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精选8篇）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篇1

列宁在1917年8-9月份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国家与革命”，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这篇文章对于领导俄国革命和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几十年来，我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是全盘接受的。我认为列宁在此文中的主要观点有：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2、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前，国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之后，国家才是必要的。

3、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也就消灭了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

4、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5、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完全不需要国家。对于那时可能出现的“个别人捣乱”的现象，可以通过文明人劝解打架的办法解决，不必要采取镇压（即法律）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矛盾已经与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有关国家的问题，将可能不利于我们正确利用国家机器，保证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起码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个是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另一个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一、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

1、国家是否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功能？

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关于国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在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时所发挥的作用。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集团的镇压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的对外功能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无论是当时的法西斯联盟还是反法西斯联盟，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个阶级的国际联合对付另一个阶级的国际联合。换句话说，是国

家利益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阶级利益的对抗主导了这场世界大战。可见，国家不仅具有阶级压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来干涉的对外功能。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没能经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影响最广泛的战争，因而不可能就国家的对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充分注意研究和发挥国家的对外功能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缺乏认识，因此对国家功能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例如在国际交往中，过分强调了以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划线，忽视了国家的对外功能与对内功能的差异性。比如说我们过去就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会对外扩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摩擦甚至战争。又比如，我们过去总对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迟迟不敢对外敞开国门。事实证明，国家间的矛盾与国内的阶级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并决定了国家的对外和对内功能的不同。因此，仅仅重视研究国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够的，这将导致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出现偏差。

2、国家是否具有调节国际间冲突的功能？

“二战”之后，联合国诞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逐步成为了调节和解决国际间冲突（包括贸易冲突）、维护世界正常秩序的国际机构。联合国是以国家为成员构成的，并通过国际法规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善待，必须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国加入TWO，也是这个道理。在我国申请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由于我们的认识不够，没有积极要求同时恢复我国在GATT（关税总协定）中的成员国地位，结果使我国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谈判，我们才得以进入WTO。可见，不重视发挥国家在调节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就会付出代价。

3、国家是否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曾遭受过多次“灭顶之灾”，仅在“二战”中就有600万犹太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生，占当时全球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犹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同情，联合国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为建立以色列国扫清了道路，然而也为巴以之间的“拉锯战”埋下了祸根（目前巴以之间的问题最终也要用分立两个独立国家的办法解决）。以色列国的建立，使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历史，并为永久保持犹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可见，国家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续人类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

又比如，国家为捍卫民族利益所发挥的作用也生动地体现在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却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张、杨两位爱国将领出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掀起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为了民族利益，工农红军

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过去“围剿”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一起，携手抗日。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功能与民族利益之间的超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

现在少数“台独”份子还在试图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的统一为保障的这一历史事实。对于这些分裂祖国的小丑，中国人民是不会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的。

4、国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还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国家通常具备比较完整的国家机器，如边界、海关、军队、警察、监狱等“硬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国家还具备了卫星、雷达、电子屏障、检疫、网络安全等“软件”。现在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艾滋病、疯牛病、毒品、难民流、网络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胁，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保护，任何地方产生的“瘟疫”都将会畅通无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可见，保持合理的国家格局和边界，对遏制人为的、或自然界的灾难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5、国家真的会“消亡”吗？

综上所述，国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国家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细胞，它不仅具有解决阶级矛盾的功能，而且对于调解世界各地区和民族的纷争、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样分明和尖锐，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激化，贫富之间的差距又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与地区间矛盾的程度。因此，仅仅把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作为“国家消亡”的唯一条件，显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况。我甚至认为，即使是到达了完全消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无阶级社会，民族与宗教的差异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可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但并不会导致民族与宗教的消灭。因此，国家对于调解民族与宗教矛盾的社会功能将会长期存在。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我们都认为我国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国家机器的作用呢？恰恰相反，随着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我国现在的社会秩序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腐败问题、造假问题、走私问题、黄睹毒问题、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邪教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比“文革”以前严重。所以，国家机器只能加强。当然，在处理不同矛盾时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必须镇压的要坚决镇压，而对于民族矛盾、宗教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否则将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说列宁的文章写的不对，就俄国当时的情况看，阶级矛盾是俄国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宁自然要强调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然而，对于国

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会“自行消亡”的论述，现在看来，无论是俄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革命都没有能为我们提供旁证和依据，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1、人类社会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能没有对社会的管理。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管理。马克思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同样需要有一个管理机构根据可能取得的社会财富，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财富的分配。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许人们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资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匀，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所能得到的生活条件也会有差别。因此，如果没有管理，人们就会放弃条件艰苦的地区，纷纷向资源丰富、条件优越的地区聚集。在人口的负担超过了某一地区的承受能力时，就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需要一个社会机构来协调和控制以上情况的发生。这个机构只能是国家，或者是联合国。

近年来的“难民流”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的头疼事。昨天“欧盟”已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准备联合起来应对“难民流”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或国家的联盟，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个地区，恐怕要比任何军事进攻都难以对付。

2、没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吗？

我从来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懒、性本贪”可能更符合实际。孩子生下来，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会主动去刻苦学习、或帮助大人干活的。成年人也一样，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和社会的监督，谁都可能干损人利己的事。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差异，但矛盾和冲突不可能不发生。无论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交往中，都会产生矛盾。解决矛盾如果仅仅靠“文明人劝架”的办法，恐怕不行。即使是家庭问题，如果没有“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作为依据，你又如何去“劝架”呢？总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如果还需要保留一些法规，没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断明是非呢？完全靠邻居来“评理”吗？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连清官都难断的事，靠邻居、靠所谓“文明人”就能解决吗？

我过去也当过一官半职，也做过无数次的“思想工作”。可一些人照样以权谋私、照样贪污。无论你如何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都无济于事，结果还是把他们告到法院，一张判决书解决了问题。看来，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决也是远远不够的，不靠国法民规，不靠国家机器，一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3、国家机器与共产主义矛盾吗？

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应当脱离无序的状态。现在一些“医学家”已经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类社会等不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就将会面临这种“新人类”的威胁。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任凭每个人去“自由发展”，不知还会造出什么怪物来。所以，认为共产主义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谈论人类社会的毁灭一样。

