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陌生的老照片作文（共17篇）
发现这张陌生的老照片的那一刻，我被这样一座楼给迷住。照片上，那是一座外观有些斑驳的二层小楼，楼墙上爬满了枝蔓，为这座小楼雕刻上一丝丝历史的年轮。后来才知道，这座小楼与我家有着不小的渊源。
那是一个，为人所不能遗忘的年代。那些年，张学友的专辑还在热卖，张雨生的《大海》时常在耳边响起，那时职业棒球联盟还没流行，但经典的“龙象大战”却常引得满场围观。那是属于父亲的青葱年代。
那时，祖父早逝，父亲早已辍学在家，没能上高中。那时的父亲也许就像现在的我——年轻气盛，迷茫无知。经人介绍，父亲进了农药厂工作，每天简单而无味的生活改变着他，让他染上了吸烟恶习。虽然父亲仍像以往一样孝顺，并按时上缴生活费，但机智的祖母很快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父亲不仅会一无所获，而且只会加大烟瘾。于是祖母对父亲说：人必须有一技之长才能生存，如果没有，就如同船失去了浆，永远只会原地停留，永远跟不上社会发展，只会埋没在荒芜中。
于是，就这样，父亲辞去了农药厂的工作，祖母也四处为父亲寻着一技之长的学习之处。由于祖父早逝多年，祖母又二婚，父亲虽没反对，但心里多少有些许不痛快。恰逢这时，父亲的继父，也就是我的继祖父为父亲找了一份轻工实习的工作，是在位于龙海的江东机砖厂工作。因为心中的一些芥蒂，当时父亲并不愿承认这是一份好工作。
但，继祖父并未为了父亲的行为而有所怀恨，而是不计前嫌，与祖母合力劝说父亲，告诉父亲，男人要识大体，要为了家庭去担当，必须放下心中羁绊，为家庭而去拼搏。
终于，父亲放下了心中羁绊，接受了那份工作。就这样，父亲来到工厂办公室报到，那是一座二层小楼，上面爬满了枝蔓，不断的有嘈杂声传出。父亲第一次踏入了这座陌生的小楼，直到这座小楼不再工作，墙上还是那些枝蔓，还是斑驳的门窗。只不过历史已变，人情已改，只有那回忆永远绕着这座陌生的小楼，这座改变了我家命运的陌生而又亲切的小楼。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今父亲已到了不惑之年，但我相信他心中依旧有着那座小楼，那楼在他心中永远矗立不倒。我想，我心中也会有这么一座小楼，让我会为家庭而奋不顾身。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姥姥有个红绸子包裹, 总是放在一个上了上锁的小木箱里, 出于好奇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宝贝。等我长大了姥姥才展示了她的宝贝。姥姥郑重地打开红绸子, 原来是一张八寸的已经泛黄的老照片, 用一层透明塑料包裹着。照片下方写着:瑗珲鄂伦春一、二队秋季会议合影1953年9月28日。姥姥手指照片打开了话匣子, 如数家珍。照片上的人分为两排, 第一排的三个人是坐着的, 中间那个年轻英俊、高大魁梧的人就是岳林同志, 岳林同志右边的是指导员史九振, 左边的是队长吴春和, 第二排的四个人错落地站在第一排人的后面, 依次是关春生、莫宝林、葛×× (名字记不清了) 、梁力源, 共七人。各个衣帽整齐, 精神抖擞, 除了岳林同志, 其他六名同志全副武装, 斜跨着盒子枪。
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1953年那个不平凡的年代,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下, 鄂伦春族人离开了原始森林, 走出了深山, 在富饶美丽的黑土地上建设起自己美好的家园。丝破千 (刺尔滨河流域的鄂伦春族人) 、库玛千 (库尔滨河流域的鄂伦春族人) 、毕拉千 (毕拉尔河流域的鄂伦春族人) 等鄂伦春族人彻底告别了“御茅为屋, 充饥肉作粮”, “冰雪婴儿孽, 蓬高孕妇床”的悲惨境遇, 先后下山定居。
可以这样说, 老照片是一段段凝固的历史, 一件件尘封的往事, 看着那张老照片, 让我们一起回想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吧!
