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精选8篇)
一、社会生态文明的基本原理
社会生态文明的基本原理是用生态系统的哲学统一性的观点和原理去认识生态发展中的本质问题,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用哲学的“科学的认知观”来看待社会生态文明的基本建设问题。自然文明与生态文明是基本相辅相成、统一辩证存在的。而人作为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个体,其基本的目的是建立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统一和谐的基本关系,在满足于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构建生态文明型社会,用清晰的逻辑辩证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变化,崇尚于基本生态世界的完整性,将生态文明价值观点运用到基本的社会发展当中,构建协调化的社会生态文明体系。
二、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价值体系
1. 树立清晰的生态思维认识
根据生态发展的过程总结有价值的思想认识观念,从历史中吸取养分,对生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案例进行研究探讨,并将社会生态建设的基本思路运用到基本的生态体系建设过程中,在满足社会生态文明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对社会生态文明价值体系进行多元化的思考,找到基本的逻辑链接点。
2.对思想观念进行准确的思想价值定位
树立客观性的生态哲学价值认知,从实际角度出发去看待生态社会发展的历史。对于生态文明发展长河中的著名事件及人物不能盲目随从,要深入研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历史的贡献,客观分析。对待生态问题在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经过认真思考之后再为实际应用。
3. 深刻认知生态哲学的历史发展规律
要深刻认识到生态哲学发展的随机性和无序性,遵循发展的规律。历史的结论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但是历史的经验一定是最有效的,纵观生态文明历史我们发现,目前面临的生态危机并不是因为人成了中心而导致的,而是在这个以人为中心的思路中因为现实的困难与人的操作不当出现扭曲,产生了一种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生态危机。所以在促进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对生态价值目标进行着重分析,找到关键思路,是构建社会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必要途径。
三、城市园林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辅成关系
1. 园林建设区域的选择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在城市园林建设的过程中,对园林建设的区域进行规划性布局,做好环境影响评价,不仅是提高园林城市功能的有效办法,而且也是落实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措施。在符合生态文明建设价值纲要的背景下,园林建设区域位置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园林与城市形态的配合度,在满足于城市发展功能的前提下,最大化地发挥出园林的城市点缀效果和城市休闲的价值属性,在满足于多元化城市空间发展的前提下,做好园林的整体规划设计,对园林环境及景物陈设进行提前布局,防止园林生态价值与城市功能价值矛盾局面的发生。同时良好的园林区域位置更加便于公众的放松与休闲,增强公众的生态价值享受,陶冶民众的价值情操,有利于引导公众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2. 园林情态体系的打造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在园林建设的过程中选好城市园林的位置,满足城市功能的发展是城市生态文明的第一要求,同时在生态园林建设的过程中,做好园林的价值情态体系规划,满足于园林立体化景物特色打造的需求对生态园林建设,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生态城市园林情态体系的打造首先要满足于园林的价值定位和城市功能的要求,明白园林建设的目的和园林建设的价值,树立清晰的价值思维,满足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其具体的情态体系还要满足城市园林的规划,选取什么样的景物作为园林的特色表现,以什么样的景物搭配原则来满足园林的视觉享受等需要。在生态园林情态体系塑造方面也要打造园林的.景物抒情意象,通过什么样的景物表现什么样的情感,以什么样的建造手法,打造独具一格的园林特色,最大限度上满足生态园林的城市功能定位,为更多的城市居民提供自然情感的价值享受。在民众享受其良好生态园林价值情态的同时,还要满足于自身愿景的渴求,激发民众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兴趣,共同为城市园林建设出力。
四、公众参与城市园林生态文明建设机制
1. 公众参与城市园林建设的机制
现代的城市公园是城市居民放松和心灵休憩的场所,是城市民众感受自然情调的重要平台。因此,在现代城市园林建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民众集中地参与进来,而且还需要结合民众的需要做好集中的景物设计建设。城市园林景观要根据周围的景观形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塑造。在塑造的过程中需要协调多方面的因素,人与绿地之间,人的灵魂与绿地之间,都要讲究协调配合,其具体的塑造方法取决于设计者对自然的感悟和设计者自身的文化素养。要构成一定的层次感,就需要与地域性的历史景观、文化景观、人文景观、进行充分的融合,通过一定层次的搭配,来构造视觉的景观享受,把人文气息、自然气息、景观气息充分地融合到一起,给人以唯美的视觉盛宴。
2. 公众参与城市主题图景的建设机制
城市园林生态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城市结构布局中主题图景的展现和主题景物的设计,在现代化城市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结合城市民众的意愿来建设城市的生态文明主题图景,而且还需要根据生态文明的价值内涵打造主题景物。在主题图景的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对周围自然环境的借用和地域的连续性,通过自然的视觉对比和风格搭配,与周围的自然景物及环境达到共生的生态效果。与旧景观共生需要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周围的景观元素,把一切审美的视觉元素集中起来,进行协调的搭配,使其与旧景观形成默契,从视觉共生的角度充分地进行对比,保持一致性。在建造的过程中充分融入旧景观的文化气息,把不同的气息融合到一起,让新旧景观保持文化气息的相似,充分展现本城市的生态文明。
3. 城市生态机制建设的公众参与方式
依据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公众要全方位地参与到城市园林建设中,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求公众参与城市生态文明的实物建设,而且更需要社会民众充分参与到城市生态文明的民主决策和体系的建设当中。我国政府作为引导城市文明建设的客观主体,在引导城市生态文明文化价值体系建设当中,不仅要激发市民的积极性,使民众群策群力地参与到生态民主政治决策当中,而且还需要调查城市民众对生态建设的建议,通过召开听证会、研讨会等方式,选择民众代表,进行建设机制的探讨。同时立足于社会实际调查,走进基层,走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线,调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汇总民众意见,调整建设方式,从而满足城市公众的集体意愿。
1 扬州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出良好的态势
1.1 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近年来,随着扬州经济社会的转型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多元主体已经逐渐形成,主要包括:①利益受损群众,出于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考虑,环境破坏所涉及的相关地区的群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高,参与意愿强烈,他们成为公众参与的主力军。②环保非政府组织(NGO),包括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等在内的许多民间环保组织行动的多元化和专业化对推进公众参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们向公众进行环境宣传教育、对政府环保项目谏言献策和监督、致力于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等,对政府的环境决策等产生积极影响。③专家学者,即掌握与环保议题相关的专业知识的人员。许多受到广泛社会关注的环境问题最初是相关专家基于专业知识的判断所引发而并非由普通民众。④媒体工作者,他们对某一环境事件的连续报道和评论,加快了事件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事件的传播范围,进而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公共“议题”,促发了更多的公众关注和参与。⑤热心公众,指热衷于参与环保的普通群众。扬州的热心公众人数众多,具有相对强烈的环保意识和兴趣,他们的参与、支持推动许多环境问题的解决。他们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
1.2 参与方式的多样化
随着扬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推进,民众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逐步树立。由于他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对环境保护的参与需求和参与方式经常会构成一对矛盾,出现某种张力,所以在实践中会不断开创新的参与方式,实现方式的多样化成为解决矛盾的必然。目前,公众在体制内的参与方式包括:①“两会”提案;②信访;③听证会;④座谈会和研讨会;⑤公众意见调查(问卷调查、电话访谈等);⑥环境行政复议;⑦环境公益诉讼等。这些方式的运用为公众的具体参与提供了可行性,使其能够在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行政许可、环境保护决策和执法等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反映到政府的环境决策里。因此,“环保公众参与不仅是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方式,而且由此使它获得了政治内涵”。
