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假释制度（精选8篇）
一、直面减刑、假释制度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减刑、假释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减刑假释案件具有一定“个性”的，很难制定出普遍适应的规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制定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减刑假释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简单笼统，过于原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了审查“确有悔改表现”的标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根据前述规定，“立功表现”和“确有悔改表现”就成了减刑的重要条件。在执法实践中，“立功表现”直接明白，好把握，而“确有悔改表现”就不好把握了。这给执法者留下了主观操作的空间和余地，容易产生随意执法。“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实践中很难量化成为客观的内容；而“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实践容易量化，但是监管部门及其民警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厚此薄彼，大多监管部门都将“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作为减刑的主要标准。监管部门据此作为呈报减刑假释的主要标准，实践证明监管不能公正、公开、公平地体现在每一个服刑罪犯身上。客观上限制了减刑假释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减刑的四个标准的排列顺序来看，“认罪服法”排在最前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四个标准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应该是最小的。而在执行刑罚实践中，监管部门将“劳动”标准作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减刑依据，将四个标准的作用地位倒了过来。导至那些老弱病残的服刑人员由于客观的身体条件限制，劳动任务难完成，获取劳动分数少，以至于很难获得减刑假释。这有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要求。从办理减刑、假释的程序看，对罪犯的减刑、假释，法院审理的依据主要是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看守所）呈报的材料。执行机关呈报的材料一是平常的按监管要求建立的档案资料,二是对罪犯进行的调查材料。罪犯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而没有辩解的权利，被害人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均被绝对地排除在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也是在法院裁定之后，即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书副本后，认为裁定不当，应当于二十日内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大多采用书面审理，结果人民法院的裁定基本上成了例行公事。从法院、监狱、检察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权力配置看，一是法院与刑罚执行机关之间的工作制约流于形式；二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减刑、假释裁定的监督，由于缺少具体的监督程序规定及相应处分权，缺乏进行实质审查的有效途径，也难以发挥实际监督作用。执法实践中，监狱呈报减刑、假释、主要靠罪犯减刑靠积分累积，而评分决定权在监狱警察手中，这样，减刑、假释的权力实际上在执行机关。这为一些监狱警察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收受犯人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预留了空间。
（二）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原判刑罚越短实际服刑期限相对越长。就一般情况而言，原判五年以下短刑期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期的5／6；原判十年至二十年长期刑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罚的4／5。原判刑期越短服刑期限相对越长。二是五年以下短刑期罪犯的减刑机会和减刑比例偏少。减刑奖励制度规定，减刑的奖励考核以年为单位，受年减刑率30％的制约，每个罪犯平均3年有一次获得奖励减刑机会。因此，原判不满五年的短刑期罪犯，扣除在看守所已服刑期和入监初3个月集训期约1年不参加考核评奖的时间，在考核评奖的有效时间内，一般仅能获得一次奖励减刑约六至十个月；又因再次减刑间隔为1至2年，减刑后的余刑不足一至二年的罪犯很难再次获得奖励减刑；即使偶然获得奖励，余刑已满无法兑现减刑。三是对无期徒刑以上重刑罪犯能够减刑但不实行假释，经几次减刑刑满释放，导致合法地规避了刑法为他们专设的十年假释考验期的法律规定。四是在减刑、假释的具体适用上，对两类罪犯有失偏颇。第一，老弱病残罪犯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劳动任务，影响了减刑、假释。第二，一些老弱病残罪犯虽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悔罪表现、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个能自理”的标准，但不具备“假释后的生活确有着落”的条件，不能被假释。第三，尽管《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强调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适用从宽，减刑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但目前尚无统一规定的条件和量化的标准，造成各地理解不一致，适用法律不一致，影响了刑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四，由于监督机关与外地罪犯原籍基层组织联系渠道不畅，无法落实对其家庭社会生活的调查，加之，在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往往罪犯假释后仍需要外出打工谋生，对其假释考验期的考察根本无从落实。因而外省籍罪犯的假释极为有限。
二、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质量与社会效果监狱、法院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减刑、假释制度的正确实施，推进司法公正。按照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监狱、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各自的法定职责，严格执法程序，确保减刑假释的案件质量。下一页监狱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首先要搞好对监管民警的法制培训工作教育，监管民警熟练掌握减刑假释的法律规定、工作规范及其监管业务知识，为监管民警承办减刑、假释案件提供强有力的法律知识保障。其次，要加强对监管民警的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广大监管民警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着对法律负责的精神，公正对待每一位罪犯。同时，事事处处体现司法公正，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与干扰，勇于同徇私枉法、办关系案、人情案等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保证减刑、假释制度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再则，监狱部门要组织精干警力，对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三大现场的具体要求，结合每种服刑罪犯的实际情况，在现行对罪犯考核记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具体量化，便于宏观考核计分，以杜绝监管民警的主观随意性。第四，建立考核计分公开制度。在日常监管工作中，监管民警要实事求是的对每位罪犯进行考核、计分。落实对罪犯的奖励措施，公开评选劳动积极分子，公开考核计分情况，接受服刑人员及其亲属的监督、举报，以畅通服刑人员及其亲属不服考核计分、记功，报请减刑、假释的申诉渠道，并予以及时受理、查证、答复。从而让服刑人员真切感受到公平与正义，促使其积极改造、弃恶从善、回归社会。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中，首先要严格审理程序。人民法院在受理监狱（包括看守所）呈报的减刑、假释案件后，首先进行书面审理，具体是从实体、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审理，发现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立即退回呈报单位，并将退回的理由分别告知呈报单位和驻监检察部门，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提供依据。其次，对于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改变局面审案的方式，主动邀请人民检察机关的有关人员一同深入监区走访调查，收集、核对呈报减刑、假释罪犯的实际表现情况，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实质的考察。对于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贩毒等暴力犯罪分子进行减刑、假释审理时，应当征求受害人，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意见。使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真正成为一个普法过程，一个教育挽救的过程，一个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再则，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集中审理。在一定时期内，在监管部门进行集中审理，一次审理多起，让减刑、假释罪犯参与，其它服刑人员可以旁听，使减刑、假释人员自己比较、互相比较。如此，既保证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公开。又让服刑人员受到法制教育，触及灵魂，使其增强教育改造的自觉性，同时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三、检察机关加大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法律监督的力度，保障法律正确施，增强教育改造罪犯的社会效果。