1948年4月20日岳林同志签发了龙江库玛尔路鄂伦春协领公署委任令, 委任吴相阁为罕达汽鄂伦春第二队一队长、吴春和为第二队二队长, 史九振为第二队指导员、莫宝林为第二队副队长。鄂伦春人散居深山老林, 东一家西一户相距百八十里很难寻觅。同志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骑马翻山越岭、穿白桦林子、过塔头甸子, 寻找鄂伦春人, 苦口婆心地向鄂伦春族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分析国内形势。经过多次做工作, 鄂伦春族人才陆续下山。从四面八方涌到定居地, 喜欢哪儿, 就在哪儿搭撮罗子居住。同时黑河成立了民族自治筹备委员会, 史九振同志任指导员, 驻鄂伦春族地区负责定居工作。选定刺尔滨河与索尔其干河会合处建村, 并提议命名为新生。冬天用爬犁, 夏天用马车拉大圆木, 带领鄂伦春族人盖木刻楞 (木头垛) 房子几十栋。还开展了扫除文盲工作, 办起了夜校、民校, 学习汉文。鄂伦春族儿童入学, 食宿、被服、文具、学习所用的经费全由国家供给。1953年鄂伦春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实现了下山定居, 搬进了镶有玻璃的木刻楞 (木头垛) 房子, 成立了鄂伦春民族乡政府、卫生院、文化站、供销社等。1956年11月成立鄂伦春民族乡, 并选举产生了民族委员会。
时光飞逝, 岁月如梭, 如今的鄂伦春民族乡已经发生了巨变。远眺万绿丛中的村庄, 新修的公路犹如条条长龙, 盘旋在崇山峻岭之间, 路上行驶着货车、客车、出租车, 还有远道而来的观光旅游车, 无疑给大山里的村庄增添了现代化的气息。四通八达的光缆, 高耸入云的信号塔, 使鄂伦春人坐在家里就能了解天下大事, 足不出户就能上网聊天。就连六七十岁的老大爷、老大娘都用上了手机, 走到哪里都可以打电话, 想打到哪里都可以, 真是太方便了。
据大理一中伍勇老师介绍，摄于1920年1月18日王复生等人与毛泽东在北京陶然亭的合影，来源于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编写的《一门三杰——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烈士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2010年3月，王复生、王德三烈士的后人将此书赠与学校，所发图片均为书中翻拍的图片。由于书中图片为黑白老图片，且多次翻拍制作，故无论从像素还是清晰度都不是十分尽如人意。
伍老师介绍，据2001年6月15日《云南日报》卢国华、缪开和写的《王复生与毛泽东的革命情谊》一文所说：毛泽东与王复生有过三次短暂的交往，分别是1918年8月、1919年4月和1920年1月，因政见相同，谈得比較投缘，因此有了这张照片。
（本刊记者 矣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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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忠烈——云南革命事业的先驱者
在反对黑暗统治的艰难岁月中，众多云南儿女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纷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不仅是云南革命事业的先驱，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在这群早期传播共产主义圣火的先进分子当中，涌现出了几个一门忠烈的感人事例：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兄弟3人，李国柱、吴澄夫妇和赵竹村、赵祚传父子等。他们的光辉事迹传遍了三迤大地。
革命先驱王复生，名濡廷，1896年出生于云南祥云县下川坝王家庄一个书香之家。1916年，王复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后升入文学院法国文学系。满怀爱国之心的王复生在北大“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治学氛围之中，博览群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期间，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王复生在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纷繁学说中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航标。他立誓与旧我决裂，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并改名为王复生，成为李大钊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王复生担任法文翻译组组长。在共同探索中国革命出路的理论过程中，王复生与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
这是一位学者型的革命家。自1922年起，直到1936年6月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牺牲在日本法西斯屠刀下之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除1926年夏至1927年秋在云南进行革命活动外，王复生一直在西北、东北等地区，以教师、报社社长、总编辑等身份，积极从事传播马克思主义、建团建党、宣传和组织抗日救亡等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
革命先驱王复生既是王德三的胞兄，也是王德三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正是在兄长的指引下，王德三于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随后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王德三受命到陕北创建党组织，在陕北播下革命火种。经过党组织和王德三的培养，一大批陕北青年如刘志丹、谢子长、安子文、刘澜涛、阎红彦等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1925年，王德三与王复生、杨青田等人组建了云南旅京学生进步组织“革新社”（后为“新滇社”），他以“正零”的笔名在社刊《革新》和《铁花》上发表文章，向云南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云南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26年，他又赴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办了政训班，为北伐战争和云南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生力军。
