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的事迹（通用10篇）
号称广州第一府的许家又送走一位杰出人物－－朱光亚。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予这位许家的女婿极高的评价。让我们许家的后代永远记住这位为人民、为我国核工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前辈。许家杰出的前辈们不求名利、忧国忧民、前赴后继以他们大无畏的精神，为中国的改革进步献出他们的毕生精力，有的甚至献出年轻的生命。他们是我们这些后人永远的榜样。让我们细细读读他的一生。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朱光亚同志，因病于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赴美深造研究核物理
1950年发公开信毅然回国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出生，湖北武汉人，上中学时就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时，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吴有训、吴大猷等著名教授。
1945年7月15日，美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想搞原子弹，派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考察，每位科学家带两名年轻助手去深造。吴大猷带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前往美国。但是，美国根本不开放原子能技术，考察组只好解散。朱光亚不改初衷，去了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几年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旅美留学生们为之欢欣鼓舞。从1949年年底开始，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这封公开信刊登在《留美学生通讯》杂志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肩负核武器研制重任
残纸片“拼出”中国原子弹
1950年春，朱光亚毅然回国，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从事物理学基础教学工作。1955年1月，毛主席号召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了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8年秋，苏联援建的核工业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方使用。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我国的原子弹科研项目被迫停顿。
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奉命调到二机部，(事迹材料 )承担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同时负责点火等主要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朱光亚提出，就从苏联专家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随着“起爆”那一声铿锵的命令，大漠中骤然闪出一道强光，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
根据毛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朱光亚和同事们加快了研制速度。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强烈的冲击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虚怀若谷高尚品德
捐出100万港元不让声张
朱光亚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从不张扬个人，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触，他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从来只字不提，这在中国工程科技界是有口皆碑的。这种缄默展示着这位老科学家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他自然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审批时，他二话不说，提笔就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在有关国防科技历史的文献中，都有他撰写的文章，但字里行间他都只谈别人和集体，从不谈自己。
1996年10月，朱光亚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颁奖的头一天，他就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把奖金全部捐出去，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基金。在捐出了100万元港币之后，朱光亚又反复叮嘱周围的人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是在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朱光亚捐款这件事，社会上就更是没人知道了。
80岁高龄曾回汉解思乡之苦
朱光亚祖籍武汉市汉南区，1924年12月出生于宜昌，后随父母迁回武汉。昨日，记者从汉南区有关部门了解到，7年前，为慰藉相思之苦，80岁高龄的朱老曾回过一次家乡。
据介绍，朱光亚1931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1938年，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2004年10月11日，被授予星弹元勋称号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朱光亚，回到了阔别七十余年的家乡汉南区。就在两个月后，国际编号10388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据有关人士回忆，7年前朱老的返乡之行，一方面是想趁能行走，看看家乡，以解思乡之苦，同时，也想在家乡收集一些资料，为自己撰写自传作准备。尽管老人当时已有80岁高龄，仍精神矍铄。那一年，朱老在武汉还短暂地居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汉南区向朱老赠送了该区标志性物品商周时期的青铜樽，以及凝聚汉南人五十多年奋斗历程的《聚焦汉南》一书。
