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游戏读后感
这几天,朋友帮我带回来了2本,大致翻了一下,还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以下就是一些感慨。
首先,因为出版的朋友们,为了尊重我的隐私和不想出名的本意,因此在作者简介上面耍了一些花枪。这里要感谢这些朋友的好意,但是不希望太多的误导读者。
比如说,我出生在贵州是真的,而且在大概7岁时移居安徽也是准确的,但我不是在合肥长大,而是在安徽的另一个城市长大。因此要用合肥去人肉我的经历,基本上会一无所获。这个就是一个大花枪。
但是估计为了增加书的权威性,于是我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就变成了40余年,这种说法确实是比较夸张了。本人出生于1965年,这样算的话,那得在娘肚子里面,就要开始研究了。或者说我老妈在生我之前,就得是国际关系专家,然后用基因遗传传给我了。虽然我从老娘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但是国际关系,绝对不是遗传,而是自学不成才。
应该说我对历史从小就感兴趣,也是在少年时候读过不少书,但总的来说,我这个年龄段出生的人,知识水平是比较欠缺,读书的底子打得不好。比起后面的70和80年代人士,我们的知识面是缺乏的,见解是很肤浅的。这也是为啥有不少读者,希望我给他们提供一个读书推荐单子,我没有办法给出来,是因为很多书我自己也没有读过。
但是可以安慰的说一句,不少看问题的观点,是出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历练,所谓人情练达皆文章。正因为如此,我这样不是科班出身的票友,反而不会陷入先入为主的学院派的框框,可以用自己的自眼看人生、看世界,同时看人情和看世故。
所以说不是专家,自然也不敢称权威(其实在浩瀚的天地之间,在悠远的历史之下,谁有资格称为权威呢?),对国际事务的关注,也主要是这10来年,虽然分析问题的底子早就有了,读后感《大国游戏读后感》。
而《大国游戏》也没有多少新鲜的内容,本来其本意就是为了给当政者和80后们,一个通俗易懂的入门读物,为大家提供一个在中国也许比较难以接触到的另类思维。
《大国游戏》的立足点,就是为了说明这近三十年的世界变化,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之所以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可以实行,在于前15年,从1980-1995年,中国得益于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掩护,可以趋利避害。然后在西方,大概是1995-2000年,对中国局势误判,以为中国很快就要崩溃。然后在美国调整战略期间的2001年,又得益于本拉登的抢占世界舞台的聚光点,为中国赢得了最重要的8-9年时间。
美国在伊拉克政策上的失误(关于新保守派在这件事情上,夹带犹太人的私货是我自己的观点),造就了三个得益者--以色列、伊朗和中国。
而现在以色列和伊朗在中东的进一步对抗,对中国还是有一定的红利,但是希望扮猪吃老虎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未来十年的局势发展,有待于中国的政界、军界、商界和学界提供中正的应对方法。但是对当前这一代领导层,和下面一届,包括我这个年龄层,是否可以清晰地提供令人满意的政策措施,我是有一定保留态度的。
不过好在当前的世界不是一个比好的世界,而是一个比烂的世界。中国问题很多,但是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多,中国现在很烂,但是其他国家比中国还要烂。最起码中国的日子是过去穷惯了,现在开始有好日子过了,不管是少数人好过得太奢侈,大部分人好过的速度太慢,但是最起码大家总体上都在向好。
相对于西方很多国家,大家是过惯了好日子,现在要变穷了,大家都希望从其他人身上割肉,毕竟还是不同。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啊。
中国的房价不理性和无节制的疯涨,是资本的盛宴,对穷人也不产生多大影响。毕竟北京的房价是5万还是15万一平米,对农民工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受到打击的是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幻梦。虽然世界上的中产阶级的梦,比如说美国梦,都是在中小城市在可以实现,是不可能在纽约的曼哈顿等地方。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有效的创造出一个替代渠道,那么这个将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隐忧。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炒粮者,死,是上千年的政府政策。炒房者,发,显然不是一条好的出路。
估摸对博士教育熟悉的人, 会颇为不屑地说—— “不早就是这样的吗?可问题在于,都知道这套游戏规则荒唐无比,可你除了唠叨几句,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谁又能阻止这场“高速跃进”的教育飙车游戏呢?
博士虽然名字中有 “博”字,但数量上却绝对不能“博”。“一个茶壶要管十几个几十个茶碗”,他管得了吗?焉有不糊弄之理?根据导师们自述,大家最多能承受同时指导6个博士的精力,忽然让他带47个,认清每一个面孔、见面知道这是自己学生也就不错了,哪里还有能力“指导”?幼儿园的阿姨也不至于一个人管47个孩子吧!
