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论文

社区治理论文（通用8篇）

社区治理论文 篇1

刘 铎

（中央编译局 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032）

【摘 要】通过案例分析，我们指出，社区治理正向着开放式社区治理的模式演化，即大量外部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开放式治理是一种不同的治理理念、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是社区治理制度演化、变迁并日臻完善的结果，是一种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形态。笔者进一步对开放式治理的概念、制度基础、特征、演化过程、意义和可能带来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治理；开放式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09）03-096-06 收稿日期：2009－06－14 作者简介：刘铎（1981-），男，安徽淮南人，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组织社会学、社会治理。

一、社区治理：封闭，开放？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变。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单位制逐渐弱化，政府通过单位控制社会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的作用日益凸现，以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的“社区制”逐步建立起来。社区制在建立的初期带有明显的社会控制的功能，社区主要扮演着行政和社会控制的角色。

伴随政府、学者和实践者的不断反省，尤其是“政社分开”成为一种基本共识之后，社区的独立性越来越被重视。“社区自治”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新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自治着重强调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社区自治的提出，对于社区进一步和“单位”相分离、对抗政府不合理干预、增加社区参与和培养社区归属感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社区的发育，各类新型社区组织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这些社区组织也要求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去，“社区治理”的格局已经逐步显现。与社区自治不同，社区治理更强调多样化的社区主体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社区治理以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的“治理”理论为基础。虽然“治理”理论的引入解决了社区治理主体从“政府一元”到“社会多元”的过渡，但是并没有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即社区治理究竟应该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即究竟应该是一种有地域界限的封闭式治理，还是一种突破地域界限的开放式治理？

如果从演化路径来看，社区治理脱胎于“社区自治”，是在社区自治的基础上，融入“治理”理念，吸纳社区各类组织参与的过程。这种特定路径下演化出的社区治理，必然是一种天生排斥外部主体参与的治理，是一种“封闭式治理”，即有特定的地域边界和主体边界，也就是在社区的地域范围之内，由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实施的治理。“封闭式治理”当然也有充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大多数的治理，不论是国家治理、城市治理、乡镇治理，基本上都是“封闭式治理”的模式。但是，在社区实施封闭式治理却是有问题的。中国的社区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所谓共同体，而是行政划分的治理单元。这使得社区几乎都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性社区”，而仅仅是能满足居民部分需要的“局部性社区”。这就决定了社区发展必须要不断从环境中获取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诸如各种资源、信息甚至合法性认同。中国社区是行政划分而非自然演化的产物，这一基本事实决定，社区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也必须有赖于外界提供资源、信息和合法性认同，中国的社区治理必然要从“封闭式治理”走向“开放式治理”，这是社区治理演化的必然趋势。

二、案例与分析

最近几年来，大量的社区外部组织开始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这些外部组织既包括政府组织，也包括商业组织，甚至包括民间组织。这些外部组织的参与，给社区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促进了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带动了社区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通过案例的分析，我们提出，社区治理正在逐步走向一种新型的“开放式治理”。

（一）四个“开放式社区治理”的案例 1.北京社会工委：落脚点在社区

2007年12月，北京市在市委和市政府下各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即市委机构序列下的“北京社会工作委员会”和市政府工作部门序列下的“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两个机构合署办公，以下简称“北京社会工委”。2008年，北京多个区县社会工委也相继成立。预计2009年，北京18个区县将全部成立社会工委。从宏观层面说，北京社会工委的成立是为了实现首都现代化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工作布局；从微观层面说，社会工委的成立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工作的统筹管理。北京社会工委的职能被定位为“2+4”，即：（1）按照中央方针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制订全市社会建设的发展规划，研究提出相关政策；（2）根据全市社会建设规划，统筹协调、宏观指导社会建设工作；（3）负责社区党建和“两新”组织党建工作；（4）负责社区建设总体规划、综合研究、宏观指导、统筹协调工作；（5）负责社会组织建设、管理服务的协调工作；（6）负责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的综合协调工作。在上述六条职能中，除前两条“制定规划”和“协调工作”之外，其它的四项职能都或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社区。因此，可以说北京社会工委的成立，出发点在社会建设，落脚点在社区。北京社会工委系统的建立，实际上给社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2.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

2007年，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科委”）启动了北京市“创新型科普社区”建设，共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23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08年继续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40家；2009年，北京科委将建设第三批“创新型科普社区”。届时，“创新型科普社区”将达到100家。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活动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科普服务设施建设,二是推进先进科技成果在社区中的应用,三是推进社区科普资源的开发与共享,四是培育社区科普组织，加强社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五是整合社会资源，开展特色社区科普活动。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社区科普设施得到兴建，社区居民科技素养得到提高，各种科技活动大大丰富。在完成科普工作的同时，实际上为社区发展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利用“创新型科普社区”经费（10-30万），社区硬件设施得到极大改善，方便了社区居民的生活；社区开展了大量的活动，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都得到了提高。

3.魅力社区评选：提升北京社区魅力

“魅力社区评选”由北京市委、市政府牵头，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多家媒体和研究机构共同举办，该活动通过动员社区居民投票选举心目中的50家“魅力社区”，旨在通过市民广泛参与讨论和投票，支持和谐社区建设，提高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树立优秀社区典型，促进市民对社区的认同，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从2006年开始启动的“魅力社区评选”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现在已经制度化，每年定期举办。活动过程主要是由活动组委会将和谐社区的建设标准转变为各项评选主题，并设立10个单项奖和一个综合奖。评选分为初选、复选和决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入选社区通过活动组委会提供的宣传平台、组织活动等方式进行宣传展示，然后由专家和百姓两大评审团进行投票。最后给予获奖的社区一定的奖励，奖金被规定用于社区建设。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组织在“魅力社区”的评选和争创过程中发挥重要组织作用。为了有效地领导社区建设，很多社区管理人员参加了“魅力社区训练营”，接受专家的培训，将社区工作带向专业化和规范化的道路。同时，很多高素质的社区成员在活动中被动员起来，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贡献力量。魅力社区的评选将社区治理的主体大大扩展，不再单单是社区居委会，而是在居委会的组织协调下，全体社区居民、各类社区组织都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活动组委会也建立了专门的魅力社区官方网站，一方面是作为活动展示和居民参与的平台，另外也是希望将活动的成果保存下来并实现共享，为以后社区建设的改进提供比较和参考。网站中的电子论坛（BBS）也为社区组织和居民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渠道，方便社区各类主体参与社区的治理。由此观之，“魅力社区”评选对于扩大社区参与、促进社区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4.社区参与行动（SSCA）：致力扩大社区参与的NGO “社区参与行动”是一家致力扩大社区参与的NGO组织。“社区参与行动”2002年底成立，由于特定原因，其于2003年9月在工商局注册成为北京灿雨石信息咨询中心简称“灿雨石”的非营利民间组织。“社区参与行动”的宗旨是，传播参与式发展思想和方法，推动城市社区参与，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目标是通过努力成为推动中国公众参与的铺路石。作为一个促进社区公众参与的非营利民间组织，“社区参与行动”旨在帮助中国城市社区建立和提高社区参与的能力，推动持续性的社区参与式治理，促进和谐社区关系的建立。它的工作领域是向城市社区提供社区参与的信息、咨询和培训；从事社区参与的信息收集和出版物出版；开展中国城市“社区参与行动”研究；在政府、专家学者、NGO和社区公众间建立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社区参与行动”机构从成立自今，一直通过实施各种项目推动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发展。这些项目包括社区参与系列能力培训，建立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试点，以及相关信息的传递等。“社区参与行动”长期坚持出版《“社区参与行动”简讯》，致力于普及社区发展、参与和治理的各种先进理念、模式和经验。2008年，社区参与行动不仅在北京的东城区、大兴县启动了多个项目，而且在沈阳、宁波的社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通过推动社区参与，带动了社区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二）案例分析

以上的四个案例，都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但是却各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存在很大的差异。

（１）主体的性质各不相同。有的涉及政府主管部门，如北京社会工委；有的涉及政府职能部门，如北京科委；有的涉及商业组织，如“魅力社区评选”中就有蒙牛等企业组织的参与（冠名）；有的涉及到民间组织，如“社区参与行动”。

