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推荐7篇）
2008年9月，山西临汾市“襄汾溃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并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长的孟学农去职。孟走前留下四个字：“晋官难当”。
对临汾而言，此四字一语成谶。自去年9月20日临汾原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起，临汾市委书记空缺了199天，直到今年4月8日，谢海出任临汾市委书记，才结束这一尴尬局面。
在矿难高发的山西省，做官犹如坐火山，三年之内，山西就换了四任省长，以至有民谣说，“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临汾又是火山中的活火山，三年之内，换了四任市长。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今，有新闻报道的临汾矿难至少达23起，共造成死亡失踪712人。于是，又有民谣说，“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矿难说了算。”
不过，官员的缺乏担当，只是事件的表象部分，若我们往深处看，会发现刻骨的隐忧。在山西省，官员可能要面对一个复杂的地方权力谱系。谁能知道，在每一座矿山后藏着一双多么有力的手？谁又能知道，在每一个矿洞里的水有多深？具体到临汾，如果当地黑色豪门企业背后那看不见的手的级别，远高于临汾书记、市长，后者就很难有效运用行政权力，去澄清污浊、革陈除弊，去彻查安全生产问题。
有志澄清的官员可能面对的是“下面有人”的困局——那就是当地盘根错节的大小利益集团，商人与公仆的缠绵纠结，互为支援。实际上山西豪财们从来就是盘踞一方，维系原始且粗放的经济，却能令多方束手。如此的社会土壤，更增加了官员有所作为的难度。然而，一旦发生矿难，地方党政负责人，又会因“问责制”而不得不接受免职或更严厉的处分。在这种态势下，“聪明人”自然会想方设法活动，避免去这种被诅咒的地方为官。
社会学家丁学良评论说，临汾现象是中国社会过去20多年来，经济发展进步、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问题的集中反映。问责制是一种进步，可以部分缓解社会矛盾，但不能根除制度隐忧。
在法制社会，执法依靠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而非执法者的行政权威。丁学良因此总结道，“晋官难当”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根本弊病——重行政权力而轻法律权威；重人际关系而轻规章制度。
此种弊病一日不被根除，则制度隐忧一日不能消解，而“晋官难当”及“不当晋官”的局面，就不能被扭转；“晋祸难止”、“晋工难活”的悲惨图景，也仍将不断上演。
材料二：
“2005年始，山西三年之中调任四任省长，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随着问责力度进一步加大，山西地方为官已不舒坦。山西临汾某县县长表示，如今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我们现在是在鸡蛋上跳舞，当太平官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10月27日《中国经济周刊》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对严重失职读职的官员或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高层官员进行追究和惩处不一而足。例如，1980年“渤海2号”沉船事故发生后，原石油部部长的职务很快就被解除了。国务院还对民航、铁路、卫生等部门发生的重大事故也做出过严肃的责任追究和查处。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仍属于“个案”处理，尚没有形成一种规范和制度，更称不上“问责制”了。
“官员问责”概念的提出，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香港特区政府2002年7月的“主要官员问责制”，为我国第一次带来了问责这个概念。二是2003年4月，由SARS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广泛关注，带动了对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实践的探索。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全国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 1
赔偿制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2005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首次载入对“引咎辞职”的有关规定，对官员问责从法律的高度予以确认，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有了法律依据。官员问责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的力度从观念层面向实践层面伸展，仅2004年4月以来，就有包括省部级干部在内的200多名官员，在重大事故和责任事件中因“负有责任”而受到追究。
所谓“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官员问责制的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官员权力和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目的。
材料四：
2008年11月，笔者对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县（市、区）长进行了问卷调查。61位学员中，在回答“您如何看待和评价受到行政问责的官员”时，3 9.3%的人认为“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这样处理他们显得过重”。31.1%的选择“应该受到责任追究，但是处理的程序和方式有问题”。14.8%的人认为“替别人承担了责任，应该受到追究的是别人”，只有9.8%认为他们“应该受到责任追究”。其中，中西部地区县(市、区)长认为应该受到责任追究的比例最低，分别为4.3%和10.0%。
笔者同时于当月对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在61位填写问卷者一中，23人选择“他们应该受到责任追究，但是处理的程序和方式有问题”，占37.7%。16人选择“他们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这样处理他们显得过重”，占26.2%。还有3人认为“他们不应该受到问责，是替别人承担了责任”，占4.9%。另有3人选择了“其他”。真正认同他们应该受到这样惩处的只有16人，占26.2%。中央部委的同志认为处理程序有问题的较多，而地方的同志认为处理过重的较多。17位中央部委同志选择“他们应该受到责任追究，但是处理的程序和方式有问题”，占中央部委38人中的44.7%；10位地方的同志选择“他们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这样处理他们显得过重”，占22位地方同志中的45.5%。
有不少地方领导干部反映，现在当官是高风险行业，不知道哪儿就会被免职。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食品药品安全、计划生育、征地拆迁、信访工作等等，他们说，每一项工作都是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搞不好就出事，出事了就会被问责。
材料五：
如果把非典时期的大规模官员问责比作一场问责风暴，那么相隔五年之后，新一轮的问责风暴再次席卷全国，仅2008年9月就有因重大安全事故被免职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多达19名。从这轮问责风暴，我们不难发现以下新特点。
一是问责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从事故发生到官员被问责，中间最短只相隔几个小时，最多也不过几天，如4.28火车相撞事故，火车相撞发生于凌晨4点多，仅仅4小时之后，铁道部就宣布免去济南铁路局局长的职务。在官员的问责方而，这个速度可谓是创了记录。
