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

建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通用7篇）

建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 篇1

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通史概要：

本专题主要讲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多年来，中国政治建设的基本历程和争取祖国统一的基本方略和实践。

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奠定了中国政治建设的基石。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政治建设从起步、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到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政治建设不断发展和健全的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中国政治建设取得初步发展；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政治建设被严重破坏，政治建设的历程完全中断；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治改革和建设逐步进入制度化、程序化的发展轨道，确立起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与政治建设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历程中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建设 教案

课标要求：

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史实，阐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①、识记：七届二中全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的首都、国旗、国歌；开国大典；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5个民族区域自治区。

②、理解：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过程与方法：教师应注重启发式教学，可事先拟好专题，自由组合并设计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主动发表意见，并对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的表现予以及时而恰当的评价。选取优秀影片片段或有代表性的图片等各类资料，运用多媒体手段再现历史画面，增强感性认识。（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史实学习，初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不 曾有过的国家政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是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类型宪 法。体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政策之间的关系。重点难点：

重点：新中国的成立，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

难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教学课时：2课时 教学建议：

（1）、引导学生回忆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中共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引出问题：中共即将筹建的新中国会采取何种政权组织形式呢？从而导入课题“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建设”。

（2）、对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目内容，有条件可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加强教学活动的直观性：①可播放《渡江战役》部分片段，让学生回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 的覆灭、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等史实，以便顺利过渡到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②适当增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相关内容，就新中 国的性质、各阶级在新政权中的地位、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等作简要介绍，并请学生讨论此文的重要意义。亦可把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作为材料发给学 生，引导学生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归纳、概括、评述，培养学生研读史料的能力；③播放《开国大典》的录像片或电影片段，让学生在历史的“再现”体验中，增 进爱国主义情感。

（3）、对于“开创政治建设新阶段”一目教学，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①、适当增补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相关史料，为讲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做好知识铺垫，以便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民主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必定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②、结合课文材料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相关条款并依据教学实际进行适当增补，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的国家性质、根本政治制度、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就新 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相关内容，引导学生找出其所体现出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引导学生就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谈谈其颁布的重大 现实意义；引导学生谈谈一届人大的召开在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4）、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一目教学，请学生就所学的知识，举出几个典型例子，论证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再播放《冰山上的来客》、《嘎达梅林》、《红河谷》等影片的片段，再结合已学过的中国史的相关内容，得出：伟大祖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有条件的可以请班上的少数民族学生，具体谈谈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情况，如：我国的民族政策、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状况等，以增强对此制度的现实理解。

建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 篇2

一.中共组织体系特点

(一) 一元化的领导体制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中共中央规定:“每个根据地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 (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 ”, “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 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 即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建国时, 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已经全面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既包括党的中央机构对下级国家机构的统一领导, 也包括党组织对同级国家机构的统一领导。”在政府系统内, 国营企业, 青年团和工会等群众组织内也建立了党委会和党组, 并实行政法系统内有关案件的党内审批制度。1951年1月和2月, 中共中央分别发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和《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 强调党对于思想文化的领导工作。一元化的领导体制确立了党对国家生活的全面领导, 突出了党的政治核心地位, 实现了党对社会资源统一调配, 增强了党的号召力。

(二) 组织的严密性

组织严密性一方面是指党组织覆盖面大, 层次深, 另一方面只当对于党员质量把关严格。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 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 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建国初期, 在完成土改的新解放区农村及工矿企业、机关学校, 首先是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 建立党组织。“建党中, 执行了有领导、有计划、积极慎重的方针, 坚持党员标准, 严格履行入党手续, 防止坏人混入, 确保党员质量和党组织的纯洁性。”组织的严密性使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接触基层的党员干部, 他们的素质和表现直接影响群众对党的感情, 一支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动员。

(三) 高度集中的权力运作模式

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 中共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 实际上是集权于少数人, 尤其是集中于各级党委的‘一把手’, ”“在当时的情况下克服分散作用不无积极作用”。1953年, 毛泽东提出“大权独揽, 小权分散, 党委决定, 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 使党委包揽了一切大权。这一体制的特点就是权力横向集中于党委, 纵向集中于中央, 这有利于精英人物对于大规模的危机事件的快速决策。政治动员主体明确, 责任明晰, 力量集中, 使全国各级政权联动起来, 发挥最大的政治动员效力。

二、政治动员的适应性环境

(一) 国内大一统局面的基本形成

到1951年底, 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外, 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全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 取缔外国特权, 没收官僚资本, 进行土地改革, 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 大陆地区各级政权建设基本完成。“到1952年, 全国三十个省、两个省级行署区、160个市、2174各县和约28万个乡, 建立了人民政府, 并建立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省、市政协委员会和县常务委员会也普遍建立起来”, 为广泛的政治动员提供了组织基础和社会空间。

(二) 中共的政治威望空前高涨

在解放战争中, 人民解放军迅速扫清国民党反动势力, 国内政治局面实现统一;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 迅速医治战争创伤, 到1952年, 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艰巨任务;到1953年春, 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外, 土地改革取得巨大胜利, 3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无偿分得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及其他财产, 满足了农民几千年来对于土地的渴求;人民政府吏治清明, 联系群众, 讲求效率, 社会风气与国民党治下的旧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巨大的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 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三) 中共实行高压的政治态势

1950年7月23日,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发布了《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指出:“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的反革命分子, 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 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 成为各级政府当前重要的任务之一。”要求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及时的镇压手段。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根据上述指示, 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动群众, 镇反运动于1950年12月在全国开展起来。“1951年春, 在全国形成了检举、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高潮。”毛泽东指出, 镇压反革命要“打得稳, 打得准, 打得狠”。1951年, 2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 为镇反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量刑标准。国内政治空气高度紧张, 对于反革命分子或对中共政治动员的响应不积极的分子, 起到严厉警慑的作用, 对于广大人民也起到了教育警醒的作用, 使政治动员的社会阻力降到最低值。

三、中共政治动员体系的特点

(一) 动员策略的灵活化

在建国后为巩固人民政权而进行的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中, 始终坚持惩治与教育相结合,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既反右又防“左”的方针, 保证了运动稳健有效地展开。在七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动员策略, 有利地调动起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 减少了斗争的对立面。例如在土改中, 为了有利于稳定中农和民族资产阶级, 党对富农的政策由过去的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保护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灵活的动员策略, 既调动广大人民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又减少了社会阻力, 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动员的顺利展开。

(二) 动员责任和目的的明确化

一方面, 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使各层级的权力核心明确, 责任落实到各级党政首长个人, 责任追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中央一级的权力收放自如, 形成党内政治高压气氛, 各级党政人员必须高度负责, 各级政权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力, 保证中央政策一贯到底。另一方面, 建国初期, 我国在行政法和程序法方面一片空白, 政策执行的条框不多, 为了追求结果, 多采取行政强制和自愿相结合方法, 有效实现政策目的。

(三) 动员方式的多样化

在各种运动中, 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了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展览会, 利用广播大会、电影、幻灯、戏曲、音乐, 通过标语、图片、漫画、讲演、小册子和传单, 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动员效果。在镇压反革命宣传中, 各地注意利用通俗活泼的文艺形式来进行宣传鼓动。建国初期广大工人、农民的文化素质低, 党和政府采取了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各种各样的动员方式, 让群众看得见, 听得懂, 增强动员效果。

四、建国初期政治动员对当代政治动员的有益启示

(一) 完善和加强党的政权建设

建国初期的政治动员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党委一元化领导的领导体制下, 应对重大危机的产物。随着社会步入常态化的发展状态,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是现代政治动员必然要求。同时, 在现代社会, 危机事件依然防不胜防, 加强集中制建设, 对于应对大型社会危机有极重要作用。因此, 一方面, 要认真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和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加大反腐败力度, 改善党的领导,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 适应社会常态化发展;另一方面, 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权限, 既要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 更要注意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 要从体制上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坚决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 保证党中央的权威, 在出现重大危机时, 党和国家可以迅速作出决策和部署。