（２）主体与社区的关系各不相同。这些组织，有的与社区有密切的关系，如北京社会工委，其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促进社区建设；再比如，“社区参与行动”也是本着扩大社区参与而成立的。有的本来和社区没有直接的关系，如北京科委，其传统工作跟社区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其传统的工作也与社区关系不大。

（３）主体参与社区的机制各不相同。北京社会工委是以主管部门的身份参与的，主要表现为规划制定、组织推动等；北京科委是以项目投入的形式介入的，主要是通过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达到提高百姓素质、科技服务居民的目的；“魅力社区”评选可以看作是通过商业机制介入的，即通过赞助商的投入，实现对社区建设的促进；“社区参与行动”则是通过非赢利机制介入的，即和街道、居委会、社区组织结成伙伴关系，帮助扩大社区参与，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这四个案例其实也有共同的特点：

（１）外部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这四个案例中的主体，无论是北京社会工委、北京科委、“魅力社区”评选的组织者，还是“社区参与行动”，其实都不是社区内的组织，跟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治理主体，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有着性质和边界上的区别。

（２）外部组织参与带动了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这四个案例中的外部组织，通过不同的机制，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但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社区的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以上四个案例凸现了社区治理的一个新趋势，即社区治理正在走向一种“开放式治理”。

三、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开放式治理

（一）开放式治理的涵义

我们先来明确什么是治理。俞可平认为，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P40-44)在治理的基础上，开放式治理更强调，治理主体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范围，而是一个开放系统。具体到社区而言，除了社区内的各个主体可以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社区外的组织同样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创新，参与社区治理。

（二）开放式治理的理论基础

开放式治理的提出，首先是基于经验事实，即文章中重点描述的案例，这些案例只是大量案例中比较典型的个案。从这个角度说，开放式治理是对社区治理发展趋势的概括。以上是归纳的逻辑，其实从演绎的逻辑出发，开放式治理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社区作为一个组织形式，和任何组织一样，都绝对不可能是与环境割裂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资源依附理论即认为，没有组织是自给的，所有组织都在与环境进行交换，并由此获得生存。在和环境的交换中，环境给组织提供关键性的资源（稀缺资源），没有这样的资源组织就不能运作。[2](P64-66)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社区治理必须依赖于外部资源的输入，外部资源的输入过程，实际上是外部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这样，社区治理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系统的治理，最终是、也必然是一种开放式治理。

（三）开放式治理的特征

通过分析案例，我们认为，理想的开放式治理应当具有如下两个最重要的制度特征，即“外部主体参与”和“复合治理机制”。

（1）外部主体参与。在以上的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外部治理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比如北京社会工委、北京科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社区参与行动等，这些主体都是社区外部的组织，和传统的社区内部治理主体，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有着根本的区别。

（2）复合治理机制。在以上的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开放式治理中，外部主体的参与，并非为了控制社区，而是致力于促进社区发展和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因此，外部治理主体对社区并非实施“统治”和“管理”，而是一种新的复合治理机制。复合治理贯彻了治理的基本精神，即谋求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更加强调多个治理主体的参与。复合治理不是一种基于共同地域的治理，而是强调在开放空间内多主体的合作治理。复合治理的基础实际上在于开放社会下多主体的复合公共责任。[3](P24-25)正是由于“外部主体参与”和“复合治理机制”，我们认为，开放式治理是建立在开放系统下的一种新的治理形态。社区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地域社会和生活共同体，开放式治理的趋势首先在社区治理中凸现出来，有其必然性。这种治理形态会不会在更大治理空间内显现，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四、开放式治理的演化

开放式治理是一个治理形态不断演化的结果。对于社区而言，开放式治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走向开放式治理，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下面，我们仅仅从“理性类型”的意义上，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来展示一下开放式治理的演化路径。

（一）从“单位制”到“社区制”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变。“单位”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化组织”。（1）单位是一个政治组织,承担着对其员工进行教育与有效政治控制的职能。中国的政治组织结构是国家(政府)——单位——公民(个人)。“国家依靠单位体制和对单位的严密控制实现社会和政治的整合。单位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国家通过单位对社会成员进行经济、政治以及思想的管理,进而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4](P224)（2）单位是一个资源分配和调控的组织。单位不仅为职工提供劳动与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而且还要承担医疗、福利、交通以及子女教育等职能。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单位制逐渐弱化。单位制的弱化意味着政府通过单位控制社会的基础发生了动摇。随着单位制的衰退,政府需要一个能够起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作用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的作用日益凸现，以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的“社区制”逐步建立起来。

（二）从“社区控制”到“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

社区制在建立的初期带有明显的社会控制的功能，针对社区过多扮演行政和社会控制功能，政府、学者和实践者也在不断反省。尤其是随着“政社分开”成为一种基本共识之后，社区的独立性越来越被重视。“社区自治”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新的社区管理模式。社区自治着重强调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社区自治的提出，对于中国社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重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单位”相分离。社区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社区虽然在形式上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实质上并没有脱离对单位的依赖。虽然，依附于强势的单位，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社区获得更多的资源，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依附关系不利于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社区。（2）对抗政府不合理干预。社区建立之初，政府仍然是想把社区变成控制基层社会的工具，变成政府行政的终端。正是因为如此，社区在很长一个时间内仅仅是一种行政意义上的社区，无法发育成为一个真正的地域共同体。社区居委会也成为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终端，而不能成为社区发展和治理的主体。（3）增加社区参与和培养社区归属感。社区自治的提出，一定程度上起到增加社区参与和培养社区归属感的作用。尤其是社区基层选举和一系列文体活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在这些活动中，社区归属感也逐步被培育出来。

但是，随着社区的发育，各类新型社区组织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这些社区组织也要求并实际上已经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去。狭义的社区自治，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地域和文化，社区内的居民、业主对社区事务的决定。随着为数众多的、形态各异的社区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社区自治显然不能很好地概括社区内的新变化。实际上，以社区自治为基础，一种新的“社区治理”的格局已经逐步显现。与社区自治不同，社区治理更强调不同的、多样化的社区主体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

最后，我们强调，社区治理是以社区自治为基础的，社区治理实际上包含了社区自治的含义，即社区事务的自决与免除外界控制。社区治理是一个比社区自治包容性更强的概念。但是，由于现行政策对社区自治的强调，社区自治的概念仍然被广泛采用。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社区自治的基础上，让社区各类主体充分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定中去，建立起社区治理的框架，乃是大势所趋。

（三）从“封闭式治理”到“开放式治理”

从社区治理演变的路径来看，社区治理脱胎于“社区自治”，是在社区自治的基础上，融入“治理”理念，吸纳社区各类组织参与的过程。这种特定路径下演化出的社区治理，必然是一种天生排斥外部主体参与的治理，是一种“封闭式治理”。这种治理，有特定的地域边界和主体边界，即在社区的地域范围之内，由社区内的各类组织实施的治理。

“封闭式治理”有特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大多数的治理，不论是国家治理、城市治理、乡镇治理，基本上都是“封闭式治理”的模式。但是，在社区实施封闭式治理却是有问题的。中国的社区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所谓共同体，而是行政划分的治理单元。这使得社区几乎都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性社区”，而仅仅是能满足居民部分需要的“局部性社区”。这就决定了社区发展必须不断从环境中获取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诸如各种资源、信息甚至合法性认同。中国社区是行政划分而非自然演化的产物，这一基本事实决定，社区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高，必须有赖于外界提供资源、信息和合法性认同，中国的社区治理必然要从“封闭式治理”走向“开放式治理”，这是社区治理演化的必然趋势。

最后，我们强调，我们所指出的开放式治理的演化过程，即从单位制到社区制，从社区自治到社区治理，从封闭式治理到开放式治理，这只是一个“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划分。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社区治理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治理水平较高的社区，已经走向开放式治理，但是大多数的社区治理，仍然停留在封闭式治理阶段、甚至片面强调社区自治阶段、更甚至是单位制阶段。社区治理从相对较低的水平发展到相对较高的水平，需要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相信，走向开放式治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五、开放式治理的意义

开放式治理是一种不同的治理理念、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是社区治理制度演化、变迁并日臻完善的结果，是一种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形态。开放式治理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1）明确社区、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从“二元对立”演化为“伙伴关系”，解决了社区治理的主体问题；（2）通过实施复合治理，解决了社区治理创新的机制问题；（3）通过帮助社区获得资源、信息和合法性，解决了社区发展的动力问题。