我国的教育教育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也使得我国的教育宗旨是实现人的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多方面发展和自由发展, 而根本方法就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即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 注重形成人的建全人性, 具体来说, 就是坚持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方面的教育。
二、美育与《谈美》
在我国的素质教育中, 美育又是需要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培养的, 以形成学生正确的审美观点, 发展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尤其是在中小学的学校教学中, 教师应该带领学生阅读一些中外大家的美育专著中。
考虑到学生的能力与接受水平, 朱光潜先生所著的《谈美》较为适合作为美育入门的读物。在《谈美》中, 朱光潜先生深入浅出地提出了很多很具有借鉴性意义的观点, 尤其是对于审美经验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方面都我国素质教育中的美育是大有裨益的。
(一) 审美是感性直观的、超功利性的、无限自由的
审美经验是在审美活动中所建构起来的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精神性关系, 一种主体对于审美对象生成过程的忘我投入的反应和感知。在“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一节中, 以一棵古松为例, 区分了实验的态度、科学的态度以及审美的态度, 得出了审美经验具有感性直观性、超功利性、自由无限性的结论。比如实用的态度, 是因为我们要维持生活就要利用环境, 于是便产生了爱恶的情感, 有趋向或逃避的意志及行为, 这样看古松看的便是它的能造房、烧火;再如科学的态度是将自己的成见和情感完全丢开, 客观、纯粹地去探求真理, 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的思考, 从混乱的世界中理清事物的秩序关系, 这样所看到的古松便是它的科属特性;在实用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中, 所得到的却都不是独立的意向, 总是和其他外在世界有所联系。而在审美的态度中, 可能看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 这是因为在审美的态度中, 主体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客体上, 使意向绝缘存在, 这种由脱离了意志利害及抽象思考的直觉所见到的单独的形象才是美感经验, 美是事物呈现形象于直觉时的特质。
(二) 正确审美感知的形成需要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
一般说来, 感知、想象、情感和理解是构成审美经验的基本要素,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审美主体的审美经验。在审美活动中, 对于客体个别属性的把握是感觉, 通过将感觉材料加工整理达到对客体的完整把握是知觉, 感觉和知觉是基础层面。但在审美的感知活动中, 最重要的是使得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一节中, 朱光潜通过举例隔岸看花越看越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在百世之后虽传为佳话但在当时看来却是秽行丑迹等例子来总结道:“看倒影, 看过去, 看旁人的际遇, 看稀奇的景物, 都好比站在陆地上看雾, 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牵绊, 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看正身, 看现在, 看自己的际遇, 看习见的景物, 都好比乘船遇着海雾, 只知它妨碍呼吸, 只嫌它耽误程期, 预兆危险, 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距离需保持, 但却也要有个合适的度, 若是距离不及, 则容易使人回到现实世界来, 若是距离太远, 又可能因为缺乏共同文化符码而使人无法真正欣赏了解。所以, 保持适当的距离来进行审美活动才会产生正确的审美感知。
(三) 情感在审美经验里的功用
在“超以象外, 得其环中”章节中, 又阐述了情感在审美经验里的功用。联系并非偶然, 本身这就是由情感所驱使的, 生生不息的情感才会产生生生不息的意象, 情景可以互生, 交融。因此, 若要创造出好的艺术品来, 创造者便要有设身处地、体物入微的本领, 只有在这种心灵相通中, 才会使审美主体在进行审美活动时觉得作家写出了我们心中之所想, 也觉得自己体会到了作家心中至所感。艺术作品是旧经验的新综合, 这综合的原动力便是情感, 使许多不相干的意象相互协调形成完整的有机体, 使看似散漫的意象变得不散漫。因此朱光潜先生最后总结道:“情感或出于己, 或出于人, 诗人对于出于己者须跳出来视察, 对于处于人者须钻进去体验。”
在《谈美》中, 朱光潜先生对于审美经验论述展示了一个与实用和科学世界不同的美感的世界——是纯粹艺术的意象世界, 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 可以使人心净化、人生美化, 是无所为而为的世界。
因此, 在中小学教育中, 若教师能够指导学生用审美的态度去审视人生、审视自己, 一定会受益匪浅。
教会学生将自己所作的学问以及人生也当成一件艺术品来欣赏、研究、创造, 拥有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 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而不去计较外界的得失, 才有可能真正有所成就, 即“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
也只有对学生持之以恒地进行美育教育, 才会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全面的发展的人。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谈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朱光潜学案的立体建筑由“史”、“思”、“诗”三者浇铸而成。
夏中义在书中慨叹，“朱光潜所设计的‘美感链’作为理论长跑，却是动用了西方美学长达百年的学术储备”，这堪称奇迹，这种奇迹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只有王国维有过先例。王国维面对的是国粹，朱光潜面对的是西学，而夏中义的《朱光潜美学十辨》则是在中西比较美学的坐标上，建构起宏阔的学术视野，体现出深厚的学殖。用刘再复的话说，夏中义诗、史、哲皆通，学、胆、识兼备。他在中国美学史和西方美学史两条线索都如数家珍，旁征博引，妥帖自然。夏中义的绵密思辨是以其深厚的学养做根基的。单是对于克罗齐美学文献的深入细读，便足见夏中义学殖之厚实。为了做实朱光潜与克罗齐在学术关系上长达60年的不解之缘，在完成第二章《朱光潜美学与克罗齐的关系》之后，他又用整整四万字篇幅设置了《重读克罗齐：从美学原理到美学纲要——兼及朱光潜与克罗齐的关系》，对克罗齐美学做了整体还原。唯此，夏中义才清晰地看出，朱光潜对于克罗齐的接受仅仅是1901年《美学原理》时期的克罗齐，而不是1912年《美学纲要》时期的克罗齐。