1.3 参与媒介的优化
随着民主现代化的完善和科技信息手段的进步,大众传媒不仅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载体,也成为公众利益表达和民主协商的公共空间。近年来,扬州市坚持定期公开区域环境质量状况,在政府网站及主要媒体,逐月发布行政区域内城市空气质量状况及其排名;公开重点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与治污设施运行信息,及时公布污染源监测信息;推进执法信息公开,定期公布群众举报投诉重点环境问题处理情况和违法违规单位处理整改情况。扬州市民利用网络论坛、BBS、MSN、QQ、微博、短信等网络平台参与环境事件的例子日益增多。网络媒体的普遍运用使公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其所创造的自由表达空间扩大了公众参与的机会,调动了公众参与的能动性。
1.4 参与效果的改善
在政府职能转型背景下,公众对环境政策参与的合法性不断增强,他们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改变对政府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的影响仅流于形式的现状,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就参与过程来看,扬州公众参与从事后维权逐渐向事前或事中参与发展。公众已不满足于只有在环境破坏行为造成实际后果时才进行抗议和追责,他们努力“介入行政过程本身,成为公共决策有意义的参与者,通过参与维护自身利益,防止公权力指向侵害权利的错误方向,收到了‘防患于未然’的效果”。就参与范围来看,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领域越来越广,不是只针对某一重大环境事件或某种特定的环境污染或破坏。公众参与的触角已经涉及城市和农村,化学、物理和生物,大气、水、噪声和土地等多个种类和方面的环境保护。就参与结果来看,公众参与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逐渐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2 扬州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性不足与原因分析
2.1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总体相对滞后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最基本的保证。2015年7月2日国家环境保护部根据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通过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已于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是我国首个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做出的专项规章。以此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畅通参与渠道,规范引导公众依法、有序、理性参与,促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更加健康地发展。新《办法》的出台、施行到公众的具体实践还需要政府、媒介与各界民众作进一步的宣传与学习。另外,现阶段我国环境损害民事赔偿和司法救济体系尚不健全;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环境公共利益损失的索赔,缺乏法律支撑;环境法律对违法者的打击和震慑力度不够,公众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一旦面对环境损害和环境纠纷,受污染群众维护基本环境权益面临很大困难。相关法律保障的相对迟缓与滞后限制了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热情与进程。
2.2 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意识有待提高
当前,扬州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基本还停留在宣传教育环保意识、参加有限的环境保护公益劳动、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等阶段,而在协助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做好城市规划、监督和抵制污染环境的行为等方面作用还很有限。一份研究数据显示,80%以上的公众最近三个月没有参加过环保活动。同时,公众自主参与意愿不强,参加的人数太少,从众心理表现突出,政府组织的较多,民众自发组织偏少,公众参与的组织性建设还不够。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远远超出对环境利益的关注,多数公众对破坏环境的行为漠不关心,对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习以为常。绝大多数公众对环境保护以及生态文明的认知深度和准确度均不足。一些公众认为保护和治理环境的责任在于政府,而不是个人。甚至有一些公众的生态消费意识较淡薄,经常过度消费,给资源环境的净化造成压力。
2.3 环保组织作用有限
民间环保组织是推动环保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队伍。经调查,扬州市ENGO起步晚,发展慢,总体数量相对较少,现有各类ENGO仅二十三家,且近七成的力量在学生环保社团中,政府部门发起组建和民间自发组成的ENGO较少,且规模不大。扬州市ENGO成员有4000余人,全职人员不足20人,其余均为兼职人员;其中63%为在校大学生,37%为社会在职人员。可以看出,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学校,广大社会在职人员参与的相对较少。近年来,扬州市的ENGO以及环保志愿者主要在开展环保专项研究和技术咨询、环境宣传和体验活动、开展公益诉讼、专业调研为相关部门提供基础资料支撑、宣传与倡导环境保护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些“自上而下”的环保组织存在着组织的自主权力小、群众志愿性参与不强、运作效率低等问题;有些“自下而上”的环保组织面临组织扩展困难、资金有限、自身的组织能力不足等问题,主要依赖媒体影响环保政策和决策,直接向政府和企业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不畅通,影响相对有限。
3 大力推进扬州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
3.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正确引导和保障公众理性有序参与
当前,扬州公众环保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还在起步阶段,不能独立地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帮手。首先,政府环保部门要改变对公众参与和社会力量“躲”“闪”“怕”的心态,要认识到公众参与环保是群众的权利,应主动公开环境信息,并细化公开条目,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开环境管理信息和环境质量信息。同时积极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定期公布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切实满足公众对环保事务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其次,要完善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对话机制,开辟有效的意见表达和投诉渠道,保证政府相关政策信息能够及时传达并得到贯彻执行;要正确对待公众参与给环保工作带来的压力,将压力转化为做好环保工作的动力。
3.2 强化生态文化教育,提高公众参与的主体意识
影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首要是转变固有观念,使公众具有自觉的环境价值观和环境保护意识。首先,要不断创新宣传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环境宣传活动。不断改进宣传内容、形式和手段,丰富宣传题材、风格和载体,做好环保主题宣传、成就宣传和典型宣传;建设环境宣传教育系列工程,通过理论研究、博物馆建设、组织社会活动、环保教育、环保资源开发与共享和大众传媒环保传播能力建设等系统工程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环境政策和法制宣传,提高公众预防环境风险意识,鼓励公众依法参与环境公共事务,维护环境权益;支持环境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鼓励环境文化产品创作生产,面向社会推出一批优秀环保宣传品。其次,要关注舆情,根据重大舆情动向有针对性地进行舆论引导。建立环境舆情收集机制,及时收集、分析市场环境舆情,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加强环境新闻发布工作,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发布环境信息;规范新闻采访工作,提高新闻传播能力,不断扩大环境信息的覆盖面。最后,扎实开展群众性生态文明创建活动,促进全民树立正确的生态环境道德观和价值观;加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环境教育和环境保护职业教育,推动环境教育纳入国民素质教育的进程;加强面向社会的培训,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民众环境教育培训机制,尤其要加大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学校教师和企业负责人的培训力度,增强他们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3.3 着力培育和引导环保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当前,扬州环保社会组织的数量少、规模小,发展还不成熟,作用极其有限。因而既需要发展,也需要规范。首先,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把能够由社会组织做的事情,通过委托、公助民办、购买服务等方式,交给社会组织,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要制定和完善对社会组织服务管理的法规政策,确保其既发展得好又管理得好。其次,要努力改善环保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制定培育扶持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划,推动环保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鼓励环保社会组织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努力为环保社会组织的公益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拓展环保社会组织的参与渠道,建立环保部门与环保社会组织之间定期的沟通、协调与合作机制;环保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也应听取环保社会组织的意见与建议,自觉接受咨询和监督。最后,加强环保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加强环保社会组织的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业务培训,提高环保社会组织的政策、业务水平和参与环境保护事业的能力;通过举办“优秀环保社会组织”推选活动等形式,对运作规范、成绩突出的环保社会组织给予适当鼓励和资金支持;促进环保社会组织开展更多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3.4 积极探索社区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式
