建设性。
作为部门经理，要学会利用冲突的有效性去达到自己管理的目的，要设法激发有效的冲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部门的活力、工作的顺畅。
那么，什么时候需要激发有效冲突呢？
有害冲突
如果冲突妨碍了部门工作的顺利进行，或者阻碍目标的实现，这就是有害的冲突，部门经理必须及时处理。有效冲突也可能转化成有害冲突。冲突的五个阶段
冲突的产生和爆发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就产生冲突的。大致说来冲突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在冲突的不同阶段必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才能达到处理冲突的效果。
◎潜在的对立阶段
在这个阶段，只是出现了双方意见潜在的不一致或者对立，有可能激发为冲突，也有可能及时化解。
◎冲突的认知和个性化阶段
当潜在的对立显示出来的时候，双方都意识到可能会出现冲突了，所以对冲突进行认知和个性化。情绪可以影响到对冲突的认知，消极情绪导致对问题不负责任地处理，而积极的情绪则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探寻解决冲突的新方法、新思路。
所谓的个性化就是对冲突的认识是由人的个性所决定的，把人的感情介入到冲突之中。个性化的处理将决定冲突的性质。而冲突的性质界定又极大地影响解决冲突的方法。所以这个阶段将直接关系到冲突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行为意向阶段
所谓行为意向是从事某种特定行为的决定，指一个人作为外界的认知，他的情感和外界的行为之间的特定联系。只有判断出一个人的行为意向才能了解到他下一步的行动。
◎冲突爆发阶段
冲突的爆发表现为双方的活动、态度和反应等等。在冲突爆发的过程中对冲突双方而言都是一个刺激，可能会由于判断失误或者缺乏经验导致冲突背离了本来的意图。这个时候更要引起部门经理的注意。
◎冲突的结束阶段
任何一次冲突总会有一个解决的结果，以最后的结果来结束冲突。
处理冲突的五种策略
在处理冲突之前要做好详细周到的准备工作，评估冲突的当事人的情况、预估和分析产生冲突的原因，然后再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有一句名言：“如果准备工作失败了，就准备着失败吧。”可见准备工作的重要性。
图中的横坐标表示满足对方的需求，纵坐标表示满足自己的需求。从图中可以看到处理冲突的五种策略：
◎只满足自己的需求，不满足对方的需求，这是暴力的策略；
◎既不满足自己的需求，也不满足对方的需求，就是回避的策略；
◎只满足对方的需求，不满足自己的需求，是迁就的策略；
◎既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又要满足对方的需求，则是协作的策略；
◎如果两方面都取中，一部分满足自己，一部分也满足对方，就是妥协的策略。
合理运用各种策略
暴力策略
暴力策略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换取自己利益，是以权力为中心的，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可以动用一切权力，包括职权、说服力和威逼利诱等等。
暴力策略的特点是对抗的、武断的和挑衅的，为了取胜不惜任何代价。其缺点在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冲突，不能令对方心服口服。
采用暴力策略的依据是适者生存的原理，无论如何我都是对的。
迁就策略
迁就策略是把对方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前，为了维系相互之间的关系，愿意牺牲自我。这种策略往往会受到欢迎，但是同时也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其特点是宽容，为了合作，不惜牺牲个人目标。采用迁就策略的理由是一件事情不值得冒险去破坏关系或者造成不和谐。回避策略
回避策略是意识到冲突的存在，但是逃避它，既不合作也不维护自身的利益，一走了之。
采取回避策略通常能维持暂时的平衡，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回避策略的特点是不合作，不武断，忽略或放过问题，否认问题的存在。采用回避策略的理由是分歧太小或太大，难以解决；解决分歧也许会破坏关系或者产生更严重的问题。
协作策略
协作策略就是双方互惠互利，是一个双赢的策略。这种策略通常非常受欢迎，但是它的缺点是耗时长，而且不适用于解决思想方面的冲突。
协作策略的特点是双方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合作解决问题。采用协作策略的理由是双方的需要都是合理的、重要的，公开坦诚地讨论就能找到互惠的解决方案。
妥协策略
妥协策略就是双方各让一步，不能追寻十全十美，但是有总比没有强，所以双方都放弃某些东西，共同分享利益。这种策略比较适用于非原则性的问题。妥协策略的特点是没有明显的输家和赢家，到达中等程度的合作。
作为调停者要注意的问题
当冲突的双方来找主管解决时，主管就充当了调停者的角色。
作为调停者，要注意避免出现下列错误：
◎两个员工之间有冲突，陈述完之后，调停者自己没想法，没词，出现冷场。
◎对矛盾双方的一方表示赞同，从而引起另一方的不满。
◎自己的情绪比冲突双方还激动。
◎阻止对方的陈述和宣泄，让他们冷静以后再来解决。
◎不问缘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以工作繁忙为由，把问题推给别人。
◎导致双方都攻击你。
◎缩小问题的严重性。
◎在处理冲突过程中，转换了话题。
◎表现出不耐烦、不高兴的情绪。
企业管理1001 虞莹
中国地图的右下角，都附有一个南海诸岛的小地图，这个常常被提起的“九段线”内既是南海的岛屿和海域。南海，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群岛。目前，南海四大群岛中，西沙、中沙群岛被中国实际控制，东沙群岛由中国台湾控制，而南沙群岛的情况复杂得多：在南沙群岛中，属于中国控制的只有9个，其中中国大陆占8个，台湾占1个，而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所占的却多达45个，其中越南派兵抢占29个南沙岛屿，菲律宾是8个，马来西亚是5个，文莱是2个。可见南海争端争执的焦点就在南沙群岛！
中国对南海的主权拥有依据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南沙群岛。远在秦汉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远洋航海通商和渔业生产活动，南海已成为重要的中国海上航路。早在汉朝时中国就已经发现了南海诸岛。东汉杨孚《异物志》有“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的记载。这里的“涨海”是当时人民对南海的称呼。三国东吴将领康泰所著《扶南传》不仅提到了南沙群岛，而且对其形态描述道：“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盘古，珊瑚生其上也。”。这些记载在国际法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法发展的过程来看，古代中国对南海群岛的发现足已证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
中国最早开发经营南沙群岛并对对南沙群岛行使管辖。最迟自唐宋以来就一直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捕捞、种植等生产经营活动。晋代的斐渊在《广州记》中对中国渔民在南海捕鱼和采珊瑚作了记录。明清以来，海南岛文昌、琼海的渔民经常于每年冬季利用东北信风南下至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捕捞水产，至第二年台风季节到来之前利用西南信风北返。即使南沙群岛在古代不适宜居住，仍有中国渔民长年居住于南沙群岛。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民常年往来于中国海南岛、广东省与南沙群岛之间生产经营，并向中国政府缴税纳赋。至元代时南沙群岛已归我国管辖。《元史》地理志和《元代疆域图叙》记载元代疆域包括了南沙群岛。在清代，中国政府将南沙群岛标绘在权威性地图上，对南沙群岛行使行政管辖。
二战期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南沙群岛。中国为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南沙群岛进行了不懈努力。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布，此次战争的宗旨之一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当时的南沙群岛被日本划归台湾管辖，《开罗宣言》要求日本归还的中国领土当然包括南沙群岛。1945年《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了中国收复失地的立场。中国于1946年收复南沙群岛，同时以一系列法律程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恢复行使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包括举行接收仪式和派兵驻守，绘制南沙群岛地图，重新命名南沙群岛及其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编写和出版最早的南沙群岛地理志。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南沙群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开发经营的，中国政府早已对其行使管辖和主权。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国家对南沙群岛岛礁的军事占领或其它行动，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
南海争端的起因
