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案件的难点

离婚案件的难点

离婚案件的难点 篇1

离婚案件中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难点分析

作者： 周艳梅发布时间： 2010-05-31 16:48:17

离婚案件是一种很普通的民事案件，也是法院受理民事案件中最多的案件。离婚案件的处理涉及到妇女的多项权益，如婚姻家庭权利、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等，尤其是诉讼能力较差的农村妇女在此类案件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切实保护好农村妇女的权益是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任务，同时也体现出民事审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笔者对离婚案件中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难点进行分析，探讨在离婚案件中保护农村妇女权益的对策。

一、离婚案件中保护农村妇女权益的难点问题及原因

（一）婚姻家庭权益保护不力

1、农村妇女仍是婚外恋的主要受害者。从现状看，当前农村有相当数量的家庭为了增加经济收入，通常是丈夫长年在外打工，妻子留守持家务，照顾老人孩子，夫妻长期分居相聚时间少，交流沟通少感情生疏。而男方因受外界生活环境影响或是难忍孤独寂默，很容易受外界感情的入侵，如此，时间长了思想和感情就会发生变化，直至夫妻分手。从审判实践看，但对男方与他人同居(即所谓的“第三者”问题)这一事实的认定很难。因为女方举证困难，法官往往对证据的证明力要求高，除非像相片、录像等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外，其他的证据法官不敢轻易采信。即使法官内心确信一方当事人与他人有同居事实，也不敢在判决书上认定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因此，事实难以认定，赔偿权利当然难以保证。

2、家庭暴力客观存在。据统计，近10%的离婚案件审理中，妇女都会提到男方在婚后曾对其有“殴打、辱骂”的言行，但法官认定构成家庭暴力，而判令男方给予妇女损害赔偿的极少。从审判实践来看，许多家庭暴力案件由于受害妇女伤后未到医院开具诊断证明书，也未及时报案，当男方不承认有暴力行为时妇女提供不了相关的证据，而知晓案情的证人大多是男方的亲属或邻居，知晓案情的证人大多不愿为受害妇女作证，致使受害人举证困难。因无法认定侵权事实，法官只能以证据不足为由，对受害妇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合法财产权落实难

1、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问题。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在小城镇及农村的家庭中仍占主导地位。女方几乎未形成经济独立的模式，没有显性的收入，家庭共有财产在离婚前由男方掌握，这种状况使一方隐匿、转移财产较为容易，离婚时分割财产就像捉迷藏，男方藏，女方找。当处于弱势的女方要求分割财产时，法院很难认定某人的财产就是男方所转移的夫妻财产。当缺少财产保护意识的妇女意识到为了离婚需要搜集证据时，男方已把有关的证据毁灭或隐藏起来，已把财产转移了。甚至找人作伪证，写假借条，致使在分割夫妻财产时，财产没多少，“共同债务”倒是越来越多。因女当事人举不出共同财产的证据，其主张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导致的结果是不公正的家庭财产分割。

2、土地承包权等财产权利问题。农村妇女中离婚丧偶是弱势群体，土地权益更容易受到

侵害，她们在婚嫁之时在夫家所在地分到了承包地，可是在离婚后，如其将户口迁回娘家，夫家所在地即收回土地或被原夫强行霸占，而娘家所在地也拒绝给予其承包土地。此外，由于一些妇女法律意识不强，当事人在离婚诉讼过程中，也很少提出要求分割土地承包权益，一旦离婚，妇女往往失去土地承包权，自身的合法权益便得不到保障。而由于种粮收益低、付出大，一些妇女只从眼前利益出发，也有些妇女长期在外打工，离婚诉讼时完全放弃了对土地的承包权。

（三）抚养权、探视权实现难

目前，“传宗接代”封建残余思想仍在农村盛行，因此，离婚男女在抚养权问题上，集中体现在对男孩的争夺上，尤其男方显得更为迫切。现实中，女方取得对男孩实际抚养权的机会甚少，其中原因之一，即使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将男孩判决给了女方抚养，男方也不甘罢休，会想方设法阻挠法院执行。一般来说，女方获取对男孩抚养权的机会少于男方。

甚至在离婚之后，妇女对孩子的探视权也难于实现。因为农村大多离婚男女，是带着不满心态和对抗情绪分手的，这种对抗并非随着婚姻结束而终结，而会显露在探视权上。农村女性在离婚后要对男方抚养的小孩进行探视绝非易事，困难很多，原因也较复杂，其中有男方素质低下的原因，对女方采取敌视、咒骂、殴打等方式阻拦探视，也有法院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大多判决书中也没有相关判决条文的规定。

二、保护农村妇女在离婚中合法权益的对策及建议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也是《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就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一原则，提出以下粗浅建议：

（一）完善立法，建立健全农村妇女维权体系。在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时，不得侵害妇女应该享有的与男子平等的权益，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对村规民约的审查监督。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切实承担起维护广大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职责。随时关注农村妇女维权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探索，提出对策，因势利导，建立健全农村妇女维权体系。

（二）审判人性化。首先，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中，可由法官根据案情行使自由裁量权，充分考虑妇女对家庭的隐形贡献，男方给予妇女适当的补偿。其次，加强对离婚案件的调解，在处理离婚案件时要正确把握离与不离的标准，创新调解机制，耐心细致地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尽量让双方当事人相互谅解重归于好。再次，加强对涉及家庭暴力类自诉案件的审理，切实维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对有家庭暴力倾向的人员起到震慑作用。

（三）保护绝育妇女对子女的优先选择权。笔者认为，在同等条件下，凡已行绝育手术妇女，对小孩抚养享有优先选择权。妇女为响应党的计划生育政策行绝育手术，既承受了肉体上的莫大痛苦，也意味着将来失去生育能力，鉴于此，法院在确立小孩抚养权时，应侧重照顾女方。一般来说，在同等条件下，若男女双方已生育二胎，则女方优先选择一胎抚养；若生育一胎，则由女方优先选择抚养或不抚养，并在负担的抚养费数额上予以适度照顾。对被法院判决归由女方抚养而男方强行抚养的小孩，其抚养费由男方自行负担；男方就该小孩抚养费问题向法院提出追索诉请，一般应作出不利于男方的判决。

（四）完善女方探视权的判决内容。在离婚判决书中应规定女方行使探视权的内容及男方应履行的相关义务。《婚姻法》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这仅是对探视权进行的原则性规范，但针对个案来说要具体化，要将女方行使探视权的方式、时间以及男方应履行相关义务的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并写入判决主文之中，为将来男女双方可能产生的探视权纠纷提供法律上的执行依据。

（五）合理支付土地使用补偿费。女方离婚后绝大多数将离开原居住地，原与男方共同承包的责任田无法继续耕种，从客观上讲，需要将自身及被抚养小孩份内土地使用权转与男

方，男方于是从中收益；另外，考虑到女方及所抚养小孩在落户新籍后，在短期内难于获取新的耕地。因此，男女双方离婚后，男方应当给予女方适当的土地使用补偿费。

（六）加大法律宣传力度。要组织广大农村妇女学习《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她们学法用法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要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宣传活动，提高农村妇女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水平，提高诉讼能力。并大力倡导健康的、积极向上生活，促进广大农村青年男女，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乡镇机关和村委会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向农民群众宣传各类法律，特别是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和法规知识。