可问题在于,博导有办法不带这么多吗?老实说,好像没办法,除非你不想在这个行当混了。社会上对博士在极度渴盼着,因为这顶帽子有利于升官,有利于当学者,有利于给脸上贴金;学校也在盼着多发几顶帽子出去,一则可以证明学校“实力强大”,二则可以给自己多拉些有钱的、有权的校友,以后办个啥事不也方便吗?更何况,我们的教育部门也是乐见的。你想啊,管教育的老爷们也是要政绩的,政绩是什么,博士生从5.4万人变成24.63万人就是政绩啊,这不正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取得了辉煌成果吗?至于博士“水货”大增,充其量是我们建设“博士生产大国”过程中的“副产品”罢了。
我们把 “土地产量由千斤变万斤”的把戏叫“大跃进”,那么,博士生由5.4万变成24.63万人的事情,这种超英超美,自然也可以称为“教育大跃进”。不同的是,土地上的事儿,是硬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而学校却不一样,培养博士这事儿,是有弹性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反正,在生产博士的过程中是没有监理的,出校门的时候,那枚合格的大戳也是学校自己盖的。这样,即便你知道我在 “大跃进”,又能如何—— 俺只不过是社会教育跃进的缩影罢了。
以前培养博士的过程,几乎可以看成养金娃娃,细致是自然的,用心是当然的。现在,培养博士基本上相当于养兔子了,都是一窝一窝地出棚。有人说,中国研究生教育用20年走完了美国100年的路。从数字上看似乎如此,但对于其中的揠苗助长,我们真就可以视而不见?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曾指出,“至少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但对于急需以博士数字证明点什么的“各界”来说,前辈教育家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只能被视为“不切实际的昏话”。
《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将500年来9个世界性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将它们从小国成长成世界大国的辉煌过程一一再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分析大国的兴衰、成败与得失,让我们在了解世界大国发展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深深思索。
一个国家,要有敢拼敢闯的勇气。纵使前路漫漫、迷雾茫茫使人看不清方向,纵使前路满是泥泞、荆棘遍布阻挡了前行的道路,一个国家都应该勇往直前,拿出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勇气,将双手化为利剑,披荆斩棘,为明天劈出一条坦途。在我眼中,葡萄牙与西班牙就是这样的国家。葡萄牙与西班牙原本只是偏居在欧洲大陆西南角上两个面积不大的国家,而他们却让原本割裂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也是他们所引起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文明间相互联系、相互注视,同时也相互对抗和争斗的历史大幕。
除去本身的地理优势、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等因素,最重要的还是他们那敢拼敢闯的勇气。他们在面对茫茫大海不是无谓的喟叹,而是选择面向大海,驶向大海。一次航行,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他们不仅得克服物质资源的匮乏,还得抵御疾病的侵袭,对亲人的思念,海上的漂泊以及对未知的恐惧。航行不仅得克服心理和生理上的障碍,甚至会为航行付出生命的代价,连身为船长的麦哲伦都不例外。一次航行,就是对未知的一种探索,就是与命运做搏击,只有拥有敢拼敢闯的勇气的国家才有可能到达胜利的终点。
一个国家,要尊重科学。当前国家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要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需要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而英国无疑是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英国人对于才能的尊重最能体现在牛顿身上,英国上流社会的人们普遍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牛顿去世后,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是英国王室的活动场所。从11世纪胜利王威廉开始,除爱德华五世和爱德华八世外,其他英国国王都在此加冕登基。王室的结婚、葬礼等仪式也在这里举行。威斯敏斯特教堂不仅是20多位英国国王的墓地,也是一些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文学家的墓地,其中有丘吉尔、牛顿、达尔文、狄更斯、布朗宁等人之墓。在牛顿出殡那天,成千上万的民众涌上街头为他送行,抬棺椁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这些无一不体现了人们对牛顿的尊重。参加葬礼的伏尔泰感慨到:“走进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重。”
除牛顿以外,瓦特的成功也是离不开英国对于人才的尊重的。《大国崛起》中有这样一段话:“英国也许会让一个不成功的商人离开,却不会让一个将会带来无限商机的发明家走出自己的视野。因为它早已准备好了,将聪明才智纳入实用轨道的各种机制,这些机制就如同一张巨大而细密的网,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和技术都搜罗到了英国。”当年瓦特开始研发高效的蒸汽机时,历经无数次失败,许多投资都打了水漂,投资人也因此破产,不巧瓦特的妻子又去世了。倒霉到极点的瓦特在悲观、贫困、苦闷和失望之余,打算离开英国这片伤心地,偷渡到俄国去,在冰天雪地中了此残生。而在此时,博尔顿听说瓦特长期研制新型蒸汽机的事情,便极力挽留瓦特继续干下去,博尔顿给瓦特提供试验车间和厂房,并拍着胸口保证,将来蒸汽机所带来的收入的一半归发明人瓦特所有他甚至让出了自己的老房子给瓦特一家居住。正是这种对人才的尊重,才让瓦特成功发明了蒸汽机。
一个国家,要虚心求教、不断学习。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一直就是一个弹丸小国,国小民穷,而它们却也是一个十分好学的国家,在各大陆还是孤立的时候,他们以中国为师,学习中国的文学、医学、茶艺等。在荷兰成为世界强国时,在长崎兴起了兰学,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当佩里来时,日本人虽然对开国还是开战有争议,但最后还是以欢迎的态度迎接了佩里,在佩里展示的工业成品中,日本人也深深感受到了自己的不足。一天夜里,两个日本青年爬上船,用手比划着告诉佩里,他们想去美国,去看看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大,这样做,在当时的日本,按律是要被杀头的。他们的举动让佩里十分惊讶,佩里在日记中写道:这两个日本人的求学精神让我感动,如果日本人都像他们一样,那么日本一定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在之后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派人考察国外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不断派遣留学生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一步步成为世界大国。
又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在老师的引导下看一遍《大国崛起》,央视陆陆续续的一些大型纪录片,确实让我等平民百姓涨了知识哈。但是不得不说,这部作为普世一样的世界近代史确实起到了扫盲的作用,对于那个还在不知天高地厚的高中时代的我来说显得很新奇,wow!高大上啊!学好了没准还可以拿来向同龄人装装逼,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或者更多人看来,不过如此,呵呵!