二战后相当长时期内，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海问题。南海周边的地区也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行使主权提出过异议。越南在1975年以前明确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70年代以前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或领导人讲话提及本国领土范围包括南沙群岛。1953年菲律宾宪法、1951年菲美军事同盟条约明确规定了菲律宾的领土范围，但并未包括南沙群岛。
南海诸岛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其主权从来就没有成为过问题。直至1967年间联合国东南亚大陆礁层探测团提出报告说，中南半岛和南中国海地区大陆架油矿丰富，有210万立方公里的储量，相当于中东各国或委内瑞拉加上墨西哥海湾附近与美国东南部沿海油藏之总和，而且含硫量少，品质优良。但是此项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菲律宾及越南武力侵占南沙地区岛屿的动机。南海诸岛有各种热带植物为主的林木；盛产各种海产品，有海洋生物2850多种以上。南海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质资源，含有锰、铁、铜、钴等 35种金属和稀有金属的锰结核，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海底矿产，是提炼核能的重要原料。
南海战略地位重要。南沙群岛地处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扼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通往非洲和欧洲的咽喉要道。在航道方面，它是连接东北亚——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中东地区的重要航道，占世界海运总量的一半以上。
而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为一些国家提供了侵占南海群岛的借口。该条约规定沿海国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权利，并规定专属经济区是指从测算领海基线量起200 海里。但在确定“专属经济区”界域时，却忽视了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明确的界定。如此，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就可以存在多条分界线，这为那些专属经济区重叠的国家产生冲突埋下了隐患。据此，在本国利益的驱动下，南海周边国家大多采用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解释方式，提出非法的主权要求。有的国家声称南沙群岛在其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内，并据此主张对南沙群岛的主权。然而根据国际法和海洋法，领土主权是海洋权益的基础，海洋权益是从领土主权派生出来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将海洋管辖权扩展到别国的领土上，更无权以主张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为由侵占他国领土。在国际法上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不构成主张领土要求的依据，也不能改变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这一无可争辩的法律事实。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随着南海地区在石油资源和地缘战略中的价值不断升级，引起了菲律宾及越南武力侵占南沙地区岛屿的动机。真正的南海问题是从七十年代，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利用军事手段强行占领或企图占领南海部分群岛开始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其侵略强占的企图越发明显，军事活动日益频繁，甚至公然宣布对于南海部分群岛的主权，才真正把南海问题摆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总体来说南海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能源问题。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第二的层面是南海是印度洋通向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和美、日的能源之路。正因为如此，决定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国防的命脉，没有哪个国家会对石油的来源和运输问题视而不见。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主要是因为南海被相信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世界大国美国和地区大国日本、印度等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则主要是因为担心一旦中国完全控制南海，就会扼住美日的石油命脉；同时也使得他们
遏制中国的战略彻底失败。因此，这些大国不会坐视中国完全控制南海，而是变着法的支持南海周边国家和中国对抗。可以说在南海争端中参与的国家很多，南海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领土问题，而是属于国际问题，应当谨慎对待。
目前态势与中国立场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分歧。任何外部势力的介入都是不可取的，只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中国与有关国家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妥善处理彼此的争议。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可以长期保持中国主张有关各方在南沙问题上采取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构想。总体来看，邓小平的战略构想是基于一种务实的精神，通过极力扩展利益增量来模糊矛盾存量。其中，主权归我是原则和前提，搁置争议是策略和方法，共同开发是目标和秩序。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急剧提升，周边邻国对中国的战略模糊方针产生了种种顾虑，中国时而强硬时而温和的外交表现，也让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走向捉摸不定。于是，一些国家开始尝试触摸中国战略心理底线的小动作，观望中国可能的政策表现。越南、菲律宾等出兵强占南海一些无人岛礁，摧毁中国在南沙无人岛礁所设主权标志，抓扣或以武力驱赶我在南海作业的渔民。面对夹杂有领土争端、资源开发、共同安全、权力角逐等复杂矛盾的南海问题，中国如不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战略清晰态度，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面临内外可以预料和无法预料的多重矛盾压力，在相当大程度上牵扯很大一部分外交精力，甚至干扰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战略全局。
南海之我见
我认为在处理南海争端或其它领土争端时，我国可以采取的最优策略是：
1.面对不严重的纷争时，采取多边合作，友好协商等和平的应对措施，虽然可能会牺牲一些利益，但可以赢得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
2.明确的表明中国的底线，既是“主权归我”，并作出承诺，对于那些
违反了“主权归我”原则、试图改变主权事实的行为，不管属于哪一
方，中国将采取战争手段进行严厉的打击。
3.如有一个国家做出了超出中国明确表明的底线的行为，中国按照之前
所作出的承诺采取战争手段进行严厉的打击。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南海诸国有侵略南海群岛和不侵略南海群岛两种策略，而中国也有采取和平谈判和战争两种策略。设计策略模型如下：
和平战争当他国不侵害我国在南海的利益时我国可以独得100的侵略 30,60-100,-30 收益；我国和他国有不严重的纷争时保持和平则我国和他国不侵略 0,100 / 各得60和30的收益，总和低
于100;在此情况下如发生战争
则我国和他国的收益各为-30和-100。对于中国，选择战争的收益为-30,选择和平的收益为60或100，则中国会选择和平战略，在确定了中国选择和平的条件下他国必然会选择侵略来使自己获得30的收益。所以均衡策略即为（侵略，和平）。
当他国通过侵略获得利润以后，并且通过以往的接触经验得知中国会选择和平策略，则会一步一步加重侵略，以便获得更大的利益，如不加控制可能会沦落到如下的地步，这对于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和平战争
侵略 80，10-100,-30
不侵略 0,100 /
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些有关社会冲突的理论，第一个理论，我们把他叫做个体理论，也就是说生物个体都有冲突的本性。因此，大家在社会管理过程当中，发生冲突也不要觉得太挠头，因为你有这样一个心理预期，也就是人都会有冲突的天性，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这种天性，往往会受到心理的影响。我们讲到了有个体心理，有群体心理。那么，我们非常关注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很大程度上就会有个体心理受到群体的影响发生冲突，卷入冲突这种可能性。