离婚案件的难点 篇2

一、离婚案件的性别因素概述

1. 离婚主动方之性别比较。

传统社会离婚的主动方由男方掌握, 女方没有离婚权。至民国时期, 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法》, 明确规定了女方也有离婚权利, “夫妻两愿离婚者, 得自行离婚。”[1]92那么, 对于离婚案件中男女主动方的实际情况, 有必要进行分析。1917年至1932年间, 北平地区离婚案件中男性作为主动方由最初的24人增加到最后的58人, 合计305人次。而同期的女性作为离婚主动方则由最初的30人增加到最后的304人, 合计779人次。广州地区的离婚主动方也是女性人数远大于男性。然而, 上海地区的情况与上述两城市不同, 男女离婚主动方人数整体均呈现下降的趋势, 并且男性人数大于女性[2]。不管如何, 在民国时期提出离婚的不再是男性, 女性主动离婚的人数在部分城市远大于男性。对此, 有人指出:“离婚主动方, 在五四运动以前, 男多于女;五四运动以后趋势逆转, 近年以来而尤甚, 盖已呈年增之趋势矣。”[2]386从而看出, 民国时期女性的离婚权有很大进步。

2. 离婚男女年龄比较。

受传统习俗影响, 通常男性结婚年龄比女性要大, 但具体到离婚时男女双方的年龄情况时, 则要具体考察。在民国时期的北平地区, 离婚时男女年龄段均集中在21—25岁之间, 女性年龄甚至大于男性:“女子集中之年龄较早于男子三五岁。”[2]386武汉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 男女离婚时以20—25岁为最多, 其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同时男性在35岁之前较易发生离婚行为, 女性主要发生在30岁以前。而在成都地区情况不甚相同, 离婚时男性年龄以26—30岁最多, 女性以20—25岁为主, 请求离婚的男女年龄人数均是“30岁以前多于30岁以后”, 虽然男女年龄相差不尽一致, 但是“大多是男大于女”[2]425。从上述几个城市的男女整体离婚年龄来看, 民国时期男女离婚呈低龄化趋势, 既说明民国社会仍受传统早婚习俗的影响, 也反映了更多青年男女婚姻生活的不幸与家庭的破裂。

3. 离婚男女职业、籍贯比较。

离婚问题既与社会经济、风俗、法律等方面的变迁有密切关系, 也与当事人的职业、籍贯等因素相关。在民国时期, 一个人的职业与籍贯通常决定着他的经济能力, 这成为家庭婚姻生活稳定的根本要素之一。从职业来看, 离婚案件中的男女差别较为明显。在北平地区, 男性从事最多的职业是工商业, 占整个男性离婚人数的三分之一强, 而离婚女性从事最多的职业是娼妓, 其次是佣工等行业。整体上观察, 男女两性职业中“以农业最少离婚者, 而优伶舞女聚居之地, 离婚亦众。”[2]385然而在湖北地区, 情况与此不同。根据笔者的统计, 离婚男女主要以从事农业为主, 其次才是工商业。通过两地对比, 各地离婚男女所从事的职业虽不甚相同, 但是不可否认男女两性, 特别是女性职业在中国还远远没有普及, 她们多是无业者, 为了生存被迫走上卖淫、佣工之路。从籍贯来看, 在成都地区发生离婚的男女两性多以当地人为主。可是, 从离婚人数上观察, 迁居成都的外地人口又占四成之多, 超过当地人数量。有学人指出:“综合观之, 以男子 (夫方) 来自远方者较多, 因男子大多以职业为住所之转移, 而女子则又大多以男子住在地为转移。”[2]421笔者搜集到56份民国湖北离婚案件, 仅一份案件当事人籍贯为外省, 其余离婚男女是本省人, 反映了当时人口流动性较弱, 和外省联系不强。其中发生在武汉地区的离婚案件又占16份, 偏远贫穷地区的离婚案件较少, 这与武汉作为湖北的政治、经济、人口中心有很大的关系。民国时期离婚男女的籍贯大多以县城和农村为主, 决定他们受教育水平的低下, 因此大多从事以商业、佣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 反映了该时期社会全面发展的滞后性。

二、离婚原因之性别分析

离婚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原因的分析, 所谓“离婚本身实不成问题, 成问题者为离婚之原因。”[3]190大体而言, 在民国时期的成都、广州、北平、上海等地区, 因为虐待而离婚的人数为最多, 其次是重婚、纳妾、通奸、遗弃等因素。以北平地区为例, 从男性立场观察, 因为女性“性情不良、不睦亲属、妻恋母家”等原因而离婚的人数较多;从女性立场观察, 男性“生活困难、夫性不良、与夫亲属不睦、夫无正业”等是导致离婚最常见的因素[2]387。由此可见, 导致离婚的原因十分复杂, 因为地区、利用资料等方面的差异, 研究者得出的结果也各有不同。下面将以民国时期湖北离婚案件为中心, 对男女两性离婚之原因进行重点研究。

1. 男性离婚之原因

(1) 妻子虐待夫方亲属。

1948年8月, 宜昌人钟焕然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与妻子刘玉梅离婚。其称:刘玉梅性格泼辣, 不仅驱赶婆母、仇视兄弟, 而且对路人也随意辱骂。特别是在本年阴历六月份, 刘玉梅竟手持劈柴殴伤婆母手膀、手臂等处, 令其无法容忍妻子的所作所为, 申请离婚。宜昌地方法院经过审理, 认定原告钟焕然辩词属实, 判决二人离婚[4]。

(2) 妻子患不治之恶疾。

不治之恶疾是夫妻离婚法定之原因, 1948年随县人谢楚明即以此为理由向汉口地方法院提出诉讼, 声请与妻子谢黎氏离婚, 其称:二人于民国十五年结婚, 婚后妻子不守妇道, 性情暴戾, 夫妻之间常生争吵。同时, 妻子患有梅毒不治之恶疾, 夫妻关系很不和谐, 不能再与其维持夫妻关系[5]。最终, 法院认定原告之供词, 判决二人离婚。

(3) 妻子与他人通奸。

在民国时期通奸是触犯刑法的, 也是夫妻离婚的一个法定要件。例如, 1946年礼山县的张伯华, 以其妻张陈氏与人通奸生子为由诉请离婚, 即属此类案件。又如1936年汉口的喻德滋, 以其妻喻胡氏与他人通奸为由, 向汉川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离婚[6]。

(4) 妻子妄图杀夫。

1944年底, 黄安县黄流银之妻黄王氏曾向当地新四军秘报, 其丈夫系国民政府工作人员, 黄流银几乎被新四军枪毙。抗战胜利后, 黄流银以此为理由向当地司法机关起诉妻子黄王氏犯有谋杀罪。后因国民政府颁布大赦令, 黄王氏免于起诉。黄流银心有不甘, 于1948年以其妻妄图杀害丈夫为由向黄安司法处申请离婚[7]。

