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法治道路探索

中国特色法治道路探索（精选8篇）

中国特色法治道路探索 篇1

【本节导引】

道路问题关系全局、决定成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鲜明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论断，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性质、方向、道路、抓手，必将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事件回放】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本次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主体内容】

一、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法律知识：什么是法治？

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包括两点，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优良之法得到民众普遍遵守，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法治”一词在我国很早就出现在古书中。《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但有时并非作为一个词组，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什么？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律知识：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的区别是什么？

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法律体系、法制体系是相对静态的，而法治体系是相对动态的。法律是指载有法律规范的书面文件，法制是指法律和制度的总称，而法治则是指运用法律和制度治理国家、治理社会。

其次，法律体系、法制体系的“法”包括规范公民行为、社会生活和市场秩序的法，也包括规范国家、政府、政党治理行为的法，但规范公民行为、社会生活和市场秩序的法是其最大最主要的部分，而法治体系的“法”主要是指规范国家、政府、政党治理行为的法，也就是说，法治的“法”主要是指治官的法。

再次，法律体系、法制体系相对于法治体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完善法律体系和法制体系是为建设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服务的。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

法律知识：

中国法兽“獬豸”

獬豸又称獬廌、解豸(xie zhi)，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体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类似麒麟，全身长着浓密黝黑的毛，双目明亮有神，额上通常长一角，俗称独角兽。

传说獬豸拥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它怒目圆睁，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它能辨曲直，又有神羊之称，它是勇猛、公正的象征，是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的象征。所以在古代，獬豸就成了执法公正的化身，古代法官戴的帽子又称“獬豸冠”。后世也因此将其画像融入判官的官服之中。人们经常引用獬豸的形象，取意于对中国传统司法精神的继承。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

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什么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

法律知识：什么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其基本精神就是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信仰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原因享有特权或遭到歧视，禁止将这些因素作为法律区别对待的分类标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

(1)任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都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

(2)公民的合法权益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予以追究，决不允许任何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3)在法律面前，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任何人不得强迫任何公民承担法律以外的义务，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以外的惩罚。这三个方面合起来，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完整理解。

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什么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法律名言：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

——(西汉)刘安等著《淮南子》

【释义】有道之人进行统治，即使法律少也可感化民众；无道之人进行统治，即使法律多也会带来混乱。

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什么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法律知识：传统法律文化

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从中国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人类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习惯、规范、制度等，不仅包括观念形态，也包括实实在在的制定出来的礼、法，而且包括人们对法的性质、作用及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看法、评价以及人们在法律实践中的思维模式，其范围是广阔的。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是：(1)工具主义色彩浓重；(2)“德主刑辅”法律理念；(3)“重义轻利”的民商法律思想；(4)“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法律形式。

法律文化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虽然因为时代的特点，产生出诸多各具特色的法律文化，但是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也像其他文化一样，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的共同特性，是可以超越时代局限而相互间产生影响的。古人留给我们的承载着几千年智慧的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应该充分吸收借鉴的宝贵财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要对传统法律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改造，理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推动依法治国的不断完善。【延伸阅读1】

怎样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来源：人民日报 2015年2月2日

如果把建设法治中国看作建设一座恢宏的大厦，我们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丰富内涵，就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一是奠定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三大基石”。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句话，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制度基础、理论指导，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实现总目标必须牢牢把握的最根本的东西。

二是构筑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五大支柱”。这就是形成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个“4+1”组成的五大体系，涵盖了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法治运行与保障机制、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等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具体展开和有力支撑。

三是设计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施工方案”。这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更加重视法治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更加重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是描绘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效果图”。法治建设既是法治本身的“自转”，也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公转”。通过法治建设，就是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目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看，就是要着眼于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延伸阅读2】

正确把握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

正确把握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应着力在以下三个方面加深认识：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种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作出的庄严选择，并得到我国宪法的确认。因此，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目标，切实树立宪法的权威，使宪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就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保证作用。

第二，推进依法治国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又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十分强调党的领导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把依法执政看作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坚持依规管党治党建党。

中国特色法治道路探索 篇2

《音乐治疗学》——顾名思义, 这门新兴学科有别于其他门类的最大特征就是浓缩了音乐学、医学、心理学之精华而成的综合性学科, 并偏重于实践应用的一个门类。

我们考证祖国医学与音乐结缘之滥觞,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传统音乐与医学就已结下不解之缘。祖国医学的瑰宝《黄帝内经》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曰:“东方生风, 风生木……在藏为肝……在音为角……在志为怒。怒伤肝, 悲胜怒;南方生热, 热生火, 在藏为心……在音为徵……在志为喜。喜伤心, 恐胜喜;中央生湿, 湿生土, 在藏为脾……在音为宫……在志为思。思伤脾, 怒胜思;西方生燥, 燥生金……在藏为肺……在音为商, ……在志为忧。忧伤肺, 喜胜忧;北方生寒, 寒生水……在藏为肾……在音为, ……在志为恐。恐伤肾, 思胜恐”;专门为该书作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唐代医家王冰对此释之为“角为木音, 调而直也。徵为火音, 和而美也。宫为土音, 大而和也。商为金音, 轻而劲也。羽为水音, 沉而深也”。需要说明的是《内经》中对五音的论述, 非指单声, 而是五声之成文者, 所以名之宫、商、角、徵、羽, 寓调名之义。这一论述是用五行归类事物而建立的音乐与医学关系的结构模式, 丰富了乐学和医学理论。这里不仅包含着五行生克制化的互根互制的动态平衡关系 (本质上同阴阳关系) , 更蕴含“音乐——五脏——情志”三者合一的生理病理框架结构, 是中医认识疾病的理论基础, 也是治疗疾病的根据。这一框架与现代音乐治疗学的学科构建在结构模式上的“音乐——医学——心理”几无二致, 它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而是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规律性。

中国用音乐疗病已有两千年历史, 具有影响力的《礼记·乐记》、《史记·乐书》, 包括《黄帝内经》, 都是总结秦汉以前相关医学、音乐理论成就的西汉时期作品, 如《史记》从五音五脏关系阐释:“故音乐者, 所以动荡血脉, 通流精神, 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 商动肺而和正义, 角动肝而和正仁, 徵动心而和正体, 羽动肾而和正智。”可见音乐治疗的理论基础源远流长。后世不断丰富发展音乐治疗的理论和方法, 其中经典医案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运用音乐 (通过学琴) 治愈抑郁症, 元代刘郁的《西使记》中记述了哈利发 (阿拉伯的国家元首) 通过欣赏琵琶音乐治好了头疾等等。有关用中医理论指导音乐治疗的有效案例不胜枚举。近来甚至有人用动物实验的科学方法论证中医五音对疾病的治疗作用。这些均佐证了走中国特色的音乐治疗道路具备的可行性。

二、中、西方音乐治疗的研究目的和对象有异曲同工之效

做为中医学的鼻祖和代表《黄帝内经》强调“治未病”思想, 《素问·上古天真论》的“恬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这一被视为养生学的总纲领诠释了治“心”的重要性。简而释之人体健康不病的法宝就是精神情志的调畅愉悦, 因为从中医理论解释情志寄寓五脏之中, 心情舒畅则健康长寿。而现代音乐治疗的主要治疗对象是亚健康人群, WHO (世界卫生组织) 给出健康的定义是“健康是一种身体、精神和交往上的完美状态, 而不只是身体无病”, 即指身体和心理健康, 因此亚健康就是以心理不健康的人群为主体。中医的心身双修, 符合亚健康调治心理为主的研究对象。从这一意义讲, 中医学与现代的音乐治疗学在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方面是不谋而合的, 有异曲同工之效。这就使我们找到了用传统中医学与现代音乐治疗学融合的契合点和理论依据。