夏中义的学术史意识靠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知识积累，而更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犀利的学识烛照历史的阴霾。他解读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时，选择的是朱光潜与日丹诺夫的关系这一独特视角，这同时又是解读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重大视角。日丹诺夫在中国大陆的那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幽灵式”的“法典效应”，被夏中义的慧眼捕捉出来，凝聚成显学概念“日丹诺夫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由两个三角形构成：“政治上革命—哲学上唯物—艺术上现实主义”是正三角形结构模式；“政治上反动——哲学上唯心——艺术上非现实主义乃至反现实主义”是负三角形结构模式。什么是学术史的敏感？什么是思想史的敏感？这就是。他并未将这一问题简单化，在看到朱光潜服膺日丹诺夫模式的同时，又通过对朱光潜关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解读的再解读，呈现出朱光潜心目中日丹诺夫主义的裂痕深层尚秘存着“自留地”。
美学史的深厚学殖和敏锐的问题意识，锻炼出夏中义的“史识”，也保证了夏中义另一个特色——“思”。“思”有两个层面：一是“思辨”之“思”；二是“思想”之“思”。夏中义的思辨之缜密，极少有人能出其右。他一向讲究概念界定之明晰，概念运演之绵密，观点尖锐而恪守学理。有时，为了清晰地界定一个概念，夏中义进行词源学考证，或曰知识考古学辨析，比如，在考察“形象思维”时，他从毛泽东的“形象思维”一直追溯到卢那察尔斯基、别林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列维·布留尔、维柯，构成了微观学术史形态。夏中义的思辨之细密、犀利，几乎达到了庖丁解牛的境界。学殖厚，则思辨之刀逼利。他就是凭借这把思辨的手术刀，完成了《历史无可避讳》、《王国维：世纪苦魂》、《新潮学案》、《九谒先哲书》、《王元化襟怀解读》、《从王瑶到王元化》等学案的解剖研究。他的《思想实验》封面上的箴言，似乎就是他的座右铭：
以前不知天高地厚，而今不怕天高地厚，因为所谓天高地厚，其实不过尔尔。在学理面前，我只信奉法国十八世纪启蒙学派的理性法庭。所谓理性，并非在于他对原则问题毫无异议，而在于从来不是毫无异议；也不在于固守驰名天下的定论，而在于不把任何定论视为理所当然。
朱光潜是大师级学者，夏中义对他抱着同情之理解与饱满的崇敬，在学理的平台上凝视朱光潜的成就与缺失，不溢美，不隱恶。
夏中义特别擅长以发生学方法将文献细读与文字背后的人格发生绵密地结合起来。当绝大多数学者聚焦于文本解读，或将时局与文本做机械的对应研究的时候，夏中义更关注大时局下文化人格和精神人格的形成及这种精神人格如何外化到他的文本。夏中义不仅细致地还原朱光潜的学术贡献与缺憾，更重要的是寻求朱光潜学术生成背后的人格基因。一个重要的视角即是朱光潜与克罗齐的学术关系的“啼笑姻缘”。这个视角不仅有效地呈现出朱光潜学术之路的概貌，而且通过透视朱光潜学术之路的曲折成因，又折射出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927年，克罗齐作为朱光潜的学术导师，备受朱光潜推崇；及至1935年，学术羽毛渐趋丰满的朱光潜开始对克罗齐进行学术层面的质疑与反思；为什么恰在1948年共和国成立前夕，朱光潜将克罗齐的“美学家”身份转述为“哲学家”，惜别克罗齐的“主观唯心主义”，从而流于“唯‘唯物’论”？再把视线拉到1958年和1964年，朱光潜对克罗齐进行政治审判、无视克罗齐拒绝效忠法西斯政权而被撤去部长职务的崇高之举，而给克罗齐贴上“颓废时期资产阶级艺术极端反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标签，批判“他的学说的反社会的本质”，何也？朱光潜宣判“他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西方美学思想的代言人”，何也？夏中义将手术刀切入朱光潜文字的腠理和他的灵魂底盘，鞭辟入里地剖析了朱光潜文字转型背后灵魂畸变的依据，剖析了朱光潜在时代格局巨变中自我角色转型何以外化到他的美学著述。
夏中义还发现，朱光潜对于克罗齐“反动性”的批判与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是同步的，朱光潜对克罗齐的批判，实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朱光潜的自我转型，即“从一个亟待‘改造’的大学者，通过‘自审’，转为一个‘立场基本上改变过来’的理论战士，从而有资格出任‘陪审’，参与对克罗齐的‘思想批判’”。及至时间行进到20世纪80年代，朱光潜试图修复与克罗齐学术关系的一系列隐秘行为，如1981年，他语焉不详地称自己对克罗齐的认识经历了“很长的而且相当曲折的过程”，198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坦承自己的美学事业是从读克罗齐起步，1984年朱光潜强调西方美学之父不是鲍姆伽登而是维柯，朱光潜生前在1986年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汉译维柯的巨著《新科学》。我们知道，维柯恰恰是克罗齐的精神宗师，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难道不是朱光潜在向自己曾经的学术迷误忏悔？
在剖示朱光潜这一个案的时候，夏中义着眼的是更加开阔的“学术—思想—人文”的大境界的开掘。说到底，夏中义更看重的学术何以成为学术的人格根基。夏中义十分推崇陶渊明，认为陶渊明“让后人确信，一个读书人不当官照样活出人格尊严”。其实，陶渊明不仅是陶渊明的灵魂镜像，更是夏中义自我精神人格的投射。这就涉及学统问题，因为学统最终要由一个个独立的学者个体来担当。夏中义说过：“对每位坚守学术的个体而言，学统是其角色选择的第一内驱力。”他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百年学案的研究，践行的无非是学统的亲证而已。继《王国维：世纪苦魂》、《九谒先哲书》、《王元化襟怀解读》、《从王瑶到王元化》之后，夏中义的力作《朱光潜美学十辨》成为他又一次纯熟的学统践履。夏中义在书中一次次为朱光潜的迷思扼腕叹息，又一次次为陶渊明纯粹人格的践履而激情勃发。夏中义何尝不是以自己的生命去活成一个生动的“学统人格符号”？
作者单位: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本文编辑 谢宁）
见字如面。
我是您的读者，看了您的十二封信，似乎封封都说进了我心里，我也非常赞同您的观点，这些观点令我感同身受。
您说：“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确实，随着文学方面的不断开拓多元，各类的图书供人选择，但现在更多青年都喜欢看娱乐文学，这些小说可以放松身心，充满了青春的感觉，但其中的.内容并没有很深的立意，也并没有多少值得学习的技巧，更有甚者仅仅只是为了取悦读者，使用千篇 一律的内容吸引读者购买罢了。反之，中国的四大名著并没有很多青少年耐下性子阅读，只是草草了解，无法深入体会书中人物的爱恨情仇，看不出人物形象。学会选择阅读的确很重要，读一本好书可以让我们升华思想，对人生有更多思考，对我们的写作也有不少帮忙。但过多阅读所谓青春文学会慢慢落入庸俗。回想我自己平时阅读，的确是乱读一通，不经选择的阅读于我而言也未有留下多少深刻印象。