二是问责力度增强，影响范围明显扩大。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的官员问责中，厅局级和县处级官员占干部被问责官员的76.8%。这两类官员中，有59.4%是行政职务，党委职务只占17.4%。而在2008年的问责风暴，同一事故涉及到官员已不仅局限在地方并且逐渐由单一的行政处分向党纪政纪处分延伸，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党委系统到行政系统，涉及到的官员都被问了责。不仅石家庄市市长、市委书记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因监管缺失而辞职。而同样是奶粉安全问题，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处置的却只是当时的几个相关地方行政官员。
二是问责方式、问责原因多种多样。在此之前出现的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方式出现最多的是记过和记大过处分，总计占问责处理结果的33.1%。其次是撤职处分，占了13.7%。2008年出现的问责方式却可谓是多种多样，免职、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都出现在行政问
责过程中，其中当属免职出现的次数最多。从问责原因上来看则既有因重特大事故而辞职或被撤职的，也有因疏忽或渎职而被免职的。如9月11号，四川巴中市政府办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员因在放假通知，把中秋节”写成“端午节”而丢了官。由此可见问责的原因可谓五花八门。
四是媒体在官员问责过程中扮演起推波助澜的角色。有时候官员犯错的事情并不大，在2008年之前可能只是组织内部批评下就不了了之，但在2008年问责风暴中，一些官员却因为事件被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受到处分，如四川巴中市写文书写了错别字的三位官员，因被当做笑话在网上传播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而不可避免的被免职。群众的反映，领导的关注，媒体的报道，网络的传播，在官员问责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材料六：
——我国官员问责制还处在粗放型阶段，仅在技术上完善行政性问责还不够，关键要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
2008年11月26日，“史上最牛官员别墅群”直接责任者熊传明，被河南省纪委监察厅和信阳市纪委监察局撤掉了信阳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并对其予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此前，熊传明得到的处分是“行政警告”。这被公众认为处理过于“轻描淡写”。在舆论的压力下，熊传明终于“落马”，也算是给民意一个交代。“
可以说，熊传明从行政警告到被撤职，是官民问责博弈的结果”，李成言教授对此评价道，“这样的官员问责，感觉像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政府好比卖方，公众好比买方。一旦官员出事激起民愤，为维护政府自身的公信力，政府一方会试探性问责官员，并希望公众能积极认账，公众接受则交易成功，如果不接受，再加大问责力度，直至公众认可。”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我国缺乏刚性的问责制，对一些问题官员的问责，就很容易被公众舆论效应“绑架”，有时上级领导的批示拍板，也会使官员问责进入一种不理性的状态。
《瞭望》新闻周刊
材料七：
2009年1月5日12时46分，随着“轰隆隆”的一声巨响，设计总投资3500余万元、高135米、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米的“三峡明珠观光塔”轰然谢幕……
据了解，这座观光塔于2004年3月由重庆市万州区龙宝移民开发区管委会投资兴建。直到工程在2005年4月17日被叫停，前期工程耗资1000万余元。按官方的公开解释，是因为工程不赚钱，所以也没有商家愿意接手。区里经过研究决定拆除。
一个花纳税人数千万元打造的形象工程，在瞬间灰飞烟灭，公众以为会有人担责。但两个月过去，公众并没有看到哪位官员站出来担责。
请阅读以上材料，回答以下问题：
1、请描述我国近年来关于问责制度实施的现状。（25分）
2、请列举我国关于问责制度实施中的问题。（25分）
3、这些问题，应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25分）
“风暴”后的反思
急风暴雨尽管能冲洗圬垢，还大地一个清爽的早晨，但难免有不分清红皂、来势汹汹之嫌，还极可能造成冲倒良宅的不良后果。且不论怎么说，风暴总会给人以难以言喻的恐惧感，虽然这包括对于官员们，但大众们也难免会担心：为什么我们非得要采取“风暴”的形式解决问题呢?“风暴”形式是除泥的惟一方式吗?如果是，那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呀!我们平时有没有采取过相应的方式来预防污泥的囤积呢?到底我们现在铲除了多少污泥?还有多少污泥需要铲除?在这样风和日丽的和谐社会里，想想那样的急风暴雨，确实有些后怕，也许——
阳光无须在“风暴”之后——问责制应常态化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问责法律，只有一些政府规章和散见于相关法律中的零星规定，这些规定或者位阶低，缺乏权威性，或者规定不一，缺乏统一性。这是致使官员问责缺乏常态化的主要原因。北京大学李成言教授指出，“对官员缺乏刚性问责的严重后果是，不但对官员无法形成威慑力，而且还容易放纵官员滥权的侥幸心理，造成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极大破坏。”
制造阳光不是神话——问责制的可操作性
问责法律制度不仅包括规范具体罚则的实体法，还应包括规定具体问责步骤的程序法。我国目前相关的规定相对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对官员的问责应科学化、法制化，谁应当负责任，应当负责任到什么程度，要有一个量化的、具体的规范。还有，行政责任的明确界定，是党政官员问责的前提。法律上如果缺乏明确的权责规定，一旦出问题，就找不到具体责任人，官员承担多大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责任，是承担刑事责任还是承担行政责任，就无法确定。
防止问责部门“兼职”——完善行政管理机制
我国的问责以内部问责为主，即自己追究自己的责任，而且如何追究也是由行政机关自己规定的。这就导致了问责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兼职”行为，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制定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人民检察院错案追究条例(试行)》等，都属于内部问责。在这种情况下，问责活动能否有效开展，会不会在认定和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时避重就轻，使问责制流于形式，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和担忧。
出淤泥而不染——建立和完善官员复出制度
“出淤泥而不染”这句古语本是赞美莲花的，但如果没有淤泥的养分充足，何来莲的娇媚呢?如果污泥的营养价值之功远远大于其污染环境之过且其有害性经“科学分析证明”已经被完全有效控制或已改造好，公众也许就能够放心使用了。所以，官员复出机制的完善同样急迫，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化程序赋予权利的复出官员，才会让公众心服口服，而官员在重新履职中，也才会更有底气。
众人拾柴火焰高——推进“阳光问责制”的建立
有媒体说，问责制应该成为一张“带电的网”，让官员失职渎职者必受查被究，使得其他人依法行政，不敢“触网”。不少民众对这种问责风暴心存疑虑：这次风暴的主要动力来自上级行政压力，而非直接来自社会舆论，如果以后类似事故事件再次发生，上级的压力因信息堵塞等原因减小甚至消失，还会有如此急风暴雨的问责吗?风暴过后，被问责官员的责任落实，以及处分执行、法律追究等，是否会随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官员“刚性问责”之失，实际上还在于权利软弱，法治不彰。行政性问责如果排斥权利的参与，就很可能异化为权力问责。而如果问责在封闭的权力体系内进行，则作为权利人的公众就可能难以期待好的结果。如果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权力总是过于集中，那么权力问责也就是某个特权者的权力问责。要让问责制成为全方位有效监控且“电力”十足的“大网”，就应加强信息公开，构建一个内外并举、无处不在的监督网络。
在第二天召开的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上海市市长韩正说：“上海建筑市场表现出的混乱现象以及监管不力，是造成‘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前的11月17日，国务院调查组认定，此次火灾是一起特别重大的责任事故。事故调查组表示，将严格依法依规开展调查，严肃追究事故责任。