（一）社区、社会与政府：从“二元对立”到“伙伴关系”

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与社会，社区与政府，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社区与社会。在滕尼斯看来，社区与社会是相互对立的范畴。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熟人社会，是地域共同体，而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是社区的异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观察到，社区和社会确实有差异。社区内是温情脉脉、守望相助，而社会是尔虞我诈、利益攸关。其实，从开放治理的理念出发，社区和社会并不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社区和社会应该是一个谱系的两端，从社区到社会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所谓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即一个社会组织和自由个体广泛联系、互动的组织空间；而社区，正是公民社会的滋生地，是培育社会组织和自由个体的具体单元。

社区与政府。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往往被放在政府的对立面上。所谓政府，是“中央－省－市－县区－街道”的层级结构；所谓社区，是街道以下的部分。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被明确地分割开。其实，从开放式治理来看，社区并不排斥政府，政府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政府可以以复合治理的方式影响社区，社区也需要通过吸纳政府参与来获得资源、信息与合法性。政府和社区是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他们通过复合治理，共同致力于社区发展、提升治理水平和增加社区内的福利。

（二）治理机制创新：复合治理

当社区与社会、社区与政府，从二元对立的关系，演变为“伙伴关系”，实际上社区治理机制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从以前线性的治理关系演变为一种复合治理。所谓复合治理，是指社区内外的各个组织，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结成伙伴关系，通过机制创新，形成一种特定的治理结构，共同对社区实施治理。

在这里，治理结构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治理结构的建立，保证了各个治理主体的分工、合作，防止了治理主体的独大与控制。治理结构的建立，可以使得各个治理主体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资源、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在复合治理中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社区发展和福利提升。

（三）社区发展：资源、信息与合法性获得

开放式治理不仅解决了治理主体的问题，治理机制创新的问题，也解决了社区发展的问题。社区的发展，离不开资源、信息与合法性。资源、信息与合法性是社区发展的基本要素。“社区唯名论”的观点认为，社区不过是一个空名，并非实体。我们不同意这样的极端观点，但是，我们也认识到，社区要发展，所有的资源、信息与合法性必然来自各类组织。在封闭式治理的框架下，社区仅仅在内部获取资源、信息与合法性，这显然不足以支持社区的长远发展；在开放式治理的框架下，社区大大拓展了资源、信息与合法性的获取渠道，有利于社区的长远发展。

由此可见，开放式治理解决了社区治理和发展中面临的主体问题、机制问题和动力问题，对于调和社区与环境的关系、促进社区发展、鼓励社区治理创新，最终实现社区善治，都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

六、开放式治理的问题

开放式治理对于社区治理和发展的意义重大。但是，开放式治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当社区演变为开放系统之后，为社区治理带来巨大的系统性和制度性风险。开放式治理可能产生的问题主要有下列两个方面：

（一）内部主体过度依赖问题

外部主体的参与，为社区发展和治理带来了资源、信息与合法性，对社区发展的促进效果明显。但是，开放式治理很可能会造成内部主体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内部主体希望不断从外部获得社区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信息与合法性，而忽视外部资源、信息与合法性在社区内部的整合，更忽视社区内部资源、信息与合法性的开发。

开放式治理的效果越好，这种依赖性会越强。依赖性的加强，会使得社区内部主体的注意力分配发生异化，即从社区发展、治理提升异化为单纯的资源获得。在开放式治理的格局下，社区治理主体应该关注资源获得，但是，资源获得不能成为唯一目标和唯一手段，资源的获得必须与社区发展与治理提升结合起来。如果资源获得有悖于社区发展和治理提升，这种资源只是一个诱饵，会给社区带来损害。比如，一个企业很可能以为社区提供经费为诱饵，希望在社区内建立一个广告牌，而这个广告牌可能会对社区景观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社区治理主体必须以社区发展和社区利益为根本目标，否则会严重损害社区利益、威胁社区发展和治理。

（二）外部主体过度控制问题

随着社区成长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尤其是随着这个地带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外部主体越来越重视这个地带，并且希望通过控制这个地带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开放式治理的格局下，要防止外部主体对社区的过度控制。外部主体的过度控制和内部主体的过度依赖一样，都会使得社区目标发生置换。

外部主体的控制，有时候十分隐蔽。比如，以北京科委建设“创新型科普社区”项目为例。北京科委的目标是，通过科技的普及和利用，提高社区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让科技为社区居民的工作生活服务。由于北京科委提供了大量项目经费（20-30万）给社区，会使得社区发展产生偏重，即为北京科委的工作服务。

开放式治理下，社区成为一个开放系统，这既为社区发展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也为社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如何防止内部主体过度依赖和外部主体过度控制，是开放式治理中始终需要关注的问题。治理理念所倡导的基本原则，如多元、透明、参与，将有助于在社区治理中克服开放系统所带来的风险。

七、结语

综上，笔者认为，大量案例表明，社区治理正走向开放式治理。开放式治理对于调和社区与环境的关系、促进社区发展、鼓励社区治理创新，最终实现社区善治，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在开放式治理的模式下，社区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目前，开放式治理才刚刚在社区中显现，伴随社区治理的发展，开放式治理终将是大势所趋。

（感谢北京社会工委社区处、北京市科委社发处、魅力社区项目组委会和“社区参与行动”对本研究所提供的方便。文章的写作过程中，跟杨雪冬、于燕燕、CCPG的李丽亚等人的讨论，让我受益很多，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 [2]斯格特．组织理论[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杨雪冬．风险社会中的复合治理与和谐社会[J].探索与争鸣，2007，（2）． [4]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Community Governance as an Open System: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Four Cases about Community Governance

Liu Duo（Research Center of Compare Politics and Economy, Central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32, China）

Abstract：Through several case studies, we found an important trend emerging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extern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moting to a high level of community governance.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moving towards an open governance.Open governance is a totally different concept, a new governance model, is the outcome of evolution, change and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 and thus is a high-level form of community governance.The report also discussed open governance in regard to the concept, institutional basis, 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 process, significance and etc.Key words：Community；Governance；Community Governance；Open System

社区治理论文 篇2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要求从多元化角度出发,依照各治理主体需求形成针对性的配合合作治理体系。这种多主体参与式社区治理模式加强了各主体之间沟通和联动,形成了和谐的城市社区治理网络,为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于网络化的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能够借助网络环境对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各项内容进行完善,确保主体合作、权利共享、效益最优。该治理体系不仅为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而且还实现了多元主体参与的转换,真正实现了多元主体配合治理、协作治理,是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的重大突破。

我国城市社区体系较庞大,社区具有不同的特色,治理难度较大。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能够从多种形态的社会网络体系出发,形成系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对社区中的各项问题及事务管理进行处理和规范,为城市社区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社区治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借助多元化治理主体,通过网络将各项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结合在一起,形成互惠合作机制和组织构架,这种横纵交叉的组织网络大大提升了城市社区治理效益,是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能够借助网络关系深入了解城市社区居民需求,形成与之相协调的管控体系。这种城市社区治理方式能够形成更为和谐的城市社区关系体系,使城市社区管理工作顺利落实,尤其是在主体之间信任关系的形成和协作方式的构建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种治理结构还能够将市场网络与社会网络引入到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形成政府掌控下的市场调控和社会调控,充分调动各项资源,从而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改善,已经成为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的关键。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体系的构建

1. 治理框架的构建

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结合多元化主体内容形成针对性治理框架,其具体包括政府网络框架、社区居民委员会网络框架、社区中介组织网络框架和社区居民网络框架四部分内容。

政府网络框架统筹各项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工作内容,是该工作开展的核心。其他各主体严格依照政府要求配合完成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将各项资源融入到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过程中;社区居民委员会网络框架、社区中介组织网络框架及社区居民网络框架之间呈现网状结构关系,各主体间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协商、相互合作,对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各项资源进行协调,从而保证该治理协调、有效。但在社区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脱离社区实际,往往不能够很好地管控,因此需依靠其他主体在政府政策方针引导下完成公共领域的管控,形成系统的治理框架,消除各项治理过程中的漏洞。

2. 运行机制的构建

形成基础网络框架后,要对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依照多元主体互动关系及影响机制,形成相应的运行方式,其具体状况见图1。