(二) 扩大党组织覆盖面, 提高动员客体对党的认同性

建国初期, 党组织覆盖了大部分社会部门, 政治动员以群众运动为载体, 在运作上重视对上级负责, 在导向上重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体现为一种体制外的、权力意志型的和克里斯玛权威型的政治动员, 在动员的范围上没有死角。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 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出现, 使当代党的政治动员有可能出现盲点。例如农民工、城市自由职业者和私营企业主等, 他们主要关注自身经济状况, 很少关注我国政治发展, 实际上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在这一部分人之中, 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以党的方针政策来加强他们的政治归依程度。另外, 较建国初期, 社会信息传播速度加快, 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普遍提高, 公民政治敏感性增强, 对于被动灌输微软用户第3页

2010-3-26的动员模式认同性降低。这就要求要加大力度提高公民政治大局意识, 增强公民是非的政治辨别能力, 以提高对政治动员的响应程度。

(三) 注重动员的策略化建设

建国初期往往比较注意物质性动员和精神性动员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 物质利益机制成为调动人的积极的主要杠杆。单纯的物质利益的动员作用具有现实性和短暂性的特点, 使政治动员的作用难以持久和深入。因此, 应注重精神激励和物质引导相结合。一方面,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政治影响融入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 增强公民精神归依感;另一方面, 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关爱社会弱势群体, 各级党委和政府多为广大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加强党在社会分配领域的主导地位。

摘要：中共在建国初期有效实施了政治动员, 保证了新生的的人民政权和社会大局的稳定, 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这种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 来源于中共政治组织自身的内部特点, 中共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中共的政治动员特点, 通过对这种动员能力的分析, 为新时期中共政治动员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借鉴。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共,政治动员能力,原因,探析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规定。见:中共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42—1944) , 第12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125—128

[2] (胡伟, 政府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 靳德行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8

建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 篇3

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由领导全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将发展党内民主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一项重要内容。

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关注点。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将扩大党内民主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如何作为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后如何有效地扩大和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如何保证自己的决策正确、及时，如何实现党的生活生气勃勃，从而使党的事业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这些对于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影响。对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只有通过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密切的联系基层党员群众，通过了解和搜集基层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才能充分发挥每一个党员的作用，使他们能为党的各项政策、决议的制定和实施自觉地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从中发现和培养大批人才。

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党内民主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民主，而是强调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与纪律的统一，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全党的团结。建国以后，党员队伍不断扩大，1949年底全国的党员人数达到450万人，截止1950年7月已经超过500万人；同时，党员的覆盖领域也在不断延伸，从工厂、农村、军队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但如何使这些党员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明确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在八大党章中，就对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团结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党的集中和统一才能巩固，党的纪律才能是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

可以说，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党内民主的认识集中表现为既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发挥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同时又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

二

发展党内民主，就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建国初期，我们党探索发展党内民主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

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建立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对于充分发挥每个党员的积极性，实现全党的团结，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1948年，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背景下，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和完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始终是十分重视的。中共中央曾多次指出：“定期召开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根本制度，……今后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按照党章规定，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不允许以任何借口不按期召开”，①并对会议的召开频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在开展整风、整党等一系列运动，党的组织得到进一步巩固之后，从1954年到1955年一季度，全国有3个省、20个大中城市和290多个县、市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县以上党组织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则更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一方面对七大以来推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发展党内民主方面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集和充分发挥作用”。②另一方面，《报告》还对如何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设想，提出“为了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③推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由于代表是常任的，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便于使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听取批评，答复询问，从而使党代表即使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由此，“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④

第二，健全党委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推行党委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项重要制度。1948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由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针对党内存在的个人包办和个人决定重要问题的习气，要求各级党委、各部门党组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并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党委制的实质和根本，就是重要问题均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并分别执行，而不应当由个人决定重要问题。同时也要注意协调好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之间的关系，两者不可偏废。根据中央的《决定》精神，一些地区开始对建立健全党委制进行探索。如1949年5月25日，苏南区党委作出了《健全党委制度决定》，规定常委每日上午集体办公，半月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对外发言、发表文告、布告、法令和条例，要经常委讨论、签字，才能公布。

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健全党委制的探索仍在不断深化。党委制的推行范围不再局限在党政机关和部队之中，在企业中也开始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也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在学校中也开始推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些地区还制定了专门的制度，保证党委制的全面推行。如1955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改善领导的决定》，提出要加强市委的集体领导，健全党委制。凡是属于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性指示和决定本市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必须经市委会议讨论，不得由个人单独作出决定。市委会议必须在发扬民主、充分展开讨论、发挥集体智慧的基础上作出完整的决定。

1956年通过的八大党章对健全党委制作出了全面的阐述：“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全委会必须定期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2次，党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3次，党的县、自治县、市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4次。

第三，建立党内监督制度

发展民主和实行监督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不仅互为前提，而且互为实现方式。实行党内监督的过程其实就是实现党内民主的过程，而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也必定包含实行党内监督。

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党内监督，在党内建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1949年11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各级政府已经或即将建立的条件下，成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受理、审查各级党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的违反党的纪律行为，克服官僚主义。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决定在原有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和处理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以加强党的纪律。同时，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条例规定，赋予党员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以及向党负责任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行为的权力。

在八大党章中专门以一定篇幅对加强党内监督作出制度化规定：“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同时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在党的各级委员会都应设立监察委员会，在各级党的委员会的领导下，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的各种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现象，并及时地给以应得的处分。

第四，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生活制度

基层党内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基础，是党稳健推进党内民主这一系统工程的起点。在基层党组织中发展党内民主，可以让党员在参与党的活动、参与党组织的决策过程中，不断强化主体意识，培养与党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命运感和使命感，激发和帮助党员更好地发挥作用，融入到党的各项工作中去。

为了推动基层党内民主的发展，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努力健全支部的民主生活制度:一是建立定期民主选举制度，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应按照党章规定，普遍地、有领导地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听取和审查各基层党组织委员会的报告，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工作问题，民主选举各基层组织的委员会，等等；二是建立定期汇报与检查制度。党章规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应该定期地向选举自己的党员和下级组织报告工作。这些制度的制订和实施有利于充分发挥党员积极性，同时也有力地充实了党基层组织的民主生活。三是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同党内存在的违法乱纪、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从而活跃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民主生活，提高党基层组织的工作水平。

在建国初期，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监督制度的建立、党委制的健全和基层党组织民主生活制度的推进，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内民主发挥了积极作用。邓小平曾评价说，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也比较正常。

三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这些探索在后来的发展中却没能得到坚持，甚至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目前，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已经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并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因此，研究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后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一，发展党内民主，要重点关注基本制度的完善，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重要保障。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就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建立和完善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党委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对这一时期党内民主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虽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日益呈现出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的特点，但对于发展党内民主而言，其重要手段仍然是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把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基本制度的完善上。报告提出:一是要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并进一步规范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建立和完善党代会向全委会、全委会向常委会授权制度，党代会闭会期间代表巡查制度等，积极发挥党代表在推进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中的作用；二是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党的各级委员会都必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尤其是对于重大问题的决定和重要干部的任免，必须采取票决制；三是要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的范围，从而进一步扩大党的基层民主。

第二，发展党内民主，要关注制度的落实，使好的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对发展党内民主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现象逐渐滋长起来，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以至最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制度有的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有的虽然得到实施，但常常受到客观形势、领导者个人意志等因素的影响而变形。因此，发展党内民主，要着重解决制度设定和制度运行之间的背离，既要对已经制定的制度建立相应的严密、科学、完备的方法和步骤，保障其落实不受干扰；另一方面，要对违反这些制度的现象如何处置作出明确的规定，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第三，发展党内民主，要健全党的整个政治生活系统，营造良好的党内民主环境和氛围