三、中医传统音乐治疗的优势

祖国医学有着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医学理论, 治疗疾病最大特征就是从整体角度把握疾病的发生与治疗, 提倡“心身一体”、“形神统一”、“阴平阳秘”的整体治疗观。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治疗思想的灵魂, 它强调因时、因病、因人制宜, 并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变通, 遵法而不拘泥于法, 这些特殊的医学理论、治疗思想和原则具有西方音乐疗法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艺术内涵的诠释远远超出对异国异族那怕属于世界名曲的理解, 因此我们不能生搬硬套所谓类似“莫扎特效应”。我国传统音乐文化艺术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 如歌、词、曲、各地域民间戏曲、多种乐器等深受国人认同和喜爱。因此这些中国传统的“至宝”更适应国情国人, 有着西方音乐治疗方法无可比拟的优势。例如与西方音乐注重思想性创作不同, 我国音乐作品多为自然景观、为某种氛围而创作, 这非常符合国人音乐治疗对作品的要求。近年来又有一批极具中医特色的音乐作品, 如《阴阳五行疗效音乐系列》、江西中医学院张海涛副教授创建的“五行音乐教学法”以及“五行音乐教学曲库”,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五行歌唱疗法”, 在临床应用中取得很好效果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可以说这是中医音乐治疗学的开篇之举, 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特色音乐治疗的优势和独到之处。

4.发展前景及展望

随着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 人们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各个年龄段亚健康人群骤增, 我们必须重视。我国音乐治疗在方法上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电疗、音乐电穴位疗法、音乐气功疗法以及上述的五行音乐疗法等;在音乐治疗产品上也是丰富多样, 如音乐电疗机、音乐电针灸仪等, 丰富独到, 大有潜力可挖。当然音乐治疗的开展在我国还处于雏形阶段, 还应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以上仅仅是笔者的一个思路, 理论需要临证时间检验,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医学和新兴的音乐治疗学的研究和应用, 应该本者“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原则, 用中医学理论和辨证论治思想为指导, 为开创中国特色的音治学探索一条可行之路。

参考文献

[1].姜力等.亚健康与音乐治疗[J].中国疗养医学2005, 14 (3) :P197.

[2].张鸿懿.音乐治疗学基础[M].北京:中国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0.P151.

[3].普凯元.音乐治疗的中医理论[J].医学与哲学, 1992, (9) :P25.

[4].邱鸿钟.临床心理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P189.

[5].温贤秀.音乐疗法[J].国外医学.护理学分册, 1996, 15 (4) :P180

中国特色法治道路探索 篇3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道路;途径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依法治国”的概念，并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此“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正式得以确立。依法治国不能停止于“方略”这个层面。它既是国家方略，又是整个国家和社会运行的指南;它既是执政党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人民为之向往的社会愿景;它既是一种社会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必然。1999年修改《宪法》时在第5条明文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将深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标志着依法治国方略正式转入实施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并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重要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该次会议的主题主线来研究，更是说明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因此，探究依法治国实现的途径是目前如何建设好法治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结合目前我国社会法治环境的现状，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实现依法治国的理论途径——依宪治国

首先，理论基础不同。我国依宪治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而西方的“宪政”，源于三权分立学说和资产阶级人权理论。其次，权力的主体不同。我国的依宪治国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为基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的权利得到实现。而西方的宪政则是不同政党的竞争制度，代表不同政党、不同集团的利益。第三，政权体制迥异。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各级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一府两院”（政府、法院、检察院） 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而西方的宪政实行的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互相制衡。

因此，厘清我国依法治国与西方“宪政”的关系，对于澄清人们的思想，加深对我国政体和国体的认识，防止西化思想对民众思想的侵蚀，确保政权稳固和社会长治久安，意义重大。

二、实现依法治国的技术途径——必须处理好四大关系

（一）处理好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依法治国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民主，保障人权以及对公权力的约束。这三者有机统一，就形成法治国家的鲜明特征。

国家治理体系是指确保国家政权稳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所形成的管理架构或管理单元。其组成与依法治国的内容相对应。具体包括理论体系（即意識形态）、立法体系、选举体系、司法体系、组织体系、政权体系以及国防外交体系。每个体系下，又可细分为更小的单元。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执政党的执政理论、执政水平及执政素养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具体表现在执政理念是否与时俱进，执政水平是否能经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执政素养是否与时代合拍，是否令人民满意。

上述三者关系中，依法治国方略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基点;而国家治理体系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化。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共同对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故三者的关系既同源，又互相依赖，联系十分密切。

（二）处理好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的关系。改革是体制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也是利益的博弈和对公权的制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二者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改变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自我革新方式，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摸索相结合，对政治、经济及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进行整治，尤其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调整，最为关键。深化改革，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现行体制和经济运行模式进行伤筋动骨般地手术或结构调整。这种手术或调整极易激化社会矛盾和引发社会动荡。因此，需要一种调和并释放矛盾的药方去散瘀止痛，打通关节和通融的血脉，使社会的肌体在改革的阵痛和呻吟中不至于昏厥或瘫痪。而这种药方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三）处理好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我国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明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并对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固定。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中国人民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自发选择的。这种选择体现在宪法之中，也体现在治国理政之中。同时，党自觉在宪法赋予的权力范围内运行，自觉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人民当家作主，归根结底必须靠法治来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法治国就是要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因此，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本质上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将之割裂或对立。

（四）处理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德与法的关系，向来十分密切。法是明文规定的德，德是内心自省的法。法治凭借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民众的行为，德治依靠自我约束和善良规劝左右民众的品行。从理论上讲，法治与德治，都是治国理政的一种方式，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虽则如此，但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存在一个孰主孰次的问题。我国有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在这绵长的历史长河中，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强调无为而治，或者礼法合一，过分强调德的作用，而忽视对法的推崇，以至于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我国封建社会虽也有法，但诸法合一的立法体制与礼制的严密和发达形成强烈对比。这种过分依靠道德教育和感化的治国方式，虽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没能将中国社会从朝代更迭，人治泛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历史轮回中解救过来。因此，在我国当前人治思想和人治思维仍然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德治，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人治招魂，为专制辩护。

三、实现依法治国的实践途径——必须在全社会树立起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我国长期受人治思想影响深刻，以至于在从封建制度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型过程中，步履艰辛，时而向前，时而完全停滞，甚至倒退。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有文化、社会等深层次原因，但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对法律的信仰，是其根本原因。

让民众信仰法律，首先要推崇宪法，树立宪法的权威。宪法是万法之法，是一切法律法规的根系和源泉。没有对宪法的尊重，就没有人权;让民众信仰法律，还要在全社会建设新的法治文化。当法治理念在全社会形成，随着时代的延续和代际的接力，法治文化就会悄然成型，如此，则依法治国就会成为全民族的意识和追求，贪污腐败必将大幅度减少，勤政爱民就会成为社会时尚。

参考文献：

[1] 唐双娥：《法治中国建设评价实践的源流、经验与展望》，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7月第28卷第4期。

中国特色法治道路探索 篇4

转载日期：2012-7-17 23:16:00 来源：求是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改革开放全局出发，审时度势，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短短18年间，上海浦东已从阡陌农田到高楼林立、从冷僻乡间到繁荣市区、从默默无闻到世界瞩目的“东方明珠”，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功能日益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在浦江东岸崛起，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立足国家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

浦东新区由上海市原三区二县的全部或部分区域组成，面积570平方公里，包括6个功能区域、23个街道、镇，常住人口305万。浦东开发开放是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它先后经历了形态开发（1990—1995年）、功能提升（1996—2005年）、综改推进（2005年至今）三个阶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经济总量实现超常规增长。浦东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60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750亿元，年均增长18.2%，财政总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77倍。经济总量占上海全市的比重由1990年的1/12上升到2007年的近1/4。浦东以上海1/6的人口、1/11的土地面积，创造了近1/4的GDP和工业总产值、1/2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和1/3的外资引进总额，中资银行存贷款总额约占全市的1/3。

发展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开发开放之初上海重要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发展成为以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1990年的3.7∶76.2∶20.1调整为0.2∶47.5∶52.3。城市功能不断提升，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等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已经成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重要功能载体。社会事业快速发展，投入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新建了一大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设施，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生态环境日趋良好，绿化覆盖率达37%，人均绿化面积24平方米，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1%。

