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合同的合同

借贷合同的合同（通用9篇）

借贷合同的合同 篇1

王某和李某是同村村民，关系处的一直很好，2016年9月3日和10月24日王某以砖瓦窑厂扩建需要资金为由先后两次分别向李某借款30万元、20万元，王某向李某借款共计50万元，王某为李某出具了两张借条，借条中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双方口头约定使用期限最多为一年，待王某资金周转过来马上还款。同时王某还向其他亲友借款2000多万，并给其他亲戚朋友许诺了高额利息。王某借款后，并没有按约定用于扩建窑厂，王某用一部分借款购置房产和豪车，大部分借款被用来放高利贷，后因王某的债务人携款潜逃，造成巨额借款收不回来，导致王某资金链断裂，王某无法支付债权人借款本息。王某的债权人经常到王某家中索债，2016年4月27日数名债权人到公安局经侦大队报警，告王某诈骗、非法集资，部分债权人还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保全了王某的财产。李某作为债权人也多次向王某索要借款，王某一直以各种理由拒不归还借款，李某无奈只得于2016年5月6日委托本律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中，王某称借条并非自己书写的，是李某伪造的，向一审法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后又放弃鉴定。2016年7月27日一审法院判决王某归还李某借款，王某不服一审判决，委托律师提出上诉，王某的上诉理由是借据确实为自己书写，但是李某并没有实际交付借款。

【承办经过】

2、被上诉人李某已经实际向上诉人王某交付了借款。民间借贷合同

被上诉人李某向上诉人王某交付

了50万元借款，上诉人王某向李某出具了借条，借条就是被上诉人交付借款的证据。上诉人王某一再强调被上诉人李某没有提供实际交付借款的证据，是上诉人王某混淆了借条和借款合同的概念和区别。借款合同本身是实践合同，不仅要有书面借款协议或者借据，更重要的是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借款。实践中，民间借贷操作流程是出借人先给付借款人借款，借款人再向出借人出具借条，而且借款时出借人也只是让借款人出具借条，很少有出借人和借款人先签订借款合同，出借人交付借款后，借款人再向出借人出具收到条。被上诉人李某作为普通百姓不知道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不仅要有借款合同还要有交付凭证。另一方面，如果借款事实不存在，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会向出借人出具借条，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后应该了解其法律后果，可上诉人既没有向被上诉人要回借条，也没有报案说明情况，也证实被上诉人李某已

经实际交付了借款。上诉人王某应该承担被上诉人李某没有实际交付借款的证明责任，否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3、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及上诉到二审法院其目的是为了拖延还款时间，甚至达到不归还借款的目的，但是上诉人王某向被上诉人李某借款5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相信上诉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枉费心机，是徒劳的，上诉人积极想办法筹款还钱才是正道。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困难的时候，考虑到邻里朋友关系主动伸出援手，帮助上诉人度过难关，令被上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上演了一出农夫和蛇的悲剧。

另就借条和借款合同的区别作如下说明：

借条不同于借款合同，借条不仅反映了一个借款合同的存在，借条更重要的作用是证明借款合同出借人对出借义务的履行，着重确认的是借款人的还款

义务。民间借贷合同借条与借款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借款合同关系是出具借条行为的基础关系，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借款合同是典型的双方民事法律行为，需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直才能成立，如果借条就是借款合同，则它是书面合同，书面合同需要当事人双方签字才能成立，而借条只要借款人单方签字就成立，无需出借人签名。因此，借条不是简单的借款合同，只是证明口头借款合同的存在，并且出借人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在民间借贷中，尤其是亲朋好友之间的借款，借款协议往往是口头的，并且大多是不计利息的，因此其借款合同是单务合同，借款合同又是实践性合同，也就是说，只有出借人交付了款项后合同才能生效。正因为借款合同具有这样的法律特征，当事人之间往往有口头协议之后，由借款人直接出具一张借条作为凭据，而少有订立一个书面借款合同，又因为借条是基于借款协议而产生的，当然具有反映或者说证明

借贷合同的合同 篇2

(一) 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

在1986年我国所公布的《民法通则》中第58条第5项中提出“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在此条文中可以明确看出是对公共利益和受保护的权益进行了有效的明示行为保护, 对部分自由进行了干预和限定, 但是与此同时相对应的是对公共权益和受保护的权益对大自由化的保障, 这一条文结合《民法通则》就导致人们对于其所提出的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出现了误解, 即认为违法或违反法律或公共利益的行为方式均视为无效。从而导致在司法认定中的“法”进行了扩大化应用, 使得违法的“法“包括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只要违反上述文件或法律条款, 均视为合同无效。这就容易导致在一旦产生合同纠纷, 违法方往往会找出各种政策文件对合同的合法性予以辩驳, 导致出现合同违法, 不具备法律效益, 从而逃避责任与违法处罚, 这样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的公平性, 违背了市场交易的诚信原则, 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