常规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上下结合、多元互动的循环回路。该回路中从居民需求出发,了解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内容,由多元主体配合共同回应该社区治理需求,形成符合该需求的社区治理内容,其主要包括规则、措施、指标等。完成该回应后多元主体将城市社区治理内容落实到日常治理过程中,动员居民参与,形成多方参与合作下的社区治理网络,形成各主体网络关联下的治理数据,该数据更加全面地反映了城市社区治理状况,在对城市社区治理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更为真实和可靠。确定治理数据后,多元主体将数据与居民需求对比,评估效果,进行针对性调整,直至满足居民需求。这种运行机制借助多元主体网络形成了高效、高质的社区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了多元主体的作用,整合了各项资源,为城市社区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治理方法。

3. 注意事项

(1)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过程中需要对网络治理服务目标进行明确,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交流、居民座谈会等信息反馈路径,全方位把握社区居民的意愿和观点,了解居民的各项需求,这样才能够真正保证城市网络化参与式治理工作的服务效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过程中要全面把握网络的具体化构建,这样才能够真正提升服务效益,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在实际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各项细节问题往往并非直接由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中介组织等实施,而是由其下级组织或人员完成。如在针对老年人提供社区服务的过程中一般多由街道办事处统筹负责,老人家庭成员、社区服务部门、社区居民等相互配合和协助,为老人生活提供良好的社区服务体系,形成以街道办事处为核心,其他三方共同支持和配合的治理网络,从而为老年人提供和谐、舒适的生活环境。

(3)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过程中要把握好参与机制,确保居民的有效参与,这样才能够全面落实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提升治理效益。当前我国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不高,仍主要将社区治理看做是政府和社区管理部门的职责,被动接受和配合上述部门管理工作,社区治理难度较大。因此,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过程中要加大对社区居民主体的宣传和教育力度,确保社区居民能够充分认识到自身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使社区居民能够主动参与到城市社区网络化参与式治理过程中,相互监督、相互配合,为城市社区治理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城市社区治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对参与式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关联进行全方位把握,结合多元主体关系构建科学的城市社区治理网络,将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中介组织、社区居民结合在一起,形成系统的参与式治理框架。要对治理机制进行完善,全面把握居民需求,完成网络的具体化构建,做好居民参与教育,从而全面改善社区治理效果,加速我国社区治理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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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君,徐选国,徐永祥.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3):95-105.

[3]陈沈慧.城市社区治理多元共治研究——以三明市梅列区为例[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2(6):49-55.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 篇3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就新形势下如何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中国社区治理的未来走向等问题，《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蒋昆生。他同时介绍了实施已有三年的“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项目。

“根据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要求，实验区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为推进社区治理探索路径、积累经验。”他说。

蒋昆生强调，必须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实验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和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率先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体制机制创新。而这些实验区的尝试方向，也正是新形势下中国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改革方向。

倒逼的改革和实验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社区治理在当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为什么要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蒋昆生：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前提。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建设思路，是在全面深化社会体制进程中逐步酝酿产生并发展的。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探索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际有机结合的可行路径。

经过十余年的接续奋斗，我国的社区建设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以“属地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制。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中许多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比如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居民自治活动的内容和载体相对单一，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过重，社区治理多元参与机制还不健全，政府部门包办过多，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参与缺乏长效机制，社区居民参与缺乏组织化渠道，等等。这些困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发挥，影响社区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社区建设实践，有效解决制约基层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

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瞭望东方周刊》：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例，未来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有哪些？

蒋昆生：实验区建设开展近三年来，特别是第二批实验区建设开展近一年来，各地围绕创新社区治理体制、丰富社区自治形式、完善社区服务制度、优化社区服务手段等领域开展创新实践。这些探索实践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是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各实验区将社区减负增效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任务，研究制定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政策措施，确保社区组织承担的行政事务只减不增。

比如，江苏省南京市各实验区统一开展以“五减两增一考核”、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准入制度为重点的专项行动，社区逐渐回归自治本位，社工逐渐回归服务本色，考核逐渐回归群众本元，部门逐渐回归管理本分。

其次是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建设。许多实验区把健全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作为激发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活力的重要途径，在完善社区民主管理机制上出实招用力气，调动了居民参与自治活动的积极性。

比如，成都市锦江区全区113个社区、1065个院落根据居民特点和居民意愿，制定实施了各具特色的居民（院落）公约，从源头上、基础上、根本上完善和深化居民自治，有力地加强和推进社区依法治理，提升了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

第三个方面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许多实验区把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的突破口，通过建立孵化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和加强政策引导等方式，创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逐步构建了多元参与、多元治理、多元服务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比如，武汉市武昌区投入500万元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投入3600万元社区惠民资金重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以公益创投的形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服务项目。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为扩大社区居民参与探索了可行路径。

第四个方面是创新社区服务机制。许多实验区积极推动社区服务的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和方式创新，全面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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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杭州市大力实施社区服务业的产业化转型，推动社区服务项目由政府独力举办向社会共同参与转变，社区服务机构从单纯公益型向公益经营型转变，社区服务实体从个体分散向规模连锁转变，在“一区一品”、“一社一品”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上城区“333+X”，下城区“66810”工作法，西湖区“三全十服务”等多个社区服务品牌。

第五个方面是加强社区服务信息化建设。各实验区按照民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扎实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工作。

比如，攀枝花市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在组织体制、技术设计和建设模式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意义。具体表现在：将平台部署“提升”到市级层面，突破了以区县为单位部署建设的社区信息化建设传统格局;将平台应用“下沉”到社区范围，将综合信息平台服务终端直接延伸到社区，梳理确定了社区直接办理和代办代理事项，有效缩短了服务半径，最大限度方便居民办事;将平台运行“拓展”到专线网络，依托政府部门信息专网部署综合信息平台网络，探索出综合信息平台建设与社区信息化建设有效衔接的可行模式。

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瞭望东方周刊》：“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目前面临哪些困难，下一步工作有哪些规划？

蒋昆生：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机制创新是社会建设领域一项全新的重大课题，由于受到既有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局限，受到长期历史条件和现实发展的制约，受到目前经济条件和工作基础的影响，部分实验区推进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的理论准备、实践准备和思想准备并不充分，实验区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实验工作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关于实验区下一步工作规划，我们主要聚焦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 ;二是推进“政社互动”实践;三是发展社区民主协商;四是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五是加强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六是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经过近年对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民政部正在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起草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文件。文件力争能针对基层，尤其是社区治理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 比如确立社区居民委员会法人地位的问题，厘清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突破，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老百姓。

《瞭望东方周刊》：“社区治理”、“政社互动”和“民主协商”都是现阶段社会治理的热点问题，主要举措有哪些？

蒋昆生：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环节。要进一步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要促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发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其次是要完善居民自治机制。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践贯穿于社区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第三是要激发社区组织活力。积极探索“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推动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为支撑的社区服务管理新机制。

第四是要健全社区服务机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和志愿互助服务相互衔接的服务体系，确保城乡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活服务多样化和志愿互助服务制度化。

最后是要构建多元参与机制。探索建立以分类统筹为基础组织群众参与，以“以奖代补”项目为载体吸引群众参与，以信息化技术为依托扩大公众参与，以培训提高为手段引导群众参与，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规范群众参与，以公共精神为纽带提升群众参与的新模式。促进居民群众在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优化政府治理是创新社区治理体制的首要任务，也是衡量社区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推进“政社互动”工作的主要举措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积极推动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双向确权”，认真梳理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权责，划清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责权边界。

其次是积极建立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契约”，明确基层政府委托社区自治组织事务的项目内容、经费保障和违约责任，引导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承接对于法定职责以外的委托事项，形成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竞争机制。

第三是积极开展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评估”，建立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评估结果与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挂钩的有效机制。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一方面，社区民主协商以涉及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和实际问题为内容，使各项决策的实施符合群众意愿。

另一方面，要完善社区居民会议和居民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健全民情恳谈、社区听证、社区评议等对话机制，推进社区民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除此之外，还要推动建立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社区制度，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将涉及居民利益的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事项纳入协商议事范围，不断丰富社区民主协商内涵。

