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著名经济学家
——温铁军
温铁军, 男, 祖籍河北昌黎, 1951年5月生于北京。著名“三农”问题专家, 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博士生导师。
农民是第一位的
他独到的视角、新颖的见解、深刻的思想以及充盈在字里行间的忧国忧民之情, 让不少中国人牢牢记住了一个叫“温铁军”的经济学家。
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 温铁军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但谈到“三农”问题时, 这个低调的知识分子却言辞犀利, 不断为农民的处境大声疾呼。
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 而是应该将顺序调换过来, 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 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他说:“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独创。“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是20世纪中国两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说过的, 是他们最先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众所周知,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 只不过增加了一点解释: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 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可能最早在1985年左右提出“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迄今, “三农”问题已经写入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 足以说明其影响力和洞察力。采访中, 他不断地变换着手势, 分析道: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 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 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 这么算下来, 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 也就是说, 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怎么不是就业问题呢?温铁军认为, 无论上什么项目, 只要能够带动就业, 那就是好的项目。另外, 应该为农民安排必要的保障。
功夫在农外
“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 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 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温铁军认为, 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温铁军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讲, 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 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 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温铁军说:“1978年的时候, 小城镇的总量才2000多个, 现在已经超过2万个。它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 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前我们分割两元机构的社会, 进大城市非常之难, 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一旦大包干实现以后, 首先就要解放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要就业, 发展乡镇企业要形成规模, 便都落脚到了小城镇。小康城镇在小城镇的实现, 相对来讲, 它就既能够使农民群众基本上享受到小康社会应该享受到的现代生活, 又同时使它维持了自己传统乡土社会的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温铁军直言, 破解“三农”难题, 功夫在农外。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 我们是个农民大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成为现实。然而, 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 这个特殊群体仍然相对贫困。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下工夫, 也要在“三农”之内找出路。温铁军坦陈:有些问题, 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 则需要“农内”与“农外”功夫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 至少, 我懂得了农民, 懂得了士兵、工人。”
尊重农民的情感
初中没有毕业, 温铁军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时候, 温铁军才十六七岁, 被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有一次, 他带队进山搞副业, “想给大家搞点活钱, 因为穷嘛。结果人还没有出发, 那边的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 批斗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会正在进行的时候, 当地的大队干部觉得那样不合适, 就把我给保了。从那以后我就完全跟当地的农民们在一起了”。
之后温铁军又参军, 当工人, “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 滚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 至少, 我懂得了农民, 懂得了士兵、工人。”11年的工农兵经历形成了温铁军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 和关注农民的感情。