这部片子,投入这么多的资源拍摄,其价值肯定是有的。将大国崛起之路,放在世界史的大宏大背景下投影,在这个时候展现在我们所有中国人面前,不能不引起这个国家的公民的思考,多少有政府的和谐因素吧?讲完别人,也会激励国民思考自己的大国崛起,满满的爱国之心有没有?你可以觉得我的想法或多或少的别有用心,但你不要否认是制片方有这样的考量。其实这一点已经得到验证,就是学校的政治课(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上老师会拿出来放,而知乎等一些论坛,没什么人说。
正经一点,说说正题:
这是一个假大空的一个片子,什么都想说,什么都没说清楚。许多场景之大,话语之深沉还是很容易就打动人的,或者说蒙蔽了吧,容易误导思维。细细推敲某些高大上的论断会发现不少问题的,正如它把很多关键的细节直接忽视了。这些经不起推敲的漏洞,显然不是我等学生该考虑的,各位历史专家学者肯定都清楚。比起谈论这些,看The economist 会比较有价值。
说说自己的体验吧!毕竟片子还是可以学到一些好东西的。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嘛!
在12集的片子中,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或者稍微多了解一些的还是荷兰、美国及日本吧!喜欢荷兰是因为它是现代商业的许多制度的建立者,他们用智慧弥补了自己的不足,并且保留传统的同时,以市场经济的开发者铸造了一个个的传奇。而美国,则是因为它有现代社会最先进的法律制度,最发达的科学技术,最完善的自由氛围和权力。再说日本,因为特殊的文化和创新。
先说说第二集的:小国大业(荷兰)
在欧洲西北部,和英国隔海相望的国家,面积只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半北京,荷兰。
直到今天,荷兰仍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如果没有一系列复杂的水利设施阻挡,荷兰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每天将被潮汐淹没两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三百年前,也就是17世纪的时候,却是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一个仅有150万人口的荷兰,将自己的势力几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被马克思称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
片子讲述荷兰人创造奇迹的故事、荷兰人崛起的故事,银白色的鲱鱼。
荷兰独特海洋优势,大量的鲱鱼,而小小的鲱鱼为五分之一的荷兰人提供了生计。
1358年,在荷兰北部的一个小渔村中,一个名叫威廉姆·伯克尔斯宗的渔民发明了只需一刀就可以除去鱼肠子的方法。把鲱鱼的肚子剖开,把内脏取出,把头去掉,然后把盐放在里
面,这样可以保存一年多的时间,那时候没有冰箱,这种方法很独特,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荷兰的鲱鱼能够在全欧洲畅销,特别是英格兰。
我想这样的小举动,实际上就是市场的创新,而创新也是市场竞争的产物
另一方面,从捕鱼业开始,荷兰产生了和东北欧、英格兰、南欧、非洲的贸易。由捕鱼的传统产生了海上贸易的传统。地处西北欧的荷兰,面朝大西洋的北海,背靠广袤的欧洲大陆,欧洲的两条主要水道,从这里入海。为了排涝,荷兰人修建了多条运河,构成了当时欧洲最发达的水上交通网。这些优势使得荷兰具备了成为欧洲新的商品集散地的可能。
不同于最早开始远洋冒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主要是依靠暴力去进行赤裸裸的财富掠夺,荷兰人由于缺少强大的王权和充足的人力资源,十分自然地选择了依靠商业贸易来积累财富,同时也积累着足以让自己强盛起来的竞争技巧和商业体制。
同样,精明的荷兰人,以创造性的改船身,以较低的关税和勇气赢得对手和市场。现在的荷兰,以及欧洲北欧各小国,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安全却不太强的军事的国家。他们不 太在意政治而更在乎自己在乎钱在乎富足,他们的倚重的商业法则依旧影响着世界。
如果说大国之间,是各种政治军事较量,而曾经的荷兰算是个例外吧,他们纵然在当今社会不再是那么举足轻重,可是那样的和平的辉煌也是骄傲,也是后人改革创新继往开来的资本。
再扯扯美国吧!其实同许多人一样,把本来就不好的东西非要夸出点花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有点难。