社区建设治理 篇4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F..腾尼斯首次提出社区概念,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社区一词再中国的出现是1933年由费考通等一批燕京大学的年轻学者从英文中翻译过来引入中国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进程的不断加快,社区概念逐步走向千家万户,溶入中国人民的生活.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有具有相互联系共同交往.共同生活的人群以共同利益,文化和社区意识为纽带而形成的生活共同体.社会实体.社区主要包括地域.人口.公共基础设施,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等要素,社区具有区域性.工生性.聚集性,多样性的特征.从6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快的城市进程,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不相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世界风云变幻.各国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面临着大量的社会问题,如:城市交通不便.住房紧张.生活条件不好.失业.犯罪.吸毒等.在城市积极推行社区发展被逐渐认为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社区的发展也逐渐走向科学化.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社区发展既作为一种目标,又作为一种途径和方法.在不能利用市场化方式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政府行政管理难以包揽的区域范围,逐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管理水平的重要机制和力量.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区建设既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重要举措.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一些大中型城市开始步入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社会现代化进程逐步加快.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城市社会的总体结构的重组.整体功能转换.长期以来,特别是传统社会经济体制下,顽固城市的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凝固性.功能转为单一,国家通过各类分能性的单位组织对经济,社会事务乃至生活事务进行全权管理.”企业办社会”.”单位办社会”成为普遍的模式,人的衣食住行全部由单位负担,社会行政化色彩很浓厚.人是”单位人”.社会的功能严重弱化.由于管理经济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社会发展社会事务得不到高度的重视,以至于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功能方面欠帐过多.80年代以来,以经济结构和社会功能多元化为先导,推动城市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进一步分化.政企分开,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城市社会结构重组.功能重朔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城市作为现代城市的基石,理所当然受到重视,提高到应有的位置.开展社区建设.就现代化总体目标而言,就是要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体系和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天津和平区社区建设工作时指出:加强社区建设,是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江总书记的讲话一方面指出新形势下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社区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载体.社区建设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而且直接关系到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和落实.因此社区党组织建设不仅是社区建设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方面.随着我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方位转变.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加入WTO经济大发展,进入老龄型国家,实现社会福利社会的必然趋势,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越来越来成为各界专业人士以及普通百姓关心的话题.未来城市社区发展趋势,总体目标的优与劣,直接关系到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的稳定.因此,为适应市场的城市化现代化的要求,加强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建立以地域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拓展社区服务为龙头,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增加服务发展项目,促进社区服务网络化和产业化,加强社区管理,完善社区功能改革基层管理体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坚持政府指导和社会共同参与相结合,合理配置社区资源,提高居民素质和社区文化程度,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的新型社区成为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自民政部下发23号文件至今，我国社区建设走过了真正意义的三年，社区建设与发展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全国各地的社区积极开展工作，开拓社区新局面；白花齐放，百家争鸣。社区“硬件”设备日趋完善，“软件”水平逐步提高。并创造出了许多有本国特色的社区工作新模式，如：青岛模式.上海模式和沈阳模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区建设的蓬勃发展。广泛开展示范活动，是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工作的一条重要的措施。我国幅员辽，城市与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经济条件和人文因素差别很大，每个城市的特色和功能也有所不同，具体到各社区更是千差万别。因此，不同城市.不同社区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水平，结合城市功能.特点和地区特色，创造性地开展社区建设工作，不断积累.总结适合自身特色的工作方法和时间经验，借鉴先进社区.典型社区的工作经验，做到取长补断，大胆拓新。另外，也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水平和工作基础，因地制宜确定社区建设的重点，标准可高可底，项目可多可少，切不可一刀切，一哄而起，或是为虚名而超越自身条件，盲目开展工作，势必导致国家资源的浪费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感。现以北京典型社区---崇文区广外街道红莲中里社区为例，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几个方面：社区的政治建设.社区规范.社区服务.社区组织.社区的文化建设.社区的卫生建设.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社区的功能。首先，对广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概况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广外街道占地面积约5.99平方公里，常住居民12万人口流动居民2到3万人。共有29个社区，其中红莲中里社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广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政务大厅中实行“一站式”办公，社区居民的一切大小事务都在此办理，方便了办公又方便了群众，其中广外街道还推出一系列的利民服务站有：社区医疗.家电修理.老小饭菜.便民煤气站.保洁公司.房屋修缮装饰.房管所.法律咨询处.计策咨询处.绿化办公室.职业介绍所.家政服务.车辆管理.敬老院.文化广场。红莲中里社区占地面积0.8平方公里，有32栋居民楼，3500户居民.11000人.社区党员196名,社会单位13个.外来人口180人;社区有许多国家事业单位的员工入住.居民素质整体水平教高,社区资源丰富。红莲社区是广外街道2001年推出社区建设6个试点社区之一，在市区。街道领导的关心指导下，红莲中里社区在建立新型社区组织，探索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进社区民主自治等方面大胆实践，社区工作整体水平明显提高。

一.建立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有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其中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二.精兵简政，为便于管理和服务，居委会将原来的7个工作委员会调整为6个社区工作委员会，即社区治安工作委员会.社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社区服务工作委员会.社区计生卫生工作委员会.社区共建工作委员会。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引入了以人为本，服务社区的工作理念，为实现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奠定体制基础。三.组建大量兼职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兼职工作者实行动态管理和自愿原则，根据没人特长和社区需要安排工作，随时调整。在社区建设中社区功能的完善程度是衡量社区建设成效的重要内容，其关系到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体现着社区建设的生机与活力。社区功能应由传统的重管理到重服务 的转变。积极引入以人为本的新的管理模式，红莲中里社区在日常的工作中就坚持如下原则：培育.发展.组织.服务.协调指导.监督管理

社区在社会工作中要真正承担起桥梁的作用，担负起上与下的沟通义务，是政府的眼睛，又要做好群众的代言人。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不仅要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性，更要协调社会有序发展，融发展与服务.建设与排忧与一体，彻底实现社区的经济生活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及社会参与功能.社会福利功能。城市社区政治建设，它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城区政府.社区管理体制.社区组织及城市基层民主政治等的建设。红莲中里社区的城区政府已集中到街道办事处的层面，具体事务.活动的处理基本上由街道办事处来开展。在管理体制及领导方式上，红莲中里社区的主任认为领导决策与执行要紧密有效地配合。他指领导者与部门工作人员不在多而于精，做到各司其职，又密切协调配合。他强调，政府部门的拨款资金有限，要避免人员臃肿，充分利用资源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街道办事处是我国政府的基层政权，直接面对群众.其有完备的组织结构和干部队伍，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居委会是社区建设的主要依托和主体组织之一，它是社区建设最基层的操作单位，涵盖面积广，是最具有群众性的社区组织，同时其主要只能与社区建设是高度统一的。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组织建设，是城市社区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方面。一.是切实落实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权.协管权.监督权，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自治组织有民主决策权.社区管理权.财务自主权和拒绝摊派权，有权依法决定社区内容的各项事务，对那些直接涉及社区居民切身利益.政府该管好的事务，社区自治组织

社区治理 篇5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社区治理的效果和水平，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社区治理包含哪些工作内容、社区治理的现状，以及搞好社区治理的预期目标和如何搞好社区治理等问题，心里都不太清楚。现在，请嘉宾们为我们详解。正确认识社区是搞好社区治理的前提

社区时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基层社会服务和管理的基础平台。社区治理主要是指基层政府、社区组织与居民群众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所进行的合作管理。在社区层面，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社区居委会)是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正确认识和发挥社区居委会的地位和作用，是推动社区治理的关键一环。刘勇：社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一定区域内共同居住的人的集合，所谓社区治理就是对社区内的公共事务进行治理，这些工作需要一个组织推动落实，目前在我国这个组织就是社区居委会，1998年之前称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是一个实体组织，生活在社区中的人们会经常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打交道，对这个组织并不陌生，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有一些偏颇，误以为它是一级基层政权组织。其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建设、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基层政权或者它的派出机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国早在1954年就正式建立了居委会制度，让社区居委会这个组织作为党和政府在基层发挥三个基础作用：一是为老百姓服务，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二是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三是维持基层社会稳定，把基层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尽最大努力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付博：社区治理的内容，基本都是围绕着社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开展的治理活动，我觉得最主要的有这么几项：一是社区服务，包括党务服务、政务服务、社会服务三块，其中囊括了公共服务、志愿者服务等服务内容;二是环境问题，社区的环境卫生整治等;三是治安问题，维护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最主要的职责是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协助政府机关开展工作;依法依规开展有关监督活动。