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学的是新闻, 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 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 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 1985年他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 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至今, 温铁军难忘自己的两位恩师在学术上给自己的影响, 一位是自己的博士导师杜润生;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上世纪80年代, 我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做农村调研。我私下有一个想法, 不图别的, 就图跟他学, 图给他当一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汇报什么问题, 你可以推门而进, 不用通过什么秘书汇报什么的。但是, 他所问的东西, 第一个涉及到你这次调查有没有到村到户, 迫使你想跟他谈问题之前, 一定要把基层弄清楚。他问你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地问, 深入地问, 问你调查情况。”温铁军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导师, 一生受之无尽。“其次, 杜老先生能博采众长, 多方面的意见他都能听。除听老同志的意见外, 还特别注重听取年轻同志的意见, 在各种政策讨论的场合总是不忘给在基层调研回来的年轻人交流的机会。”
说到对“温三农”这个绰号的观点, 温铁军说:“其实, ‘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 不是我的独创。说到我的农村情结, 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 这代人责任感比较强,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只是认真地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说完, 温铁军感叹自己“得之于认真, 失之于认真”。这种复杂的心理, 一般人或许难以理会, 但身为局内人的温铁军自有一番品味
他坐在田间
2004年,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在一个颁奖典礼上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 我常常觉得, 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 他们托起了大厦。农民很多, 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 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 很诚挚地表白:“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
为文不说民瘼苦, 再作诗书也枉然。这些年来, 咬准“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农村, 细心地调查, 认真地研究, 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我们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题目, 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会令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这么关注。他写了《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员”成果多多。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 因此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温铁军把心贴向百姓, 把脚踏在大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写”出来。
随和、亲切, 没学者架子——这是周围人对温铁军的印象。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 为政府出谋划策, 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 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 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 温铁军不乐意说自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人物, 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他说:“形成正确决策的惟一途径是, 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 聚思广益, 才能形成的, 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捏出来的。”在注重实际的调研中, 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不管是与高官脚踏红地毯交谈, 还是和农民坐在田埂上聊侃, 他都是那么笑容可掬。多年的农村研究给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层试验所得到的感性经验, 比书本上那些精确漂亮的理论模型更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他已经经历了一个从教科书式的专家到奏折式的策士、再到影响大众躬身实践从而最终也影响到决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
是的, 只有在基层沉下身子, 才能获得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体悟。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 温铁军对于中国农民的要义和处境有超乎寻常的理解。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 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 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自信。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 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的醍醐灌顶般的警醒, 他那发自肺腑的呐喊, 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 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如今, “三农”问题已成为显学和传媒眼中的宠儿。温铁军反复称“三农”问题为中国的“世纪难题”, 而更多的学者则称之为“结”。对此, 尽管有人视为危言耸听, 但是谁都不能否认, “三农”问题是中国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三农”存在的问题确实已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亟须解决的关口。
“三农”问题, 中国经济绕不开的坎。冬天快过去了, 春天孕育着希望, 温铁军期待着, 中国的农村改革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
温铁军认为, 整个第三世界, 本来就没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孤立存在的农业问题。发展中国家首先考虑的是农民生计问题, 其次才是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农业稳定问题。
温铁军简历
1979-83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 获文学士学位。