（一）增强宏观指导，强化日常监督。根据《宪法》的规定，承担法律职责的是人民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应当把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第一，要突出监督工作重点。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应当以发现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违法问题为重点，全力查纠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存在的徇私舞弊、执法不廉、执法不公等不当执法行为，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驻监检察部门的全部工作都要突出这个重点。考核、评价驻监检察工作，都要以此工作效率、社会效果等作为主要依据；创建规范化检察室，实行驻狱检察工作公开，确保监督到位。第二，要强化驻监检察官的工作责任心。检察人员要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责、任务，自觉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决不能放弃职能、明哲保身、不讲公平、不讲正义。不依法办事、不严格执法，以求得与监管机关及其民警“和气共事”、“和谐相处”。要正确把握社区矫正与减刑、假释的联系与区别，决不能因此而弱化监督，以至被监督机关放宽减刑、假释条件，降低减刑、假释标准，把不该减刑的减刑，不该假释的假释，不该出监的出监，损害法律的尊严。决不能对减刑、假释执行中的违法现象视而不见、察而不纠，公然不作为，致使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大大降低。要履行监督职责，运用法律武器，本着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敢于纠正一切不当执法行为。第三，检察官要深入监督场所察实情、掌动态、彰显执法公正。有的驻监检察人员存在浮、浅、泛、松的问题。所谓“浮”，就是派而不驻，驻而不察，即使驻在监狱也不进监区，不深人三大现场，不掌握罪犯考核计分情况和奖惩情况。所谓“浅”，就是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仅仅停留于了解是否公示减刑、假释罪犯的名单，书面审查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和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起始期限、间隔年限、减刑和假释幅度等。所谓“泛”是指检察官既使列席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议，也是在会前审阅有关材料，对监狱集中成批提请的材料，往往是大致翻阅一下，使会前审查流于形式，成为例行公事办手续。所谓“松”，就是对程序上的问题关注不多，即使发现问题也没有严格把关，更没有深究细查。相反，监督民警因滥用职权而受到法律、纪律追究的案例证明，往往程序上的执法不规范的背后隐藏着徇私舞弊行为。因此，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进行检察监督，检察人员必须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勤勉工作，始终保持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保持高度的职业敏锐性和洞察力，以对法律负责的精神，严格审查呈请减刑、假释材料，实体与程序并重，深入监区服刑人员中了解情况，发现减刑、假释工作中的任何不当执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切实实现执法的公平正义，彰显执法公正。第四，要严格执法。一切执法行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作为检察官，一定要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以习惯性做法为标准，特别是在所谓“习惯”与法律规定抵触的时候，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必须严格遵守，决不能对不当执法行为视而不见；对于违法报请裁定减、刑假释的，不论是违反实体法，还是违反程序法，不论是发生在报请环节，还是发生在裁定环节，都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关键词：减刑,假释制度,监狱事业
一、减刑、假释制度在实践工作中,亟待完善的若干问题
(一)在服刑人员的计分考核上
在加扣分幅度上。在计分考核细则中,存在较大加扣分幅度,有较大弹性空间,会出现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产生监狱监管人员的随意性。
在加分的机会上。服刑人员从事不同的劳动岗位、工种加分机会都不均等。于是一些监管人员把所谓的“关系犯”安排到有加分机会和有加高分机会劳动岗位、工种上。
在违纪扣分上。一些监管人员不仅为“关系犯”有意识地创造加分机会,而且还有意识地为“关系犯”掩饰违纪行为,即使违纪不便掩饰,也按照条款规定以扣分较低幅度扣分,减少他们的扣分,又变相地提高他们的改造成绩,为其减刑、假释做好铺垫。
(二)在减刑、假释对象的确定上
根据《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应当由分监区或未设分监区的监区人民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监狱刑罚执行部门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监狱长办公会会议决定”。在现实操作中,根据减刑假释所需要的改造成绩(表扬、记功)多少,来确定是否符合条件。在符合减刑假释条件人员中,进行积分排名,原则上会按照高分到低分进行筛选确定减刑假释人选,但是分监区、监区也会在符合减刑、假释条件人员中,进行“综合评定”,来最终确定减刑、假释人员。而这种“综合评定”会带来人为因素的随意性,留有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容易滋生腐败。使得一些执法掌权者,利用这执法缝隙,为“关系犯”尽快谋取减刑假释的名额。导致减刑假释显失公平和公正。但这一操作都是披着合法的外衣,不被别人所注意,无证据可查。
(三)在减刑、假释的适用上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减刑的条件为“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假释的条件为“对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虽然假释有余刑考验期,但是绝大多数犯人还是愿意早点释放获得自由。这样导致一些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关系犯”千方百计托关系、找门路,贿赂掌权的监管人员为其呈报假释。
二、完善减刑、假释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加强立法理论的研究,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1. 统一刑罚执行体制,健全监狱刑罚执行体系。
首先要统一思想,强化法治、责任担当、效能和协同等意识,推动思维的转变,夯实正确执行刑罚的思想基础。其次要推动制度的顶层设计,构建统一刑罚执行机制。合理配置执行权力,从立法上解决刑罚执行权力由公安、法院、检察院、监狱等多元主体行使而“碎片化”的法治不完善问题,要在法律上确立监狱通辖刑罚执行操作的主体地位,推动刑罚执行立法的体系化完善。其三建立协作协同平台,增强刑罚执行一体运行效能。加强监狱与政法各部分之间的协同协作是解决刑罚执行中各种现实矛盾冲突,充分发挥行刑效益的有效方法。其四加强监狱内部管理,提升监狱刑罚执行规范水平。深挖监狱内部管理的内生动力,努力形成制度健全、责权统一、运行规范、公开透明的管理新局面,促进监狱刑罚执行规范水平的提升。
2. 搭建信息化平台,做到监狱、法院、检察院在刑罚执行中运用信息软件进行具体操作,杜绝人为性操作的随意性、消除自由裁量权空间。
(1)在服刑人员的计分考核上:在条款设置上,要尽可能地细化、明确化、穷极化,尽量避免兜底条款的出现,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和消除计分事项上监管人员自由裁量权空间,增强计分考核的透明度、严肃性,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构建根据服刑人员年龄、学历、身体状况、刑期、捕前职业、改造表现等信息录入数据库进行管理分类模式,以此用软件自动生成适合于服刑人员的劳动改造岗位。
(2)在减刑、假释对象的确定上:减刑假释的第一关呈报权属于分监区、监区,根据积分排名和所分配的名额,再进行综合评定来确定减刑假释人员。为了防范此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取消传统按照“积分排名和所分配的名额,再进行综合评定来确定减刑假释人员”,没有减刑假释的名额的限制,取消减刑假释比例,根据分类刑期,规定在某个分类刑期内,只要达到一定分值就可以减刑或假释,而且此种操作也可在信息平台软件上操作,达到一定分值就可提示告知。这样就能杜绝人为因素的操控,在减刑假释中的第一关口,就堵住了司法腐败的漏洞。