党内民主关系到党内政治生活的全方位，它的发展要受制于党内整个政治生活系统的健全和发展。要在党内营造民主和谐的氛围，关键就是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员的知情权，要建立保障党员参加党内会议、阅读党内文件等各项民主权利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增强党内事务的透明度，从制度上真正落实党员所应享有的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知情权是维护党员各项政治权利的基础，党员只有充分的知情才会有真正的参与，才能正确地行使自己对党内事务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另一方面，积极拓宽党员实际参与党内各项事务的渠道和范围，完善党员的参与权。党员的参与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关键环节。为此，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使广大的普通党员能在更深程度上和更广范围内参与党内选举、决策、管理、监督，调动广大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在党内营造民主的氛围，从而进一步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

因此，必须在充分借鉴党在建国初期发展党内民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党内民主的发展，将发展党内民主作为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障。

注释：

①《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1955年8月1日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②③④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233～234、233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建国初期中国省级行政区划的变迁 篇4

作者：何立波;发布时间：2006/02/05 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对旧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和调整。这次调整,基本上奠定了今天的省级行政区划的格局。近年来,在社会上出现了强县扩权、取消地级市设置、省直管县和变大省为小省的改革呼声。

近一段时间,境内外多家媒体报道中国拟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引述专家观点提出将全国重新划分为50至60个省份。在呼吁中国新一轮行政区划改革的舆论兴起之时,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省制改革和调整作一回顾。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的省制情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继承的国民政府的省制,是1947年确立的。根据1947年6月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全国共设35个省、1个地方、11个行政院直辖市。这35个省是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西康省(1939年成立)、福建省、台湾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省、绥远省(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热河省(省会承德)、辽宁省、安东省(省会先后为安东即今天的丹东、通化)、辽北省(省会先后为四平和辽源)、吉林省、松江省(1945年9月成立,省会牡丹江市)、合江省(1945年9月成立,省会佳木斯)、黑龙江省(省会北安市)、嫩江省(1945年9月成立,省会齐齐哈尔)、兴安省(1945年9月成立,省会海拉尔,1947年5月撤销该省)、新疆省(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

11个行政院直辖市分别是:南京市、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汉口市、广州市、重庆市、西安市、哈尔滨市、沈阳市、大连市。1个地方是西藏,归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领导。1947年1月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后,蒙藏委员会所管辖的地方,由外蒙古和西藏减少到西藏一个。1947年6月后,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省级行政区为47个。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省级行政区域之上,还有六个大行政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省之上还有六个大的行政区,即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个大行政区,简称大区。大区人民政府是在解放战争中逐渐形成的,建国后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大区是省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单位,设有大区人民政府(包括军政委员会)。它一方面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区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另一方面,它也是地方政权的最高机构,是一级地方政府。大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主席1人、副主席及委员各若干人组成。主席主持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并领导政府委员会的工作。在建国伊始,其实还有个叫做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大区,不过很快被中南军政委员会取代。

1948年底,中原敌人大部被肃清,并在中原地区建立了豫皖苏、豫西、鄂豫、皖西、桐柏、江汉、陕南七个行署。中原即将全部解放之际,形势要求建立中原全区的政权,统一领导各项工作。1948年12月,中共中原中央局向中原各界人民提出建议:召开中原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1949年3月3日,在开封召开了中原临时人民代表会议。3月5日,大会选出政府委员21人。3月6日,政府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选举邓子恢为政府主席。3月7日,召开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后,将全区划为河南省及鄂豫、江汉、陕南三个行署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9年6月下旬,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由开封迁至武汉办公。1950年2月,在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基础上组建新的中南军政委员会。

1950年1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命令撤销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改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领导。1950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的决定,并于11月22日正式成立,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设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

1952年底,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已经完成,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基本上已告胜利结束,全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即将开始。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仅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关,不再作为地方最高政权机关。1952年12月至1953年2月,华东行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华北行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先后宣告成立。至此全国共设有六个大区行政委员会。

1954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进入第二年,国家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切实了解下面的情况,减少组织层次,增加工作效率。为了节约干部加强中央和供给厂矿的需要及适当加强省市的领导,同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撤销大行政区一级的行政机构。各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的撤销,采取有计划地分期逐个撤销的办法,至11月全部完成。

实践证明,大行政区的设置是解放初期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在建国初的三、四年中,大行政区对于加强中央的领导,对于各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引导和组织人民进行各项社会主义改革和恢复、发展生产,对于迅速建立革命秩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9年底到1952年之间的中国省制在省级行政区划方面,为了适应解放大军顺利进军的形势,及时肃清残余匪特,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医治战争创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缩小了原有的省区。1949年,在华北地区,中央人民政府以豫北、冀南、鲁西南的部分行政区域设立了平原省;把东北的松江、黑龙江、嫩江、吉林、辽北、安东、辽宁七省和冀察热辽地区改设为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热河六省,并设立了旅大行署区;将江苏、安徽两省分设为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四个行署区。

截至1949年底,全国共分30个省、12个直辖市、5个行署区、1个自治区、l个地方、1个地区。30个省是:河北省、山西省、平原省、察哈尔省、绥远省、辽东省、辽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松江省、热河省、山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台湾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省、四川省、西康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青海省、新疆省。12个直辖市是:北京市、天津市、沈阳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上海市、南京市、武汉市、广州市、重庆市、西安市。5个行署区是:旅大行署区、苏南行署区、苏北行署区、皖南行署区、皖北行署区。1个自治区是内蒙古自治区。1个地方是西藏。1个地区是昌都地区。另外,到了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撤销了四川省,设立了川南、川北、川东、川西4个行署区,从而使中国的行署区数量达到了9个。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存在的内蒙古自治区,是当时唯一的一个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5月1日,辖6盟,31旗,4县,3市,首府为乌兰浩特(蒙语,意为红色的城)。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49年11月23日,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乌兰夫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便于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领导,将内蒙古自治政府由乌兰浩特市迁驻张家口市。11月24日,周恩来总理批复,准予内蒙古自治政府迁驻张家口市。之后,内蒙古自治政府陆续迁驻张家口市。12月23日开始办公。1950年6月25日迁移全部完毕。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市由此成为两个省的省会。1952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迁驻绥远省会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在这些省中,平原省的存在时间最短。1949年8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以原冀鲁豫解放区为基础组建平原省,由河南、山东、河北3省各一部分组成,省会在新乡市。潘复生任省委第一书记,晁哲甫任省人民政府主席、刘致远任军区司令员。平原省归华北人民政府管辖,1950年11月12日属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管辖。平原省下设新乡、安阳2个省辖市,6个专区(新乡、濮阳、安阳、聊城、湖西、荷泽),56个县,1个矿区(焦作)。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撤销平原省,将新乡、安阳2个市和新乡、安阳、濮阳3个专区及东明县划入河南省,将菏泽、聊城、湖西3个专区划入山东省。在平原省短暂的历史中,还建立了一所大学。1950年10月,平原省人民政府决定建立一所大学,校名暂定为“平原大学”。1951年3月,中央教育部将该校定名为“平原师范学院”。1951年11月23日,平原师范学院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该学院发展为现在的河南师范大学。