1927年2月，王德三回滇主持党的工作，将云南特别支部扩建为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形势下，王德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致使蒋介石在云南策划的两次反共活动遭到失败。在滇期间，王德三主持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他深入滇南蒙自、文山等地区开展调查研究，编写《夷经》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民族平等，鼓吹少数民族起来进行土地革命，在滇南少数民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0年1月，经中央批准，中共云南省委成立，王德三成为第一任书记。同年12月31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子王德三匆匆走完他32岁的生命历程，在昆明英勇就义。
在两位兄长的带领下，三弟王馨廷14岁赴京求学，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中负伤，16岁在花季般的年龄中去世。
与王德三烈士同时遇难的，除了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张经辰外，还有李国柱、吴澄夫妇。
吴澄，云南昆明人，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云南第一位女党员。她是中共云南特支4名创始人之一，创办了云南第一份妇女刊物《女声》杂志。1929年，吴澄与省临委委员、团省委书记、在云南省内第一个入党的共产党员李国柱结为革命伴侣。
1930年12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吴澄夫妇双双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始终没有屈服。在狱中，她将自己的一缕青丝包裹在一块用鲜血染成红心的手绢中，送给李国柱，饱含着对革命的忠诚和对爱人的忠贞之情。这年的最后一天，身怀六甲的吴澄与爱人李国柱互相勉励着共赴刑场，实践了她“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溅，把全世界来涂染遍”的铮铮誓言，牺牲时年仅30岁。
在云南儿女争自由、求解放的奋斗历史中，我们同样不能不提到赵祚传这个名字。虽然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26个春秋，党龄也仅仅3年，但他毁家纾难、一心为党的事迹同样感人至深。
赵祚传，云南大姚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云南特委委员、书记，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委员。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党不能公开活动，筹集经费十分艰难，为了党的事业，久患肺结核病的赵祚传，于1928年6月回到家乡，在父亲赵竹村的支持下，变卖家产，为党筹集经费，不幸被捕。1929年3月29日，赵祚传身中8枪，英勇就义，身后仅留下了给父母、妻子、儿子的5封遗书。
他在遗书中写道：“我为主义而牺牲，为民众而牺牲。我心上很坦然安然”。劝慰兄妹“不必为我悲伤，世界上如我这样牺牲的人不知有多少，不如我这样死得其所的更不知有几何？……人生是准备来牺牲的，虽置诸法场，又何足惜”。
这是一群可亲可敬的人物，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他们似一座座丰碑，永远耸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几分钟前，上海火车站南站人山人海，那个孤儿的名字叫做小刚。他正躺在妈妈的怀里，听着爸爸讲故事呢!忽然，人群一阵骚动，有几位老人喊道：“快跑啊!再不跑就来不及了，日本鬼子要来啦!”爸爸扶着妈妈，妈妈抱着小刚，一路飞跑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些都是徒劳。五六辆轰炸机在陆地与天交接的地方缓缓升起，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架又一架轰炸机投下了几十枚炸弹，人山人海的上海火车站顿时成了废墟。死的死，伤的伤，其中包括小刚的父母亲。小刚的妈妈把小刚抱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自己被压在了废墟之中。爸爸为了引开敌人的轰炸机，也被炸死啦。
爸爸妈妈就这样死了，想到以后再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关怀了，哭得撕心裂肺。这都怪日本鬼子，就因为他们使自己失去了亲爱的父母，痛恨一颗颗炸弹，让和平成为了泡影。那种感觉他至今都忘不了，父母双亡，自己成了可怜的孤儿啊，没有父母的陪伴和照顾。这一切都因为可恶的日本人而起。他们侵略中国只不过就是想屠杀百姓，扩大自己的领土，让战俘去做自己的奴隶，让中国不太平，让世界不太平。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但是也有不少地区还弥漫着战斗的硝烟，罪恶的子弹威胁着娇嫩的和平之花。
春节前的一天，我帮爸爸收拾房间，无意中被一张黑白照片吸引住了。照片是黑白背景，里面的人也有些模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照片，所以很好奇。
爸爸说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并讲起了照片里的故事。这张照片是：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在一排低矮的平房前站着整齐的队列，有三个小朋友正在升国旗，爸爸说：“这是我小时候在学校升国旗的照片，正在升旗的小朋友就是我，低矮的平房就是教室，旗杆就是一根木头杆子，一片土地就是操场。这张照片已经保留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是不同寻常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你生在这个时代赶上好时候了。”
听了爸爸的话，我感慨万千。我在想：若不是看到这张老照片，我怎么能想到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乡在三十年里发生如此巨变。走进我们的学校：漂亮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铺着塑胶跑道的操场、报告厅、科学教室、美术教室、体育馆三十年，学校、教室、操场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鲜艳的□!