(二) 否定部分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效益

通过对上述问题所发生事件的反省, 我国颁布的《合同法》在第52条第5项中进行了明确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被认定为无效。此条款重在说明能够对合同合法性予以否定的仅限于法律政策和行政法规, 其他下位阶的法律规范对不足以构成对合同违法性的认定。由次条款可以看出其主要是对合同的违法性认定加以了限制。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过程中, 这一条款未能得到彻底的贯彻落实, 地方法院往往在审理设计民间企业间借贷合同时对多依照的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的相关条款予以执行, 即“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 属无效合同”。但在我国的法律以及行政法规中, 对于民间企业借贷合同的管理规定最为适用的就是《贷款通则》第61条所规定的“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但这其中所涉及的矛盾点和疑点却无法展示其公正性, 因为《贷款通则》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属于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 布局本对合同效力进行否认的权利。因此人民法院也不能将其作为判定合同是否违法的依据, 不能确定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 此种做法也违背了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规定的判定民间借贷合法的标准及准则。

(三) 打击涉及违法犯罪的民间借贷活动

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发展至今, 虽然在司法判定中已经引起了重视, 但依然没有减少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判定, 更多的是依照“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条款予以审理。在司法机关的审定中进行这样审判的举要宜居是:地方级行政规章是地方政府在行使政府职能时所发布的便于对于当地政府机关开展工作, 促进地方政府经济效益提升, 协调地方经济发展, 主导地方经济健康有序, 其所发布的行政规章必然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体现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虽然作为下位阶的规范, 但若是合同违背其准则, 也必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而影响整体宏观经济,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王利明先生的观点中认为:地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其出发点在于维护地方的社会公共利益, 若违反地方发行法律文件就必然带来对公共利益的损害, 其合同也将会被视为无效。然而, 在实际案件当中, 部分行为虽然违背了法律本身, 但却不一定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二、无效的民间借贷合同

(一) 有复利约定的民间借贷合同

复利在我国自古至今就是一个敏感的司法问题。在现今法制社会下, 我国《合同法》将借款合同单独列为一章进行规定与阐述, 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而涉及复利的问题是在两个司法解释中有所涉猎。我国的部分学者对这些条款进行了分析, 认为, 我国在司法上并不保护复利的利益。第一个司法解释是1988年最高院所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125条:“公民之间的借贷, 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 不予保护。”, 第二个是1991年所颁布的《审贷意见》第1条:“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 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 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在一个司法解释中明确阐述了国家司法对于复利不会予以保护, 对于复利作出了一个限定, 以国家利率作为审判标准, 标明一是不得将利息纳入本金, 而是复利超出国家利息的不予以保护。由此可见这两个司法解释存在一定的矛盾点和不相容性, 相互冲突, 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的, 在没有上位法规规定的情况下, 如果出现法律法规相互矛盾时, 需要遵照新法优于后法原则继续宁处理, 这就是说涉及的相关案件需要依照91年所颁布的《审贷意见》予以执行保护, 超过四倍利率的不予以保护。同类的案件可以找的条款可以参看重庆高院所颁布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在其13条中指出“出借人根据约定将利息计入本金请求借款人支付复利的, 只要约定利率不超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就意味中在民间借贷过程中, 若涉及到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复利应当予以保护。

(二) 为赌博而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

对于为赌博而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 其主要分两种情况审定, 其一为, 贷款人对于借款人将款项用于赌博事宜并不知情, 借款人始终声称采用欺骗或其他方式导致贷款人对其借款签订借款合同的, 其合同不具备法律效益, 将依照可撤销的民间借贷合同一节予以处理;其二为, 借款人明知借款人所接款项为赌博或赌债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 (法「2011]336号) 规定所涉及到的赌博和吸毒贷款的分情况处理, 若形成赌债, 构成企债和胁迫的, 按照合同撤销处理, 若明知其为借贷赌博的, 依照《合同法》52条判决合同无效。

三、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后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 争取担保落实

截至到现在我国尚未出台具有正式意义的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就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 民间借贷行为正在蓬勃发展, 其非但没有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持续造成影响, 相反的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解决了很多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的部分企业和个人金融业务的需求, 分担了部分的额金融风险, 解决了中小企业和个人发展中所遇到的融资难问题, 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部分后顾之忧, 对于我国企业发展, 乃至国家经济发展也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出现民间借贷市场行情的混乱与不可控制性, 更多的根源在于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法规不完善所造成的, 政府出于维护市场紧急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虑, 对于民间借贷一直持有否定的态度, 对其监管也一直游走在法律边缘, 使其在不断壮大中所出现的问题层出不穷。要扭转这种局面, 我们就需要对民间借贷转变态度, 将否定和打击转变为支持和肯定, 将其纳入法律正常的监管范围之内, 这一要求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确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和给予法律上的正式规定, 加以约束和管制。