(3)在减刑和假释的适用上:在减刑假释适用条件上应重新设置制度,规定减刑、假释有着明确的界限,不得混同和相互代替。有假释就不能减刑,有减刑就不能假释。假释对象统一针对老弱病残犯、犯罪时为未成年犯和过失犯罪、职务犯罪。在信息平台上根据罪犯信息数据,利用分类管理,到一定分值就可以假释,形成法律制度,规定只有这一部分罪犯适用假释,消除自由裁量权空间,杜绝司法腐败现象。改变现行刑罚执行中假释比例小的现状,扩大假释面把假释制度合法合情合理地利用起来。
(二)建立监狱行刑法庭,处理行刑法律事务
刑事法庭的主要职能是办理社会刑事案件,减刑假释只是附带,一般法院都是案多人少,主要任务尚且疲于奔命,减刑假释案件无暇顾及,不仅易出现拖延办理时间,造成罪犯改造情绪波动,而且一般都是成批量的书面形式上的审核。因此,法院应该设立专门的区域性减刑假释机构十分必要,配备专案人员,由单一的书面审核,改变为全面的开庭审理,保证减刑假释案件审理质量,也有助于法院专案人员积累专业经验,更大程度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健全行刑监督机制,规范执法行为
在以检察机关为主的监督基础上,加强内部的行政监督、纪检监督,引入人大、政协机关监督,积极推行狱务公开,增强执法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媒体监督,真正实现公开、公平、公正。
将检察机关的监督作为重点,完善检察院减刑、假释同步监督机制。一是细化减刑、假释同步监督日常考察规范。在计分考核环节上,加大监督力度。检察室可通过信息系统及时调取刑罚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书进行审查,同时,可以随时调取犯罪相关材料,详细了解其所犯罪行以及入狱后包括认罪服法、遵守纪律、参加劳动等表现,这样可大大缩短材料审批流转的时间,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变相延长了检察机关介入审查的时间,有效解决了审查减刑、假释案件时间短、任务重的矛盾。
(四)加强执法技术研究,有效实现行刑公正
我们知道,由于缺乏技术的支持,即使依程序办事,也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刑法执行的公正。主要是监狱实践操作减刑假释时,需要采集必要的“证据”,来证明罪犯具有适用减刑假释的条件,表明罪犯做到“积极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但此类“证据”需要采取社会学、心理学、调查等技术方法,才能保证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只有使“证据”具有足够的信度和效度,才能使依法做出的裁决。但有关这方面的技术还比较薄弱,应当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并将成果付诸实践。
参考文献
[关键词]减刑;假释;提请权
减刑、假释程序可以分为启动程序、裁定程序和监督程序,分别涉及监狱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理论界普遍认为在目前的减刑制度中,检察机关的监督只是属于一种事后监督的地位,其观点的依据大概是来自于刑诉法的规定,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确实也只有对认为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情况提出纠正意见,对于符合减刑假释条件而执行机关不予呈报的情形,检察机关却基本没有启动监督程序。而事实上,笔者认为减刑呈报的检察事前监督已经部分寓于法律之中,只是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充分予以利用。本文旨在讨论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如何充分发挥检察权在整个减刑、假释程序中的作用,如何直接介入启动程序中,而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微弱地履行事后的法律义务。
一、我国现行减刑、假释制度的有关法律规定
减刑,一般是指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在刑罚执行期间的悔改或者立功表现,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21条第二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的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 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了一定时间的刑罚之后,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司法机关将其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后裁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2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活动实行监督,发现下列违法情况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一)将不具备法定条件的罪犯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二)对依法应当减刑、假释的罪犯不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监狱法》第29条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根据监狱考核的结果,可以减刑。
《监狱法》第30条减刑裁定的副本应当抄送人民检察院。
二、减刑、假释提请权运行中的现实状况
现行的减刑、假释的提请权由刑罚执行机关行使。减刑、假释这一刑罚变更程序在刑罚执行机关与法院之间运行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律确认并沿用至今的。这项制度对于贯彻我国刑罚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的宗旨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行刑制度的法治化、科学化、社会化的进程,刑罚变更执行中如何实现公开、透明、公正、公平,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减刑、假释这一刑罚变更执行的程序也在不断创新公示、听证制度的创立和试行就是明证。但这些还没有从权力运作的规律来思考问题,只注重了权力运行的效率,而忽视了权力运行的制衡。
(一)由于缺乏法定的条件和标准,减刑、假释在实践中成了监管执行机关及干警自由裁量的产物
关于减刑假释的条件和标准,法律仅规定“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作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但仍然没有解决减刑假释的具体条件和标准问题。为解决实际操作问题,司法部制定了《关于记分考核奖惩罪犯的规定》,各省市相应制定了《罪犯奖惩考核办法》,以此与罪犯的减刑假释挂钩。应该说,实践中以考评分数来细化量化減刑假释的条件和标准的这种方法,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但目前也没有更科学合理的其他方法可以取代。这其中,司法不公和腐败的空间就非常大。但对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无从介人,法院往往注重并认可分数对减刑假释的决定意义而不关心分数的由来。于是,管理考核罪犯的表现并据此呈报罪犯减刑假释,纯粹是监管执行机关的内部行政管理活动,是监管机关及监管干警自由裁量的结果,外界事实上没有任何形式的监督[1]。
(二)减刑制度中对罪犯的应有权利和救济制度缺乏相应的规定
监狱对罪犯的考核奖惩在具体实践中是不可诉的。罪犯在不服行政考核、奖惩时,监狱法没有规定和保障罪犯的救济权,罪犯权利缺乏具体程序予以保障,如诉权、申诉权、复议复核权等。依据监狱法,获得减刑是罪犯的重要权利之一。在监狱的具体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减刑具体条件是由监狱来评判的,罪犯对此无抗辩权,另一方面被减刑后认为不公平的罪犯不服后的申辩、申请复核、申请复议、申诉、公示质疑,乃至听证程序缺乏必要程序保障。
(三)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提起实际寓于法律之中,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运用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对减刑假释的监督职责。但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定减刑假释不当有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权力。这就有论者认为,这种事后程序性的审查实际上是放弃了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全过程实质性监督,或者说使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全过程实质性监督失去了法律上的保障[2]。而且,从减刑假释的实际运行情况看,真正对罪犯的减刑与假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执行机关,而执行机关决定减刑假释的依据是对罪犯的日常考评。但对于日常考评这方面的监督,已经凸现出了因监督制约机制缺陷而造成监督不能的问题,并成为了现实减刑假释监督工作的难点。而事实上,在减刑、假释程序当中,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监督的权利不仅仅是在监督程序中,在减刑、假释的启动程序中,部分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2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活动实行监督,对依法应当减刑、假释的罪犯不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这就表明,在我的刑事法律体系中,减刑的提起不但取决于监管机关,部分还取决于人民检察院。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只是对监管机关不应当提请减刑的情况进行监督纠正,对“该提不提”的情况未进行有效的监督,充分实现减刑程序的检察提起功能。