开发能量得到深层次体现。通过开发开放浦东，上海经济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功能实现了由工业基地向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型，正向着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迈进。通过开发开放浦东，带动了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经济的飞跃发展，形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浦东的“窗口”、“舞台”角色越来越明显，“示范”、“带动”功能日益增强。

现代化新城区开发建设的创造性实践

对于浦东的开发开放，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和关心，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了目标方向。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件好事。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江泽民同志强调：“浦东开发开放是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出发提出来的，一定要集中力量把浦东开发这件大事办好，不断使浦东开发开放工作跃上新高度。”胡锦涛同志要求：“继续搞好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体制创新，提高外向型经济层次，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可以说，“高起点”既是党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的要求，也是上海市委、市政府为浦东开发开放确立的发展思路。

坚持规划先行，初步形成“一轴三带六区”的城市发展总体布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按照高标准、系统化的规划原则，指导高起点的浦东开发。浦东的城市规划布局，跳出了“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功能分区、多心组团”的规划理念，按照功能定位进行城市形态和产业规划。围绕发展金融、贸易、科技创新等功能，最早规划建立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四个特色鲜明、功能各异的开发区；其后规划建设了浦东国际机场，成为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三林地区规划布局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体场馆，成为浦东会展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地区。按照这一总体规划，浦东已基本形成了“一轴（从上海虹桥机场到浦东国际机场的上海城市发展轴）、三带（沿黄浦江发展带、中部发展带、滨江临海发展带）、六区（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三林世博和川沙（机场）六个功能区域）”的城市发展总体布局。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初步形成以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围绕建设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目标，上海市委、市政府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浦东开发开放中集聚世界经济的精华，推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的产业发展方针，精心挑选外资项目，大力培育和引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大企业。浦东引进的1万多家外资企业中，绝大多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属于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有225家在浦东投资了404个项目，使浦东越过“三来一补”的初级加工阶段，直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初步形成要素比较齐全、功能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上海市委、市政府在推进浦东开发中坚持以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为突破口，探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成立了开发公司，政府通过“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方式把土地注入开发公司，开发公司则利用土地资本筹集资金，按照政府的统一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区的形态和功能建设，由此开创了以企业为主体推进浦东开发建设的全新模式。率先建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钻石交易所等金融要素市场，集聚了500多家中外资金融机构，初步形成了包括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基金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探索成立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为国有资产有序流动、促进科技与资本对接、外资和跨国并购进入等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坚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初步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格局。浦东开发之前绝大部分是农村地区，社会事业基础比较薄弱。面对开发开放以后城市化加快推进、人口大量导入的情况，市委、市政府在积极推动浦东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支持浦东社会事业和文化建设。新建扩建了一大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设施；大力推进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城乡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并轨，推进社会事业管办分离；大力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市民步行15分钟文化圈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平均每天有社区（小区）广场文化演出，每月有近百场不同层次的群众性文艺展演；大力进行环境治理，绿地总量是开发之初的25倍，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是开发之初的45倍，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区”、“国家环保模范城区”等称号。

坚持体制创新不停步，初步形成新型管理体制。上海市委、市政府采取新区、新事、新办法，积极鼓励浦东进行体制创新，支持浦东“东事东办”、“特事特办”，为浦东先行先试提供了有力保障。浦东开发之初，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浦东进行了体制探索，按照“党政合署、政企分离、强化综合部门、实行大系统管理”的原则设置政府机构，机构减少了2/3，人员减少了1/3，把传统体制下4—5个部门的职能综合到一个部门，变原来部门之间的协调关系为部门内部的工作关系，提高了管理运作效率。

浦东开发开放的经验启示

通过调研我们感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点到面的全方位推进中起到了枢纽作用。它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重要标志，是我国深化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田，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是我国东部沿海成功推进开发开放的生动典型。浦东开发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予我们诸多思考与启示：

启示之一：解放思想是推动开发开放的一大法宝。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实践也是解放思想的生动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在国内政治**和国际苏东剧变的严峻考验面前，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开发浦东的战略决策，把上海推向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进而形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布局，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的政治勇气。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总体要求化为创造性实践，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浦东开发开放，努力做到起点更高、后来居上。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突破发展瓶颈，不断实现新跨越。

启示之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开发开放的根本指针。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证明，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必须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发展定位上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体现国家战略和上海城市发展目标的有机结合，体现连续性、稳定性、开拓性的有机统一；在发展目标上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水平，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相统一，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在发展方式上更加注重通过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获得发展新动力；在发展模式上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城区与郊区协调发展，更加注重人与社会和谐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启示之三：共建共享是推进开发开放的动力源泉。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证明，开发开放的成功既得益于广纳贤才、群策群力，让人民群众支持、参与开发建设，又体现在人民群众共享开发建设成果，正是这种共建共享机制，成为浦东开发开放不断走向成功的动力源泉。18年来，浦东共培养、引进各类人才46万多人，年均增长17.7％，形成了让人才来得了、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用人机制，营造了“鼓励成功、宽容失败”、“选择浦东、选择成功”的创新创业环境。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浦东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2007年浦东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273元和12246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了14.9倍和8.2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到23平方米，比1990年增加近1倍。“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已成为历史。

中国特色法治之路的五大经验 篇5

在立法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统筹谋划立法工作，科学制定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积极推进重点立法项目，保证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对立法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及时向党中央报告。

总之，我们的一切法律法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我们制定的一切法律法规都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和完善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二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立法工作的根本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

在立法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并以此统一思想认识、确定立法思路。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始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保证我们制定的法律法规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立法工作的客观要求。在立法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作为立法基础，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紧围绕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开展立法工作。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妥善处理法律稳定性与实践变动性的关系，妥善处理法律前瞻性与可行性的关系，确保立法进程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适应。对实践经验比较成熟的、各方面认识也比较一致的，规定得具体一些，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对实践经验尚不成熟但现实中又需要法律进行规范的，先规定得原则一些，为引导实践提供规范和保障，并为深化改革留下空间，待条件成熟后再修改补充。

对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用法律来规范还不具备条件的，先依照法定权限制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先行先试，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法律。我们还注意研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从中吸取那些对我们有益有用的东西，但绝不照抄照搬。各国的法律体系也不相同，我们不用西方某些国家的法律体系来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但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我们不搞；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但我国现实生活需要的，我们及时制定。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立法工作的根本目的。在立法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在立法过程中还是在法律规范上都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从人民的实践创造中汲取智慧，从人民的发展要求中获得动力。

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正确反映和统筹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既赋予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必要的权力，又注意对权力的行使加以规范、制约和监督，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通过公布法律法规草案和举行立法座谈会、论证会、听证

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意见，切实做到集思广益、凝聚共识，使我们制定的法律法规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

五是，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做好立法工作的内在要求。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建立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础。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国家又处于深刻变革之中。

中国特色法治道路探索 篇6

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姜伟

[摘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新的治国理念，反映了时代呼唤和人民意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一个科学体系，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项内容相辅相成，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科学地诠释了法治与执政、法治与人民、法治与正义、法治与社会、法治与政党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D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043(2008)-04(上)-0005-8 2005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全新概念，表明我们党对执政治国规律的深刻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①，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法治建设的具体指导纲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法治思想领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是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人法治建设思想的纲领性文献。研读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内涵，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时代主题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途上，我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立足国情，审时度势，及时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时代呼唤和人民意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下中国的时代主题昭示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运而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

(一)法治理念的经济基础

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 ①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本文援引的内容，除注明出处的以外，均为党的十七大报告。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发展史。循着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折、由快速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调整、由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的拓展，发展的领域越来越宽，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发展对法治的依赖也越来越强。