光潜，我需要一盏明灯照亮我阅读的路，而您的文章确是我的帮手。
我希望您可以一直帮忙我提升自我修养。
期待你的来信。
此致，
敬礼！
你的读者
见字如面。
我是您十二封信的忠实读者，您的每一封信都令我受益匪浅，您谈理想、谈学习、谈人生，在多角度、多层次剖析社会现象的基础上点明了我们青年人的发展方向。
在这封信中，我想和你以朋友的关系交谈。随着年纪增长，我对自己越来越失去信心，可能是失败了太多次的缘故吧。看着机会由于我的一次次失败悄悄溜走，不免让我对自己质疑，我真的行吗？我凭什么呢？身边的人总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着光，享受着所有人的赞誉与优待，而我只是平平无奇，好像所有好事都不会降临到我头上，连为他们当背景板的资格也没有。
光潜，我也想成为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想努力站到最高，但我总无法做到。
您说过：“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趣。”是的，我也知道失败不可怕，有失败的成功才更令人喜悦。但这种安慰并不足以让我振作。一次失利的考试后，父母的责骂、老师的担忧、成山的练习册、排满的补习班共同织成了一张大网，张牙舞爪地朝我扑来，这时再好的心态又有什么用呢？我也希望自己能变好，但我真的不是一个优秀、完美的孩子。面对成山的练习册，我也知道自己应该好好学习了，却抵挡不住外界的诱惑。
光潜，我非常需要有人能帮我走出这种困境。希望您可以帮助我渡过难关，解决问题。
期待您的来信。
此致，
敬礼！
你的读者
A.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大量书籍问世。与日俱增的书籍阻碍了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B.古之学者学有大成，多与当时书籍难求的背景有关，故读书时往往穷尽精力深入研读，终究学有所获。
C.多读书固然值得提倡，但是，读书过程中更应当注意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吸收与转化。
D.为学应当有法，读书更要学会选择，要在专业领域的浩瀚书海中，把握必读的精华书籍。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作者认为，读书环节中，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应当注重质量，既要学有所得，又要讲究高效。
B.读书的本质目的是为了满足读者自身发展的需求，因此对多读或少读本不宜褒贬有别。
C.在惯于熟读深思的基础上，从容求索，深入体会，即使阅读数量较少，也能改变读者气质。
D.一味多读而不求甚解，必将劳而无获，甚至会导致人品低劣，给人留下自欺欺人的笑柄。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作者提倡多读书、精读书，但也鼓励凭兴趣阅读的行为，认为这样可以塑造读者学者般的深邃思想及胸襟。
B.只要读者有计划有系统地阅读，不把读书当作消遣，便可成为专长于某种学问的人。
C.在作者看来，能成就某种学问的人，懂得对书籍的取舍，更肯于为达到既定目标而执着付出。
“咬文嚼字”在现今多被人理解为贬义认为“咬文嚼字”就是死抠字眼。可在文学上谈到“咬文嚼字”是指在文字上下功夫。正如朱先生所说“咬文嚼字’, 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死抠字眼, 更关键的是字词的变动影响思想和情感的变动, 一个字的更改, 意境大为不同。由此可见“咬文嚼字”不仅在散文中需要, 在诗歌中更应得到重视。
在诗歌中“咬文嚼字”主要表现在“炼字”上。
一、动词的锤炼
诗歌是由诗人经过长时间的艺术构思结合多个意象组合而成, 而动词往往突出意象的鲜活、灵动。动词的提炼, 是中国古典诗歌炼字的主要内容。炼动词的例子举不胜举, 正如大家都熟悉张先《天仙子》“云破月来花弄影”和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两句诗。这两句历来被人们传颂, 就因为其中有动词炼字的妙处。“弄”和“闹”在教材当中也是反复地讲解。“弄”字写出了影随花动的和谐画面。同样“闹”字用了拟人的手法不仅形容出红杏的众多和纷繁, 而且他把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全都点燃出来了。“闹”字不仅有色也有声。
二、名词的锤炼
名词的锤炼主要表现在名词活用为动词。例如千古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以沉舟、病树自比, 写出了个人的坎坷经历, 写尽了自己正处于人生低谷的遭遇。但沉舟侧畔, 正千帆竞发;病树前头, 正万木皆春。“春”名词活用为动词, 即“呈现春色”的意思。一个“春”字表现出春意盎然的美好前景, 暗示着必将战胜失败和黑暗, 成功与希望终会到来的美好信念。
三、形容词的锤炼
有些诗歌描写了生活的画面, 但诗歌是艺术的生活, 它所描写的事物是传神的但又是含蓄的。这时需要一个形容词来传达写景状物的意蕴。大家都熟悉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其中有这样两句“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其中的“绿”字, 斟酌过无数次, 王安石曾屡次使用“过”、“到”“、入”“、满”, 均觉平淡而弃, 最后冥思苦想终得一个“绿”字。“绿”字给人春天的色彩感觉, 让人满目绿色, 具有浓厚的春天的气息。也有了动感, 就像是春天把绿色带到了江南。似乎一切都苏醒过来了, 经历过一个严寒的冬天, 如今一切又都焕然一新了, 由以前的光秃秃变成了现在的绿茵茵。所以一个“绿”字一下子把春天写活了, 让人如临其境地感受到春的气息。
四、叠词的锤炼
叠词一方面强调韵律感, 一方面增强思想感情。一提到叠词的锤炼我们很容易想到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起句十四个叠字写出了诗人孤独落寞的情怀。“寻寻觅觅”写诗人心中漫无目的若有所失的样子, 似乎在寻求什么可最终也没有得到什么, 把精神上这种恍惚迷茫, 无助无奈的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冷冷清清”点出周围环境是一片凄清冷落。“凄凄惨惨戚戚”写出词人内心的凄凉、悲苦的情绪。这字字血声声泪的十四个字从神态、环境到心情多层次地表现了女主人闷坐无聊、怅然若失而四顾寻觅的凄楚痛苦的心态。
炼字不仅仅是对字词表面上下功夫, 构成字音的和谐, 更重要的是表情达意, 正如朱光潜先生的《咬文嚼字》中所说, 如果一个字用的不恰当, 有可能整首诗表达的感情都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 由此可见诗歌炼字的重要性。
摘要：看了朱光潜的《咬文嚼字》, 更加意识到诗歌也需要“咬文嚼字”, 这样不仅使文字顺畅和谐, 而且更深地表达了诗歌所要传达的思想感情, 那么诗歌教学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得从诗歌语言来研究, 深入细致地研究语言就要抓住“炼字”这一技巧。“炼字”就是为了表达的需要, 在遣词用字时要经过精细的推敲和琢磨。“语不惊人死不休”是“炼字”艺术达到的很高的境界的一种效果。
关键词：咬文嚼字,诗歌,炼字