11月18日，上海市静安区建设总公司、静安区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和上海迪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4名相关负责人因对此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负有重大责任，被刑事拘留。此前，包括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两名负责人在内的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当时在微博上，有网民认为这是有人在推卸责任，“严重鄙视胶州路火灾，抓几个农民工背黑锅”。
11月26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13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批准逮捕。被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包括上海市静安区建设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董放，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黄佩信等。
但截至目前，“11·15”特大火灾事故还没有政府官员被问责的消息传出。
对该作为不作为、不该作为乱作为的官员进行严厉问责，是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200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情形、方式及适用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责任追究办法》)，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条件等也作了明确规定。
近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也明确提出，“要严格行政问责”。
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不少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情况下启动问责？问责该由谁来启动？被问责的官员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能否复出？如何复出？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
1.何时启动官员问责？
调查有了结果，把事实弄清楚，确定责任分担后尽快启动问责
10月30日2时30分许，山西省太原市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晋源区金胜镇古寨村路段因拆迁公司违法拆迁引发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案发不到半个月，11月13日晚，太原市委对晋源区古寨村“10·30”案件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太原市委认为，晋源区委常委、副区长计建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决定免去其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晋源区委常委职务，提请免去其晋源区政府副区长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同时责成晋源区免去其滨河西路南延工程协调指挥部总指挥、晋祠镇党委书记职务。晋源区住房和建设管理局副局长王全有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并责成晋源区免去其住房和建设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记者发现，《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了问责程序，但对何时启动问责没有明确规定。这一观点得到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的认同。
11月25日，杨小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问责的启动是一种程序性规定，在现行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问责启动时间。我认为，问责的启动和事故的调查结果有关，因为调查有了结果，才能确定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员。因此，问责启动应该是在事故责任确定以后尽快启动，比如半个月之内或一个月之内启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建顺则表示，问责启动时间不能一概而论。事故发生后，尽快启动问责是最理想的做法。但事故的发生原因很复杂，调查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因此启动的时间也不同。不管何时启动，进行问责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把事实弄清楚，确定责任分担后适时启动、尽快启动。
“另外，如果被问责官员承担的是政治责任，则不一定要等到把事故的原因调查清楚。《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这是负有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承担责任的一种方法，是从政治层面、道德层面作出的处理，不以责任明确为前提。”杨建顺说。
2．由什么机关启动问责？
被问责的干部归哪一级管理，就由哪一级机关问责
《暂行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履行本规定中的有关职责。”
在《暂行规定》中，有多处提到“问责决定机关”。那么，哪些机关可以作为“问责决定机关”？
今年3月，针对发生在海南省三亚市的“豇豆事件”，三亚市委问责了该市农业局局长宫建国等四人。这一事件的问责决定机关是三亚市委。
今年7月12日，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的花神大道因暴雨积水严重，第二天，南京市纪委、监察局通过部分媒体发布消息，对该区分管副区长迟延安等三人问责。该事件的问责决定机关是南京市纪委、监察局。
2009年9月8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四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致使76人死亡、15人受伤。今年6月21日，该市卫东区兴东二矿发生特别重大炸药爆炸事故，共造成47人遇难、26人受伤。今年7月，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河南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兴东二矿事故的汇报后，决定对平顶山市市长李恩东等人给予停职的处分。随后，国务院对“6·21”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认定，上述两起事故均为责任事故，时任平顶山市市长的李恩东对两起事故都负有领导责任，给予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政纪、党纪处分。可见，对李恩东进行问责的决定机关有两个：河南省委和国务院。
从这3个事例可以看出，问责决定机关是不同的。
杨建顺在接受采访时说：“问责决定机关可以是被问责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中，对特大安全事故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员、范围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发生了重大事故，需要问责的，实行层级问责制。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可以提出问责建议，这也是启动问责的一种方式。问责是多层面、多形式的，应以上级主管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为主。”