对于美国19世纪所谓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带来的社会问题,例如矿难和城市的社会问题,《大国崛起》都进行了批判。可笑的是,中国前的矿难真是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中国城市的社会问题很多根本没有解决。美国19世纪存在的问题,中国21世纪还广泛存在,《大国崛起》批判人家的时候可真是大萝卜脸不红不白啊!那真是乌鸦落在野猪身上还说野猪黑!片中也说,最终美国的进步运动解决了这些社会问题,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解决这些问题呢?当塔贝尔这样揭露美国社会黑暗面的“扒粪者”出现的时候,《大国崛起》再次对其大加赞扬,我就又是很奇怪了,同样是官方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什么对揭露美国社会黑暗的塔贝尔就大加赞扬,而对揭露了中国社会黑暗和中国教育制度不合理的韩寒就不予以接受呢?原来说美国不好的就被接受,说中国自己不好的就是偏激。如此以来,中央电视台还真是客观哪!
谈美国不谈民主的话,都会觉得可笑了,而它被回避了。在英国那一集中说明了英国作为传统的议会制度,中西封建社会概念的不同,国王和贵族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等等以外,对于法国从拿破仑帝国灭亡之后用了几十年才艰难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则根本没说而直接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著名的三权分立制度则干脆提都不提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好找,都声称三权分立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对此网上已有诸多的评论,多是对《大国崛起》回避民主的不满和批判。而《大国崛起》的制作人员都似乎对此颇为不屑,认为仅以民主来评判一个国家的的强大是片面的,而且在言语之中还显得对民主颇为厌烦、不喜欢。历史的进步,最终应该是人的进步,是人的自由程度应该不断扩大化。《大国崛起》似乎更加注重科学技术和经济这些看得见的进步和强大,而对人本身的权利关注很少,对于政治制度,尤其是民
主制度对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不愿多谈。我感到很好笑,《大国崛起》的制作人员能认为仅谈民主制度的是片面的,还有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等等,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不谈民主制度就是全面的呢?还有人居然说因为美国经常以人权和民主为旗号进行侵略战争,所以民主和人权之事不谈也罢按照这样的说法,现在还有一些迷信也是打着科学的幌子,难道我们就应该因此而拒绝科学吗?
当然,对一部历史政治宣传片也不能要求太高,只是我们希望,对于迟早需要开放的接受这些事实不是遮遮掩掩。
一、中国对于中国,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作用。
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只要有工资拿,他/她们不介意做的是什么工作;然后就是政府招商引资的各种优惠条件的吸引力,甚至有些外资宣称它们是零成本建厂;还有就是这些年一步步完善的基础设施。中国这些企业现在完全可以先做代加工,等到时机成熟以后,再创立自己的独立品牌,然后再加上研发和现代现金的企业管理模式,相信以后的发展前景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这要建立在企业所有者的思想觉悟上面。因为现在市场终端消费的不是看得见的产品,就是各种服务;就拿产品来说,简单的纯净水,有了品牌才好卖、卖的价格才会高,“娃哈哈”、“康师傅”的品牌形象好,在某些地方就能卖到1.5元每瓶,可口可乐的“冰露”就只能卖到1元一瓶,那些区域性的小厂生产的纯净水也是只能卖到1元一瓶。所以,品牌很重要。当初那些美国、日本、欧洲的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加工厂还只是一些夕阳产业的产品,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工厂只能将工厂迁移到中国,因为这样的话他们的利润更高,他们也不希望由于竞争在中国设厂,而导致对手的产品价格比自己低很多,这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慢慢的一些高技术产品也慢慢的进入中国加工。这不仅增加了中国就业岗位,还能让中国的企业有了学习的机会,不过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由于失去了加工机会,更过人面临失业,读后感《崛起的四大国》读后感》。总结:中国有了这些学习机会,还是要慢慢建立自己的产品才行,否则的话只能站在产业链的最低端;还有就是如果那些外来产业不撤走的话,慢慢的就会在某些地区形成产业集聚现象,为国内的企业创造跟好的机会。比如深圳的手机制造业,佛山的小家电制造业,温州的皮革、打火机,宁波的服装制造,义乌的小商品集聚,广州、上海的汽车制造,合肥的家用电器制造,天津的显示器制造,福建泉州和重庆的笔记本电脑生产.