(二) 进行合同公证

进行合同公证是民间借贷行为有利保障最有效的措施之一。虽然大部分民间借贷合同是有效的, 但是部分合同依然存在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的主要来源就是民间借贷背后的一些列活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贷款人对最终借贷合同中的本息归还问题。对此, 笔者建议推广对单个的民间借贷合同进行专门机构的公正或者登记, 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民间借贷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的合法利益。第一就是由专门的机关对发生民间借贷关系的双方进行相关的资格审查, 有效的避免弄虚作假、隐瞒实情、非法吸收贷款的行为发生;第二进行公正和登记是对借贷双方及他人的一种公示, 公示其借贷行为的存在性, 也为借贷双方的信息进行了公示, 使得双方了解各自的信息情况做出更好的应对。这样就可以避免借贷双方可以对自身不利信息的可以隐瞒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影响民间借贷的信誉问题。

(三) 保存借贷凭据

因为民间借贷本身出于相对高回报的考虑, 其自身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 所以在民间借贷合同中能够进行有效担保就能较大的保护双方的利益。这需要我们借鉴现代的投资担保公司的操作理念对现在的民间资本运作下的民间担保机构予以借鉴。这样成系统成规模的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操作, 就容易组织力量对借贷行为的主体进行审查, 从而避免民间借贷的高风险, 维护借贷双方的合法利益, 满足资金需求的主题融资。担保机构作为担保方, 一旦借贷合同出现死帐、烂账, 那么借款方将把担保机构作为责任方予以起诉。相对个人而言担保方在获取自身利益后其必须剧本审查贷款方的义务, 同时因为其经营规模与专业性, 对于风险的规避能力也较强, 能够顺利的推动民间借贷行为的发展。

(四) 注意诉讼时效

对于民间借贷合同的诉讼时效性, 分为两种情况, 即民间借贷合同确定了还款时间和未确定还款时间的。若在民间借贷合同中签订了具体的还款日期, 出借人在合同还款日期抵达后所提出的归还借款的权利诉求在诉讼时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以还款日期后一天开始2年记为普通时效。对于民间借贷合同中不定期还款的还款诉讼请求, 现在判定的有效时间准则是自借出人提出合理的还款时间, 待还款时间抵达后次日开始计算。由于在民间借贷合同中未确定还款时间, 出借人可以随时催要借款人还款, 但一旦走到司法程序, 在诉讼时本着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精神, 一般自提出合理归还日期后, 将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长期不确定性予以规定, 平衡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基本依照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予以判决, 即, 从借贷关系发生之日起, 20年内出借人可以随时催要还款, 超出20年则丧失还款的胜诉权。

四、结语

民间借贷合同的使用已经越来越平凡, 不再局限于自然人之间, 也会发生在自然人与企业, 甚至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在我国未来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时, 我们要适当的加大对于民间借贷的支持甚至是扶持, 在政策上予以保护, 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 通过法律条款的规定和规范来促进民间借贷合同的合法化和民间借贷合同的利益保障, 同时尽量通过规范化的、程序化的操作规避民间借贷合同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民间借贷合同的处理可能存在很多的经济问题、金融问题、法律问题以及社会问题, 本人学识有限, 若本文着存在不足或者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早日出台, 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维护民间借贷的权益。

摘要：民间借贷现今社会愈演愈烈, 仅在湖北境内前段时间所曝光的大型民间借贷案件就有两起, 蕲春1.3亿民间借贷融资案, 襄樊3000万借贷融资案逐渐浮出水面, 其对于市场经济的扰乱以及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 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发展。本文中将结合我国对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条款进行研究, 结合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 对民间借贷合同的界定、特征以及认定依据、成立与生效等方面的内容, 结合具体案例对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进行分析和研究, 进而对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后的风险防范进行探讨。

关键词：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对策

参考文献

[1]宋一鸣.我国民间金融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思考[J].财税金融, 2013 (1) :71.

企业间借贷合同法律效力认定 篇3

关键词：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

2007年4月底A公司向B公司借款200万元并约定月利息4万元，B公司追要本金及利息起诉到合肥中级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支持B公司的诉讼请求。A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安徽高级人民法院，安徽高级人民法院以B公司与A公司之间的借贷行为无效及B公司不能证明其已向A公司提供了200万元的借款，驳回B的诉讼请求。B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B公司与A公司之间的借贷行为没有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基于该借款行为签订的借款合同不应当认定无效，撤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支持了B公司的诉讼请求。B公司在此案中从胜诉到败诉再到胜诉真可谓一波三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对企业之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不同。

一、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概念

企业间借贷纠纷是指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纠纷。《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企业间借贷合同是指不具有金融业务许可资质的两个企业之间，由一方企业将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借给另一方企业使用，另一方企业在约定期限届满后归还本金，支付利息的合同。