2. 女性离婚之原因

(1) 丈夫虐待。

民国时期的湖北地区, 虐待成为女性提出离婚最多的原因, 虐待的形式大多表现在身体殴打方面。1947年天门县的高银珍向法院诉请与丈夫王黑耳离婚, 理由是受夫虐待, 其描述虐待的情形是这样的:“四月十几的我病了不能割麦子, 他说我是害假病又打我。五月初八日, 不准我走娘家, 又打我。七月二十几我打脾寒, 他说我不做事又打我。九月初几他说我不替他洗衣服又打我。今年闰二月二十九日他说我总是往娘家跑, 不准走, 用斧头背砍我。”[8]由此可见, 妻子受丈夫虐待, 所以才提出离婚。

(2) 丈夫遗弃。

夫妻之间犯有遗弃行为, 不仅触犯《刑法》, 而且也成为离婚之法定原因。汉口的李才善之妻张朝钧, 于1948年以其夫犯有遗弃、虐待及殴伤其母等事情, 向当地法院提出离婚请求。汉口地方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 驳回张朝钧的离婚诉请, 但这并不妨碍遗弃为离婚之原因[9]。

(3) 丈夫重婚。

一夫一妻制是社会婚姻制度的主流, 重婚为法律所禁止, 为法定离婚之理由。1947年间, 天门县的谢贵香和高自新夫妇打起了离婚官司。原告谢贵香以其丈夫与他人重婚为由诉请离婚, 其称:被告高自新喜新厌旧, 另娶王氏, 无奈被告重婚后对原告愈加敌视, 不仅常施殴打, 还妄图谋杀原告性命, 故诉请离婚[10]。

(4) 丈夫通奸。

南京国民政府《民法》已明确规定, 通奸是夫妻离婚之法律要件。如大冶人马文德和陈兰芝夫妇, 二人结婚十余年并生有子女。但在1947年间, 陈兰芝以马文德与他人通奸为由向当地司法机关诉请离婚, 理由是:被告马文德与娼妓万清明通奸, 双方居住在大冶饭店内, 出双入对已一年有余, 不顾原告之生活, 反而动辄殴打相加[11]。

(5) 丈夫不务正业。

在民国时期的湖北, 由于女性经济地位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仍得以延续下来。如果丈夫不务正业无力养家, 那么这就成为女性离婚的理由之一。武昌人胡茂英于1947年提起离婚诉讼, 其指出丈夫陈得海做生意屡次失败, 日常生活全靠其维持, 陈氏又将其陪嫁衣服窃去变卖, 并索取三十万元作为脱离夫妻关系的代价, “似此不务正业实难相依到老, 应请判准离婚。”[12]

(6) 丈夫患不治之恶疾。

不治之恶疾之所以成为离婚原因, 主要在于其妨害婚姻之目的并危害对方及子女的健康。女性以丈夫患有不治之恶疾而离婚,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肢体方面出现问题, 如兴山县的王必福, 因丈夫王必全腿部患有疾病不能养活家庭, 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再如1948年武昌人毛腊姑诉请与丈夫陈永志离婚一案, 即因其丈夫手脚畸形发展, 不能行动自如, 因此不能养活她。其次是患有某种疾病, 1947年松滋县李刘氏, 以其丈夫李文卿患有花柳病向当地司法机关申请离婚。又如杨霉疮毒, 也是一种很难根治的恶疾。麻城县的袁润芝系袁传法之妻, 以其夫患有杨霉疮毒为由提起离婚诉讼, 其指出袁传法身患杨霉疮毒导致小便烂去, 迄未痊愈[13]。

男女性别因素在民国时期的离婚案件中得以比较全面的呈现, 从离婚的主动方、年龄到职业、籍贯等方面均有自身的特点。该时期的离婚主动方不再由男性掌握, 女性也有权利向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请求, 离婚权提高。从离婚的年龄来看, 男女两性均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离婚的男女主要来自底层群体, 这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与籍贯即可清晰地勾画出。

离婚案件中的离婚难问题探究 篇3

【关键词】离婚；感情破裂；调解；诉讼

起诉离婚是我国公民解除婚姻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先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无效，则必须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进行认定，并以此作为判决准否离婚的依据。为便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出台了关于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于2001年修订《婚姻法》时专门就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增加一款。这些列举性的条款确实为司法工作者提供了参考，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离婚难”。

一、离婚难问题的提出

我国实行婚姻自由，只要双方自愿，只需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领取离婚证即可，这并不难。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存在于离婚诉讼中，若被告不同意离婚，原告想要离婚有多难。在这里，我们就以L区法院的离婚案件相关数据为研究蓝本，揭示离婚难问题。

（一）判决准予离婚少

自2014年12月10日至2015年11月10日，L区法院已结离婚案件559件，其中撤诉164件，调解结案304件，判决不准离婚49件，判决准予离婚的只有37件，仅占6.6%。在判决准予离婚的37个案件中，以被告下落不明满二年为由的有21件，被告同意离婚的有8件，而真正是在被告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经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只有8件。在判决不准离婚的49个案件中，被告都是不同意离婚的。

（二）调解、撤诉结案多

调解和撤诉的案件数量能达到离婚案件总数的83.7%。这么高的调撤率并不能代表法院化解夫妻矛盾的成功率有多高，相反，这也是离婚难问题的一种体现。

对于经调解自愿离婚的案件，有些是法官成功劝说被告放弃这段婚姻，更多的是没有达到感情破裂的标准，原告在子女抚养、财产权利方面做出巨大让步后换取被告的同意。由此可见，调撤率过高反映出的是起诉离婚难度高。

（三）法律规定适用难

在判决结案的案件中，原告提出被告实施家庭暴力的有11件，但只有1件被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并由此判决准予离婚；原告提出被告有赌博、酗酒等恶习的有5件，但只有1件判决准予离婚，且主要判决理由是分居满二年；原告提出因感情不和分居的有17件，但只有2件以此为由判决准予离婚。

（四）离婚要打持久战

在判决准予或不准离婚的86个案件中，原告为了与被告离婚，第一次到法院起诉的有63件。在这63件中有23件是判决准予离婚的，占到36.5%。

在8个被告不同意离婚而被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案件中，有3件是原告第二次到法院起诉，有2件是第三次起诉，有1件是第四次起诉。这再次说明，到法院起诉离婚一般都要经历两次以上才能成功。在以被告下落不明满二年为由起诉的21个案件中，也有4件是第二次起诉，有1件是第三次起诉。

二、离婚难的原因

（一）法律规定过于抽象

不管是《婚姻法》还是司法解释，其中某些条款的规定过于抽象，造成当事人举证困难，法院认定也很困难。例如“实施家庭暴力”，施暴者采取何种方式，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构成实施家庭暴力？再如“有赌博恶习屡教不改”，另一方要“教”到何种程度才算“屡教”，有恶习一方又如何才算“不改”？司法实践中，以类似规定作为准予离婚判决依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二）法律规定不切实际