三、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如何充分运用检察的减刑、假释程序的提起功能
上述论及检察权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对减刑、假释程序的提起具有部分的功能,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又该如何运用呢?笔者以为:
(一)以检察建议书的形式督促监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及时制定有关罪犯奖惩考核办法,并及时修订不科学不合理的规定,以确保管理考评措施符合法律要求; 各监狱看守所作为监管执行机关采取具体的教育改造和管理考核措施,必须接受检察机关和法院的监督审查。即有关减刑假释管理考核的行政行为必须在司法的直接干预和指导下进行。这也是矫正工作的国际趋势,例如法国的矫正法官制度和美国有关狱政管理的“法院长官”和“法律命令”制度[3]。在此前提下,各监狱看守所还应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确保减刑假释前的具体管理考核工作的公开、公正和公平,并接受监督。这种监督,除了检察院和法院的司法程序监督外,特别是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激发和保障全体服刑罪犯的监督权,让监管执行机关的管理考核活动置于广大服刑罪犯的最全面和切身的监督之中。
(二)充分重视罪犯的申诉权,将罪犯的减刑、假释申诉权明确列入约见检察官制度中,告知其有提请减刑的权利,针对其申辩进行审查,并制定相关的制度予以保证。尽管在监管机制内部建立减刑、假释的复核、复议程序有一定的自我监督作用,但这种来自内部的监督,往往不可能有很大的力度。毕竟,罪犯和监管人员是两种地位严重不平衡的群体,如果没有一种外界力量的制约,来自下层的呼声往往不可能被高高在上的强势群体听到。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者,有义务保护任何一个群体的合法权益,包括犯罪的人,更因其有一种对抗强势的功能,制约权力无限扩展的职责,对于申诉就会更加予以重视。因此,推进减刑、假释申诉制度在驻所检察工作中的运作,有利于公平和正义。
(三)检察机关认为罪犯符合减刑条件,执行机关却没有呈报的,可以用检察建议书的形式向监管机关提出建议,并阐明应该予以呈报的理由。虽然检察建议书基本上是一种平行式的文书,其强制力有限,但由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其权威性在检察建议书中还是可以体现出来。如果理由充分,监管机关并无充足理由予以解释的话,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还是会予以采纳,更何况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将检察建议书附送人大、监管单位的上级机关,从不同角度给予督促,这样就可以导致减刑程序的启动。有学者认为,可以参照立案监督程序,要求执行机关说明不予呈报的理由,检察机关认为不予呈报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可以通知执行机关呈报,执行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组织材料进行呈报,但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该减不减”的减刑、假释监督程序还没有似立案监督程序一样,已经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所以,在现行的条件下,为了发挥检察权在减刑启动程序中的作用,在形式上,笔者认为,最好还是采用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如果能证明监管机关故意不予呈报,有涉嫌违法的其他情形,也可以采取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提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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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引司法解释第6条的规定，无期徒刑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2年以后，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对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以上以下有期徒刑;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以上18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减刑的起始
减刑是以受刑人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为前提的。为了考察受刑人是否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必须经过一定的服刑期限加以考验和观察。同时，受刑人的悔改或者立功也有一个提高思想认识表现在具体行动上的过程。因此，不可能服刑以后马上减刑，而应当有一个减刑的起始时间。减刑的起始时间应当根据不同的刑种和刑期加以确定。
根据前引司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有期徒刑罪犯的减刑起始时间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
根据前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无期徒刑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自新罪判决确定之日起一般在两年之内不予减刑;对新罪判处无期徒刑的，减刑的起始时间要适当延长。
(三)减刑的间隔
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公正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进一步规范减刑、假释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减刑、假释工作的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对罪犯减刑、假释，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坚持惩罚和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坚持有利于刑罚的有效执行，有利于罪犯的改过自新，有利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监管场所秩序的基本原则。
第二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应当减刑。
第三条 除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假释的情形外，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符合法定假释条件的，可以假释。如果有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执行刑期的限制。
“特殊情况”，是指有国家政治、国防、外交等方面特殊需要的情况。
第四条 罪犯既符合假释条件，又符合减刑条件的，一般应先予假释。
第五条 对罪犯的减刑、假释，以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为基础，结合犯罪的性质、情节、罪过、数罪并罚、罪犯执行主刑和附加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情况综合考虑。
刑罚执行机关的计分考核和奖惩是认定罪犯服刑期间表现的主要依据。
第六条 罪犯刑罚执行时间从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裁定宣告或送达之日即为生效之日。
第七条 对罪犯逮捕后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的表现，应进行考核，考核分可作为减刑、假释的依据。
第八条 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悔改表现突出或有立功表现的，在减为无期徒刑后再减有期徒刑时可以适当放宽减刑幅度。
第九条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罪犯减刑或有期徒刑罪犯假释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其起始时间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判决生效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管制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二日。
无期徒刑罪犯减刑、假释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年，其起始时间从无期徒刑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
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减刑或减刑后假释的，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二年(不含死刑缓期执行的二年)，其起始时间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十条 对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罪犯，一般不适用减刑。如果在缓刑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参照刑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减刑，同时相应缩短其缓刑考验期限。相应缩短的缓刑考验期限不能低于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不能少于一年。
