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法的名词解释（精选8篇）
法(拼音：fǎ)是汉语通用规范一级汉字(常用字)。法古字写作“灋”，最早见于西周金文。“法”本意是法律、法令。它的含义古今变化不大，在古代有时特指刑法，后来由“法律”义引申出“标准”、“方法”等义。现代汉语的“法”多指由统治者(统治集团，也就是政党，包括国王、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并管理国家的目的`，经过一定立法程序，所颁布的一切规范的总称。
2014年12月19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主办的“汉语盘点2014”年度字词今揭晓， “法”被列年度国内字。
(一) 自由、独立于平等———1950年婚姻法
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 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已经被宣告彻底的消除,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的旧道德、旧伦理、旧纲常已经被新的婚姻制度所取代。这一部《婚姻法》第一次将自由、独立以及平等思想引入到了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之中。
1950年《婚姻法》总共有8章27条, 取消了包办买卖婚姻、对婚姻仪式做了简化, 废除了男尊女卑以及漠视子女利益为特征的封建家庭制度, 确立了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以及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为原则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使得男女当事人第一次成为了自身婚姻的主宰。因此, 1950年婚姻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一部婚姻家庭法, 它的锋芒直指婚姻家庭领域的封建制度、封建习俗以及封建思想,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家庭领域破除封建, 从而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扫清障碍, 并且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可以说, 我国现代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基石就是1950年《婚姻法》。这一部《婚姻法》给中国社会婚姻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甚至可以说是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有一场革命, 它所确立的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也是后续的现代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最基本依据。
(二) 回归凡俗家庭———1980年婚姻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经历了许多磨难的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而对于婚姻家庭关系而言, 进入到八十年代, 也就意味着婚姻家庭关系的政治化正式宣告结束, 同时要做好面对国家的经济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洗礼和冲击。在这种背景下, 已经实施了30年的1950《婚姻法》已经越来越表现出它与新的时代的不适应。1980年新的《婚姻法》颁布, 可以说是顺应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及国家经济结构变化的必要举措, 是一部承上启下,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婚姻家庭法。它相较于1950年《婚姻法》的进步主要是体现在夫妻财产、计划生育以及夫妻感情破裂的离婚条件方面。
1980年《婚姻法》将夫妻财产规定为法定财产制以及约定财产制两种, 并且规定以法定为主、约定为辅, 如在其第13条中就有如下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除此之外, 对于离婚财产以及债务的分割, 则规定可以通过协议处理或者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决。
计划生育政策在婚姻法上的体现也成为了1980年《婚姻法》的一大特色, 在该法第2条以及第12条明确将计划生育规定为夫妻双方的法律义务。一方面, 这一政策使得妇女从无节制的生育之中解放了出来, 提高了婴儿的素质, 改变了妇女的生活地位。另一方面, 也使得国家人口增速得到了控制, 有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 1980年《婚姻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离婚案件的审理应该调节, 如果感情确已破裂, 应准予离婚。这意味着“感情确已破裂”开始取代“婚姻破裂”这一含糊不清的概念, 作为了离婚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现代婚姻家庭法律已经从离婚的角度来肯定婚姻的实质。
联合国1975年世界妇女大会明确地提出“所有国家政府应当成立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的建议, 并将1975-1985年规定为“联合国妇女十年”。1979年, 联合国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以下简称《消歧公约》) , 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规定了妇女享有的权利, 提出了“妇女的权利即人权”的重要见解。中国政府作为《消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有义务承担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促进妇女发展的责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以宪法为依据, 我国《劳动法》、《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对妇女的“四期”保护和对妇女禁忌性劳动做出了特别规定;我国《刑法》规定了针对妇女的特殊犯罪类型等。为了履行对《消歧公约》所作的承诺, 我国于1992年专门颁布了《妇女权益保障法》。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 提出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主流, 以推动妇女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国务院2001年5月颁布实施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2010) 。中国政府正在为实现男女平等做出不懈的努力。但我们必须看到, 我国虽有些法律已针对女性的生理特点做出了一些特殊规定, 具有一定社会性别视角, 然而还有些法律却是中性的。在这些中性的法律中, 对男女两性在法律上权利义务的规定都是相同的, 看不出对女性有任何歧视。但如果从社会性别平等角度来审视, 某些对男女做出同样规定并同样适用的法律制度, 其施行的结果并不能真正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法律保护。