在1949年底的30个省中,有几个省是民国初期成立的,在建国初期存在过一段时间不久就被合并或废止。察哈尔在1914年成为省级行政区域的察哈尔特别行政区(称察哈尔都统),1928年6月正式建省。1948年8月底,察哈尔省归华北人民政府管辖,1950年11月12日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管辖。察哈尔省设3市,3专区,32县。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将察北、察南专区16县及张家口、宣化2市划入河北省,将大同市及雁北专区所辖13县划入山西省。此外,还有3县在撤省前已合并了。绥远省在民国初年属于山西省,1914年7月成为独立的省一级的特别行政区(称绥远城将军),省会为归绥(1954年改称呼和浩特)。1928年6月,绥远特别行政区改制为绥远省。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政府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省全境得到解放。关于绥远省的管辖权,起先由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直属,1952年4月18日改归华北行政委员会。1952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绥远省由内蒙古自治区和华北行政委员会双重领导,但各有重点,省的一般行政事宜和非民族自治区领导重点在华北行政委员会和中央,辖区内各盟旗民族事务归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后经中共中央蒙绥分局提出建议,蒙绥两政府反复酝酿后,1953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内蒙古自治区与绥远省人民政府合署办公。1954年1月11日到17日,绥远省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归绥市举行。会议决定绥远省、内蒙古自治区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1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百零四次会议同意绥远省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绥远省、内蒙古自治区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的决议的报告》。1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绥远省人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通过贯彻《关于绥远省、内蒙古自治区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统一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的决议》。3月6日,绥远省、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和绥远省人民政府,原绥远省辖区统一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与此同时,取消了封建统治者所沿用的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归绥”之名,称“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热河省的前身是作为省级特别行政区的热河都统,1914年1月成立。1928年6月,热河都统改为热河省,省会为承德。1948年8月,热河省归东北人民政府管辖,1952年11月15日改由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1954年6月19日改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理。热河省下辖2市,16县,4旗。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热河省(翌年1月1日正式撤销),将承德市及西南8县并入河北省,将东部5县1旗并入辽宁省,将北部3县3旗划入内蒙古自治区的昭乌达盟。西康建省,明末清初就有倡议。1935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刘文辉任建省委员会委员长。翌年,建省委员会迁往康定。在刘文辉的努力下,西康省政府于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刘文辉任主席,省会设在康定。1949年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宣布西康省和平解放。1950年4月26日,在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西康省人民政府,廖志高任省主席,省会设在雅安。1950年7月底,西康省归西南军政委员会管辖。1952年11月15日,西康省改由西南行政委员会领导,1954年6月19日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管辖。1955年1月15日到19日,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根据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将西康省人民政府改为西康省人民委员会,选举了由29名委员组成的西康省人民委员会,选举廖志高为省长。西康省先后分设雅安、西昌、康定等专区,分辖雅安市及48县。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1938年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袖珍中国新地图》中的西康省宣布起义的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会议决定撤销西康省,金沙江以东各县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县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从民国到新中国,西康省的建制共存在了16年9个月。

这一时期,东北的省较多,有辽东、辽西、吉林、黑龙江、松江、热河6个。还有沈阳、鞍山、抚顺、本溪、旅大5个直辖市,其中旅大市是在1950年10月5日改为直辖市的。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的省更多,多达19个省,即吉林、龙江、黑河、三江、滨江、间岛、安东、奉天、锦州、热河、兴安西、兴安东、兴安南、兴安北、牡丹江、通化、北安、东安和四平。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19个省合并为10个省,即:热河省、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除了省和直辖市之外,建国初期还存在着9个省级的行署区。1949年4月27日,旅大行署区成立,隶属东北人民政府,驻大连市。下辖大连、旅顺、金州3个市,此外还有3个县。1954年6月19日,旅大行署区并入辽宁省。

在建国前两年,并没有安徽省和江苏省的建制,而是各由2个行署组成。安徽分为皖南行署和皖北行署。1949年4月15日,皖北行署在合肥市成立,下设49县,6个县级市。1949年5月7日,皖南行署在屯溪市成立,下设22县和4个县级市。同年7月,皖南行署迁驻芜湖市,1951年12月9日迁往合肥市,与皖北行署区合署办公。1952年8月7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合并,成立安徽省。江苏分为苏北行署和苏南行署。1949年4月21日,苏北行署在泰州市成立,下辖南通市及淮北盐区,4专区,3市,33县。1950年3月28日,苏北行署迁驻扬州市。1949年5月1日,苏南行署在无锡成立,下辖无锡市、苏州市、4专区,3县级市,28县。1952年11月15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苏北行署与苏南行署合并成立江苏省。

建国前两年,四川省的建制一度发生过较大的变化。1950年1月,四川撤省,改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行署区,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川东行署设立于1950年5月24日,驻重庆市,辖万县市及5专区,34县。川西行署驻成都市,辖成都市及4专区,38县。川南行署1950年12月7日成立,驻沪州市,辖沪州、自贡3市,4专区,34县。川北行署驻南充市,辖南充市及4专区,35县。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撤销川东行署区、川西行署区、川南行署区、川北行署区,合并设立四川省,9月1日正式生效。特殊的省级行政区域——昌都地区在建国前几年,在省级行政区域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地区——昌都地区。昌都地区原为西藏地方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域。这个后来被合并入西藏自治区的特殊省级行政区域,在西藏的和平解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西南地区之后,开始准备向西藏进军,考虑到西藏地区的具体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因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原西藏地方政府迟迟不派出代表,并在昌都部署藏军主力。1949年10月24日昌都战役的最后胜利,震撼了全藏,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加速分化,陷入一片争吵之中。正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1950年10月24日昌都地区解放后,12月底召开了昌都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12月31日,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成立,阿沛·阿旺晋美任主任。1951年1月1日,大会决定设立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任主任,阿沛·阿旺晋美、惠毅然任副主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驻昌都宗(宗是西藏地方1960年以前设置的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区域单位)。昌都地区下设23宗。在隶属关系上,昌都地区归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1954年6月19日,昌都地区直属中央领导,下设2个办事处,28宗。1955年3月9日,国务院批准昌都地区划入西藏地方。1960年设昌都专区,专署驻昌都县。1970年昌都专区改为昌都地区,地区驻昌都县。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昌都地区是解放西藏过程中的一块“试验田”,起到政治上的示范作用。5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上,昌都地区是一个政权的特例。昌都战役之后,建立一个新政权势在必行。但建立与内地完全相同的人民政府,在昌都地区条件尚不成熟。党中央在昌都地区建立了一个带有统战性质的政权组织——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它没有改变昌都的社会性质,既不类同于内地的人民政府,也不是军事管制委员会,而是一种接受共产党领导、吸收原西藏上层力量,并且让部分基层群众参与的崭新政权形式。人民解放委员会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是实现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权组织雏型。正如王其梅在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仪式上所说的:“这是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过渡性组织,它将担负起促进西藏的和平解放,增强汉、藏民族之间、藏族人民内部的团结,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稳定社会治安,发展昌都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事业,逐步改善藏族人民的生活的任务。”有一位老十八军干部说,昌都在解放西藏过程中起到了四大作用:一是政治上的榜样作用;二是军事上的桥头堡作用;三是物质上的供给支援保障作用;四是思想上的宣传激励作用。1951年5月,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与中央政府在北京签订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全境遂告和平解放。在建国初期,西藏既不属于省,也不属于自治区,只能算作省级的“地方”这一特殊政权形式。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宣布成立,**喇嘛任主任委员。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了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同年3月28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省制的调整 1952年,由于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和各项社会改革的基本完成,我国由经济恢复时期逐步过渡到大规模建设时期。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952年8月7日第十七次会议和11月15日第十九次会议分别通过决议,合并了一些省区,恢复了部分原来的行政区划:撤销平原省,将其行政区划分别划回山东、河南、河北三省;撤销察哈尔省,将其行政区划分别划归山西、河北两省;撤销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川东、川西、川南、川北8个行署区,分别恢复江苏省、安徽省、四川省建制;作为直辖市的南京市,降为省辖市,由江苏省领导。别的一些小省或者比邻的省份也需要调整。辽东、辽西两省所辖区域在地理位置上互相依靠,经济联系极为密切;松江省与黑龙江省唇齿相依,历史上也属于同一行政区域;宁夏省是1928年以甘肃省宁夏地区设置的,面积比较小。这些省在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无单独分设的必要。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决定,撤销了辽东、辽西两省,恢复了辽宁省;撤销松江省,其行政区域并入黑龙江省;撤销了宁夏省,其行政区域并入甘肃省。据与上述相似的原因,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西康省,将其行政区域并入四川省;撤销热河省,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这一时期的行政区划在落实党的民族自治政策方面有重大的进展。为了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保证兄弟民族行政区域的完整,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决定,撤销绥远省,将其行政区域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为了西部兄弟民族地区得以尽快发展,1955年9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决议》。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广西和宁夏成立自治区也摆到了议事日程之上。1957年7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了《关于建立广西僮(壮,原作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同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决议和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为原广西省。同年9月4日,广西僮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韦国清当选为自治区主席。宁夏成立自治区也摆上议事日程。宁夏在历史上建省较晚。1928年原平原省委旧址一角冯玉祥主政甘肃,以甘肃省面积过大,宁夏镇守使已撤,阿拉善等蒙旗无所管辖为由,报请国民政府将甘肃省宁夏道属各县及阿拉善、额济纳两蒙旗合并设立宁夏省。国民政府于当年10月决定设置宁夏省,并任命了省政府主席及委员。1929年1月,宁夏省正式成立,以银川为省会。1957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恢复宁夏作为独立的省级行政区,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包括甘肃省的银川市、银川专区(8县)、吴忠回族自治州(1市4县)、固原专区(3县)和平凉专区的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1958年10年25日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辖银川、吴忠2市及永宁、贺兰、平罗、惠农、陶乐、灵武、盐池、同心、中卫、中宁、金积、宁朔12县和固原专区。杨静仁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任政府主席兼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根据中央关于改变大区辖区及专署辖市的决定,将旅大市改为中央直辖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进行领导。1953年7月8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吉林省的长春市、松江省(1954年并入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升格为直辖市,从而使全国的直辖市增加到了14个。