1987年公派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 (ISR) 和世界银行进修, 获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
1991年, 自费公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并到康奈尔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讲学交流, 其间参加密执安大学夏季学院量化分析培训, 获ICPSR (国际社科联) 颁发的统计分析专业结业证书。
1995-99年, 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1996年7月-97年2月通过硕士研究生必修课考试和教委外语统考后转修博士课程, 1998年7月修满学分通过各科考试获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
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
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
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 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 1993年任调研处长, 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
1998年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科研处长, 学术委员会委员。
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2004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研究领域
国际方面——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
国内方面——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 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
承担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的重大、重点、一般、应急课题, 以及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是国家985计划“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基地 (I类) ”首席专家、北京市重点“农村发展管理交叉学科建设”项目首席专家。
成果荣誉
温铁军教授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 1999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部级, 第一获奖人) , 2000年获长江读书奖 (优秀论文奖) , 2003年获“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 (中央电视台) , 2005年获杜润生基金会农村发展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 2006年获“中国环境大使”称号 (环保部等7部委) , “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200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和谐中国年度人物奖”;2009年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省部级, 第一获奖人) ,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2012年12月8日,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担任院长, 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担任执行院长, 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三位中国乡建运动先驱的后人卢国纪、梁培宽、晏鸿国担任名誉院长。
代表作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 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 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 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 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60年间, 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 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 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 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 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 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 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 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 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 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 实现了“软着陆”。
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青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嵇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 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遂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
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道商之鼻祖。
人物思想
在春秋时期，范蠡的老师计然就对“低吸高抛”有过经典论述：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名叫辛文子，是晋国逃亡公子的后代，是一个大经济学家，也是一个技术精湛的“相者”。范蠡将老师的经商经典融会贯通，著有《计然篇》，在《国语·越语下》中均有记载，但皆已流失。
范蠡用计然传授的方法，到山东定陶去经商，因为他认为定陶是天下的中心，与四方的诸侯国四通八达，货物交易起来十分便利。范蠡的方法是治理产业，但是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是苛求他人。他认为善于经营致富的关键是：能够任用贤人，懂得把握时机。在19年的时间里，范蠡三次赚了千金之财，两次都散给了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到了晚年，范蠡精力衰竭，把产业委托给了子孙，变成了家族式的企业。子孙们继承了他的产业，继续滚雪球式的发展，终于有了家财巨万。