二、印度印度兴起的主要是服务业。
回顾5来各个世界大国发展的历程,讨论大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但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却值得关注: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重视思想文化的繁荣、重视科学和教育、善于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国的道路等。
对于地处西北欧、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小国荷兰,是怎样成为17世纪的王者?
在海潮出没的湿地和湖泊上,以捕捞鲱鱼起家从事转口贸易,他们设计了造价更为低廉的船只,依靠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商业信誉,逐渐从中间商变成远洋航行的斗士。日渐富有的荷兰市民从贵族手里买下了城市的自治权,并建立起一个充分保障商人权利的联省共和国。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资本市场就此诞生;他们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由于国土面积等天然因素,虽然17世纪末,荷兰逐渐失去左右世界的霸权。但直到今天,荷兰人的生活依然富足,荷兰人开创的商业规则依然在影响世界。
大国之难:
在探讨该问题前,我们可先了解中国相关概况。首先必须承认,在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版图上,我们难得实现了货币、文字、语言等统一,文化及国家认同方面也基本达成一致。而庞大的市场也使我们享受到诸多好处: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细节化技术创新、公共品的提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获得作为国际媒介货币的铸币税。然而,在这种一统下,中国国家内部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却并不能做到自由流动。因为我国实行的是分权体制,其虽激励了地方发展经济,却也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从地方角度看,分割市场的确可以保护本地的经济,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却损失掉了规模经济和地区间分工的优势,陷入囚徒困境。
在大城市,我们可看到,以农民工为主体进城务工的非本地户籍人口无法享受本地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上。假使持有农村户口的人携带其小孩进城务工,由于在大城市,对外地小孩提供的公办教育资源稀缺,小孩也很难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之后参加中高考时,受到户籍及政策限制,也往往需要回乡参加考试。在这种情形下,很多小孩子往往会沦为留守儿童。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000万以上。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分离与割裂。在此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其成年后对社会的观感该是怎样的呢?而近来的“滴滴司机杀人事件”也再次将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暴露在公众面前。除了教育,农民工在医疗方面,受限于医疗报销制度,负伤时也往往会回乡治病。在此种限制及大城市为控制人口规模不断提高准入门槛下,一些原本意愿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则会选择留在家乡进行谋生。大城市为控制规模的管控手段和户籍制度事实上构成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导致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充分。
在土地方面,中国像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地价、房价涨得飞快。中西部地区地价却比较低。而广袤的农村地区,农民所持有的宅基地及耕地和林地,连有效流转都无法做到。事实上,这是中国为保持耕地数量,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每一年中央给各个省一个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开发的总数,然后再由省分配给下面的市和县,不能突破。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虽考虑了不同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但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特别是之后,建设用地指标被作为鼓励中西部省份发展当地工业的政策工具,而对于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受到了严格控制。东部地价房价飞涨,中西部的地价较低一部分原因也在此。即使如此,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的省(区、市)之间进行再配置是被严格禁止的。
再来看资本市场,首先需明白经济学里面缺资本和不缺资本的标准是谁的投资回报高,而不是谁的资本数量少。一些审批项目,经常在中西部能够获得审批,在东部却不行。这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着,很多投资项目需要国家发改委来审批,存在鼓励中西部投资的政策倾向。同时,中国存在跨省投资的“市场进入障碍”,地方政府也会以查“偷漏税”为由阻碍企业到外地投资。而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以及拥有着足够用地指标,往往喜欢兴建工业园和新区,这种大规模的基建最终导致重复及大规模的浪费。资本市场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扭曲着资本的流向。
在这些制度性的阻碍下,生产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对经济效率难以避免产生了损害。即使控制大城市规模、鼓励中西部发展本是为了促进地区平衡,可这种平衡是否又对公民的个体公平造成侵害呢?从长远来看,又是否能够更好地保障全体公民的利益呢?这种局面又该如何?