在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撤销了六大行政委员会的同时,为了使中央有足够的精力直接领导、管理好省级单位,也为了使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实力得以加强,各大区所辖的14个直辖市,除北京、天津、上海由中央直接领导外,将沈阳、鞍山、抚顺、本溪、旅大、长春、哈尔滨、武汉、广州、重庆、西安11个直辖市,分别改为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广东、四川、陕西的省辖市。截至1957年底,全国划分为22个省(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台湾省)、4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个直辖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1个地方(西藏)、1个地区(昌都)。1958年2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天津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1967年恢复为直辖市。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命令解散昌都地方人民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它也是建国后最后成立的一个省级自治区。1958年3月5日,广西僮族自治区宣布成立。1965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广西僮族自治区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1988年,海南省成立,从而使省级行政区域增加到31个。1997年,四川省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使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域增加到32个。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999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域增加到了34个。建国初期一些省的省会的搬迁在建国初期,一些省的省会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河北省的省会曾三次变更。早在民国时期,河北省会就数次变动。1928年,直隶省改为河北省,省会由天津迁往北平。1930年,河北省会迁回天津,天津也由行政院直辖市改为河北省辖市。1935年,河北省会迁到保定,天津恢复行政院直辖市的地位。1949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后,省会设在保定。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改中央直辖市天津市为河北省辖市。4月28日,国务院批准河北省会迁往天津市。1966年4月,河北省会迁回保定市。1968年1月,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河北省会迁到石家庄市。1971年1月,河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子厚等向中共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会还是搬回保定为好。但这个问题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周恩来总理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这样,石家庄作为河北省会至今未再改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广西省尚未解放,省会为桂林市。1950年2月8日,新的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市成立。清末以来,河南省省会一直以来都是在开封。建国初期,郑州市由于交通便利,又是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展的重点工业基地之一,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央决定将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到郑州。1953年1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扩大郑州市的管辖范围。1954年10月30日,河南省党、政、军、群等领导机关由开封迁到郑州。从此,郑州成为河南省的省会。1954年,省会发生变迁的还有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吉林省省会由吉林市迁往长春市,黑龙江省会由齐齐哈尔市迁驻哈尔滨市。建国以来,曾经成为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省级行署区驻所、独立的地方地区驻所地的城市(县)有50个。它们是北京市、上海市、保定市、太原市、新乡市、张家口市、乌兰浩特市、归绥市(呼和浩特市)、沈阳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安东市(丹东市)、锦州市、吉林市、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承德市、大连市、西安市、兰州市、银川市、西宁市、迪化市(乌鲁木齐市)、南京市、济南市、扬州市、无锡市、合肥市、芜湖市、杭州市、福州市、台北市、武汉市、广州市、开封市、长沙市、南昌市、广州市、南宁市、重庆市、成都市、泸州市、南充市、贵阳市、昆明市、康定县、雅安市、拉萨市和昌都宗。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的行政区划也许还会有新的变化,这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区域经济,更加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国初期中国省级行政区划的变迁@何立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我党中央对旧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和调整,这基本上奠定了今天的省级行政区划的格局。近一段时间,境内外多家媒体报道中央拟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在舆论兴起之时,让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省制的改革和调整作一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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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篇5

【知识归纳】

1、是什么（含义）

（1）国家制度：平等；少数服从多数→统治阶级中的多数→阶级性

2、为什么（原因、必要性）

（1）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2）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

（3）民主程度：不成熟、不完善

3、怎么样

（1）要求和任务：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

（2）原则

①三统一（根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②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政治的模式。

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3）制度（政策）

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政治制度）

A、优越性：有利于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的意志；有利于保证中央与地方国家权力的统一；有利于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

B、坚持和完善：完善人大代表的选举；加强人大的立法职能和监督职能；密切人大与群众的联系。

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A、相互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

B、前提保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民主党派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与共产党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C、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D、活动准则：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 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典型试题】

1．（06广东34）某省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为方便同选民的沟通，设立了自己的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点，并且通过电视广告向选民征集议案，这种做法在国内尚属首次。简要谈谈你对人大代表强化同选民沟通的认识。（9分）

（1）强化同选民的沟通便予人大代表更好地行使自已的合法权利，如提案权等。（2分）（2）强化同选民的沟通便于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2分）如：主动密切联系群众；（1分）经常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l分）（注：若答及“人大代表代表人民意志”，可给2分。但本要点最高分不得超过4分。）（3）强化同选民的沟通有助于公民行使监督权。（3分）

2．（08年四川38）2006年W市环保局收到市人大和市政协有关环境

保护的议案和提案共35件，其中多件涉及塑料袋的使用问题。到2007年底，全国有10多个省市地方政府，在本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贩建议和督促下，相继出台并实施了限制使用塑料购物袋的规定。在总结各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简称“限塑令”），并决定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实施。国务院通知要求，采取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等六项措施，以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2）分析上述材料，指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各自发挥的作用。（8分）

人大代表针对烹购物袋危害环境的问题向人大提交议案，行使了提案权；人大代表对政府保护环境、执行国家法律政策的过程进行了有效的监察和督促，行使了国家权力机关成员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权。

政协委员针对为什么限制塑料购物袋、如何限制塑料购物袋等问题向政府建言献策，为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作出了贡献；对政府部门履行保护环境的公共职能、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情况发挥了民主监督作用。

3．（09上海38）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走过了55年的历程。这一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主权利的自觉选择，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

运用政治常识论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

①人大制度是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而创造的，人大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②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在于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是通过政体即人大制度来来实现的。③人民选

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委以国家权力；人大根据人民意志统一行使立法权、决定权等国家权力，产生“一府两院”；“一府两院”根据人大的委托，分别行使国家行政权、审判权与检察权。由此，实现人民当家作主。④人大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一府两院”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由此防止国家机关违背人民的意志，确保人民当家作主。

4．（08上海36）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发表中国的政治制度白皮书，首次概括了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即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从十六大到2007年8月止，中共中央召开和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协调会、议政会达93次，其中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27次；从十六大至2006年底，各民主党派中央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意见或建议102件，许多提案得到采纳实施，成为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的重要依据。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共人士有18万多人，有35万多人成为各级政协委员，全国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1万人。

