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流程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流程（共8篇）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流程 篇1

（一）医疗费

1、医疗费包括挂号费、检查费、治疗费、（中西）药费、住院费、医疗机构的护理费等。凭医疗收费单据计算。治疗一般应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所在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未经医院批准或出具证明而强行转院、擅自另找医院治疗的费用及擅自购买与损害无关的药品或者治疗其他疾病的不予赔偿。患者经医院治疗已痊愈后，没有必要再住院治疗的应当立即出院。如果无正当理由拒不出院的，继续住院的费用由患者自理。医疗费还包括“其他器官功能训练费”和“适当的美容费”

2、“原发病医疗费用”是指非医疗事故所致的、患者治疗本身原有疾病的医疗费用。可从两个方面加以审查：（1）以医疗事故发生的时间判断。医疗事故发生前的医疗费用为原发病医疗费用；（2）以处方药品和治疗项目判断。凡用于治疗患者本身原有疾病或损伤的药费、检查费、治疗费等为原发病医疗费用。但上述原则也不完全尽然，如以时间判断为例，医疗事故发生前的医疗费用为原发病医疗费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反之却不必然，因为医疗事故发生后，往往两种医疗费用会同时交混发生，即在治疗因医疗事故给患者造成的损害的同时，也在治疗患者的原发疾病，特别是当患者的原发病为重危疾病、而医疗事故只给患者造成较轻伤害（如四级医疗事故）时，单纯以时间来划分，将医疗事故发生后的所有医疗费用视为非原发病医疗费用，显然有失公平。出现争议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必要时可通过司法鉴定部门单纯就医疗费用予以鉴定。

3、后续治疗费。是否需要继续治疗，应以专家鉴定组的医疗护理医学建议为依据

（二）误工费 “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的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计算方式按患者有无固定收入分为两种。

1、固定收入，是指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的人员本应按期得到的、却因医疗事故就医造成耽误工作而丧失的工资、奖金、津贴、特殊工种的补助费等合法收入。一般以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和工资表为准，奖金以患者上年度的单位人均奖金计算，超过奖金税起征点的以起征点为限。需要注意的是，个人独资、合伙企业等私营企业以及财务不健全的有限公司出具的特别是证明患者“固定收入”高于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收入证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依据，须结合税务机关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等材料方能认定。

2、无固定收入包括两类人员，一是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农村村民；二是包括承包经营户、城乡个体工商户、打工者（散工、短工、临工）、家庭劳动服务人员等。均按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此外，患者依法从事第二职业的，其实际减少的收入，应予以合理赔偿。患者系未成年人等本身无劳动收入而要求赔偿误工费的，不予支持。

3、误工日期的认定。由患者的住院天数和出院后治疗医院出具证明的休养天数两部分组成，从医疗事故发生的当日开始计算，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均不扣减。治疗终结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出院或无相关证明擅自休养的，不予计算误工费。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残疾的，即残疾者定残之后不再赔偿误工费。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

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四）陪护费

“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陪护费的计算期间只限于患者发生医疗事故后的“住院期间”，均以上一年度事故发生地职工年平均工资为标准按日计算。

（五）残疾生活补助费

“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只有经鉴定为三级以上医疗事故即构成十级伤残以上的，才能计算残疾生活补助费，等级为四级医疗事故的，不能计算该赔偿项目。

本项规定的30年、15年、5年只是承担残疾补助费责任的最高年限，并非任何一起医疗事故都必须赔偿满30年、15年或者5年。具体年限或赔偿金额应根据患者的伤残等级来确定：（1）一级乙等医疗事 1 故（一级伤残）计算30年，即100％；（2）二级甲等医疗事故（二级伤残）按一级伤残的90％计算。计算公式为：居民年平均生活费×30年×90％（伤残等级系数，下同）；（3）二级乙等医疗事故（三级伤残）按一级伤残的80％计算；（4）二级丙等医疗事故（四级伤残）按70％计算；（5）二级丁等医疗事故（五级伤残）按60％计算；（6）三级甲等医疗事故（六级伤残）按50％计算；（7）三级乙等医疗事故（七级伤残）按40％计算；（8）三级丙等医疗事故（八级伤残）按30％计算；（9）三级丁等医疗事故（九级伤残）按20％计算；（10）三级戊等医疗事故（十级伤残）按10％计算。（一级甲等医疗事故 不赔偿死亡赔偿金）

由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假定我国的人均寿命是75周岁（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假定的人均寿命70岁相比，延长了5年），故该项中“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的规定，可按60周岁以上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的 方式进行计算：60周岁计算15年、61周岁计算14年、62周岁计算13年、„68周岁计算7年、69周岁计算6年，依次递减，70周岁以上按5年计算。须注意的是，计算年限确定后，仍要乘以伤残等级系数。

（六）残疾用具费 “因伤残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残疾用具包括假肢、轮椅、助听器、义眼、假牙、假发、眼镜等。计算费用时既包括残疾用具的购入费，也包括安装费。费用按照市场上普及型器具的价格计算，也可以参照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规定。同时还应按照残疾用具的使用年限和人均寿命年限（75岁）把将来需要更换的费用计算在内。

（七）丧葬费

“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包括了“存尸费、尸体运转费、尸体整容费、火化费、寿衣费等费用。”至于死者方大办丧事所增加的费用，不予赔偿。

（八）被扶养人生活费 “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扶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扶养2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1、参照公安部有关交通事故中伤残评定标准的规定，本项中所指“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应以五级伤残以上程度（含五级）为限，即鉴定为二级丁等医疗事故的伤残患者，方能认定其丧失劳动能力。

2、“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既包括未成年无劳动能力的人，也包括由于年老、疾病、残疾等原因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3、确定被扶养人时，患方应当提供有扶养关系的证明，及劳动保障、户籍、民政等有关部门依法出具的相关证书、证明。卫生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在处理争议认为必要时，应当要求其公证。

4、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由具有扶养义务扶养能力的人共同承担，死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者只承担本人应扶养的一份费用。换句话讲就是医疗机构只赔偿死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者本人应承担的那一份费用。

5、对已满60周岁以上的被扶养人，仍按60周岁以上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的方式计算扶养年限

（九）交通费 包括必须转院治疗所必需的合理的交通费用等，一般视患者病情、伤型情况并结合当地交通条件而定。但是患者出于故意耗费而支付的不必要的各种交通费用，不应当列入赔偿范围。

（十）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住宿费是指患者因转院治疗、检查往返等原因未能住院也未能住在家里确需就地住宿的扶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凭据支付”不是凭住宿发票上的金额支付，它只是表明患者确有住宿实施及计算住宿天数的凭据，发票金额高低不论，只按住宿天数支付出差住宿补助费

（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 “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不超过3年。”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患者及其近亲属因医疗事故遭受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痛苦而以金钱支付方式给予的抚慰金。