还有某些条款的规定不切实际。例如，“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难以想象原告如何才能熬过两年；“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就算这一方有悔改表现，难道另一方，尤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就必须接受？对于期望从婚姻中解脱的当事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甚至有些残忍。类似规定也几乎没有在判决书中出现过。

（三）法院判决过于慎重

婚姻关系的解除，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审理离婚案件时慎重判决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很多法院在实践中过于慎重，可以判决准予离婚的而判决不准离婚。若起诉离婚的当事人正遭受家庭暴力，却因举证困难而不被法院支持，那这对于当事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四）法官自由裁量较少

《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在列举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情形之后，都有一款兜底条款。也就是说，法官需要在审理中对其他情形进行判断，行使自由裁量权。可是这种自由裁量在实践中很少见。例如很多不愿意离婚的被告总是对法院避而不见，拒不配合法院的工作，导致法院送达难。即使费尽周折成功送达，被告也会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甚至直接宣称要拖着原告。法院在此类当事人面前步步退让，不仅让原告寒心，也有损司法权威。

三、离婚难问题的解决

解决离婚难问题并不是倡导绝对的离婚自由，而是为了帮助深陷在痛苦婚姻中的人们及时得到解脱，给予他们应得的正义。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适当降低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

我们认为，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是当事人的切身感受，而这种感受与社会大众处在相似情形下的感受基本一致。因此，婚姻法规定的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应当符合社会常理。例如，关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不应设定“持续、稳定”这么高的标准，这显然高估了中国人对配偶出轨的容忍度，建议直接修改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关于“家庭暴力”，不应等到发生严重后果时才予以重视，只要达到轻微伤即可予以认定。关于“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减少为半年较为人性化。

（二）建立感情裂痕登记制度

感情是个复杂的东西，有时候虽然夫妻一方并没有婚姻法规定的导致感情破裂的情形，但另一方就是对他/她没有感情了。我们不鼓励随意提出离婚，反而也支持给当事人冷静考虑，治愈感情裂痕的机会，因此可以建立感情裂痕登记制度。夫妻一方认为双方感情出现裂痕，产生离婚念头的，可以到社区进行登记，由社区委派人民调解员对双方进行调解。如果半年以后双方的感情裂痕仍未愈合，当事人即可以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到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再次调解无效后，即应判决准予离婚。当然，这一制度并不是必须的前置程序，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鼓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通过对夫妻二人言谈举止的细心观察，凭借常人思维和生活经验就可以判断其感情如何。法律无法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列举完全，于是设定了兜底条款。因此，法官应当充分行使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在现行婚姻法修改前，法官能做的就是把兜底条款利用好。放开了法官的手脚，法官就不必想方设法劝说原告撤诉，也不必费尽心思达成并不公平的调解协议。

（四）严格保障诉讼正常进行

在很多离婚案件中，被告认为只要对法院避而不见就可以达到不离婚的目的，而实际上也基本上确是如此。只要被告不到庭，法院就不敢轻易判决准予离婚。因此，为保障原告合法权益，更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法院应当严格保障诉讼正常进行。如果被告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应当敢于对其进行拘传。如果被告隐匿行踪，法院根本无法找到，但通过电话又能联系上，则可以视为放弃挽回婚姻的机会，法院可以直接判决准予离婚。

（五）修正社会观念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内部标准 篇4

2009-06-18 14:56:22|分类： 实用法律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为规范审理婚姻案件，统一办案标准，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制定本处

理意见。

一、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否准予离婚的标准

（一）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

1、第一次起诉离婚，被告表示不同意离婚，没有原则性矛盾，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的；

2、正在下岗待业的职工，对方因另一方下岗，经济困难第一次起诉离婚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5、一方被宣告失踪的；

6、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的，或一方有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

7、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

8、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

9、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

10、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同居生活，无和好可能的；

11、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

12、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分居满1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

13、一方与他人通奸、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批评教育、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

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

14、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

15、被诉方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故不到庭，且没有提出书面答辩意见，经依法缺席开庭审理，请求方离婚态度坚决，可以判决离婚。

（三）有关离婚案件的特别规定

1、有关军婚的规定

（1）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2）如果是现役军人一方向非军人一方提出离婚，或者双方都是现役军人的离婚纠纷，则应按一般规定处理。

2、不予受理的情况

（1）判决驳回离婚诉讼请求和调解和好以及原告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

（2）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二、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1、重婚的；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4、未到法定婚龄的。

（二）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

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三、离婚后子女抚养及抚养费的给付问题

（一）抚养费的归属问题

1、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

2、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亲生活。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随父方生活：

（1）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的；

（2）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的，而父方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

（3）因其他原因，子女确无法随母方生活的。

3、父母双方协商两周岁以下子女随父方生活，并对子女健康成长无不利影响的，可予准许。

4、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

（1）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

（2）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

（3）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

（4）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5）父方与母方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双方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生活，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

照顾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可作为子女随父或母生活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6）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

（7）离婚时，服刑或者患病一方愿意抚养子女，且其父母愿意代养，另一方也同意的，可以准许，但该子女为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应当征求该子女的意见；

（8）父母协议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予准许；

（9）生父与继母或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母抚养；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前，夫或妻一方收养的子女，对方未表示反对，并与该子女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离婚后，应由双方负担子女的抚养费；夫或妻一方

收养的子女，对方始终反对的，离婚后，应由收养方抚养该子女。

（二）离婚后，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另行起诉。

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支持：

1、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

2、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

3、十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

4、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三）离婚后子女抚养费问题

1、子女抚养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水平确定。

有固定收入的，抚养费一般可按其月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

2、抚养费应定期给付，有条件的可一次性给付。

3、对一方无经济收入或者下落不明的，可用其财物折抵子女抚养费。

4、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养费。但经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不予准许。

5、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止。

6、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停止给付抚养费。

7、尚未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又有给付能力，仍应负担必要的抚养费：

（1）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的；

（2）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

8、父母离婚时关于子女抚养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子女要求抚养费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或母有

给付能力的，应予支持：

（1）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

（2）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

（3）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的。

四、离婚后对子女的探视权问题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

五、离婚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

（一）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

1、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1）工资、资金；

（2）生产、经营的收益；

（3）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

（4）知识产权的收益；

（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① 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

②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

③ 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

④ 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房屋；

⑤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1）一方的婚前财产；

（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① 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

② 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③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个人财产因物质形态变化所得财产，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为个人财产；

④ 复婚、再婚前的财产符合《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为个人财产；

⑤ 房屋系一方婚前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且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为个人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支付按揭贷款的，离婚时，由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返还对方相当于已付按揭贷款一半的款项，并计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一般原则

1、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2、夫妻以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的，离婚时应按约定处理。

3、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财产时，各自分别管理、使用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双方所分财产相差悬殊的，差额部分，由