竹立家：我们在谈论社区治理的时候会发现，社区治理工作涉及几个相关但又不等同的社区组织，它们交织在一起，在讨论的时候容易引起混淆，不容易说清楚。因此，我们需要厘清这几个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工作)站、业主委员会，看看这些概念到底在哪些时候起作用。

杨立新：所有的社区组织都要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活动。我所在的社区实行居委会和服务站“居站分离”，所有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等方面的业务都交由社区服务站，社区居委会减负还原为居民自治组织。但居委会和服务站是一套人马，实质工作任务并没有减少。业主委员会也是居民自治组织，一般是在一个小区内部协调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社区组织，接受社区居委会的指导和监督。刘勇：我国的社区治理一直在摸索中不断改革创新，特别是自中办、国办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以来，我国社区建设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延伸，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拓展，从城市地区向农村地区辐射，推动社会治理体制从单位制、街居制向属地化、社会化的社区制转型。我国社区治理机制建设在探索中起步，在改革中创新，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市—区(县)—街道(乡镇)—城乡社区”四级社会治理网络全面建立。二是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基本形成。目前全国9.1万个城市社区中普遍建立了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居民会议和居民代表会议，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和驻区单位积极踊跃地参与到社区管理中。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为主体、驻区单位和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城乡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基本形成。三是专业性和群众性相结合的社区治理队伍不断壮大。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城市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10万余名，城市社区居委会干部46.9万名，初步构筑了以基层党组织和自治组织成员为骨干、以政府派驻社区力量为依托、以专职工作者和志愿者为辅助的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四是政府治理与居(村)民自治衔接互动的管理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基层政府依托城乡社区服务中心(站)等专业性服务机构，将政府公共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基层党组织成员推行公推直选，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率已达30%，村委会直接选举率达到98%以上，基层民主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社区治理既存在长期积弊又面临新挑战。刘勇：尽管已有一定基础，但与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相比，我国社区治理结构尚未健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任重道远。首先就是社区治理角色错位。基层政府往往习惯于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干涉社区内部事务，既增加了基层政府的行政成本，又压缩了社区居民的自治空间。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还没有厘清权责边界，社区居委会行政负担过重的现象非常普遍，存在台账资料多、调查报表多、证明盖章多、会议活动多、检查考核多、部门牌子多、硬性指派任务多等现象。由于社区组织的工作经费和资源均由基层政府提供和保障，社区居委会对基层政府交办事项往往难以拒绝，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主要精力多用于应付行政性事务，用于开展居民自治活动的时间非常有限。前段时间我们做了调查，现在社区里面的居委会干部、党支部书记加起来，多的情况下也就十来人，一年要承担大大小小几百项工作任务，其中有70%是政府各种部门下派给他们的行政性事务，还有一些公共服务的事务原本只是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的，现在有些部门也直接放手交给了社区唱主角。

竹立家：社区治理到底应该承载什么内容?我们国家还没有搞清楚。现在我们国家的社区治理，政治功能远远大于服务功能，这是我们的大问题。国外社区和政府的关系是非常规范的，社区是给政府部门提意见、建议的，而我们则是政府部门给社区下达指令，社区居委会成了政府部门在基层的一条“腿”，行政功能过多挤占了服务功能发挥的空间。我们会发现，由于政治功能太强，有些地方的群众很不满，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群众关系非常紧张，很难往下开展工作。杨立新：角色的错位，使得社区工作负担重。政府行政权力控制不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股脑儿地全都倒下来了，工作全都压到社区来做。之前人们常说，“社区是根儿针，千条万线都穿在针上”;后来又有人说，“社区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现在甚至变成“社区是个缸，连汤都不漏”。从这些段子不难看出社区工作任务数量不断增加、种类不断多样化的过程。

工作还得靠人来干，但目前社区工作的人才严重匮乏。拿我所在的社区来说，现在一共有4360户、11970人，加上外来人口，总人数在13000人左右，是北京市东城区最大的社区。这么大的社区我们现在一共才21名工作人员，常年人手紧张。这几年，通过三年社工计划，社区补充了不少有生力量，这些高学历的孩子们在三年当中确实提升了社区工作质量。但是，由于他们的待遇没有太大改善，特别是三年服务期满后没有有效的出口和上升通道，导致大量社工没干多久就流失了，在这儿待着的也很难踏实工作，很多年轻人来了社区就是在办公室坐着，不愿意出门跟群众打交道，不接地气，群众不认可，工作就更难开展，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

刘勇：社区治理不仅人力匮乏，财力、物力等配套支持也都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总而言之，社区治理面临资源匮乏的现实困难。社区工作者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仍有待优化，社区工作者教育培训制度尚未规范建立，多数地方社区工作者上岗前未经过专业培训，缺乏推进社区治理的意识，缺乏处理社区社会问题的能力，难以适应社区服务专业化、社会化发展趋势。同时社区工作者工作强度大、工资薪酬低，社区治理人才流失严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社区自治组织工作经费、设施建设经费和信息化建设经费未能得到充分保障，社区自治和服务设施总量不足，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缺口较大，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覆盖率低。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于实践发展，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

付博：在各项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社区居委会一般是优先用于完成政府部门交办的工作任务，而法律规定的其最重要的工作——组织居民开展社区自治就被忽视了。当然，社区自治难以落实，社区工作重心的偏移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社区治理的参与程度不高，无论是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居民、驻社区单位或商户还是社区组织，社区自治意识都不足，缺乏积极主动进行自我管理的氛围。社区居委会组织的活动，一般来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骨干也以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很少参与，居民代表结构不够合理、代表面不充分，对社区事务关注点也不全面。

刘勇：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在公共服务领域包办过多，居民群众在解决身边问题时仍习惯于向政府部门求助，多数居民缺乏自我服务、自我参与的意识和动力。社区自治活动主要集中在文体活动、健康娱乐等群众性文化生活领域，居民自治活动的内容和载体相对单一。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缺乏场所和资金支持，难以形成规范性、特色化的服务模式。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建设刚刚起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尚未出台，社区组织意愿、能力与政府购买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难以对接。驻区单位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仍存在不少障碍，绝大多数驻区单位对向社区居民开放服务设施缺乏动力，持观望和谨慎态度。社区治理参与度不高，主动性不强，也让社区自治难以真正有效开展，造成社区居委会“单打独斗”费力不讨好、群众被动接受不买账的尴尬。

在社区工作存在的长期积弊尚未消除的同时，在新形势下，社区治理还面临一些新挑战。简单概括，一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挑战：城市社区人口规模迅速扩张，社区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分化明显，社区居民利益导向多元化、服务需求多样化。二是社区禁毒、社区矫正、社区消防和流动人口管理等新任务和化解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带来的挑战。三是社区居民民主诉求高涨，自媒体时代意见表达渠道多元化，引导社区居民有序参与自治、理性发言的挑战。搞好社区治理要靠深化改革还需创新方式方法

竹立家：社区建设在未来5~10年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目前，我国社区建设面临很多困难，最大的障碍在于前面提到的很多因素影响，导致社区居民自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基本上是形式。社区居委会选举，外面看上去很热闹，实际上很多居民都没有参与，就是因为居委会的基本功能没有实现，反倒承载了许多不该有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又和老百姓的期望、要求相差较远，难以让人满意。因此，要搞好社区治理，首先就是要依托社区居委会牵头引导，把社区自治落到实处。付博：社区自治，说白了，就是居民自治，居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社区组织的工作就是组织和引导。我们现在也在开展一些社区自治相关的工作，如居民大会、社区议事协商会议、共建联席会议等，这些都是居民自治工作的具体体现。但是，人们还是感觉社区自治程度不高，说明相关的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强。目前来看，先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社区工作者方面，要对社区工作者进行社区自治工作的指导和培训，强化思想认识、提高组织和引导能力，明确工作任务;同时，还要对现有社区工作进行规范化、减量化、去行政化。目前“居站分离”是一种尝试，让居委会专心从事社区自治工作，但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形式说明改革依然不到位，还需要继续调整。二是居民方面，先要通过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用公共服务、用志愿精神的培育引导更多居民回归社区，然后改革现有工作机制，把社区居民推向社区自治的前台唱主角。同时还要加强指导，引导居民用合法、合理、科学的方式参与社区自治。社区居委会可以尝试建立起依托楼院门栋长组成的居民组织和社区志愿者组织以及社区事务监督评议机构，并使他们在社区治理各领域发挥作用。