经济发展是法治建设的立足点和生长点，而法治建设是经济发展的调整器和助推器。法治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科学发展首先是规范发展，社会建设应该是和谐建设，都需要法治作为常规手段，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和公正的法律秩序。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利益格局、人际关系，都需要法治的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依托法治的保驾护航，只有为各类经济主体设定平等的权利义务，我国的市场才能高效有序地运行；只有为科学发展确定行为规则，我国的经济才能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只有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以人为本的保障，我们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应该指出，我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本质之别。如何根据中国特色，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法治理念，是一个事关根本、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重大课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理论贡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二)法治理念的政治动因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普遍形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政党执政的方式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党87年，在全国执政亦达59年。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已执政不等于会执政，更不等于能长期执政。如何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完成。党中央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论断，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展示了中央领导集体政党建设的战略眼光和法律思维，体现了执政党在国家法治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依法执政就是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国家政权实行政治领导，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相呼应，表明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都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障。

党需要依法执政，法治建设更需要执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党的领导”的要求，将依法治国与党依法执政统一起来，将法治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统一起来，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思想。

(三)法治理念的社会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但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

①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因此，党中央科学分析新机遇新挑战，深刻认识新课题新矛盾，及时确定新目标新任务，十六大报告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把领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之一，五中全会确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决定。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新党章又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冲突和矛盾的社会，重要的是勇于正视冲突、积极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胡锦涛总书记把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被确定为首要因素，其实其他因素也与法治息息相关。可见，法治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多么重要。党中央的决定在描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时，首先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在确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时，特别强调“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②这是党中央文件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概念，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和谐社会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由和谐的内涵与法治的品格决 ①参见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了这一论断。②参见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定的。首先，和谐社会与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是统一的，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尊重、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次，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公平正义既是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也是法治建设的价值准则。最后，法治的规范特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石和必要手段。只有把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纳入法治的调整范围，社会和谐才有切实的保障。法治作为现实的法律秩序，也是和谐社会的存在形式。总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趋向是和谐社会，法治国家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和实现途径，和谐社会是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和现实形态。社会和谐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法治的实现程度。

(四)法治理念的实践根据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也是人类对其生存方式的一种理性选择。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建设的系统思考，始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1996年，党中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①。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成为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一个里程碑。1999年，依法治国载入宪法。由此，我们国家步入法治建设的发展时期。从“法制”到“法治”，由目标、方针上升为基本方略，虽然是文字的变化，但意义深远，影响重大，表明我们党对法治的认识逐步深化，对法治的作用愈发重视。经过十年的法治建设，法治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通篇频现法治话语，使用“法治”等相关用语达60余处，“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治军”、“依法行政”，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号召，把法治建设推向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对建设法治国家的不懈努力。

确定法治建设的目标以后，我国面临着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样建设法治国家的抉择。应该说，在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实现法治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但是，实践法治尚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必然事倍功半，甚至可能迷失方向。正是针对法治实践中的困惑以及见仁见智的学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类社会法治建设的规律，借鉴、甄别各种法治理念，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仅科学地回答了这个现实问题，而且指明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方向。

①参见1996年2月8日，中央第三次法治讲座江泽民同志的总结讲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确立，但是，法治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法律制度的完备，更表现在社会成员对法律的高度尊重和普遍遵守。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更不会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人民群众是法治建设的主体，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实践者、参与者和推动者。法治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科学的法律制度、完备的法律体系、公正的司法活动、国民的法律素养、良好的执法环境等诸要素的有机统一。现代法治实际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共同推进，同步建设。如果我们只重视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不重视建设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都将缺乏根基和基础。这是因为由法律制度转化为法治实践，最终形成法治秩序，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法治理念的生成、法治社会的培育。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特别是法治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生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着科学精神、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实践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人类文明的一般法治原则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将现代法治精神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厘清了与其他法治思想的本质区别，在世界法治文明格局中独树一帜，成为法治理念的新模式。这不仅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世界法治文明的重大贡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化、现代化、中国化的有机统一。

(一)法治理念的社会主义化

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旗帜，代表着法治理念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精神实质，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具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从手段到目的、从特征描述到本质揭示的路径变化。根据这些理论创新成果，不难看出，我国的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首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法治理念主张“服务大局”，揭示了法治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明确法治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其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社会主义“消灭阶级，消除剥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法治理念强调“公平正义”，一方面是从体制和机制上根除产生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弊端，“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另一方面，通过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①再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凸显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本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治理念关注“执法为民”，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诠释了社会主义法治的人民性。其实，人民民主的要求贯穿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每个要素中。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民主本来就互为表里，密不可分。最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明我国法治建设的政治信仰和发展方向。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和新党章看，我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近期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检察机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践行者和捍卫者，必须努力在执法思想、执法实践、执法作风等方面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正确方向，体现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

(二)法治理念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当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法治宣言。现代化实际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自主性、包容性、先进性、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我国法治理念的现代化，实际是向现代法治国家追赶或超越的历史进程。

法治理念的现代化首先是面向历史传统的自我超越，是一个扬弃与变革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悠久的国家，虽然法律文化源远流长，但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尊重人权、公平正义一直没能成为社会公共准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就实现了历史跨越，是法治文明的进步和法治建设的提速。其次，法治理念的现代化是面向当今世界的自我完善，是一个向现代法治国家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我国虽然是法治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但是可以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一个比较和选择的过程。尽管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态、文化传统有所不同，但是，基于人类的需求和理性，一些文明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可以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超越制度和文化障碍，充分交流、沟通，契合现代潮流，接纳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为我所用。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吸纳各国法治文明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有益成果，借鉴、甄别各种法治理念，把其核心价值与中国法治建设的独特体会有机结合，提出了具有鲜明现代化色彩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后，法治理念的现代化是面向未来的自我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演进过程。“实践永无止境，创 ①参见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永无止境。”人类社会一直并将继续向高级形态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不会一成不变，将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继续折射人类最新法治文明的光辉，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丰富和完善法治理念的内涵。

(三)法治理念的中国化

在我国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后，曾经出现一股“全盘西化”的思潮。这种理论认为，法治的现代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欧美化，主张全面移植外国的法治理念、政治制度、法律体系。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二中全会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世界上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昭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我们只能在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共融互动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论。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国情就是环境。一国的法治建设只能植根于本土资源，适应本国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法治建设的命运和走向。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其次，国情赋予使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只能适应中国需要，服务中国建设。在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法治建设应该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再次，国情决定路径。中国的法治建设，“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由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延伸和展开。国情生成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中也有体现。如“执法为民”，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的文化传承；“服务大局”则观照出我国传统文化“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思想。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体系

党中央立意高远，深刻把握我国法治建设的规律，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科学地诠释了法治与执政、法治与人民、法治与正义、法治与社会、法治与政党的关系，体现了内容和形式、手段和目的、价值和功利的辩证统一，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政治原则，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科学体系，五项内容相辅相成，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彼此对立。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一)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法治理念必然倡导依法治国，法治不仅是国家的一种治理方式，也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关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胡锦涛同志指出：

①“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描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明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并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表明我国的法治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依法治国，首先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即所谓的形式法治，使法律成为国家和个人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形成尊重法律、信任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十七大报告三次提到“权威”，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建立“权威的司法制度”，主张“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其次，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正义价值，即所谓的实质法治(良法之治)，法律的内容要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约束国家机关的权力，防止国家权力滥用，这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1]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同时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充分体现了法治的要求。最后，依法治国主张建立公开、公正的程序规范国家权力，即所谓的程序法治(看得见的公正)。“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2]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 ①参见200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度保障。”党中央在十七大上对依法治国进行全面部署，且如此具体，表明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坚强信念。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要积极投身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去，做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贯彻落实的执行者、促进者和捍卫者，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

(二)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法治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命运、利益与价值的关注。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强调“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执法为民就是要求国家机关做到保护人民利益与维护法律权威的高度统一，反映了我们党的执政宗旨和我们国家的政治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和方向。

执法为民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首先，执法为民表明依法治国不是依法治民，人民是国家机关的服务对象，不是管制对象。因此，国家机关要端正执法态度，改进执法作风，“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绝对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其次，执法为民说明我国的法治是人民的法治。执法与为民的关系就是维护国家意志和维护人民意志的关系。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我们国家，国家意志实际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是统一的。执法必须为民，也只能为民。再次，执法为民突出“主权在民”的原则。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由人民赋予、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国家主人，公务员是社会公仆，执法为民是必然的结论。最后，执法为民重点在“执法”，核心是“为民”，关键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符合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十七大报告要求：“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人民满意作为检察工作的最终标准，规范执法行为，寓执法于服务之中，以人道的、人性化的方式对待人民群众，充分体现法治的人文精神和司法的人文关怀，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利益，使法治成为人民群众的生存方式，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