请运用我国政党制度的相关知识对上述材料加以分析说明。

①上述材料反映了我国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②周恩来同志的有关论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多党合作有悠久的历史，也反映了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③中国的政治制度白皮书的发表，是我国民主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白皮书所概括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体现了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对于促进我国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④中国共产党多次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会通报

会，说明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也体现了通过多种形式实行政治协商。一定数量一定比例的民主党派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民主党派中央积极建言献策，体现了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反映了我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真实性和优越性。

5．（09重庆38）材料一近年来，为促进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重庆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出台《关于加快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每年安排55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其特色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批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审议通过《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办法》，并对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市政协多次到该地区调研，形成的多项提案被市政府采纳。

（1）结合材料一，谈谈重庆市推动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的做法体现了政治常识的哪些道理。（12分）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篇6

（1）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

（2）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加强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反对和纠正个人专断现象；

（3）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变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状况，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

（4）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改革干部制度；

（5）保障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权利等等。

（6）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中共领导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进程中，只有坚持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保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正确方向，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坚持这一特点和优势，是亿万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生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目的，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必要条件。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从一开始就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失去了国家主权、不能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尊严这一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民主成果就会丧失。

建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 篇7

每当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和食品、粮食价格攀升时, 基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需求管理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政策工具选择主要包括控制社会投资、消费以及政府购买等总需求, 同时, 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和利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工具。由于现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非常高,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一直被认为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手段。但是, 在建国初期, 我国不仅缺乏统一的金融和商品市场, 而且各地方各行业普遍面临信息封闭、相互分割以及相互间高昂的交易成本。其中, 粮食市场在建国初期的波动及其粮食价格的走势更是令政府高度关注和担忧。对于当时的粮食价格剧烈波动或攀升, 今天人们熟知的许多宏观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在当时的情景似乎难以想象如何运转。事实上, 建国初期的粮食市场波动有着特定历史背景下特殊的政治经济根源, 而要化解决定粮食市场走势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 政府政策决策层就必然涉及考虑到多重的政治目标和约束条件, 以在可能的决策空间内选择最优的政策干预工具 (赵德余, 2008) 。本文将主要根据赵发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地方政府主编的《粮食志》以及《陈云文集》收集的这段时期讲话和报告资料, 分析建国初期粮食市场调控的多重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选择的策略。应该说, 重新回顾和评估建国初期的粮食市场调控经验即使对于今天的国家宏观调控仍然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二、建国初期粮食政策的多重目标

(一) 压力不断增加的粮食供给目标

建国初期, 除了非正常情形的灾民救济和应付战争需要之外, 粮食的常规性供应需求压力也在迅速上升。首先, 随着国家的解放, 需要由政府供应粮食的军队和政府人员规模正在不断增加, 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粮食供应是具有绝对刚性和优先的;其次, 刚解放的新生政权还需要接收大批国民党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 对于绝大部分这类人员, 政府也要确保其粮食供应。陈云是这样分析对这部分人员提供粮食供应的必要性的, “全部接收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 粮食或财政上的压力很大, 但是, 裁了这部分人, 让他们失业, 没有饭吃, 问题更大。……对旧人员的训练、改造和使用, 这个包袱不能不背, 不能光从财政和粮食着想” (陈云, 1984:15) 。此外, 随着经济建设和工商业的发展, 未来城市生活和工作人员规模将会不断扩大, 由此, 政府需要供应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的压力也会增加;尤其是粮食进口在初期由于海口被敌人封锁而被断绝, 一些原来依赖进口粮食供应的城市也开始需要国内政府供应粮食了。当然, 对于农村而言, 开展农田水利建设需要大批的劳动力也对粮食供应形成压力。如1950年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透露, 一年多经过全国以工代赈完成水利工程共5.8亿立方米以上, 参加兴修水利的300多万人连带家属共计1000多万人, 其需要政府补贴粮食的数量显然是巨大的。可见, 这些刚性的粮食需求压力在很大意义上强化了政府确保粮食供应的目标。

(二) 平抑粮食市场投机和控制通货膨胀目标 (物价)

在粮食供求关系偏紧张的时期, 粮食市场的投机主义是很难避免的。任何敏感的或细微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私人粮食企业或私商囤积居奇, 哄抬和操纵市场价格以牟利。在1949年~1953年底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前, 几乎反复发生粮食市场投机和物价上涨的危机事件。仅在1949年4月~1950年2月不到1年的时间里, 全国就发生了4次大的粮食价格波动 (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春节期间) , 而且每次粮价上涨总是带动其他商品物价全面上涨, 整个社会商品物价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1950年9月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的消息一传到国内, 北京的粮食交易所就出现了2000多人抢购粮食和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形。此后, 从1952年9月开始, 抢购粮食现象在河南、江苏、江西和山东等地先后发生, 引起粮价波动。而1953年春这些地方的霜灾则再次引发并波及其他许多省份地区发生粮价上涨危机 (赵发生, 1988) 。反复发生的粮食价格危机使得平抑粮食市场投机和控制通货膨胀成为政府部门考虑的重要目标。

(三) 应对不确定性的特定粮食保障目标:作为救灾救济工具与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对于刚刚建立的新生政权而言, 充分应对来自大自然和外部军事挑战的不确定性危机事件是高度政治优先的任务。其中, 长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和水利设施, 粮食生产对天气等自然环境状况十分脆弱和敏感, 水灾、旱灾和霜灾等灾害事件频繁发生[1]。1949年华东 (皖北、苏北和山东) 和华北 (河北、平原等) 大范围的水灾严重, 受灾面积达到12700万亩, 灾民共约4000万人, 而重灾区急需救济的灾民就已达到700万人。根据陈云的汇报, 1949年用于救灾的粮食应该不少于150万吨。1950年仅东北的辽西和热河两地灾民约260万人, 是由东北人民政府负责救济的, 而1950年全国被水淹的农田达到5000万亩~7000万亩之间, 中央政府用于关内救灾的粮食约3.4亿多斤。中央政府在建国初期对应对灾害而储备粮食高度重视, 到底应该储备多少粮食呢?陈云在195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详细地算了一笔账, “假使遇到一个灾年, 有5000万农民颗粒无收, 每一个农民每天发给半斤粮食, 半年以后新粮可以下来。每人每个月15斤, 六个月就是90斤, 5000万农民就是45亿斤” (陈云, 1984:83) 。而这已占当时全国每年征收的公粮总量 (仅为200亿斤) 的约20%, 可见, 应对自然灾害对于粮食保障政策而言具有巨大的压力。

同样, 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得保障前线军队用粮供应成为粮食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军队打到哪里, 粮食供应到哪里”一直是粮食工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1951年底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粮食管理会议对前线军粮供应作了全面的部署, 并决定由各个有关大区派出代表在东北组织运输粮食办事处, 授权东北粮食总局负责领导 (赵发生, 1988:57) 。

在粮食供求关系偏紧张的时期, 粮食市场的投机主义是很难避免的。

(四) 粮食作为出口换汇工具的工业化发展目标

陈云对粮食出口作为工业化发展的工具积累作用有深刻而精辟的分析, 早在1950年6月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他就指出:“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 目前情况下只能有重点地进行工业投资, 先解决石油问题, 将来还要解决发电问题、铁路问题等等。……中国是个农业国, 工业化投资是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的。搞工业必需拿出一批资金来, 不从农业打主意, 这批资金转不过。……将来是粮食出口, 还是棉花出口?这要看国际需要什么” (陈云, 1984:97) 。