合同法调整的合同是指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规定。《合同法》借款合同章也没有表明企业间借贷合同不适用合同法，所以，那些认为《合同法》借款合同章是用来调整主体为金融机构和自然人的借款合同是没有依据的。企业之间所订立的“借款合同”性质应属于民事合同范畴，应由我国《合同法》进行调整。

二、对企业之间借贷合同一概认定为无效的法律依据不足并且有违民法的基本原则

在本文引用的案例中，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采用了只要是企业之间借贷合同就一概认定为无效的观点。其在判决中称：涉案借贷双方均为企业，本案应定性为企业借贷纠纷。洪泽丰润公司与福赐德公司均非国家规定的可以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以下简称《逾期借款批复》）中“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的规定，双方之间借贷行为无效。在实践中，认为无效的依据还包括：①1996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联营解答》）第4条第（二）项：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

以上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的依据在颁布当时可以说是合法的，但随着《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颁布实施，这些依据可以说是失去了有效的法律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种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其中第（五）项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同法）解释（一）》、《（合同法）解释（二）》中对此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逾期借款批复》、《联营解答》中所称的“有关金融法规”指的就是《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和《贷款通则》，可是《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已经被废止，《贷款通则》只是一部门规章，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间借贷的合同无效的司法解释，实际上是缺乏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依据的，不应再以此来确认企业间借款合同的效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联营解答》等司法解释，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后的处理结果为：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但是，这样的处理结果在司法实务界不仅非常少，并且不断的遭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质疑和反对。因此，很多法院坚持认定无效，但以其不具有行政违法性，故对当事人之间约定取得的利息或者已经取得的利息不再收缴，也不对当事人进行罚款。还有部分法院更进一步认为企业间的借款行为应当予以保护，但对于利息的保护标准，仅仅规定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给付利息。例如，江苏省高院《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依法妥善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9]45号）就规定“企业将自有资金出借给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所急需资金的，孳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虽然，很多法院的裁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概认定无效的做法，但是，仍然有悖于民法的基本原则。

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所谓诚实信用，其本意是要求按照市场制度的互惠性行事。在缔约时，诚实并不欺不诈；在缔约后，守信用并自觉履行。如果对企业间借贷合同一律认定无效，就会导致借款企业在资金紧张时随意的许诺进而获取资金，归还时以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为由拒不履行约定的义务，减少利息支出，获取不正当收益，破坏市场诚信的建设。

如果对企业间借贷合同一律认定无效，就会导致出借人将自有资金借给借款人，帮助借款人度过经济难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出借人不能因此获取应得的利益，损害了出借人的利益，这明显对出借人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对企业间借贷合同一律认定无效，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全面否定，完全排除了当事人对自我财产的处置权。

三、基于出借方不是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自有资金进行的临时性拆借行为而签订的企业间借贷合同应认定为有效

《公司法》第149条第3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据此，公司可以将资金借贷给其他公司或企业，此种资金拆借行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此条规定给企业间借款合同效力的认定也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金融市场主体也更加多元。因融资困难导致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进而引发企业倒闭的现象时有发生，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活跃金融市场，很多高级人民法院都发文，附条件认可企业之间借贷合同效力。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涉金融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黔高法[2012]169号）中规定，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间借贷合同一般应认定有效，①用于借贷的资金属于企业自有资金；②提供借款的企业不是以放贷牟利为应收主业；③借款用于企业自身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间借贷合同明确约定利息，且约定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限四倍标准以内的，可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2013年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在商事审判中，对于企业间借贷，应当区别认定不同借贷行为的性质与效力。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但实际经营放贷业务，以放贷收益作为企业主要利润来源的，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在无效后果的处理上，因借贷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借款人不应当据此获得额外收益。根据公平原则，借款人在返还借款本金的同时，应当参照当地的同期贷款平均利率的标准，同时返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在本文引用的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以“出借方洪泽丰润公司并不具有对外出借款项的金融业务许可资质，故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实际属于企业之间成立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当事人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该合同。该借款行为是洪泽丰润公司为福赐德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以自有资金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的理由认定了洪泽丰润公司与福赐德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有效。且以“当事人约定的利息数额不超过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且不存在出借企业转贷牟利的情形”的理由支持了洪泽丰润公司要求福赐德公司支付利息的诉求。

由上可见，企业之间借贷合同认定有效应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出借人不是以资金融通为常业。资金融通为常业是指企业超出其登记的经营范围，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长期以放贷牟利作为主业，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

第二、用于借贷的资金属于企业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指企业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经常持有的，可以自行支配使用并且无需偿还的那部分资金，主要包括股东的出资、企业未分配的利润。从金融机构借入的资金不包含在内。