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形态，他可以为阶级压迫服务，也可以为维护社会公平服务。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当在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但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公有制社会是完全可能的。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还实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对台湾也适用，但前提是国家的统一。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国家的组织形态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处，公平竞争。可见，国家只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工具，只要运用得当，它对于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适用的。因此，认为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观点也是偏激的，它无异于把未来共产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相混淆。

理论只有被实践所验证才能具有生命力。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往往会脱离理论家所划定的轨迹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我们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情，马克思和列宁也无法预见得到。因此，用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精神遗产，才是正确的。如果把前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经”，那我们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而邓小平不仅敢想，而且敢做。我们应当学习他的政治勇气，用鲜活的实践成果，来丰富革命理论的百果园。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全书6章。第1章，阶级社会和国家；第2章，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第3章，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第4章，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第5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第6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全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反动国家观，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编辑本段]主要观点:

1.列宁针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极力掩盖国家阶级性的谬论，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鲜明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2.列宁独创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充分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3.列宁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一致性。

4.列宁还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发展规律，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多样性，集中说明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编辑本段]著作评价: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关于国家和法学说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不仅清除了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学说，并且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加以丰富，使它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普遍规律。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篇2

一

杜书很薄, 不足一百三十页。但就是这么薄薄的一本书, 眼光独到, 新见迭出, 读来有耳目一新, 豁然开朗之感。作者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为主要资料, 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 叙述和分析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权建设 (因作者的研究对象为华北乡村, 所以这种建设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权的下沉, 即政权向基层的渗透与扩张) 对华北乡村权力结构的影响, 通过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 揭示出国家政权内卷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提出了现代化建设如何与传统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问题。以下是对该书脉络的一个简章的梳理。

“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作者认为:“马克思和韦伯, 以及西方第一代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并不完全准确。”他们在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中“把晚清以前的帝国政权看得过于强大, 将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视为国家的附属物, 乡村权力结构似乎完全处于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20世纪60年代, “这种旧的附属模式被西方第二代史学家主张的乡绅社会模式所取代, 这种观点将封建士绅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他们既是国家政权的后备军, 又是乡村利益的代表。他们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起着平衡作用, 即当专制皇权强盛之时, 他们平衡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利益, 但在动乱和王朝衰落之时, 他们便倾向于代表地方与自身的利益”。然而杜氏认为乡绅社会理论也有缺陷, 主要是未能解决传统国家权力如何渗入乡村, 以及乡绅权力来源的问题, 鉴于此, 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

作者通过对华北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的考察认为, 权力作为一种“个人、群众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 (包括暴力、强制、说服, 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 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 事实上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 很难明确分割。它的各种因素 (亦可称之为关系) 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组织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 “而文化正是扎根于上述组织 (网络) 并为组织成员所认可的象征和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 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习俗交织维系在一起。这些组织攀比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 (如关帝、龙王等) , 从而赋予文化以一定的权威, 使之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的合法性来源”。“由于文化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组织和象征性符号都护佑正统秩序”, 乡村社会中往往存在不一定合法的非正规领袖, 而封建国家权力在借助文化网络渗入乡村时, 也力图迫使文化网络中各种规范为自己服务。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动机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 而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个人威望、家庭荣耀, 并向大家负责的考虑。作者证明, 直至19世纪末, 在华北, 不仅地方政权, 而且中央都严重地依赖文化网络建立自己的权威。

进入20世纪, 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加快。实行国家政权下沉, 改变以前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相互疏离的状况, 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是支付巨额赔款的现实需要。在华北, 尽管各级政权都在急剧更替, 但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社会基层和吸收下层财政却一直没有中断过, 不论其目的如何, 它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的最有效的手段。

问题在于, 以政权下沉和吸纳下层财政为政权建设的重心, 导致了对政权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政权的合理化与官僚化———着力不够, 而恰恰是在这两点上的举措失误最终使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适得其反。该书认为20世纪国家政权在华北地区的扩张未能有效地利用并发展旧的权威, 而是采取了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的做法;加上为扩大军事与民政财源, 大举无常地进行超过田赋数倍的摊款 (此时因人口膨胀, 资源平均占有减少, 人均财富远不如从前) , 民众不堪忍受。而为了反击乡村社会因抵制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兴起的各种斗争, 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以赢利型经纪人 (亦称掠夺型经纪, 指从前知县下面的各级吏役一类人) ———吏役来征收赋税, 迫使原有的乡村内生保护型经纪———士绅纷纷下台和出走, 从而使政权失去其合理性而丧失人心。

与此同时, 国家政权却迟迟不能将这些赢利型经纪人, 即县以下的区乡下层行政官员官僚化, 这一过程直至日军入侵之后才大体完成。但即使在县一级有限地实现了官僚化, 它也未能彻底淘汰赢利型体制。这样, 一方面是国家政权在下沉, 对乡村的控制在加强。另一方面是机构膨胀, 雇员众生, 半官僚化现象严重, 财政需求增大, 而上层政权却缺乏控制这些机构和人员贪污腐败的能力, 从而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

赢利型经纪主导乡村政权是乡村精英与国家政权相互争权的间接后果。随着国家政权的步步进逼, 乡村领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差异越来越大, 双方逐渐互不买账。这种权威危机造成的政治真空, 使得从前的赢利型经纪乘虚而入。目前的历史研究也表明:由于科举制的废除, 农村的士绅阶层不断流入城市, 新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和城市化, 从而导致乡村的劣绅化 (2) 。与乡村精英相比, 赢利型经纪手中几乎没有什么政治资本。他们唯一的资本是与官府的联系, 也因此而拼命保住这种关系。他们利用贿赂、分成等手段以打通与官方的关系, 并将其转化为自己手中榨取钱财的权力。在这种赢利型经纪人占主导的社会里, 国家不仅丧失了大量利源, 而且失去了对其官僚额外收入的 (比例相当大) 监督。反之, 国家巨额的财政和政治资源一旦落入这些官僚之手, 便要大事办小, 小事办坏。更为严重的是, 官僚们越来越看重这些“额外”收入, 其自身也逐渐地半经纪化, 从而忘却了国家利益, 当赢利型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 国政权的内卷化便达到极点, 最后必将导致政权的非法化。