参考文献
[l]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关键词：朱光潜；自然观；主客对立；主客合一；科学与玄学
中图分类号：B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1-0055-005お
中国传统中的人与自然是通透而无隔阂的，因而，在价值上和生命本体是同一的，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本是一体俱化，并在层次上呈现美的形式、善的品质和真的境界。然而，西方自德谟克利特把感官对象确定为是流变虚幻不真的、理智对象是永恒不变的二重世界之后，现象和本体二元思维格局一直渗透于西方的整个思维意识和方法中，他们讨论的真、善、美往往是分立的。
反观朱光潜对“自然”在不同时期的诠释，我们发现，他受中国传统生命有机体“全人”的影响，在《文艺心理学》中开始对康德－克罗齐形式派美学提出怀疑，认为知情意不应该分隔开来，人是一个有机体。但是，在具体阐释自然美丑和艺术美丑时，他还是在西方传统认识论的对象化思维中处理自然和艺术的分层，把自然美丑和艺术美丑分离，自然只是美的初级形式。这显然是和当时倡导的科学精神有关。朱光潜虽不赞成把纯粹客观化的科学态度运用于美学，但对美感经验持科学的分析态度在他看来是克服中土传统思想笼统毛病的必经之路。这样一来，西方二元化的思维和朱光潜本来就固有的中土有机整合人的思维势必发生矛盾。也恰恰是基于此，朱光潜美学逐步由西方回归中国传统，同时又吸取了西方的科学分析精神，在调和矛盾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形态。
早期的朱光潜美学已经清楚表明“在文艺中主观客观的分别是很勉强的”。在他看来，美的真实意蕴应该在化掉主客观对立而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同一”上。尽管这样，这一时期的朱光潜美学的哲学基础仍然是康德和克罗齐的。也就是说，有两个“自然”，一个是不可知的“物自体”（康德）或者“感受以下”（克罗齐）的“自然”；另一个自然是一切认识对象的现象总和，是“人给自然立法”的先验自我规定的普遍必然的法则。朱光潜早期美学认为艺术美丑比自然美丑价值更高，显然属于第二层自然的含义。
抗战期间，朱光潜有一个向传统回归的趣向，从他《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一文里可以见出。他说：“儒家因为透懂礼的性质与功用，所以把伦理学、哲学、美学打成一气，真善美不像在西方思想中成为三种若不相谋的事。”［1］103朱光潜在这篇文章里说儒家的礼与乐也是“天地有和有序”，“人是天生的，一切应该以天为法”，并进一步说：“因为天予我以生命；仁民爱物，因为民物同是天所予的生命。”［1］109这种人与自然、人与物是相融相济的，也是通透而无隔阂的。朱光潜这种观点最显著的表白是在1947年写的《生命》一文，这是他的自然观发生的第一次飞跃。お
一、《生命》一文初步完成了由西方心物对立转向
中土心物合一的自然观オ
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自然是宇宙生命的大化流行，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是一体的。而在西方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根本上说是绝然对立的关系。对于这一点的根本不同，朱光潜在破生死的感悟中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国这一传统思想的伟大。他说：“不过我对于这生命问题倒有一个看法，这看法大体源于庄子。（我不敢说它是否合于佛家的意思）庄子尝提到生死问题，在《大宗师》篇说得尤其透辟。在这篇里他着重一个‘化字，我觉得这‘化字非常之妙。中国人称造物为‘造化，万物为‘万化。生命原就是化，就是流动与变易。整个宇宙在化，物在化，我也在化。只是化，并非毁灭。草木虫鱼在化，它们并不因此而有所忧幸喜，而全体宇宙也不因此而有所损益。何以我独于我的化看成世间一件大了不起的事呢？我特别看待我的化，这便是‘我执。”［1］277接着，朱光潜指出破“我执”就是顺从自然之大化流行。反过来说，就是不要“强立物我分别”（朱语），强立物我分别“是为不祥”（朱语）。
以上可以见出朱光潜的观点已经由《文艺心理学》以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来批评康德－克罗齐形式派美学割裂知情意，进一步拓展到人与自然乃是一个有机和谐的系统。再看朱光潜对庄子破生死所感所悟的注释：オ
这种人生态度就是儒家所谓“赞天地之化育”，郭象所谓“随变任化”（见《大宗师》篇“相忘以生”句注），翻成近代语就是“顺从自然”）。我不愿辩护这种态度是否为颓废的或者消极的，懂得的人自会懂得，无庸以口舌之争。近代人说要“征服自然”，道理也很正大。但是怎样征服？还不是要顺从自然的本性？严格地说，世间没有一件不自然的事，也没有一件事能不自然。因为这个道理，全体宇宙才是一个整一融贯的有机体，大化运行才是一部和谐的交响曲，而comos不是chaos。人的最聪明的办法是与自然合拍，如草木在风和丽日中开着花叶，在严霜中枯谢，如流水行云自在运行无碍，如“鱼相与忘于江湖”。人的厄运在当着自然的大交响曲“唱翻腔”，来破坏它的和谐。执我执法，贪生想死，都是“唱翻腔”。［1］278お
毫无疑问，这是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体俱化的“融贯说”，而不是物我对立的二元论。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朱光潜克服形式派美学机械观的缺点、逐步靠近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有机和谐观，并不是说就要否认西方科学的分析精神。因为人与自然融贯统一是可以从两个方向的路径达到的：一种是自始至终把人与自然看作是无间隔的，甚至我们说的道德的“德（性）”也蕴育在自然之中，我们说的“美”也存在于自然的“景”之中，无须由人来移入。另一种是朱光潜的那种处理方式——把“自然”看作拟人化的“母体”（既指人，又指现实世界），然后以主客相互对立的移情作用（情趣的意象化和意象的情趣化）展开分析模式（科学的方法），最后达到“化”掉主客对立（二元）而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同一”境界（人与自然的融贯）。这就是禅意的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再到见山还是山的三个层次的“融贯说”。
对上述两种人与自然的融贯说优劣还不能断言。就大体上说，前者偏于玄学的方法，后者偏于科学的方法（朱走的路径），各有利弊。偏于玄学的方法是从本体论出发，合理地说明真善美的价值论和本体论的统一，但不免对于科学的分析乃至对整个科学作用有所轻视，总是把科学放在较低的层次和境界上；偏于科学的方法，有切实的经验为后遁，能近取譬，但缺陷是形上学显得不够突出，多少对“超验”对象持存疑态度。
朱光潜第一次自然观的飞跃并不彻底，仿佛存在着受西方二元思维格局影响的自然观和中土人与自然融合的自然观并存的局面。他的著作似乎能按照本土思维习惯谈中国传统思想，谈西方传统思想时又陷入西方二元思维的架局而奋力突破。这说明朱光潜还没有完全把西方和中土传统天衣无缝地综合成一个系统。お
二、朱光潜通过研究维柯《新科学》，完成了
自然观的第二次飞跃オ