我为自己生在这个时代而无比庆幸，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无比自豪!
虽然我现在还是一棵小树，但我生长在这么优越的学习环境中，还有辛勤的园丁时时呵护，修枝剪叶，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谁都没有意识到整个火车站已经处于危险之中，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忽的，头顶出现一阵阵嘈杂的飞机轰鸣声。紧接着，“轰隆隆、轰隆隆……”的炮鸣声和人群的惨叫声震耳欲聋，人们四散逃串，眨眼间，整个火车南站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一片狼籍：一座座建筑物倒塌了，铁路破坏了，天桥炸断了……那些被摧毁的东西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人们倒在血泊中，整个城市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这时，从废墟中传来了一阵哭泣，一个衣衫褴褛、满脸尘土的小男孩沮丧地坐在地上哭喊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我害怕!”他哪里知道，他的爸爸妈妈已经被埋在了废墟底下，与世长辞了。
这是一张三人合影,上面有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有我的导师、国内文艺学界的领军人物童庆炳先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后生小辈。照片拍摄的时间是2000年的一个夏天(依据童庆炳先生文章记载),地点就是季先生家。我们坐在那张非常普通的沙发上,给我们拍照的是季先生的访问学者,同时也是童先生博士生的王文宏老师(现为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我和季羡林先生相识是非常偶然的。1991年1月我博士毕业后,为了谋生去了一家图书公司工作,和几个同样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同学一起策划图书选题。其中有一个选题是 《爱国主义教育辞典》。当时大家觉得这样一本辞书应该请一位学界权威来题词,于是就想到了季羡林先生。因为季先生在其生命的晚年一直倡导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大家公认的学术大师,由他题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是我们这些小字辈对季先生是高山仰止,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又怎么能得到先生的题词呢?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先生。我记得在刘先生家做客的时候,他曾经说起与季先生比较熟。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刘先生家请他帮忙,没想到刘先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还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去找季先生。更没有想到的是,在季先生家我还很顺利地得到了先生的题词!初步接触,感到季先生非常谦和儒雅,集中西方学者的风韵于一身,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和蔼可亲的长者。季先生说话的时候略微有点喘,但精神很好,思路清晰。他学问很大,但从来都是非常低调。曾有这样一则趣事:由于季先生衣着朴素,一件普通中山装一穿就好几年,所以人家都不把他看成教授。 有一年,新来的学生见了他以为是看大门的, 对他说:“你帮我看着这行李。”
这是1991年夏天的事情。
如果我与季先生的第一次交往仅限于请他为《爱国主义教育辞典》题词,那很可能就没有后续的故事了。其实那次拜访我夹带了一点 “私货”——《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送给季先生。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著作,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主编的“心理学美学丛书” 之一。说实话,我当时完全没有奢望季先生会看我的书,他是大家公认的大忙人、大名人, 每天找他的人络绎不绝,何况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写自己的又一部学术巨著《糖史》,据说每天都要到图书馆工作大半天。
最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1992年第2期的《文艺争鸣》杂志上,季先生发表了《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一文,其中对我的《六论》大加赞赏,称之为“一本非常精彩的书”, 并大段引用了我对李白《静夜思》一诗的分析,认为我的观点和他关于中西方思维方法差异的见解高度接近,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的惊骇、汗颜和感激是难以言表的。要知道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图书公司到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 工作,季先生作为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的鼓励, 对我这个学界新人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通过童庆炳先生和其他先生我才知道,季老在别的场合、在和别人谈话时还多次提及我的这本习作,甚至认为它“达到古今中西贯通的地步”。我当然知道自己一辈子也达不到 “学贯中西”的境界,季先生的评价是对我极大的鼓励。
此后一段时间我和季先生没有接触。到了2000年夏天,季先生朗润园宿舍旁的古莲开花的时节,在王文宏老师(先是季先生访问学者,后成为童先生的博士生)的引导下, 我和童庆炳先生一起又一次拜访了季先生。 快到他家的时候,远远看见季老已等候在一楼门口,像迎接熟人或老朋友那样迎接我们。 两位老人的谈话自由松散而意趣盎然。季先生谈到钟敬文先生和启功先生(都是童庆炳先生的老师),说自己羡慕他们的人品和学问。他又一次谈到我的《六论》,认为其中谈 “意境”等篇,写得十分出色,“学贯中西” (非常遗憾的是,这个细节我不记得了,是依据童先生的文章转述的)。