第三个，我们刚才提到社会过程理论，是指在城镇化，城市化的过程当中，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不同族群，不断的融合聚集。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冲突现象和冲突问题。
二、社会冲突的有关理论
第四个理论，我们想提一下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结构理论，最著名的学者大家应该都知道，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理论的创始人。为什么叫社会结构？所谓这里的结构，是从社会的分层，我们把它叫社会阶层，或者社会阶级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矛盾，或者社会斗争的。
在马克思理论里面，实际上我们要讨论社会结构理论，很关键的一点，要认识一下市场经济当中一对不可调和的社会目标。我想请问大家，这对社会目标是什么？大家可能会说，当我把这个效率打在这个PPT上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是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但是，仔细一看，我这个PPT上面写的是效率和均等，怎么去理解效率和公平，或者效率和均等，这实际上是我们在社会结构理论里面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通常我们都会讲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给我们的概念似乎是说效率和公平有矛盾，其实不然。如果效率和公平是一对矛盾的话，这就意味着有效率的时候，一定不公平，或者是要追求公平就会丧失效率。但是，我们发现也并不是这样，有时候一个公平的制度，比如说多劳多得，让人觉得是公平的。同时，他也是有效率的，比吃大锅饭有效率。
那么，也就是说追求效率的时候，未必会丧失公平，追求公平的时候也未必不效率，未必会丧失效率。这时候，实际上我们就要思考，效率到底跟什么有矛盾？这就涉及到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的认识。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是市场经济当中效率和均等有矛盾。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我们要去理解一下均等，还要去理解一下公平。通常，我们对这两个词使用的时候都是混淆的，土话讲混成一堆用的，有的时候用这个词，有的时候用那个词。
还有一个词叫平等，大家用的也是不是特别的准确，据我的观察。我们说这三个词均等、公平、平等，怎么去区分它？其实，对于我们社会管理来讲也非常重要。首先，我们说什么是均等，所谓的均等，理解均等最关键的方面在于均等是个客观指标。
比如说，我有一杯水，这还有一杯水，两个杯里的水是不是一样。实际上，可以通过一种客观的衡量，来得知。你的财富跟我的财富一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货币化的手段来比较这是均等。
而公平是什么呢？公平是一种主观判断，你看均等他是客观指标，公平是主观判断。因此，他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概念，我觉得公平，咱们在座的各位同志可能觉得不公平，这个省的同志觉得公平，那个省觉得不公平，东部觉得公平，西部觉得不公平，今天觉得公平，明天觉得不公平，他是一个主观的判断，这个主观判断和价值体系有很大的关联。
比如，我们普遍如果都接受多劳多得这个价值体系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我多干活了拿多的钱就是公平的，而他干的少，因此少拿也是公平的。这个公平敢建立在价值体系已经确立的条件下，是一个主观判断。而当今我们国家，我们这个社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主流的价值体系，对公平的定义非常模糊，到底我有资本，因而获得更高的收益是合理的呢？还是我付出更多的劳动，流更多的汗水应该得到更多是合理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缺乏普遍的共识。
因此，造成一个结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平感，或者每个人都建立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也有学者叫做多元的价值体系。这种多元价值体系的后果就是每个人对公平有不同的解读。因此，也造成了一个现象，每个人都觉得不公平，这是公平。
平等，这个词更多的用在什么方面？平等这个词，更多的用在形容人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叫公平？机会均等是公平，一旦这个机会均等的时候，我们说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这几个词的运用有这么几个特点。所以，这是均等、公平和平等。
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说，市场经济当中，一个最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认为是均等，效率和均等的矛盾。这个效率和均等的矛盾指的是什么？是指的财富可以以很高的效率生产出来，但是却不会自动在社会成员之间怎么样分配，均等的分配。也就是说，财富生产的速度、数量、规模可以很大，但是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却不会自动的分配在社会个体，社会成员当中，这是不均等。
但是，如果涉及到公平，你会说这不公平吗？有的同志说，这当然公平了，因为竞争，谁的竞争力越强，谁拿到的财富越多，这是公平的。这样一比较下来，有效率的一定不均等，但是未必不公平。所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下，两大不可调和的社会目标，实际上是效率和均等的矛盾。
那么，有了效率和均等的矛盾，其结果会产生一定的贫富分化。有的人占有的财富多，有的人占有的财富少。从马克思的角度，社会结构理论的角度来看，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马克思认为，因财富占有的数量不同，我们可以把社会的群体分成不同的阶级，而阶级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实际上冲突的目标就是对生产资源，社会财富的争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阶级斗争。
所以，我们想强调，现代社会，我们现今的社会，正走在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征途之上。所以说，财富也在不同程度向不同的人手中归集，有的人多，有的人少。即使是一个纯粹的，完全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市场经济，也会存在贫富分化的现象。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就必须发挥这样的作用。第一，我们有市场，市场把整个社会向效率的一端拉近。而国家的职责是什么呢？就要把整个社会向均等的一端拉近，但是在这个环节当中都应该是公平的。这里面的公平，比如说什么样呢？市场竞争条件下，有能力的人可以脱颖而出，如果你不付出努力，得到的财富就少，这是公平的。
那么，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财富特别多，你应该多纳一点税，通过这个税收的转移来接济这些穷人，这样也是公平的，也是一种价值体系。
所以，我们同时需要市场和政府两架马车来调节这样一个制度。其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说很多政策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地区之间的财政转移政策很重要，个人所得税调节政策很重要，同时我们还想强调社会保障政策也非常重要，我不知道怎么在座的同志有没有负责社会保障领域的同志，我们说社会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东西方为了解决市场经济当中这一条不可调和的原则，我们所说的均等和效率之间的矛盾，探索了两条道路。一条道路就是以前苏联东欧国家，包括我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朝鲜、越南、古巴，所谓追求共产主义，完全均等，吃大锅饭的制度，我们发现这样的制度倒是人人均等，但是缺乏效率，完全均等的条件下缺乏效率。所以，这样的体系在国际竞争当中，好象不具有竞争力。所以，我们国家也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外一个集团是以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为主题的一些国家，他们保留市场。但是，不断探索一些，包括税收制度，包括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这样一种社会互济的制度，也就是说，既让这个社会有一定效率，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均等的现象。
因此，现在很多学者说，中国的贫富分化，基尼系数比较高，这也是我们一个挑战。也就说，如何在保持竞争的条件下，又能够缩减人们的不均等程度，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这里的几个词，可能有点绕，同志们下去还可以再进一步的理理这个思绪，也就是均等、公平、平等，这几个词里面重要的观念。
所以，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就是分成不同的阶级，阶级之间就会有斗争，就会产生冲突，这是我们社会结构理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现在提阶级或者阶层比较少。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一个词叫利益集团，或者叫利益群体，现在讨论这个比较多。