第三、为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

第四、无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情形。

四、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有效的做法既符合国家政策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中指出“紧紧围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拓展市场广度，扩大市场双向开放，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防范和分散金融风险”。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直接融资种类之一，如果有条件的认定企业之间借贷合同有效，那么就为企业进行直接融资打开了一扇大门，化解用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发挥企业之间在资金方面的互助功能，促进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财富迅速积累和增加，企业为了防止财富缩水贬值，急切要求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来保证财富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贷款风险提高借贷条件，中小微企业融资越来越难。在一定条件下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出借的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在一定条件下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那么一些企业就不必要再以虚假的联营、投资、买卖、委托理财等进行真实的借贷行为，这样可以减少由此引发的纠纷。这样也有利于纠纷发生后法院对纠纷的定性；有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减少企业的诉累；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假购房真借贷合同的处理 篇4

裁判要旨

银根收紧政策背景下，出现了大量以房屋买卖合同形式进行的民间借贷行为，针对此类案件，应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查清真相，准确认定事实，按照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实质。

案情

2009年2月24日，蔡常作为买受人与开封市瑞信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瑞信公司）签订了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第三条：所购房屋为A区之A17、A18、A19、A20、A21号，F区之02号房，用途为商业；第四条：该商品房总价款600万。同一天，蔡常向瑞信公司交纳了600万元购房款，双方还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条款》一份，约定：蔡常同意瑞信公司于2010年4月24日前，按原价回购上述房屋，并配合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瑞信公司承诺每月24日前，将按月息2.2%向蔡常支付利息。合同签订后，瑞信公司自2009年2月24日起至2011年7月24日，每月向蔡常支付13.2万元的利息。后因经济变故，未依约定支付利息，同时涉案房屋被瑞信公司抵押给第三人。

2011年10月12日，蔡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双方合同，瑞信公司按照房屋评估价赔偿其损失。

裁判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瑞信公司和蔡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之间已经建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瑞信公司在未告知买受人蔡常的情况下，将涉案房屋抵押给第三人，该行为明显构成违约，鉴于目前涉案房屋的价值明显超过合同约定的价款，据此，瑞信公司应按照房屋目前市场价值予以赔偿。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合同，瑞信公司赔偿蔡常损失1445.5万元。

瑞信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审理期间，依照法律程序向蔡常释明本案应为借贷法律关系而非房屋买卖法律关系。释明后，蔡常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判令瑞信公司偿还本金600万元，并支付拖欠利息，赔偿其相应损失。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瑞信公司应向蔡常返还本金，并从2011年7月25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

评析

1、本案合同性质的认定 对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条款》中出现的“回购”一词的准确理解是认定本案合同性质的关键。回购，从字面解释是购回卖出之物。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银行间债券回购业务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回购是指债券持有人(卖方)在卖出债券给债券购买人(买方)时，买卖双方约定在将来某一日期以约定的价格，由卖方向买方买回相等数量的同品种债券的交易行为。回购在法律上的特征是标的物在一定条件下所有权的回归。而回购协议作为短期抵押资金融资方式，也一直受到市场的青睐。不过目前回购概念仅用于债券金融市场，由于债券是权益载体，依物权法规定，交付即产生所有权，这使得债券作为融资手段成为可能。但是，如果把回购概念用于房地产买卖的范畴中就会产生新的问题。房地产在财产表现形式上属于不动产，房产交易作为独特的商品交易，其自由度和交易程序受到国家强制性限制。依物权法规定，房产回购即为房地产的二次转让，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税费即办理必要的房产登记手续，这增加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故从严格意义上说，房产回购不是一种规范的融资手段。

从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同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条款》的条款看，“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有规定的合同，而“回购”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尚无名称，故本案争议合同是由一个有名合同和一个无名合同组成的混合合同。对混合合同的处理，根据混合合同是各自独立而混合，还是一“主

合同”吸收另一“从合同”而混合，法律适用有所不同：前者是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后者一般应根据“主合同”的性质来适用法律。

同时，判断合同的性质不应仅根据合同名称，应以合同的内容，即合同的权利义务条款作为依据。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条款》约定的蔡常向瑞信公司支付600万元款项并按月收取利息，瑞信公司到期返还本金等，均符合借款合同之特征。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条款》的约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条件为“瑞信公司到期不按时退还房款”，故买卖房屋并非双方真实的合同目的，而是瑞信公司以其所售商品房为60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双方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代替借款担保合同。故本案合同的性质应认定为名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实为借款合同。

另外，虽然本案中蔡常与瑞信公司明确约定瑞信公司如果不按时返还借款，蔡常有权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取得房屋所有权，但该合同条款因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的规定而无效，2、关于出借人损失的确定 如上，该案因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为借贷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蔡常主张以合同条款作为确定其损失的依据，不能得到支持。