大城之解:
对于上述的在大城市控制规模,在农村及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发展的做法,陆铭教授认为这实则是在追求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而大国统一、经济效率和区域平衡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应该改变对平衡的看法,转变为人均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而这种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恰恰是可以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不需要大规模地采取行政控制的手段来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也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如若中国政府能够使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自然流动,逐渐放开户籍限制、允许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以及统一资本市场,这样,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农村人口根据自己权衡流入城市,把其在家乡的宅基地和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进行交易,既增加了城市从事第三行业人口,也增加了城市土地供给。而这也可以降低城市服务业消费价格,也有利于抑制房价攀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生活成本。而对于其他留在农村地区的人而言,由于人口减少,宅基地对耕地的占用面积也会相应减少,而人均资源的占有率提高,也可以提高其收入,并有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这样在人均意义上将实现平衡。而且此时原本城市和农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二元对立会大大削弱,结构性阻碍减少的情况下,个人的能动性作用也越发能够凸显出来。同时,对于没有享受到大国发展成果的偏远地区,与其进行基建建设,不如将财政资金投入教育和医疗,提高人力技能保障个人权益。人,毕竟是流动的,在劳动力流动中可最大化教育和医疗的投资回报。而同质化过度建设的工业园和新区却并不一定会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反而会使地方背上债务。从长期来看,也更有利于中国经济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健康发展。
可如果放开这些政策限制,人口是否会大量流入城市,城市化问题是否会更为严重?首先,需意识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已经是在同回乡之间做过成本收益分析。当待在大城市的成本过高时,自然会有回流,从这方面讲,大城市的人口其实也是有边界的,只不过是个体用脚投票量出来的。同时,城市病问题也是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由于之前大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是在政府预计的人口规模下规划的,而这时城市的常住人口基本上已接近甚或于超过这个规划数目,因此,出现公共资源紧张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的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不能成为现在改革的借口。假使政府根据规律合理规划建设,大城市的承载力是可以继续提高的。
在面对城市化这个问题,我们还看一下国外是怎样的。毕竟,决定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律和其他国家应是相似的。在世界范围内,人口的分布同样是不均匀的,而且全球有半数的经济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在各个国家内部,首位城市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数量的比例非常高,纽约为2.7%,伦敦为13.1%,东京都为10.3%,秘鲁首都利马的人口也占到了整个秘鲁人口的25%。根据作者数据调查,国家人口是首位城市人口的主要决定因素。经济与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十分普遍。大城市人口集聚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国大城市并没有过大。
历史的长河中,兴衰换代,绘画了啦一幅又一副壮烈而又古典的画面,让目光穿越历史的长河,大国的兴衰让我看到了五个世纪的国际舞台风云变幻,一幕幕的悲喜剧在世界性的大国中永不停歇的上演。
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写的《大国的兴衰》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巨著。作者反思五百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据说这本书在1987年问世之后,曾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翻开这本厚厚的书册,我看到了五个世纪以来的一场场硝烟弥漫的战乱纷争,一次次科技和经济实力的暗中较量,一个个大国的兴衰更替……,保罗•肯尼迪用他那富有魔力的语言和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向我再现了一幅综合了军事,经济,国际关系的宏伟历史图景。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之中,大国的兴衰不再是封闭舞台上的自我演绎的故事,国与国之间相互的注视,冲突和融合成为影响历史走向不可忽视的力量。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保罗•肯尼迪首先从1500年的世界形势入手,描述了东方帝国在中央集权下稳定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欧诸国之间的不断征战的情形,指出欧洲社会在不断的冲突中产生了军事变革和经济的碰撞,从而推动了科技的进步。正如书中所说,当古老的东方被人们看作是神化般的天堂时,欧洲社会已经悄悄的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接下来一个世纪中,欧洲大陆的大国之争纷乱动荡,历史的天平倾向了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这五个欧洲大国,那些曾经是世界一流强国的西班牙和荷兰,已经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沉寂下去。1815年后的一百年间,欧洲形成了战略均势,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使得工业化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科技的发展和军事系统的现代化成为这一时代战争成败的重要砝码。当历史的车轮走到了二十世纪后,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各国国力增长速度的差异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力量的重新分配,国际局势愈发动荡不定。在这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两级世界主导国际社会,美国和苏联这属于不同类型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对峙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格局。然而,这一切都不能阻止大国兴衰的历程仍在继续。
无论是对西方兴起的描绘,还是对两级世界的形成与未来的评述,保罗•肯尼迪贯穿全书的思想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国家财富的积累必会导致对军事扩张的需求,而这种“过度扩张”将不可避免的使曾经称霸世界的大国走向衰落。他还认为,一个大国的成就,既不在于与过去比较获得多大进步,也不在于其当前拥有的财富和力量,而是取决于邻国的横向比较和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从这本书中我还感到,保罗•肯尼迪对于“大国”的理解始终是把它放在整个国际历史背景之中的,由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国的概念不仅仅再局限于一国在某个地理区域中的领先,而是应该扩展到能够主导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范畴上。
元朝时中国似乎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下成为了西方世界向往的黄金之地。那里地大物博,农业发达,社会繁荣,财富泛滥到了“遍地黄金”的地步。它拥有众多的人口,灿烂的文化,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都保留下来。那时的中国人不可一世,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将自己放置于地球中心,却茫然不知欧洲大陆上轰轰烈烈的变革与显著的发展。这一现象的表现之一便是郑和七下西洋不为发展商贸,不为了解外面的世界,只为发扬国威,满足统治者不可一世的自负心理和无知的猎奇心理。然而3年过后,一道圣旨让如此形式的对外交流也成为妄想,中国开始了此后长时期的闭关锁国,懦弱的中国