被准予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的罪犯，如果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可以减刑、假释。
被假释的罪犯，除有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特殊情况，一般不得减刑。
第十一条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决定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的罪犯，确需减刑的，须经监管部门和有关社区矫正组织进行考核鉴定，依程序呈报减刑。
第二章 减刑、假释的条件
第十二条 “确有悔改表现”是指罪犯应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劳动任务。
罪犯在服刑期间提出申诉的，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
罪犯被判处附加财产刑、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认定其不属认罪服法。
老病残犯及未成年犯劳动态度端正，可视为积极参加劳动。
老年犯或文化程度较低的罪犯，如积极参加学习，态度认真，可视为积极参加学习。
罪犯在考核期内曾受到行政处罚，经教育能够认识并改正错误的，可视为遵守监规纪律。
第十三条 “悔改表现突出”是指罪犯确有悔改表现，并在考核期内，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连续三次以上获得表扬及以上奖励；
(二)获得二次以上记功奖励；
(三)一次以上被评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或市级公安机关批准的改造积极分子。
第十四条 “立功表现”是指罪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检举、揭发监所内外犯罪活动，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经查证属实的；
(二)制止他人犯罪活动的；
(三)在生产、科研中进行技术革新，经省级以上的单位评奖或确认，成绩突出的；
(四)在抢险救灾、消除事故隐患或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现积极的；
(五)维护监管秩序事迹突出的，如发现其他罪犯或在押人员自杀能有效制止或及时报告抢救成功等；
(六)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事迹的。
第十五条 “重大立功表现”是指罪犯具有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应当减刑的六种表现之一的情形。
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或者提供侦破其他重大犯罪的重要线索，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重大犯罪嫌疑人，经查证属实的，属《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重大立功表现。
“重大犯罪”、“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是指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
第十六条 “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服刑期间认罪服法，一贯表现良好，确有悔改表现，不致违法、重新犯罪的，或者是年老、身有残疾(不含自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
判断不致再危害社会，应当根据罪犯的犯罪性质、社会危害性、原判情况、悔罪程度、服刑期间的一贯表现、身体状况、家庭情况等进行全面考察。
第十七条 罪犯在考核期内，受到一次性扣3分以上、连续12个月累计扣8分以上或其他行政处罚的，应依照《浙江省罪犯考核奖惩办法》的规定，相应延长考核期。
第三章 减 刑
第十八条 对被判处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期间一般减刑一次为限。
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的，一般一次可减一年四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悔改表现突出或有立功表现的，一般一次可减一年八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悔改表现突出并有立功表现，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一般一次可减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十九条 对被判处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一般一次可减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悔改表现突出或有立功表现的，一般一次可减一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悔改表现突出并有立功表现，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一般一次可减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罚执行机关为减少减刑频率而延长考核期的，减刑幅度在上述规定基础上相应放宽六个月以内。
第二十条 对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一次可减一年四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悔改表现突出或有立功表现的，一次可减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悔改表现突出并有立功表现，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一次可减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十一条 对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决生效后余刑不到一年的罪犯，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一次可减三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悔改表现突出或有立功表现的，一次可减四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悔改表现突出并有立功表现，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减去剩余刑期。
第二十二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的罪犯，悔改表现突出或有立功表现，确需减刑的，对判处管制的罪犯，一般减刑不超过三个月，对判处拘役的罪犯，一般减刑不超过一个月。
第二十三条 罪犯考核期一般不得少于减刑幅度。
第二十四条 有期徒刑罪犯减刑的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为：
(一)被判处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方可减刑。
(二)被判处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执行一年六个月以上方可减刑，两次减刑之间一般间隔一年以上。
(三)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首次减刑一般执行二年以上方可减刑，一次减二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后，再减刑时，间隔时间一般不得少于二年。
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不受上述减刑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的限制。
第二十五条 无期徒刑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的，可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至十九年；悔改表现突出或有立功表现的，可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至十八年六个月；悔改表现突出并有立功表现的，可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减为十三年以上十八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 第130号
《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已经2014年10月10日司法部部务会议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发布，自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
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
（2003年4月2日司法部令第77号发布，2014年10月10日司法部部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刑罚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实行办案责任制。