因此, 要真正消除男女间的不平等, 实现对女性权利的平等保护, 在公共政策包括法律的制定中应当具有社会性别视角。本文拟以公共政策 (注:公共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公共政策指的是政府等决策部门对公众利益行为的规制和分配的措施。
(三)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2001婚姻法修正案
经过20年的实践, 已经证明了1980年《婚姻法》是有助于维护平等、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并且促进社会的稳定的, 而该部法律规定的关于夫妻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基本被证明是正确和可行的。但是, 20年的时间里, 我国的改革开放持续深入, 经济发展一日千里, 婚姻家庭关系也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新情况需要解决。尤其是在夫妻财产、夫妻忠实义务以及家庭暴力等问题方面进行了细化的规定, 以回应现实需求。
2001婚姻家庭法修正案首先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以及个人财产的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 使得婚姻财产制基本完善, 并且基于夫妻忠实义务以及夫妻对家庭的贡献, 确立了离婚时的过错赔偿制度。
将反对家庭暴力正式写入婚姻家庭法之中, 也是本次的修正案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意味着在法律上, 夫妻之间的暴力伤害已经有法可依, 不再是简单的“清官难断家务事”了, 这对于保护妇女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 查遗补缺———婚姻家庭法司法解释的发展
我国的现行婚姻法是以1980年《婚姻法》为基础, 经过2001年的修订, 并结合婚姻家庭法解释的。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正式施行, 该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无效婚姻以及损害赔偿等问题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解释。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颁布, 该司法解释继续完善了对无效婚姻进行了规定, 并且着重对夫妻财产问题进行规定, 使得夫妻财产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更为容易区分。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主要集中解决亲子关系以及夫妻财产关系的问题, 尤其是当前最为关注的夫妻房产问题, 除此之外完善对生育权、家庭暴力等相关问题的规定。
二、中国现代婚姻家庭法发展的几点启示
纵观我国现代的婚姻家庭法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 婚姻家庭法的发展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
从我国现代婚姻家庭法发展的几个时间节点来看, 婚姻家庭法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生明显变动都有着直接的关系。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也改变了社会关系结构, 婚姻家庭法的颁布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1980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二年, 生产力从过度紧张的政治生活之中得到完全的解放, 在社会生产力急速发展的情况下婚姻家庭关系也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解决, 新的婚姻家庭法应运而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程度, 旧有的婚姻家庭法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时代的需求, 2001年的修正案也是顺势而行。这一方面说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方面同样适应,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社会的发展必然需要稳固的婚姻家庭关系作为后盾。
(二) 婚姻家庭法的发展需要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
从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发展历程来看, 从1950年到今天一共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 第一次是在1980年, 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 颁布了新的《婚姻法》。另一次是在2001年, 只是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然而, 在60多年的时间里, 我们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婚姻家庭理念, 彻底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影响, 同时有力促进婚姻的自由和平等, 婚姻家庭整体上和谐、稳定。这说明, 在婚姻家庭法的发展过程中, 要非常重视其稳定性, 不能够朝令夕改, 要注意法律对于婚姻家庭的影响。
除此之外, 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的阶段, 出现的新问题的实际情况以及数量, 要适时通过修正案、司法解释等方式, 对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和补充, 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三) 要更注重独立、自由和平等价值理念在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男、女的性别差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已经越来越小, 男性和女性对于社会的贡献也开始逐渐趋同。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思想上, 女性都已经具备了高度的独立性。在这种背景下, 婚姻家庭生活中男女性对于自身的独立、自由以及平等的诉求就会越来越大。因此, 要维持一个稳固的婚姻家庭关系, 婚姻家庭法必然要更为重视独立、自由和平等价值理念的实现。这一点在几次的婚姻家庭法修改以及司法解释之中也能够发现明证。而这也必然是未来婚姻家庭法发展的趋势。
三、结语