患者死亡后，有权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必须是死者的近亲属。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故死者无近亲属时，其他人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与残疾生活补助费同样的道理，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不是对每一例都计算为6年、3年。更不是对死者的每一个近亲属都要计算一笔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计算年限时，可根据患者原有疾病状况、医疗过失行 2 为的责任程度、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对残疾者也可掌握在一至四级伤残赔偿3年、五至八级伤残赔偿2年、九至十级伤残赔偿1年的原则。否则，如果一级伤残与十级伤残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区别的话，似乎不公。

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近亲属以及参加丧葬活动的患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按上述相关规定计算，但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2人。

（一）至

（十一）项的总额并不等于一律由医疗机构全部赔偿，具体赔偿金额要根据医疗机构在医疗事故中的责任程度大小来确定。医疗事故中医疗过失行为责任程度分为四种：（1）完全责任（2）主要责任（3）次要责任，（4）轻微责任。医疗机构负全部责任的，应承担全部损失的100％；负主要责任的，应承担全部损失的60％－90％；负次要责任的，应承担全部损失的10％－40％；负轻微责任的，应承担全部损失的10％。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流程 篇2

1 医疗损害的特殊性已得到社会公众和法律业界的普遍认可

就医疗损害的特殊性我们分别在患者、医生、法官、律师、卫生行政官员中间做了调查,根据对患者调查的结果显示,83%的患者认为医疗损害与故意人身损害有差别,医疗损害不存在故意性质。20%的患者认为在治疗过程中存在患者自身体质的因素,有25%的患者承认医疗技术水平有局限性,36%患者认为医生的医疗经验存在不同,20%患者认为所患疾病有其特殊性,27%患者认为疾病变化有不可预见性,17%患者认为医疗的专业性强,医学分科过细。55%的患者认为,对于不是医务人员的过错,而是由于医疗意外和疾病本身的特殊性给患者造成的损伤应当给予适当补偿,37%认为应当予以赔偿,不需赔偿的占15%。有33%的患者认为医疗意外和疾病本身的特殊造成的损害应当由政府、医疗机构和患者三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31%认为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22%认为由医疗机构承担,17%认为医疗机构和患者各自承担一半。有72%的法官认为医学存在自身的特殊性,医疗事故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应区别对待。大部分为患者做代理的律师也一致赞同医疗行业具有特殊性、专业性、高风险性,在赔偿上应当有所区别。医务人员更是认为医疗行为受到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有其局限性,还有患者体质特殊、疾病难度、不同医院等级医生技术差异等等问题,医学的风险很大。

从北京市医学会2 0 0 2年9月1日~2006年9月6日395例医疗纠纷案例统计中可以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为154例,占总数的38.9%,有241例不构成医疗事故,占61.1%。在构成医疗事故的154例中医疗机构为完全责任的为5.1%,主要责任的为37.5%,次要责任的为44.8%,轻微责任占5.5%,次要责任和轻微责任的比例总共有56%之多。在395例医疗纠纷案例中有243例涉及到医疗高风险的因素,这些案例中仅有27.2%构成医疗事故,72.8%不构成医疗事故。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在医疗纠纷中,有90%都存在医疗的特殊性、不可控性,及其患者体质特殊、医疗水平局限等因素,即使其中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但占全部责任的只有2%~10%。大部分诊疗行为中仍然存在着混合因素。以上的分析客观地反映了医学学科的自然属性和医学的特殊性,均说明了在医疗行为中存在特殊性是勿容质疑的,符合人类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

2 医疗服务是“必要的缺陷服务”

医疗服务行业区别于所有其他服务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当代医学为患者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中,有相当的部分属于“缺陷服务”,并且随着技术发展和医学进步,缺陷服务在所有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比如为治疗心肌梗死而发展起来的静脉溶栓技术,虽然已经使用多年并相当成熟,但仍然潜藏着造成身体器官出血、心脏再灌注、心律失常等严重并发症危险,不采取措施可能生命不保,因此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在穷尽了其他“很安全”的手段后仍无法解决问题的前提下,仍然要求助于那些虽然自身安全性存在重大缺陷但却可以给患者带来一线生机的“缺陷服务”。比如静脉溶栓技术本身虽然有可能造成并发症甚至死亡,但其发生率较低,而溶栓技术的使用可以使本来死亡率极高的心肌梗死患者中的相当一部分得以生存。由此可见,在人类与疾病做斗争的医疗领域中,存在着一项基本的逻辑原则即“两害相加取其轻”,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杨秀仪所言“在疾病的诊疗上,有时往往会基于利益大于损害之考量,而采取具有侵略性甚至伤害性的疗法”。医疗的缺陷性特点正是医疗行为区别于所有其他领域的“特殊性”之所在,也是我们认为医疗法律关系有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独特性所在。

那么,法律所面临的问题在于:既然社会和公众明知上述医疗服务的缺陷存在,还认可、鼓励甚至要求医疗界提供这些缺陷服务,以争取患者最大的生命健康利益,那么在有缺陷的医疗服务施行后,对于成功救治了病人的情形自然皆大欢喜,而对于未能成功救治,医疗服务的自身缺陷造成患者损害的情况下,如果社会和公众又反过来按照理想化的安全标准对医疗服务加以苛责,并按照一般损害赔偿的标准要求医疗界为缺陷服务负责,这怎能称之为公正呢?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医疗行为有区别于其他领域的独有特点,其医疗损害赔偿是有其特殊性的,在立法和判决中应当予以考虑。

如果法律以一般损害赔偿责任的标准要求医疗界为这样的缺陷服务负责,其结果必然使得医疗界效仿其他行业召回缺陷产品即有缺陷的医疗技术,就相当于“缺陷服务”被“召回”,或者被限制甚至被停用,这样确实可以提高医疗服务的安全性,也确实能够减少医疗纠纷,其代价就是大量本来可以应用该项技术获得生命和健康的患者却终因无法使用该技术而丧失健康甚至生命。

3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具有公益性特点

目前社会中对医疗行为的属性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医疗行为属性具有商品性,认为医疗服务是一种生产活动,它生产的健康利益,是一种可以用来进行商品交换的社会劳动。正是这种商品性决定了医疗服务在一定条件下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按等价有偿、自愿交易的原则开展医疗服务。当医疗行为人因过错给医疗服务接受者造成伤害、导致当事人双方利益失去平衡时,法律规定应以民事责任的方式使医疗行为人(即过错方)负责对医疗服务接受者的损害给予完全的赔偿。而全面赔偿原则正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这一基本原则来设计的。因此,医疗损害赔偿在法律上总体规定的全面赔偿原则符合医疗服务市场的现实,也符合保护个人利益的法治精神。