我们想说，利益群体和社会阶级阶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区别在这，我们说阶级阶层的时候，往往是水平横向，人们占有的财富有的多，有的少，或者有的中等，有不同的阶层。那么利益群体往往是一个纵向的，也就是说一个利益群体当中有可能包含不同收入阶层的人。
比如说在北京，或者是某个城市，要修建一个，比如说垃圾填埋场。那么周围小区居民可能很反对，因此反对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在这个利益群体当中，有的收入比较高的，有的收入是中等的，有的收入是比较低的，他们构成了一个利益群体。
所以往往利益群体，他是纵向的。所以说，是这样一个概念。这是我们想讲的社会结构理论。
进一步，我们还想再提一个集体行动理论。提到这个集体行动理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理论，跟我们现在社会治理有很大的关系。大家能看到这个PPT的话，可以看到，在右手边有一个纵列，上面有这么几个结构性诱导因素，这么一条，下面有一个菱形，这是一个纵列。在一个最顶端，叫做结构性的诱导因素。要解释，为什么一个社会会发生群体性事件，乃至大的**，要从社会的结构角度来看。
首先，一个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冲突、骚乱、**？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结构性的诱导因素。什么叫结构性的诱导因素呢？比如这个社会当中，存在贫富分化现象。比如说，我们有的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腐败情况，这些都有可能成为结构性的诱导因素。再比如说，刚才提到埃及的骚乱，物价上涨，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有可能成为一个诱导因素，物价特别高，结构性的诱导因素。
因此在这种诱导因素促使下，会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结构性的怨恨和剥夺感。人们认为说，虽然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是好象别人比我提高的快，这就叫相对剥夺感。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从电视上看到，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老百姓还不满，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会观察到，是我的水平是比10年前提高了，我的收入10年前是2千块，现在8千到1万块，这是我的收入。但是我会发现，比我收入更高的人，还大有人在，有的人收入上百万，上千万，我会觉得，我也相对剥夺感。因此我们仅仅在媒体上提出，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认为这条会缓解社会矛盾的话，从理论上来看有一定的问题。人们不但看绝对水平，还要看相对水平，这就是通俗话，我们讲的人比人气死人，这个气其实也是诱发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一个原因。
所以，仅仅看人们的绝对水平还是不够的，还要关注这种群体的水平，或者群体之间的相对水平。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结构性的怨恨和相对剥夺感。
第三个框往下，叫做普遍化的信念。什么概念呢？我们想说普遍化的信念，是对结构性的诱导因素，以及为什么会产生剥夺感的一种解释。人们会去逐渐理解，为什么这个社会有结构性的诱导因素呢？为什么会有贫富分化呢？政府为什么存在腐败的现象呢？我为什么这么贫穷呢？这些问题，你在寻求答案的过程当中就是所谓的普遍化的信念产生。有的人说，这是制度有问题等等。这就是普遍化的信念。
如果普遍化信念形成了，进一步再有一些触发集体行动的因素，或者事件存在。比如我们很关注的突发性事件，这种突发性的事件有很多。比如说自然灾害，社会的一些刑事事件，社会纠纷等等。这些事件的触发，如果进一步再有了一个社会上，社会成员上，如果再有一个有效的社会动员过程，或者网络组织的形成过程的话，往往就会加大社会冲突的概率。
如果再加上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下降，那么就必然诱发集体行动。我们这里的集体行动，就以群体性事件，或者大规模的运动为代表。
所以，这些纵列解释了一个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和骚乱的一种情况。对于我们国家来看，我们国家从底下往上说，非常重视加强社会控制能力，包括各级的基层组织，现在我们要求加强基层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包括加强公安武警的力量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社会控制力的手段。
但是问题在于，仅仅加强社会控制力而不解决上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会觉得社会控制力是很强，但是也感觉到来自社会的压力也很大，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现在我们也很重视对有效社会动员力量的瓦解。比如说一些非法组织产生以后，我们瓦解他的力量，也非常关注对互联网，动员社会，网络社会这方面一些作用。有的时候，我们会屏蔽一些信息，关闭一些网络，这些也是解除社会动员的一个有效措施。
我们现在网上也非常注重对突发性事件的管理和应对。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对上面的三个，也就是说结构性的诱导因素，结构性的怨恨和剥夺感，以及普遍化观念的产生，这个环节我们说不好治理。咱们在座的同志都是地方的同志，往往是说，你可以管理一些突发性事件，你可以对这个社会组织进行监控，你可以增加你局部的社会控制力。
但是你对于上面三个，如何解除结构性的诱导因素，往往地方同志无能为力。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进行制度性的变革，或者顶层的设计才能够改变的问题。所以说，这里面既有局部的，也有全局的各个方面需要联动才能够消除集体行动因素。
这是纵的一列，还有横过来一块。我们想强调一点，横过来这一块讨论的是什么？实际上是社会冲突过程当中舆论的作用。这里面我们特别想强调，这里的舆论叫做以新型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社会媒体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把这类媒体，往往叫做社会媒体，也有人把它叫做新媒体，也有人把它叫做社交媒体，我们常用的QQ、短信、微博，这些都可以被称之为社会媒体。
社会媒体和传统媒体有什么不同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相同的。比如说政府还是要监管的。第二信息的传播渠道还是有一些大的公司运营的。信息的接受者，还是一些社会公众，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呢？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信息的发布者扩大了，传统上信息的发布者是政府，或者是传媒企业。但是现在我们想，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都有这个麦克风。意思每个人都有发声音，发布信息的手段和能力，这是现在一个最大的区别。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也就是，新媒体在不断的把人和人之间串联成一个网络，并形成一个新的舆论场。这就是现在咱们的政府非常关注微博，微博上的讨论，QQ群里的讨论，你看郭美美事件，对红十字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就是网络，微博上的一条信息唯一。
动车事件发生了以后，首先我们老百姓会质疑动车为什么会发生事故，甬温动车事件，车头掩埋的过程，救援的过程，小依依的治疗问题，以及一些，动车的技术问题，都提出质疑。
所以说，新型互联网他构成了一个新的对政府管理上的一个挑战，形成了一种新的问责形式，叫做政治问责。提到问责，我想我其实不能提问大家，什么叫问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问过很多同志，什么叫问责？大家都说，问责就是追究责任。
其实问责这个词是有两个字组成，一个叫问，一个是责。问就是质询，责就是回答问题，并对过程和结果负责。其实，在问责这个概念里面，最关键还不是找人负责，关键是谁有权力问，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当中，我们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这是一个民主社会当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首先不在于谁来负责，关键谁有权力质询。我们通常所讲，提到的问责，我们媒体上，政府上讲的问责，叫做行政问责。也就是问责的主题，问的主题是我们的上级部门，上级单位，或者我们的领导，对于中央和地方来讲，就是中央，这叫行政问责。问的主题是上级，需要负责的主题是下级，这是行政问责。
另外我刚才提到所谓政治问责，其实是指的社会对政府的问责。问，或者质询的主题是社会公众，社会成员。而需要负责的，需要对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并负责的是政府。而社会媒体的出现，大大增加了社会成员质询政府的能力和手段。他可以发一条微博，通过微博形成的回应，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对政府提出质询，你政府为什么不公布一些事情的原委过程真相呢？他提出了。
所以，现在政府感觉到社会管理的压力很大，一部分也来源于社会媒体的压力。