事实上, 整个50年代我国政府一直没有停止过粮食的出口, 直到1959年和1960年国内粮食形势紧张和饥荒严重的十分困难时期, 政府仍然分别出口了416万吨和265万吨的粮食。关于粮食出口对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意义, 陈云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解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必要性时作了更细致的分析:“我们必需进口大量的机器装备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 以便在若干年以后把我国改造成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为了进口机器装备, 我们必需用出口的物资去交换。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 能够出口的主要是粮食等农产品。……我们必需在两者中间选择一个:或者是暂时减少可以减少的 (如粮食) 消费, 以便完成国家工业化, 由此建立我国能够进一步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 使我们有可能在将来迅速增加各种消费品的产量;或者是尽其所有在国内消费, 因而不能建设工业, 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陈云, 1984:256)

保障粮食出口换汇以支持工业化发展的目标是如此的迫切和紧密, 以至于有的学者甚至认为1953年开始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真实动机或目标直接就是为了“保证粮食出口” (李福钟, 2003) 。

三、政策工具的探索性运用及其对市场交易关系的调整

从1949年建国初期一直到1953年底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前, 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主要是对市场交易关系的调整, 以稳定粮食市场价格为目标。政府可以运用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增加粮食收购、储备以及调控粮食市场供应量、限制私人粮商的经营行为及其市场经营份额, 乃至对严重的操纵市场行为给予法律制裁等。但总体上, 这一时期粮食政策工具的运用没有改变或动摇粮食市场的自愿性和竞争性的交易关系, 而是相对改善了粮食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 稳定社会对粮食价格的预期。

(一) 粮食征购强度的变化

1949年~1954年, 政府收购或征购的粮食数量不断上升, 由1949年的1981万吨上升到1954年的5089万吨, 占粮食产量的比例也由17.53%提高到30.11%, 而且在1953年之前, 政府掌握的上述粮食大多数是通过市场收购获得的, 其中, 真正以公粮或农业税获得的1950年和1951年均只有1000万吨, 占粮食产量的比例分别为7.575%和6.94%, 此时, 政府以农业税形式征购的粮食规模和比例远远低于统购统销政策下1954年政府的征购水平 (由表1可以看出) 。可见, 粮食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增加农民对政府出售粮食的义务, 以确保政府能够获得和控制更大规模的粮食。

(二) 粮食储备、调运及市场价格干预

粮食的储备和调运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能否有效地调控和稳定粮食市场的价格水平。为了加强粮食储备的能力, 政务院在1950年2月颁布的文件《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规定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之外, 全部归中央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同年3月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 要求各地相继建立各大行政区、省及省以下的市县等各级粮食局和中央公粮库。到1952年初, 政务院进一步加强了公粮和贸易粮的统一调度工作, 规定“1951年各地政府超征的13亿斤公粮, 除按比例上缴中央之外, 其余粮食也要求不在自由市场上出售, 保证全部售给国家。”

这一时期粮食政策工具的运用没有改变或动摇粮食市场的自愿性和竞争性的交易关系, 而是相对改善了粮食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 稳定社会对粮食价格的预期。

不过, 粮食的储备还需要有效率的调运机制才能发挥作用。陈云非常重视粮食的调运工作, 他指出:“粮食调运费用是很大的, 平均计算, 运费等于粮食价格, 有些地方甚至超过粮价。……调运对全国有必要, 对余粮区的农民也有利。如果余粮区的公粮不运到灾区和大城市, 而就地与农民竞卖, 则粮价将大跌, 造成谷贱伤农的情况。另一方面, 大城市如果粮食不足, 必使得工业品成本提高, 其结果是大城市居民生活会发生困难, ……政府调运粮食的目的是把偏僻地区的余粮调到可以机动的交通线上, 既可以进, 又可以退。只有这样的调度和部署, 才能供应全国的粮食需要” (陈云, 1984:81) 。

当然, 粮食储备和调运对于确保抗美援朝战争的军粮供应需求以及平抑局部大城市或缺粮区域的粮价上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直接影响粮食供求关系外, 对于粮食市场交易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也是政府经常采用的政策工具类型。

(三) 积极干预的价格双轨制:牌价与市价

为了有效地引导和稳定粮食市场价格, 政府通过国营粮食公司制定了一种具有导向性的国家粮食牌价, 即试图为自由粮食市场价格提供一个参照系, 以促使自由市场价格围绕牌价有限度地波动, 从而避免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或大起大落。一般而言, 国营粮食公司在同一个市场或地区同一时间内只会挂同一个牌价, 如在产粮区挂出收购牌价, 而在城市销售区则挂出销售牌价。要稳定粮食市场, 关键是形成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内在收敛式的调节机制。在建国初期, 国营粮食部门对一个地区具体的粮食价格调控机制是这样设计的:一般观察牌价和市价变动的背离幅度需要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限度或区域之内 (具体幅度可根据供求关系情况灵活把握, 多数以5%为限) , 如果粮食市价 (Pm1) 高于政府牌价 (Pg) 5%时, 国营粮食公司就会抛售粮食;相反, 如果粮食市价 (Pm2) 低于政府牌价5%, 则国营粮食公司就从市场大幅收购粮食。这样通过粮食的购销吞吐促使粮食市价回归到政府牌价水平附近之处运行。

当然, 政府牌价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政府的粮食收购和储备、调运能力, 如果国营粮食缺乏收购能力或足够的储备粮食的话, 则其对市场价格的引导作用就会弱化。有时甚至地方粮食部门的经营理念也会影响该政策实施的效果, 如有的地方粮食部门担心粮食过多了不好保管, 在需要收购时不愿意收购;也有的地方担心粮食抛售太多了会断销, 在需要出售时不敢大量抛售。为此, 中国粮食公司多次发出指示, 要求“各级国营粮食商业部门坚决克服经营上的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 做到该购的放手收购, 该销的敞开销售, 既不拒购, 也不惜售” (赵发生, 1988:50) 。

(四) 粮食经营主体中公私关系的变动

除了直接影响粮食供求关系外, 对于粮食市场交易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也是政府经常采用的政策工具类型。一般对粮食市场主体行为的干预包括对农民、消费者以及粮食交易商都可以施加约束。其中, 对农民售粮行为的限制是粮食征购政策的出发点, 而对作为消费者的城市居民的购粮行为施加的约束则是粮食配给政策的重心, 这两项政策工具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或统购统销政策, 这也是下文即将讨论到的1953年之后粮食政策的重大改革。显然, 政府一开始并没有试图对农民售粮和居民购粮的行为进行限制, 而是试图直接限制粮食的交易商或私商经营粮食的投机行为。于是, 在鼓励国营粮食公司和限制私商发展的过程中粮食经营的公私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动。

1.国有粮食经营公司的成长

1949年12月, 全国城市粮食供应会议决定由中央贸易部成立全国性的粮食和其他专业公司。中国粮食公司于1950年3月1日正式成立, 其所属的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和东北6个区分公司, 各省、市公司, 以及省、市以下的分、支公司也相继成立。地方各级粮食公司成立后, 粮食批发价格、粮食及资产调拨和现金回笼三项由中央统一管理, 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及干部的配备、调动、补充都由地方政府管理。国营粮食公司负责在收购市场上向农民收购粮食, 并依靠国营零售公司和合作商对消费者供应粮食。国营零售公司是1949年底和1950年初先从北京、天津发展起来的, 当时经营以粮食为主的六种生活必需品, 目的是稳定粮食零售市场价格。以后上海及其他一些城市相继建立零售公司, 其中上海是专业的粮食零售公司。1951年4月, 中央贸易部召开全国零售工作会议确定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或工矿区可以设立零售公司。国营粮食公司供应零售公司和合作社的粮食, 按批发价格分别给予一定的优待。根据统计, 到1951年底, 关内各大区已经有25个城市成立零售公司, 设立600多处, 这一年零售公司供应的粮食比1950年增加57.7% (赵发生, 1988:59) 。