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季先生要留我们吃饭,我们没有同意。最后,就在他家的长沙发上,季先生、童先生与我三人一字坐开,照相留念。正如童先生说的,“那是一张象征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友谊的照片”。照完相后,我们慢慢走到了季先生家门外的那个池塘边,池塘里面盛开着莲花。据说这个莲花还有一个故事:它是季先生早年亲手播撒的种子,后来竟然长起来了,而此刻已经开成一片。
季先生是2009年去世的,享年98岁。 记得还是王文宏老师开车带童老师与我去北大悼念的。没想到(又是一个没想到)6年后,2015年6月14日,恩师童庆炳教授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惊闻噩耗的那一刻我完全蒙了!我知道自己生命中的一角崩塌了。 我不再是原来的我。关于我和恩师童庆炳教授的故事,恐怕要写厚厚的一本书。在这里我只能重复我当时的感受。恩师去世的那天,北京的空气空前纯净。他就是因为这难得的天气而不顾一切去爬长城,他就是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离开了我们,复归于他深爱的大山。我在15日清晨的博客中这样写道:
现在才知道,这几天北京的天为什么突然碧蓝如洗,原来她要迎一个清洁的灵魂归去。现在才知道,云为什么这么美,因为这是为你准备的坐骑。
老师,你曾说人来到世上就是受苦的, 现在你脱离苦海了,可以与师母永远快乐地在一起了。天堂简单而圣洁,如同你和师母的情怀。
老师,我知道你钟爱金山岭长城,在它的脚下悄然离去,一定是上天的安排,也是你的心愿。
老师,我知道人总是要走的,对此你已经有准备,说实话我也有准备,但绝对不是昨天啊——老师! 虽然你半个月前就对我说: “我早已经准备好了,也许有一天我躺着就醒不来了。”你还说你已经写了遗嘱。你用心编辑的文集也已经全部完成。但是老师啊,如此突然的不辞而别却是我万万不能想到,万万不能接受的,你知道吗!?你的新居你还没有住过一天,你的书法作品还没给我——我几次问你索取,你总说还要再练练,谁知道这已经成我终生遗憾。还有,你的八十岁诞辰我们正在准备着……
写到这里,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相片中小男孩的父母最后到底去了哪里？小男孩后来是生是死？这些都无人知晓。也许小男孩再也不会看到妈妈慈爱的笑脸了，再也不会拥有爸爸温暖的怀抱了！但是小男孩紧握双拳号啕大哭的声音永远回荡在世界的上空。
这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下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眼前的孤儿，眼前的废墟，只是当时日军侵略中国战争中的一个缩影。
可是，现在的日本政府对本国历史上的滔天罪行不但不思悔改，反而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罪行，此种行径令人不齿。而相比之下，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态度完全不同。德国政府和人民，对前辈犯下的罪行，大都表示忏悔。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的一幕，给人深刻的印象。德国人诚恳的态度，赢得世界人民的高度称誉。
一张照片还原历史，一个镜头揭露罪行。正视历史，反思历史，才能远离战争的阴云，才能让和平之花永驻人间。
1937年8月28日，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上海火车南站，死伤者不计其数。车站被炸得桥断房塌，一片废墟，简直成了一个“垃圾场”。
那天正好有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孩子来到上海火车站准备乘车，结果不幸遭遇了这启轰炸事件。夫妇俩都受了伤，但是，他们仍然紧紧的抱住孩子，不让他受到一点伤害。孩子的父亲为了保护孩子和妻子。那位父亲献出了伟大的生命，母子俩伤心的泪流满面，母亲听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声，母爱给予了这个母亲极大的力量，使她可以奔跑，可是无情的日本侵略者一下子就让那位母亲倒在了地上，她还没有死，她睁开双眼，对孩子轻声说：“一定要为爸爸妈妈报仇！”说完，她便合上了双眼。孩子在废墟里哭喊着，好像在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离开我。世界上为什么有战争。”
这一天，奶奶又出神地望着那张照片，脸上漾着幸福的笑容。
“这到底是一张什么照片呢？”我忍不住凑上去瞧一瞧。
这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身穿朴素衣裳，头戴草帽，正笑盈盈地推着一辆自行车。
“奶奶，这老照片上的女生是谁啊？”奶奶微微一笑：“你仔细瞧瞧。”我张大眼睛，看看照片，再望望奶奶：“这是您吗？您为什么如此珍惜这张老相片呀？”奶奶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这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拍的。那时的生活条件和现在相比，差远了！要买一辆这样的自行车，你知道有多困难吗？”我使劲摇摇头。
奶奶接着说：“普通百姓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三十元，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却要160元哪！”我掐指一算，“那得不吃不喝干八个月，才能买到一辆自行车呀！”我的嘴巴张得能吞下一个鸡蛋了，“当时的人们可真不容易啊！”奶奶点了点头，拍了拍我的肩膀：“是啊，不仅买自行车困难，出趟远门更非易事。当时你爷爷在云南当兵，我要带你姑姑和你爸爸去探亲，必须到福州才能坐火车，火车票又一票难求，还得在湖南转车，当时的车厢内又挤又乱，一坐就是几十个小时。到了云南，我们早已是蓬头垢面，脚也肿得不能走路了。”
听到这里，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想起暑假，爸爸妈妈带我去云南旅游，坐飞机仅仅只需3个多小时，宽敞舒适又方便快捷，这和当时不是天壤之别吗？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底是哪位法力高强的神仙变的呢？
奶奶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孩子，新中国70年来的成就可不是一朝一夕取得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代代人前仆后继、奋斗牺牲，在革命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在改革大潮中干实事、勤奉献，才有了今天的美好生活。你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也要行动起来，从小做起，努力学习，增强才干，为祖国繁荣富强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