至于蔡常主张的瑞信公司偿还本金,并从2011年7月25日起至还款之日止以600万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日千分之一计付利息的请求，鉴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条款》对逾期利息的计算是以本金600万元还是以月息13.2万元为基数约定不明，且瑞信公司的违约行为给蔡常造成了损失，蔡常主张以本金600万元为基数计算逾期利息亦属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因双方约定的逾期利率已超过了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对超过部分法院不予保护。故瑞信公司应向蔡常返还本金，并从2011年7月25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

民间借贷合同样本 篇5

贷

合同

甲方(借款人)： 韩二顶 乙方(贷款人)： 乌苏日乐图 丙方(担保人)：

甲乙双方因借款事宜，按照《合同法》、《民法通则》及其它法律法规之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条 乙方贷给甲方人民币 ____10万___元整（￥100000），于合同订立时，由乙方付与甲方，并由甲方向乙方书写规范借条。

第二条 借贷期限为___年，自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第三条 贷款年利率为 %，即每万元年息 元，甲方以每三个月为单位给乙方支付利息一次，以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不得拖欠，逾期拖欠利息的，乙方按应付利息的 %收取日滞纳金。

第四条

甲方可以提前还清贷款，利息按整月计算。第五条 甲方应按约定及时还清贷款，逾期未还清贷款本金的，乙方按贷款金额的 %收取日滞纳金。

第六条 丙方为甲方还贷担保人，如甲方偿还贷款及利息存在问题时，丙方应付无限连带责任，担保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及滞纳金。

民间借贷展期合同 篇6

合同号：。

甲方：（出借人）电话：

身份证号码：

乙方：（借款人）电话：

身份证号码：

丙方：（担保人）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电话：

（担保人）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电话：

乙方因资金周转困难不能如期偿还三方于年月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合同号为，协议书编号为，以下简称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乙方申请展期，甲方同意乙方的展期申请，担保人同意继续为其提供担保，三方当事人就上述借款展期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原借款金额人民币（大写）（￥）。展期借款金额人民币（大写）（￥）。

第二条：展期借款期限：现甲方同意展期期限为个月，自2013年月日至2013年月日。

第三条：展期期限内丙方自愿为本笔贷款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第四条：本协议与借款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约定的借款利率、还款方式、担保期间、三方权利义务、争议处理方法、违约责任等内容，按借款合同履行。本协议是借款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借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五条：本合同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六条：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担保人（担保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年

哪些借贷合同不受法律保护 篇7

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 其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2、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非法集资;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按照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 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受到的损失, 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3、非金融企业以合法借贷掩盖的非法金融活动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无效:

(1) 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2) 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3) 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4) 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4、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

《民法通则》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违反国家金融法规, 属于无效合同。

5、

明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

6、违背真实意图的借贷关系

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借贷合同。

7、高利贷利息

试析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区分 篇8

关键词：行政合同；辨识；合同目的；合同履行决定权

一、案情分析

某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响应地方政府号召，与自然人王某签订协议，名称为《某立交桥一、二、三号地下人行通道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总括起来内容为：某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将该立交桥一、二、三号地下人行通道的经营权有偿传让给王某，期限30年，转让费于协议签订后5日内一次性付清；在不影响规划、通道安全情况下，由王某自行办理有关手续，依法经营；在协议有效期内，除遇城市规划建设和国家政策及政府指令等不可抗拒因素外，不得随意解除等。

协议签订后，王某一次性交纳了30年的转让费。随后，王某接手三个地下人行通道进行装修改造，开设了商场、旅馆等进行经营，但是仅办理了门头改造、装修的规划审批手续。2005年7月，根据市政府的统一安排，某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将包括协议项下地下人行通道在内的市政设施，移交所在区政府城建局管理。2007年，市政府下文开展“城市管理年”活动，其中就包括对协议项下地下人行通道的清理工作。据此，某区政府清理违法建筑办公室在限令王某自行拆除未果情况下，强行拆除了其在通道内搭建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随后，某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和某区政府城建局联合向王某发出终止协议的通知。

二、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辨识标准的理论分析

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辨识，从理论层面上讲，就是从宏观整体上解决两类合同有何区别问题，众所周知，关于判断标准，我国目前尚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学术界大多从两类合同的内涵和特征入手，对两类合同进行区别，并以此作为判断标准。通说认为，两类合同有以下区别：

其一，合同主体方面。行政合同的当事人必然有一方是行政机关；而民事合同的当事人并非如此，当然有时也有当事人一方是行政机关的情况。

其二，合同目的方面。行政合同的目的是实现行政管理职能和目标，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行政合同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即执行公务以实现前述目的的方式。民事合同的目的是实现当事人各自的私法意义上的经济利益，民事合同是当事人双方遵循市场规律进行交易的方式，而非一方执行公务的方式或者结果。