杜氏依据自己构建的分析体系, 对中国革命的原因作出了新解析。作者认为:“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农民暴动的主要原因不是阶级斗争, 而是反对苛捐杂税, 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的原因不只有一个, 如土地所有制或帝国主义, 如果要将其归纳为一条, 则是它能够了解民间疾苦, 从殴打妻子到隐瞒土地无所不知, 从而能有效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华北农村的苦难之一来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经济上的横征暴敛, 政治上的强迫专制, 乡村公职成为谋利手段等。而华北乡村的研究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 赋税、土豪劣绅和贪污腐败是推动群众革命的主要原因。”杜氏指出:“过去认为共产党革命的前提是国家政权的衰弱, 而依据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解释则证明: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亦会导致自身的腐败和革命的发生。”

杜书之精彩与深刻, 以我之拙劣转述, 自不能达其万一。有兴趣者应该去读原书, 我相信很多读者一定会像我一样, 用“震撼”一词来形容自己的阅读感受。

二

也许是对该书钟爱有加的缘故, 我翻来覆去地多读了几遍, 不曾想读来读去, 却也读出了一些疑惑来, 大胆写出来, 以求教正。

疑惑之一, 权力的文化网络是杜书的一个核心概念, 毫无疑问, 这一概念把握住了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的关键, 极富启发意义。但我的疑惑在于, 杜氏认为,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 (或曰国家政权下沉) 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资源, 而企图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在‘现代化’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之下, 国家政权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这段话实际上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传统的文化网络并不一定就是落后的文化网络, 传统的文化网络之所以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 是因为“现代化”的价值被标签化和绝对化。其二是国家政权建设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完全忽视和摧毁了传统的文化网络, 而未能利用其价值。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到底是不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网络,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问题在于杜氏并未从正面论证传统文化网络的合理性 (或曰非落后性) 。阅遍全书, 只见其论证传统文化网络的存在及其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 而对其是否具有适应新社会的合理性 (功能) 并未展开,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杜书中, 传统文化网络的合理性来源于对“现代性”价值绝对化的否定, 但正如不能因为“现代性”价值绝对化而推导出传统文化网络必然落后一样, 同样也不能因为对“现代性”价值绝对化的否定而推导出传统文化网络必然合理, 这二者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到底传统文化网络中有多少适应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因子呢?我认为不多, 或者说极少。按照杜书分析, 传统中国乡村文化网络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关系, 但主要的却是通过宗族、宗教及其它一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 (如水会、庙会等) 关系中体现出来。传统权力文化网络依附于这些关系, 盘根错节, 根深蒂固。从某种意义上说, 传统中国, 尤其是传统中国乡村之所以迟迟难以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是主要原因。

至于杜书认为国家政权建设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完全忽视和摧毁了传统的文化网络, 而未能利用其价值, 则更是难以成立。杜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自己就提道:“其实, 袁世凯政府也力图恢复对关帝等传统英雄的崇拜, 而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甚至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也企图恢复某些传统的东西。”我认为, 国民党政权 (及以前的晚清和北洋政权) 之所以未能完成国家政权建设, 恰恰是因为一直未能摆脱与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试图利用之。足资证明这一点的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完成国家政权建设。显而易见的是, 共产党正是在“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 “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起新的政治体系”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点的。主要通过宗族、宗教, 以及其它一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 (如水会、庙会等) 体现出来的传统权力文化网络, 一直都是共产党彻底整改的对象。

由之而引申出来的下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摆脱与传统权力文化网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共产党却能够呢?杜氏对这一问题也未作出回答, 以至有论者称之为该书的一大缺陷 (3) 。很显然, 仅仅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是不够的。到20世纪30年代,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已认识到土豪劣绅 (赢利型经纪) 问题正是所谓的“共匪乱源”。1933年国民党颁发《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其间阎锡山在山西, 刘峙在河南, 陈诚在湖北, 张治中在湖南, 均将土豪劣绅与烟毒、土匪等同列为地方社会公害, 力图加以铲除。问题是国民党几经努力, 最终仍无法解决土豪劣绅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是一个组织动员能力极弱的政党。现有的研究表明, 1927年的清党, 不仅重创了共产党, 同样重创了国民党, 而且自此以后, 由陈立夫、陈果夫主控的国民党组织建设一直乏善可陈, 信仰软弱、组织涣散、地域和结构分布不合理 (沿海党员多, 内地党员少;城市党员多, 农村党员少;富裕党员多, 贫穷党员少) 是国民党一直都未解决的问题 (4) 。这决定了国民党根本无法派出足够的合格的干部去充实基层政权, 而到头来只能借鬼打鬼, 依靠土豪劣绅 (赢利型经纪) 来实现政权的下沉, 从而走不出政权内卷化的怪圈 (5) 。而共产党是一个动员能力极强的现代型政党,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也毋须赘言的。

疑惑之二, 今天中国基层政权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是否可用“政权内卷化”概念来描述和解释。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乡村基层政权建设又开始出现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为某些地方的乡村干部有经纪人化倾向, 干群关系有时较紧张, 政权基础有削弱倾向等, 于是有学者称之为“政权内卷化” (6) 。而我认为, 将今天乡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称之为“政权内卷化”, 是只见其表而未见其里。“政权内卷化”的核心是政权的控制在加强的同时, 政权的基础却在被腐蚀。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 根本不存在基层政权控制继续加强的问题。因此用“经纪人”概念来描述今天中国的基层政权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尚可讨论, 用“政权内卷化”概念则显然不妥。

参考文献

[1]杜赞奇 (PrasenjitDuara, 印度裔美国学者) 著.王福明译.该书中文版全名为《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该书曾获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亚洲历史协会的列文森奖。

[2]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较多, 不一一列举。有兴趣者可以参阅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和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近代中国读书人的边缘化》二文, 均载《中国社会史论》 (下卷) ,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

[3]蒋金晖.一个社会史学者眼中的华北农村——杜赞奇《文化, 权力与国家》读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1998, (3) .

[4]王奇生.清党以后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 2003, (5) .