杨小军则认为，问责决定机关和干部管理权限有关。一般来说，被问责的是人，少数情况下还会涉及到单位。如果被问责的是人，就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因为我国对干部是分级别管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问责决定机关应该是对可能涉及到的问责干部中级别最高的干部有管理权的机关。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由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提出问责意见，被问责的干部归哪一级管理，就由哪一级机关启动问责。
3．被问责官员承担何责任？
按照官方规定有三种：行政责任、纪律责任和刑事责任
上述3个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承担的都是行政责任。《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这一条规定的就是被问责官员应该承担的行政责任。
《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认为：“这一条非常清晰地界定了问责的责任范围，明确区分了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
所以，从《暂行规定》来看，被问责官员可能承担的责任有行政责任、纪律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
而受访专家则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杨小军认为，问责的责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责任，也就是法律性质的责任，比如说监管机关渎职、失职的，相关人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种情况下，问责、处分和刑事责任可以用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从法律上说，这三种责任不分先后，可以同时进行，但需要相关机关进行协调。另一种问责责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责任，这种责任和刑事责任无关。按问责规定，一些高层领导要对本地区、本系统、本部门发生的特大事故承担责任，这是一种纯粹的政治上的责任。
杨建顺则认为，被问责官员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三种：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赔偿责任。行政责任是被问责官员应该承担的一般责任。如果被问责官员在事故中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被问责官员在事故中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还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赔偿的标准，应该是在不影响其基本生活的情况下，承担部分费用。
4．被问责官员能否复出？
受过刑罚被开除公职，不再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不能复出
关于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暂行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引咎辞职、责令免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责任追究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提拔；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同时受到纪律处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大多数受访学者认为被问责官员可以复出，但是应该有一定的限制。
有网友主张，对在重大责任事故中被免职的官员永远不再起用才能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
杨小军认为，如果被问责的官员承担的是政治责任，就不能复出了。因为政治责任是对社会或对死难者家属或对责任事故的一种谢罪，是政治风险的承担和政治压力的释放。承担这种责任官员的复出会引发舆论、死难者家属及老百姓的不满。当然，“现行规定中没有规定‘政治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被问责官员复出只要不违反《暂行规定》和《责任追究办法》的规定，是可以复出的”。
被问责官员接受处理后，认真悔过，严格要求自己，能否复出呢？杨建顺表示：“只要被问责官员充分认识了自己的责任，充分改过，就可以复出。”同时，他提出了不能复出的两种情况：依据《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受到刑事处罚、不再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当然不能复出。另一种情况是受到行政处分被开除公职的人，也不能复出。
5．被问责官员该怎样复出？
被问责的官员即使复出也要低位复出
据人民网11月15日消息，河南省平顶山市原市长李恩东11月初出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级别仍为正厅级。此时距他被给予停职处分仅4个月。
2009年8月5日，因两年不交停车费、并辱骂殴打负责物管的老人，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交通局局长谢林被免职；同月7日，被免职的谢林到泸州市经济开发区管理中心报到；10日，谢林正式任职，职务是办公室副主任。
2009年10月，广州海事法院院长罗国华因出国“豪华游”被免职；同年12月30日，他又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
今年8月，四川省简阳市市长段成武因违法批地，被简阳市所属的地级市资阳市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市长岗位。然而仅在一周之后，段成武又被任命为资阳市财政局局长。此事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质疑。10月30日，资阳市委宣传部发布通报称，段成武已被再次免职。
……
媒体报道的这几条新闻，将近年来颇为公众关心的被问责官员如何复出问题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被问责的官员即使复出也要低位复出。”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被问责官员高位复出或者同位提一级，丝毫体现不出对他们的惩罚”。她建议，比如地厅级被问责干部复出后只能当处级干部，省部级被问责干部复出后只能当地厅级干部，重要岗位上的干部要到非重要岗位上去。对多次出现问题的官员要实行禁入，终生不得再为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胡锦光教授认为，被问责的官员复出前，首先要做到前一个问题有了结论，党纪政纪上有什么处理应该公开透明。有了结论之后，再根据其在其他岗位上的工作业绩和对其工作能力综合考察评定后再起用。
学习《问责条例》讲话稿：贯彻《问责条例》强化责任担当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继《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之后，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制度创新，解决了问责的进一步规范化、具体化这个难题，旨在以问责推动负责，更好地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条例》出台的重大意义，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提高思想认识，把握精神实质
《问责条例》汲取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体现了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在学习贯彻中，要注意把握好三个方面。
一要把握好问责的对象。《问责条例》规定，“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这一规定，意味着问责既针对党员领导干部个人，也针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部门；党员领导干部不仅是《条例》的执行者，也是《条例》的问责对象。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要求。我们要明确问责的对象，谁的责任谁来负，谁出问题就问责谁，做到真担当、真问责、真追责，以问责到位促进领导干部履职到位、党纪党规执行到位。