其三，合同履行的决定权方面。行政合同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行政机关，对行政合同的履行享有行政优益权，即享有单方变更合同内容和解除合同的权利，且该权利的享有不以合同中是否有约定为前提。民事合同中的任何当事人一方，均不享有该等权利，除非合同明确有约定或者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法定情形，否则均不得单方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其四，合同的救济途径方面。行政合同产生纠纷，其救济途径是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适用的是行政法律法规。民事合同产生纠纷，其救济途径则是民事诉讼，适用的是民事法律法规。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仅仅是理论意义上的区分标准，并不能够全然作为辨识合同性质的标准。

第一，从第一个方面合同主体的角度看。按照通说，行政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必然是行政机关，而民事合同则不一定。一般地，在审查一份具体的合同性质的时候，看一下合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主体属性到底是不是行政机关，确实是首先要关注的方面。但是，行政机关有时也可以作为民事合同当事人的一方，这就表明合同当事人一方是行政机关，不是辨识一份具体的合同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的排他、确定和当然的标准。换言之，合同当事人一方是行政机关，仅仅是判定某合同是行政合同的形式条件而非实质条件。

第二，从第四个方面，“合同的救济途径”角度看。通常认为，行政合同产生纠纷后的救济途径是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适用的是行政法律法规，而民事合同产生纠纷后的救济途径则是民事诉讼，适用的是民事法律法规。但这是在已经辨识清楚一份具体的合同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基础上，就其纠纷解决途径和法律适用问题而自然得出的结论。对于一个本身性质尚存争议的合同而言，显然不能以已经进入的程序这一本应后续解决的结果问题作为判定标准。

如前所述，本案虽然已经按照行政诉讼受理并进入审理程序，但因双方对涉案合同的性质有争议，因此该先行程序也自然成为存疑的对象，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不能以立案初始预定的程序作为判定涉案合同性质的依据，因此“合同的救济途径方面”也不可能成为辨识合同性质的实质标准。

第三，从第二个方面“合同目的”和第三个方面“对合同履行的决定权”看，“合同目的”是判定合同性质的最实质的因素，它决定着合同要实现的目标与行政机关应履行的职能是否吻合，是决定合同根本性质的因素；第三个方面“对合同履行的决定权”则是判断合同双方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权益是否平衡的标准，这也是判定合同性质的重要因素。

综上，在上述四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即“合同主体”是判断合同性质的形式要件，但不是决定性标准；第二个“合同目的”和第三个“对合同履行的决定权”两个方面则是决定合同性质的关键性标准。

三、合同目的与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職能是否契合

相对于个案而言，理论总是过于原则和概念化，而个案则是具体和情节杂陈的，因此仅仅了解了“合同目的”和“对合同履行的决定权”两个辨识标准的理论内涵尚不够，还应关注它们在个案中的具体应用。

按照通说，两类合同在合同目的方面的区别在于：行政合同的目的是实现行政管理的职能和目标、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相应地，行政合同就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即执行公务以实现前述目的的方式；民事合同的目的则是实现当事人各自的私法意义上的经济利益，相应地，民事合同就是当事人双方遵循市场规律进行交易的方式，而非一方执行公务的方式或者结果。

因此，在适用“合同目的”的标准辨识一份具体的合同是否构成行政合同时，首先就要准确把握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弄清其职责所赋予其要实现的目标即公共利益是什么，对比其在所签合同中要实现的利益，与其法定职责所赋予实现的公共利益是否一致，继而才能进一步确定其所签合同的性质。

借贷合同纠纷 篇9

一、案情介绍

原告：某汽车公司

被告某汽车板厂、江苏某集团公司

案由：企业之间借贷纠纷

案情： 2000年8月，原告与被告某汽车板厂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将600万元借给被告某汽车板厂，期限两年，时间从2000年8月31日至2002年8月31日。合同签订后，原告将借款600万元给付被告某汽车板厂，合同到期后，某汽车板厂未履行还款义务。

2002年9月30日，江苏某集团公司向某汽车公司出具《承诺函》，写明：其所辖汽车板厂共欠某汽车公司600万元，由江苏某集团公司负责归还，最后还款时间为2002年11月。同日，某汽车板厂也同时向某汽车公司出具《承诺函》，表示其与某汽车公司发生借款600万元，分期分批于2002年底归还。二被告承诺后，均未如约偿还。现原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

1、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欠款人民币600万元;

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二、法院判决要旨

某汽车公司是非金融机构，与某汽车板厂签订的借款合同，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汽车板厂应返还某汽车公司的欠款600万元。江苏某集团公司主动向某汽车公司出具还款承诺函，该行为应认定是江苏某集团公司志愿加入履行还款责任。由于江苏某集团公司和某汽车板厂未约定还款份额，故江苏某集团公司和某汽车板厂应连带承担还款责任。法院据此判决：

一、原告某汽车公司与被告某汽车板厂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

二、被告某汽车板厂和江苏某集团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某汽车公司人民币六百万元。