社区参与是近年快速兴起的一种社会参与新形式,可以调动基层广泛的公众力量、有效整合分散的公众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目前,社区参与环保的模式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例如澳大利亚的社区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土地关爱小组(流域管理)、英国的磋商会议和市民参与组织(水环境管理)等。在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同时,扬州对社区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视还不够,社区参与水平也不高,目前很少有成熟的社区在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在科学构建职能组织、完善参与制度、人员配备等方面尚未形成完善的社区参与体系。
总之,扬州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正确引导和保障公众理性有序参与,要加强公众生态文化教育、提高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培育和引导环保组织健康发展的同时积极探索社区参与的有效模式,努力营造扬州公众参与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建设的良好态势。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扬州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呈现出公众参与的良好态势,但有效性还不足。政府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不断提高公众参与意识、着力培育环保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并积极探索社区参与建设的有效模式,从而形成扬州生态建设的强大合力。
关键词:扬州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李惠斌,薛晓源,王治河,等.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王周户.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建设;管理;
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1
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地方一般都是原生态文化保存较好的古老村寨,对寨民来说是一种超前的行为。他们经济脆弱、生活贫困,脱贫是他们的首位任务,因而无力顾及自身文化的保护,对生态博物馆的参与性不强。《六枝原则》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因此,生态博物馆要依靠社区村民的智慧和力量,形成全体群众共同参与管理的局面,逐步建立自觉传承的基础。这也是生态博物馆的生命力所在。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社区村民参与民主管理,使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在机构的管理上要依靠社区村民,坚持以当地人为主,合理安排好生态博物馆管理人员。
生态博物馆既是一种文化保护机构,也是一种博物馆。村民是博物馆社区的主体,是其文化的主人,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因此在管理上要充分体现文化主人的地位。要选任当地文化素质高、热爱自身历史文化的村民充实到管理机构中来,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增强自豪感。在人员配备上除馆长和少数业务骨干由政府文化部门选派外,副馆长和其他管理人员在社区中挑选,在行政上加强领导,业务上精心指导,日常事务工作由副馆长安排。有利于加强沟通联络情感,促进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增强主人翁意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是扎扎实实开展文化保护抢救工作,以实绩取信于民,让村民认可你的成绩,并主动参与到其中来。
资料信息中心是文化记忆储存的箱子,除管理参观接待等日常工作外,主要的职责还是集中精力传播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收集整理民族文化遗产资料,建立文化遗产数据库等,让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展示。如果你管理人员一年半载下来,拿不出一点成绩,一事无成,群众就会认为你只是摆设,不信任你,管理者与社区之间的互动参与也就无从谈起。就隆里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情况来看,我觉得对社区历史、文化的挖掘和文物表征物的搜集还不够。隆里民间传统文化丰富多彩,有戏曲文化、节日文化、刺绣编织文化、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等等。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有的正在濒临消亡,如不加以保护抢救,那将是我们生态博物馆建设管理者的严重失职。目前,资料信息中心都已配备了先进的录音录像、照相和多媒体音视信息采集等数字设备,我们可以通过声像媒体或文字把它们的内容及当前状态记录下来。在社区也可以通过举办遗产展览、节庆、讲座等形式,达到沟通联络情感,增进相互友谊,促进交流融合。
要充分发挥资料信息中心的功能作用。资料信息中心是联系社区居民的桥梁纽带,要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经常开展教育服务类的知识专题培训讲座,如民族文化保护、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接待知识等等都可以进行,通过培训让村民掌握信息纪录方法,并带领他们开展记忆工程。资料信息中心的电教厅、图书室等场所要经常对社区村民开放,把收集、整理的原始图文资料展示给村民,让社区居民通过直观的画面了解自身文化的多彩性和多元性,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提高他们保护自己文化的热情,唤醒社区人民对民族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使他们认同无形文化并认识无形文化遗产的价值,增强民族自豪感,达到自觉地保护它的目的。
三是以保护文化、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为目标,促进博物馆社区人文、生态及经济的协调发展。
建设小康社会,文博部门干什么?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初衷是使一个地方的文化、环境、生态得到更好保护,但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地方往往是经济文化相对滞后的村寨,而人们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下,是无力顾及自身文化的保护。文化是为社会服务的,博物馆的建设必须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紧密结合起来,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为不断改善社区群众的生活质量作出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更加等到村民的支持,才能凝聚社区村民的力量搞好文化保护工作。
以隆里生态博物馆为例,可以进行一些尝试:
1、是创造条件,瞄准市场展示特色文化。隆里是“舞龙艺术之乡”,舞龙表演远近闻名,而且表演条件已十分成熟,完全可以商业化运作。因受中原古文化的影响,隆里的饮食风味至今还保留明代特色,如现代城乡人难以觅迹的“米花、麻叶、鼠豆、酱粑”等等,都可以在隆里吃到,一饱口福。我们都可以在这方面作文章,借助隆里专门网站设计并发布旅游精品项目,如“访隆里,看舞龙”、“游明代隆里古城,尝明朝风味小吃”等,扩大宣传影响,提高知名度,吸引广大游客和旅游社(团)慕名而来参观。
2、借助资料信息中心先进的数字信息平台,为宣传促销传统工艺品牵线搭桥。隆里在编织、刺绣、木工等方面是有些人才,可以组织这些能工巧匠手工制作具有特殊历史教育启迪意义的旅游纪念品,如代表隆里舞龙艺术水平的“龙灯类”刺绣、代表隆里建筑特色的“微型建筑”模型(如东门鼓楼、王昌龄状元桥等)。通过在信息中心内辟置展台,设置“网上展厅”等形式,宣传促销推介旅游纪念品,帮助村民增收。
时间:2010-12-16 17:36:13 来源:
作者:
编辑:冯达 审稿:周彩贤 校对:邵丹
编者按:为提高北京市园林绿化建设水平,加快实现“三个园林”的步伐,市园林绿化局 2010 年组织了多次出国考察,取得了良好效果。现将部分考察报告摘编后予以刊登,与大家分享。(摘编后的报告未经考察团组审阅)
在芬兰和瑞典的整个考察过程中,我们时常在莽莽苍苍的森林和繁荣茂盛的花草绿树中穿梭,暗绿的针叶林、亮黄的白桦林、鲜红的枫树林、亮绿的草毯,加上各色童话般的乡间别墅、风格迥异的雕塑,使初秋的北欧色彩斑斓,显现出高度的和谐,给人以心动的美感。在交流中使我们逐步认识到:
一、公众参与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有效方法
无论是赫尔辛基还是斯德哥尔摩,市民对城市绿化及环境保护都给予了高度关注,积极参与到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中。正因为人人都与自然建立起了友好的感情,所以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都随时可见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动人画面:在林间草地上,小松鼠翘着长长的、毛茸茸的大尾巴,悠闲地边吃果子边迎接游人;在市中心的广场上,鸽群上下飞舞,与阳光和人群嬉戏;在公园,老者坐在铺满金黄树叶的草坪中悠闲地拉着风琴,天真的孩子睁着圆圆的眼睛好奇地倾听,母亲在一旁甜蜜的微笑着。这情景顿时使我们觉得,这铺满金黄叶子的林间草地、这活波可爱的小松 鼠,这圣洁的和平鸽,这饱经沧桑的老人,这充满好奇的孩子,这洋溢着幸福的母亲,不正是我们努力要实现的目标吗?