刘勇：基层政府转变职能是搞好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科学划分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与社区在基层管理服务上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合理设置社区公共服务机构和服务项目，编制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和自治组织协助事项目录，建立基层政府委托自治组织事项协议制度等，为社区“减负增效”，大力精简面向社区的任务事项、台账会议和评比表彰，保障居委会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的必要条件。深入开展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以居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民主集中、科学效能为基本原则的民主管理实践，以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等等。竹立家：其次，社区还要落实好服务功能，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还应该成为居民自我服务的机构，做好了就有利于社会稳定。美国的社区建设起步比较早，现在已经比较成熟。我们去美国西部的犹他州看到，尽管犹他州是一个比较穷的州，但他们的社区服务依然搞得不错。社区会给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的多种服务，并特别为困难群体提供更多服务。比如社区有专门商店为穷人低价提供食品。还有社区居民把旧衣服洗干净后捐出来，放在社区的公共活动室，社区里的穷人可以领取。社区里的残疾人或者老人需要看病，打一个电话，社区的医生会上门问诊。我们看到，他们那里的老百姓虽然不见得富有，但心态都很好。可见，社区的服务搞好了，老百姓的日子就会过得非常舒适，没有怨气，就不容易积累诱发矛盾冲突。所以，社区稳则社会稳，我们需要落实社区服务。

杨立新：2003年我刚到社区之后的几年，由于居民大面积回迁，有大量群众信访，社区秩序不好，居民情绪也很不好。当时我一边处理信访事件，一边就想着怎么让居民们能心平气和地跟居委会沟通。我们先是联系驻街单位、周边企事业单位，解决回迁户就业问题，保障基本生活。然后优先解决“一老一小”的问题，逐步开始推出老年人1元理发服务，解决一些老人的实际困难;社区里的小学生暑期家长没时间管，可以送到社区来，有专人督促他们学习。就这样社区服务一点一点开展起来，慢慢地社区居民就对居委会有了亲近感、信任感，对社区的归属感也增强了，有什么诉求第一时间就想到社区，过来找我们沟通。后来，我们每年在社区的广场搞大型活动，群众都愿意参与。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社区就再也没有信访了，社区始终保持了平稳。付博：落实社区服务，光靠居委会一个组织的力量势必难以做好，需要社会服务主体多元化。我们当前的社区服务，基本局限于政务服务和商业服务，缺少中间过渡环节。当前我们大力提倡志愿服务，但受制于体制、经费等因素的制约，志愿服务也多由政府相关部门发起，由社会发起组织的志愿服务较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组织发育不够成熟。从当前的情况看，搞好社区治理，离不开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充当社会润滑剂，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个主要组织形态。因此，搞好社区治理，还要注重大力扶持社会组织，激发社区组织活力。我们先要对社区服务进行认真梳理，区分开政务服务、商业服务与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等方式，让志愿者组织、非赢利性社会组织承担更多公共服务。在社区，养老、助残、教育等很多服务项目是可以依托社会组织完成的，现在很多时候是基层政府直接做，如果把直接服务改为购买社会服务，既可以解决政府大包大揽的工作模式，又可以调动社会力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组织不以赢利为目标，但得生存下去。政府的支持与扶持，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社区七大治理方案 篇6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不断优化基层社区治理体系，持续加大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推进力度，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二、重点任务

(一)夯实社区治理功底，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1、完善社区治理架构。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广建立城市社区治理委员会，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为基础，村(居)民为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架构。继续推进“政社互动”，进一步厘清乡镇(街道)和村(居)民委员会的权责边界，修订社区允许盖章目录清单，执行准入制度，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2、强化社区民主自治功能。深入开展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践。依法组织开展新一届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确保到20xx年村书记主任一肩挑比例达70%。制定城乡社区协商规范化指引，指导城乡社区协商向标准化、制度化推进。积极开展引导社区开展“微”自治活动，以社区网格为基础，将自治向小组、楼栋、院落、街坊等治理末梢延伸，引导居民在网格内开展协商议事活动。

3、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健全社区服务体系。持续推行“全科社区工作者”服务模式，今年底实现城市社区全覆盖，让社区工作者有更多精力和时间进网格开展管理服务工作。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完善社区组织发现居民需求、统筹设计服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引导专业社会工作团队参与的工作体系。培育一批城市“三社联动”示范社区，逐步扩大农村社区试点范围。

4、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完善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体系建设，推动各地建立城乡社区工作者岗位等级序列，继续执行工资自然增长机制。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吸引优秀人才到社区一线干事创业。实施“社区书记(主任)十百千培育计划”，全面开展社区工作者教育培训工作，到20xx年，培训1000名以上社区工作者，培育100个以上优秀社区负责人，重点培育10名以上全省有影响、全市起示范的名优社区主任并纳入组织部高层次人才计划，着力打造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综合素质优良的专业化、职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

(二)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购买服务

1、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设立孵化培育资金，建设孵化基地，为初创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益创投、补贴奖励、活动场地、费用减免等支持。到20xx年50%的街道(乡镇)和20%的社区要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2、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简化手续，积极发展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和居民互助类社区社会组织，特别是社会工作机构，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等特定群体提供专业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支持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开展社区照顾、精神慰藉等服务。

3、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建立多元化、制度化的资金保障机制，协调财政局出台相关指导意见，指导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引导政府资金、社会资金等向社区社会组织和服务项目倾斜。指导各县(市、区)乡镇(街道)编制年度购买服务计划，制定并公布乡镇(街道)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三)完善社会工作政策，强化专业力量支撑

1、不断完善社会工作相关政策。加强调查研究、政策拟定力度，建立健全支持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的长效机制，与相关部门探索建立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职称岗位开发、队伍建设、社会工作服务规范等制度，持续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体系化、制度化、专业化进程。

2、加大社工机构经费支持力度。协调有关部门逐步扩大财政资金对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的支持规模和范围。加大福利彩票公益金对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支持力度，扶持壮大社会治理急需、具有发展潜力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支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支持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逐步形成多元化、稳定化、制度化的经费保障机制。

3、强化社工机构发展与引导。引导社工机构根据自身工作特长，聚焦明晰自身工作范围、服务对象、服务专长，加大综合性、专业性社工机构发展支持力度。根据社工机构运营中的具体需求，开展专项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对优秀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及有关专业人才进行多种形式的表彰奖励。

三、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市民政局市域治理民政领域专项工作小组，办公室、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社会组织管理局、慈善与社会工作处等处室共同参与，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负责统筹协调整体工作，其他业务处室按既定工作任务稳步推进。

2、狠抓调研创新。各相关业务处室，结合长期工作计划，在市域治理工作中要进行体制机制探索，加大基层调研走访力度，参考借鉴周边省市和基层优秀做法，推进民政领域市域治理体系创新创优。

社区治理论文 篇7

一、公民参与和社区治理

“公民参与”既包括个体性参与, 也包括个体组成社会组织集体性参与, 个体参与和集体参与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也不同, 本文主要关注个体性参与。公民是最基本的社会组成分子, 人数众多利益需求复杂多样, 在社区治理中, 最清楚自己的需要, 也是对于自己所处的社区好坏感受最深的一个群体。但是力量往往不集中, 利益诉求表达途径少且不主动, 跟风现象比较严重, 真正明白自己的需求转而清楚表达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 这一群体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其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 社区建设与发展因此受到影响, 社区治理效果难以达到理想状态。

“社区治理”中的“社区”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1887年《社区与社会》中首次提出, 因为学者研究领域和角度不同, 所给出的定义也不同, 简单来说, 社区就是一个公民“共同体”, 笔者比较认同郑杭生与黄家亮提出“社区建设的主要目标就在于”社区建设的四个方面, 即“文化共同体”, “社会共同体”, “精神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据此, 我们可以认为社区包括上述四个方面, 公民通过不断的相互作用, 相互联系, 相互沟通在一个区域内形成的文化、社会、精神和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概念笔者取之夏建中教授对社区治理下的定义, 即认为“社区治理就是在接近居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的社区内, 依托于政府组织, 民营组织, 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 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 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过程。

二、关于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建立的思考

公民参与社区是一个不断推进的互动过程, 是一个循环前进的运行模式, 在普遍的观点来看, 大部分学者都没注意到社区参与机制的动态性、互动性和过程性, 只是关注于普遍的政策措施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社会不断发展, 各种理论和实践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的思维和观念也在不断变化。2016年, 中央公布的一份文件要求:“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 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 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由此可见, 党和政府在以积极开放包容的心态来管理社会, 管理和提供服务的方式也在变化。