多得财产的一方以与差额相当的财产抵偿另一方。

4、已登记结婚，尚未共同生活，一方或双方受赠的礼金、礼物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具体处理时应考虑财产来源、数量等情况合理分割。各自出资购置、各自使用的财

物，原则上归各自所有。

5、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

前款所称年平均值，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人均寿命七十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

6、夫妻双方分割共同财产中的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以及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时，协商不成或者按市价分配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数量按比例

分配。

（三）分割财产时，如何处理在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组织等中的出资问题

1、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2）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

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2、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另一方不是该企业合伙人的，当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其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全

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对方时，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

（2）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受让权的，可以对转让所得的财产进行分割；

（3）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但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退还部分财产份额的，可以对退还的财产进行分割；

（4）其他合伙人既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又不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退还部分财产份额的，视为全体合伙人同意转让，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

3、夫妻以一方名义投资设立独资企业的，人民法院分割夫妻在该独资企业中的共同财产时，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一方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后，由取得企业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2）双方均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在双方竞价基础上，由取得企业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3）双方均不愿意经营该企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有关规定办理。

（四）如何处理房屋所有权归属问题

1、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

（2）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3）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

2、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

当事人就前款规定的房屋取得完全所有权后，有争议的，可以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关于离婚后公房承租权的处理

1、夫妻共同居住的公房，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离婚后，双方均可承租：

（1）婚前由一方承租的公房，婚姻关系存续5年以上的；

（2）婚前一方承租的本单位的房屋，离婚时，双方均为本单位职工的；

（3）一方婚前借款投资建房取得的公房承租权，婚后夫妻共同偿还借款的；

（4）婚后一方或双方申请取得公房承租权的；

（5）婚前一方承租的公房，婚后因该承租房屋拆迁而取得房屋承租权的；

（6）夫妻双方单位投资联建或联合购置的共有房屋的；

（7）一方将其承租的本单位的房屋，交回本单位或交给另一方单位后，另一方单位另给调换房屋的：

（8）婚前双方均租有公房，婚后合并调换房屋的；

（9）其他应当认定为夫妻双方均可承租的情形。

离婚时，夫妻双方均可承租的公房，如其面积较大能够隔开分室居住使用的，可由双方分别租住；对可以另调房屋分别租住或承租方给另一方解决住房的，可予准许。

2、离婚时，一方对另一方婚前承租的公房无权承租问题的处理

（1）一方对另一方婚前承租的公房无权承租的，离婚后原则上应自行解决住房问题；

（2）离婚后确实无房居住，自行解决住房确有困难的，可以调解或判决无承租权一方暂时居住，暂住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暂住期间，暂住方应交纳与房屋租金等额的使

用费及其他必要费用；

（3）离婚时，一方对另一方婚前承租的公房无权承租而另行租房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如承租公房一方有负担能力，应给予一次性经济帮助。

3、关于调整和变更单位自管房屋租凭关系问题的处理

人民法院在调整和变更单位自管房屋（包括单位委托房地产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的租赁关系时，应征求自管房单位的意见。经调解或判决变更房屋租赁关系的，承租人应

依照有关规定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

六、离婚时债务的清偿问题

（一）下列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1、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欠债务；

2、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夫妻双方共同经营所欠的债务以及一方从事经营，其收入主要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所欠的债务为共同债务；

3、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家庭析产所分得的债务；

4、夫妻一方受另一方虐待，无法共同生活而离家出走，出走方为日常生活所需开支及治疗疾病、抚养子女等所欠债务。

（二）下列债务属于个人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

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

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

（三）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四）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五）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

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六）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七、离婚时的过错赔偿问题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1、重婚的；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3、实施家庭暴力的；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二）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

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1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审时被告未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提出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

1年内另行起诉；

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

该项请求，或者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

八、离婚时经济赔偿问题

（一）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生活困难：

1、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

2、离婚后没有住处的。

审理公告离婚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篇5

一、婚姻关系有效性的严格审查

修改后的《婚姻法》按婚姻的效力将婚姻划分为三大类：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合法有效婚姻。法院在受理公告离婚案件时。首先要确定婚姻的有效性，无效婚姻，可撤销的婚姻在审查时没有多大难处，而对婚姻是否合法有效，由于公告离婚案件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场，审查时只能以结婚证的持有与否作为依据。这也是区分合法婚姻与非法同居关系的分水岭。所以，在受理案件时，要严格审查原告方提交的结婚证这一证据。另提醒一点，在审判实践中，对案件受理后判决前是否收回结婚证，做法不一。笔者认为，结婚证对当事人一般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案件判决之前，法院只应在形式上审查原告方是否持有，以之作为定案由的依据，不应收回原件。是否需要收回原件，要在判决之后，根据判决结果作出收回不收回的决定。

二、审查被告是否适格

所谓公告离婚案件，就是指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以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离婚，法院经审查，一方确下落不明满两年，通过公告形式依法缺席判决准予离婚的离婚案件。它所依据的法律基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二条之规定，即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是审理公告离婚案件的条件。这个条件有二层含义：

1、当事人存在有下落不明的事实状态；

2、下落不明的事实状态满二年。从这个条件可以看出，被告应同时具备这两层含义，不完全具备的，不为公告离婚案件的被告，审理时不能适用公告形式审理。对不具备两层含义的被告，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如被告外出音讯全无，却未满二年，可依诉讼法规定作出中止审理，以待被告出现或期限届满；对于被告外出满二年却有明确的地址的，可以邮寄送达的方式通知其应诉、出庭。

三、财产的处理认定

公告离婚案件由于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场，对于财产的认定一般不易区分，由此带来财产分割的困难，财产无法分割又带来对第三人（一般为债权人或债务人）、子女的侵害。审判实践中，对财产的处理有二种做法：一种是将财产全部判给原告方；一种是按原告方的举证责任以作划分。笔者认为，二种做法均有不妥。第一种做法侵犯了被告的财产所有权；第二种做法夸大了原告方的诚信度，也违背了诉讼证明材料只有经双方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原则。结合以上两种做法，笔者认为，对于财产的认定及处理，可暂时不予考虑，即暂不分割，可指定由原告方代管，同时配以财产登记制度，限制原告方对财产处理的滥用权利，以避免事后纠纷的发生。

四、子女的抚养

失败的婚姻，导致了子女直接抚养人的单一。由于被告下落不明，直接抚养人原则上应当然归于原告，但在现实中，常出现被告方的直系亲属要求抚养并且私藏、隐匿子女的现象。法院审判时，大多根据原告方的意愿作出处理。这就强调了原告的权益，而没有注意到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笔者以为，对于子女的抚养，如果子女已满10周岁，下落不明方的直系亲属坚决要求抚养的，又无法达成协议的，可根据亲密关系，生活时间等具体情况，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原则作出由被告方抚养、被告方直系亲属监护的判决。当然，双方无法达成协议，被告方直系亲属又不具备抚养条件的，法院可采取强制措施对私藏、隐匿子女的被告方直系亲属作出处理，以避免人身的不可执行性。谈到这里，不妨建议扩大探望权的主体，即建议探望权的主体不应仅仅为父或母，也可扩大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被告方的直系亲属上；在诉讼程序上允许扩大的探望权主体单独提出诉讼，也可列为第三人。