新中国婚姻家庭法经由以1950年《婚姻法》为标志的初创、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停滞、以1980年《婚姻法》为标志的恢复和发展, 至9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婚姻法》为主干、以《收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为配套、以其他部门法相关规范和各个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渊源为补充的分散化结构态势。与此相伴随, 法学界关于修改婚姻家庭法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拉开序幕, 90年代中期趋于共识, 至今已提上立法工作议程, 初步完成了“专家试拟稿”, 并正在展开讨论。婚姻是最为神圣的一种人类社会的关系, 它使得没有血缘, 没有人任何其他联系的人最终结合在一起, 并且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一直以来, 婚姻家庭法律制度都是人类法律调整的重点, 对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重视, 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的整个社会人伦关系的重视和保护。理性而科学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文章通过回顾我国现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总结出了几点婚姻家庭法发展的规律, 认为独立、自由和平等价值理念的凸显必然是未来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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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解释；目的解释；价值；限制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5—0102—02
目的解释是指按照法律规范的目的来确定法律的最终含义的法律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的最早制度形式可追溯至英国16世纪的除弊规则，即法官在适用成文法时要注意到成文法所欲弥补的法律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并且当议会制定的成文法未能弥补普通法的弊端时，法官在解释成文法时就应该努力去弥补。从法律思想史来看，耶林最早在其著作《法律的目的》中论述了目的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将目的确定为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一些国家的法律解释法中已经承认目的解释法。
一、目的解释法的价值
目的解释法把法律规范的目的作为阐释和说明法律含义的指导，因此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逃离法律的字面含义，可以修正形式主义法学的不足。形式主义法学以维护严格法治为目标，认为法律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规范体系，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法律体系内找到答案，法官的推理过程也被简化为单一的三段论推理。但实践和理论都证明法律并不如形式主义法学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实际上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和语言本身的有限性，法律不可避免地具有种种缺陷和弊端。首先法律具有滞后性，法律是为人们未来行为设置的规范，因此法律从公布之日起就有滞后的危险；其次，法律具有僵化性，法律是概括抽象的，而社会生活是处于永恒的变化中的，面对鲜活的生活，法律难免始料不及；再次，法律具有模糊性，语言本具有多义性，再加上立法者对语言驾驭能力的有限和立法者的疏忽，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法律就可能出现词不达意、歧义的情形。以上缺陷都导致如果墨守法律条文的文字含义，法律问题将无法解决或得不到适当的解决。而其他法律解释方法如原则解释法、当然解释法、体系解释法、社会科学解释法、比较解释法都是以法律的文义为基础，目的解释因其对文义一定程度的超越便具有其他法律解释方法不具有的功能。它可以使法律解释者参照法律规范的目的，快速排除各种不适当的解释，确定法律的最佳解释。具体而言，目的解释具有以下功能：
首先，目的解释法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法律漏洞的出现可能有多重原因，如立法者的疏忽和局限或者社会生活的发展超出了法律的涵盖范围。此时，如果法官牵强地运用文义解释方法的话，可能使法律的解释结果严重脱离文字的通常含义，给人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和强词夺理的感觉，这是不利于法律的权威和法律信仰的培养的。运用目的解释法的话，“法官等法律人能确立符合正义的目的时，目的直接就成了法源，直接起漏洞补充的作用。”[1]
其次，消除条文的不确定性含义的功能。在法律条文含义不清、适用文义解释又不能厘清时，目的解释法可以帮助法官等解释者从多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一种适合本案的含义。法律条文含义不清有以下两种情况：1）法律条文作出的是原则性解释，从中可以发现多种解释，具体内容必须由法官根据事实确定。例如，法律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守善良风俗，但在一个案件中存在多个善良风俗，具体在本案中应该实用哪一个则可以由法官根據法律规范的目的作出选择。2）条文含义含混不清，甚至可能包含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法官根据法律目的进行解释可以厘清法律的含义。
再次，目的解释法具有在个案中修正文字含义的功能。在少数情况下，法律虽有规定，而且含义清楚，但由于案情特殊，严格适用的话将导致个案不公。“法律常常在获得一般正义的同时丧失了个别正义。”[2]协调这种矛盾可以用多种方法，但目的解释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如三段论的说服力仅仅在于其形式上的有效性，它并不能解决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冲突。这就是说三段论的形式理性可能与法律目的及法律外的其他目的发生冲突。为了使判决不背离法律的目的，就要求法官平衡正义与法律的部分冲突。法律规则的严格性有时可能与法律的目的对立。为了使正义最终获得实现，就需要法官等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来完成。
二、目的解释法的缺陷与限制
因为目的解释方法根据法律的目的对法律进行解释，而法律的目的是多样的，有法律的目的、立法的目的和社会的目的，所以目的解释方法赋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不确定的目的成为了判决的依据，因此目的解释方法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对法治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有必要对法官运用目的解释方法作出合理的限制。对目的解释法的限制有多种，以是否表现为正式的制度为标准可分为两类：目的解释法的制度性限制和非制度性限制。
（一）目的解释的制度性限制