另一种观点认为医疗行为属性具有公益性和福利性,认为维护个人人身健康权,保证健康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假如按医疗行为的商品属性任由市场去运行,则医疗服务的获得完全是基于人们的支付能力,而不是其他任何社会权利,这时医疗服务就成为了一种商品,是一种基于支付能力而产生的特权。这种结果对贫困人群来说是一种不公正的社会分配,因为他们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使他们更易得病或者被各种因素损害健康,他们更需要医疗服务,严重疾病的治疗费支出会迫使其借债、出卖或抵押土地等生产资料,可能就此将他们推进贫困的泥潭,甚至延伸到下一代。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当代各国的政治哲学选择是不会允许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的。医疗服务不应视为一种商品,当作特权来行使,而应成为一项基本的人权,是人人均应能享受的社会福利。

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市场并不是完全的商品市场,我国政府已定义医疗卫生事业是一种公益性的事业,故在医疗服务市场中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主体,公立医院占主要地位。公立医院、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服务项目的价格受到国家的监管和控制,其补贴或部分基本建设经费由国家支付,患者并未按照成本支付医药费,目前国家正在推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国家均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医院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公立医院,实际上是政府职能的公益性体现,医院的公益性并不仅体现在对每个患者的每次医疗诊疗过程中,还体现在医院对没有交费的紧急患者的抢救和治疗,按照政府规定进行的接种和预防措施,承担贫困人群的欠费等等,均体现了医院代表政府所行使的职能,具有公益性。因此非营利性和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具有一定公益性。

事实上,各国也是根据其福利性来发展和改革医疗卫生事业的,甚至在完全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都没有把医疗行为冠以商品的属性,美国在最近几十年里,倾向于把增加老年人和贫困人群的健康福利作为一种人的社会权利;欧洲国家国民均能享受社会医疗保障服务,将此视为国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是以一种责任义务来为国民提供一定公益性医疗服务的。

因而在非营利性和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中,医疗行为过错导致的损害的赔偿,不应适用全额赔偿原则,应采用限额赔偿原则。

4 无主观故意的医疗损害与有主观故意的人身损害有着本质的不同

医疗过错不是主观故意,民法理论中的过错概念包括主观故意过错和过失。主观故意是指行为人认识到了一个行为及其结果必然会发生,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是具有危害性的。而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可见,故意与过失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

医疗过错是特指医疗诊疗行为中,医务人员虽然违反法律法规,但其并不想也不愿意出现对患者不利后果,而是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导致患者出现损害后果。因而医疗过错性质是医务人员的医疗过失,医生没有主观的故意。如果医生存在主观的故意,故意想让患者出现损害后果,就将构成刑事犯罪,而不是医疗过错。因而,医疗过错与民法中所谈到的一般民事案件中的人身损害应当有所区别,人身损害中包含了主观的故意,法律对具有主观故意的人身损害赔偿是加重的。而医疗过错则不同,如果两者都使用同一赔偿标准,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是不公平的。

5 医疗损害赔偿应采取限额赔偿方式

在我国公路、铁路、航空等高危客运行业均有自己特殊的损害赔偿立法,区别对待于一般的侵权赔偿,其中航空和铁路均采用了限额赔偿的方式。医疗损害与航空客运、铁路客运的意外损害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是确实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三者均属于服务性行业,又都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同时受制于客观条件和政府行政行为的干预,三者所产生的不良后果都不是行为人故意所致。因此与航空及铁路运输业相比,医疗服务业更具特殊性,更具高风险性和不可控性,更应单独立法,实行限额赔偿。

限额赔偿是指在承担过错赔偿时,规定最高赔偿的上限。此原则在全额(即对人身的、财产的、精神的损害)赔偿的前提下,对具体损害赔偿(如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额度做出了适当的限制,体现着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共有共享社会价值观。实行医疗损害限额赔偿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非营利医疗机构由于巨额的赔偿而难以为继,保证非营利医疗机构正常运转,保证国家维护广大民众的健康职能的公益性,保障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能健康发展。因而立法的价值取向也是鼓励医疗行为人为医学科学的发展而积极探索与大胆创新,为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做出最大贡献,维护与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用之于民。

6 医疗损害应属一般过错责任范畴

涉及侵权的归责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以及无过错责任三种形式,医疗损害赔偿应当适用何种侵权责任呢?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医疗损害应当属于一般的过错责任范畴,不属于特殊的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

《民法通则》中明确地规定了只有出现第121、122、123、124、127条的情形方适用于特殊过错推定责任,医疗损害行为不在其中。而且特殊侵权中往往有三方主体,即行为人、受益人以及受害人。如道路施工,受益人是社会大众,受害人只是自身。如果道路不施工,受害人可以避免损害。而在医疗损害中,患者因有病必须要到医院就诊,必须要进行治疗,治疗中必然有风险,其受益人与受害人是同一人,其受益和损害是一体的,不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的特殊侵权的规定。依据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此规定强调的是医疗行为的过失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并不意味着是对医疗损害的审判采用过错推定原则的规定。只是为保证司法实践中解决医患关系医学信息不对称,加强保护患者权益,有利于案件审理的一项措施。在患者完成证明其与医疗机构存在医患关系,确有损害事实并且已经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将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的举证责任由患者转移到医疗机构。这个规定只是对举证责任转移分配的规定,不能作为突破《民法通则》规定,而将医疗损害归于特殊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适用,医疗损害仍应适用一般过错责任。

7 我国应有限地引入无过错归责原则

对于医疗损害是否适用无过错赔偿原则,从国外医疗损害纠纷的归责原则的发展历程看,正经历着一个从过错责任原则到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些国家开始通过确立无过错责任赔偿制度来处理医疗纠纷。如1972年新西兰率先建立了无过错责任赔偿体系,赔偿范围覆盖了包括医疗损害在内所有突发事件造成的人身损害。1975年瑞典创设了医疗保险制度,制度规定凡是因不合理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或者医学上原本可以避免但实际发生了的医疗损害,致使患者至少住院10天或至少误工30天的,都可得到无过错责任赔偿。1988年挪威实施了与瑞典相似的制度,丹麦和芬兰也先后建立了强制性患者保险制度。近年来美国采用无过错责任赔偿处理医疗纠纷的步伐逐渐加快,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可快速赔偿医疗事件”和“指定性可赔偿医疗事件”等法律概念,一些特定的医疗损害无需证明过错存在就可得到赔偿。在弗吉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已经选择性采用无过错责任赔偿处理医疗纠纷,但仅限于与分娩有关的新生儿神经损伤和因接种疫苗导致的医疗损害。加拿大职能部门则建议采用“有限的”无过错责任赔偿制度,同时推行多项制度改革,比如降低律师风险代理费、加强医疗案件管理、加快诉讼程序、缩短诉讼时间、探索医疗纠纷的其他解决方法、严格控制医疗质量以及有效管理医疗风险等。