北京市园林绿化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地成就,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些成果,我们认为借鉴两国成功的经验,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引导公众参与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建立起生态文明教育的旅游休闲体系,大力倡导生态善恶观、生态良心、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全方位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境建设,变“每一个人都是污染源”为“每一个人都是环境保护卫士”。一是要加大园林绿化的宣传投入,建设必要的野外生态环境教育基地,设立宣传牌、印刷宣传册,免费让游人参观、感受和消化,树立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二是与旅游部门联合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培训,尤其在对导游的培训中应加入动植物识别、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方法等课程,建立生态旅游理念,使游人、景区和导游形成环境保护的统一体。三是培育和鼓励环境志愿者在旅游区工作,为其提供基本食宿和交通,鼓励志愿者积极投入到社区、风景区等游人聚集的地方工作。四是与环保组织加强合作,政府应借助环保组织的力量,开展一些别开生面的宣传、教育及培训等活动,吸引公众参与到环保当中来。
二、挖掘文化内涵是提升园林绿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城市园林建设与文化内涵紧密结合也是这两个国家城市建设的共同特点。典型的例子是正在修建的芬兰公园。从 2005 年开始,赫尔辛基市政府投资 900 亿欧元,在一处 10.6 公顷的重度污染湖区建设芬兰公园。在建的芬兰公园将以绿色为底蕴,融合芬兰文化、艺术、旅游、历史、政治、交通和媒体等多项元素,成为市民享受自然、体验文化、休闲聚会的城市绿洲,更是游客了解芬兰的窗口。另一个就是西贝柳斯公园,开放式的草地,针阔搭配的树木,自然分布的园中小湖,在这恬静宜人的城市公园中心,有一座约 3 米高、由 600 根铜管组成的雕塑,像是管风琴,又像似芬兰的森林,著名的交响乐大师西贝柳斯的头像屹立在一旁,两只硕大的耳朵像是倾听他的力作《芬兰颂》,又像是在倾听森林中传来的阵阵松涛声,使本来不起眼的一个城市街心公园平添了几分高雅和神圣。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在提升园林绿化建设水平中,必须转变观念,放宽思路,深挖首都历史文化内涵,使其在绿化建设中尽情地体现。一是吸纳历史文化、民俗艺术等园林绿化行业外人士参与到园林绿化规划设计中来,集思广益,在建园之初就将人文元素融入其中。二是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对已建成的绿地加以改造。如通州的运河公园,在园中建造了长达千米的运河历史铜质版画,让游人在轻松休闲中了解了运河上千年的历史变迁和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积极作用。三是注重城市大树和古树的培育。古树是城市历史发展的活的见证,是活的文物,古都风貌中不可或缺。在对现有古树加以保护的同时,在新建绿地中应考虑适当选择乡土慢生树种,培育大树和古树。四适当增加园中建筑,对当地特色民居进行展修复,以雕塑形式展示当地名人、民俗、故事、地理、文化等。五是大力宣传园林绿化本身的文化内涵,如岁寒四友梅兰竹菊的气节和优雅、园中花草乔灌的作用和价值等等。
借助森林认证手段推动森林可持续经营--考察芬兰、瑞典园林绿化情况报告
时间:2010-12-14 18:24:53 来源: 作者:
编辑:冯达 审稿:周彩贤 校对:邵丹
编者按:为提高北京市园林绿化建设水平,加快实现“三个园林”的步伐,市园林绿化局 2010 年组织了多次出国考察和培训,取得了良好效果。现将部分考察培训报告摘编后予以刊登,与大家分享。(摘编后的报告未经考察团组审阅)
应芬兰农林部和瑞典农业技术大学邀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巡视员、副书记刘宝军同志一行 6 人,于 2010 年 9 月 22 日-10 月1 日 赴芬兰和瑞典 进行园林绿化考察。代表团访问了芬兰农林部、赫尔辛基市政府、和瑞典农林科技大学,考察和学习了森林认证以及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等方面情况,并与相关专家进行了广泛交流。
通过了解得知,芬兰和瑞典之所以成为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林业产业发展的典范,在很大程度上与实行森林认证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芬兰几乎全部采用泛欧森林认证体系(即 PEFC),到目前共有 89.3% 的森林、计 1965 万公顷通过了 PEFC 认证。瑞典采用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体系(即 FSC),到 2008 年全国共有 46.5% 的森林、计 1207.4 万公顷 通过了FSC 认证,是世界上通过 FSC 认证最多的国家之一。
一、森林认证制度是推动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有效手段
通俗地讲,森林认证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按照公认的原则和标准,对森林及其经营过程进行审核和综合评估,以证明其达到可持续经营的要求。芬兰和瑞典作为林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把森林认证制度作为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和占领国际市场的有效手段在全国推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认证,规范了森林经营过程中的管理和技术环节,从而提高了经营水平。同时强化了林场主对环境和当地居民权益的保护,给消费者传递了其使用的林产品是来自于经营良好的森林的信息,起到了公众教育和宣传作用。当然,通过认证的产品价格高于非认证产品,给业主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可以说,芬兰和瑞典是通过森林认证实现森林资源合理利用、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很好的例子。
二、借助森林认证,提高我市园林绿化行业管理水平
北京市八达岭林场于 2006 年 11 月通过 FSC 森林经营认证,在规范国有林场管理、理顺经营思路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们从芬兰瑞典的成功经验得知,在我市园林绿化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高的过程中,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森林认证,借鉴森林认证的原则和标准,无论对专业技术人员还是对管理者来说,对提高经营水平,规范行业管理都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的思路,是促进我市园林绿化行业管理的有效手段。当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大力开展北京市的森林认证工作:一是宣传森林认证理念,引导从业人员了解森林认证的原则和标准,学习森林认证的方法和程序,进一步促进行业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二是积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在国有林场推行生态公益林经营认证,探索森林可持续经营方法,为全市森林经营提供模式和示范。三是加强与国际认证体系的合作与交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适宜本地区推广应用的生态公益林森林认证标准。四是培养森林认证技术骨干,建立我市森林认证审核员队伍,从而降低认证成本,为全面开展森林认证创造良好的条件。
景观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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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当前,中国社会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进入到生态文明的发展阶段。大生态文明作为高校德育的新内容,大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程度和生态文明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能否取得预期成果,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要站在民族振兴和国家兴旺的高度认识和审视大学生参与和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大学生承担着开拓创新,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历史已经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任赋予大学生群体,大学生群体要光荣地承担起这项任务。只有将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紧密联系,大学生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历史使命并为之努力和奋斗。
(一敲响警钟,加强环保意识
良好的生存环境有利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因而保护环境也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代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更是则无旁贷。从环保意识的普及度来看,虽然人人知环保,却大多只是泛泛知之,既不深刻,也不具体。造成这种原因是多方面的。1.大学生自身的环保素养不够,很多环保知识非常匮乏。2.尽管我们学校绿树成阴,但在对大学生环保意识的教育方面力度还是不够。组织大学生环保的活动缺乏。3.社会媒体对环保的宣传不透彻。针对以上现状,学校应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做宣传教育活动。并增加相关关于环保的选修课程等手段来增加大学生的环保知识。结合与环保有关的国内国际节日积极展开宣传,通过广播站、电视台等数字媒体以及学校报社、杂志专刊等纸质媒体,双管齐下,宣传环保知识。举办有关环境保护的讲座,帮助大家了解中国环境现状,认清基本事实,为提高大学生环保意识打
下坚实基础,同时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作为当代大学生,只有首先在思想觉悟上提高自己,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才能更好的“环保”。更重要的是,将环保的理念与知识传播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共建美好明亮的世界。
(二落实点滴,从小事开始,从你我开始