二要把握好问责的情形。《问责条例》明确了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问责的6种情形，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维护党的“六项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这6种情形，前5种是主体内容，第6种是兜底条款，直指管党治党的宽松软现象，聚焦问责发力的准星，体现了强烈的问题导向和解决问题的坚定决心。我们要严格对照6种情形中的具体内容，坚决严肃问责，真正问到关键点、要害处，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面过硬。
三要把握好问责的方式。《问责条例》坚持纪法分开，与行政问责事项区分，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将问责方式调整规范为7种，其中对党组织有检查、通报、改组3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有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方式，贯彻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科学运用。《条例》特别强调，要实行终身问责，彰显了我们党决不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的鲜明态度。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动真碰硬，视情节轻重采取相应的问责方式，做到宽严适度、不枉不纵，切实维护《条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严格贯彻落实，以问责促担责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一个案例，胜过一打纲领。我们要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认真劲向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刀，向一切失职失责的现象说不，敢于亮剑、敢于问责，真正形成强有力的震慑警示效应。
一是铁面问责，真正让铁规发力。总书记强调，“问责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有怜悯之心，要较真、叫板”。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唱“黑脸”、当“包公”，坚决破除好人主义、一团和气，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对于性质严重、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典型问题，要言出纪随，铁面问责，达到“问责一例、警醒一片”的震慑效果。要严格执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要严肃问责。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摒弃侥幸心理，切实把制度当成约束自己的铁规。
二是压实责任，确保执纪问责全覆盖。坚持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把问责的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党的各个工作部门，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工作局面。各级党组织既是问责主体，也是被问责的责任主体，凡出现不敢问责、问责不力的都要被问责。纪委要把自己的职责摆进去，监督执纪问责是纪委职责所在、使命所然，失职失责更要严肃问责。我们常说，纪检监察机构就是“监控探头”，要让干部习惯于在监督下工作，时刻肩负着监督的责任，如果纪检机关监督责任缺失、“探头”作用没有发挥，能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该去问责而不问责的，就要问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的责。
三是督查考核，推动制度长久生效。市纪委要加强对《问责条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看看该问的责有没有问、是不是都问责到位，及时发现问题、督促纠正，防止“制度空转”、问责不力。要把学习贯彻《问责条例》情况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三、认真学习宣传，推动《条例》精神入脑入心
一要加强学习，确保学深学透。要原原本本学，沉下心学习，钻进去思考，逐字逐句精研细读，要与学习党章、党内法规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把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学习理解《条例》的钥匙，在融会贯通中加深理解和认识。要带着问题学，紧密结合岗位职责及思想、工作实际，把《问责条例》规定与当前存在的管党治党突出问题有机衔接起来，特别是要与今年换届工作相结合，把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作为贯彻落实《问责条例》的一次生动实践。
二要精心组织，统筹安排部署。要把学习贯彻《问责条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要内容，加强组织领导，进行专门研究，提出具体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制定学习计划，坚持集体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专题学习与理论研讨相结合，采取常委会、中心组学习会等形式深学细悟，做到学习跟进、认识跟进、行动跟进。市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表率作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同时，认真履行组织推动责任，充分发挥带学促学作用，推动学习层层深入、全面覆盖。要把《条例》列入各级党校教学培训计划，帮助党员干部更好地认识理解、消化吸收。
三要大力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发挥职能作用，制定具体宣传方案，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宣传。要坚持正确导向，聚焦主题，精心策划，大力宣传《条例》出台的重大意义，大力宣传干部群众的热烈反响，大力宣传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的做法，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要深入宣传阐释，围绕《条例》的主要内容和创新举措，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评论报道，领导同志要带头撰写学习体会，形成一批研究成果。要注重宣传实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条例》宣传好阐释好，提高广大群众对《条例》的知晓度熟悉度，更好地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的作用。要加大问责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以鲜活的案例强化警示教育功能，使广大党员干部警醒起来，知敬畏明底线，履好职尽好责，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国务院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同样）
国家级副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2007年至今没人担任此职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1992年至今没人担任此职务）、中央纪委书记、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席长官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首席长官
省部级正职（中央委员享受省部级待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各省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主席