与过错责任原则不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重点不再是“过错”,而是损害后果与侵权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因为医方不再是患方告诉的对象,没有任何法律风险,所以医务人员一般不否认损害后果与诊疗行为之间的关系,很多情况下医方积极帮助患者在无过错责任赔偿制度下寻求医疗损害赔偿。由于无过错责任赔偿制度,类似于“工伤保险”制度,其主要目的是向遭受损失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救济,而不是追究侵权人的“过错”和法律责任,其优势在于只要患者受到的医疗损害属于“赔偿范围”,无需证明医方“过错”,也无需法律诉讼,就可以获得经济赔偿,使更多的在医疗服务中受到损害的人从中受益,彻底解决医务人员疲于诉讼而受害人得不到合理司法救济的问题,从根本上化解医患双方的利益对抗,使医患关系更加和谐,医务人员愿意主动配合查找医疗损害的真正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但无过错责任赔偿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运行费用过高,因为无过错责任赔偿制度大大增加了医疗损害受害者获得经济赔偿的可能性,必然导致医疗纠纷案件的增加,赔偿支出随之加大。也有人提出“过错”责任和医疗诉讼能够激励医务人员尽职工作,提高诊疗服务质量,无过错责任赔偿制度缺乏激励作用。

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相比,显然后者更有利于患者权益的保护。因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如果医疗机构能够证明自身没有过错,则其不承担赔偿责任,患者则要自己承担不利后果,但是患方往往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仍然会与医疗机构继续纠缠。如果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患者就能获得赔偿,就能建立起和谐的医患关系。那么,我国是否也可以引入医疗损害赔偿无过错归责原则呢?应当说这只是一种发展方向,目前时机尚不成熟,因为我国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保险制度尚处于初建阶段,还无法承担无过错归责原则所带来的巨大的赔偿数额。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多为公立性医院,国家对医疗机构的投入本身不足,特别是二级以下医院,有些医院甚至面临倒闭的状态。如没有健全的保险制度分散医疗赔偿风险,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引入无疑对医疗机构是灭顶之灾。

因此,经过调研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应当加快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引入有社会职能的强制性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意外保险,如:这种医疗意外责任保险可以由医院和患者共同投保,具体做法可以由医院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患者在手术前或特殊检查治疗前购买医疗意外险,只要患者购买保险,医院即在患者购买的份额保费中承担一定比例费用。一旦发生意外和非医务人员过错引起的后果,患者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适当补偿。总之,医疗意外责任保险是针对所有就诊的患者,也可以在挂号费或住院费中,加入一部分保险费。按照我国现在的年门诊量23亿人次,每个患者交一元钱,就是23亿元,年住院量7184万人,每个患者交10元就是7.184亿元,这个数额是非常可观的,可以解决非医疗责任无过错的风险补偿。根据问卷调查显示,83%的患者愿意购买医疗意外险,可承担的费用在50~100元。在建立保险的基础上,在适当的情况下有限地引入无过错归责原则,如针对某些特定的情况适用无过错原则,将是一个可取的选择。

摘要：从医疗侵权特殊性角度探讨医疗损害赔偿。其特殊性在于,依据调查结果显示,医疗损害的特殊性已得到社会公众和法律业界的普遍认可;医疗服务是“必要的缺陷服务”;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具有公益性特点;无主观故意的医疗损害与有主观故意的人身损害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认为,医疗损害赔偿应采取限额赔偿方式;医疗损害应属一般过错责任范畴;我国应有限地引入无过错归责原则。

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完善研究 篇3

关键词：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二元化；诉讼时效；诉讼效率

一、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现状

（一）医疗损害鉴定的“二元化”

《侵权责任法》的出台解决了原本存在的多个二元化问题，对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关医疗损害鉴定“双轨制”的问题仍然存在，卫生部对医学会的鉴定改革也未敲定。所谓鉴定的二元化是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医学鉴定在医疗损害鉴定中并存的现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指医学会医学会组织相关临床医学专家及法医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运用医学和法医学相关知识及技术，对涉及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的有关问题，依据法定标准，对事件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结论的活动。

（二）医疗损害赔偿机制“二元化”

《侵权责任法》对于医疗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按照2002年颁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49条的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按照最高院2003年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的规定，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参照《条例》有关规定办理；医疗事故以外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的《民法通则》规定。就《条例》和《民法通则》在有关赔偿范围和标准上，除在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一些项目上基本相同外，其他都相差甚远。

（三）诉讼时效制度难以保障患者合法权益

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是为弥补受害方的损失，更好地保障受害方的合法权益，并督促受害方及时行使权力，维护社会的稳定。根据《民法通则》一百三十五条，一百三十六条和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患者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即使身体受到伤害也很难确定与医疗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一些伤害的潜伏期较长，发现时间较长。因此，使得的患者在主张权利时，院方已诉讼时效已过为由，规避本应承担的损害赔偿义务，这不仅有违侵权行为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而且也违背了民法公平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原则，导致患者合法利益得不到支持，进一步加剧医患双方的矛盾。

（四）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耗时长，效率低

在鉴定中，相关医疗机构的鉴定时间直接影响这诉讼的效率。一审期限一般6个月，但鉴定的时间不包括在内。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二、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完善措施

（一）完善机制，逐步消除医疗损害鉴定的二元化模式

1.树立司法鉴定的权威

司法鉴定由于设立门槛低，在利益的驱动下，众多不适格的鉴定机构纷纷设立，严重影响了，司法鉴定的质量。为解决这一局面，要多方研究考察，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立足我国实际的基础上，设立符合鉴定结果要求的鉴定机构设立条件，提高鉴定机构的质量。同时，为适应新的鉴定制度，必须提高司法鉴定人员的资质要求，以配合医学会专家的水平，使双方更加默契的结合，鉴定制度运行更顺畅。

2.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

法医是基础医学二级学科，而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并列属于一级学科，两者不是同一专业学科。但医疗损害鉴定离不开相关临床医学专家及法医专家的参加，要想在短时间内提高法医的资质要求，也根本不可能實现。加上面对双方本就存在的利益博弈，与其直接分割，不如退而求其次吸纳医学会的专家进入司法鉴定体系，一方面保证了鉴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由于医学会的专家大都来自临床，他们充分参与公正，严格的鉴定有助于在日后的工作中从权威的判决中吸取经验，谨慎严格行医，减少患者损害，更有助于新鉴定制度的贯彻执行。

（二）解决医疗损害赔偿“二元化”模式的方法

目前医疗损害赔偿标准二元化的大部分原因在于一部分人认为《条例》是行政法规，《民法通则》是法律，《条例》在位阶上低于《民法通则》，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所以理应适用《民法通则》。但是，另一部分人认为《条例》的立法背景是源于社会各界对修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呼声，当时是考虑到制定法律尚缺乏经验，所以本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调整的改为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方式，待条件成熟后再上升为法律。

（三）发挥诉讼时效制度的措施

实践中，由于患者在医学知识、信息等方面所处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不得不依附于一定的专业医护人员才能确定自己所受的所受的损害，因此，为充分保障患者的弱势地位，患者就自己的病情向加害方进行咨询、向有关部门写信要求解决、向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等，均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

（四）提高诉讼效率的措施

1.成立医疗纠纷委员会

国家可以计划成立医疗纠纷委员会，效仿法律援助的模式，聘请一部分专家提供咨询建议，以方便问题的解决。同时，为增加了患者方对目前形势的了解，可以聘用医学专家进行调解。

2.成立专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法院

为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建立专门的法院。目前的形势看来，医疗纠纷、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成为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必要为这类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机制，专门的法院，专案专办，更加有有针对性，节省医疗损害赔偿诉讼的时间，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1]祝松，杜进兵.医疗侵权诉讼案件中鉴定“二元化”的异与同·华南国防医学杂志·2014年8月28日第28卷第8期.