环保不是作秀。大学生的环保活动应该从自己做起,从小事情做起,不要过多的追求回报,只有自己拥有一颗积极向上,端正热忱的环保心,才能更多的去要求别人。大学生首先要转换自己还比较传统的环保观念和意识,意识到环保不仅仅是不污染环境,还包括“不浪费资源”,包括“资源的循环利用”,包括“产品的清洁生产”等等,自觉的把环保习惯容入到现在和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从而去影响和带动更多身边的人来关注和参与环保让环保成为大家共同的生活工作习惯。作为当代大学生,要从身边小事做起,提高自身环保意识,从点滴做起,将每一件与环保相关的事都落到实处,并非简单喊喊口号。比如不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不践踏草坪;节省用纸,废纸再利用;节约用水,随手关闭水龙头等。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环保是日久天长的工夫,需要一点一滴的努力,更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环保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干好每一件小事情,一步步的实现预定的小目标,最终,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
(三志愿服务,有你有我
积极参与环保志愿服务,成为一名光荣的环保志愿者。环保志愿者也是大学生可以实现环保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不需要你是否具有专业的环境知识,也不必看重你是否有国人的环保技能,只要你拥有一颗热忱的环保之心,有一份无私的奉献精神。作为志愿者,我们要充分利用植树节、世界水日、世界地球日等环境保护节日,参加义务植
树、环保宣传、环保下乡实践等活动,提高自身的环保理念,从实践中履行青年对于环境保护的责任和承诺。
环境保护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个话题,更是一种意识、一种理念和一种生活方式。环境保护不但需要政府和专家学者的努力,也需要公共的广泛参与,更需要
201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新高度,做出重要部署。总书记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坚定不移改进作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进展,得到党中央肯定和人民群众拥护,增强了全党全社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在党中央坚强的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进展,但当前反腐败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第一,中国经济正处于并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人民的收人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反腐败仍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建设的制约。第二,社会参与反腐败的渠道不十分通畅,权力公开程度不深。第三,公职人员激励和压力机制不足。
针对当前反腐败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挑战,我国把预防为主作为非专门反腐败机构的首要策略。要想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新的高度,群众参与必不可少。托克维尔曾指出: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和警觉的公民社会,是制约国家权力、防范政治腐败的有力屏障。所以,公众参与反腐的渠道又有哪些呢?
一、新媒体曝光
新媒体曝光反腐事件是传统媒体的2倍,其中网络新闻、报纸和社区论坛位居前三。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作为反腐工具是时代的必然。社会各阶层可以通过媒体,将他们得知的各种不法行为或滥用职权的行为公之于众,传媒不仅是公众获得国际国内社会信息的来源渠道,同时也是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一条途径。
“网络曝光”和“网络监督”已经成为普通人民群众针对党委和政府机关改
进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作风与质量的高压阀和约束工具,成为整治官场作风腐败的有力推手。网络的作用是巨大的,只要秉持基本的伦理道德,真正是出于忧国忧民、利国利民和为人为己的正当利益追求,网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网络平台,充分发挥自己参政、议政、监政的重要作用。网络曝光使一件事情“搞大”引起轰动,成为公众关注的事件,网络曝光反腐,是民众主动监督,草根的声音有了议程设置的可能,所以人们热衷于网络曝光反腐的最大价值所在。
二、举报
举报的依据是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检察
院举报工作若干规定》及其我国国务院颁发的《行政监察条例》等。依据上述规定,社会各界公众,均可成立为向中国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党的纪检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揭发检举贪污贿赂罪案的举报主体。
国家对举报者,规定了严格的保护、保密措施。无论其是当面举报、电话举报、电报举报、信函举报、约谈举报甚或匿名举报者,均受国家法律保护。报复陷害举报人者,要追究法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举报失误者,只要不是蓄意诬告陷害他人,不负法律责任。这是因为,没有群众的举报,仅靠审计机关审计究案,发案效果九牛一毛不说,有些犯罪,(例如“一对一”的受贿案、不明财产来源罪等),还根本不能通过审计途径挖出来。因而,公众举报,实为公众反贪参与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形式,宜予更多地鼓励和保护。
三、信息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信息公开使得政府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对防止腐败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腐败总是在黑暗中进行,权力的暗箱操作是腐败产生的温床,使得人民群众无法获得行政权力运行过程、运行绩效、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等相关信息,从而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滋生蔓延的屏障。
信息公开将使整个行政系统透明公开,政府政策的决策和执行将完
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使权力运行从隐蔽变成透明,无疑切断了权钱交易的链条,包括其交易背后的利益共谋渠道。充分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为公众参与反腐败畅通了渠道
四、信访
信访举报是公众直接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式。它是通过知情
公民向司法机关或行政检察机关检举贪污、腐败人员及事实,再由专门机关查证落实,最后由司法机关或行政处罚机关依法做出处理,从而达到反腐败的目的。其基本方式主要有写信、打举报电话电报、访问等形式。
我国不仅设有各级信访办、举报中心等组织机构保证公民检举走向专业化和法
制化的轨道,而且人民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本着依靠群众、方便群众、取信于民的原则,设置举报专用电话,公布电话号码和邮政编码,设置举报接待室、举报箱,为公众举报提供便利条件。
五、审计
反腐败审计是指通过审计的手段和方法对一切腐败行为进行打击和遏制。反腐
败审计的最终归宿是通过对腐败行为的严厉打击和遏制,达到实现廉洁的目的,从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
关键词:生态系统,公众参与,激励机制
一、引言
三峡库区涵盖湖北省和重庆市20多个区县市, 面积广大。库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对三峡水库乃至全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但当前库区资源环境形势却相当严峻。近年来三峡大坝的建设以及库区移民和经济建设造成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状况不断作用于库区生态系统。库区的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对土壤和水源的破坏, 个体生产者生产和城镇居民消费制造的污染等对库区生态系统产生负面作用。因此, 激励农户、城镇居民等公众参与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积极性十分必要, 其中如何激励社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又十分关键。
30年代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政府可以采取行动, 以征税的方式, 将污染成本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 以促使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从而影响公众的行为。80年代很多学者认为缺乏明确的产权界定, 没有市场价格, 或者定价太低或补贴不高, 才是造成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 主张由产权交易或讨价还价的过程协调各方利益, 以左右公众行为。征税和界定产权等都是可供借鉴的重要手段, 对于三峡库区生态系统建设, 我们不仅要借鉴已有经验, 更应在分析具体状况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宣传教育等措施。
二、三峡库区居民生态环境的需求层次分析
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适宜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生存不可或缺的要素。随着大量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 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逐渐提高。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需求本身就是原始的驱动力, 需求可导致动机, 而动机引发行为, 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需求, 也就没有什么动力与活力。无疑, 逐渐提高的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会驱使人们更加自愿地参与生态环境保护。马斯洛理论又认为需求分为五个层次, 并呈阶梯式逐级上升。以此为基础, 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 如表1。
三峡库区发展滞后, 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西部地区、重庆全市的平均水平。2004年, 库区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8.3%、西部平均水平的79.7%、重庆市平均水平的64.1%。重庆库区15个区县中有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区县9个, 市扶贫开发重点区县2个, 贫困人口占重庆市的一半以上。库区贫困县多、居民收入水平低, 还处在对生态环境的较低需求层次。当库区居民在收入水平低甚至是不能解决温饱时, 必难以产生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 以致缺乏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当其面临环境保护和经济增加收入的冲突时, 必然选择牺牲环境以换取经济收入的增加。