第三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和被减刑为有期徒刑的罪犯的减刑、假释,由监狱提出建议,提请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四条 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的减刑,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的减刑、假释,由监狱提出建议,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审核同意后,提请罪犯服刑地的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和监狱分别成立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由分管领导及刑罚执行、狱政管理、教育改造、狱内侦查、生活卫生、劳动改造、政工、监察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分管领导任主任。监狱管理局、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成员不得少于9人。第六条 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应当由分监区或者未设分监区的监区人民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监狱刑罚执行部门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部门审查监狱依法定程序提请的减刑、假释建议并出具意见,报请分管副局长召集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审核后,报局长审定,必要时可以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决定。[1-2]
第二章 监狱提请减刑、假释的程序
第七条 提请减刑、假释,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结合罪犯服刑表现,由分监区人民警察集体研究,提出提请减刑、假释建议,报经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同意后,由监区报送监狱刑罚执行部门审查。
直属分监区或者未设分监区的监区,由直属分监区或者监区人民警察集体研究,提出提请减刑、假释建议,报送监狱刑罚执行部门审查。
分监区、直属分监区或者未设分监区的监区人民警察集体研究以及监区长办公会议审核情况,应当有书面记录,并由与会人员签名。
第八条 监区或者直属分监区提请减刑、假释,应当报送下列材料:(一)《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
(二)监区长办公会议或者直属分监区、监区人民警察集体研究会议的记录；(三)终审法院裁判文书、执行通知书、历次减刑裁定书的复印件；
(四)罪犯计分考核明细表、罪犯评审鉴定表、奖惩审批表和其他有关证明材料；(五)罪犯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重大立功表现的具体事实的书面证明材料。第九条 监狱刑罚执行部门收到监区或者直属分监区对罪犯提请减刑、假释的材料后,应当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一)需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完备、规范；
(二)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重大立功表现的具体事实的书面证明材料是否来源合法；(三)罪犯是否符合法定减刑、假释的条件；(四)提请减刑、假释的建议是否适当。经审查,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提请条件的,应当通知监区或者直属分监区补充有关材料或者退回；对相关材料有疑义的,应当提讯罪犯进行核查；对材料齐全、符合提请条件的,应当出具审查意见,连同监区或者直属分监区报送的材料一并提交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提请罪犯假释的,还应当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进行调查评估,并将调查评估报告一并提交。
第十条 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应当召开会议,对刑罚执行部门审查提交的提请减刑、假释建议进行评审,提出评审意见。会议应当有书面记录,并由与会人员签名。
监狱可以邀请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会议。
第十一条 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经评审后,应当将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名单以及减刑、假释意见在监狱内公示。公示内容应当包括罪犯的个人情况、原判罪名及刑期、历次减刑情况、提请减刑假释的建议及依据等。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如有监狱人民警察或者罪犯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应当进行复核,并告知复核结果。
第十二条 监狱应当在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完成评审和公示程序后,将提请减刑、假释建议送人民检察院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后,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应当将提请减刑、假释建议和评审意见连同人民检察院意见,一并报请监狱长办公会议审议决定。监狱对人民检察院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予以回复,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监狱长办公会议决定提请减刑、假释的,由监狱长在《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上签署意见,加盖监狱公章,并由监狱刑罚执行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制作《提请减刑建议书》或者《提请假释建议书》,连同有关材料一并提请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检察院对提请减刑、假释提出的检察意见,应当一并移送受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
对本规定第四条所列罪犯决定提请减刑、假释的,监狱应当将《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连同有关材料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审核。
第十四条 监狱在向人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的同时,应当将提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
第十五条 监狱提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提请减刑建议书》或者《提请假释建议书》；
(二)终审法院裁判文书、执行通知书、历次减刑裁定书的复印件；(三)罪犯计分考核明细表、评审鉴定表、奖惩审批表；
(四)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重大立功表现的具体事实的书面证明材料；(五)提请假释的,应当附有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关于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报告；
(六)根据案件情况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对本规定第四条所列罪犯提请减刑、假释的,应当同时提交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签署意见的《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1-2]
第三章 监狱管理局审核提请减刑、假释建议的程序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部门收到监狱报送的提请减刑、假释建议的材料后,应当进行审查。审查中发现监狱报送的材料不齐全或者有疑义的,应当通知监狱补充有关材料或者作出说明。审查无误后,应当出具审查意见,报请分管副局长召集评审委员会进行审核。
第十七条 监狱管理局分管副局长主持完成审核后,应当将审核意见报请局长审定；分管副局长认为案件重大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以建议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决定。
监狱管理局审核同意对罪犯提请减刑、假释的,由局长在《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上签署意见,加盖监狱管理局公章。[1-2]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狱应当派员参加庭审,宣读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并说明理由,配合法庭核实相关情况。
第十九条 分监区、直属分监区或者未设分监区的监区人民警察集体研究会议、监区长办公会议、监狱评审委员会会议、监狱长办公会议、监狱管理局评审委员会会议、监狱管理局局长办公会议的记录和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的材料,应当存入档案并永久保存。
第二十条 违反法律规定和本规定提请减刑、假释,涉嫌违纪的,依照有关处分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键词：假释制度,立法分析,理论探讨
一、假释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功能