医疗事故赔偿的赔偿标准及步骤 篇4

【医疗事故赔偿五步骤】

第一步，鉴定医疗事故。医疗事故可通过三条途径解决：双方自行协商、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处理申请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的关键在于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医疗事件先由医院所在辖区的区县医学会进行首次鉴定;当事人对首次鉴定结论不服的，可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市医学会负责组织鉴定;如果对再次鉴定结论仍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最终裁定。属医疗事故鉴定费由医院承担，非医疗事故鉴定费由患方承担。

第二步，由医学会给出医疗事故鉴定报告。报告通常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否属医疗事故。二、属几级医疗事故(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二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三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四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三、医疗人员负有哪种责任(完全责任，医疗机构承担100%的赔偿责任;主要责任承担70%的赔偿责任;次要责任，承担30%的赔偿责任;轻微责任，承担10%的赔偿责任)。

第三步，根据《条例》规定的11项标准计算的医疗事故赔偿基数。

(1)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原则上按照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用药范围、诊疗项目等确定，实行一次性结算。

(2)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3)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根据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和统计局每年联合发布的标准确定。

(4)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5)残疾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6)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7)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根据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和统计局每年联合发布的本市在职职工上年月平均工资2倍确定。

(8)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扶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扶养;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9)交通费：按照患者实际必须的交通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10)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11)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然后，根据11项内容和上海标准逐项对号入座，对医疗事故中需要赔偿的部分累计相加，得出总额。

第四步，计算赔偿总额。计算公式为：赔偿总额=上述11项所加总额×医疗过失行为责任程度的赔偿比例。(比例见第二步)

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 篇5

甲方（受害人近亲属）：

乙方（雇主及施工方）：

丙方（被施工单位）：

2014年 元月 9日，乙方雇佣甲方参与丙方建筑维护施工，因致甲方人身损害，甲、乙、丙三方就赔偿事宜，经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及丙方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工伤保险办法》第四十三条，一次性赔偿甲方各种法定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以及财产损失项目共计陆拾万元（小写：600,000元）整。

二、甲方同意接收上述赔偿款项，并放弃对乙方、丙方的其他一切权利，不再要求乙方、丙方进行任何形式的赔偿或承担其他任何责任。若甲方及甲方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再向乙方提任何要求，由甲方负责处理解决。

三、乙方已于年 月 日 先行支付甲方共计，甲方对此认可并计算在赔偿总金额之内。

五、丙方为乙方提供保证担保，若乙方不能按时支付上述赔偿款项，则由丙方代为支付。丙方代乙方支付赔偿款项后，有权向乙方追偿。

六、甲方对乙方的违法行为表示谅解，保证不再要求司法、行政部门追究乙方、丙方的任何行政、刑事责任，并保证在必要时配合乙方向司法机关等有关部门说明本协议的情况，出具相关文件或证明。

七、甲方保证本协议合法有效，保证没有其他权利人就此事故再向乙方、丙方主张权利，若本协议被确认无效，甲方应将已收取的全部赔偿款返还于乙方，若造成乙方或丙方其他损失，则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八、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伍万元。

九、此事故双方一次性了结，别无其他任何纠葛。

十、本协议一式五份，自三方签字后生效，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交丙方当地派出所部门各留存一份，交甲方所在地镇政府留存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甲方：

年月日

乙方：

年月日

丙方：

年月日

见证人：

医疗事故赔偿标准 篇6

1.医疗费:受害人在医疗事故发生后因健康受损需要进一步治疗,无论患者经治疗后痊愈、残废还是死亡,这其中都有部分医疗费用属于因医疗事故发生而支出的不必要的费用,如果医疗事故造成了不良后果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后续治疗,还需要支付将来所需的医疗费。医疗费的赔偿应当与损失相一致。主要包括治疗费、住院费、检查费、药品费等,一般主张应当是在医疗上认为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基本费用。

2.陪护费:受害人因医疗过错受到伤害,在治疗过程中由于病情需要由家属或家属雇人看护的,应当由加害方支付陪护费。这部分费用应当结合当地的工资水平及看护工作的复杂程度与时间长短来进行计算。我国《条例》中规定按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这种计算方法是较合理的。

3.交通费、住宿费:受害人因住院、出院、往返于医院进行治疗或转院时所花费的交通费,及异地治疗时的住宿费应当由加害方支付,同时,受害人的亲属确有必要支付的为探视及陪护受害人的费用也应当由加害方赔偿。这笔费用必须要综合考虑受害人受伤部位、受伤程度、交通状况等情况,必须是医疗上及社会公众观念认为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才可以得到赔偿,所以这种情况下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住宿费的赔偿标准,原则上是按照公务员出差住宿标准,但是由于现行规定中这种标准过低,故法官在实践中确定的赔偿标准可以适当高于公务员标准。我国《条例》中规定了接受该项费用赔偿的人数限为2 人,有效地防止了受害方可能出现的过分索赔要求,具有合理性。

4.住院杂费:主要包括日用品杂货费、伙食补助费、通信费甚至书报费等。由于这项费用因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会有很大弹性,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不宜按具体项目进行计算,采取一揽子定额化方式比较合适,将其计入损害赔偿额内。我国《条例》对此项规定为定额方式,即按照损害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实践中争议也不大。

5.丧葬费用: 医疗事故致患者死亡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应当支付患者近亲属丧葬费。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丧葬习俗、生活水平上存在差异,所以这笔费用应当结合受害者死亡当时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与丧葬费实际支出的一般标准来决定赔偿额。我国《条例》中规定的是按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是合理的。

6.残疾用具费:我国《条例》规定“因残疾需要配制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此规定较全面合理。

7.律师费用:在请求损害赔偿的诉讼中,因涉及许多专门的法律问题,受害人一般要请律师介入。律师帮助诉讼不仅可使当事人得以全面保障自己的权利,也有利于法律程序的顺利进行。但诉讼成功后如果律师费用由受害方承担难免不公平,因为这笔费用属于本来可以不发生的费用。世界各国对律师费用支付均有自己的规定,但部分律师费用由败诉方负担已成为潮流。只是因各自司法制度的不同,而使律师费用的赔偿额的确定有所不同。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判决将部分律师费用由加害方承担已不少见,业内对律师费用是否纳入损害赔偿的范围也无太大争议,但缺少这方面法律的明文规定。