范蠡具有深邃的经济思想：他认为物价贵贱的变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府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其言论见于《国语·越语下》和《史记·货殖列传》。他的经济思想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范蠡认为，越国善蚕桑，齐国善耕锄，秦国善冶炼，赵国善土木，各国有各国的长处，经商就是促成各国的交流。在重农轻商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见解难能可贵。他在经济上主张“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等观点，强调人们不仅要尊重客观规律，而且要运用和把握客观规律，应用于经济现象的变化。范蠡运用这一经济思想治理越国，达到了民富国强，雪了国耻。在功成身退之后又用他的经济思想从事经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业巨富，史称陶朱公，“陶朱”便成为巨富的代名词。范蠡成为后世商人供奉的偶像，谓之“商圣”。
相传范蠡还是十六两老秤的发明者。据说当时为了设置秤的度量衡单位，范蠡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外加福禄寿三星，组成了十六两秤的“秤星”，告诫商人，缺一两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这种十六两秤，一用就是两千多年。在民间，范蠡被尊为财神。南方很多百姓家里敬财神，都是一文一武，武财神是赵公明，文财神就是范蠡。
作为商人， 范蠡还是我国重视消费者的第一人。他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为消费者谋”。民间流传，范蠡离开句践，携西施，隐居吴县，从事手工业制作。把乡人不买的竹子，以极低的价格收购，长的制作战塔竹，短的制作成竹扫帚。别人不买的芦苇以极低的价格收购，长的编成芦苇席，短的编成芦花扫帚。买别人不要的树垛，粗的制成贴板，细的制成棒杆。范蠡和西施将货物用船运到东桥售卖。有一位身穿粗布衣的嫂子一定要买一把好看的芦花扫帚，范蠡反尔不卖，众人不解，范蠡说：“这位嫂子家境贫寒，家地面潮湿，不适合用芦花扫帚。”有一位小孩买贴板，付钱之后转身就跑，范蠡叫住小孩，众人不解，范蠡说：“因为人多，为防止小孩迷失，叫住小孩。”并将多余的钱退给小孩。有一位老头买扫帚，范蠡收钱后，并不给帚，众人不解，范蠡说：“人多拥挤，老头体弱行动不便 ，故而收钱不与。”直到人散，才将最后一把扫帚给老人。
范蠡是水产渔业的祖师爷， 公元前473年春秋战国时代，范蠡在蠡墅隐居时，所著《养鱼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养鱼专著， 距今有24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世界公认的。我国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成书于公元六世纪三、四十年代，，比《养鱼经》晚了200多年，其中就摘录了《养鱼经》的内容。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考证，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得出两条重要论断：一是“中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鱼最早的国家，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二是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 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 在这部书中，对养殖对象、建造鱼池工程、密养轮捕、良种选留及产子孵化等方面均有论述。 范蠡的《养鱼经》不论对我国历史上的养鱼业、水产养殖学或欧洲养鲤事业的发展，均起了相当的作用； 而且即使是今天，它对我国的渔业生产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据《三农纪》记载，春秋时范蠡离开越王勾践以后，涉三江，入五湖，在太湖一带养鹅致富。兴一国，灭一国，“兵圣”孙武没做到，“智圣”诸葛亮没做到。两人几乎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只活到五十出头。而范蠡却做到了，他不仅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还善于“保存自己”直到古稀之年，寿终正寝。官至相国、大将军，爵至上大夫，毅然辞去。伍子胥没有想过；文种没有决心；两人均被“赐死”。范蠡激流勇退，“悄然而去”，说出了“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敌国破，谋臣亡”的千古名言，是中国历史上主动辞官下海第一人。
彩云旋舞在黑暗笼罩的天际，
在塞纳河之上掠过命定不祥的水流，
黎明的巴黎呈现灰色与暗紫，
夜依然像灰蓝的烟雾般停留。
天空有时仍然以虚假的安宁
如此帮助我挨捱困难的白昼，
你感觉不到自己已失去原有的身份，
谁个的影子循此偷偷地开溜。
煤气喷嘴突然发出木樨草的气味……
我看见——我的天使在大地之上飘飞，
向我指示着肉眼不见的道路。
巴黎安慰你们，很快就要更近地……
我在黎明的薄冥中行走。巴黎的送奶女工
息。这间屋子里住着一个很大的巨人，这巨人是冬神。冬神很殷勤地款待这位天神，替他装了一管烟，在他吸烟时又讲从前时候的有趣的故事给他听。在这期间，冬神一直在设法使格鲁斯卡普着迷;当冬神倦怠地、单调地讲话的时候，他一边发出寒冷的空气，因此格鲁斯卡普起先打起瞌睡来，然后睡着了，睡得很熟———这就是冬眠。他睡了整整六个月，然后他头上的霜冻解除了，他醒来了。他上路回家，向南方走。他越向南边走，天气越是暖，花儿开始在他脚步边生长起来了。最后他来到一个广大的、人迹不到的森林里，在那森林里的太古的树木底下有许多小人在跳舞。这些小人中的王后是夏神，她是一个很小但是十分雅丽的女子。格鲁斯卡普用他的大手来把王后捉住，从一块麋鹿皮上割下一长条来做一个套索，用它来套住了她的小小的身躯。然后他拖着她向前跑。
那些小人是 “光神”，他们尖声叫喊着追他，拼命拉那套索。但是格鲁斯卡普拖着夏神远远地去了，光神们都落在后面。
他又向北旅行，来到了冬神的房屋前。那巨人又很殷勤地招待他，开始讲那些古老的故事，这些故事迷迷糊糊的，曾经对这位天神发生很大的魅力。但是这一次格鲁斯卡普反过来向他讲话。夏神躺在他的怀里，她的热力发出很大的力量，以致最后冬神感到很苦恼。他的脸上不断地淌下汗水来，他渐渐地融解了，他的房子也融解了。于是大自然慢慢地醒过来，人们可以听见鸟的歌声;起先歌声还微弱，后来变得响亮而愉快了。地上的草长出绿芽来，秋天落下的枯叶被融解的雪冲到河里去了。最后，小仙人们出来了，格鲁斯卡普把夏神留下在他们那里，自己又走向南方去了。
钱学森、赵忠尧、华罗庚、钱三强、邓稼先、孙家栋、王选、袁隆平、钱伟长、李四光、童第周、竺可桢、陈景润、苏步青、侯德榜、周培源、严济慈、吴有训、吴阶平、张钰哲、熊庆来。
中国著名现代科学家的贡献
1.钱学森（1911.12.11～今）
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浙江杭州人，生于上海，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也有一说是1889年11月18日）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3.邓稼先 ,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4.钱三强（1913～1992）