看着那张老照片，再看看奶奶那充满殷切期望的眼神，我努力地点点头。
今年 58 岁的安妮 · 莱博尼茨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 ,20 岁还在旧金山艺术学院求学时 , 即为《滚石》杂志拍片。34 岁成为《名利场》杂志首席摄影师 , 并长期为《VOGUE》杂志供稿。到去年为止 , 莱博尼茨三次入围《美国摄影》“100 位摄影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人”, 并且都排在第二位。除了盛名之外 , 她还是全球 5 位报酬最高的摄影师之一 , 单是请她工作一天 , 价值 20 万美元。
三十多年来 , 几乎所有大明星生命中的非常时刻 , 都通过安妮 ·莱博尼茨的镜头在杂志封面上向民众公开 : 遭枪击前 24 小时的约翰 · 列侬、即将临盆的黛米 · 摩尔、几乎要“拂袖而去”的英国女王……
莱博尼茨带着瓜皮帽 , 耳朵上是一副珍珠耳环 , 这是 2004 年 11 月 8 日 , 罗伯特 · 德尼罗走过破败的街头 , 任凭莱博尼茨在他背后按下快门 , 她是个用左眼拍摄的摄影师 , 她先是手持照相机 , 转而使用三角架 , 像我们可能经历的任何一场摄影一样 , 助理帮她拉出波拉片 , 她面无表情 , 批开腿 ,宽腿牛仔裤在风中啪啪直响。
这是寻常的莱博尼茨 , 穿一双和我们编辑部主任一样的 Nike 球鞋 , 手掌方正修长 , 她平伸五指向前 ,看上去好像在为罗伯特 · 德尼罗指方向 , 她坚定严肃 , 像个男人。
罗伯特 · 德尼罗缩缩脖子 , 尽管天气寒冷 , 他仍乐意在莱博尼茨的镜头前再走一遍。
一张照片从来不是因由拍摄生成 , 像人类一样 , 它的出现庄严神圣 , 就像诞生。
1980 年 , 一个开始
《滚石》杂志 约翰 · 列侬与小野洋子
要先从这张照片讲起——
1980年12月8日, 列侬重新出山后不久 , 野心勃勃地计划把和妻子小野洋子合作的专辑《双重梦幻》(Double Fantasy) 由日本推向全世界。这一天 , 他和洋子在录音棚进行最后的混音合成 , 回家路上 , 列侬还哼着专辑中的新歌 , 然后 ,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咽喉 , 此时 , 他们离自己的公寓尚不足十米。
几个小时之前 , 安妮 · 莱博尼茨刚刚在列侬家里完成了替《滚石》杂志的拍摄 , 这是她第二次为列侬夫妇拍照 , 她那时还不知道这张图片将会出现在杂志的什么位置 , 为此 , 她甚至还扯了个谎 , 未征求主编的同意就许诺列侬夫妇这张照片将成为《滚石》下一期的封面。
莱博尼茨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 她把“他爱她”当成是这次自己全力表现的主题 , 为了让列侬和洋子相信她对他们的爱的把握是准确的 , 莱博尼茨先拍了一些公寓中的物件 , 把这些照片给列侬和洋子看 , 得到列侬的称赞之后 , 她开始拍列侬的单人肖像 , 拍列侬和洋子两个人紧抱着躺在床上的照片 , 洋子的头发像孔雀开屏一样展开在床上 , 两个人闭着眼睛 , 列侬抱着洋子 , 面露微笑。我们非常感谢莱博尼茨当时的不满足 , 在拍摄本来算是圆满完成的时候 , 请自己的助手问列侬是否愿意脱光衣服来拍摄 , 于是 , 有了左面的这张照片。列侬紧紧缠在衣冠整洁的洋子身上 , 双手抱着她的头吻她。
那时没有人意识到 , 这次普通的拍摄工作和稍显无礼的争取意味着什么 , 包括莱博尼茨自己。没有人想到 , 这张缱绻的照片会成为列侬对洋子以及这个世界的告别。
二十多年后 , 在美国杂志编辑协会(ASME) 进行的“过去 40 年中 40 个最佳封面”投票甄选中 , 这张照片名列第一。
然而相对于记录下上世纪 70 年代的终结 , 相对于记录下这段不被祝福的爱情的最后一秒 , 名列第一不算什么。
苏里的瞬间微笑
《名利场》杂志 汤姆 · 克鲁斯一家
“Suri,Yes,It’s Our Baby” —— 这是去年 10 月份《名利场》杂志的封面文章标题 , 当全世界小报都在怀疑疯狂的阿汤哥到底是否如他所说拥有一个孩子的时候 , 汤姆 · 克鲁斯邀请莱博尼茨来用镜头证明。
这是女儿苏里的首度公开照 , 汤姆 ·克鲁斯没有选择别人 , 而是把莱博尼茨接到自己位于洛杉矶和科罗拉多州的豪宅里整整待了三个星期 , 只因为在好莱坞众多的金牌摄影师中 , 他信任莱博尼茨 , 在与莱博尼茨的 6 次封面合作拍摄中 , 克鲁斯留意到 , 她每次都会留下点儿时间为自己和孩子们拍一些生活照 ,“安妮是唯一一位把贝拉和康纳 ( 她的一对养子女 ) 当孩子来拍摄的专业摄影师。”克鲁斯说。
事实也证明如此 , 在克鲁斯家里 , 莱博尼茨花了近两周的时间捕捉小苏里清醒时最好的画面。
她是那种为了拍出好照片愿意去做任何事情的摄影师 , 每一次拍摄前 , 她都会全面研究拍摄对象 , 看拍摄对象写的书或拍的电影 , 和他一起待上一段时间 , 观察他的生活。只要拍摄对象愿意 , 她从不介意整天跟着他们。
莱博尼茨曾为滚石乐队的吉他手米克 · 贾格尔拍过一张著名的照片 : 米克 ·贾格尔刚洗完澡走出浴室 , 身上裹着白色浴袍 , 头发湿漉漉的 , 眼神却仍然不失锐利和叛逆 , 贾格尔很喜欢这张照片 , 认为它是从未有过的真实。而实际上 , 这样的真实是 1972 年到 1975 年莱博尼茨两次跟随滚石乐队巡回演出的收获——她总是站在后台 , 抱着相机 , 直到米克和他的队友们都习惯了她的存在 , 甚至毫无顾忌地捉弄她 , 在镜头前放肆地展现自己。
“摄影师中的左拉”, 这是评论家们对莱博尼茨的称呼 , 因为“她用自然的方式看待她拍摄对象 , 没有矫饰”。她可以用足够久的等待 , 去拍摄一瞬间的微笑。
她也需要勇气
英国广播公司 (BBC)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摄影师不仅仅是在某个角度捕捉某个瞬间那么简单 , 他还必须有能力说服不同程度、不同性格的被拍摄者 , 根据照片的需要表演出对应的状态 , 他必须是一个沟通能手。在这一点上 , 莱博尼茨并不完美。“我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什么都说。”莱博尼茨说自己是个不善于言谈的人。当英国广播公司 (BBC) 邀请她成为《与女王共度一年时光》纪录片的摄影指导时 , 她甚至差点儿惹怒女王 : 在女王穿全套华服盛装出场时 , 莱博尼茨突然询问女王是否可以取下王冠 , 她本来想表示长袍太非凡 , 和皇冠一起出现容易分散视线 , 结果把太非凡 (extraordinary) 发音成不够华丽 (Less dressy), 让女王差点儿离开。