假释制度是在广泛吸收西方各国绝对主义理论、相对主义理论、折衷主义、主观主义与教育刑思想等刑罚理论的精华后, 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应运而生的, 既实现了对罪犯的惩罚, 也体现了罪犯的教育矫正和重新社会化。国际刑法和监狱会议历来关注假释制度的价值和运用方法。1950年的海牙会议, 对假释制度的评价极高, 与会者认为, 假释是正常而不是例外的制度, 并在大会决议中明确指出是“刑罚执行的一部分”。
据上分析, 假释的功能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1.鼓励受刑人自新。罪犯入狱后, 服刑环境与服刑前形成强烈的反差, 使其内心受到惩罚的痛苦, 并产生重返社会的渴望, 假释制度无疑会对这些特殊人群产生强烈的激励作用, 影响其改造的行为并以良好的改造表现换取较好的处遇。
2.救济长期自由刑之不足。由于犯罪形态千差万别, 加之社会、人为因素的干扰和罪犯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困难等原因, 难免出现罪责刑不相适应的情况, 更何况, 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在服刑中, 会呈现出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 假释制度在对于适法救济和激励罪犯改造方面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弥补作用。
3.宽缓监狱压力, 实现刑罚经济性。监狱是一种有限的国家资源, 据有关统计数据, 我国在押罪犯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 1982年为62万人, 1999年增至141万人。目前我国关押一个罪犯年平均成本为2.5万至3万元。监狱警力严重不足。合理配置资源, 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刑罚效益尤其值得研究关注。
4.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 搭建罪犯复归社会的中介和桥梁。德国刑法学者封·李斯特研究表明, 罪犯刑满释放之初是最容易重新犯罪的时期。假释制度通过社会综合资源的有效利用, 刚好可以解决罪犯释放之初的社会适应问题。
二、我国假释制度的适用现状
和西方相比, 我国假释的适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率都极低。由于对非监禁刑的重视, 西方发达国家的假释适用率一直以来都很高。1992年～1993年度, 美国在监狱服刑罪犯的假释率为72%。瑞典1993年度假释率达33%。亚太地区, 中国香港的假释率为48.8%, 澳大利亚为38.3%, 日本假释率在80年代一度达到53.7%, 近年有所下降, 为11.6%。而1995至1999年五年间, 我国假释率都在2%左右。即使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监狱, 目前每年假释罪犯也只有3%, 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年假释率约1%。这说明发达国家已充分认识到监禁刑对于犯罪人和社会都有着严重的缺陷, 需要通过非监禁刑加以弥补, 而我国行刑界仍然迷信高墙电网, 使得假释制度处于被实际虚置的状态。
三、我国假释制度适用的原因分析
(一) 观念分析
现代刑罚理论认为, 犯罪是多因一果的产物, 犯罪人是社会的破坏者, 另一意义上也是社会的“受害者”, 社会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重新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预防再犯罪的途径不再是严刑峻法和将罪犯完全与世隔绝, 而是将监狱由封闭式向开放式延伸, 广泛借助社会力量加强罪犯和社会的联系, 矫正其心理和行为, 恢复其社会适应能力。而在我国, 传统“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的朴素报应主义观念对民众影响比较深远。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后, “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观念盛行, 反映到刑事司法领域, 则主张行刑人道主义, 对罪犯的惩罚应限制在矫正的限度内。而在我国, 社会为本位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 注重防卫社会。
(二) 立法分析
1. 现行审批模式和程序造成假释适用效率与公正性缺失。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 假释与减刑的适用程序相同, 即由刑罚执行机关行使假释提请权, 法院行使假释决定权。实践中的一般做法是法官根据执行机关的建议书和报送的罪犯服刑表现材料研究决定, 这种书面审理方式的间接性使得这一程序流于形式, 丧失公正性。其次, 由于减刑假释案件在有的法院工作中不计入法官的工作量或若干减刑假释案件计一个工作量, 一些法官累计批量审核, 造成假释适用效率的缺失, 影响到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心理学研究表明, 奖励越是及时, 激励效果越好。另外, 这一刑罚执行制度是否应由法院决定, 理论界也存在争议, 从法律传统上看, 英美法系一般把假释视为行政措施, 最初由狱政部门到后来由专门的假释委员会来决定假释问题。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假释视为司法措施, 假释决定权属于法院。这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司法理念的问题。
2. 适用条件过于严格和原则。
(1) 实质条件标准过高。我国现行法中关于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的规定是“确有悔改表现”和“假释后不致危害社会”, 过于原则和抽象, 在实践中给裁量机关造成判断困难。况且假释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 意味着已经过必要的矫正, 未必形成健全的人格, 还有一个后续的矫正过程。而“不致危害社会”, 却将所有的矫正工作推前, 而只要求一个满意的结果。 (2) 假释适用的限制条件不尽合理。《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不得假释。”与世界各国放宽假释条件的趋势相反, 我国适用条件更加严格。对此, 学界颇有非议, 笔者也认为, 如此一刀切的做法有失片面。对于累犯, 人民法院在审判时, 已经从重处罚了, 经过一定时间的服刑改造, 不排除他们积极向善, 悔过自新的可能性, 不得假释, 则难免有令其承受双重惩罚的嫌疑。被判处十年以上徒刑的暴力犯, 许多是激情犯、义愤犯、未成年犯, 甚至很多犯罪是基于民事纠纷而起, 这类人本质并不坏, 悔改意识较强, 改造表现积极, 排除他们对于假释制度的适用有失公平。据统计我国累犯约占在押犯总数的12.5%, 原判10年以上的暴力性罪犯也占在押犯总数的33.8%, 这就是说在全国的在押犯中有近45%的罪犯不能适用假释。让他们长时间留在监狱, 只能加深他们的监狱人格, 回归社会后, 就更难适应社会。这类罪犯不得适用假释, 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假释适用率。而且, 暴力性犯罪通常要求有强壮的身体条件, 经过长时间的服刑后, 这类罪犯多已年届中年甚至老年, 客观上人身危险性也已降低。
3. 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
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 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 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作出最终裁定。”很难想象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审查一纸裁定书副本, 而起到法律监督的作用。法律监督机制的虚置无形中增加了假释制度的风险性,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适用。
三、关于我国假释制度的理论探讨
(一) 观念改革
20世纪以来, 发达国家普遍开始认为, 犯罪是由于贫富悬殊过大等社会深层原因造成的, 单靠司法机关判处重刑无法消除、减少犯罪, 开始接受法学界的现代刑罚理念, 由传统的报应犯罪转向以教育矫正罪犯为目的的教育刑思想, 实行刑罚轻型化, 不执行死刑, 刑罚由封闭式转为开放式, 注重罪犯的社会化。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时期, 应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注重研究现代刑罚的价值取向和行刑规律。转变我国落后的司法理念和社会法律意识, 并进一步影响国民的心态和对非监禁刑的接纳程度。注重对罪犯的人权保障, 整合和利用国家刑罚资源, 以最小的投入成本, 换取行刑的最大社会效益。
(二) 立法改革与完善
1.重新界定假释权的性质与归属。关于假释决定权的性质与归属, 理论界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该权力是行刑权还是司法权, 笔者倾向于假释决定权是行刑权的观点, 因为监狱是我国行刑机关, 假释究其实质不是原判决有错误而对生效判决内容的更改, 而是行刑过程中根据犯罪人的表现所采取的一种刑罚变通执行方式, 是一种行刑手段。有学者认为“权利分配不是绝对的, 区分是相对的, 关键是如何达到最佳的刑罚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 监狱从事管理教育罪犯的工作, 对罪犯服刑表现了如指掌, 由行刑机关行使假释决定权,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效益。
结合我国监狱工作实际情况, 可以借鉴西方各国成功经验, 在各省司法行政机关建立假释委员会, 与监狱管理局平行, 共同受司法厅领导, 主要职能是审核监狱假释意见和罪犯申请材料、调查核实罪犯服刑期间的考核表现和原始数据、组织听证, 广泛了解服刑人员和管教干部意见、民主评议和公示、决定假释及撤消、与监督考察部门的联系、沟通与协调等。在假释过程中遇到需要执行事由, 如追捕、撤消假释收监执行等, 由监督部门报假释委员会、监狱局, 调动监狱人民警察执行。