子女的抚养，必定带来抚养费的问题。对于抚养费的问题，处理方法不一，有人认为应处理，有人认为不应处理。笔者认为，抚养费处理与否不能一概而论，要统筹兼顾，即要考虑被告方下落不明的事实状态，又要考虑子女的抚养、财产认定、分割、当地社会生活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可暂不处理。

五、过错赔偿的补充

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及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了损害赔偿的条件及实现可能，它对保护无过错方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公告离婚案件中，如何体现这一法规的精神有点困难。其

一、原告作为无过错方举证困难，即使搜集有材料，但因无法质证或法院难以查证而不易认定；其二，无过错方的原告假使打赢了官司，因无法执行，而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对无过错方的诉求只能有两种

结局：要么被驳回诉求；要么被劝撤回诉求。法院对此也无奈。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为更好地保护无过错方，不妨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三十条第（一）项略作修改，修改为：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但公告离婚案件除外，公告离婚

离婚案件如何举证 篇6

来源：中律网作者：

（一）当事人自然情况的证据：

1、户口本、居民身份证、结婚登记书、复婚证；

2、离婚证、人民法院判决书、调解书；

3、劳改、劳教单位的证明信；

4、有代理人的，其代理人身份的证明和代理事项、权限、期限、形式的委托书。

（二）当事人婚姻基础方面的证据：

1、婚前相识、相恋经过的自述及介绍人的证言；

2、有关物品、信件；

3、包办、买卖婚姻的证人证言；

4、婚后情况自述、邻居证言。

（三）证明感情破裂无和好可能的证据：

1、草率结婚的自述及有关知情人证言、婚后仍无感情的陈述；

2、一方或双方有虐待对方亲属的事例，有关人员的证言；

3、证明一方骗婚的证据；

4、包办、买卖婚姻的事实、证言，物证；

5、人民法院对一方的重婚认定法律文书，通奸、赌博、酗酒的证明，一方被判长期徒刑的判决书；

6、公安机关对一方失踪的证明，人民法院对一方失踪的判决书；

7、县以上医疗单位出具的患有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的诊断书；

8、婚后分居的证明；

9、其它证明感情破裂的证据。

（四）证明离婚财产的证据：

1、双方各自财产的来源证据，财产取得时有关证人证言；

2、共同生活期间取得财产的证据；

3、子女各自财产的证明；

4、房屋产权的证明、合资建房的证据、证人证言；

5、个人债务及家庭债务的证据。

（五）证明子女抚养能力的证据：

1、双方的经济收入证明；

2、双方教育水平的证明和生活环境优劣的证明；

3、确定抚养费的参考材料。

（六）女方怀孕期间或分娩后一年内男方起诉离婚的证据应具备以下规格：

1、通奸怀孕；

2、淫乱或卖淫怀孕；

3、非法与他人姘居或重婚怀孕；

4、分娩后一年内下落不明的证明。

（七）对判决不准离婚或调解和好的，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离婚的必须具备下列规格：

1、被告患有精神病且无法治愈的医院证明；

2、被告因犯罪被判刑的判决书；

3、被告与他人通奸或淫乱、卖淫，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或有关人员的证言、被告的陈述。

离婚案件的难点 篇7

关于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的分配, 依据《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的规定,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即债权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 如果夫妻另一方不能依据两个“除外”规定, 举证证明这一债务是夫妻个人的单方债务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此规定可见, 夫妻另一方 (指非举债方) 存在两种证明责任:一是能够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 (指实际举债方) 已经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夫妻双方采取的是约定财产制, 且还能证明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所以,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对夫妻一方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的证明责任, 实际上强加给了夫妻另一方即非举债一方。

二、立法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缺陷

从理论上来说, 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是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简单化处理, 容易产生错误的利益衡量。公平正义原则是分配举证责任的最高法律原则, 它是分配举证责任最初的起点和检验分配是否适当的最后工具。 (1) 依据婚姻法解释中关于举证原则的规定, 实际上是免除了债权人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责任强加给了债务人的配偶, 从表面上看, 这好像是公平的, 但是, 从深层次上看, 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1) 根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 债权人主张权利, 仍应就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自己权利产生的事实、理由承担举证责任, 并且有实际举证的能力。因为债权人在债务发生过程中, 掌握了选择、决定是否与债务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动权, 并且可以在债务发生前采取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债务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等一系列措施, 以保证债务实现, 减轻风险, 也有为以后发生纠纷时准备充分证据的能力。所以, 按照公平原则及有关举证责任的一般法理, 债权人都应当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2) 在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问题上, 夫妻一方与债权人约定的个人债务发生纠纷后, 这个债务的性质就成为夫妻另一方与债权人争辩的焦点。根据推定规则, 债权人无须证明, 而债务人配偶却要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在争议之前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书面约定, 但如果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不承认的情况下这种证明很难, 也很不现实的;并且很多人在离婚时, 为了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 想尽办法故意伪造债务, 就算是之前有约定, 债务人肯定也不会承认了, 而债权人为了自己利益, 为了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 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承认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3) 在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财产为各自所有”的问题上, 债务纠纷发生后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的事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债权人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实情, 要想证明债权人明知的主观想法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债务人的配偶想证明的是与自己利益完全对立、冲突的相对人的主观想法, 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综上所述, 推定规则将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债务人的配偶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 也是极不合理的。

三、立法缺陷引发的实践问题

现代社会, 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多元化, 立法对举证责任规定的不足越发显现出来, 导致在离婚案件中, 出现了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难度大、举证难、取证难的问题。实践中举证难主要表现及原因如下:

1. 受害人法律意识淡薄, 怠于收集证据。

正常情形下, 夫妻双方因为感情融洽, 相互信任, 一般都不会想到离婚, 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问题缺乏危机感。并且中国的家庭现实是婚姻当事人一旦结婚, 一切以“家”为主导, 忽视了个体利益和保护意识。因此, 在主观上不会保持警惕意识, 在客观上也不会收集和保存一些证据, 一旦夫妻关系恶化, 另一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否认应当承担的债务, 甚至伪造债务, 企图侵吞夫妻共同财产。因此, 受害方“举证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害方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更为典型的是, 很多受害人甚至在受到侵害之后, 还不会意识到要收集相关证据, 而是以道德观念认为事实本身如此就是最好的证明, 无论跟谁理论, 都是不会改变的事实, 不需要书面证据。因而导致在一方或者债权人提起诉讼后, 往往因无法向法庭提供有效的证据而导致败诉, 承担不利后果, 后悔晚矣。