利特尔顿于1886年12月4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卢明顿市, 1905年从布卢明顿中学毕业, 1912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铁路管理专业。大学时代, 他就立志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 大学毕业后, 他先后就职于德勒、普伦德、格里菲思等会计公司。1915年, 利特尔顿受邀回母校任教, 讲授会计学课程, 1918年和1931年, 他又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获得伊利诺伊州第229号注册会计师执照。他在1915年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后, 先后任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
利特尔顿是一位极富洞察力且博学多才的会计学家, 从1919年至1966年, 他先后发表了200多篇专业论文, 此外, 他还独著或者与他人合著了多部有重大影响的会计理论专著, 主要包括:《基础会计绪论》 (1919) 、《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 (1933) 、与威廉·A·佩顿合著的《公司会计准则绪论》 (1940) 、《会计理论结构》 (1953) 、与B·S·耶梅合作主编的《会计史论文集》 (1956) 和《会计学论文集》 (1961) 、与V·K·齐默尔曼合著《会计理论:连续性和变革》 (1962) 、与M·穆里茨合编的《会计学优秀论文集》 (1965) 等。特别是《公司会计准则绪论》在1940出版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 平均每年出售2000册以上。利特尔顿在退休以后还一直坚持写作, 最后一篇文章写于1970年6月, 当时他已84岁。他的专著和论文均为重要的会计文献, 在世界各国会计学界广为流传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有专家认为, 在人类会计发展史上, 有两次历史性转变让会计的光芒闪耀世界, 那就是15世纪人类进展到簿记学建设时代以及19世纪人类由簿记时代进入会计时代。利特尔顿深刻地洞察了这一历史进程, 他的著作从不忽视历史文明的成果, 因此, 以簿记理论为基础构建由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等有机结合的具有良好逻辑的会计学体系是他在20世纪中叶所形成的有关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利特尔顿对会计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基础性课题, 其主要观点有: (1) 历史是支持现时理论和实务的源泉; (2) 会计是一门反映时代变化和需要的科学, 时代变化是其持久的因素; (3) 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是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 (4) 收入确定是会计的中心目的, 通过成本与收益的配比过程可以将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作出恰当的比较。
利特尔顿对会计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于1933年出版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 更是会计史上的开拓性著作。在相关著作中, 他特别强调要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研究会计理论。利特尔顿按照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去对待学问, 他的研究充分显示了逻辑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的特征, 他同20世纪初的时代主流相一致, 认为会计实务先于会计理论, 对经验的理性分析产生逻辑性解释。他一直强调会计思想的逻辑性和一致性。
鉴于他对会计理论与会计教育所做出的贡献, 俄亥俄会计名人馆于1956年将其遴选为会计名人。1967年, 在他退休15年之后, 伊利诺伊大学授予其法律学荣誉博士学位。1968年至1969年, 母校授予他第一位韦尔顿·鲍威尔纪念教授荣誉, 以表彰他对大学会计教育、会计思想、注册会计师职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87年, 在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 成立100周年时, 斯蒂芬·A·泽夫教授将利特尔顿列为注册会计师行业14位杰出领导人之一。
利特尔顿在专业学术领域里非常活跃, 先后在美国会计学会 (AAA) 担任副会长、研究部主任和会长, 并于1943年至1947年间, 担任《会计评论》的主编。与此同时, 他还在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担任了会计程序委员会成员和会计史专业委员会成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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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特尔顿的两大会计学经典著作
一、《会计理论结构》
《会计理论结构》 (Structure of Accounting Theory) 是利特尔顿在多年讲授会计理论课程基础上编写的一本代表性专著, 最早于1953年作为美国会计学会 (A A A) 的第5号研究报告正式发表, 1958年再版。随后, 每隔3年即重印发行一次, 持续印刷很多次, 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传入其他国家, 已经成为一本非常著名的重要会计文献。
该书比较深入地阐述了会计的本质、会计理论的含义与作用以及会计原则和规则及其应用等一些重要的会计理论问题, 书中许多精辟的见解历经半个世纪仍然没有过时, 并对今天的会计理论研究与探讨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利特尔顿将全书有意识地分成两个部分。“会计的本质”篇是全书的重点, 从会计的时空框架、会计的目的、会计的分类系统及信息的报告与审查等方面对会计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地阐述, 说明了会计学科组织的严密性。而在“理论的性质”篇中, 则着重阐述了会计理论的本质和会计理论对会计实务的作用, 利特尔顿将重点置于会计理论的基本要素, 如会计行为、目的、理由、规则、指南、惯例、原则等一系列基本会计概念的涵义及其内在相互关系上, 有力地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见解。综观全书, 利特尔顿对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阐述做到了深入浅出、论据充分、逻辑严密、自成一派。
二、《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
利特尔顿于1933年出版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 (Accounting Evolution T o 1900) 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不断充实和修改而成的, 该书充分体现了他特别擅长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研究会计问题的特点。该书的编辑Richardson认为:“这部精深的著作必将在会计专业经典文献之林中占据不朽的地位。”