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中组部部长、中宣部部长、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等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纪委副书记 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中央综治委主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属机构主任委员，如：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务院组成部门：外交部部长、公安部部长等
国务院直属机构：海关总署署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等
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国务院直属事业机构：新华通讯社社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等（但中国地震局和中国气象局为副职）
全国政协下属部门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有说两高非常务副职为副部级，此条尚不是很清楚）
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全国妇联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全国工商联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省部级副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党委纪委书记、党委政法委书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府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政协副主席
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副职和国务院各部副职：中联部副部长、科技部副部长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属机构副主任委员
国务院由部委管理的部门：国家邮政总局局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副省级城市的党委书记、人大主任、市长和政协主席：杭州市委书记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党委书记及校长（“985”）：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校长（听说高校要取消行政级别）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青联主席
厅局级（地厅级）正职：
各地级市（自治州、地区、行政公署）党委书记、人大主任、市长（州长、行署专员等）、政协主席
国务院各部下属单位：外交部欧亚司司长、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等
国务院由部委管理的部门的副职：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属单位：山东省交通厅厅长、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等
副省级城市的党委副书记、常委，人大副主任、政府副市长、政协副主席：宁波市副市长等
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本科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及校长：华东交大校长等
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团省委书记
副省级城市人民法院院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关于检察院和法院的级别尚不是很清楚）厅局级（地厅级）副职：
地级市（自治州、地区、行政公署）副书记、常委，人大副主任，政府副市长，政协副主席
国务院部委各司副职：民政部救灾司副司长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属部门的副职：安徽省司法厅副厅长、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等
副省级城市所属各具及各区县正职：大连市建设局局长等
省直属专科高等院校党委书记及校长
地级市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
团省委副书记 县处级正职：
各县（县级市、地厅级市下属区、旗）党委书记，县（区）人大主任，县（区）长、政协主席
地级市所属各局正职：九江市公安局局长等
省（自治区、直辖市）厅级单位下属机构：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北京市朝阳区环保局局长等
副省级城市所属各局及各区县副职：沈阳市卫生局副局长等
地级市法院副院长、检察院副检察长
团市委书记
县处级副职：
各县（县级市、地厅级市下属区、旗）党委副书记、常委，县（区）人大副主任，政府副县长，政协副主席
地级市所属各局单位副职：赣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副省级城市各区（县）的下属机构正职：南京市玄武区卫生局局长
县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
团市委副书记
乡科级正职：
各乡（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乡长（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和党工委书记
各县（区）下属机构：富阳县公安局局长
县级法院副院长、检察院副检察长
团县委书记
乡科级副职：
各乡（镇）党委副书记、副乡长（镇长）
各县（区）下属机构：溆浦县民政局副局长
团县委副书记 注：
1.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院等事业单位，其各级干部参照政府各级官员待遇，但不具有行政级别，不属于公务员编制
2.政府各级官员如为上一级党委常委，则行政级别升一级，比如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一般是省委常委所以为副省级
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行政级别是副省级别（受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双重领导，其司令员和政委由中央直接任命，兵团领导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和第一政委
4.副省级城市有：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济南、青岛、南京、杭州、宁波、厦门、广州、深圳、广州、武汉、成都和西安等共15个城市（副省级城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名之一，受省级行政区管辖，副省级城市的市长与副省长的行政级别相同）
准副省级城市：包括除上述的所有省会城市和国务院批准的唐山市、大同市、包头市、鞍山市、抚顺市、吉林市、齐齐哈尔市、无锡市、淮南市、洛阳市等十个市为“较大的市”
5.厅级以上包括厅级官员都是高级官员，其子女俗称“高干子女”。按例高级官员往往在退休的年龄要被调到相应级别的人大或政协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俗称“退居二线”
6.中共各级部门（组织部、宣传部等）本同同级政府各部门级别相同，但是一般组织部和宣传部的部长都为同级党委常委，所以比相应级别的政府部门高一个级别
7.党委和政委的区别：党委是一个机构，政委全称政治委员，政委是中国共产党保证党绝对领导军队的重要体制之一，由毛主席在1928年三湾改编创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党委书记一般兼任本地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国防动员委员会第一书记，但是第一书记没有什么权力，而第一政委相对就有比较大的权力（也有的说第一政委没什么实际的权力）。
8.比科级还小的行政俗称“股级”，如乡里的派出所所长等，村长没有行政级别也不是公务员。
9.香港和澳门为准国级，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立法和行政要报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备案，但是司法不需要经过两高的备案、完全自治（香港澳门的城市级别是小平同志定了，他认为要是香港澳门要是和直辖市一样是正部级城市的话，很容易导致内陆地方官员对香港澳门的指手画脚，不能体现自治，所以是国务委员级别，享受副总理待遇）