2. 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 另一方举证困难。

1993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2)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 (3)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 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从此条司法解释可以看出, 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 属于个人债务, 不纳入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在实践中, 尽管有司法解释为依据, 却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此规定对弱者的权利起不到根本保护的作用。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 一般情形下, 一方从事经营, 另一方不参与或很少参与对方的生产经营活动, 对对方的财产状况了解甚少, 在主观上也不会意识到在貌似正常的家庭氛围背后存在夫妻财产纠纷的隐患, 直到夫妻离婚时债务承担对自己不利, 才恍然大悟, 却已无能为力, 只能迫于没有掌握证据得不到法院支持而承受不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因此, 在债务纠纷出现时或离婚时要举证证明经营一方是“擅自举债”、且“用于个人需要”是很困难的事情。

3. 对债权人是否和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 也很难举证。

随着夫妻独立性增强, 在很多时候,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发生举债行为, 仅仅是举债方的个人私事, 另一方并不知情更无法控制, 出现纠纷时, 根本没办法证明他们约定为个人债务了。据统计, 每年各地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占很大的比例, 而原告撤诉的占很大一部分。据法官分析, 撤诉案件大多数是因为证据不足, 拿不出证据, 其权利就无法得到保护。所以, 一旦发生纠纷, 该项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夫妻个人债务一般很难认定, 未参与举债一方也很难拿出证据证明债务人的借款为个人债务。根据 ( (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 则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4. 经营性债务难以举证。

随着经济发展, 夫妻双方或单方举债进行经营活动的情况大量增加。大多情况下, 夫妻间参与经营的只是夫妻一方, 另一方并不参加。而且, 因经营所形成的债务, 即便一方独自以其个人财产进行经营而且收入归己没有与家庭发生任何关联而形成债务, 夫妻另一方一般很难举证所经营的资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而且也没办法约束经营一方的经营行为和非经营行为。而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未经营一方须承担举证责任, 在未参加经营的情况下, 却要承担举证经营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且经营收入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违反了消极事实无法举证的原理, 有失公平。

从以上对举证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 现实中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简单地说由主张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或由主张共同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其实都是不科学的。总结起来, 笔者认为: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分配举证责任, 在以夫妻名义共同举债的情形下, 要求主张是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若不能举证, 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在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情况下, 要尽量保护举债方配偶的利益, 要求举债一方举证, 否则就认定为举债人的个人债务。这样综合考量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才是比较合理的、公平的。

四、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1. 设立夫妻大额债务共同签字制度。

在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对方财产的现象成为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的难点, 且这种现象在缺少法律规制的情形下越来越严重。

推定规则容易助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的故意, 容易引发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的危机。此类债务纠纷大多发生在婚姻走到尽头之时, 感情一旦不存在, 夫妻间的财产争夺战就显得冷酷而残忍。 (2) 为了获取更多了利益, 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常常不惜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欺骗法院和其配偶, 从而达到其想要获取更多的财产、取得更多的非法利益的目的。为防止一方恶意举债而引发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之争, 立法应当对夫妻单方大额举债行为进行规范。因此笔者建议立法规定:大额举债要经过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否则, 夫妻任何一方单独举债的, 可以推定为其与债权人已约定为其个人债务, 除非有证据证明该项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另一方事后予以追认的, 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般而言, 大额债务是应当排除在日常家事代理范围之外的。债权人作为善意交易人应持谨慎交易的态度, 其在出借大额款项或进行大额交易时, 应当征询债务人配偶的意见, 否则可推定其认可该债务为个人债务。对债权人为追求高利贷利益而盲目借款或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谨慎交易的行为, 其自身本来就存在过失, 所以应承当风险。

2. 完善离婚案件中夫妻债务处理的规则。

(1) 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而这一推定规则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 存在严重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 并导致了当今诉讼欺诈现象的日益泛滥。而且, 从理论上说, 其一, “家”不是一个民事主体, 夫妻个人举债即使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也不能说是“家”与债权人有债之关系。 (3) 家庭成员有其独立性, 每个个体仍为私法上最基本的行为主体, 毕竟个人责任自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每个人得根据自身意思自我负责地形成其社会经济生活, 此为私法自治的集中体现。人们在从事经济交易、进行社会往来时, 关注更多的是交易对象自身的信誉和资质, 而非其配偶如何、背景怎样。 (4) 其二, 在交易之初, 由于债权人拥有交易选择权, 他完全可以通过让夫妻另一方对债务进行确认来规避这种交易风险。这种规避交易风险行为的成本, 比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强加给夫妻另一方所导致的反驳成本要小得多。 (5)

我国法律规定离婚时分割财产的基本原则是适当照顾女方、子女以及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公平处理共同财产及债务。但司法实践中, 往往是法律无法保护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无过错方以及子女的权益, 反而为他们增加了不合理的债务负担。因此, 应当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当然, 废除该推定规则, 可能会出现客观真实上系夫妻共同债务, 但债权人因无法获得夫妻之间内部信息而举证不能, 导致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不符。但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其他方面的途径加以补救, 力求平衡婚姻关系双方及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各方的合法利益。

(2) 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 灵活适用法律, 平衡各方利益。目前“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己成为全国各地法院审理夫妻共同债务案件普遍适用的规则, 在立法上还没有对其完善的情况下, 法官应充分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 对夫妻个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进行充分比较权衡, 并灵活适用法律, 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首先, 应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适用范围作限制性理解。体系解释也称逻辑解释、系统解释, 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 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 (6) 其目的是为了全面、完整地把握立法精神和法律含义, 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失却法律原意。《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是对现行婚姻法的解释, 其应忠实于现行婚姻法, 并限制在现行婚姻法的框架内, 不能超出立法本意。其次, 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法官审理案件时, 应在兼听双方当事人述辩的基础上, 综合分析案件的事实和证据, 利用自己的经验法则, 选择适用法律规则, 对具体案件作出合理公正的判断, 这样的判决结果会更符合客观事实, 更趋向于实质正义。最后, 变通适用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关键在于“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 但因为婚姻法相关解释缺失对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规定, 加之我国又没有对日常家事代理权作明确规定, 法官若直接适用该制度易引起当事人的非议。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可采用两个判断标准:一是夫妻双方是否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 二是夫妻双方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 (7) 尽管这两个标准表述不是很科学, 但我国实务界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 此标准已居主流地位, 可将之与日常家事代理联系起来分析, 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的个人负债可推定为夫妻合意, 认定为共同债务。而对于一些争议较大明显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巨额债务, 则应从严审查, 不可轻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3. 明确夫妻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之争的举证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 使得很多情形下明知是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却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给法院裁判及当事人利益都带来很多困扰。如前所述, 依据现行法律规定, 夫妻一方要举证证明另一方个人举债非夫妻共同债务难度极大, 在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情况下根本无法举证, 依据法律规定却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最终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按照我国的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以及社会的传统观念, 法律侧重于惩罚婚姻的过错方, 但事实上过错方往往是事先有所准备并刻意隐瞒其所作所为, 甚至故意制造假象蒙蔽法院, 蒙蔽配偶他方, 其主动坦白过错的情形是很罕见的。正是由于无过错方在诉讼中的举证不能, 使得本该胜诉的受害方往往难以提出有利证据得到法院的支持, 亦使得法律保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难以实现。因此, 我国《婚姻法》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上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实行夫妻债务认定举证倒置规则, 由夫妻参与举债一方当事人证明所举债务确实是夫妻共同决定, 或确实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需要的,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否则, 按举债一方个人债务处理。这种举证规则比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诉讼中将举证责任强加给夫妻另一方的成本要小得多, 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4. 增补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在婚姻生活中, 日常事务琐碎繁多, 夫妻确有相互代理的需要, 这种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推定, 同时也符合婚姻当事人的本人利益, 这一制度有利于维护简单民事交易的安全, 方便日常生活。这一制度早己成为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制度, 英美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虽然只是对夫妻互有日常家事代理权予以间接承认, 这已经是对原有婚姻法理论的重大突破。 (8) 但直至今日日常家事代理权并没有得到立法上的明确规定, 因此建议在婚姻法中引进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并且明确限定日常家庭事务的合理范围, 这对于维护家庭生活的稳定和民事交易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应严格把握, 限制在合理的范围, 不宜扩大。完善我国的日常家事代理制度首先要将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限和范围规定清楚。如史尚宽先生所说, “就家事之规模及其外部的生活样式”确定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因为“日常家务之范围, 依各夫妻共同生活之情事及因为其行为之目的而有不同, 由外部正确判定, 甚为困难。然如依内部情事而定其范围, 不独有害于第三人, 结果反有碍夫妻共同生活之经营。” (9) 即有了生活样式外观的日常家事代理权, 可以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限和范围清楚之后, 对于非属于日常家事代理事项的处分就应当征得夫妻双方的同意和确认。笔者认为应规定为:一方若设置不属于日常家事范围内的债务, 须经另一方的同意和确认, 否则应当视为个人债务, 由举债方自行承担债务后果。但该债务负担若符合民法表见代理的外观而使债权人有理由相信的, 不足以对抗债权人。