利特尔顿以1800年前后为界将1900年以前的会计思想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并在这部著作中分别作为两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阐述了复式簿记方法的产生与不断完善;第二部分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账户、分类账、账簿等史料, 展现了第二阶段会计技术和程序的演变, “簿记” (bookkeeping) 在19世纪开始向“会计” (accounting) 转变。诚如利特尔顿在前言中所说, 这部书不仅是簿记或会计的发展史, 而且再现了作为计量工具的簿记艰难的设计和完善过程, 并勾勒了由简单的记录或簿记扩展为会计的环境要素变化。
贝塔·阿尔法·普赛奖
吴敬琏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书莲曾说过，吴敬琏最大的特点是“执着”，执着在工作、学习、生活……向科学进军、搞市场经济、学英语、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学、写文章。
也许正是因为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吴敬琏从不畏惧在中国改革进行的任何阶段发表自己的见解。1992年，他向中央建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2000年，他提出要警惕市场经济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2001年，他直斥中国股市为“没有规矩的赌场”；近期，他提出“重启改革议程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吴敬琏多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甚至常常被误读。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一直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时期。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但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亚于20年前。
2月13日，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
南方谈话的遗憾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对当下改革的意义何在？
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改革停顿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法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种局势，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致10年时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进展是最快的。
当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职能转变、国有经济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992年重启改革潜伏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但是回头来看，这个“缺点”是受当时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尽管如此，南方谈话对中国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总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到了21世纪，中国变成了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这跟小平的南方谈话有直接的关系，是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没有法治，市场无法正常运行
《中国经济周刊》：南方谈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肯定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作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您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体现在哪里？
吴敬琏：市场经济核心的、本质性的问题，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经济搞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够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优的配置。
有效配置资源，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用行政命令，就是计划经济；一种就是借助市场的力量，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或领域介入。市场配置资源要通过价格，而价格形成必须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市场价格反映了资源需求的稀缺程度。市场最终会使资源流向最稀缺的地方，这个过程也使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得到提升，而产业结构也不断演进。
《中国经济周刊》：在配置资源方面，现阶段出现了什么问题？
吴敬琏：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压力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资拉动，带来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劳动者未富先老。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靠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拍板，而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由企业来决定。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体系。
如果从经济改革出发，现代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原始的、早期的市场，它的正常运行可以靠人际关系保障，因为参与交易的各方基本上都互相熟识。所以在进行交易时，参与者不诚信的成本太高，一次不诚信很可能就导致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但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同时也决定了市场范围很狭小。
但是到了现代市场，大家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做生意，大家互相也不认识，做过这次生意以后，也许就没有第二次了。有人今天骗了你，明天再去骗别人，别人完全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依靠法治来对交易进行治理，降低交易各方的风险。没有法治，现代市场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所以，现代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作为保障，特别是对于产权的保护。市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产权，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产权的话，这生意就没法做了。这是从经济本身来说。当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经济要求，它是人的一种追求目标。