(三)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是检察工作的生命线。依法治国，不是单纯强调法律的权威。社会成员对法律的真诚信仰和自觉遵守来自于法律所具有的公平、正义价值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法治必须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利益冲突，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法治的深层涵义在于，法律制度要体现公平正义的灵魂，执法实践要彰显公平正义的追求，法律秩序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没有社会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公正执法，就难以维护社会稳定。”十七大报告把“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特别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可见，公平正义不仅是法治理念，也是社会理念，更上升为执政理念。

公平和正义作为两个法律概念，都是正当性的根据，但有不同的涵义。正义侧重于对法律内容及实践结果的评价，公平则注重于法律形式和诉讼过程的评价。正义是公平的内在灵魂，公平是正义的外在生命，公平是前提，正义是结果，二者联系紧密，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准则。将二者割裂开来，势必偏离公平正义理念的要求。

正义蕴含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通俗地讲，正义有三项基本要求，一是主张创制法律时设定权利义务的合理性，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规定公民的权利义务，权利与义务之间要保持一致性。二是强调是非分明、惩恶扬善，维护社会秩序。尊重合法权益，追究违法行为，就是法治的基本正义。责任是法律的生命。“违法必究”是正义的属性，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和有力保障。无论是公民、法人违法，还是执法机关违法，都必须依法追究其责任，否则必然导致“有法不依”，损害法律正义。三是救助弱者，重点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法律格言“无救济则无权利”、“有救济才有权利”，便是正义的表达形式。法治的全部注意力应该在于“救济”，保证全社会成员都能享有公民的权利。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揭示了实现正义的根本途径。

公平是正义的构成要素，在法律意义上，公平就是立场客观，不偏不倚，主要有三个原则。一是平等性，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也禁止歧视，同等条件下提供平等的法律服务和司法保护。二是中立性，即在执法过程中，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仲裁者也不能对争议双方有好恶偏见。三是客观性，即反对主观臆断，反对感情用事，司法决定要以事实(证据)为基础，以理性推理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弘扬了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明确要求。检察机关要规范执法行为，正确处理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公平正义与诉讼效率的关系，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公平正义。

(四)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 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法治为大局服务是由法治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法治是相对独立的，但是不是孤立的。“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3]在社会的大格局中，法治只是其中的一极，属于局部。法治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开展，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社会主义法治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工具。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对公民的权益以及社会秩序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法治固然是人类的理想，但是，法治的意义首先是作为实现社会福祉、人类幸福的手段。脱离这个终极目的，法治的价值便大打折扣。可见，为大局服务，是法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法治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使命。其实，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局体现着全体人民的普遍意志和根本利益，恰恰体现着社会主义法的意志的核心，依法治国与服务大局并不矛盾，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方式，必须顾及全局、把握大局，服从服务于国家的中心工作。

服务大局是检验法治建设和检察工作成效的重要准则。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过程，也是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当下中国的大局就是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十七大报告的阐述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法治需要服务、也必须服从的大局。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就是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根本目标提供公正有序的法律环境。

检察工作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要求，进一步增强服务大局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安定有序的法治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律服务。具体说，就是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切实维护人民利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检察工作服务大局需要正确处理三对关系。一是依法履行职责与服务大局的关系。服务大局是政治责任，也是法律责任，但是不能脱离本职工作、更不能超越法定职责服务大局。如果背离职责，不仅不能服务好大局，还可能扰乱全局。二是严格执法与服务大局的关系。服务大局并不是在法律之外去寻找办案的标准，而是强调着眼于大局准确地适用法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考虑大局的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为发展和稳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三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其实，公平正义一直要接受两个方面的评价，即法律的评价与社会的评价。社会主义法治强调服务大局就是坚持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既不能无视社会评价而机械执法、孤立执法，导致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冲突；也不能违反法律、甚至损害法治原则迎合一部分人的要求，换取暂时的稳定。法律效果是最基本的标准，没有好的法律效果，不可能有好的社会效果。

(五)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政党对法治社会的领导是当今世界的普遍规则。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法治模式，是和该国的国情特别是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在中国这样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建设法治国家、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切实际的。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依靠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已经明确载入了宪法。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领导核心。事实已经证明，从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再到党的十七大确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正是中国共产党凭借其执政地位和政治权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的法治建设就会迷失政治方向，也不可能保证我国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头脑要十分清醒，立场要十分坚定，旗帜要十分鲜明，绝不能有任何丝毫动摇。

党与法治的关系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事关法治建设兴衰成败的大局。在倡导法治的条件下，不能把党的领导与法治建设对立起来，否定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作用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要体现在依法治国的全部过程中，就是“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①其实，实行社会主义法治与坚持党的领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法律是党通过国家政权贯彻党的政策的基本手段，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就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结果，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就是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因此，我们应该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统一起来，把党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把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严格执法统一起来，把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与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统一起来，把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法律负责统一起来，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廉洁意识，①参见200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和法律至上，在党的领导下开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局面，开创检察事业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特色法治道路探索 篇7

一、网络媒体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网络媒体逐步进入人们的生活,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交流、发表自己观点和意见的平台。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人们每天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来了解信息、发表评论, 公众可以利用网络随时随地与社会组织、他人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在网络媒体的传播过程中, 每个人都通过“开放性、及时性以及有更强的针对性”地交流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交流思想, 从而成为舆论的主体。然而, 在网络媒体出现之前则更多的是由国家、社会组织发出信息, 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 而不能与之进行有效的交流, 更不要说是发表自己的意见, 提出有建议性的措施。国家、社会组织这样做的终极目的是趋利避害, 塑造一个正面的形象, 不允许出现一点有损其形象的事情出现。网络媒体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其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消灭为零, 使公众获得了主动权, 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二、网络媒体的特点

(一) 网络媒体具有广泛性

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人们都可以通过网络来了解信息, 关注时事。正因为其广泛性, 人们可以再极短的时间里广泛关注和传播被曝出的事件, 并进行讨论研究, 这样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例如, 一些极其不道德的事件经过网络的曝光, 就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呼吁国家采取立法等措施来处理。这样就使得事件一经媒体曝出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来随时了解事件发展的最新动态, 并可以据此做出相应的措施, 这样有助于社会的安宁与稳定。

(二) 网络媒体具有即时性

互联网传播信息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人们可以即时了解到信息而不需要任何时间去等待。例如:两会召开期间其所讨论的内容及细节, 网络媒体就可以第一时间报道出来, 向全国人民即时传达两会的内容及精神, 并且根据会议的精神来指导自己前进的道路。

(三) 网络媒体具有互动性

网络媒体拥有较强的互动性, 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人们可以在网上发帖、跟帖等来发表评论、表达自己的意见, 与不同观点的人群进行交流学习;而不是像以前一样, 只是作为一个听众被动地接受信息不能也没有机会来抒发自己的见解。

三、网络媒体在国家进行法治建设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我国目前正在努力把自身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 实行依法治国。所谓的依法治国就是依靠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来治理国家, 是与人治相对的。它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来进行, 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民充分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在当今网络迅速发展的时代, 网络媒体在国家进行法治建设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 网络媒体媒体具有公开性。“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一切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是在阴暗的角落里干出来的。”任何事情一经网络媒体曝光就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今天这个贪官落马明天那个贪官落马, 这都归功于网络媒体。网络媒体一曝光, 整个社会就会广泛关注, 社会各界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平台发表自己的观点, 这样就把所有的事情公之于众, 而其欲包庇之人也无从下手, 这样贪官污吏就会受到法律公平的审判, 有效打击了徇私舞弊的社会风气, 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做了很大的贡献。