参考文献

离婚案件的难点 篇8

关键词：离婚案件；公告送达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81-01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外出务工的人数增多，离婚率逐渐上升，

法院在办理离婚案件时会出现的被告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的情况，法院会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一、公告送达概念

公告送达，是我国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的一种，指法院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文书时，通过公告将文书有关的内容告知受送达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而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这样有利于解决文书送达难的问题，保护原告方合法权益，尽快办结案件，提高诉讼效率。不过在实践操作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

二、公告送达存在的问题

第一，当事人恶意诉讼。有的原告其配偶长期外出务工，利用公告送达规定，向法院起诉离婚，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故意隐瞒配偶的联系方式，欺骗法院，称被告已下落不明，法院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法律文书，从而错误适用公告送达。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当事人对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是不得申请再审。被告大多对于开庭和判决结果不知情，回到家后才知道自己与配偶的婚姻关系已经被解除了，但也无能为力，无法得到救济。

第二，增大案件缺席审理的难度。在公告送达离婚案件中，缺席审判时往往对于感情是否破裂、子女抚养权问题、财产分割问题的处理难度加大。审理案件过程中，被告不到庭，有些原告为了离婚，会夸大其词，来证明夫妻感情不和，审判人员又无法听取双方的陈述辩论，仅能依靠原告一方举证和陈述，这种情况下，来判断双方感情是否已经破裂从而做出判决比较困难。此外，子女抚养问题难以处理。公告送达缺席审理的离婚案件中，双方不能就子女抚养相关问题进行协商，有些情况下，判处归原告或被告抚养，都难以实现公平，更使其子女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影响其健康成长。有的法院甚至为了尽快结案，还会将子女抚养问题请求驳回或者不作处理，这样就会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公告离婚案件中，自然也会涉及到财产分割问题。由于被告不能到庭，法庭一时很难查清原告和被告之间真实的财产情况。有的当事人甚至会隐瞒夫妻共同财产，这将会严重损害被告一方的利益。当然，被告方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产，也无法查清。当被告出现时，就有可能会出现新的纠纷。离婚案件公告送达可以在一方下落不明时使善意的当事人得以解除婚姻关系，提高诉讼效率，但同时也引发的许多问题仍需要更好的解决。

第三，公告送达的范围过窄。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刊登公告，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按其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但目前的公告送达仍然存在一些漏洞，法院往往会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也会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但公告的范围也仅仅限于本地，范围过于狭窄。法院在报纸上刊登公告的，这些报纸往往专业性很强，普通人根本很少阅览，被告人可能因为错过当天的报纸而不知公告内容，难以达到送达的实际功效，这就会损害被告方的诉讼权利。

三、完善公告离婚案件问题的建议

第一，加大对恶意诉讼当事人的处罚力度。有些当原告为了达到离婚目的，故意隐瞒配偶的联系方式，谎称被告下落不明的假象，欺骗法院进行公告送达，并缺席判决离婚。而离婚案件有特殊性，除涉及财产关系外，还有人身法律关系。一旦当事人离婚后又结婚，原来的婚姻关系就难以恢复。这样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种恶意诉讼的当事人，应依法加大依法惩处的力度，如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对其采取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予以罚款、拘留。对于恶意诉讼离婚的，对方当事人申诉时，可以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权问题做出有利于无过错方的判决，法院也可以根据实际损害判处恶意诉讼者给予对方适当的惩罚性赔偿。

第二，严格审查相关材料及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范围。在审理被告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中，原告应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法官应对其提供的证明材料仔细核对，不能轻易做出公告送达的决定。必要时候要法官到相关地区，调查核实对方是否下落不明，向被告近亲属说明相应的法律后果，理清当事人双方的感情关系。同时可以加强证人出庭力度，离婚案件涉及人身关系和家庭稳定，必要时候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严格审查，根据证据规则，对于原告提供的相关证人证言应当通知其到庭。这样，有利于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把握证言真实性，客观性，更好的审理案件。适当加大原告举证责任，可要求原告提供较全面证明，使法院更全面了基本事实，从而做出客观合理的判决，这样有利于保护当事人根本利益，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发生。

第三，进一步完善公告送达方式。在具体案件公告送达时中，为了使受送达人最有可能知情，应该扩大公告的范围，公告的方式也可以多样化。张贴公告，还可在当事人以前经常出入等地点进行，刊登报纸进行公告也不应仅限于专业性很强报纸，可以适当放宽刊登公告的报纸范围。除了刊登报纸和张贴公告，还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拓展其他方式的公告。如今电子科技不断发展，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可以进行网上公告，这也扩大了公告送达的范围，提高了有效性。

家庭稳定與整个社会的和谐息息相关，离婚案件主要涉及人身关系，所以在审理离婚案件时适用公告送达方式应该谨慎，用其他送达手段都不能合法送达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公告送达。要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完善公告方式，加大对恶意诉讼当事人的处罚力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不必要矛盾。

参考文献：

[1]孙勇.公告离婚的适用与完善[J].《理论月刊》，2006 .

[2]赵友新.离婚案件应慎用公告送达[N].江苏法制报， 2008-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