[5]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载《中国社会史论》 (下卷)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篇3

关键词：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民主；专政

中图分类号：A8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61-04

一、《国家与革命》的写作背景概述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是列宁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爆发、马克思主义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激烈斗争的情况下，于1917年8-9月间在位于圣彼得堡郊外的拉兹立夫湖畔隐居时写成的。

列宁在本书的《初版序言》中，概述了写作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并且不可调和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激化，迅速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1914年8月，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各自利益酝酿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这是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非正义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大战，先后共有33个国家、13亿人口卷入进了战争。这种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资产阶级国家同垄断组织密切融合在一起，竭力为掩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掠夺性质，将自己装扮成战争的受害者，以国家处于战时紧急状态为理由，以“保卫祖国”为幌子，对广大劳动群众实行骇人听闻的剥削和压迫，强迫他们服劳役，服兵役，向他们转嫁沉重的负担。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状和灾难，加深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国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战和罢工斗争。因而使第二国际的所谓“阶级和平”、“国内和平”政策根本无法实现。

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加强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掠夺，迫使他们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强迫殖民地人民充当炮灰。这场战争同样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从而加剧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激起了中国、朝鲜、印度、越南、波斯等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促进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

二、《国家与革命》对十月革命的指导意义

1917年2月（俄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利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革命形势，发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取得了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胜利。但是，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农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退出世界大战，还在继续剥削和压迫民众。这个时候列宁及时指出：“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革命和平发展的路线和方针，并不断揭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妥协立场。工人和士兵抗议临时政府继续战争，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示威游行不断扩大。7月17日彼得格勒50万工人和士兵举行大规模游行，队伍遭到临时政府的机枪扫射，当场死亡工人、士兵达400多人；接着大肆逮捕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工人，捣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和《真理报》编辑部，解除工人赤卫队的武装，迫害同情革命的士兵。7月20日临时政府又下令通缉列宁，布尔什维克党被迫转入半秘密状态。七月流血事件后，俄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结束。由于资产阶级首先动用刺刀屠杀人民，使革命已经失去了和平发展的可能。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为了赢得夺取政权的胜利，列宁认为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武装布尔什维克党和劳动群众，使全党能够正确理解并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以便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战斗；同时使广大群众懂得“为了使自己从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应当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怎样夺取政权，怎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从而更加主动地投入这场伟大斗争。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发展，把国家政权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需要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但是，“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使得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赞成增加军费，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来欺骗群众，不但要觉醒的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而且要工人为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同别国的阶级兄弟互相厮杀。这些沙文主义者卑躬屈膝地迎合本国资产阶级的需要，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鼓吹阶级调和，迷信“议会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遭到空前的攻击和歪曲。因此，列宁强调指出，“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在歪曲的马克思主义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1]。

对当时的俄国来说，从理论上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沙皇政府迫使大批青壮年充当炮灰，工厂停工、田地荒芜、国民经济陷于崩溃，后方居民缺乏衣食燃料，前线土兵饥寒交迫。因此，农民起义、工人罢工和反战示威不断掀起，士兵哗变不断发生。在这种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沙皇政府的危机加剧。从1916年6月到1917年2月，就更换了三个首相和六个大臣，沙皇政府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战争使俄国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俄国成了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结合点，是整个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俄国无产阶级势必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突击队。

一个没有最有利于广大人民利益的纲领的政权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所以二月革命后的资产阶级临时政权只能是沙皇封建专制统治覆灭后昙花一现的过渡。《国家与革命》既是二月革命之后俄国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所需要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列宁建国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认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他敏锐觉察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无产阶级革命已不远了。为了适应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尤其为了解决俄国历史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列宁从1916年下半年起就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国家问题。

三、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探索

《国家与革命》及时总结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阶级斗争的经验，继承、捍卫并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效地指导了十月革命，是通过理论和实践对无产阶级新型民主政治的建设进行的艰苦探索取得的宝贵经验基础上集合成的具有伟大指导意义和传承价值的理论成果。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分析俄国过渡时期经济政治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性的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2]。列宁在俄共（布）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的国家形式。他一再教导东方各国共产主义者不要照抄俄国的经验，而应该把握自己的民族特点来确定自己的革命和政权的具体形式。反复强调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全盘照搬苏联模式造成的挫折和失败说明以王明为代表的自称所谓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理论权威”并没有遵从革命导师列宁的教导，更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恰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成长起来了。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由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3]。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就是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领导力量。它领导着国家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同时党又必须通过苏维埃、工会、非党工农代表会议等传动装置同本阶级的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实现阶级专政[4]。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的经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形式、内容和任务以及基础和领导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大大发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四、列宁建设新型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民主思想的创新主要是说明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5]。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6]。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的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列宁分析道：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机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7]。

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列宁提出，将立即实行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列宁关于实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设想，十月革命后最初实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实践，很快被实行间接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所代替。这种政治体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人民直接管理制转变为政党代表制。第二，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转向党“监督”苏维埃。第三，从工人直接监督管理企业转向国家管理企业。第四，由苏维埃的选举制和罢免制转向党的委任制。第五，从独立的人民监督转变为从属于国家检察机构的监督。第六，从强调革命法制转变为赋予肃反委员会以特殊权力。

五、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国家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最卓越、最有权威性的经典著作之一。它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家与革命》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打碎国家机器的关于过渡时期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关于进入共产主义要经历的两个阶段的原理等等。这对启发、教育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确定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明确无产阶级对旧国家的任务；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革命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界限，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虽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其出现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国家仍然是人类用国家政权的形式管理世界事务的方式，仍然难以被其它方式所取代。《国家与革命》所包含的内容丰富而深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提供了一个推翻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性纲领。它不仅对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多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发展，都起了极大的指导和鼓舞作用。到了当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挫折，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形势以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程度，虽然都不大同于列宁写《国家与革命》时的情况。但是，迄今为止，人们都生活在一定的国家制度之下，人们都无法避开国家问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政治生活，国家问题仍然是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尤其是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广大劳动人民，都面临着一个如何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大问题。而《国家与革命》中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基本立场，仍然是人们研究、观察当代国家问题，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有力武器。