库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及其日益受到的严重威胁, 使人们逐渐感受到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资源的稀缺性。但在严酷的生存事实面前, 贫困的库区居民不得不仅把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存资源。而在这一底层需求未得满足之前, 人们必忽略对生态环境的更高层次需求, 需求不足, 自然缺乏动力。
三、三峡库区生态系统建设公众参与积极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 库区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 并且参与成本较高。我国的环境法律对于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过于笼统, 缺乏可操作性, 结果使得一些公众的行为因缺乏实际的法律保障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从而影响了库区公众进一步的参与。还有就是库区公众参与生态环境管理的成本过高, 以及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库区地方政府公开信息程度低, 企业的环境信息也几乎处于保密状态。因而公众要获知一些生态环境信息需要通过实地调查等成本较大的手段, 势必加大公众的参与成本以致影响公众参与的激情。公众参与的生态系统管理的途径主要有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公众个人。而目前库区公众的主要参与途径是由政府组织相关活动, 没有调动公众自身的积极参与。
(二) 库区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处于较低水平, 许多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认识。很多人在购物时不会考虑产品的环保效用, 对废弃物的处理随意, 并且相当一部分人都无意愿获取环保知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横跨重庆、湖北两省市的三峡库区总人口1, 774万人, 文盲人口为92.47万人, 占10.38%, 均高于重庆市、湖北省和全国水平;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口, 全国为69.66%, 而三峡库区则达到74.24%。三峡库区绝大部分区域属于贫困的农村山区, 农业人口多, 人口比重大, 占整个库区人口的86.36%, 而库区内的开县、云阳、奉节、巫山和巫溪等县的农业人口已超过90%。过高的农业人口和过低的人口受教育程度是库区公众生态环境意识总体偏低的根源, 也加大了相关部门和组织进行生态环境意识宣传教育的难度。库区公众过低的生态环境意识不仅使库区公众本身参与生态系统协调管理显得主动性不强, 也会给其他相关组织带来较大阻力以致影响其积极性。
(三) 导致个体生产者参与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
第一, 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欲求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物质需求量日渐增加。首先, 市场需求量增加, 人口消费需求愈来愈旺, 要求土地有更多的产出。农户等生产者的产品量的增加可以更直接转变为销售量, 换取更多的货币。其次, 农户、牧民等生产者自身的需求日益丰富, 他们需要更多的货币。三峡库区耕地总面积为9.611万公顷, 农村人均耕地约0.98亩, 其中25度至40度的坡耕地占30%。三峡库区人口密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倍多, 而人均耕地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4%。三峡库区22个贫困县, 近400万贫困人口, 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土地依赖性高的农民。从中可以看出, 库区的土地等资源极其短缺, 贫困农民要满足增加产量的欲求, 必须依靠大量的农药、化肥的施用以提高单产, 或者毁林开荒增加播种面积。
第二, 资源产权的不明确, 防碍了生产者的参与积极性。目前中国法律规定的集体土地所用权归属有三种形式, 并规定了各种情形下的所有权主体, 但法律的规定十分抽象、笼统, 实际执行中难以操作。现行的乡 (镇) 、村、村民小组三级所有的土地制度, 给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界定带来了许多麻烦, 造成许多权属纠纷。比较典型的争议有两大类:一是村民小组与村委会就土地所有权归属产生争议;二是村委会与乡 (镇) 政府就土地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产权的不明晰, 导致许多农户过度使用农地等破坏性经营行为, 对于生态系统协调管理中的行为要求视而不见。
第三, 发展生态农业缺乏有效的保障体系。生态农业的建设是一项比较复杂的事业, 涉及农业生态系统之间及其与其他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支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调控, 必须将农民、企业、政府部门等参与者的利益与市场紧密结合, 为农户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退耕还林等政策的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也没有建立市场保障体制处理生态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等;我国的耕地、林地等缺乏明确的产权保障制度。
第四, 缺乏利益诱导的激励。农业资金匮乏, 农产品的附加值低, 农户参与生态系统管理如果得不到资金支持, 显然难以投入积极性。故发展生态农业必须增加集资渠道, 在实施政府补贴的同时, 可以引入外来资本、库区内集体集资等方式解决资金难题。
第五, 对农民等个体生产者的生态环境知识宣传不到位。库区农民、渔民等受教育水平低下, 对生态知识缺乏了解, 往往过于急功近利, 只追求眼前的利益, 因而对于一些兼顾生态环境与长远利益的建设项目并不能给予有效的支持。倘若不对其灌输一些必要的生态环保知识, 必然会出现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农田灌溉大量水资源浪费等现象。
另外, 技术条件的限制也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业生产者的行为。应切实地为他们提供实际的技术指导, 降低他们发展生态农业的成本, 让他们感受技术的应用给予他们的真实的效益。农业生产者不积极参与生态系统协调管理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他们常常看不到生态建设的效果。其根源在于库区农民、渔民等接受教育程度有限, 但宣传力度不足, 没有足够的相应示范基地的建设等也是导致他们认识不足的重要原因。
四、库区生态系统建设公众参与激励机制的构建
(一) 调动个体生产者的积极性。
第一, 给予生态管理中的参与行为更多的利益关联。
为此, 最好采用经济手段抑制个体生产者盲目追逐利益的非理性行为。采取经济诱导措施促使个体生产者参与生态建设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征税、收费等经济惩罚手段, 强化林区木竹产品的征税、收费管理, 抑制砍伐者所获的过高利润, 弱化其乱砍滥伐的非理性行为。二是通过减税、减费、补助、补贴等奖励手段, 实行级差税率的税收政策, 对农林特产差别税要舍得下狠药、猛药, 拉开税率级差;采用现代科技手段科学、合理、公正确定各区域的森林覆盖率。三是通过产权界定的手段, 诱导个体生产者行为理性化。如农业生产中, 适当延长目前的土地、山林地、四荒地的承包、租赁期限, 合同一旦签订不得随意变更, 依法保护和坚决打击损害承包、租赁农户利益的行为;帮助、督促承包、租赁农户搞好开发、建设, 鼓励采用先进技术维护其经营产权或资源的合法收益。
第二, 建立积极有效的保障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 生产者必然要面临风险, 理性的经济人会选择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生产方式。生态产业相对于一般产业短期投入较多, 且要承担相对较大的风险。为此, 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激发个体生产者发展生态产业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要农户选择生态农业而无所顾忌必须建立一种立体的保障体系。第一位的是降低其可能遭遇的市场风险, 通过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保障其生态产品的销路。还要对其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提供保险, 保险公司开设生态农业的保险项目;政府给予受灾农业的补助等。另外, 政府有必要设立生态农业风险屏障, 如实行生态购买政策, 当生态产品实在无法售出或价格过低政府应承担购买责任。
第三, 加强生态意识的宣传教育。
生态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对个体生产者进行有关生态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使他们认识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抑制非理性行为对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认识到非持续发展行为给其家庭收入增长、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 从而增加他们参与生态建设的信心和自觉性。
第四, 生态示范基地的建设。
加强政府策划、组织、实施和管理力度。各级政府运用行政、法律手段推动生态建设至关重要, 无论是从成本、技术性质和效果来看, 单个生产者难以有效采用生态技术。生态农业建设, 要充分调动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积极性, 按乡镇、村、村民小组小范围组织进行。有条件的市县可考虑建立生态建设基金, 专门用于支持生态建设项目和科研、规划制定及人员培训等。项目经费投入应在考虑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基础上结合生态建设示范市县、乡镇的建立进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 再总结经验、改革措施、逐步推开。
(二) 引导城镇居民为主体的公众。
首先, 完善绿色标志制度, 建立与完善有关消费品的生产与销售的法规与标准。建立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有关产业的明确的绿色标准, 如食品行业的绿色标准, 杜绝类似有毒大米事件的再次发生。绿色标志又称环境标志, 当前发达国家都在制定绿色标志制度, 如德国的“蓝色天使标志”、美国的“再生标志”、日本的“生态标志”等。我国已成立了中国环境标准认证委员会, 现应进一步加强管理使其规范化、制度化, 确保标志的真实性、可靠性和权威性, 这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 增强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信任和对绿色产品的购买意愿。