对目的解释法进行有效限制的首要方法是制度，因为制度是正式的、长效的、有保障的规范机制。目的解释法的具体制度性限制因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权力制度的分工配合机制。“如果法院致力于完善的民主政权，即法院遵循法治原则，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允许根据其他领域制定的规则作出各种判断，那么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权力是合法的。”[3]现代法治国家中，权力制衡观念已深入人心并且在一系列制度中得到了贯彻。具体就目的解释而言，立法者通过成文法所直接表述的规范条文，本身就是一种对司法权的限制，也能够形成对目的解释范围的限制。第二，诉讼程序中的制度运行。诉讼程序在现代法治中具有重要地位，它通过对诉讼外因素的阻隔和内部各方平等协商对话实现案件的公正解决。对目的解释而言，诉讼过程中律师、检方、当事人各抒己见，他们的言论一方面可以使法官兼听则明，不至于走极端。另一方面，律师、检察官、当事人的意见如果合法合理，必然会对法官产生一定影响。如果法官固执己见，不考虑其他方的意见，其他方不能接受法官的目的解释，就可以行使上诉权或申诉权，通过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进行审查监督，这是司法权力内部的制约。可见诉讼程序内部是一个诸因素相互制约的整体，法官虽然最后可以作出独断的决定，但在决定过程中要考虑各种因素以使自己的判决能够说服各方，而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第三，司法权其他制度的间接作用。虽然判决是由司法权的运作直接产生的，但司法权相关配套机制也会间接地影响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比如法官高薪制，法官不易受金钱诱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良心独立作出目的解释。
（二）目的解释的非制度性限制
上面分析了在司法制度内一些因素对目的解释的各种限制，事实上一切可能作用于法官本人身心的因素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法律解释以及司法判决，正可谓“一切皆有可能”。下面几方面的制度外的因素也会对目的解释构成制约。
第一，立法目的的限制。立法目的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试图通过将要制定出来的法律达到的效果。立法目的有的明确规定在法律条文中或者可以通过具体条款推导出来，有的则需要根据立法准备资料或其他辅助资料去发现。根据权力制约理论，作为司法过程的目的解释應当遵守立法的目的。而且相对于司法中解释的不确定性，立法目的较为明确。当然，通过立法目的来限制司法过程中的目的解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立法目的可能有多个而且这多个之间可能对立冲突，因此让守法的法官无从下手同时给了腐败的法官以可乘之机。
第二，法律解释方法之间关系的限制。目的解释法只是众多法律解释方法中的一种，面对众多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官应该如何选择，学者们还没有设计出一套理论，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固定的做法。但普遍认为文义解释法应优先于目的解释法，只有通过文义解释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法官才应考虑目的解释法。“法律解释必须首先从文义解释入手，且所作解释原则上不得超出可能的文义。这是维护法律稳定及权威的必要手段。”[4]文义解释在整个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中具有优先性，这一点已经成为研究的共识。
第三，民意和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和干预。在交通和通信发达的今天，舆论和媒体的影响已经成为法院和法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众多案件中我们也看到了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是如何深远，司法独立在强大的舆论面前是如何脆弱。“公众舆论的背后是人类的欲望、希望和要求，它们通过人类本身使人类感到它们的存在，并使它们在司法中、在撰写法律著作和立法史中有所作用。这样，如果我们要充分地了解它的话，我们就不能忽视在这个过程中积极行为的人。”[5]司法从功能上看是国家公权力制度化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方式，如果判决与社会舆论差距太大，司法解决纠纷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而且长此以往司法权威也会受到消极影响。但司法并不能唯社会舆论是从，因为民众对案件的了解是片面的，而且从思维方式上看，民众习惯性的是进行情绪表达和道德审判，而这与理性和法律的司法过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对法官综合素养的考验了。
三、结语
目的解释法是一个利弊都十分明显的法律解释方法，从积极方面讲，它可以弥补法律漏洞，纠正法律在个案中的不公；从消极方面看，它赋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判决结果的可预测性下降。因此需要多种因素共同限制，才能合理发挥目的解释的功能。无论是从正式制度还是利用制度外因素限制目的解释，都需要各个因素之间以一种和谐共进的态度处理相互关系，整体性地指向同一目标，最大程度地发挥目的解释法的优势并克服其弊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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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
1、家庭：以婚姻为基础，以血缘谓纽带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最小的细胞。
2、家庭教育：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由家庭里的长者（其中主要是父母）对子女其他年幼者实施的教育影响。
3、家庭结构：家庭诸分子（即家庭成员）不同的层次和序列的结合。
4、家庭经济状况：指家庭经济收入多少，生活水平的高低、家庭经济的来源和支配等等。
二、简答
1、封建家庭教育思想观念在今天的家庭中有哪些影响？
封建社会的家庭教育具有优良的传统:①重视早期家庭教育。甚至还注重实行胎教；②重视家长以身作则，给子女做出榜样；③反对娇惯、溺爱，主张严格要求；④重视思想教育和行为规范；⑤坚持教子必先治家的原则等等有一影响，至今影响我们。
2、确定家庭教育目的的依据? ①家庭的根本利益②家长的经历和对社会生活的体验③家长的思想文化素质④家长的职业
⑤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⑥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
总之，家庭教育目的的确定和提出其依据是多方面的，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3、教育子女中如何运用惩罚手段？ ①首先必须端正批评惩罚孩子的目的；②批评惩罚必须公正合理、恰如其分；③批评要讲究方式方法④惩罚不是体罚⑤正确对待和运用“自然后果的惩罚”⑥运用惩罚手段要慎重。
4、独生子女教育的重要性? ①独生子女教育关系到国家的未来；②独生子女教育关系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③独生子女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④独生子女教育关系到学校教育的成效；⑤独生子女教育有待加强。