三、本案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

1、合同第三人

合同第三人是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发生一定法律联系的、享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其行为影响到合同当事人或其他地位受合同当事人行为影响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合同第三人在法律上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类：第一类是合同内容涉及的第三人。该类主要表现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即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此类合同在保险业、运输业信托业中较普遍。第二类是合同履行中的第三人。该类第三人主要指合同履行中涉及到的双方当事人以外的、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合同权利或承担合同义务的人。我国合同法第64、65条涉及到履行中第三人的情况：一是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二是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第三类是合同权利义务转移时的第三人。这类第三人主要表现为：一是合同当事人在不变更合同内容的基础上变更权利义务主体并维持原合同关系;二是变更合同主体，即合同的权利人或义务人将合同的权利或义务转移给第三人。第四类是合同保全中的第三人。第五类是合同侵权时的第三人。

本案中江苏某集团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属于上述合同第三人中的第二类，即在借款合同履行中的第三人。因在本案所涉合同签订时，江苏某集团公司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只是在合同履行中，江苏某集团公司主动向本案原告承诺承担还款责任，履行合同中债务人应履行的义务。

2、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

合同法第65条的规定涉及的就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问题。第三人在债务履行承担中只是履行主体，并未成为合同的当事人。一般是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债务人与第三人协议或三方协议由第三人代债务人履行债务。在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中，债务人是明知的，第三人也是依约定承担履行债务人的义务。如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仍应由合同的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债权人不能直接将第三人作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中江苏某集团公司主动向某汽车公司出具承诺函，自愿承担向某汽车公司还款责任的行为显然不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因本案无证据证明债权人某汽车公司与债务人某汽车板厂协议、债务人某汽车板厂与第三人江苏某集团公司协议或三方协议约定由第三人江苏某集团公司代债务人某汽车板厂履行债务，且债务人某汽车板厂并不知道第三人江苏某集团公司愿代其履行合同义务，在第三人江苏某集团公司向某汽车公司出具承诺函的同时，债务人某汽车板厂也向某汽车公司出具承诺函继续表示履行合同义务。

3、债务转移给第三人

合同法第84条的规定涉及的是债务转移给第三人问题。即债务人与第三人协商并经债权人同意，将债务转移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在债务转移中，债务人退出债的关系，第三人成为合同的当事人，由第三人作为新的债务人承担履行债务的义务。债务转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要达成债务转移的协议，二是该转移要经债权人同意。

本案中江苏某集团公司主动向某汽车公司出具承诺函，自愿承担向某汽车公司还款责任的行为显然亦不属于债务转移。因本案无证据证明债务人某汽车板厂与第三人江苏某集团公司达成了债务转移的协议。

4、第三人主动加入履行债务

第三人主动加入履行债务是并存的债务承担，即指原债务人并没有脱离债的关系，而第三人主动加入债的关系，并与债务人共同向同一债权人承担债务。目前，在理论上对第三人主动承诺履行债务的性质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第三人的行为是保证，第三人是保证人;二是认为属于免责债务转移，第三人取代原债务人独立成为新的债务人;三是认为属于并存债务加入，第三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四是认为第三人的行为属独立的代位清偿行为，第三人独立承担责任。笔者认为，第三人主动承诺履行债务的行为应根据案情区分不同情况加以认定，本案中江苏某集团公司向债权人某汽车公司主动承诺还款的行为应属于上述第三种观点，即第三人主动加入，与债务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因江苏某集团公司

主动承诺还款的行为符合并存的债务承担的法律要件，即本案所涉合同的债务人某汽车板厂并没有脱离合同关系，仍承担向债权人某汽车公司还款的责任，第三人江苏某集团公司主动加入本案所涉合同关系，并与债务人某汽车板厂共同向同一债权人某汽车公司承担债务。第三人主动加入履行债务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债务人与第三人约定了还款份额，第三人按自己的份额与债务人一起履行债务，属第三人部分履行债务;第二种是第三人未与债务人约定还款份额，第三人与债务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江苏某集团公司因未与债务人某汽车板厂约定还款份额，故应属于第三人主动加入履行债务的第二种情况，即江苏某集团公司和债务人某汽车板厂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5、江苏某集团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本案判决江苏某集团公司和某汽车板厂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主要依据在：第一，本案借款合同所涉债务并未发生转移。由于江苏某集团公司既没有和某汽车板厂，又没有三方共同签订债务转让协议，故本案所涉合同的债务并未转移给江苏某集团公司，江苏某集团公司和某汽车板厂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第二，江苏某集团公司承诺还款的行为不符合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法律要件，债务人某汽车板厂不知道合同外的第三人江苏某集团公司代其履行债务;第三，江苏某集团公司承诺还款的行为符合第三人主动加入履行债务的第二种情况，即债务人某汽车板厂并未退出合同之债，第三人江苏某集团公司主动加入合同，与债务人某汽车板厂共同承担还款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