第二, 网络媒体具有监督性。网络媒体素有“电子眼”之称, 它可以随时监督国家机关和个人的各种言行, 尤其使那些想损害国家、社会利益的人无处藏身, 直接暴露出来。

第三, 网络媒体具有强大性。因为互联网具有广泛性和即时性, 人们往往通过互联网来发表舆论, 其意见及建议可以为事态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这样国家在根据国情制定法律时就可以参照大多数网民的意向来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法律, 有利于国家更好更快地走法治之路。

第四, 网络媒体可以保证司法独立。公开、透明的庭审过程有助于保障司法的独立。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网络媒体进行现场报道, 进而引起社会的广泛舆论, 使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客观公正、更加谨慎、缜密, 只考虑法律与案情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否则会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样, 就大大降低了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行为的发生率。

四、网络媒体对法治建设的不利影响

虽然网络媒体有利于法治建设, 但是其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 2013年李某某强奸案一经媒体报道, 社会各界就高度关注, 人们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 表述这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经过媒体的报道, 民众通过不同的途径一致呼吁要严厉制裁, 而不管法律的具体规定。然而相关机关则更多地看中民众的呼吁, 在处理此案时过多考虑民众的看法, 目的是为了满足“民意”。民意固然重要, 但是国家机关不能只为了满足民意就随意办案, 而是应该在尽量满足民意的基础上, 尊重法律和事实, 公正、独立地处理案件。如果没有依据法律来处理该案, 这样就会使法治建设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因此, 我们的社会到底是应该重视法治建设还是应该重视网络媒体引发的社会舆论, 以及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 我们应当更加重视法治建设, 但同时也应该注重舆论监督, 绝对不能出现舆论审判的现象。适度且正当的社会舆论能够对法治建设起到监督的作用, 对司法公正起到促进的作用。“一次不公正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为祸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培根。然而, 不当且过度的社会舆论则会导致社会公众的情绪激动甚至有时会失去理智, 使其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这样还会造成主审法官的心理压力, 使其难以保持独立, 司法独立很难得到应有的保障, 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

五、正确处理网络媒体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网络媒体是一把双刃剑, 民众通过网络发表意见、表达观点造成一定的社会舆论, 有助于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进行参考, 提高办案质量;但是, 不当的社会舆论则会影响法官独立办案, 导致司法不公等现象的出现。因此, 国家在进行法治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 尊重新闻媒体自由的权利, 保障媒体及社会公众对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知情权。我国宪法规定, 公民享有自由权和知情权以及新闻媒体自由。国家应当依据法律来保障公民实现其自身的权利。网络媒体在进行报道时, 我们应当对其充分地尊重以保障其能如实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各类事件。这样, 公民也就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享有其知情权, 随时随地了解各种自己需要的信息。

其次, 构建由网络媒体对信息有失公允的报道而引发的不当且过度的社会舆论干涉法治建设的事前预防和事后惩罚制度。网络媒体进行报道时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真实的, 有时其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也可能进行一些有失公允的报道。这样可能会引起激发民愤, 使网民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甚至会挑战法律的权威, 不利于国家进行法治建设。因此建立起对该类事件的事前预防和事后惩罚制度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最后, 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媒体的随意报道。网络媒体的报道并不是随意的, 而是要通过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的, 尤其是隐私权保护的问题。有的信息往往会成为网络媒体的兴趣点, 一旦成为社会热点, 其隐私权保护难以控制, 很多公民的隐私被媒体曝光以后很可能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解, 这样会导致隐私泄露的公民走上极端, 引发各类犯罪, 对国家走法治建设之路来说则是一个很大的绊脚石。规范并约束网络媒体的报道对法治建设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摘要：当今社会以网络为代表的媒体为广大人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决策机制。网络公民作为社会的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正纳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进程之中, 网络舆论监督作为新型的舆论监督模式, 对中国走法治建设之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同样会给法治建设带来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网络媒体,法治建设,公共参与,监督权

参考文献

[1]徐乃龙.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3.06.

[2]钟克勋, 邹万明.从汶川地震看社会化网络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8.08.

[3]华艳红.试论网络媒体对公共关系的影响[J].嘉兴学院学报, 2003.05.

革命与法治:中国道路的理解 篇8

1.革命的双重意义及其与法治的张力

革命一方面意味着摧毁既成的法则，意味着对过去的否定和对秩序的破坏。因此革命总是与不可驯服的暴力联系在一起。革命代表着一种秩序之外的源初力量，代表着一种外在的毁灭和死亡，代表了一种不可预期的恣意，由此革命也往往与人治传统联系在一起。而另一方面，革命意味着创始和开端，甚至在虚无中创生，革命意味着对未来的创造和新秩序的诞生，以至于革命被比喻为“接生婆”，革命的暴力带来的灾难被比喻为新生的阵痛。

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革命与法治之间都存在着持久的张力。法治不仅要驯服暴力，而且要否定虚无。如果说革命代表了生死转换的一刻，法治则代表了既排除开始创生，也排除死亡结束之间这个时段上的相对成熟的生命状态。因此，法治所说的“法”并不是人为创造并人为废止的实定法，而是包含永恒不变的普遍自然法在内的各种原则、理念、信念、传统和习惯等一系列维持秩序的规则体系。法治就代表着一个自我生成的完整秩序，革命在法治之外，恰恰是法治要否定的毁灭性力量。

2.法治：古代与现代

然而，“法治”这个概念本身包含着内在的张力，一方面法治意味着一套永恒正义规则的统治，这个永恒正义的原则在西方古典传统中就是自然法，在中国古典传统中就是天道。可另一方面，现代意义上法治必须通过一套形式化的法律规范体系展现出来，法必须在实定法意义上展现出来，由此产生了凯尔森在“基本规范”上面临的难题，基本规范究竟是自然法规范还是实定法规范。正因为如此，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宪法就被置于特殊的地位上。法治就是以宪法作为最高权威的统治。

然而，无论主张宪法作为“高级法”或现代自然法的表达，或者主张制宪者乃是“半神的人”，美国宪法理论家们对美国宪法中自然法要素的辩护，恰恰展现了现代法治理论的根本困难：法治的最高权威实际上来源于一个超越于法治甚至在法治之外的更高秩序或权威。

但是，这个“绝对宪法”是什么东西呢？这种“绝对宪法”已经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而恰恰是来自于一场特别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就是一种创生新生命的活动，就是诞生主权者的革命。革命、主权者与宪法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现代结构，法治的目标是消灭革命，但矛盾的是法治本身起源于革命。

3.革命与法治的辩证法

现代法治的这种难题就体现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对法治的建构过程中。霍布斯关于利维坦的思考试图从根本上终结暴力，暴力的运用在其视野中就是“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法治意味着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把人从自然状态的暴力中拯救出来，从而使人类进入到公民社会或文明社会的法治状态中。这其实是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普遍构想。不幸的是，法治中包含了堕落的因子。凡人造的东西必然包含了腐朽，而霍布斯的理想却在于创造出人造的但不朽的利维坦。这种堕落因子在社会理论中被阐述为一套理性化、程式化导致的“铁牢笼”统治，而在政治理论中则是普遍面临的“恶法”作为最高权威导致的现代专制或暴政，二者都可以看作是“法制”秩序，都属于“依法而治”的“刀制”。因此，彻底根除暴力的利维坦想象却同时具备了“铁牢笼”和专制的堕落因子，自由主义的奠基人霍布斯也因此常常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敌人。

当法治包含了堕落因子促使法治走向堕落时，如何把人从“铁牢笼”或“恶法”统治中拯救出来，恢复其自由呢？暴力就成为唯一的选项，因为暴力的使用恰恰是人的自由本身，由此构成了一项天赋人权。人不是天使，只能“以野心对抗野心”，通过暴力而重返自然状态恰恰是人类对抗暴政的有效途径。暴力与其说是法治克服的对象，不如说是对法治堕落的拯救。只不过，这个时候暴力的运用变成了一项正当性的概念描述：这就是洛克所肯定的反抗权，卢梭对这种集体的反抗予以高度赞美，而人民集体聚会的欢呼则被一些人看作是人民主权的真实体现。反抗权和革命就是对暴力的正当化利用。