三、论述题
1、家庭教育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结合自己的成长过程）
家庭教育是家庭中长者对子女的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始终离不开来自父母的家庭教育。
子女从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接受了早期家庭教育——“胎教”，为胎儿出生之后的健康成长发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孩子出生后，父母的抚摸、亲吻、照顾、情感的交流就能使新生儿产生强烈的反应，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个人出生以后家庭教育的开始。到孩子成长到3-6岁的婴幼儿时期，是孩子成长和身心发展的速度期和智力发展的关键期。孩子缺乏独立生存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他们离不开父母的照顾，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只有父母是孩子的保姆，是孩子首任教师，是生活的第一个指导者，是走向社会的最初引路人。婴幼儿时期的孩子可塑性很强，父母的要求是他们生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父母对周围人的评价态度，成了孩子评价是非的依据。
一个人小时候接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因此来自中国的家庭教育较多的倾向于“早期教育”。因为早期教育对个人的思想品德成长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人的智力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也表明了早期家庭教育对个人成长中的作用极大。在一个人成长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家庭教育对个人的成长作用，还应看到终身家庭教育的作用。
子女逐渐成长，思想逐渐成熟，独立意识较强，思考能力也有所提高，在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后，遇事有一定的独立见解。对家庭教育逐渐减弱，但是鉴于子女与家长的特殊关系，在升学、就业、入党、恋爱婚姻关系上还会依赖父母，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对子女来说仍有很大的权威性。
第一条 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十条规定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条 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第三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第五条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第六条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七条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配偶有虐待、遗弃等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益行为,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依照特别程序要求变更监护关系;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九条 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第十一条 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
第十三条 离婚时夫妻一方尚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另一方请求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养老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缴付养老保险费，离婚时一方主张将养老金账户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实际缴付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第十五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起诉离婚时另一方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后另行起诉。
第十六条 夫妻之间订立借款协议，以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一方从事个人经营活动或用于其他个人事务的，应视为双方约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时可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处理。
第十七条 夫妻双方均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过错情形，一方或者双方向对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 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
《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条文中的“孳息”是民法概念。学理上一般认为：孳息是指因物或者权益而产生的收益。孳息又分为法定孳息和天然孳息，例如：存款、借款产生的利息等属于法定孳息，作物结出的果实，动物产生的蛋、奶、毛等属于天然孳息。
“自然增值”，则是指财产因市场、经济形势变化而引发的价格上涨。例如：房屋因房地产市场波动而增值，收藏的邮票因存世量减少而增值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增值都属于自然增值。
实际上，在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孳息”和“自然增值”通常被理解为：“无须人力扶持、参与等所致的增值”。这也就是说，在有人力扶持参与的情形下，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也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依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以及《婚姻法解释二》第十一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
。。”