可惜的是，朱光潜这一并不彻底的自然观转变被随之而来的政治变革中断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在苏联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下展开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成了美学基本问题讨论的思想基础。在西方，休谟提出美不是事物的属性，康德进一步说明美学是“调节性的”，而非“构成性的”。这实际上只承认美为一个“虚体”，是“无向判断”（或译反思判断），也就是说不是“实体”，也不是逻辑的认知判断。既然如此，美是第一性的、美感是第二性的这种设问方式就根本和西方美学的新发展相违背，是回到了实体化思维方式的老路上去了。朱光潜清楚知道五、六十年代大讨论的总体方向是错了，所以他才反复要论辩对方弄清楚“花是红的”和“花是美的”这两个判断的不同所指。
既然在这种认识论背景下的玄学讨论占主导地位，朱光潜本来已经逐步靠近中国传统本位的自然观趣向不得不被打消掉了。于是，他对“自然”一词的解释，只能在论辩双方已经设定的“二元”思维格局下展开，尽管朱光潜在论美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主客对立的二元实体化的思维方式。朱光潜只得对他早年《文艺心理学》里“自然”一词稍加调整和改造，尽量使之和马克思的“自然”一词的说明挂勾，以达到说服论辩对方的目的。他说：オ
“自然”这个词的意义是很混乱的。它的本义是“天生自在”、“不假人为”的东西。因此，“自然”有时被看成和艺术对立（英文art本义为“人为”），也有时被看成和社会对立（社会是人组成的）。在实际运用中，往往不严格按照这个分别。一片自然风景可以包括亭台楼阁之类建筑工程，社会据说也有“自然形态”的阶段。我用“自然”这个名词，是当作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即全体现实世界。马克思有时也用“自然”的这个广泛的意义。他讨论希腊神话谈到对自然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时，在“自然”这个名词后附注说：“这包括一切对象，因此也包括社会。”一切对象还不但包括一般意义的自然和社会，就连作为欣赏对象的艺术作品也应包括在内。我所说的“物甲”就指这个广义的自然。我认为任何自然状态的东西，包括未经认识与体会的艺术品在内，都还没有美学意义的美。［2］81-82お
显然，朱光潜一方面继承了休谟到康德对美的界定只限于“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美是“意识形态”的，是“物乙”对“物甲”（自然）匠心独运加工后的“第二自然”（艺术美）。这样，朱光潜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下来说明这种“物甲”和“物乙”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受当时条件所限。
毕竟，朱光潜内心对实体化思维是抵触的，随着讨论的深入，朱光潜终于提出了美学是不是只能限于认识论范围的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对美学是根本性的问题：应不应该把美学看成只是一种认识论？从1750年德国学者鲍姆嘉通把美学（Aesthetik）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起，经过康德、黑格尔、克罗齐诸人一直到现在，都把美学看成只是一种认识论。一般只从反映观点看文艺的美学家们也还是只把美学当作一种认识论。这不能说不是唯心美学所遗留下来的一个须经重新审定的概念。为什么要重新审定呢？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把文艺作为生产实践来看，美学就不能只是一种认识论了，就要包括艺术创造过程的研究了。”［2］70
朱光潜惊天动地的这一问本该在几十年前就可以做到，只不过现在换了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把这一问题重新挑明罢了。对于朱光潜的这一拷问，学术界在当时反应是很迟钝的。这说明当时论战的对方还停留在实体化的旧玄学的囹圄之中。再经过十年文革，到了80年代有了转机，朱光潜庆幸不仅仅是在马克思实践美学的研究中找到了和他早先突破主客二元思维架局的某种结合点，而且他进一步从马克思逆向追溯到克罗齐、黑格尔、歌德，乃至历史学派的老祖宗维柯那里，他惊喜地发现，在维柯那里不但能找到马克思的实践观的萌芽，甚至有和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观、人与自然统一的学说某种千丝万缕的关联。朱光潜正是通过这种“三合一”的契合完成了他自然观的第二次飞跃。
这里把晚年的朱光潜研究维柯和马克思以及和中国传统知行合一观的整合系统分两个层次说明：
第一层，朱光潜早年说美既不在心，也不在物，是心与物媾合的结果。由物及我（内模仿）和由我及物（移情）是互动的，它要经过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相互作用。由于朱光潜把神经筋肉的运动也看成一种“行”，甚至脑髓的精细运动也属于“行”。这样，美感经验的“知”也同时是与“行”的合一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和王阳明以“心”体统合知与行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朱光潜的“心”尚未突破传统认识论的范围，而王阳明的“心”是人与自然关系中整体“人”的“本心”。因此，我们前此说明朱光潜在《生命》里透显的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融贯说还多少有些不彻底，换言之，还多少有认识论侧重“眼”之“心”而非本心之“心”的特征。这也是朱光潜要坚持将西方科学分析精神（尤其在美感经验的认识论范围内）来整理国故所难免的纰漏。不过，当朱光潜接触到马克思和维柯的学说后，似乎开始改变了原有的直观（认识论）态度，从实践和历史的意义上去发掘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第二层就是朱光潜通过研究马克思和维柯，已经意识到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所谓主观派和客观派都割裂了“知”与“行”，而贯穿维柯《新科学》的主线“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强调的恰恰是“知”与“行”的统一。维柯讨论“部落自然法”的“自然”意谓“天生就的”而非“勉强的”（人为的）。西文“自然”既指客观世界（对象），又指主观世界（人）。朱光潜说：“把心与物（主观与客观）本来应作辩证观点统一起来的互相因依的两项看成互相敌对的两项，仿佛研究心就不能涉及物，研究物就不能涉及心，把前者叫做‘唯心主义，后者叫做‘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成褒词，‘唯心主义就成了罪状。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误解nature（自然）这个常用的简单词。”［3］他又说：“nature这个词本义为生育或产生，中文古语有‘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化育也就是生育，所以经过自然生育出来的一切都是自然或本性。维柯强调一切法律或制度都来自自然本性。物有物的本性，心有心的本性。在重视‘自然这个意义上维柯是既唯心而又唯物的，因为‘心与‘物都是自然生育出来的，都服从自然的规律。”（朱光潜未曾发表的维柯《新科学》中译名说明。）