启蒙思想家本来试图用法治来根除暴力，然而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美化了暴力，这种对暴力的赞美就体现在革命这个概念中，就体现在对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肯定中。由此构成了革命与法治辩证法：革命既终结旧的法律秩序，又缔造新的法律秩序，革命乃是法治秩序的守护神，时刻准备拯救法治秩序。法治既终结暴力，但又以权利的名义将暴力正当化，将暴力上升为反抗权，从而奠定了革命的正当性。对于法治秩序而言，“告别革命”与其说是意味着拯救，不如说是法治堕落的开始。

4.法治：一种特殊的人治

法治难题的根本就在于我们所说的“法”已彻底变成了一套世俗法，而不具有任何神圣性。法治仅仅意味着人具有为自己立法的特权，这恰恰是人的自由所在。从世俗法的意义上，法治从根本上肯定的其实依然是人治，是人自己统治自己，人为自己立法。个体人权概念由此上升为人民主权概念。人的自由和人的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成为人民主权的基础，而人民主权构成了法治的政治根基，这才真正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法的法理基础。

宪法之所以称为最高的法律就在于它是人民的主权意志的表达。法治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展现方式或治理方式，是主权者采取一种隐蔽的、迂回的、节省的治理方式。同样，革命也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展现方式，甚至治理方式，因为革命不仅是一种摧毁行为，而且也是一种奠基、创设和更新的行为，是一种展现为否定的自我肯定行为，即一种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毁灭”过程。

革命和法治不过是人的两种自由展现方式，甚至是两种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自我治理方式，这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应对不同的历史处境中的不同问题，往往处于循环状态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恰恰是革命与法治、人民主权与宪法的矛盾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二者的张力恰恰需要在历史发展脉络中加以舒缓。

法治吸纳革命：美国模式的解读

1.美国法治模式

美国往往被看作是法治的理想模式，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普遍流行的对“美国宪法稳定性”的赞赏之上，由此美国宪法或法治被看作是对美国革命的“反革命”而备受青睐。然而，“反革命”不过是表象，不是所有的“反革命”都创设美国式的法治模式。在一种更为深远的观点看来，在美国，也许只有在美国，才把国家真正奠基在其宪法上，美国宪法就构成了美国的“绝对宪法”。

如果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先有国家然后才制定国家宪法，或者说拥有一个“绝对宪法”，在此前提下才制定国家宪法，那么美国恰恰是通过1787年宪法创造的，宪法由此构成了美国的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种法治的理想就展现在联邦党人信奉的建立“山巅之城”的宗教使命中。

2.马歇尔的政治宣言：法治原则的确立

正是从法治的理想出发，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不仅通过宪法来分割权力并通过相互制约来实现平衡，更重要的是试图彻底根绝党争，因为党争被看作是引发冲突、暴力和战争的根源，美国宪法也被看作是用法治来根除革命的理想典范。然而，在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之后，美国政治立刻陷入到党争的政治局面中。1800年选举中杰斐逊获胜不仅使政党轮流似乎成为现实，更重要的是杰斐逊坚持人民主权的至上，主张“地球的用益权属于生者”，由此人民有“不断革命”的自由，具体而言，每过19年就可以废除宪法，制定新的宪法。由此，杰斐逊提出修改美国宪法，包括废除法官的终身制等等。1800年对于美国宪政体制而言构成了“二次革命”，它实际上重新诉诸《独立宣言》的革命立场，以“独立宣言”的自由人权的革命原则来否定1787年宪法，进而主张建立符合革命原则的新宪法。

1800年“二次革命”直接引发了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今天的教课书中，这个案件被看作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起源，由此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在宪法解释问题上的最高权威，由此构成了今天美国宪法中的“司法主权”现象。然而，就马歇尔的判决书而言，违宪审查不过是一系列政治原则的副产品，这份判决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作为一份政治宣言，确立了法治的原则：美国是“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而这个法治的核心要素就在于宪法至上，任何政府部门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从而形成有限政府的原则。

马歇尔大法官在这份政治宣言中明确宣布美国法治的三项原则：宪法高于国会制定的法律、与宪法冲突的法律无效和由法院来审查与宪法冲突的法律无效。为此他全面阐述了美国革命的政治原则，宪法至上的政治基础就在于公民拥有自然权利并通过社会契约进入法治，宪法的基础就是人民主权，而且人民的主权意志是通过成文宪法这种特殊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换句话说，宪法之所以至高无上就在于宪法乃是凝固了的革命，是用成文法的形式展现革命的结晶。如果联系到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的观点，宪法乃是人民主权的体现，是由人民制定的，而国会不过是由人民代表构成，人民主权高于人民代表的权力，宪法自然高于国会的法律，与宪法抵触的法律无效。

3.宪法革命：法治吸纳革命

马伯里案在美国宪政史上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确立了司法审查，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项政治宣言，确立了法治的生活方式。可以说，马歇尔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树立起法治的权威，就在于他用法治这种形式吸纳了革命的原则和政治理想。然而，法治要能够吸纳革命原则，宪法必须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而为革命保留空间。由此就形成了“宪法革命”（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这样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

如果我们纵观美国宪政的历史，美国至少发生了四次宪法革命。事实上，1787年的美国宪法就是第一次宪法革命，费城制宪会议是对之前《邦联条款》的一次革命，以至于以非法的方式制定美国宪法成为美国宪法史上需要处理的难题。南北内战之后，美国宪法经历了第二次革命，就是内战后宪法第十三、第十四修正案为主的“重建修正案”（The Reconstruction Amendments）。这些修改案把1787年美国宪法确立的共和政体改为民主政体，并用平等原则充实了自由原则，以至这些修改案被看作是构成了美国的“第二部宪法”，而这部宪法的序言实际上是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阐述的革命原则，而这个革命原则直接诉诸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的第三次革命就是众所周知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的1937年宪政改革，这次革命不仅在美国宪法中确立了新政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更重要的是让最高法院退出了对经济问题的司法审查权。美国宪法的第四次革命就是沃伦法院推动的民权保护运动，尤其是对平等保护的解释大大超出了重建修正案所规定的范围，尤其是把美国宪法中制约联邦政府的《权利法案》的内容吸纳到第十四修正案中用来制约州政府，从而逐渐导致美国“联邦主义的死亡”。

4.法治作为生活方式：神学基础

综观上述美国宪法革命，我们看到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时期主导并推动了美国宪法的革命。这几次宪法革命都超出了宪法条文中具体的明文规定，以非法的方式否定既存的宪法条款，但维持了宪法秩序的整体稳定。正是面对革命与法治的两难，耶鲁法学院的阿克曼（Bruce Ackerman）教授试图借助“宪政时刻”这个概念，用二元民主理论为这几次宪法革命进行正当性辩护，而这个正当性就在于宪法序言中规定的“我们美国人民”这个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然而，在阿克曼的同事库恩教授（Paul W. Kuhn）看来，美国政治传统的基石不是人民主权的自由主义学说，而是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传统。人民主权与美国宪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恰如上帝与《圣经》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美国人通过宪法才真正结成一个民族，恰如基督徒通过《圣经》形成一个宗教群体。成文宪法在美国获得了崇拜和信守，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神学传统。正是在基督教旧约的传统上，主权者人民与宪法文本才获得宗教般的神圣性。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由于其掌握着解释法律的权力而获得了捍卫道统的司法审查权，他们在美国法治秩序中扮演的角色就相当于教士们在中世纪神权政治秩序中扮演的解释“圣经”的角色。

由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就完全不同于普通法法官的解释，而是类似于中世纪的“圣经”解释。如果说普通法法官的解释是从普遍理性原则出发，如同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发现法律”，发现事物秩序中合理性规则；那么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则是不断诉诸主权者的政治意图，无论原旨解释还是文本解释，表面上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可实际上不过是两种理解主权者意图的不同方法而已。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名副其实的“政治法院”（波斯纳语）。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政治”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解决意识形态分歧或利益分歧的政治，否则法院就变成了“第二国会”。而按照库恩的观点，最高法院所捍卫的政治乃是确立美国人身份认同和生存意义并由此区分敌人与朋友的政治，其基础乃是政治神学。