虽然一方面在为“名利场”服务 , 但莱博尼茨几乎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低调生活。她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矿区小镇 , 有 5 个兄弟姐妹 , 母亲是舞蹈演员 , 父亲是二战时期美国空军的一名犹太裔军官。因为父亲工作的需要 , 他们经常举家在各地之间搬迁 , 透过车窗玻璃观察世界让莱博尼茨养成了保有适度距离感的观察方式。后来 , 取代玻璃 , 相机成了莱博尼茨的通行证 , 也是她的保护伞。“当你年轻的时候 , 照相机好像一个朋友 , 有了它 , 你会感到自己好像有了一个可以到处去走走看看并做点儿什么的理由。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 从来不为自己做任何事情。我记得我曾经在旧金山的码头恳求一个渔夫让我上他的船 , 如果没有照相机 , 我肯定不会这么做的。”莱博尼茨说 , 她发现 , 拿着相机能让自己远离社会不良行为的旋涡 , 相机成为她力量的来源。“在滚石乐队环球演出之旅 , 它就曾保护过我⋯⋯如果不是相机不断提醒我‘我来这里就是照相的’, 我估计会抽身而退。”
20 岁的时候 , 莱博尼茨跑到以色列去生活了一年 , 其间她参与了所罗门国王圣殿的考古挖掘工作 , 拍摄了一些现场照片。第二年 , 回到美国后的莱博尼茨把这些照片寄给了刚刚创立不久的《滚石》杂志 ,《滚石》创始人简 · 温纳敏锐地注意到了她的才华。只用了3年 ,24岁的莱博尼茨就成为《滚石》杂志的首席摄影师 , 其后她拍摄的摇滚明星的照片甚至改变了杂志封面的风格。
1981 年 , 她加入百废待兴的《名利场》杂志 , 担任首席摄影师职位。这之后 ,莱博尼茨的照片不再单纯用明星的个性来表现感染力 , 而是有意地将名人融入特定的场景中 , 表达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你的照片不够好 , 一定是因为你离它还不够近”的说法不同 , 莱博尼茨经常和被拍摄者保持距离 , 她的镜头多是 35mm, 拿着这种镜头 , 你不能离被拍摄者太近。“只拍特写是令我头疼的事情 , 因为我认为那没有传达出足够的信息。我喜欢那些能和拍摄者产生出化学效应的场景。”
莱博尼茨认为 , 一组照片拍摄 100 至 200 张 , 不一定会获得好的效果 , 因为她相信在任何层面 , 都必须遵循精简的原则 , 尊重自己的时间 , 尊重被拍摄者的时间 ,“时间是最昂贵的。”她说。一组场景 , 她大概只拍摄 20 张左右 ,“拍摄太多会让人失去敏感 , 就好像我在学校翻看同学录 , 翻得太多的话 , 你就会开始疑惑到底有没有翻页 , 因为每一页看上去都一样。对着一个场景拍得太多也是如此 , 一直按快门会让你懒惰并丧失敏感。”
一个摄影师一生中完成的作品不计其数 , 但是能让如此多照片拥有各自的生命、独立于摄影师甚至被拍摄者的 , 不知道除了莱博尼茨 , 还有几人。
浸泡在白色牛奶浴缸中的乌比 · 戈德堡 , 这张照片有说不出的意味深长。在拍摄这张照片后 , 很快 , 乌比 · 戈德堡一炮而红。莱博尼茨往往把明星们弄成匪夷所思的样子 , 她认为这些超出常态的照片具有更大的冲击力。
比尔 · 盖茨 1994 年在莱博尼茨的镜头前瞬间流露出狡黠神情。这个场景本来并非是莱博尼茨的设计 , 盖茨当时从她精心构想的场景中逃走了 , 坐在自己的电脑面前开始工作 , 而莱博尼茨也就拍下了这一幕。她从不会屈从于教条。
这张黛米 · 摩尔的怀孕照曾让当时的主编为上还是不上而踌躇了良久 , 这足以看出莱博尼茨的大胆 , 她总有能力让被拍摄者光荣且自豪地卸下衣装。
这些特别的封面是由莱博尼茨、U2 乐队主唱 Bono 以及《名利场》的主编 Graydon Carter 共同创作的。他们一个一个互相作为封面的主配角 , 完成了一次视觉上的传递。“好像视觉上的信 , 传播关于非洲的对话 , 从一个人到另一个再到另一个。” 莱博尼茨说。
在爸爸的鼓励下，我战战兢兢地伸出脚踏上了木板。哪知刚踏上去，木板就摇晃起来，我又怕又慌，被雨打湿的木板在脚下一滑，一下子摔了个四仰八叉。爸爸看我心惊胆颤的样子，就激我：“谁不自己走过去，谁就是小老鼠!”我好胜心强，一下子就中了爸爸的计，大叫：“豁出去了，谁怕谁呀!”于是拍拍屁股，重新上路。一步，两步，三步……我像蜗牛似地慢慢向前挪动。“爸爸，桥在动!我怕!”我扶住两边的铁索，站在那儿不敢动了。“是不是桥要断了?竞竞，快往前跑!”爸爸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听了，心跳更快，也不敢回头看爸爸一下。正在这时，“嗖”的一声，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从我身边冲了过去。他走得那么轻捷，那么稳健，让我诧异而又羡慕。他能走得好，难道我走不好吗?一股莫名的力量从我心中升腾而起，我也要像他一样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于是，我跟在他身后向前冲去。说来也怪，这时桥也不摇了，脚下的木板也不滑了，和平时走平地完全没有分别。
到了对岸，过了一会儿，爸爸才到。老远，他就冲我竖起了大拇指，然后和我一道与索桥合影留念，说要纪念一个勇敢小男孩的诞生。照完相，他得意地说，他在身后摇动铁索，让我置于险境而后跑，是大大的高明之举。他哪里知道，并不是他的“战术”奏效，而是一个勇敢无畏的小男孩给了我勇气，让我体验到了做男子汉的喜悦和自豪。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今天看见这张老照片，仍有一股豪情荡漾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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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呈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废旧的火车站，断裂的天桥，残破的房屋，满地都是碎砖碎瓦，在弯曲轨道中央坐着一个嚎啕大哭孩子。
我心想：小孩子当时是多么无助，还是幼儿就要独自面对眼前这种人间悲剧，浓烟滚滚的车站里，爆炸声让小孩陷入万分恐惧。此时此刻，不知道小孩的父母身在何处?处境如何?不知道将来孩子的命运如何，有可能被炸弹炸死，也有可能被好心人收养，还有可能被日本侵略者抓住，成为一名俘虏。
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有明亮宽敞的教室，有整洁的课桌。校园里有长满茵茵绿草的草地，我们可以在上面尽情玩耍，要是当时的孩子也有这样的幸福生活，那该多好。我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享受春天。
照片上风华正值的母亲抱着两三岁的我，站在一条滑梯旁。朝阳从我们头上映照下来，清新的温暖的光辉，淡淡地洒在母亲身上。母亲凝望着怀里年幼的女儿，脸上洋溢开一抹灿烂的笑容。
虽然，现在谁都已记不得那张照片放在哪了，而母亲那抹爽朗的笑容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劳碌开始消褪，只是，打我第一眼看到照片，这个画面就成了我记忆中的永恒。因为，照片上不仅是母亲的笑容，更是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和幸福的满足。我想，母亲的微笑，对于每一个孩子而言，是一生始终不渝的目标和纯净无瑕的幸福。