那么，进一步我们想说社会媒体有哪些作用呢？社会媒体，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形成了社会舆论场，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社会压力。这个社会舆论场，我们说有三个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叫做激发情绪。因为社会媒体当中，很多信息我们也表现出，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信息，而不是一定中性的信息。因为人们为了引起关注，为了获得人们的眼球，往往会发出一些极端的信息，这些极端的信息，就会产生一种激发情绪的作用，特别是激发人那种本能的良知，公正感，公益感这种作用。
比如说，一张图片上透露一个宝马车撞了一个老人，形成一个激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就会激发出人的一种，本身的同情弱者的情绪，这叫激发情绪。第二，我们说叫做心理共鸣。人们在这种网络上的自由讨论之后，会发现
原来有一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现在我忽然发现，社会人也是这么看的，这种情况下，就往往会形成一种心理共鸣，这种共鸣造成的结果，就会强化原来你在大脑里存在的一种信念或者一种想法，心理共鸣。
第三个方面就叫做认知解放。认知解放，提供了你对问题解释的一种新的视角，其实认知解放，不光现在的媒体能够产生的，传统上的一些媒体、报刊、杂志、理论都提供了认知解放的作用。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刚才提到马克思理论，也是提供了认知解放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会告诉他原来我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艰苦？但是马克思理论会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你生产的一部分价值有一部分叫做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拿走了。所以，你的生活很艰苦。
因此我们想说当工人阶级了解到这样一条的时候，实际上形成一个认知解放的过程。我们要想解脱，要想摆脱这种贫困的生活，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我们以前讲到的问题，现在提的比较少了。其实这种认识，我们所说的工人运动，要从自发到自觉，这个自觉的过程就需要有些理论知识分子来提供认知解放的过程。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上，社会媒体也起到类似的作用，他给一些社会现象提供一种解答和解读，帮助人们形成对问题的解释，一种理念。当然有些理念，对于我们现在的执政党可能是有些挑战和冲击的。因此我们说认知解放，也是社会媒体给我们社会管理带来的一些冲击和挑战，这是第一个方面，社会舆论场。
第二个方面构建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传统的网络他是把信息整合在一起了。但是新型的网络，包括社会媒体，QQ、微信、微博这些信息倒在其次，关键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串联在一起。如果大家使用微博，或者微信，哪怕是手机短信的话，也发现重要的是人，这个手机上有多少联系人这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信息本身。
所以，社会媒体的产生就构建了一种新型关系网络，在这个关系网络当中，会形成一种协调能力。刚才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提到过埃及发生冲突的时候提到难道我们没有FaceBook吗？意思我们也有一种协调的新型工具手段，网络FaceBook，类似我们QQ这样的聊天群技术手段。
所以这就是新型媒体的一种挑战。也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前面已经给大家推荐几本了，《聪明的报名》，我们研究社会冲突的，《聪明的报名》。这本书里面，实际上讲到的就是现代的一些**，骚乱是通过新型的技术手段进行联系，联络达到的一种沟通方式。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一个集体行动理论。
当然我们国家还有一些理论，叫做人民内部矛盾论，这个提的比较早了，包括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都讨论过，我们国家的矛盾。实际上，我们想说这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本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他的原话，大量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上，更确切的表现在领导者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上。
所以，我们想说，总书记也说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要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政府的治理主题本身你必须没有瑕疵，你必须很少被人指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这都是当时的原话。
比如说农民说工人分多了，小学教师说青年工人分多了，你的房子多了，我没有房子，你升了级我不能升级，这都是当时的原话。现在看起来也有这种现象，而且还特别指出了在分配问题上要克服和防止一部分领导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和特权的思想，都指出了现在的一些问题。虽然是当年，很多年前的著作，现在看起来还有实践意义。
而且说人民群众不仅在政治上关心社会主义民主，而且在经济、生活、生产上也关心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社会管理当中需要思考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些碎片化的社会管理创新手段，而是整个全社会的一种系统的社会管理思想，否则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加强，或者改进社会管理的局面，这是我们想提到的。
三、中国社会冲突的制度性因素
我们进一步再用10分钟的时间，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制度，冲突的一些制度性因素。我们看了这么多理论，回到中国来看一下，我们会发现，中国现在确实处在一个矛盾多发的时期。这个不奇怪，任何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通过客观的考察也发现确实有这样一个规律，关键是治理的主题，特别是政府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治理措施来环节这个社会矛盾，度过这个危险期。
其中，我们再给大家说一本书叫做《论复杂社会的崩溃》这本书，列举了很多社会，从古至今很多社会为什么会崩溃，解释他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上层的知识腐败，证据管理混乱，官员的傲慢自大，奢侈浪费，税负过高，追求个人目标，放弃社会责任，滥用职权，生产过剩，损害了生态环境等等。这个作者列举了很多在历史上曾经发现的一些社会现象，给我们提出一种警钟。
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发生很多群体性事件，这个事件当中成分非常复杂，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有私营企业权益受损的工人，有施地的农民，有农民工，有被拆迁的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说到这个环境污染受害者，西部地区都在积极说，也想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加速发展。我们也去西部地区考察过很多地方，学习过。我们发现西部地区实际上是一个生态的宝地，有些地方虽然没有开发，实际上他的生态资源非常的优美，非常的美好，这个天气比北京要蓝多了。
我们就在想，通过这个媒体，我们想说一定要注意环境的保护，环境才是最大的财富。最后很多社会财富创造出来了，还要享受，在一个优美的环境下才可以。否则人的身体破坏了，健康程度破坏了，有了再多的财富也是零。我们想说，在你迫切想改变经济命运的时候，要特别关注保护环境，切不可因为一时的经济开发，破坏了环境，破坏了生态。
我们去有些地区，这次去新疆体会非常深，有些地区那个山上留下来的水可以直接引用，非常甘甜。我们觉得这些少数民族的牧民，生活在那里虽然很简单生活，但是非常愉快。虽然环境也高，人的寿命也长，所以这是最好的。相反，如果因为工业开发，破坏了环境，实际上得不偿失，失去了最终的目标。
我们究竟经济开发为了什么呢？实际上有大把的钞票在手里也买不来一个好的环境，这是我们想借这一句话想提出的。
而且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关于环境，现在从西方国家来看，很多社会冲突都是由于环境污染引起的。我们国家也发生了，在一系列事件，关于环境污染。比如说PS事件，其实就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环境问题，从而有这个关注诱发的社会冲突。我们也把这类工程在我们的研究上叫做灵璧工程，这个工程需不需要？需要，这个产品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有污染，因此修在哪都可以，不要修在我家后院。这类工程，我们叫做灵璧工程。所以，老百姓通常都反对这类工程修建在自己住家的周围。这就会引起很大的冲突，有时候政府，企业，希望能够修建这个工程，开工上马，有一定的利润，政府有一定的税收。但是老百姓很反对。所以说，这些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
进一步从我们国家来看，如果从冲突主题上来看，更多的表现为市民、工人、农民和政府及企业之间的冲突。从这个表格的对应上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存在这样的现象，不管是贵州的瓮安事件，还是其他的事件，我们列举的可能不一定完整，这个事件，或者吉林的通钢事件，可能都存在这样一种利益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以政府和企业为一方，以市民、工人、农民为一方，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类事件因为什么样引起的呢？我们想原因也有很多，包括政府的执法，裁判不公，或者征地拆迁诱发的矛盾，环境污染，利益分配，还有欠薪，劳资矛盾，环境污染等等。