六、列宁论民主和专政的关系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马克思提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8]。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关于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材料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利益不可调和的材料所得出的。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分析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到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民主，再到真正完全的民主的性质、特点及其历史必然性，指出：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是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限制的，仅供极少数人（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而大多数居民（穷人）却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要使这种民主向前发展，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广大人民群众才能争得民主；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它除了使民众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之外，还要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限制和镇压。这种民主与专政的结合，就是过渡时期形态与性质改变了的民主；第三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众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自行消亡，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阶级已经消灭，人们也逐渐“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规则，因而不再需要国家这种暴力强制的时候国家才会消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会实现。一旦民主发展到这种真正完全的程度，那么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也就开始消亡[9]。因此，列宁认为由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

七、《国家与革命》对当今中国改革的启示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学习借鉴了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思路之后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使民主的实现成为可能，而且为民主的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夭地.毛泽东同志在解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时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10]可见，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职能和历史任务之一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而且首先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当前我国仍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面临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国家与革命》在国家特征、职能及其性质，无产阶级政权的形式、议行合一原则，防止无产阶级国家及其工作人员蜕化变质，共产主义社会划分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国家，民主及其发展过程与趋向，国家消亡等等问题上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甚至包括考察国家问题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国家与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作的，它必然具有当时的针对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列宁根据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迫切需要，着重于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革命密切相关的方面，强调国家的阶级属性与暴力特点，强调无产阶级非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因此，列宁不可能充分阐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各个方面和一切细节，更不可能着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所遇到的国家与建设的关系问题。而今，对社会主义各国来说研究国家问题的重点，理应放到国家建设方面的任务上来。在中国，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才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5〕〔7〕〔8〕〔9〕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1，78，41，41，74.

〔2〕赵曜，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13.

〔3〕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

〔4〕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2.

〔6〕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1.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5.

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读后感篇4

——读《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有感

辩证角度看社会

——读《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有感

1853年的一天，马克思同志有感于当时中国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境地，写下了这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原文从资本和要素流动的角度写下了中欧双方革命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从原因和过程来看，马克思同志确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 “中国在一八四〇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以及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又加上了新税捐。”《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无耻勒索。身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中国人民举起义旗进行了猛烈的反抗斗争。这些事例的列举是对中国战争的原因的理解，当然，作为略知中国历史的我也认为这是一段极为屈辱的历史。

而从欧洲的角度，“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这些都影响到欧洲社会，“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

危机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即这次农民革命沉重的打击了西方列强，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发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革命。这是马克思对欧洲革命的理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革命的深层次原因无外乎都是资本。

反观本文中对欧洲革命的预言，“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无庸赘述的”。当时的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何马克思同志会做出这样的理解，可如今再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英国、俄罗斯都已经如马克思同志所说，走到了变革的那一步。1848年的革命，在一段短暂的成功之后，最终走向失败。俄国十月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印证了马克思同志对现实的辩证思考和深入理解。

从马克思这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来看，我从中看出马克思对中欧革命的系统的了解和深入的探寻，不难看出，一篇优秀文章的产生免不了对事实的认识和分析。从哲学角度来说，这篇文章对我们最大的启迪就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中，我们不能片面，孤立的看问题。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也要知道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面对矛盾，我们不能只看到矛盾的对立，要看到矛盾双方是相互影响的。而作为炎黄子孙，全观大局之后，我们不难看到，如今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但经济发

展背后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此时，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以人为本”成了大街小巷人人皆知的词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拓印在每个学生的课本上。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若是没有那场20世纪前后的革命，若是没有中国这头雄狮的沉睡，或许我们如今很难归纳出这段科学发展观。或许，这也是一种辩证角度吧！

清单革命读后感篇5

“人类的错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无知之错”，一类是“无能之错”。“无知之错”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正确知识而犯下的错误，“无能之错”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正确的知识，但却没有正确使用而犯下的错误。“

——阿图·葛文德

读完《清单革命》，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小小的清单能够对我们的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我以前不曾想像到的。

作者从观念上给我上了一场生动的思想转变课，人人都会犯错，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并不是说说而已，承认自己不完美，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并不是哪么容易。然而，哪些低级的、可以避免的错误确实曾经在我及我周围上演着，无论现实版、历史版还是未来版本都不可避免的存在。阿图•葛文德告诉我们首先要转变观念，必须认识到人不是万能的，无论你是多么优秀！

“关键点”“比“大而全”更重要。没有人相信我们会蠢到在所有地方犯错误，但诸多的失误与不良后果仍然时时刻刻在周围发生。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即使在非常狭窄的专业上，掌握所有需要的相关知识仍然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正如作者开的“左耳”专业与“右耳”专业的玩笑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在临床上是如此普遍，阿图•葛文德深刻地让我认识到团队合作在工作中的重要意义，降低犯错的机率，需要团队之间毫无保留的精诚合作，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清单固然可以带来一场革命，也需要正确使用才能发挥它的巨大威力。我以为，清单的完美应用有赖于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场合由正确的人执行正确的清单。清单是为解决问题而诞生的，脱离实际的清单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会使我们陷于所谓清单的海洋而变得茫然无措。清单内容要简单至上，从来没有全面的高效，从来没有一张清单能涵盖所有情况，冗长而含义不清的清单是无法高效并安全执行的。所以清单制定必须坚守简单、可测、高效三大原则。应该认识到，在最危急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主角毕竟是人而不是清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建立防范错误的科学。只有团队中每个人的观念都改变了，每个人都认识到清单所带来的好处，主动去执行，清单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否则，即使清单再科学、再详尽，执行它的人没有激情、缺乏主动性，缺乏解决问题的欲望，清单也只能

是一张废纸而已。

人们常说的“做正确的事，把事情做正确”，“找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那么《清单革命》中的“无知之错”，就是没有找到正确的人；而“无能之错”，则是正确的人没有做正确的事。清单革命中，所谓清单，其实就是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的原因和方法；所谓革命，就是把知识应用于各项操作的规范上；而清单革命我个人理解为一次思想观念上的革命。