《中国经济周刊》：外国市场的约束性似乎比国内好些？
吴敬琏：这正是因为现代西方国家建立起了法治。
没有法治，一个人行骗一次，其他人也不知道，交易时就又上当了；特别在中国，还容易受到地方政府保护。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一是因为垄断，另一个就是没有法治。在依靠人治的情况之下，监管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市场就不容易形成统一的规则，还容易导致设租寻租等腐败问题，市场就运行不好。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府和国有大企业，牵扯到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国有企业是不是应该拥有行政垄断权。
国企应该继续“退”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国企改革的难点和攻坚点在哪里？
吴敬琏：国企改革就是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十五大指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而且，十五届四中全会还把关键领域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就是关系国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垄断行业和具有公益性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但是到了2006年，有部门提出，对七个行业国企都要实现绝对控制，还有若干个行业要实现相对控制。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的情况是国企没有“退”，反而在“进”？
吴敬琏：是的。我们执行了一段时间十五大的方案后，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
例如，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电力和铁路最后两个重要行业的改革计划。电力改革提出要实现网厂分开、竞价上网。电力改革到现在十年了，只把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但后一个目标还有待继续推进。所以，电厂现在日子并不太好过，因为网厂已经分开了，发电环节已经实现了竞争，特别是煤价已经放开了但电价还是管制的，所以有些电厂现在都不愿意发电，这也是不得已的事。而电网公司则变成了唯一的买家，一直管到配电，再卖给居民。市场经济得有竞争，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一样要不得。
改革是有难度，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反而又不敢改了。比如在电力领域，如果放开电价管制，电价就要上涨，所以必须管住电价，免得CPI上涨。如果是这样，那改革永远不可能推进，越来越不能动。
管价格是管不住的
《中国经济周刊》：这是否也是您一直提到的“双轨制”经济并存导致的瓶颈？
吴敬琏：早期实行双轨制主要是针对一种商品的流通作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制度安排，是过渡时期的变通性的改革措施。双轨制在改革早期应该说有重要的作用。有人说我反对双轨制。我只是说双轨制运行到一定程度和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就得改变，要实现并轨，否则市场就难以在价格机制的条件下发挥配置资源的主体作用。对于并轨，有人主张快一点，有人主张慢一点。我的看法是，如果条件具备，就要快一点。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并轨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吴敬琏：其实就是要收紧货币。其实并轨也没那么难。举个例子，1988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我们就进行了严厉的货币紧缩，一紧缩各地就放开了价格，到了1991年、1992年，连粮食的价格都放开了，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时候，绝大多数商品价格都已经放开了，包括钢材等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在收紧货币的情况下，价格自动会下来，缓解了并轨可能导致的物价上涨的压力。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收紧货币似乎靠不断加息来完成？
吴敬琏：当前的货币紧缩和并轨时的货币紧缩，从背景和政策目标上看都有很大的区别。从当前的情况看，依靠加息来收缩流动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一直在说，根本问题是票子发太多了，而且老百姓投资渠道很少。股市、基金的情况也不好，发行了那么多货币，又不许他买房子，房价靠打是打不下去的。
为什么现在房价要往下跌？是因为这两年银行银根收得很紧，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绷紧了，所以就要降价。市场经济对于价格有两个要求：一是个别商品的价格，要灵活地反映供求；二是物价总水平要稳定。现在我们物价一涨，为了政绩就管制价格，一管制价格，就扭曲了价格信号；而且，不管总量管价格，价格也是管不住的。如果票子发多了以后，你不许这个商品涨，它就别的东西要涨，比如前一段时间对一些农产品的炒作。
所以双轨制这个问题，应该说不同时期的情况不一样。早期全是计划经济，有一个双轨制，就可以比较稳定地、平滑地过渡；但是到了合适的时候，就要尽量把它并轨。否则就要扭曲价格信号，另外引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腐败。所以，认为双轨不需要改的人，同时也否定我们中国腐败很严重。
不能让民营企业家灰溜溜的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关于“国进民退”一直存在不小的争议。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对此，您怎么看？
吴敬琏：在邓小平时期，比较典型的对待民营企业的例子是“傻子瓜子”。邓小平也多次提到它，就是看到了这个企业的示范作用。其实对民营经济的扶持政策，最集中的是在1997年十五大召开以后。十五大明确了一条，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外部环境是，1997年正好碰上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办法，其中一条就是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并且有一套金融措施的支持，民间投资热情高涨，政策效果非常好。但2003年以后，国企改革初见成效，所以就觉得民营企业又没有什么必要了，一些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措施，比如信贷担保等，大多都停滞了。