其次, 进行税收制度的改革, 增加征收生态税。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 对选择绿色生产模式的制造商实行减免税政策;对破坏绿色生态环境的制造商增加征收环境成本税, 鼓励经营者进行绿色生产, 引导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征收生态税的具体方式主要包括:开征排污税、对商品或服务的间接课税以及税收优惠等。
其三, 制定绿色消费刺激政策。鉴于消费品的多样性、可替代性, 鉴于环境伦理的要求, 实施绿色的刺激消费政策, 政府可通过政策引导、宏观调控, 可通过立法等手段强制性地限制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 继续提高这种消费的代价, 如违规的课以高额罚款或提高消费税, 取消消费的基础, 如规定汽车一律使用无铅汽油, 对不必要的一次性用品、包装品、环境难降解或处理的消费品、不可再生资源制品、奢侈品征收适当环境税。
其四, 政府采购引导绿色消费。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 归根结底要靠市场消费需求的推动, 而且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需要政府的示范引导。因为政府行为对个人观念的影响是很大的, 通过大规模地购买绿色产品, 政府可在个人消费者中起到广泛的示范作用, 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向绿色环保方向发展, 并推动绿色消费意识的普及, 最终启动庞大的民间绿色消费需求, 从而有力地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其五, 加大绿色消费的宣传力度。个人消费方式虽然具有明显的习惯性, 但是, 如果消费者意识到目前的消费方式有悖生态伦理道德, 损害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特别是危害到自身的健康乃至生命时, 消费者就会改变传统的消费方式, 以绿色消费方式取而代之。因此, 我们应大力宣传“环境友好产品”的特性和“环境不友好产品”的危害性, 如绿色食品、绿色建材对健康、生命的安全保障, 农药残留量严重的蔬菜、水果对健康的危害, 含磷洗涤剂对水体的污染等。宣传中还要对我国目前“绿色食品”和“环境标志产品”的种类、品种、识别、认定等方面知识进行详细的介绍, 指导广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绿色宣传教育活动中, 应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公益广告、互联网等各种媒体, 倡导公众树立良好的环保道德, 提倡家庭在日常生活中节水、节电, 提倡公众在消费过程中尽量不使用方便筷、非降解塑料快餐盒、包装袋等污染环境的物品, 这样既可以节约能源、资源, 又可以减少生活污染物的排放量, 从而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参考文献
[1].周彬, 董杰等.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生态学杂志, 2005, 12:1503~1506
[2].克尼斯, 鲍威尔.经济.技术.制度[M].北京:三联书店, 1996
[3].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0
关键词:公众参与;新农村建设;农民;作用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81-03
公众参与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通常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标准。因此,公众参与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衡量政治民主水平的作用。公众参与作为有效的参与手段,所发挥的作用又不局限于此,公众参与更多的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质量与决策的科学性。新农村建设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而公众参与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保障公众参与的效力的有效发挥。
一、公众参与在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作用
(一)公众参与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民主化水平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享有建设国家和享受国家发展带来实惠是人民基本权利,这一权利的体现就是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新思路。它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首位,在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新农村建设主要在县乡进行,县乡政府拥有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1]。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一权利有效实施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中公众参与的程度是衡量新农村建设民主化水平的标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仅靠政府而没有作为农村利益主体农民的参与去搞建设是行不通的。公众参与为农民建设新农村提供了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为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利益创造了条件。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浩大的惠民工程,建设好这一工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让农民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确保新农村建设的扎实推进。
(二)公众参与维护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会公共利益
新农村建设是政府行为也是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的行为。在以往的农村建设中政府和农民的地位并不对等,公众参与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它让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拥有充分的话语权,给政府提出有效的建设意见,体现农民的权益,这种对等基础下的新农村建设更容易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保证了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可以说,公众参与新农村建设既是对农民合法权益、农村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也是新农村建设过程的必然选择。当下由于占地、拆迁等引发的纠纷不断,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群众缺乏对各类规划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加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模糊,使得部分规划行为是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幌子损害农民个人的利益[2]。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通过赋予公众去参与城乡规划编制、实施、监督和修改等各个环节,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最大限度地影响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实现公共利益公平分配[3]。因此,公众参与是保障农村社会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和监督者。
(三)公众参与提高了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科学性
长期以来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建设规划工作主要有政府相关规划主管部门或者规划管理部门委托规划设计部门来完成,从而忽视了来自公众的参与。规划工作从准备到实施一般是由政府主导来完成,受到专业、所处角色、以及其它因素等限制,规划的科学性大打折扣。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工作不仅涉及到技术、经济、行政和社会学等多门科学,还牵涉到多部门和多主体间的相互协作,这些工作是独立个体无法完成的,它需要公众参与给予智力上的支持。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可以通过公众参与,发表自己对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参与规划方案的制定并監督规划工作的实施,从而有效避免规划工作中的失误,提升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科学性。
(四)公众参与促进了政府职能转换与农村和谐发展
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参与农村政策制定,监督具体的行政管理和执法过程,这种全方位、多维度的广泛参与,既体现民意,又约束政府行为,更大限度的保证了农民的权益[4]。现代国家普遍认可的民主化、法治化行政,其主要表现方式就是政府加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鼓励广大民众以个体或集体代表的形式有序的参与行政,从而使行政更好的发挥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公众参与客观上提出了政府职能的转变的要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更需要这种参与让建设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有序化。
另一方面,农民的主体意识已得到普遍提高,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诉求,这为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奠定了基础。农民意识到自己不单单是新农村建设的利益享有者更是新农村建设的创造者,就会自觉参与到新农村建设的每一个过程中,关心农村发展,参与村务处理,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推动农村的和谐发展。
二、影响公众参与在新农村建设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