一张找不到了的老照片，只是那么一瞬间的定格，没什么惊心动魄的，但对于我的生命来说已足够永远。
——蔚然
背景是大团大团的白，缝隙边漏了一道浓重的光，像被白云覆盖的蓝天。视线向下，是一个大操场的背景，大片的苍茫中并没有突兀的主调，只有几列模糊的人影，却又可以清晰地看见一片跃动的年轻的心。
这是高一那年班上军训时我偷偷拍下的一张照片。抓住的虽然只是那么一个片刻，其中却包容了太多太多滋味。有在风雨中奔跑不息的累，有在艳阳高照下站立不倒的苦，有和教官轻松调侃的乐，有弄得腿疼连走路都费劲的酸……那十多天里，我们痛并快乐着。痛不想再提起，快乐却一直伴随着我一路走到了今天。
——廖心蕊
仙人球真的会开花！看着手里的那张开出花儿来的仙人球的照片，我不止一次坚定地告诉自己。
记得七岁那年，姥姥曾经养过仙人球，她告诉我仙人球是会开花的。只要精心照料，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来。于是，每天，我都不忘按时按量地浇水，守着它开花。可是，有一天晚上放学回家，姥姥告诉我，花已经开过了。我急忙跑到阳台去一看，只见一条条长长的白色的花瓣萎缩在花盆里。七岁的我哭得好伤心，像是全世界都欺负了我一样。
庆幸的是，十岁那年，我终于拍下了一棵开出花来的仙人球，也终于弥补了七岁那年留下的遗憾，直到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了，一种生活在干旱沙漠里的植物是如何开出洁净的花来的。
这张照片我一直收藏至今，它一直在提醒着我：人生，在有些时候，是需要一点耐心，一点安静，才能守得花开的。
——王小可
有一张照片，我无数次把它拿出来，仔细地看。那是因为，我深信，在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记录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值得人无限回味，而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父母的。
那是一张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纪念照。当时母亲18岁，父亲20岁。面容稚嫩的母亲笔直地站在父亲身后，瘦小的身段穿了一件衬着白色小翻领的小碎花外衣，一只手有点羞涩地搭在父亲肩膀上，清秀的小脸蛋露出一抹青涩而腼腆的笑容，留着那个年代厚黑的齐耳短发，薄薄的刘海，精神无比。而照片上的父亲，还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憨厚地微笑着，三七分的头发配上一个大圆脸，这多少让父亲看上去平添了几分滑稽。
因为这张照片，我总在遥想那个年月这对年轻人的故事：也许他们和现在的我们一样富有激情与活力，也许他们会静静地相互依偎着坐在开满黄花的树下低头耳语，也许他们也会手拉着手吃着冰棍一起走过车如流水的马路……
——艾谅
我打开我小时候的照片，看到了照片中的我，胖嘟嘟的身体，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在妈妈的怀抱里，含着右手的食指，笑眯眯地望着前方，是那样可爱。我穿着雪白的带泡泡的公主裙，裙子的中间还有一只可爱的小花猫呢，坐在我的肚子上，好像在和我嬉戏打闹。我和妈妈坐在草地上，旁边的玩具可多了，有小汽车、有娃娃、还有挖机。
妈妈告诉我，这是我一百天拍的照片。那天阳光明媚，爸爸骑着摩托车，妈妈抱着我坐着爸爸的摩托车一起去长沙的照相馆给我拍照。一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来来往往，太阳对我们点头，花儿对我微笑，小鸟唱着欢乐的摇篮曲，好像在哄我睡觉呢!
在照相馆，妈妈抱着我一起照相，爸爸在一旁逗我笑，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
一天，我打开了衣柜，搜寻着我的袜子，就在我搜寻的时候，一张尖尖的、硬硬的卡片刺中了我的手，我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张黑白照片，上面印着一个白净、满怀笑容、身装红军服、头戴红军帽的小伙子。他的.笑容简直是和我的爷爷一模一样。“咦?这是谁呀?”奶奶寻声走来，看见我拿着那张老照片，笑嘻嘻地说：“这个呀，是你的爷爷!”我吃了一惊，什么这是爷爷?除了笑容，其它完全是与爷爷毫无关联。爷爷现在脸上满是皱纹，头顶上的白发也寥寥无几，这么能跟这位年轻的小伙子比呀!
“你看看，你爷爷现在变化这么大，还不是为了你。”奶奶的声音又从耳边响起，这声音也刺痛了我的心。
是啊，爷爷的改变都是因为我。我的出生，使他离开了江西老家，不远万里来照顾我。直到现在，爷爷还把我当一个小孩子来看待。出门时，还不忘唠叨几句：“熊子辰，小心点，过马路时要看好再过，要小心啊……”我总是嫌爷爷烦，“知道了，知道了，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每次，我都是不耐烦地撂下这句话便重重地摔门而去。现在想想，那时真的太让爷爷伤心了。我伤了他的心，就像在他的心中扎下一颗钉子，虽然拔了出来，但依然会留下一个深深的洞。看着眼前这张满是笑容的脸，我的心里止不住地后悔起来。
在幼儿园毕业的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张毕业照。每当我看到那张照片时，我总会想起小时候的我们是那么的天真，那么的无邪。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想去上学，但在分离的时候每个人最不舍的还是老师和那些年最美好的回忆。还记得每次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们总让阿姨少盛一些，但老师总是不放过我们。我们最喜欢的还是故事课，因为老师总会让我们去扮演故事中的角色，然后再跟我们讲起了生动有趣的故事。一次“六一”晚会，老师让我们扮演一些动画片中的人物和一些动物。还记得那时我扮演的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樱桃小丸子，当时为了这个角色，我还剪掉了我最心爱的头发，成了名副其实的“西瓜头”。还有那次的“T”台走秀，我们摆的poss总是那么的丰富，一走上舞台，摆一个poss就好了，当时我们谈起在舞台上的事总是滔滔不绝。还有每次睡午觉时，我们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就躺在床上：自娱自乐。总是要被老师教训一顿才老老实实地闭上眼睛睡觉。还有音乐课，我们总是“五音不全”，老师总是耐心地帮助我们。我们幼儿园特有的“美食节”是我们最喜欢的一天，那天每位同学的家长都要做特色的美食带到学校，然后大家一起吃，在那天我们总能吃得饱饱的……
在幼儿园的那些点点滴滴，总是那么美好。但这些美好都保留在这张照片里。照片里的每个人都笑得那么的灿烂，让以前的微笑都停留在那最不舍得又是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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