人终是转过身将背影留给了世界。这段历史总是会让后来的中国惋惜不已,我们从中应该国的国家才不至于被世界抛弃,我们也欣慰的看到,1978年后的中国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就是历史的作用:为后世提供经验和教看到一个有魄力面向新形势,清楚自身位置,对外开放,不断学习别训。在中国人深受中央集权制的后果其害时,欧洲国家因没有所谓的绝对权威,在不断的扩张权力,争夺利益的战争中寻求军事变革,也正是在军事变革上的不懈努力带动了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欧洲国家似乎因祸得福,逐渐找到了一种螺旋式上升的途径,无形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当然还有哈布斯王朝联盟。但是这二者都在之后慢慢衰落下去,在讲他们衰落的原因之前,我想要先介绍一下保罗肯尼迪在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表现突出,西班牙便是代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阐述的关于经济,军事与大国兴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受经济水平的影响,而且这种水平是相对于邻国而言,当一个国家在所在地区一定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时,这个国家便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区域性大国的地位。经济的发到一定程度上,对军事的投入开始提高,国家野心开始变大,而这种对军事强大地位的追求也意味着从此之后的不稳定及国家的衰落。事实证明了保罗的正确性。正是大规模的扩军备战让哈布斯王朝疲于应付,尽管他们有丰富的资源,但在一次次战争中不断消耗资源,地盘的扩大也使战线拉的太长,经济被战争拖垮,无法再支持过于庞大的军队开支,衰落便成了不可避免的厄运。哈布斯王朝联盟的经历告诉我们要衡量好对外扩张的潜在好处与要为之付出的代价后才能做决定,这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西班牙,葡萄牙的衰落也是有太大规模的对外殖民的原因,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造成了他们的败落,那就是他们不懂的把大量金银用来发展商贸上,而是意味的用来打仗用来支撑宗教。他们没有发现新航路开辟后,经济中心不断的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国际商贸不断发展,政治革命打响,而他们仍旧停留在封建地主的统治里不知所措。似乎西班牙,葡萄牙成为了第二个被世界发展潮流抛弃的“中国”。
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中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中国最近一轮的复兴,也不是21世纪才提上议事日程,而是过去一个世纪艰苦卓绝努力的延续。正如他所说,作为一个拥有中古时期最雄厚的经济实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灿烂的文明的东方帝国,中国却越来越远离了本应拥有的大国地位,最终从天朝上国沦落到了落后挨打的境地。对于中华帝国衰落,保罗肯尼迪的解释是中国儒家的保守思想维护了陈腐的中央集权的社会秩序,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欧国家的相互竞争为各国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更多机会。其实,我认为保罗肯尼迪以中华帝国的衰亡作为例子,阐明了他对决定大国兴衰的内在规律的认识。他认为,只有国家之间不断竞争才能保持一国的活力,正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国家之间相对实力对比的变化,从而演绎出国家兴衰的旋律。保肯尼迪的观点肯定了一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性。同时,保罗肯尼迪也注意到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国家之间的相对地位。他认为,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科技的发展大大提高某些国家的相对实力,从而也就降低了其他国家的相对实力。科学技术是决定大国兴衰诸多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和善于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曾经为中华文化的持续兴盛带来了充足的养分,然而当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对于民主政体不屑一顾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就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可见,科学和文化的固步自封严重抑制了国家的上升空间,由此导致了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落后。而在世界范围内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科技繁荣,成为最终成就了大国的经济实力巨大推动力。幸运的是,在追求中华文明复兴的道路上,我们的先驱对这个问题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科技上,从“师夷长技”到“实业强国”再到现在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文化上,从鸦片战争后的维新和变法,再到五四时期对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我们一直在探寻着以科教文化来富国强民的路径。
现如今,世界格局呈多极化趋势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以美国,中国,欧盟,俄国,日本为主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在变化中不断相互制衡,相互推动。印度近几年来的发展势头也是不容小觑。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国的复兴道路变得扑朔迷离。时殷弘在总结了美国的历史经验后,曾提出了可供中国参考的三大战略:自助、不出头、搭车。自助及不受任何干扰的进行改革和建设。不出头及不要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也不要急于展现实力。搭车便是与一流大国及其国际体制合作,争取其支持,保护和获得其实惠。中国的崛起应该是和平的崛起,我们要在国内推进民主化进程,加强我们的制度建设,同时我们要宣传我们的文化,实现文化的复兴,让世界人民都崇拜学习我们的文化。我们现如今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把政治改革提上议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政治改革如果没跟上,社会矛盾便会尖锐,当这种矛盾尖锐到某种程度时,经济的发展便反而成为不稳定的因素,社会就别妄求发展了。
07国际金融3班赵晓萌
大国崛起之日本读后感
沿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北上,在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西北角处,自东北至西南分布着一列弧形的岛屿,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这就是日本——“太阳最先升起的地方”。
对于日本,或许很多热血的中国青年都会想起中国被其欺压凌辱的那段不堪回首历史,为何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民勤劳智慧的中国会被一个只有弹丸之地、曾经蒙昧落后的日本欺压半个世纪之久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看了大国崛起之后,我明白了一些道理,我们和日本的差距是在是太大了,我想在教育和民族精神方面浅谈一下我的看法。
一,日本的文化
至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日本文化开始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自身特色的“国风文化”。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总结7至10世纪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时所说: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消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
宋、元时代,中国曾出现铜钱大量外流的现象。而在当时的日本,中国钱币的流传是非常广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一时期中日
两国贸易联系和民间往来的密切程度。即使是元代,在蒙古大军发动了两次侵日战争(1247年、1281年),导致两国官方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民间的商贸联系依然相当频繁,甚至超过了宋朝。
二,日本的经济
在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废除了各藩之间设立的关卡。这些措施无疑为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日本的各种文化,经济使人深思,为什么一个曾经落后的国家如今是世界上的强国之列。能够在几十年时间内从一个战败国,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国家,中间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何等不易?