2.对私营粮食企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

在截止1953年底 (粮食私商被完全取缔之前) 仅仅4年左右的时间内, 虽然政府对待私营粮食企业或私商的政策态度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但总的原则是清晰的, 即针对私营粮商的两面性实行所谓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一方面, 允许和引导私商的合法经营, 以活跃粮食市场交易和便利居民;另一方面, 限制和改造私商操纵价格的投机主义行为。但是, 对待粮食私商的政策却进入了一个不良的循环之中, 即“一紧 (限制) 就死, 一死就放 (鼓励) , 一放就活, 而一活就乱”。

1950年粮食价格稳定下来之后, 许多粮食私商开始出现经营困难, 如上海有米行、米店、米厂和经销商共3040户, 到4月底有1270户关店歇业, 1100户半开半闭, 真正能够正常营业的只剩下670户, 占原有总户数的22% (赵发生, 1988:53) 。为了解决正当经营的私营粮商困难, 1950年6月, 中央贸易部开始调整粮食行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 指示地方粮食部门“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对私商的合法业务活动应给予与国营同样的便利……过去小麦采购上为防止物价波动所采取的一套管理办法应加以改变。”国营粮食部门调整了适当的粮食地区差价、批发和零售差价, 使得粮食私商经营有利可图;同时, 适当划定粮食收购领域的经营分工和范围。1951年, 政府继续鼓励私营粮商下乡贩运, 在价格、运输、信贷和税收等方面给以便利。于是, 上海、天津等许多地方大批私营粮商又开始恢复经营, 或者组织参加各类联营活动, 到1951年底城乡粮食流通和零售已经通畅和繁荣起来。

不过, 随着私营粮商的发展活跃起来, 许多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了, 赵发生 (1988:54) 主编记录的文献根据上海和天津的经验系统地总结了这个时期粮食私商存在的六大问题:“a.私营粮食偷税漏税的情况比较严重;b.一些零售商还以掺假、短秤、以次顶好、抬高粮价等恶劣手段欺骗群众;c.抽逃资金的情况比较普遍, 查出抽逃资金的米店占半数以上, 共抽走资金十几亿元;d.在粮食批发和货栈业中, 有的私商趁国家仓库不足委托他们代存粮食的机会, 利用大秤进、小秤出、虚报伤耗、暗中挪用, 甚至采取报假单、重复使用出库票等手段盗窃国家粮食;e.私营粮食代销店有的也盗卖挪用国家粮食, 或任意抬价, 谋取非法利润 (一个私营粮店用以少报多的手法盗窃国家玉米8000斤, 并且把每斤玉米面的价格从400元擅自提高到650元) ;f.此外, 还有内外勾结贪污盗窃的问题, 如盗用国库粮食。”

其实, 上述列举的很多问题并不局限于粮食系统, 很多领域的公私合营、联营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于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全国范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其中“五反”运动是专门针对工商资本主义, 在粮食系统则主要针对私营粮商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三反五反”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打击了私营粮商经营粮食贩运、零售以及代储和联营等活动的积极性, 尤其是1952年的上半年一些粮食私商或者开始退出粮食经营, 或者经营业务大大收缩甚至停业, 一些地方粮食市场再次出现清淡的情形。

于是, 政府再次放松对私营粮商的限制, 一个“新的力度更大的不良政策循环”又开始了。1952年11月,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顿商业的指示》, 决定对公私商业进行调整, 要求保持私营粮商的营业额不使其下降, 具体措施如下:首先是解决价格问题, 扩大批发和零售价差, 规定粮食批发零售差价比原来幅度扩大约3%;其次, 划分公私经营范围;最后, 取消各地对私商规定的各种不适当的限制。关于粮食经营中的公私比例, 中央规定:“在农村, 合作社所要收购的主要应是粮食, 主要经济作物与若干种主要出口物资, 至于其他的次要土产, 应当让出来给私商经营。就是对于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的收购, 在目前时期也要克服包收的思想。以当前的情况而言, 单靠合作社还是来不及的, 因此, 仍应维持现在政策, 保持20%~30%的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给私商经营。”这次政策的放松力度显然加大, 很快从1952年年底开始, 上海等地私营粮商的经营活动由于其有利可图又开始活跃起来。

对待粮食私商的政策却进入了一个不良的循环之中, 即“一紧 (限制) 就死, 一死就放 (鼓励) , 一放就活, 而一活就乱”。

四、政策经验与讨论

建国初期粮食市场调控的基本思路是完善粮食市场制度本身运转的有效性, 政府干预的政策工具基本上没有破坏市场的运转, 而且通过打击市场投机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刺激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 维持粮食市场的稳定和良性发展。这一时期, 对于粮食市场的调控经验如今多数已成为现实的制度安排, 但仍具有政策启发意义, 归结起来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要调控粮食市场的波动, 政府必须掌握足够的粮食储备

如何控制到足够的粮食, 其所需采取的工具或措施却可能存在巨大差别。一种模式是运用市场机制, 以购买的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得, 如1953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做好农业税收征收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 提出“少征多购”将是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长期政策。但是, 几个月之后这项政策原则随即发生了改变。另一种模式是取消市场机制而以直接向农民征购的方式获得粮食, 这正是后来陈云等中央财经委的负责人所倡导的。由于后一种政策模式的引入, 1953年之后我国粮食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即逐步进入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时期。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已有的研究还远远不足, 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和争论还需要大量的经验历史研究才能给予可靠的评价和解释。

(二) 要调控粮食市场的波动, 政府还必须打击粮食市场的投机行为

任何市场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就是其竞争性或反垄断操纵性。如果粮食市场的投机行为并不影响市场制度本身的运转, 并不一定需要政府干预。但是, 一旦市场投机行为存在明显的不当竞争或恶意操纵行为, 且影响市场价格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时, 政府采取一定形式的介入和干预客观上是必要的。当然, 如何把握政府干预的方式和程度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三) 要调控粮食市场的波动, 从长远来看政府最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农民的粮食产量和社会粮食总供给水平

我国的小农经济恰恰是难以大幅度地提高粮食的产量, 尤其是建国初期, 粮食短缺的压力非常明显, 而粮食产量增长总体上是十分缓慢的。这意味着政府在粮食问题上面临的挑战是长期的。应对粮食问题的出路不仅仅涉及粮食购销政策, 还需要努力解决粮食生产效率的问题。

(四) 难以打破粮食政策“放、活、乱、紧”的不良循环是这一时期粮食市场调控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由于建国初期粮食供给的高度紧张, 而地区分割型市场本身的不完善以及粮食交易和收购的组织制度体系存在的缺陷, 并且缺乏当前这样规模巨大且高效率的粮食储蓄体系。因此, 当时粮食市场的脆弱性和容易放大的波动性, 必然和政府调控者高度敏感的政策神经交互作用, 从而陷入“放、活、乱、紧”的不良循环之中。事实上, 1980年底以后历次粮改的经验表明, 打破上述粮食政策的不良循环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长达20多年的时期里也仍是非常困难的。每一次粮改的失败都为缓解市场的失灵或波动以及为下一次的改革创造了更宽松的条件。最终, 直到2001年底开始最近一次粮改似乎真正在我国粮食政策史上第一次较长时间地打破了这个经典的政策不良循环。

任何市场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就是其竞争性或反垄断操纵性。

摘要：建国初期的粮食市场波动有着其特定历史背景下特殊的政治经济根源, 而要化解决定粮食市场走势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 政府政策决策层就必然涉及考虑到多重的政治目标和约束条件, 以在可能的决策空间内选择最优的政策干预工具。政府干预的政策工具基本上没有破坏市场的运转, 而且通过打击市场投机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刺激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 维持粮食市场的稳定和良性发展。这一时期对粮食市场的调控经验如今多数已成为现实的制度安排, 但仍具有政策启发意义。

关键词：建国初期,粮食政策,多重目标,市场调控

参考文献

[1]赵德余.多重政策目标与转轨策略的政治经济学[J].学术月刊, 2008, (1) .

[2]陈云.陈云文选 (1949-1956)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3]赵发生.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4]广东省政府粮食志编委会.广东省粮食志[M].广州:广东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