当然我们不是说市民和市民之间没有冲突，有的时候市民和市民之间，为了争夺一些工作机会，也会发生，或者资源也会发生冲突。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主要的一些事件往往会表现在社会矛头指向政府，指向一些企业，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同时，我们从社会矛盾发生的一些特点来看，在地域上也有一些特征。比如说在东部地区，东北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改制，下岗的职工也比较多，可能因为这个诱发了社会冲突就比较多，当然也存在政府执法和征地的问题。东部沿海地区，咱们黄颜色的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因此产生的环境冲突问题，由于企业的存在产生的欠薪的问题，征地的问题就会比较突出。
中部的地区，经济刚刚开始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可能还相对滞后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要启动一些新的项目，可能就会引起更多的，比如也产生征地，也产生拆迁，也有一些环境污染问题，这些有不同的特征。当然有的地方还存在一些政府的执法，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也需要注意。再往西部，新疆、西藏、青海，特别是新疆和西藏这个地区，更为敏感一些，涉及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等，这些可能要关注。
说到新疆，我们还特别想提醒一下，新疆和西藏地区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聚居，包括青海，青海省也一样，广西省也一样。这些民族地区我们想汉族的干部一定要非常认真的了解少数民族的这种民俗和宗教。有时候汉族没有宗教的这种人，很难理解到有宗教的少数民族对于宗教的那种执著，这种很难理解到。
所以，我们会觉得你那些宗教禁忌不太当回事。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需要重新学习的。有些宗教，当然不排除有一些，我们所说的封建迷信，一些不科学的地方。但是他有些教义，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规范，或者是一种行为规范，也不完全都是邪恶的东西，可以值得去研究一下，至少从学习的目的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
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比如以新疆为代表，传统上进入新疆地区往往可能是我们成建制的单位，比如说兵团，石油企业。这样的企业进入这些地区之后，往往有一些民族团结教育，而且每个人员都有各自单位的管理和约束，都做的比较好。
但是现在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进入新疆，进入西藏，比如以新疆为例。进入这些人，往往自由流动，我要做生意，我要打工我就去新疆了。这样的人员出于一种分散的状态，缺乏管理，也没有人对这些人员进行一个系统的，民族团结，民族风俗的教育，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欠缺。这些人在一些地区，如果说违反了一些宗教禁忌，造成一些民族的冲突，就会加剧少数民族跟汉族之间的矛盾。
比如有的同志曾经提出建议，能不能在火车上。因为大家主要是坐火车去新疆，或者飞机上，就讲一些民族冲突，或者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禁忌的一些知识，而不仅仅放放电影，来增加一些这样的教育，也有可能会缓解这样的矛盾。或者说，体现出对宗教民俗的一些尊重，我想这一点，我们感觉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政策建议，这样一点，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进一步我们想说，我们也做过社会调查，这是某个公司做过的社会调查，我们也看到现在公民的社会心态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也是诱发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这个社会调查当中，我们会发现公众对于政府解决好腐败和贫富分化问题信心不足。因为最低点，一个份腐败，一个解决贫富分化，这两点一个是政府体制，一个是市场体制当中最尖锐的两个矛盾。
所以，这两点的缓解，对于解决社会冲突问题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
当然还有一点，刚才提到贫穷，贫富分化，这个表格里面还很有意思。他问了一个，说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你看社会的回答，第一害怕失去健康，第二害怕贫穷，第三受人歧视没有社会地位。这都是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进一步我们就想强调社会管理，不仅仅是加强基层的控制力，关紧看看人们想什么，心里担心的是什么，担忧的是什么，这才是解决社会管理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
老百姓特别担心失去健康，满身是病，为什么？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收入的来源，一个人的社会风险就会提高。贫穷也是一样，没有财富，在现在的社会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也会非常脆弱，这些都是老百姓关注的问题，恐怕各级政府就要从这方面下手解决这类问题。
所以说，整体上我们利用这么一点时间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内容。当然，还有一张PPT，目前中国社会普遍采取的四种社会心态，你看看对大家有没有启示。第一个微观受益感落后于宏观经济发展感受。这句话什么意思？好象宏观经济在飞速增长，说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达到多少，GDP增长多少。但是，很多士民在微观感受上，好象我生活没有明显的提高，或者别人提高的比我快，我相对还是落后的。
一
最早提出性格冲突这一观点的是法国的狄德罗, 赞同这一观点的还有法国的伏尔泰和前苏联的高尔基。此外, 我国的谭霈生教授等一些专家学者, 认为性格冲突是戏剧冲突的核心。狄德罗在他的《论戏剧体诗》中曾这样说:“戏剧情境要强有力, 与人物性格发生关系, 让人与人为利益发生冲突, 所有的人都关心一件事, 都为自己的利害打算”。高尔基也曾经这么说过:“戏剧的要求是动作, 是主人公的主动积极, 是强烈的情欲, 迅速的感受和鲜明的词句, 如果戏剧中没有这些东西, 那就不成其为戏剧了”。他还说过:“可以说, 除了文学的才能以外, 戏剧还要求造成愿意或意图的冲突的巨大本领, 而指导这个逻辑的, 并不是作者的随意任性, 而是事实, 人物性格和感情本身的力量”。然而, 要想弄清楚性格冲突的真正内涵, 就必须先搞清楚性格和意识的内涵。
首先, 性格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 我国一些心理学家认为, 性格是个人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可见, 性格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态度及行为表现都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性格特征。所谓性格, 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个性, 即人在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中表露出来的心理特征与行为方式性的总和。从狭义上说, 它包括兴趣、能力、气质和性格四方面的心理特征, 以及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三种心理过程。那么, 应如何去把握戏剧冲突的核心呢?这就有必要来分清楚它们的关系。
其次, 意识这个词其实是很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的。在心理学中, 曾有人这么定义, 意识是人们自觉地确定目的, 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自己的行为, 并通过克服困难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正因为如此, 通常戏剧中常常就会通过人的强烈意识来突显性格。但是, 人们一般能够达成共识的是, 并非大脑的所有活动都是“意识”, 事实上大脑的许多活动是我们本身意识不到的, 我们通常只注意到它的输出结果, 而并不参控它运行的整个过程。[2]
由此可以看出, 意识即为显示性格的一种行为方式。在戏剧冲突中不难看出, 最先展示的心理过程的冲突必然是意识冲突;而意识冲突最终要通过行动来得以完成的最终目的是突显人物的性格。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阐述的那样:“一个真正的人物性格必须根据自己的意识发出动作。”
二
提出意识冲突的, 有美国的劳逊和法国的布伦退尔等, 在我国有顾仲彝先生等。其中, 布伦退尔就特别强调“人的自觉意识”是戏剧的主要动力。他认为, 戏剧是通过表现意识为争取达到目标而自觉地运用着它的手段。在我国, 顾仲彝先生在《谈戏剧冲突》一文中也提出:“性格是稳定的, 而意识是动作的, 性格本身不能发生冲突。”。由此可以看出, 意识冲突是人的行动目的和动机的冲突, 它具有心理活动的特征。可是, 意识冲突真的可以成为戏剧冲突的核心冲突吗?