由此可见，法治并不是一件可以随时披在身上的轻飘飘的斗篷，选择法治就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方式，选择了一种信仰，选择一种文化价值，选择了一个文化认同。我们国内的法治论者实际上把法治看得太轻松，把美国看得太肤浅，把法狭隘地理解为成文法规则，以为修改一下法律条文，搞搞三权分立、宪法司法化就万事大吉了。美国这种以法治吸纳革命的生活模式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尽管美国到处推广其价值观，但在美国人的内心深处，这种模式并不能在美国之外被复制，这恰恰构成了“美国例外论”主张的一部分。

革命吸纳法治：中国道路的理解

1.人治作为民治

中国往往被看作是人治传统的典范。在欧洲绝对主义国家时代，中国君主的开明专制以及文人集团的道德教化曾经是西方思想家羡慕和景仰的典范。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其普适性，中国的人治传统作为西方文明的“他者”被建构为专制主义的典范。中国的政治传统确实是人治传统，但关键在于理解这里所谓的“人”是什么，恰如理解西方“法治”传统中的“法”是什么一样。

古典人治传统中的“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君”，其另一个概念就是“天子”或“帝王”，另一部分主要是儒家文人集团。无论是“天子”还是“帝王”，其基本含义就在于上天的代理人或化身，听从上天的声音。而上天的声音又主要来自平民百姓。由此“人治”就是听从民意而治，“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而儒家文人集团往往就是民意的解读者，对君主的权力构成了巨大的制约，形成了钱穆所谓君权—相权相互制约的政制结构，由此在上天（民）、天子、文官集团和民（天）之间的相互循环制约体系，这样一个人治传统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民情天意基础上的君主国”或“人民帝国”。人治的根本就在于为民而治，实际上就是林肯强调的“民治”。

2.革命的常规化：革命吸纳法治

这套政制模式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礼法传统”，中国的人治传统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君权神授的绝对主义君主国的人治传统，这里所说的“治”不是单纯的统治，或者韦伯所谓的“权利支配”，而是一个道德教化与模范行为的引导，因此我们的人治传统被称之为“德治”、“礼治”，这恰恰是不同于西方人治传统的地方。在这样的传统中，革命被赋予了天然的正当性。一个不听从天意或民意的君主就不再是一个合法的君主，而是变成了独夫民贼，这就是“汤武革命”的含义所在。造反、起义和革命统统被吸纳进这样的礼法传统的结构框架之中，构成了礼法秩序的内在组成部分，甚至是保证礼法秩序的重要手段，以至于一部中国古代史很容易被看作是一部不断造反的历史。

因此，无论是汉儒对天道和天人合一的强调，还是宋儒对“新民”的强调，都把革命和祛除贪欲私弊看作是礼法秩序的基础。可以说，中国的人治传统恰恰把革命作为秩序的基础，把矛盾、运动、变化视为秩序的基础，而礼法的稳定性反而是暂时的，礼法秩序的重要意义在于确保革命的目标：符合天道和天理。对君主的教育、保持儒家精英阶层的道德修养就成为礼法秩序关注的重点，品德的教育和保持本身就是日常化的革命力量，礼法秩序也是对革命的保证，而礼法秩序失效后则需要诉诸“汤武革命”的拯救。这实际上是一种以革命来吸纳法治的模式，礼法秩序不过是日常革命的保证，是革命的常规化。

3.革命法治：现代法治秩序形成和发展

中国传统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革命。西方的革命观念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产物，从基督教的救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革命才被赋予了终结历史的现代意义。而“汤武革命”中所说的革命不过是造反、改朝换代，不是指向未来的某个目标，而是一种返回和恢复。

然而，由于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全球政治结构中的被支配地位，“革命”概念在这里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不是一场简单的历史传统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场漫长的、全面的革命。革命一方面要摧毁旧秩序，甚至要不断摧毁上次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要全面建设新秩序。革命包含着这种摧毁与建设的双重任务，使得革命在中国的含义更接近于“扬弃”这个概念。革命与法治由此构成了过去一百年来持续的紧张。单纯从法治的角度来批判革命、否定革命，显然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性质，这是一场古老文明获得自身尊严和地位的漫长革命，法治的重要性只能随着革命目标的实现而逐渐获得加强。更重要的是，法治往往要以革命的方式来体现，即用革命的方式来捍卫和巩固革命的成果。

一旦确立了革命的目标，革命就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摧毁，更是不断向过去的返回和恢复，而这恰恰又回归到“汤武革命”的中国传统中。中国革命尽管在话语策略上不断趋向于面对未来，可在实践中反而不断趋向于对过去的恢复。比如辛亥革命后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乃至北伐战争实际上是对民国政府和《临时约法》这些辛亥革命成果的恢复。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也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恢复，而解放战争也是对1945年和平建国方案的恢复。正如毛泽东在新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这次会议是“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而同样，1978年以来共产党的制度是对中共八大传统的恢复，1982年宪法也是对1954年宪法的恢复。而1978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更被看作是对清末法制改革的恢复。

返回或恢复实际上是一种积累、建设、维护和肯定，其中对既存秩序规则的返回或恢复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治。每次恢复都是在新的基础上肯定了革命的成果，这恰恰是法治在中国的重要意义，法治不仅记载并肯定了革命的成果，而且对革命构成了制约，使革命放慢自己的节奏，逐渐从西方意义上的推动实现普遍历史的行动，逐步转向古典传统中的革命理念，即革命既作为一种日常化的手段来锻造现代精英集团的政治意识，而且也作为一种急迫的手段来拯救法治秩序的堕落。事实上，“文化革命”就是试图对计划体制和官僚化可能导致的堕落的一次救治。然而，由于缺乏法治的制约，革命的拯救行动本身陷入了混乱的危机。正是基于这次革命救治行动的教训，1978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过是恢复到了1949年以来的传统，即革命法制或革命法治的传统。

革命法治传统就是一方面在法治秩序的逐渐发展中为革命保留足够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又对革命本身的恣意构成了相应的约束，从而使得革命与法治形成内部的互动，使得革命围绕法治进行上下波动，就像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样。法治秩序内在的弹性结构构成了我们经常所说的政法传统，而这种传统也恰恰是古典礼法传统的发展。革命的政治要求可能超出形式主义法治的刚性要求，但不会完全背离法律规则，依然被有效地控制在实质主义法治的弹性范围内。

4.中国道路的政治宣言书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1年1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吴邦国委员长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讲话就是一个关于中国法治发展道路的政治宣言书。该宣言一方面宣告用法治来巩固革命的成果，从而“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制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而另一方面宣告用法治来遏制革命的冲动，从而宣布从清末法制改革以来以革命为导向的法律移植运动趋于终结，法律真正在本土社会关系中扎根，法治要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对立法经验的总结完全不提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而且强调对实践经验的总结。

如果把这一政治宣告放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背景下看，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革命思维发生根本性转向的政治宣言书。它实际上宣告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照搬西方的改革思路趋于终结，不仅单纯的法律移植运动趋于终结，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领域中反复出现的全盘西化式的改革思维也趋于终结。改革思维开始转向了建设思维，这个改革低调落幕的宣言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建设”思想一脉相承。这场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形成的改革思维的扬弃，恰恰要回到1949年以来的全面建设传统上来。

如果把这一政治宣言书放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背景下，实际上是近代百年来革命思维的根本性转向，即从近代西方意义上通往历史终结的革命观转向中国古典革命观。中国革命的目标不是要实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革命理念要从西方的道路上回到中国的道路上，既要变成执政党精英群体保持其先进性的日常政治革命和伦理革命，也要变成鼓励人民当家作主的常规革命，更要给防止革命变质的“汤武革命”保留相应的空间，中国法治发展必须放在这个革命背景下才能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