由此可见，朱光潜对“自然”的诠释已经不单单是放在西方传统亚里士多德“对象化”追求自然终极因的那个意义上，而是把“自然”看作“人的实践”不可分割的历史构成。何卫平先生在《光明日报》理论版（2011年2月15日）发表的《人文主义传统与文化哲学——以维柯为基点的两个层面透视》一文说：“在古希腊，甚至在维柯那里，理论和实践远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对立，理论也是实践。”。其实，朱光潜早在1946年《新思潮月刊》第１卷第４期上撰文《几个常见的哲学译词的正误》里，就对把与theory相对的practice译成“实用”表示反对，他说：“中国哲学中本有‘知与‘行的分别，这恰恰相当于theory与practice的分别。我们放弃这有历史根源的人人都易了解的‘知‘行二字不用，而用‘理论与‘实用二字，不必要地引起一些误解，这不能不归咎于翻译者的疏懈。”［1］222朱光潜晚年在校译“费尔巴哈论纲”的注释中把“practice”译成“实践”，实际是以“实践”对应中国传统的的“行”，以“理论”（theory）对应中国传统的“知”的译法。从此可知，朱光潜完成了他对“自然”观的第二次认识的飞跃。お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5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0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702.
（责任编辑吴勇）
读朱光潜《谈美》有感
美，何谓美？
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只要能够形成良好的视觉效果的事物都是美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不由得感叹某些事物或者人“美”。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所想的并不是真正对的呢？到底什么样的事物才能称得上没呢？美具有哪些特征呢？我们该如何审美以及培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呢？
读了朱光潜的《谈美》之后，才对“美”有了真正的认识。
朱光潜先生美学思想的核心观点是美不在心，即不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中，也不在物，即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中，它在心物的关系上。朱先生把这种观点简约地表述为：美是物的形象，或者美是意象。这种观点朱先生在早期和晚期是一以贯之的。
《谈美》无疑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朱先生清新的文风，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审美享受。
整篇文章给人一种轻松的氛围，许多言论的提出，都伴随着许多比喻和例子。对于《谈美》其精辟、客观的分析和论证实为欣赏，称赞。
一、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作者在此段中谈及人们对事物的不同态度，或者说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其观察事物的立足点就不同，同样的事物在不同心态的人的心理或视觉上都会有其独特的反应。一棵古松，木材商是商业的心态
去看，科学家是研究的心态去看，而画家用欣赏的心态去看，古松在他们三类人眼里显现了三种效果，只有画家不是从“用”的角度去看，而是如朱先生讲的：“无为而为”的欣赏眼光去看，欣赏的同时也赋予了其画家内心世界对古松的完美概念。“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要把实用的态度丢开，把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审美的态度去看待事物。美不具有功利性，真正能触动你我心灵深处的唯有那些给予美好情感的事物，他们指引我们的灵魂、净化我们的思想。
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俗语讲：“距离产生美”。美的欣赏是要有距离的，近了，容易迷惑；远了，又看不清。朱先生在此明确的指出了艺术和生活的距离。真实世界笼罩了雾、雪或雨就容易给人们另外一种联想，其状态使真实世界同你我之间产生了距离，因而有了古往今来的诗情画意等及赋美感的意境。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应该也是其中道理。艺术是主观的情趣、感觉，而又有些客观的控制和设计在其中，太过接近真实容易使人产生功利心，太过主观也不容易让人理解，毕竟艺术是给人们欣赏的。
人们对于熟悉的事物总是容易忽略它的美，因为太过熟识没有了距离感和神秘感，容易从实际生活中的利害关系出发看眼前的事物，而新鲜的、不了解的事物有距离感就容易产生美感，这也如同《围城》般的效果，我看你的好，你看我的好，无非是因为有距离，有神秘感而迸发出美感，使人向往。
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宇宙的人情化
这里引用《庄子.秋水》里的一个小故事说明了人的美感体验的道理，即：美感体验即是人的情趣和物的姿态的往复回流。人的认知有时是伴随人的主观情趣来判断事物的。那么这种主观的情趣对事物进行判断就是“移情作用”，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情绪映射到身边的事物中去。如同朱先生讲到在欣赏古松时，除却古松的外形引起的造型美感还有个人对古松的内心欣赏情趣也会使古松的美感里含有欣赏者的个人认知经验在里面，也就是说人的美感经验不是单独的由事物本身或人的主观情趣独立产生，而是两者的结合造就了人的美感体验。
四、“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美感与联想
这是多么优美的意境，罗裙飘飘，芳草凄凄，这样我们不禁联想到罗敷，诗文中美丽的女子。联想是偶然的、杂乱的、无序的，而美感的东西是一定的有序的，有结构的、抽离出来的，有形式相伴的和谐状态的东西。美感体验可以使人产生对事物的联想，而单纯的联想不能算做美感体验。朱先生提到：美感是一种直觉，一瞬间的感受。而联想漫无飘渺，浮想联翩，带给人无限的想象和美感体验。
五、“情人眼底出西施”——美与自然
美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朱先生在此提出美是物的物理属性和人情心理活动对事物产生的一种态度。单独有自然物理属性而没有人的感性心理直觉――美也无从产生。自然在经过人的心理感觉加工后产生了美感，不同的经验会产生不同的感觉，美的欣赏是对自然的一种再加工、再创造。个人情趣不同衍生出的结果就不同。俗话
讲的“情人眼底出西施”的道理，如同朱先生所讲是人们经过人情化、理想化的一种心理活动结果。这种结果就是不同人的主观的审美经验加上理想化即人情化产生的结果。美和自然也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关系，美感没有自然的物理属性就无从产生，而物的物理属性没有人的理想化即人情化加工也无法衍生出美来。
七、“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