戏剧艺术在反映现实的时候, 是把生活中的人物集中、概括和加工成丰满的典型人物, 从而来提示生活的本质, 以表达作家的理想的。正如劳逊在他的《戏剧与电影的理论与技巧》一书中所说的:“戏剧是处理社会关系的, 一次戏剧性冲突必需是一次社会性冲突。”在戏剧中, 要想尽可能的使观众清楚地看到剧中人的外在行动和内心世界, 就必须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斗争中, 尤其是人物性格的相互撞击中, 这样才能表现出不同的人物性格代表着不同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品质之间的矛盾斗争;才能鲜明地表示自己对事物的态度, 流露出内心最深处的思想感情;才能把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艺术化、典型化。所以, 如何表现人物的内心矛盾, 就回到了这个人物的真正性格上来, 它取决于人物的内心状态和性格发展的逻辑。[3]
正是因为性格冲突是通过意识冲突表现出来的, 因此冲突通常是以两种对立的思想, 通过正反相对的具体形象的性格冲突来表现。人物的性格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 在现实斗争的磨练逐渐形成的。离开了人物的性格冲突, 社会生活矛盾就无法得到体现。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物性格。任何一个人物, 都有他独特的个性, 而这个具体的个性放在戏剧里, 就是由参与冲突的人的性格决定的。只有塑造出典型的性格冲突, 才能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人物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决定了人物的遭遇和命运。
从一些剧作来看, 尖锐的戏剧冲突, 都是来自人物独特的性格。好的戏剧, 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引起强烈反映和兴趣的戏剧冲突, 都是在人物性格的交锋中体现的, 随着剧情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发展而变化。例如, 莎翁笔下的忧郁王子哈姆雷特, 由于性格上的忧郁, 犹豫不决和行动上的延宕, 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怀着极大愤慨与极度悲伤的王子, 他的性格就无疑在他的复仇计划以至实施过程中展露无遗。但同时, 他又是一个机智勇敢, 善良的王子。他的一系列冲突, 都围绕着为父报仇进行着;他的性格也在复仇的过程中, 让观众一一了解。黑格尔这么说过:“戏剧是以目的和人物性格的冲突以及这种斗争的必然解决为中心”。而哈姆雷特的戏剧冲突, 则完全表现出性格冲突是戏剧冲突的核心这一艺术形式。
三
有些学者认为戏剧的冲突是意识冲突, 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认为行动是意识的产物, 而表演就是以行动为主, 就像顾仲彝教授给意识下的定义那样:“意识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自觉地确定目的并力求实现的心理过程”。而这个心理过程, 则是由从最初的意向、欲望和愿望等发展到决心, 由此而展开行动的。此外, 顾教授还指出:“性格是在意识的表现过程中揭露出来”。关于这个问题, 这里我们再次重新回到“戏剧冲突是来源于生活中的矛盾"这个起点来进行分析。
在社会问题上, 你是激进的, 还是保守的?生活态度上, 你是乐观的, 还是消极悲观的?在对待金钱方面, 你是大方或者吝啬?在处理生活事务时, 你是偏见的, 还是正义的?在与他人交往时, 你是自卑的, 还是优越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定的性格特征, 这些特征都不是短时间形成的。[4]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对社会生活的体验, 形成了一套自以为合适的模式, 现在这套模式已经像我们的皮肤或毛发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整体上看来与我们是相当和谐的。而性格特征包括稳定性和可变性, 而这个稳定性就是指一个人在许多的社会活动中, 在人与人的频繁关系中, 经常重复出现的某些心理特征, 如恐惧和条件反射等。正是因为这些稳定的心理特征, 才形成了不同的个性差别。因此, 像这样的性格, 只有在不断的行动中, 才能显现出来。没有行动, 则是无法显示的。而这些稳定性只有在不断的社会活动中, 由主客观因素的作用才会产生出可变性。[5]
由此可见, 单纯的判定性格是绝对静止的, 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种性格, 都是在行动中与其他种类性格发生各种冲突或联系的。所以说, 性格也是行动的, 没有行动的性格是不存在的。性格冲突即是戏剧冲突的核心冲突。
摘要：戏剧冲突是形成戏剧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长期以来, 戏剧冲突中究竟是以意识冲突还是性格冲突为核心的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争议。实际上, 从性格的内涵、特征以及社会冲突方面看, 性格冲突是戏剧冲突的主要特征。因为意识虽然是显示性格的一种行为方式, 但意识冲突最终要通过行动来得以完成的最终目的是突显人物的性格。
关键词：戏剧冲突,性格冲突,意识冲突
参考文献
[1]陈默.谈性格冲突[J].中国戏剧, 1961, (Z3) :18-22.
[2]佟德真.也谈"戏剧冲突"[J].戏剧艺术, 1979, (02) :105-110.
[3]赵红梅, 李焕顺.论戏剧冲突[J].沈阳职工大学学报, 2005, (01) :56-58.
[4]张红霞."戏剧冲突"透视[J].剧作家, 2007, (03) :163.
关键词：国际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
一、国际法律冲突与区际法律冲突之关系
1.国际法律冲突与区际法律冲突之联系
第一，区际法律冲突与国际法律冲突均为“空间上的法律冲突”。它们都是适用于不同地区的法律之间冲突，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固然是不同地区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严格来讲，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也是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只不过有关地区被冠以“国家”的名称而已。
第二，区际法律冲突与国际法律冲突均为“平面上的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是一国内在具有独特法律制度上属平等的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而国际法律冲突是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无论是一国内不同法域的法律之间，还是不同国家的法律之间，没有谁优于谁的问题，只存在着依冲突规范确定谁适用于某一法律关系的问题。
第三，区际法律冲突与国际法律冲突均为“民、商法律冲突”。我们通常讲的国际法律冲突或区际法律冲突，一般是指国际民商、法律冲突或区际民、商法律冲突，并不包含公法的冲突问题。
第四，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的规范在一些方面是相同或相类似的。如前所述，许多国家的冲突法无多大区别的既适用于解决区际法律冲突，也适用于解决国际法律冲突。
第五，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在一定条件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过去的殖民国家内，各殖民地之间的法律冲突以及殖民地同殖民国原有地区的法律冲突一般被认为是区际法律冲突。一旦各殖民地取得独立，建立了新的主权国家，那么原来的区际法律冲突便转化为国际法律冲突。而从国际法律冲突向区际法律冲突转化的有名例子是瑞士的情况，1848年以前，瑞士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因而当时各州之间的法律冲突时国际法律冲突。但随着1848年瑞士联邦宪法的制定，瑞士由邦联变成联邦国家，故各州之间的法律冲突也随之由国际法律冲突转化为区际法律冲突。
2.国际法律冲突与区际法律冲突之区别
由上述可知，国际法律冲突与区际法律冲突之联系十分密切，但尽管如此，其仍有以下之区别：
第一，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区际法律冲突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内的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因此它产生于国内社会，或者说它是只有在一国内部才存在着的法律冲突。而国际法律冲突则是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是在国际社会中产生的法律冲突，亦即区际法律冲突的国内性和国际法律冲突的国际性。此一差异是两者最重要的区别。
第二，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受不同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国际法律冲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因而对于这种法律冲突的解决或多或少要受到国际公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制约。而区际法律冲突是一国内部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显然对这种法律冲突的解决不会受到国际公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制约。但是，它会受到有关国家的中央立法，特别是宪法的制约，而这正是解决国际冲突法所不具有的。
第三，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发生的范围不同。虽然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都属在民、商法领域内发生的冲突，但由于在一国内部，各法域之上有共同的主权和共同的中央政府，各法域比各国之间有更紧密的联系和更多的共同利益，故国内民商法以及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冲突法统一化的进程和统一的程度，无论在速度上还是在质与量上，都大大超过各国实体法和国际私法的统一。因此，区际法律冲突发生的范围一般小于国际法律冲突发生的范围。
二、国际冲突法与区际冲突法之联系与区别