可以认为，凡是夫妻通过一方或双方的劳动、生产、经营、投资等行为而取得的收益，一般都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例如：夫妻一方婚前有果园百亩，婚后经营果园所得大量果实虽属孳息，但仍应认为是生产、经营之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或夫妻一方婚前出资成立公司，婚后经营公司有方，其所持股份增值的，该增值部分应认为是生产经营收益，为夫妻共有；夫妻一方用个人财产在婚后投资股票或房产获利，其财产的增益部分属于投资所得，亦为夫妻共有。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全文分为8章,包括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及附则,共27条。内容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同时涉及家庭关系方面的各种重要问题。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原婚姻法自新法施行之日起废止。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正后的《婚姻法》全文为6章,共51条。现行《婚姻法》就是根据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订而成的。
但仅有《婚姻法》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法律的适用当中还需要运用到法律解释。为什么要对法律进行解释呢?其原因是多重的,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法律应当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只有稳定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法律的权威性。社会生活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社会发展异常迅猛的今天,法律解释就是调节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之关系的重要媒介之一。法律解释有很多种分类,按照解释主体的效力可分为正式解释和非正式解释。非正式解释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学理解释;正式解释又可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就是法律解释的一种,属正式解释,是司法机关对法律、法规的具体应用问题所做的说明。一般法院对某一案件在适用法律上所作的解释,只对该案件有效,没有普遍约束力。但最高法院所作的解释,对下级法院通常是具有约束力的,违背宪法与法律的司法解释无效。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所做出的司法解释,对下级法院通常是有约束力的。
现实中我们通常使用的是《婚姻法解释(三)》其全称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司法解释。在《婚姻法解释(三)》之前,还有着解释(一)和(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于2001年12月2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2次会议通过,并于当天公布,自2001年12月27日起施行。其内容主要针对婚姻法修改后的一些程序性和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作出解释,包括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处理程序及法律后果、提出中止探望权的主体资格、子女抚养费、离婚损害赔偿等问题。2003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主要针对彩礼应否返还、夫妻债务处理、住房公积金及知识产权收益等款项的认定、军人的复员费及自主择业费的处理等问题。
然而近几年来,婚姻家庭案件逐年上升,尤其是财产纠纷案件中的房产纠纷,由于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各地在司法实践当中的处理不尽相同,以致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之下,与解释(一)和(二)类似,2011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解释(三)中主要涉及了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主张撤销结婚登记应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亲子关系诉讼以及夫妻双方共同财产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婚姻法解释(三)》中关于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的权属规定,引起了社会上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婚姻法解释(三)》的这条规定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争论,让我们以一个案件为切入点进行进一步分析。
2 关于适用《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的首个案例
该案例也是自《婚姻法解释(三)》出台以来,以其为依据所审理的第一个相关案例,其内容如下:
原告荆女士称,她与李先生于2006年8月16日登记结婚,婚后双方于2007年1月按揭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总价40万元。买房时,她没有北京户口,丈夫李先生有北京户口。由于涉案房屋只能由有北京户口的人购买,他们在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时,只记载了李先生的名字,荆女士的名字未能记载。原告称,买房时她和李先生共同支付了首付款,共同贷款,后来,两人以家庭的共同收入偿还贷款本息至今。如今,李先生提出种种理由想和她离婚,且拒绝在房产证上署上她的名字,具有独占房产的意思。为了维护自己权益,她请求法院确认自己对涉案房屋的共有产权。
被告李先生不同意荆女士的说法。被告称,涉案房屋首付款是自己的父母出资的,该房屋登记在其本人名下,是对他个人的赠与,他从未多次提出离婚。李先生认为,根据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有关规定,涉案房屋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他要求驳回原告的诉求。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李先生请来自己的母亲出庭作证。作为证人,其母亲说,是她主动要求给儿子李先生买房,她和老伴陪着儿子儿媳一起去看的房,总共给了儿子17万多元用于购房。荆女士不认可证人李母的说法,她表示婚后购房其父母也出资了,购房款中还有夫妻共同的存款。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阐述,这里可以将争议焦点集中如下。
原告荆女士:房子的首付和后来的贷款是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应为夫妻共有财产。
被告李先生:房子的首付是由自己的父母出资承担的,房子应为个人财产。
与此同时,被告李先生请来自己的母亲作证,证明房子的首付款确实是由其承担的,但是原告荆女士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首付款中也有自己的出资。也就是说,在证据可证明的范围内,事实部分应当认定为房子的首付是由李先生的父母出资购买的。那么在这样的事实前提下,法院的判决是什么呢?