社区治理是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民参与社区是治理理论的要求所在, 是政治民主的发展要求, 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力量, 是基层民主的基本要求。社区治理的活力存在于广大人民公民的积极参与中, 这就需要政府、社会、个人共同的合作协商, 三者明确职责, 确定目标, 制定计划, 形成合力, 共同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努力。在此, 提出了四个方面来建设社区的公民的参与机制, 调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一) 治理方式的沟通协调。这个是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建设的首要方面。传统上不管是何种参与, 在我国参与主体一直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政府往往占有优势和主导地位, 支配整个参与过程, 形式主义色彩比较浓重, 这在当今治理民主时代是不可取的。这要求政府以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多中心治理主体, 双方处于公平地位, 解决社区内公共事务, 提高公民满意的公共服务, 达到政府放权与培育公民的双重目的。

(二) 治理关系的竞争合作。竞争合作关系看似一个矛盾体, 实则不然, 这是我们处理社区治理各主体关系所坚持的一种原则, 社区与公民在竞争中成长, 在合作中共生, 社区作为一个人与人相互联系的共同体, 其矛盾与冲突是不可避免, 这需要公民和社区组织在冲突中合作, 在协商中沟通, 端正态度直面问题, 使得问题得到有效处理。

(三) 治理过程的监督反馈。社区治理过程是一个从始至终循序渐进的过程, 需要各种技术、制度和程序支持, 监督社区治理过程是公民作为主体必须时刻秉持的品质和态度, 最关键是要对社区治理中不合理事项给予反映, 包括治理程序制度以及有关社区的方方面面, 社区处理的事务基本大部分都是与居民息息相关的, 社区事务无大小, 都得需要政府, 居委会, 社会组织和公民同心协力, 彼此督促反馈, 监督反馈机制建立, 这是从侧面给予公民主体地位的保证与支持。

(四) 治理权力的有效保障。公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力量, 虽说是人数众多, 但其力量分散, 影响力小, 权力得不到有效保障,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其全面涵盖了党、国家、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 法制和法治建设依然很重要。我国虽在社区治理颁布了一些法律, 法律所呈现的滞后性和不全面性已经暴露无疑, 街道办和居委会职责不清, 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公民的自治权力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其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忽略, 这背离了社区治理的初衷, 所以, 公民自治权力得到法律的确保是必然趋势。

(五) 治理效果的绩效评估。绩效评估是对社区治理过程结束后对其治理成效和效益进行公开合理的评定, 既对成绩的肯定和鼓舞, 也对过错的弥补和认识, 评估主体包括相关利益主体, 专门机构, 其他社区代表人等按比例形成的评估小组, 对于某个社区这一阶段或者这一项目的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评估,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机制, 治理效果归根于还是公民的判断和评估, 自主参与, 自主评估, 自主改进, 建立自主自治的社区治理模式。

摘要：随着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兴起, 以及民主价值观的传播, 民主参与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社区作为国家最小最基本的治理单元, 其在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与建设的提出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国的经济经过了高速发展转向经济发展新常态, 更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更关心百姓的需求, 与此同时, 在政治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以, 对于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本文从当代新的理论背景以及时代背景, 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与观点, 并从三个方面来建设社区参与机制。

关键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机制,治理理论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0

[2]郑杭生, 黄家亮.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新趋势[J].甘肃社会科学, 2012

[3]李慧风.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治理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 2010

[4]陈家喜.反思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J].武汉大学学报, 2015

中国社区治理问题初探 篇8

摘 要：中国学者吴文藻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社区是观察和了解社会的重要视角，在此，本文通过对社区一词追根溯源的概念解析，分析中国社区的特点，并对中国的社区研究历史进行简略回顾，分析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发展前景。通过对社区理论的梳理和分析，认为提升社区的精神内涵-------社区认同感是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社区治理需要结合本土特点，在管理过程中兼顾地方性知识和现代管理技术这两个方面，促进和谐社区的构建。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认同感;社会团结;社区发展

“社区”这一概念最早源于滕尼斯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 Gemeinschaft即为社区或共同体）在滕尼斯的这本著作中，他用二分法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种类型。他认为共同体是现实的有机的生命体，社会是思想的机械的形态，是一种机械聚合的人工制品。前者是自然形成，以整体为本，后者是有目的的个人的联合，以个人为本。它们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种理想类型。

该书共三卷，第一卷为主要概念的一般界定，分为主要概念的一般界定和社会的理论两章。第二卷为本质意志和选择意志，分为人的意志的形式，对立的阐释和经验的意义三章。第三卷为自然法的社会学的根据，分为定义和命题，法中的自然之物以及被约束的意志形式（公团和国家）三章。

在此书的第一卷中，滕尼斯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且把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其中最强有力的三种原始关系方式是，第一，通过一个母亲和她孩子之间的关系，第二，通过丈夫和妻子作为夫妻之间的关系（从天然的动物的意义来理解），第三，通过作为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形成血缘共同体。在任何一种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享受和劳动的不同产生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同时也产生着威严。

一、社区与社会团结类型

作为古典类型学上的分析，涂尔干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基于传统社区的机械团结和基于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在其著作《社会分工论》中，从功能出发，通过人类社会法律的变化阐释了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与滕尼斯不同，涂尔干反对把不同社会排列在一个进化的直线上，他以社会各部分之间的结合方式和紧密程度来划分社会类型，划分出不同的时期。机械团结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和社会同质性基础上，集体意识支配人的行动，个性被淹没。[1]这点与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极为相似。机械团结是古代社会的特征，这时候社会分工不发达，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的个性从共同体中独立出来，人人有别并且相互依赖，即集体的协调一致表现为分化。现代社会是有机团结的社会，社会分工是其基础。而滕尼斯则以选择意志为基础说明现代社会的特征。

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则认为社区的基本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它有一群按地域组织起来的人群;第二，这些人口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在他们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第三，社区中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

在一个社区中，一定的人口，固定的区域，以及相互依赖的关系成为最主要的三个要素，认同感对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当人们对所在社区有认同感时，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地域联系，社区即是一个小型的共同体。

二、中国的社区研究史

中国的社区研究源于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中文的“社区”一词是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费孝通为首的一批燕京大學社会学系学生根据滕尼斯的意愿首创的。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毕业班为了纪念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来华讲学要出一本纪念文集，其中帕克写的一篇论文中有一句“community is not society”，在译成中文时卡住了学生，他们挖空心思地把“community”译为社区，把 “society”译为社会。中国的社区研究受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共同影响，起初都是对农村社区的研究，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施坚雅的《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等都集中研究农村社区，他们试图从村落研究拓展到整个中国社会，寻求重建国家的路径。

三、社区认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重要性

我国的社区建设可以追溯到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从20世纪3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由街道办事处直接管理城市居民委员会，单位制在社区中占主导地位，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90年代初期，具有时代特色的社区建设兴起，随着单位制的瓦解，商业性城市社区迅速发展，人们从“单位人”过渡到“社会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迁，上海市委在2004年制定的《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中首次提出社区管理网格化的要求，社区网格化管理是指以社区为基本网格，以信息化为支撑，合理配置和整合行政、社会资源，实现网格内各类资源共享、工作协同，构建反应灵敏、处置有方、管理高效、服务优质、保障有力的管理方式。网格化管理的核心理念是将社区作为一个棋盘，划分出若干个网格，分别建立功能齐全、相对独立的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实现社区管理服务全覆盖。[2]

总体来看，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主要具有社会资源整合和调整的精细化管理，政府的服务型管理，居民参与的动态化管理和技术运用的信息化管理特征。在国内一线城市的应用较为成熟，而在二三线城市中却存在诸多障碍，学者孙立平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矛盾是困扰我国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具体的应用和操作，社区网格化服务同样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在已经试点和应用的区域，网格化服务仍然存在着技术管理人员缺乏，服务范围过小，管理价值最大化造成的资源浪费，公众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等操作困境。而在即将推广的地区，网格化服务还需要一个适应期，如何与当地的文化，经济，管理制度相适应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结合并利用地方性知识，获得人们对新的社区组织的认同，并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去，是目前需要探索的。

注释：

[1]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