2.降低假释门槛, 适当放宽假释适用条件。 (1) 放宽假释的对象、实质条件。笔者建议, 将我国《刑法》第82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执行原判刑期1/2以上,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实际执行十年以上, 如果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 确有悔改表现, 应当假释。对拒绝接受教育改造, 不思悔改的, 可以延长在监狱的关押期限, 对假释后可能危害社会的, 不予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 经司法部核准, 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取消《刑法》第82条第二款关于假释的禁止性规定, 而改为适用从严, 如改为实际服完刑期3/4, 方得假释, 当然还要符合确已悔罪的实质条件。 (2) 采用相对确定的假释考验期。假释考验期分为绝对确定的假释考验期和相对确定的假释考验期, 我国属于前一种。我国《刑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 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十年。”笔者对此持有疑义:首先, 对于有期徒刑罪犯而言, 可能的情况是, 越是积极悔罪, 痛改前非, 及早获取假释的罪犯相对于服刑时间较长、余刑较短适用假释的犯罪人而言, 假释考验期越长。其次, 无期徒刑犯减刑后, 实际服刑十年以上, 而余刑不满十年, 适用假释的, 考验期仍为十年, 则有失严格。因而, 笔者主张:立法中对于有期徒刑考验期以余刑为上限, 并规定最低不得少于几年, 确立一个时间段, 由假释决定机关根据罪犯服刑期间的实际表现和考核评估指标予以具体确定, 体现行刑个别化。对于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则以10年为上限, 属于未经减刑而符合条件适用假释的 (目前实践中不存在) , 考验期为10年, 无期徒刑犯减刑后, 实际服刑十年以上, 而余刑不满十年, 适用假释的, 考验期为余刑。 (3) 限制减刑, 扩大假释。减刑与假释相比, 对于服刑犯来讲, 获利更大,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行刑制度, 日本只有假释, 没有减刑, 我国则相反。减刑和假释相比, 有极大的局限性:首先, 罪犯获得减刑的阶段性可能会造成罪犯伪装改造的投机行为。其次, 罪犯减刑后的法律效果具有不可更改性。第三, 假释比减刑制度更安全。假释保留有继续执行刑罚的可能性。第四, 假释有利于罪犯向社会顺利过渡。因此, 笔者主张限制减刑, 扩大假释。
3.实现假释适用的法律监督。假释适用行政程序后, 监所检察院或驻监 (所) 检察室的检察人员依法全程参与到监狱的考核管理和假释活动中, 发现考核情况不属实或程序有瑕疵的, 有权向假释委员会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假释委员会应在法定时间内重新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同时, 检察机关还可以依法监督监狱机关是否保障适格的服刑罪犯依法申请假释的权利, 监督更全面。检察监督属于司法监督, 应比法院例行公事的裁定更具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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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期，针对我国减刑、假释案件司法实践中曾长期存在的违法行为，中央决定将“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司法改革的重点来抓。本文，笔者拟从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的视角论述其对司法公信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减刑 假释 司法公信 意义
1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确立了减刑、假释制度，但没有规定公开审理。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三个该司法解释都没有涉及两类案件公开审理的问题。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解释第26条规定了6种情形需要对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2014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将“公示制度”作为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前置程序，并且明确规定了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范围，对促进司法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2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对于司法公信建设的重要意义
2.1 有利于贯彻宪法原则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司法权也同样来自人民，人民有权利依法参与司法活动，对司法活动行使监督权。学者论述到，“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于民众，以便被指望服从规则的人们了解规则是什么。”笔者认为，被指望服从规则的人们在了解了规则是什么之后尚显不足，还需要了解是哪些人在怎么样适用这些关系自身利益的规则，他们适用这些规则是否合情合理或者合法。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将刑罚执行变更的活动公之于众，则人民了解缩短宣告刑时间或者变更刑罚执行地点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明确自己所赋予人民法院行使的司法权之运行过程，知晓法院并没有滥用权力，而是在科学以及审慎地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建立对法院的信任。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增强了司法公信，保障了人民在司法环节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2.2 有利于祛除减刑、假释神秘色彩 长期以来，监狱行刑工作在高墙电网、武警站岗的封闭环境中进行，外界对罪犯在监狱中的活动充满好奇。减刑、假释工作大多限于书面审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一司法活动的神秘性。与世隔绝的监狱和停留在办公室内的减刑、假释审理使这项司法活动不象刑事审判活动一样能为公众接触，因此变更宣告刑的实际执行时间或者执行地点成为人们十分感兴趣的事情，往往认为其中容易存在暗箱操作。罪犯获得减刑出狱，有些情况下会再次实施犯罪，媒体报道中常常提起该罪犯曾经多次获得减刑，话语中充满了对减刑的不理解和不满意。对部分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使罪犯在监狱中的表现公之于众，能够令公众对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的情形有直观的认识。对罪犯裁定减刑、假释的司法过程向公民、媒体公布，能够使公民理解相关法律的设立原因，适用背景及罪犯在监狱内的活动情况。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活动公之于众，有利于祛除减刑、假释工作的神秘色彩，增加公民对法律适用、执行的感性认识，从而增强司法公信。
2.3 有利于保障罪犯的权利 对部分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有利于保障罪犯的知情权，了解自己为什么不能获得减刑、假释，他人为什么能够获得。对罪犯在监狱中的确有悔改表现、重大立功、是否累犯、犯罪情节是否恶劣、是否及时缴纳罚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情况等均在申请减刑、假释前予以公示，有利于被减刑的罪犯知晓自己被提请减刑和法院裁决减刑之间出现差距的原因，从而理解法律运行的规律，明白日后努力的方向。“一个理性的公民，只有当他相信司法机构对法律有足够的忠诚并有足够的‘护法力量的时候，他才能够相信法律不会在他有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走开。”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能够保障罪犯的基本权利，使被减刑、假释的罪犯以及其他罪犯清楚了解这一制度的运行过程，从而对人民法院的裁定心服口服，相信法律会保护他的权利。
2.4 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最直接的承受者，通常情况下，犯罪人获得减刑或者假释容易引起被害人的不满。林山田教授指出，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报应论的思想根源在于正义的概念。由于减刑、假释不公开审理，被害人并不能了解罪犯在监狱等设施中的表现以及自由被剥夺后的痛苦，不了解罪犯在工厂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其他方面的努力，他们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裁定不公正，从而不信任司法机关。即使司法机关具有高度的信用，但是如果不能得到信任，就会缺乏公信力，不利于公权力的行使。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可以邀请被害人参与开庭，听取犯罪人在监禁设施中的良好表现，促进正义的实现。
3 结束语
司法公信建设，是个艰难且漫长的工程，与每个法律人都息息相关，与法律运行的每个环节都无法分开，它需要在精密的法律制度设计中实现，需要在繁琐的法律运行程序中实现。二千多年前的先哲曾说，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司法公信建设，需要从减刑、假释这样的法治细节中开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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