围绕所引案例,我们可以明确得出,关于夫妻双方财产问题的规定应该是在现行《婚姻法》的第三章,也就是家庭关系的部分。
“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结合案例分析,李先生和荆女士在婚前并没有就两人的财产问题进行过相应的约定,也就是说,两人的财产纠纷应适用《婚姻法》的第十七、十八条规定。父母为子女出资购买房屋毫无疑问应当属于赠与,正如《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四)项中规定的,在婚姻存续期间,除特殊情形外,夫妻因继承或赠与得到的财产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第十八条规定的除外情形中,与本案相关的应当是第(三)项: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回到案例中来,虽然李先生的母亲作证,自己确实为儿子购房承担了首付款,但无论是在书面还是在口头上,都没有表明该首付款的赠与是确定只针对儿子的。照这种分析来看,被告李先生虽然证明了房子的首付款是由自己母亲承担的,但是其主张房子归个人所有仍然是不成立的,因为按照《婚姻法》的解释,一方父母对子女的赠与,如果没有确定只指向一方的话,仍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法院是这样判决的吗?
如果在《婚姻法解释(三)》出台前,恐怕法院的判决确实应当是这样的,但是《婚姻法解释(三)》中第七条规定的出台导致法院判决的转变。笔者将“解释(三)”中相关的法律规定引用如下:
“第七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看到这条规定,想必很多人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说《婚姻法解释(三)》引起了社会上此起彼伏的长时间讨论,同样的案例,《婚姻法解释(三)》出台前与出台后却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判决!最后让我们一同来看看法院最后的判决。
法院判决:房产归丈夫李先生个人所有。
丰台法院认为,涉案房屋是荆女士和李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但购房首付款系李先生的母亲支付,房屋产权登记在李先生名下,根据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有关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涉案房屋应当属于李先生的个人财产,原告荆女士要求确认为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不予支持。
不过,法院指出,由于在购房过程中所支付的税款及之后的房屋贷款,是原被告利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故如果以后原被告出现离婚情形,离婚时房屋所有权人应当给予另一方补偿。据此,法院判决驳回荆女士的诉讼请求。
3 对《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的分析
通过对上述案件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对《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最大的争议点就在于:“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与“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是否是完全可以对等的?在婚姻家庭法领域设定夫妻财产关系规则时,既应考虑能够实现形式上的平等,更应考虑能够实现实质上的平等,此乃保障实现法律平等价值的必然要求。支持方认为“《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所厘定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赠与财产之归属’的规则具有现实意义上的正当性。”而反对方认为,“对于婚后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若要作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则必须得有‘遗嘱或赠与合同’的明确约定,而不能仅依据产权登记名义来加以‘推定’。”
笔者认为,《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是有其正当性的。从法理的角度来讲,父母对子女婚后财产的赠与仍属于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范畴,赠与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果,那么父母出资为子女所购买的不动产是否应当归于子女个人所有就完全取决与父母的意思表示。按照德国民法学说,“表意人在为意思表示,经常不使用话语……而使用其他某种具有特定的,法律行为意义上的符号。这种意义,可以产生于约定……或者更经常地产生于交易惯例。”我国的《合同法》也遵循了这样一种学说,《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做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从这样一种分析来看,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不动产,并在产权登记中仅登记自己子女的名字,完全是可以推定为赠与合同仅针对自己子女的意思表示的。但是仅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还不够。
在中国来说,大多数的父母在为已婚子女出资购买房产的时候都不会进行书面的声明,明确自己的出资是只针对自己的子女的,而将子女的配偶排除在外。这既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也是一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中国人普遍是讲究“面子”的,尤其是在亲属之间更是如此,子女刚刚迈入婚姻的殿堂,与爱人如胶似漆,这样一纸证明未免太过伤人。但是客观的社会现实却不然,高速的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仅仅只有人们生活上的富足,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节节攀升、离婚率也是居高不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中特别是关于房产的规定就难免与现实情况造成了脱节,甚至造成了许多以结婚行为侵吞对方财产的恶性行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可以说是非常适宜的。以所引案件为例,李先生的父母为儿子购买出资17万元的首付款,虽然并没有说明该笔款项是只针对儿子的,但从情理上分析,明显这笔资金是为自己的儿子而出的,而不是才刚刚与儿子结婚没多久的媳妇。如果不出现纠纷自然一切相安无事,但一旦出现财产纠葛,李先生的父母自然是要维护自己儿子的权益的,这毫无疑问是当事人内心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能仅仅因为在当初没有“书面声明”而予以抹杀。