8.误工费:患者因医疗过错不得不住院或病休,应获得因不能正常参加劳动而丧失的劳

动收入的赔偿。我国《条例》第五十条中关于误工费的规定为: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职工平均工资3 倍以上的,按照3 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可见我国在误工费的计算上不是按照损失多少赔偿多少的原则,而是采用主客观兼顾的计算方法,规定了一个计算标准即上职工年平均工资,同时设定一个赔偿标准上限为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 倍。这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经济收入较低有关,可能也考虑到了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尚不完善,医疗机构的赔偿能力不强的现实。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似乎过于简单,忽视了患者实际收入、受教育程度、发展前途等自身因素的不同,且该规定赔偿标准的上限过低,对众多高收入的医疗事故受害者来说有失公平。基于我国现阶段只能在保护患者权益和保护医疗行业的发展中作出调和,那么可以将目前这一赔偿标准的上限提高,如将赔偿上限提高到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 倍,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日渐发展的今天,这个数额对医疗机构来讲并不算高,不会对医疗事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可以尽量接近按实际损失补偿受害人。

9.残疾赔偿金:是指对受害人因劳动能力减少或丧失而损失的未来应得利益的赔偿。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是按限额赔偿原则,以残疾生活补助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的形式出现的。《条例》规定残疾生活补助费以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为赔偿的计算标准,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

10.死亡赔偿金:是对因患者的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应得利益的赔偿。侵害生命权,其实质在于将自然人的死亡提前,即为死者近亲属的消极损害。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精神损害赔偿,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也将死亡赔偿金列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之一。

11.精神损害赔偿即非财产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指的是对受害人因伤害导致的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不良后果,如肉体的疼痛、精神的痛苦以及参加特定活动的能力的丧失予以赔偿。医疗侵害行为侵犯的主要是受害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身体受到伤害时通常会给患者本人或家属带来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精神损害尽管难以用金钱来计量,但是对精神损害给予适当金钱赔偿可以重建受害者的自信,平息他的愤怒,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医疗事故赔偿范围是必然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 年3 月出台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规定非法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造成精神痛苦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该司法解释表明,一旦精神损害的侵权行为发生之后,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实践真知、法律智慧和法官良知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

出生时受伤害 医院对孩子伤残后果承担责任？来源：胶东在线 作者：于明翠修红红 日期：2010-05-12 我来说两句(0条)

日前，海阳市人民法院对小安康诉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二院”)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二院”对小安康的伤残后果承担90%的责任。

2003年12月10日，小安康在“二院”出生，由于医生对超巨大的小安康的体重估计不足，在产程观察处理中又存在不当，对可能发生的难产预计不足，小安康娩出胎头后，发生前肩难产，致使小安康的臂丛神经受到损伤。

经过多次治疗后，小安康诉讼至海阳法院，申请法院对事故等级及伤残等级委托有关部门进行鉴定。2005年4月4日，烟台市医学会做出烟台医鉴20047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结论是本次病例属于三级戊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小安康不服，申请重新鉴定。2005年12月15日山东省医学会做出了鲁医鉴2005105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其结论是本病例属于二级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并建议小安康继续康复治疗。

2006年4月14日，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小安康的伤残程度进行了评定，结论是小安康的臂丛神经损伤致左肩、肘、腕关节及左手功能丧失，构成四级伤残。

在法庭上，“二院”对山东省医学会的事故鉴定结论及司法鉴定机构的伤残等级鉴定结论都没有异议。审判人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但由于对赔偿比例的分担产生严重分歧，法庭调解失败。法院认为，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考虑小安康今后的生活及身体状况，将赔偿比例提高到了90%。判决之后，二院没有上诉。

医疗损害赔偿制度设计的思考 篇7

1 当前我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1.1 没有考虑疾病的自然发展和转归因素

1.1.1 医疗损害赔偿与其他人身损害赔

偿适用统一赔偿标准, 没有考虑患者自身疾病因素。医疗行为的发生是基于患者有疾病, 需要到医院诊治, 患者并非健康人, 在诊治患者疾病的过程中始终会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损害, 这与交通事故, 一般殴打所致健康人身体的损害治疗不一样。目前医疗损害赔偿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在赔偿中简单地按照参与度比例赔偿, 没有区分疾病自身治疗的因素, 未将治疗原发疾病的费用与医疗损害后医疗费用区分, 笼统地将所有医药费计入赔偿范围, 判定医院承担包括治疗自身疾病的费用, 在法理上欠缺公平。

1.1.2 未考虑特殊患者预期寿命。

刚出生的婴儿患疑难疾病、癌症晚期患者、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等特殊疾病患者, 其本身寿命具有时限。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人身损害的死亡赔偿金统一适用20年赔偿标准。《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受害人60岁以上的, 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 75岁以上按5年计算;但是没有规定受害人年龄幼小的可以减少赔偿年限, 导致在法律实践中刚出生的不可能存活的病婴也按20年赔偿, 赔偿数额达到几十万元。同样还值得商榷的问题出现在癌症晚期患者、心脑血管特殊疾病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上。特殊人群的死亡赔偿金未与一般患者和健康人群有所区别。根据常理, 刚出生的婴儿、癌症晚期患者、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等特殊疾病患者的预期寿命短, 其死亡造成的未来可得利益的丧失较之一般患者或正常人群要少, 如果不加以区别, 则有损于法理的公平原则, 死亡赔偿制度的制定也失去了最基本的意义。

1.1.3 残疾赔偿金。

原发疾病必然造成的残疾和由于过错导致致残的医疗损害伤残两者是不同的。例如, 某女性患者因放射菌病导致子宫和卵巢切除, 是正常的疾病诊疗结果, 而且鉴定结论确认切除子宫和卵巢均是疾病发展治疗的需要。但患方认为手术给自己身心带来损害产生纠纷, 闹上法庭。在审理过程中患者要求做伤残鉴定, 鉴定机构根据患者自身子宫、卵巢被切除这一客观情况鉴定为七级伤残, 而法院则直接依据此鉴定意见判决医院支付伤残费用, 疾病残疾与损害伤残不是一个概念, 简单确定伤残显然不公平。

1.2 没有考虑到医学是探索性学科

任何新技术的产生, 对新疾病的认识, 形成成熟的治疗方案必定会有损害作为代价, 有些医疗损害难以避免。医学不探索就不可能进步, 探索未知就必然会发生损害。过重的赔偿会影响医师的探索积极性, 影响医学的发展, 最终伤害的还是广大患者。