在这场革命里，阿图•葛文德讲述了制作清单的要点，在一些“关键点”上，而不是大而全的操作手册。反过头来，用清单的原则对我们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对比，就会发现我们的流程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张张指导我们日常工作的清单，只不过是我们的清单往往成了大而全的所谓操作手册。而阿图•葛文德的革命清单则要求我们具体的解决一个个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在谁来制作清单，或谁来制定规范的问题上，阿图•葛文德提出权力下放和简单至上，以人为本和持续改善四条原则。从操作人角度出发，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持续完善更新以保持清单的安全、正确、可靠。清单由团队中每个人写，人人参与，每个人承担自己的那部分责任。权力下放不是真正的放权，而是将规范细化再细化，让每一层次的个人都有属于该级别对应的规范。简单至上，很好理解，简单、可测、高效即可。以人为本和持续改善，则是不要墨守成规，要与时俱进的意思。

编制清单，我认为以下的几个步骤是必不可少的。

1、清单列出的检查点必需清晰明确，使用者在清单上列出的这些节点执行检查程序。

2、选择合适的清单类型。

3、清单内容千万不能太长。

4、清单项目或节点的用语要做到精炼、准确，尽量使用使用者所熟悉的专业术语。

5、清单的版式要简单明了，一目了然。

6、无论在编制清单的过程中多么用心，多么仔细，清单必须接受实际使用的检验，要经过编制→检验→更新→再检验的过程。

为了不让相同的错误一再发生，为了别再为那些错误付出沉痛的代价，让简单有效的清单在我们的工作中成为一种习惯吧！

《国家兴替》读后感篇6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论述到：“历史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一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

由此可见国力竞争的主战场是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胜利往往最终属于经济实力强大、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方。生产力的发展快慢在历史上最普遍的表现是经济的增长快慢、财富的多少。国力比较实际上是不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总体发展水平的比较，特别是国家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比较，而这种生产力是相对应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这种经济基础是与其相对应的上层建筑紧密相关的经济基础。生产力越发达，即经济基础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快，在国力竞争过程中无疑将占据优势。

国家的兴衰从来就与经济增长的快慢分不开的。英国之所以由“日不落帝国”降为二流国家，是其远远落后于德美等国的经济增长为深层背景的，而中国如果没有现在的高经济增长率，又有谁会喊“中国威胁论”。

同时国力竞争也难以忽略地缘环境的影响，地缘环境的差异会引起国力竞争地位的变换。欧洲近现代的竞争史表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一国的作用不可轻视。地理环境因素不仅对一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国力涨大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一国在多边或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往往起到关键作用。

就象近代英法较量中法国处处落败，居于下风的原因：即地缘环境使得法国难以称霸欧洲。国力竞争与地缘环境的关系从哲学上来讲是一个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国力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和内因，但要成为客观上的强国，还要靠地缘环境这个外因起作用。敌消我长，敌长我消，世界就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这就是地缘环境魅力之所在。

国力竞争最终是通过人的较量来体现和完成，这样，人口素质的高低在国力竞争的博奕中就必然影响其作为舵手的作用发挥。近代普法战争中，普鲁士之所以战胜法国，其原因有多方面，除了有俾斯麦的非凡组织领导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支持这一切的后盾，则是这样一个民族：它拥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和技术教育，它的大学和科学设施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是首屈一指的。”

人口素质要靠教育来提高，有了发达的普及教育，才会有国民素质的迅速提高。这一点日本在近代明治维新时期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凭借着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从而引起国民素质飞速提高，日本才从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一跃成为国力强盛的国家，“尽管日本在1937—1945年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并更新换代了传统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国，但日本仍具有可以进行修复的工业基础，拥有聪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人民，他们要求改善自我的决心可以被引导到从事和平的商业上来。”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篇7

关键词：《旧址》《银城故事》革命,革命者,消解

李锐的《旧址》和《银城故事》, 虽然创作时间相隔近十年, 却贯穿了从1910年辛亥革命之前到“文革”之后的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时空, 以银城这座城市为背景, 展开了对历史与革命的追问。李锐无心重构恢弘的大历史, 而在意于历史时空中人物真正的浮沉和挣扎, 作为在正史中被描述为推动历史的革命和革命者, 在李锐的笔下, 出现了偏差。

一、投机革命:个人私欲对革命神圣性的消解

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 革命人物多为“高、大、全”式的英雄, 他们的头上往往笼罩着神圣的光环。他们沐浴在枪林弹雨中, 抛头颅、洒热血, 不仅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 而且有着无可挑剔的人格魅力。但是, 在新历史小说中, 革命者不再是这种接近神的英雄, 而是具体的, 有着不同欲望和动机的真实的个体, 这无疑消解了革命者的神圣的光环, 因而也就消解了革命的神性传说。

在《旧址》中, 作为农民赤卫队队长的陈狗儿之所以参加革命, 发起暴动, 在于他对地主老财长期以来压迫的仇恨, 所以他的革命, 是以个人的怨恨为出发点的, 而四邻八乡的农民也是因为革命可以杀老财分浮粮才跟着他的, 他们并不理解“啥子布尔克、苏维埃”, 只在乎“革命”能让他们得到些什么。队长陈狗儿对待老财家的男人是杀光, 对待太太小姐甚至女仆, 都是自己先挨个“尝一遍”, 然后让队员们分享。在这里, 陈狗儿是为了金钱和性欲参加“革命”, 他所领导的农民赤卫队也就成为一支为了满足私欲而奸淫掳掠无所不能的队伍, 这完全颠覆了大写的革命史给我们的印象。

二、献身革命:现实悲剧性对革命崇高的消解

以往“主流意识形态下正统的革命寓言, 是用胜利情节构筑的理想的乌托邦”, 而在新历史小说中出现的革命, 不再是不败的乌托邦世界, 而是一个充满着血泪、挣扎、脆弱、煎熬的现实人间图景。在这里, 大写的历史被小写化、客观的历史被主观化, “观照个体、观照生命, 细化出每个生命个体面对战争这个庞大的杀人机器时的彷徨与战栗的痛苦心理蜕变过程”[1]成了小说家还原历史的一种方法, 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事件和结局, 而成了对人性的一次次艰难悲悯和探寻。