再以妇女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存续了上千年的“从夫婚”,也就是说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妇女是没有或者说是欠缺家庭主体地位的,其在家庭当中完全是从属于丈夫。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婚后操劳家务、赡养父母、抚育孩子,男方在家庭劳动中付出较少。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自然要对婚姻中的妻子一方给予更多的保护。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虽然个别农村偏远地区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但在更广阔的角度来看,男女平等早已经不是口号上的宣传了,妇女在婚姻中早已不再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夫妻双方往往都是在协商和平等的基础上分析家庭内外的工作和生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夫妻双方财产的划分就不能再以“保护女方”的借口而混为一谈,这不仅仅没有切实保护妇女的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还侵害了某些妇女的权益。
虽然说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人还是无法接受这样一纸生硬的司法解释,但当此类纠纷出现时,这样的一条规定恰恰真正地保护了更多人的利益,也为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早已进入到适婚年龄,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婚姻观念的变化,离婚率始终居高不下,并且大有节节攀升之势。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我国尤其是一线城市,房价与民众的生活收入严重不成比例,买一套房甚至成了一些人一辈子的追求,这就不难理解需要父母担心自己的房产会因子女失败的婚姻而付之东流。如同文章开始所提到的,在《婚姻法解释(三)》出台之前,由于案件的情况、地方的习惯、法官的个人素质等诸多因素,不同地区往往存在“同案不同判”的客观现象,这种现象无疑会导致我国司法公正形象的潜在威胁。《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尤其是第七条关于房产问题的规定为此类纠纷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司法依据,这对保障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夫妻间缔结婚姻,毕竟目的是为了共同生活而不是为了离婚。财产是为人服务的,没有了人的和谐,财产再多也不能使人幸福快乐,如何缓解人们对《婚姻法解释(三)》中相关规定的忧虑,促进婚姻、家庭间的和谐,也同样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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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妈妈曾对我说：“现在社会上违法乱纪的事那么多，我们还在那里教育孩子遵纪守法，将来肯定是要吃亏的！我的孩子现在淘得没边儿，我管不了，也想开了，没准儿将来比你们那些守规矩的孩子更有出息呢！”这话反映了一些家长的心理。
童话作家郑渊洁曾被一个犯了盗窃罪的14岁孩子質问：“你告诉你的孩子14岁以后每年只能偷一次、每次只能偷499元了吗？”郑渊洁感叹说，应该把他的家长抓进来，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责任告诉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此后，郑渊洁在《皮皮鲁和419宗罪》一书中写了一位年轻职员的犯罪过程，那个年轻人在死刑前反思说“现在我最痛恨的，是高考不设道德考试，光考语文数理化外语有什么用？”这两个犯了罪的年轻人的设问，所揭示的正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缺陷。我在全国未成年犯调查中了解到，多数孩子是在成为罪犯之后，才了解了法律的规定、法律的威严，才被法律唤醒。
守法是后天习得的行为，需要一个漫长的社会化过程。家庭、学校、社区、大众传媒等社会教化有两类，一类是通过道理的灌输，比如知识教育、舆论宣传等，教人明事理、辨是非；另一类是事实教育，即通过他人的社会行为影响并引领孩子。家庭教育主要是后一类。
对孩子法的启迪不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传达法治精神，了解法律底线，从小建立规则意识。比如一个经常跟着大人过马路闯红灯、跨护栏的孩子，很难有规则意识，很难自觉遵守更多的社会规范。再如，孩子对父母用钱物贿赂老师、领导习以为常，就容易盲目效法，过于看重金钱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作用，产生“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潜意识，日后难免经济犯罪。
家长要帮助孩子了解和遵守特定环境中的行为规范，不可为所欲为。首先要重视生活细节，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规则意识，从养成守秩序、服从整体开始，理解法治精神并产生对法律的敬畏。其次是在生活实践中学习、掌握和运用法律尺度，并以此为戒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再次，当孩子在日常生活小事上违反社会规范时，成年人制止不良行为可能转化为孩子自律的契机。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纠正，不良因素就会得以强化，进而发展为无视社会规范，甚至目无法律。
不可否认，当今社会上违规、违纪、违法的现象普遍存在，以放弃对孩子的正面法治教育为代价来适应这种不良现象，无疑是错误的选择。家长与其抱怨，不如正视现实，为孩子在家庭中创设遵纪守法的微观环境，与孩子共同学习法律常识、努力践行法律精神，这是其他任何力量都不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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