(一)经济因素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经济条件差成为农民参与农村建设的一大障碍。一般来说,公众参与与农民的经济水平成正相关,经济的发展为农民进行公众参与提供机会和条件,同时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利益分配发生变化,从而在客观上促使农民采取公众参与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亨廷顿认为“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5]无论是政治参与还是其他内容的公众参与,离开了一定经济基础的公众参与就不会得到良好发展,也就无法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有效作用。就目前我国农民的生活特点来看,广大农民农忙时回家务农,农闲时外出打工,虽然农民生活条件已经有所改善,但生活压力大经济负担沉重的问题依旧存在,使得农民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费在经济生活上。加之农村居民医疗、教育负担大,留守居民多为老人儿童,公众参与效果十分不理想,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二)政治因素
良好的政治环境是农民在新农村建設中进行公众参与的有效保障。但是就目前农村公众参与的现状来看在政治环境上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是制度保障不足。一个国家如果能为公民参与提供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证,就是政治文明的表现[6]。我国为保障农村居民进行公众参与,建立了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经过多年发展成绩显著,但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基层民主自治结构不合理,参与多是走过场等。二是农民参与的组织机构和渠道单一。在城市居民的公众参与中,政治制度内有诸如工会的各类组织,也有政治制度外的各种协会,这些组织“它们既代表一部分群众向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表达意见,又常常反过来协助党和政府做自己代表的那部分群众的工作”[7]作用显著,而农村公众参与的组织却相对欠缺。三是农村公众参与缺乏制度化。现阶段中国公民的公众参与有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两种。非制度化参与是指正常制度之外的公众参与,广大农村居民大多认可非制度化参与,遇事直接找相关领导而非是寻找制度进行解决,从而引起了部分公众参与混乱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地方治理的混乱,不利于政治环境的构建,从而阻碍新农村建设。
(三)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参与主体的文化素质和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文化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农民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政治技能及接受政策和新鲜事物的能力。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主体,我国在基础教育上的大力投入,农村居民的基本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和城市相比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为落后,较低的文化素质制约了农村公众参与的良性发展,新农村建设进程缓慢。另一方面受到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使得我国居民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薄弱,影响了公众参与的发展。邓小平曾经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8]这些封建文化集中表现为“官本位”“权利崇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参与心理,这些思想严重制约着广大民众进行公众参与的心理,在农村更为严重,农村居民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的制度表面冷漠,这都与封建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实现公众参与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有效途径
(一)推进“就地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就地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向城市迁移,而是在原有的居住地,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9]。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民离开农村外出打工寻找经济来源,农村留守着的大多是老人和儿童,实现公众参与需要农民在参与人数上予以保障,如何把农民留在农村成为关键,“就地城市化”的思路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运用“就地城市化”已初显成效,如江苏省的华西村、河南省的刘庄村、山东省的岜山村等。“就地城市化”的优势在于一方面解决了农民的经济来源问题,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取得收益。另一方面,乡镇一级政府利用“就地城镇化”带来的收益增加对农村医疗和教育的投入,以减少农民负担。农民收入增加了,支出减少了,物质条件变好了,客观上拥有了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必然会提高参与的积极性,促进公众参与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
(二)完善参与政治体制,实现农民参与制度化、规范化
完善参与政治体制主要是指完善参与范围、参与机制、参与方式、保障机制等。完善的参与政治体制能够规范农民参与的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一方面完善的参与政治体制,能够促使政府部门、政府工作人员,在规范的前提下制定相关政策,依法执行相关政策,避免官僚主义和腐败的产生,使新农村建设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另一方面,规范化的制度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民主权利;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提供更多便利,集中反应农民的心声;能够规范农民的参与行为、提高参与水平,避免非制度化参与带来的管理混乱,为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序的运作环境。完善的政治体制对政府和农民都提出了要求,对参与行为都做了规范,为更好地保障公众参与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
(三)开展现代农民教育、为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完成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实现农民的现代化,要加速农民的现代化转换,增强民主意识,就必须加强对农民的现代化教育[10]。农民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是农民参与农村建设的基本条件。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参与意识是提高农民参与水平的基础要求。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现代化教育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开展基础文化教育,提高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能力和对各项政策的接受能力;第二,开展农民民主意识、主动参与意识教育,帮助农民树立民主参与、主动参与的意识;第三,对农民开展民主知识教育,使农民了解民主参与的规则与步骤,促使农民在规范的前提下参与新农村建设;第四,学习专业农业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培养有技术、懂管理的现代农民;第五,进行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村建设的文化基础,要把农村基础教育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优先发展。
(四)加强法治建设,合法合理地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
公民和社会群体的任何行为都受到法律的保障与约束。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必须要走法治之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众参与,一方面要维护农民参与的权益和农民参与的权威,让农民真正的参与新农村建设中去。另一方面,要让农民的参与在合理有序的的前提下进行,做到农民主体的合法参与和活动有序。公众参与的合法性让公众参与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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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彦妮,蒋涤非.公众参与乡规划的实现路径[J].湖南大学学报,2013,(3):68-72.
〔3〕邹兵,范军,等.从咨询公众到共同决策——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全过程公众参与的实践与启示[J].城市规划,2011,(8):91-96.
〔4〕叶郁.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参与问题探析.[J].理论界,2007,(4):40-41.
〔5〕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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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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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世松.农村就地城市化-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创新[J].经济师,2008,(5):60-62.
〔10〕谷满意.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研究[J].泰山学院学报,2013,(2):9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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