1.3 没有考虑医疗行为的特殊性

医疗行为本身具有侵入性损害, 基于医疗技术的局限性, 治疗疾病需要采取各种手段, 如手术、化疗和放疗等, 必然会有医疗损害的发生, 这是现有医疗知识水平和技术无法避免的损害。

1.4 诉讼法院地标准赔偿规定导致高收入地诉讼增多

按照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 法院判决按照受理诉讼法院地的标准赔偿, 导致低收入地区的患者想方设法争取在高收入地区进行诉讼, 以获得高额赔偿, 是有失公允的导向。根据法律规定, 死亡赔偿金按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2013年我国农村地区平均为10万元左右, 城镇则在20万元左右, 在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甚至可达五、六十万人民币。

北京、上海等地的赔偿标准比很多省市要高, 部分外地患者为获得高额赔偿, 到北京就诊, 拉着北京的医院“陪绑”在京诉讼, 成为医疗纠纷中一个利用法律获得更高赔偿的方法。例如某地患者A, 因中耳炎就诊外地某医院, 完善各项检查后邀请北京医师到当地进行了胆脂瘤切除术。术后患者心脏骤停, 呼吸停止, 大脑缺氧, 患者呈持续植物状态。后患者到北京治疗, 并将医院诉讼至北京某法院, 经法院审理, 判决北京医院无责不承担赔偿责任, 外地某医院按照北京地区标准赔偿患者各种费用。该案例原告如果在外地法院提起诉讼, 当地标准判决的赔偿数额会大大低于北京赔偿标准, 这对外地医院而言是很不公正的。

1.5 医疗损害赔偿一次性支付方式存在缺陷

一次性支付对医院正常运行乃至生存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医院与公司、企业不同, 公司和企业有了重大债务以至造成资不抵债时, 可以破产、注销。公立医院是利用公共财政费用设立的公共事业单位, 如果医院因为天价赔偿而不能正常运营和消亡, 最后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和切身利益, 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行。另外, 一次性支付巨额赔偿可能被挪用, 无法避免患者的监护人提前花费赔偿金而致其未来生活发生困难的风险, 这严重侵害受损害患者的利益。

1.6 医疗损害赔偿没有考虑到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

我国目前数量如此之多的公立医院和相应有限的政府各项财政支持, 造成了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财政投入和后期支持不足的客观事实。一方面, 如果对每起医疗损害都以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做全额赔偿和救助, 将国家为广大公众提供服务的医疗资源用来承担巨额的个人赔偿费用, 就有可能影响到医院为其他患者的服务, 影响医院运行和公共卫生安全的保障。另一方面, 根据利益对等原则, 人们享受政府“补贴”医保报销福利, 并无全额承担市场医疗费用, 也不应该享受根据市场价格规律计算的全额赔偿, 而是限额赔偿。

1.7 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和谐”因素导致判决不公

根据调研资料显示, 在我国医学会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率平均50%, 那也意味着还有50%患者的损害不是医疗机构过错行为所致。我国目前没有无过错医疗损害的救助体系, 也缺少医疗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患方将医疗损害赔偿当作救命稻草, 法院为了“和谐”会倾向患方, 不管是不是诊疗过错, 都考虑判决由医院方承担赔偿责任。

2 完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2.1 建立和完善医疗损害限额赔偿制度

借鉴各国经验, 在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上实行限额赔偿。死亡赔偿金应考虑特殊患者的预期寿命。结合特殊患者, 以及新生儿的生前情况, 引入预期寿命分析, 规范特殊患者的死亡赔偿标准, 特别是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恶性疾病患者、新生儿的死亡赔偿标准, 不应简单按照20年计算, 应当按照预期寿命考虑赔偿期限, 例如5年-10年, 给法官一定裁量权。

精神抚慰金体现的是对医疗损害所致严重精神损害, 医疗损害发生也同时合并疾病自身的自然转归, 故不能将疾病自身的因素包括其中。在美国, 对于精神抚慰金严格控制, 没有达到严重程度不能给予精神抚慰金。因此, 在疾病交叉因素存在的情况下, 不应当由医疗机构来承担畸重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赔偿应当有合理限度。

2.2 应考虑患者遭受医疗损害前的实际情况, 剔除疾病原发因素

在医疗损害赔偿中, 应当首先剔除患者原发疾病的因素, 以及治疗自身疾病所需的医疗、护理等治疗费用, 以及自身疾病所致的残疾程度。

2.3 增加多元化的医疗损害责任承担方式

在其他民事侵权案件中, 《民法通则》规定了多种承担责任方式, 医疗损害责任不能只是用经济赔偿一种方式。《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侵权责任包括侵犯患者隐私权、知情同意权。医院及医务人员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 有时患者没有损害后果, 此时的侵权可以赔礼道歉, 而不应仅仅是赔偿, 应当建立多种责任承担方式。

2.4 建议医学专业委员会对特殊疾病制定规范的康复和维持治疗标准

目前我国医疗损害责任高额赔偿, 主要是后续治疗、康复、护理费所致。司法实践中没有规范的标准, 法官也不了解。没有医学会出具详细的治疗项目和费用建议, 法官只有依赖法医鉴定结论。法医常常开出高额、重叠、不必要的治疗项目和费用, 导致巨额赔偿。

中华医学会具有全部专业学科的专业委员会和全面的专科专家, 完全有能力制定相关专业规范的治疗计划方案, 以此来帮助法院正确审理医疗纠纷案件, 合理合法赔偿。相关康复专业委员会、神经专业委员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 可以根据医学诊疗规范、临床实践、循证医学对本专业存在的疾病生存年限、治疗期、康复期、防止再残疾训练期的治疗方案、项目、终止期限做出探讨, 制定出符合国情、临床实践、患者现状、大众所能接受、容易理解的诊治、康复、训练、维持治疗标准、费用, 标准可以根据发展定期修订。各地法院在遇到医疗损害赔偿金、后续治疗、康复等费用计算问题时, 可以请当地医学会组织相关临床专家对照该标准针对案例进行评定和合议, 并由医学会对此出具鉴定报告, 加盖医学会公章。这样特殊疾病人群的生活年限即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的计算相对公正。

2.5 建立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支付基金制度

建立我国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支付基金制度, 由其统一管理和监督赔偿基金, 定期支付赔偿金, 应该说是一个较好的办法, 能够避免造成医院运行困难和家属挪用赔偿金。建立医疗损害赔偿资金分期支付和监管的好处在于:合理使用;有效支出和增资;遇有特殊变化, 还可以调整支出。建议具体做法如下:第一, 设立专门机构, 统一划拨、给付赔偿资金;第二, 专门机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收支、管理和运营, 保障医疗损害赔偿资金的保值和增值;第三, 专门机构要制定相关政策避免资金的挪用、滥用等现象发生;第四, 专门机构要制定政策、规定、标准支付赔偿费, 支付赔偿费的项目、数额和依据。