革命与变节。在《银城故事》中, 革命者欧阳朗云和刘兰亭都是一开始满腔热血投身革命, 而到头来却因无法抵抗现实的残酷而悲剧收场。欧阳朗云投弹炸死桐江知府袁雪门本是一件体现男儿热血的革命事件。在刺杀知府之前他就已写下了绝命书, 欧阳朗云对革命无疑是无比忠诚的, 这是一个决心献身革命的革命者。但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因为他不忍每天有三个无辜的百姓站在笼子里替他去死, 他的良知受不了, 他没有正史中的革命者那种“忍小局, 顾大局”的坚韧的“意志”, 所以他向聂芹轩自首, 本来这也是悲歌慷慨的行为, 是革命者敢作敢为的表现, 但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又忍受不了聂芹轩“火边子牛肉”式千刀万剐的酷刑, 在惨叫与挣扎中, 临死前他最终无奈地泄露了革命举事的日期, 最终导致了整个起义的失败。欧阳朗云的理想与他的悲剧, 体现了个人在历史中无力的挣扎与沉沦, 欧阳朗云成了一个在伟大的革命家与被唾弃的背叛者之间永远徘徊不定的幽灵, 这就是现实给予的心酸。而历史上, 作为这样最终变节的“革命者”是不会进入正史的, 而只能被无限的抹黑和唾骂。

革命与教育。当刘兰亭意识到搞革命和办学校放在一起是一种两难的时候, 他已经无法回头了。作为银城暴动的指挥者, 欧阳朗云的暴露使他感到了举事的艰难, 为了避免更多的牺牲, 他必须提前取消暴动;作为一个校长, 他想保护自己的学校不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就必须取消暴动。当他真正取消了暴动之后, 他却不断地反思自己是否因为太舍不得亲手办起的学校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 反思是否因为自己的懦弱而让革命黯然流产。他无法说清这一切。他痛感当初不该把革命和办学联系在一起, 这两件看起来同样伟大的事业, 却让刘兰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两者都舍不得, 而最终两者都保不住。刘兰亭的内心是艰难的, 所以, 他自杀了, 留下了四个字:无颜以对。刘兰亭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既有革命的理想, 又有世俗的欲望, 他舍不得自己心爱的妻子, 舍不得自己的学校。本来, 刘三公已经为他买通了聂芹轩, 他完全可以活下去, 但他选择了自杀。他既拒绝了做一个懦弱的人, 又拒绝了做一个失败的人。他的死, 就不再是一个大写的革命者的死, 而是在理想与现实的两难困境中艰难的自我选择。

革命与亲情。在来银城的路上, 刘振武起义的队伍遇到了岳义天率领的农民起义军, 双方打起来, 混乱中, 岳义天和岳新寿死了, 刘振武并不知道这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和哥哥。当他来到银城, 义兄刘兰亭自杀了。他决心在宴会上杀掉聂芹轩, 发起暴动。但聂芹轩让刘三公作为人质出现在宴会上, 他可以发动暴动, 可以让革命成功, 但是必须牺牲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义父刘三公。在革命大义与亲情之间, 该如何选择, 刘振武面如死灰, 放弃了暴动。他不得不放弃, 这是现实对革命的又一次嘲弄。当放弃革命的刘振武在三公的安排下决定远走他乡, 却在船上遇到了前来报仇的哥哥岳新年, 同样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岳新年一刀刺进了刘振武的心脏杀死了他。

在《银城故事》里, 李锐给我们展现了一种难以挣脱的现实困境。他曾说:“在这个故事里几乎所有的人到头来都走进了死胡同, 都是没有出路的。”[2]欧阳朗云、刘兰亭、刘振武三个都是心怀理想的革命者, 但最后都在无理性的现实面前遭到了嘲弄, 历史不是以革命者的意志为意志的, 现实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性就轻而易举地取消了他们“伟大的”革命理想, 把他们推入了无法呼喊的深渊, 他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群人, 是被正史忽略的一群人, 但同时是曾经真实生存、奋斗、挣扎过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一点上, 李锐表达了看法:“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 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 给人自己所造成的永无解脱的困境。这是一种大悲剧, 一种地久天长的悲凉。”[3]

三、被“革命”迫害的革命者:革命谎言对革命正义性消解

《旧址》中, 李乃之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革命上, 当革命胜利的时候, 革命党人以“反革命”这个响当当又无比“正义”的名义屠杀了银城李家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这个结局不能说李乃之之前没有想到, 正相反, 他应该是比所有的人都清楚革命所要付出的东西, 包括家族的生死存亡和自己的身家性命, 但他全然不顾。革命成功了, 银城李氏家族被连根拔起, 李乃之此时“在北京东郊坦荡的原野上驾驶着‘斯大林’55型拖拉机, 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翻开新中国的沃野”[4]。抛弃了家族沉重包袱的李乃之以为自己正在走向全新的未来。但是, 历史的荒谬再一次清晰地呈现。李乃之作为1939年银城起义中唯一没有死的革命者, 不断遭到极左政治审查, 在枪林弹雨的年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的李乃之, 却成为“继续革命”清理的对象, 最终“成功地”在自己人的迫害下凄凉死去。死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张空白处填满了“革命”两字的《人民日报》。可见李乃之生前的困惑。

李乃之的妻子白秋云, 在他死前就自杀了, 因为不堪无尽的极左批斗和侮辱。农场队长张财骂她是狗屎堆, 安排她的工作就是把这边粪池的粪挑过去倒在另一个粪池。她可以忍受极度的恶臭和无数苍蝇对人的侵袭, 但是, 她无法忍受这种对李乃之的诬陷, 无法忍受要求他与丈夫划清界限的勒令:“彻底和大叛徒、大特务划清界限, 揭发检举。”[5]她丢下了身边孤苦无依的只有10岁的小儿子, 吞服大量的安眠药“成功地”“自绝于人民”。

李乃之, 白秋云的死是对被扭曲的革命的最无情的嘲弄。曾经抛弃了一切奔赴革命的革命者, 最终却死于“革命”堂而皇之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污蔑和迫害, 这种悲凉, 早已渗透在那张写满了“革命”字样的《人民日报》中, 而李乃之的困惑, 也成了我们的困惑, “革命”何以能如此“义正词严”地否定一个个革命者的忠诚乃至性命?难道那些革命者一直孜孜追求并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就是这样一种面目?这是对被扭曲的“革命”的诘局。

林贤治先生在思考某些“革命”与革命者的关系时指出:“革命否定了革命者, 但也通过否定革命者而否定了自身。革命者则否定了革命……与此同时, 他也否定了自己, 肯定自己的现在而否定自己的过去, 但最终连现在的自己也给否定掉了。”[6]革命者摧毁了旧世界, 而那些被扭曲的“革命”本身则最终残暴地摧毁了革命者, 这是极度的悲凉。在此, 那些“革命”变成了一个与元初的意义上的革命背道而驰的谎言, 这个谎言把那些革命的最后一点正义性也消解掉了。

在《银城故事》的后记里, 李锐谈到:“所谓‘客观真实的历史’转眼之间就是客观真实的谎言。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我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7]通过《旧址》和《银城故事》, 李锐确实多少让我们感受了鲁迅《药》中对不彻底“革命”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娟, 冯见彩.革命的重构与想象书写[J].当代小说 (下) , 2009 (3) .