1.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泛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2.毫厘之差，微妙所在。 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造化。把这种生命流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
3.“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在此，生活的妙处也在此。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的情趣，便出现怎样的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谐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
4.他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
5.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严肃而不知豁达。
6.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心时就已经是一美感对象了。
浅论朱光潜《谈美》的文艺思想（节选）
□唐 乐
美本是虚无与缥缈的，如何去理解美的内涵，朱先生给我们举出了一个相当生动的例子，对于古松的看法，分别是实用的、科学的、审美的。在前两种态度中，人与物发生了实际效用的联系，是探求物的实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古松即成木料和显花植物，它的存在并不是独立于人的需求之外，这样就无法欣赏到古松的美感。朱先生谈到只有人与物不发生实际效用的时候，人才能真正去欣赏事物所具有的美感。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说明对于美感等人生境界的追求必须要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需求被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这势必要求对于美的期望与欣赏不能带丝毫世俗的杂质。但究竟什么是美？怎样发现美？朱先生提出了一些先决条件。首先，就是审美对象和实际人生的距离，这距离也有很多种，例如，与审美对象所接触的时间、处于何种位置观察审美对象等，都会决定我们对于审美对象的态度是欣赏还是厌恶。“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对审美对象最佳距离的寻求可以说是对审美对象了解的过程，这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当我们对于审美对象太过熟悉或太过陌生的时候，都不能准确地去欣赏。其次，是欣赏与表达的距离关系。审美是一种于精神内化的情感体验，欣赏的结果大多是审美者的精神产物，怎样表达出来？方法便是审美者的理性思维与感性情感的分离。让理性的思想跳脱出感性的审美，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去观察审美过程作用于情感上的变化，而后通过语言、音乐、绘画等等途径表达出来，这就是艺术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发现美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朱先生又解释说明了审美感受的形成过程中演绎出的变化。在人的审美过程中，主观带有的几分创造性会融入对客观事物的接受过程中。“极平常的知觉都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对进入思维的外界事物的形象，主观思维的创造性造就了千变万化的情感体验。但客观事物终究是固定的，好比山就是山，千百年来它也不太会变化多少。人在欣赏客观事物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宇宙的人情化”，而这种情感的生成又需要“移情作用”。“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相同的情感。”在不带功利色彩的情况下，对客观事物赋予情感，喜怒哀乐的演变也就让客观事物时时处处充满变化与新奇，对于客观事物的审美挖掘也就能够做到生生不息，因为对于相同的事物，每个人对其所赋予的情感都是不一样的。无论是欣赏自然美还是艺术美，唯有将“我的兴趣和物的情趣回环往复”，才能将自我的感觉、知觉外射到客观事物上去。
在谈到考证与欣赏的关系时，朱先生列举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例子，提到自幼爱好文学，留学之初以为文学批评的课程可以学习到审美鉴赏方面的知识，不料老师却重视所谓的版本考证，这和他的求学思想大相径庭。其中朱先生列举出学习到的关于莎士比亚的文学批评，只有不断的作品版本、写作来源、作者生平等有关考据学的知识。在朱先生看来，文学批评的要点不在作品的写作背景研究，而在作品本身。西方的文学写作背景考证就与朱先生所理解的文学批评有很大的出入。朱先生认为对于文学作品中“美”的欣赏应该是不带现实需求的独立的纯精神思考，这样才能看到作品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价值。这种独特的精神价值应该是作品所营造的意境，而这意境的营造是要借优美的文字；通过阅读在人脑中由思维而产生的虚幻“实景”就应该是欣赏的过程。欣赏的过程本身不带任何实用的、功利的因素，只关注作品本身及其借由文字所营造出的特有“实景”。
朱先生认为，过多的考据学知识的运用便削弱了这样一种纯粹的审美意识，因为在对背景的考证中，一种实用的思想就会侵入审美过程。如果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过多的考证是不是就会削弱“哈姆雷特”的万千变化，他的形象会不会因此而变得固定，没有了变化？审美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我与他人所见相同，但内心的感受不同，在头脑中幻化出的世界也不相同，这才是审美的真正内涵。考据对于审美是有帮助作用的，朱先生也肯定了这一点，但这不是欣赏的本质。“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的知识。历史的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了解是欣赏的预备，欣赏是了解的成熟。”考据可以说是欣赏得以进行的前提，但一味地考据会扼杀思想的创造、束缚思维的散发与延伸，从而将欣赏限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这是与审美当中的创造性背道而驰的。
考证的态度是冷静的、经过反复思考的，但审美欣赏的态度是凭借思维创造性。这两者都是审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考据批评不是欣赏的全部，但是欣赏包含着考据批评。
（选自《学理论》2014年第32期）
读后一思
《谈美》一书完整表述出对于“美”这一概念在人的主观情感中产生的完整过程以及如何去追求美感和追求美感的最终结果，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书中指导意见去评述周遭的事物的方法，也为我们深入理解文艺作品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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