2.6 完善医疗损害风险分担机制

2.6.1 强制推行医疗责任保险。

首先,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应以法律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 而不仅是以行政手段进行推广。其次, 要考虑中小医院、农村医疗机构和个体行医者的承受能力。第三, 建立非商业性社会医疗责任保险是分担医疗风险的长效机制。现行商业保险推行的医疗责任保险, 追求商业利润, 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及低成本、低收费性质不符, 且商业保险不能累积滚动, 赔多了保险公司亏损, 医疗责任保险开展没有积极性, 赔少了医院不能接受, 政府强制推行商业医疗责任保险有推销之嫌。因此建立社会医疗责任保险是分担医疗损害责任较好办法。建立类似交强险的社会医疗责任保险, 由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共同出资建立社会基金式医疗责任保险, 形成积累滚动, 国家实行免税政策。如果仍采用商业保险形式, 国家应当给予免税, 增强保险公司的积极性, 提高服务水平, 分担医疗风险, 排解医疗机构的困惑, 形成医疗保险运行机制的良性循环。第四, 建立和完善针对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法律体系。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最终需依国家法律规定施行。

2.6.2 推行患者购买手术意外险等各类医疗意外保险, 分担医疗风险

医疗风险的分担不仅是医院的问题, 患者也应当共同分担。应借鉴航空意外保险的模式, 开展商业医疗、手术、产科、特殊检查、治疗等意外保险。患者通过购买各类医疗意外险, 自我分担医疗风险。在发生基于医疗风险产生的不良后果时, 由保险公司短平快地给予赔付, 让患方尽快得到补偿。这样既增强了患者医疗风险防范意识, 降低就医期望值, 又得到了补偿, 从而达到预防和有效处理医疗纠纷的效果。

2.6.3 政府救助医疗损害制度的建立。

(1) 建立医疗意外损害社会救济基金。借鉴法国对无过错医疗行为中受到严重损害的患者以国家“团结互助”名义从专项基金中予以救济的制度, 同时结合现有已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建立医疗意外损害社会救济基金, 对在医疗意外中受到严重损害的患者予以救济是现实可行的措施。救济基金应为公立公益基金, 由政府、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所有就医患者共同出资建立。基金应明确救济范围、救济方式、申请救济的程序, 对于什么是医疗意外, 何种程度为严重损害应制定明确的标准;另外, 基金不应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流程 篇8

关键词：学生；损害；学校；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058-01

在伤害事故出现时，学生的法定监护人承担着维护其孩子合法权益的责任，学校和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之间会出现对立的状态。学校在学生的损害赔偿中处于及其尴尬的地位。未成年学生由于认知能力等方面都处于不完全状态，这无形之中就加重了学校的责任。不言而喻，学校责任加重的同时，对于学生的安全管理义务会落在教师的肩上。但是国家对于校园伤害事故的立法比较滞后且没有针对性，教师的处境可想而知，故本文拟从不同的伤害事故中厘清学校责任承担。

一、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特点

（一）伤害事故中的受害方特定。在学校，受害方的主体特定，即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学生，这部分群体在法律能力、认知能力方面都不完全，因此当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往往由其法定代理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学生受伤害的地点特定。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学校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校会产生很多的接触。学生的伤害事故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在学校场地的范围之内，但有时候也不排除学生的伤害事故发生在学校之外的特别情况。

（三）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时间特定，即学生在学校的时间段内。每天早晨当学生进入学校的这一刻，学校就承担起了对学生的安全管理和保护义务，在学生学习的活动中，学生受到伤害时，学校就会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

（四）受伤害未成年学生的加害方特定。通过观察，在学校，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中，加害方主要为学校、教师、学生及校外的第三人。前三方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频率较高，通過此研究，对于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法制教育方面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是安全管理和保护的教育教学法律关系，不存在监护的法律关系。在社会上，家长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普遍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观念，及学校和学生之间是一种监护的法律关系，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受到伤害时，家长往往会说，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当孩子受到伤害时，学校就要承担责任，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二、未成年学生受伤害事故的种类及其责任承担

（一）学校是侵权主体的学生伤害事故。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在和多伤害案件中，学校往往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没有采取积极的行为去伤害学生。例如，学校没有尽到安全管理或注意义务，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活动中，学校的各种教学设施对学生造成的伤害。在这些伤害事故中，如果学校能够证明自己尽到了足够注意义务，学校可以减轻责任。由于未成年学生的特殊性，其认知能力不足，学校和教师常常强调学生应该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以免对自己或者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但有时还是不能避免学生的伤害事故，这与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性有这很重要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在事故中，尽到怎样的安全管理及注意义务才能免除自己的责任，这是法律人以后要努力的方向，只有规定明确，才能指导学校更好的做好学生的安全管理和保护的工作。

（二）教师是侵权主题的学生伤害事故，在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的交集较多，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对学生有着教育义务，学生有着学习知识的义务。现在见诸报端及各种媒体上教师对学生的伤害事故较多，且对教师的讨伐声不绝于耳。在这种事故中，媒体也承担起了不负责任的角色，对社会大众没有正确的引导，导致社会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偏激认识。在学生伤害事故中，教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只是极个别教师的个人行为，不能因此否定全社会教师对社会的贡献。有着以偏概全的错误认识，这往往使教师产生了对学生想管但不敢管的畏难情绪。古代私塾先生用戒尺对学生实施一定的惩戒，但现在的法律法规对教师的惩戒权没有规定，教师对学生怎样的管理是惩戒权的实现，什么情况下才可以构成教师对学生的人生伤害，法律都没有详细的规定。当学生伤害事故出现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为了应和社会的呼声，往往会用情理代替法理，这种判决在现实中也有出现，教师正当的教育行为，但当学生自杀行为出现时，就会以教师的教育行为不当，是教师承担赔偿责任。教师在教学中无所适从，对于学生管于不管，都处于尴尬境地，学生不出事故万事大吉，一旦出事故，教师百口莫辩。

（三）学生是侵权主体的学生伤害事故。在此种学生伤害事故中，学生对学生造成了伤害，尤其法定监护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种事故中，学校往往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官往往认为，学生之间出现的伤害事故，学校和教师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义务，试问教师怎样才算尽到了管理和注意义务，这需要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在学校有几千学生，上课期间，学生发生伤害事故，教师和学校有责任，因为没有尽到管理和注意义务。但下课后，学生四散，教师怎样才能尽到管理和注意义务，教师也要休息，不可能陪在每一位学生的身边，去保证每位孩子的安全，这种情况下，教师也分身乏术。因此，我认为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当侵权主题明确的时候，学校和教师尽到一定的管理和注意的义务时，对学校和教师的责任承担不能过于苛刻。

（四）第三人是侵权主体的学生伤害事故。在第三人对学生造成的伤害事故中，第三人承担责任，当学校没有尽到安全管理的义务时，学校承担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