[2]李锐, 王尧.生命的歌哭[J].作家杂志, 2004 (1) .

[3]李锐.银城故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202.

[4]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2.

[5]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86.

[6]林贤治.革命和革命者的沉思[J].上海文学, 2000 (10) .

国家如何向国家求情篇8

“我很悲伤。”菲律宾副总统比奈说。他原本计划来中国请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免除这名菲籍女毒贩的死刑，但被中国以“现在不是访华方便时刻”拒绝。

7月3日，菲律宾外交部宣布，这名毒贩已被中国处决。

菲律宾的类似求情，已经是两年半内的第三次，连手法都一模一样：由副总统比奈访华，向中国领导人递交总统阿基诺三世的亲笔信。不过，结果不同。

2011年2月，比奈的首次“求情之旅”成行，尽管最终没能改变判决，但中国还是将三名毒贩的死刑推迟一个月。同年12月，又一名菲籍毒贩在中国被判死刑，菲政府在民声沸腾中打算如法炮制，却被中国以“无法安排行程”为由拒绝。

这次，拒绝的理由更直接。媒体分析称，“不是访华方便时刻”的背景是，中菲关系因南海问题陷入低谷，并且菲律宾还将中国告上了国际海洋法法庭。

事实上，领导人以国家的名义向他国求情并非罕事，有的结局皆大欢喜，有的以失败告终。每个事件都有其操作手法，但共同的是，几乎每次都是一场政治较量。

以什么名义“低三下四”

要跨国救人，先得出师有名。挽救生命是“国际求情”最常见的理由，即使对方是一名罪犯；其次，诚意要足。

2005年，一名越南裔澳大利亚人因贩毒被新加坡法院判处绞刑，澳大利亚总理五次向新加坡提出赦免请求；2009年，为拯救在中国被判死刑的巴勒斯坦裔英籍毒贩，英国政府在六个月内与中国交涉了十次，其首相还在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委员戴秉国会面时先后求情，还给总理温家宝写了信。

不过，为罪犯求情的尴尬是，自己国家已经废除了的死刑，在其他国家是合法合规。所以这种求情常常被指责“干涉他国司法”，成功率比较低，上面提到的两个事件，都以失败告终。

而1994年的迈克尔·费伊案，则从一开始就陷入制度和文化之争。这位18岁的美国少年因喷涂汽车、窝藏偷来的路标被新加坡政府判以鞭刑，美国政府赶紧求情，但新加坡的态度很明确：“（美国）个人随心所欲权力的膨胀，已到了以有秩序的社会为代价的地步。”最终，迈克尔还是没能逃过六鞭的惩罚——这还是新加坡政府看在时任总统克林顿的面子上，给他减免了两鞭的结果。

另一种常见的请求理由是“国家的尊严”，说不上生命与国家哪个重要，但反正很有效。

新加坡拒绝了澳大利亚一次求情，作为“回报”，澳大利亚拒绝了新加坡的航空公司在澳洲与美国之间开辟新航线的计划。

南苏丹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的经历就像一场“国家尊严之战”。这个经过50多年内战终于独立出来的非洲小国，刚刚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存在，却发现不被世界上最重要的体育盛会所承认：由于注册时间达不到二年年限，他们被要求使用原苏丹共和国的国旗参加奥运会。

总统萨尔瓦·基尔上诉未果后，又亲自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写信，但都无济于事。罗格说二年年限是早就立下的规矩，不过，最后他用另一种方式给了这个年轻的国家以尊严：28岁的南苏丹马拉松运动员古尔·马里亚，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在自己国家尚未得到奥委会认证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参赛的选手。

怎样求情才能成功

其实，为了自家的事向别的国家求情，对方无缘无故答应的可能性一般不高，但如果展现足够心意，效果可能就不一样。

2009年8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飞赴朝鲜“领回”两名因“非法入境罪”和“敌视朝鲜民族罪”被判刑的美国女记者，前后不过20个小时，但这场营救从五个月前就开始了。

派谁去？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人选包括副总统戈尔和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德森。前者够分量，后者有经验：比尔曾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赴朝，救回一名战俘和一名偷渡客。

最后，朝鲜选择了前总统克林顿做特使。美国一名朝鲜问题顾问分析说，克林顿2000年在华盛顿接见了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任期接近尾声还差点访问平壤，这让他在朝鲜备受尊敬。

共识很快达成。根据朝中社的新闻公报，朝鮮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下达委员长令，对两名女记者予以特赦，克林顿郑重向其“转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看法的口信”，两人还在“亲切的气氛中”共进晚宴。朝中社乐观地判断，这次求情“对加深朝美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做出了贡献”。

也就是，在朝鲜眼里，为记者求情并不重要，两国关系才是关键。但美国似乎不这么认为，载着克林顿和两名获释女记者的飞机刚一落地，政治气象表立刻由晴变阴——奥巴马在欢迎致辞中感谢克林顿，只字未提美朝两国关系；希拉里还说，克林顿此行与美朝重新接触的努力以及核问题“完全另当别论”。无疑，这让朝鲜十分恼火。

同样为了一名被捕的女记者，美国还向另一个“邪恶轴心国”伊朗求过情。与朝鲜类似，伊朗对来自美国的情谊十分看重。当时的总统内贾德还专门致函检察总长，要求确保这位记者“充分享有为自己辩护的法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