10.个人认为国家副主席不是国家级正职，因为在官方排名中国家副主席是排在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所以并不是像很多地方写的为国家级正职，而是副职。个人认为中央书记处的国家级副职编制，尽管书记处第一书记是政治局常委兼任。书记的其他成为都是有其他职务的，中办主任是正部级，但是有由书记处书记兼任，并不是说中办是国家级副职，一个人的级别看他职务中级别最高的那个。（职位级别和个人行政级别不一样）
11.中央纪委书记排名在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的缘由是：官方对尉健行的官职排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
12.团的组织一般排名都在同级党委和政府的下属机构之后：例如共青团吉安市委排在吉安市公安局之后，尽管都是正处级，团委一般只排在同级事业单位前比如排在妇联、报业集团前。
13.党委常委一般包括：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兼任省长（市长、县长），专职党委副书记兼任同级党校校长，纪委书记，常务副省长（市长、县长），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政法委书记一般兼任公安厅厅长（局长），省（市、县）军区司令或政委，省委（市委、县委）秘书长，省会城市党委书记、或者某个重要的城市或者区的党委书记，偶尔有统战部部长或工会主席、农工部长。一般人数在10-13人之间。而党委常委的排名除了第一位党委书记，第二位党委副书记兼行政首长，第三位专职党委副书记（也有兼任地方城市党委书记或者纪委书记的特例），后面的都是依据其在该地方担任常委的时间长短而定（也有因中央制定排名而定）。
14.关于军队中干部的级别：在这里就不提了，因为个人感觉军队和政府不同，军队都的绝对服从上级，很多都是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15.关于常委的一些问题，比如省（市）人大常委和省（市）政协常委是什么级别。我学校的党委书记也是省政协常委，但是一般人大和政协都俗称“二线”，在党内他是正厅级待遇。一般兼任人大常委或者政协常委的都有其他职务。
16.行政部门的行政首长和该行政部门的党组书记为同一级别，比如某司法厅厅长和该司法厅党组书记都为正厅级，不过依照目前的国情看，主要是两种：行政首长兼任党组书记或者是副书记，或者由行政首长的常务副职兼任党组书记。
17.有的博客把中央政法委的级别归为省部级正职，但是我认为中央政法委管理两高、公安、国安、司法等部门，两高是国家级副职（虽然宪法规定两高和国务院是同一个级别的），这不是有问题么！所以，中央政法委是国家级副职。18.有些干部的职务为副职，但是享受正职待遇，但也有些副职为正职级别：比如中组部副部长兼任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
(一)1．一是制度的科学化水平不高，没有打破我国官员财产公示“申报不公开”的局面。主要停留在申报环节，公开或公示、监督和问责等几个后续环节却比较弱，缺乏公众的监督，其程度离公共信息还有很远距离。二是少数官员存在抵触情绪，惯于暗箱操作。以干部隐私权为由，规避外部监督。三是配套制度不完备，基础性条件还不够完善。金融的实名制、现金流通的管理、财产登记等制度不完善，也会直接影响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2．官员作为公民固然也享有法律规定的隐私权，但因为官员手中握有公权，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要将一些官员的个人信息纳入公共信息范畴，进行披露或公开。官员让渡个人部分隐私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官员选择从事公职就应该接受让渡个人部分隐私信息的要求。因此，“官员财产没有隐私”。(二)第一，上层的决心和行动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关键。为了整治俄罗斯严重的腐败问题，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以身作则推动公务员财产收入和财产申报工作。当前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央政府应当大力指导和支持。第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要求我们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不能简单化，更不能急躁冒进。梅德韦杰夫在坚决表明态度的前提下，适当妥协。积极稳妥地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三，整治腐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制定庞大的反腐败计划。解决腐败问题，不能单靠一部法律，社会公众应该对这一制度的建立抱以客观和理性的预期。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能是全部反腐败组合动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会是它的全部。(三)为了有效预防腐败，建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国大力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在部分地区试点工作，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拥护。然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实际运用中暴露出以下几个缺陷：干部群体的种种顾虑乃至抵触；科学化水平不高，没有打破我国官员财产公示“申报不公开”的局面；配套制度不完备，基础性条件还不够完善。我市为积极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加强我市干部队伍建设，转变官员观念。通过廉政教育以及党的思想教育来帮助各级官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强化他们对该项制度的认同。另一方面，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需要深化改革，配套联动。完善官员财产申报环节，同时积极稳妥推进公示环节，保障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加强配套制度的建设，如完善金融的实名制、现金流通的管理、财产登记等制度。推行官员财产制度，对有力推动我市制度反腐建设，树立廉洁政府形象，构建和谐社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四)【参考例文】 推行官员财产申报 加强制度反腐建设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是制止经济犯罪的一种手段．是从源头遏制腐败的利器．具有巨大的震慑作用，已成为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撒手铜。我国在惩治腐败方面措施有余．预警机制不足。财产申报制度正是一项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可以填补这项不足。因此，我国应当大力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加强制度反腐建设。在此之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了许多探索．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然而．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存在许多不足，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律规定缺失，缺乏法律的强制执行力；二是制度科学化水平不高．未打破官员财产公示“申报不公开”的局面；三是配套设施不完善，基础性条件还不够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行不能因为存在困难就不作为，我们应寻求适合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的路径，减小推行阻力。首先，要把制度设计纳入法律建设之中，推动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将促进官员财产申报的形成和执行，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的规范化与有序化，有利于制度效用健康、顺利、持久地发挥出来。因此．