中华民族历经甚久,至今仍没有一家企业成为业界龙头。有时候自己也想,其实我们真正欠缺的是什么?
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拥有众多人口和悠久历史的中国如何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怎样才能快速发展,振兴我国的大国梦?这部电视剧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
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保障。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大炮打开了日本封闭的国门;这和中国的情况何其相似?日本人能迅速认识到幕府体制的僵化,改变国体为天皇掌权的君主立宪制。当中国的皇帝还在紫禁城内醉生梦死的时候,日本不但派出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天皇也亲自到欧洲发达国家考察。日本最终目的作出了脱离亚洲,与欧洲列强为伍的明智选择,为自己的崛起
找到了伙伴。日本的百年维新让自己成为世界经济第三强国,日本的强国经验最值得中国借鉴。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时代,实践表明只有建立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才能有效社会发展。
人类社会的文化教育是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教育的培养目标、质量、办学模式等,但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可改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提高其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教育可促进科技发展,使科学技术及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教育可改变人的收入分配。因此,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科教兴国的战略,把教育的 与改革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发展的支撑因素,是非常必要的。日本,原先比欧美国家落后,现在不但赶上,而且还超过了欧美国家,连续十多年来一直保持是最大的债权国,其原因就是日本注重国民的文化教育,使人的聪明才智的发挥得到了遵重,消除了对抗,使人们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携手向前,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大踏步前进。
而同处一省的黄冈、孝感等各个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医疗力量不足,医疗资源紧缺,检测能力有限,疫情防控能力较弱等短板频现,呼吁更多支援。
“一省包一市”举措,回应了这种呼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全国各地区之间团结互助、携手共进、协同发展一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一对一”式援助是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国情探索出的一种长效机制,“强扶弱”和划定“责任田”的做法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对口援疆、脱贫攻坚战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能在灾害发生时以强大的动员力调动、组织和凝聚社会力量,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把损失降到最低,也能在灾后重建时,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这是我们巨大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华民族能够一次次从灾难中站起来的原因所在。
大国之路源远,大国之行坎坷,大国之地广博,大国之民甚众,各族杂居而礼义互通,天下共处使人文荟萃,精神之实聚,民族之魂立,虽千年动荡亦不能分崩!物事人非江山在,立国不改中华名,炎黄子孙心心所系,华夏儿女念念深藏!至近代危机以前,通观历朝历代之治,较西欧诸国动荡不休之乱象,有智与力,治天下太平。
古人皆以重农抑商为崇,若以当时之世观,处当朝之位论,亦是千秋不易之良策,定国安邦之要旨,由是得宗庙平泰百年。然外无敌患,内无隐忧,长久安乐不思进取,其实隐祸已生。明后满清入主中原,治下现康乾盛世,百姓富庶,万家安泰,亦是大国风光,令西域诸国羡艳不已。然傲以天朝上国自居,夸称物产丰饶无极,不屑与诸国往来商事,行闭关锁国之孤策,遗后世无穷之祸患!
天朝空乏宣道义,邻凶以力论邦交,终酿近代血染之悲史!虎门销烟闻一声炮响,蒙羞受辱任列强凌虐,更甚有慈禧召令“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使五千年中华瑰宝遭人劫掠,置家国民族生死存亡之于不顾,其麻木昏庸令人发指,其腐朽堕落教人深思。自古乱世烽烟起,英雄豪杰应时出,临危急存亡之险要,展民族大义之雄风。中华儿女奋发图强,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扶孤木之欲绝,挽大厦之将倾,救万民于水火,谋福泽与后世!“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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