国际冲突法是用来解决国际法律冲突之规范，而区际冲突法则是用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之规范，其间之关系就如同国际法律冲突与区际法律冲突般有所联系与区别。
1.区际冲突法与国际冲突法之关系
第一，区别说。持这一主张的学者认为，区际冲突法和国际冲突法解决的对象不一样，即区际冲突法解决的区际法律冲突发生在一个具有复合法律制度的单独国家内，而国际私法所解决的国际法律冲突则发生在与有关问题相联系之不同的国家之间，因此区际冲突法的法律性质根本不同于国际私法的法律性质，用于解决国际法律冲突的国际私法规则不能适用于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
第二，相似说或同一说。持这种主张的学者认为，区际冲突法规范和国际冲突法规范，实质上都是法律适用规范，因而区际冲突法和国际冲突法是互相类似的，许多人甚至认为两者是同一的。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国际法律冲突和区际法律冲突应适用相似或同一的原则加以解决。
第三，折衷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上述两说之间持折衷的立场，他们既不赞成将区际冲突法与国际私法绝对分开的区别说，也反对区际冲突法规范和国际冲突法相似说或同一说。而系一方面强调区际冲突法与国际私法不同，另一方面则强调两者在某一方面的相似或同一。就解决法律冲突为最终目的之点上，为两者之相似处，但在既得权的保护上、公共政策原则或意思自主原则的适用上又可推出二者之区别性。
综上所述，可知理论上学者们对于区际冲突法是否具有与国际私法相同的法律性质，或者说区际冲突法是否与国际私法同属一法律部门问题，颇有分歧。而在区际冲突法和国际私法关系问题的实践上，各复合法域国家的具体情况并不相同且十分复杂。但，尽管在实践中有的国家采取区别立场，有的国家采取等同立场，还有的国家采取折衷立场，但都不否认区际冲突法与国际私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2.区际冲突法与国际冲突法之联系
第一，在历史上国际私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区际冲突法的产生和发展为前导，换言之，国际私法是在区际冲突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第二，区际冲突法和国际私法都是以解决法律冲突为目的，而且，它们解决的法律冲突都是民事法律冲突，亦都是法律在空间上的冲突或法律的空间适用问题。
nlc202309051449
第三，由于二者都是以解决法律冲突为目的，故区际冲突法和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严格来说都是法律适用法，二者的冲突规范及其有关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相同或相似的。例如，二者冲突规范的结构都是由范围和连结因素两部分组成的；又如，法院在适用该二规范寻找准据法时，都会碰到定性、反致、外国法（或外法域）内容的查明，公序良俗及法律规避等问题。因此，可以说在区际冲突法和国际私法的发展过程中，二者互相影响，互相借鉴。
第四，区际冲突法和国际私法都是通过指定某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何国（法域）之法律来间接的调整该民事法律关系，故二者的调整对象都是民事法律关系，而调整的方式都是间接方式。
第五，当法庭地法院依照该国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指定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适用某一复合法域国家的法律时（即面临一国数法之问题时），按照有些国家国际私法之规定，准据法之确定需要借助该复合法域国家的区际冲突法之规定以决定之。例如：1966年7月1日施行的《波兰国际私法》第五条规定：“应适用的外国法有数个法律体系时，应适用何种法律体系由该外国法确定。”该条文所称的“由该外国法确定”就是只由外国的区际冲突法确定。
3.区际冲突法与国际冲突法之区别
第一，二者调整的对象有所不同。虽然皆系以民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但区际冲突法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国际私法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涉及有外国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或者说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跨国民事法律关系。
第二，二者解决的民事法律冲突不同。区际冲突法的任务是解决一国内部具有不同民事法律制度的地区之间的民事法律冲突，而国际私法所解决的民事法律冲突则是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民事法律冲突。
第三，二者的法律渊源有所不同。区际冲突法的渊源只可能是国内法，或者是某一复合法域国家权国统一的成文或不成文区际冲突法，或者是该国内各法域自己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区际冲突法。由于区际法律冲突是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民事法律冲突，所以任何复合法域国家都不会通过缔结国际条约的方式来解决其国家内部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而国际私法的渊源除了成文或不成文的国内法外，还有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这是由国际私法所解决的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的国际性质所决定。
第四，二者体现的政策有所不同。用于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冲突法主要体现复合法域国家处理其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民事等关系的政策。而用于解决国际法律冲突的国际私法则更多的体现国家的对外政策。
第五，二者所受制约的不同。由于国际私法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涉及到他国及其自然人或法人，因而国际私法的制定和施行不得不考虑到国际因素，不得不受制于国际公法的一些原则、规则和制度，如国家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及国民待遇制度和最惠国待遇制度等等。但是，区际冲突法的制定和实施则毋须考虑国际因素，也不受国际公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制约，而只会受制于其所属复合法域国家国内的具体情况，并更多的受到所属国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的制约。
第六，二者在一些具体的规则及制度上有所不同。在意思自主原则的适用、定性、反致、外国法的查明、公序良俗条款、法律规避以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
第七，保护既得权的范围在区际冲突法中比国际私法中更广泛。在一定限度内保护当事人已依内外国法取得的既得权以为各国国际私法所肯定，这也是保护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发展正常的国际民事交往所必要的。在国际私法中既得权的保护是以既得权与内国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不相抵触为条件。在区际冲突法中，由于公序良俗保留制度在有的复合法域国家适用的范围狭小或有些国家根本不适用，因而一些可能被国际私法视为与公共秩序相牴触的既得权会得到承认。
第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法院在解决国际民事法律冲突的实践上几乎都呈现出提升适用法庭地法之趋势（Homeward Trend），亦即偏袒法庭地法（LexFori）之适用。
这种趋势是由几方面的情况促成的：所谓公序良俗条款的限制，增加了法庭地法适用的机会。其次，国际私法学者，将制度理论复杂化，忽略程序实质运作之困难面，法官不胜负荷。再者，涉及个人身分等亲属及继承法律关系，依当事人之本国法解决，引导致外国法适用上之困难，如果能依居所地法则更为实际与合情理。还有，在有些国家里，在涉外案件中适用外国法，必须由当事人主张及证明，如果当事人不主张适用外国法或者对有关的外国法不能证明时，法官即以法庭地法解决之。
但是，在复合法域国家的法院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实践上，由于外法域内容的查明制度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等不同于国际私法中的相应制度，偏袒法院地法并没有表现的那么突出或者说不成为其趋势，相反的适用外法域的倾向远比解决国际法律冲突时为强。
综上，区际冲突法和国际私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不能将两者绝对的等同起来，也不能将两者绝对的割裂开来。因此，将两者绝对区别开来或绝对等同起来并视为同一种法律的理论主张都是过于片面的。
三、小结
综合上述，对区际冲突法和国际私法的联系与区别的分析，可发现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而两者相同或相似之处反而是次要的。其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区际冲突法解决、调整的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民事法律冲突；而国际私法解决、调整的却是“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民事法律冲突或者“国际”民事法律冲突，国际私法所具备的国际性在区际冲突法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区际法律冲突法不具有与国际私法相同的性质，两者是具有密切联系的不同法律部门。区际冲突法不能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而国际私法也不能适用于区际冲突。因此，区际冲突法与国际冲突法之关系应系折衷说之见解较为妥适。
参考文献：
[1]黄进.区际冲突法研究.上海市：学林出版社，1991，6
[2]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市：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9
[3]刘铁铮，陈荣传.国际私法论.台北市：三民书局，2004，3
[4]柯泽东.国际私法.台北市：元照出版公司，2001，1
[5]余先予.国际私法学参考资料.北京市：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