欲使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所突破，首要任务是借鉴国外经验，针对我国现状，推动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工作，提升其法律地位，增强其权威性、公开性、强制性和实效性。其次，以信息公开推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财产申报的公开制度也是我国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重要环节。财产申报如果只在组织内部运行而不向公众公开，那么就会失去其预防权力滥用和职务犯罪的真正作用。因此，要让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真正发挥实效，必须加强公开、监督和问责等后续环节，将官员的个人信息纳入公共信息范畴，实现公众对官员的监督。最后，完善配套制度和技术。财产申报制度的贯彻实施除了自身的运行机制外．还需要其他相关制度和技术的配合和支持。主要是指有关财产登记制、金融监管机制、个人信用系统、财产信息监管系统的技术等。不仅要建立健全这些制度，还要把这些制度联合起来，并进一步加强已有制度的具体操作和执行力度，确实保障该项制度的实效。官员财产申报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防腐反腐途径，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为了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应对我国反腐败严峻形势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加强我国制度反腐建设。
关键词：复出 行政问责 官员
一、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内涵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等问责客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由于没有或没有正确履行法定的职责，影响了行政效率或行政公信力，甚至部分损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其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行政问责制是评估行政活动运行效率的一种程序。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广义是指官员受到警告、记过、降级等党籍处分之前已经或之后很快平级调任甚至任他职。
二、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法律制度存在缺位。目前各种法律、规章、规定、条例等缺少对官员复出的完善规范。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第一，官员复出的内容不多，存在着很大的制度空缺。第二，官员复出的程序不全，可操作性不强。第三，官员复出的内容笼统，弹性空间过大，容易被任意发挥。
（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传统“官本位”吏治文化的影响。应该说，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文化内涵，但是，在“特权”观念、“官本位”观念影响下，官员关注的是自身职位的大小及所享有的利益大小，而将自己身上肩负的行政责任抛在脑后，形成了对上负责而对下不负责、“位高权重责任轻”的不良行政现象。
（三）官员问责程序与复出程序出现断层。当前我国官员问责制构建中问责与复出的连续性协同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断裂，现行规定大多是以被问责官员的经济规范作为程序的终结。对官员进行经济上的处罚之后，就没有了下文。或是高调问责之后低调复出。对复出的情形及条件并未做出详细的规定，未与问责程序真正的实现对接。
（四）行政信息缺乏透明性和完整性。一是行政信息的不对称。政府信息不透明，信息公开度不高，公众的知晓权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导致被问责官员的正常复出难以实现。二是行政信息公开的不完整性。政府部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公布信息的过程中只发布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对复出条件却避而不谈，使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难以正常开展。
（五）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监督体制不完善。目前，我国的实践中存在的主要是自查自纠的“同体问责制”，形成“怕上不怕下”的现象。[3]而对于异体参与机制却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使得监督机制的强度不大，作用未得到发挥。
三、策略选择
（一）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中的异体参与机制。在此着重强调以下几方面的异体参与：一是强化人大机关的参与，任何一级政府机关都是由人大产生并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二是积极发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作用，三是健全并扩大广大公民的参与机制。
（二）构建并强化行政问责的内在驱动机制。革除传统官本位吏治文化的影响，严防官员复出中的用人腐败.一是面向官员开展道德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遵守诚信爱民廉洁等基本道德。[4]二是加强官员的耻感教育，八荣八耻教育引导他们为官从善。三是加强行政文化建设，革新传统文化观念，建设现代化的责任法治文化。四是强化职业责任感的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增强职业责任感。
（三）建立公平、公正、公开、严格、透明和可操作性强的被问责官员复出任用制度。
第一、要严格并明确官员的复出的具体程序。具体来讲：一是要明确提名的具体程序。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可以采取由组织部门提名、上级领导提名或群众推荐提名等，要分别制定相应的具体规定和要求。二是要明确考察的具体程序。考察的重点在于问责官员是否真正认识了错误，是否真正吸取了教训，是否适应拟任职务的岗位要求等等。三是要明确讨论决定程序。问责官员的复出，仍然应坚持集体讨论，采取票决制。四是要明确公示程序。
第二、要明確复出的具体实体条件。要围绕“实绩突出”这个主要考核指标，具体设计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一是要明确复出的具体时间条件，确定一个能够而且应该对问责官员进行职务安排的时间区间。二是明确复出的具体任用条件。主要应把握以下几个条件：官员已依法担责，事件已经处理完毕，问责官员已经充分认识了错误并有效改进了，问责官员的工作能力能胜任新的岗位。
第三、要明确复出的职位。被问责的官员，在处分期间均不得晋升。与此相适应，在受处分期间，复出的职位安排，包括职务和级别，不得高于问责时的原任职务，更不能提拔使用。受处分期满后，按照《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根据其工作表现，依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有关规定，在严格考察的基础上，安排到合适岗位工作，特别优秀的，可以大胆提拔重用。
总之，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是官员问责制度的延续，也是对问责效果的检验。要使问责制度更加富有成效，必须要对官员复出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让官员的复出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注：本文是河南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项目：“被问责行政公务人员的再任职制度研究”的阶段成果 项目编号：2011114）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J].理论与改革，2004
[2]沈小平.“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J].领导科学，2009
[3]张创新.行政管理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4]特里·L·库珀著.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