《中国经济周刊》：这是否直接导致了延续至今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吴敬琏：是的。而且，对民间兴办银行，银监会到现在也没有松口。至于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对民营企业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去年，浙江省的老省长请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来座谈，他们情绪都灰溜溜的，根本没有信心，就想拿点快钱，然后投资移民。十五大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民营企业从各方面，从政治上、从参与竞争一直到融资，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现在的市场环境有问题。目前移民的是两类人，一类是知识精英、专业人员，另一类就是企业家。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民营企业发展若有质的改变，必须要做到什么？
吴敬琏：首先就是政治上要贯彻中央的决定，在政治上证明民营企业的地位；而且，中央从十六大就提出，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这两个“平等”在十七大的时候也重申了。
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群体性事件频发，改革是否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吴敬琏：确实迫在眉睫了。而且中国人的仇富心理是来自于“仇腐”。这样就很容易自发地产生“凡是有钱人就是坏人”的想法。有的人是靠权力致富的，有的人是靠勤劳致富的，你把它混为一谈就不对了，就有转移目标的嫌疑。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经说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站在了新的历史的十字路口。进一步深化改革，您认为应该解决好哪些问题？
吴敬琏：改革和转型，要注意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二是要解决腐败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推进改革，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改革，实现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
就经济改革来说，核心问题是市场信息的问题，但是市场体系内有各种各样的市场，如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等，每个领域都存在具体的问题。总体来看，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制的基础，就是国企的垄断性。国企要在已有的改革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按照十五大的方针，实现有进有退，从竞争性部门退出；另一方面，就是要把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化的企业，实现多元持股，改善治理机制，其中极少数企业可能需要国有控股。
除了经济改革，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群体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濟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国家资本应该更多地投向哪里？
吴敬琏：我认为国家的钱，国家的资源，应该主要用来提供公共产品。现在在这方面，有很多公共领域都有大量缺口：一个是社会保障，老职工的欠账始终没还。另外一个大缺口是公租房，公租房完不成任务，而且现在已经变样了，赶工期、保政绩，有的还变成了福利分房，大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都去搞房子分给职工。第三就是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方面要加大投入。
《中国经济周刊》：最后，能否请您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一下展望？
吴敬琏：2012年将是实现“十二五”规划的“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包括“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年头。我们没有退路可循。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而且最近一年的事态表明，中国各阶层民众主动参与社会改革的公民意识正在增强。我们应当相信，在他们的督促、支持和参与下，中国完全有可能迎来一个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
1、数学是科学的女王，而数论是数学的女王。——高斯
2、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能够用它消耗的数学来度量——拉奥
3、数论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一个分支，然而他的一些最深奥的秘密与其最平凡的真理是密切相连的。——史密斯
4、读读欧拉，读读欧拉，他是咱们大家的老师。——拉普拉斯
5、有时候，你一开始未能得到一个最简单，最美妙的证明，但正是这样的证明才能深入到高等算术真理的奇妙联系中去。这是咱们继续研究的动力，并且最能使咱们有所发现。——高斯
6、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到达真正完善的地步。——马克思
7、我决心放下那个仅仅是抽象的几何。这就是说，不再去思考那些仅仅是用来练思想的问题。我这样做，是为了研究另一种几何，即目的在于解释自然现象的几何……——笛卡儿
8、一个没有几分诗人才能的数学家决不会成为一个完全的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
9、纯数学这门科学再其现代发展阶段，能够说是人类精神之最具独创性的创造。——怀德海
10、咱们能够期盼，随着教育与娱乐的发展，将有更多的人欣赏音乐与绘画。但是，能够真正欣赏数学的人数是很少的。——贝尔斯
11、"问题是数学的心脏。——PRHalmos
12、这是一个可靠的规律，当数学或哲学著作的作者以模糊深奥的话写作时，他是在胡说八道。——A·N·怀德海
13、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超多的问题，它就充满着性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独立发展的终止或衰亡。——希尔伯特
14、纯数学这门科学再其现代发展阶段，能够说是人类精神之最具独创性的创造。——怀德海
15、数无形时少直觉，形少数时难入微，数与形，本是相倚依，焉能分作两边飞。——华罗庚
16、一种奇特的美统治着数学王国，这种美不像艺术之美与自然之美那么相类似，但她深深地感染着人们的心灵，激起人们对她的欣赏，与艺术之美是十分相象的。——库默
17、数学——科学不可动摇的基石，促进人类事业进步的丰富源泉……——巴罗
18、虽然不允许咱们看透自然界本质的秘密，从而认识现象的真实原因，但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必须的虚构假设足以解释许多现象。——欧拉
19、问题是数学的心脏。——PRHalmos
20、没有任何问题能够向无穷那样深深的触动人的情感，很少有别的观念能像无穷那样激励理智产生富有成果的.思想，然而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能向无穷那样需要加以阐明。——希尔伯特
21、到底是大师的著作，不一样凡响!——伽罗瓦
22、咱们欣赏数学，咱们需要数学。——陈省身
23、数学是一门演绎的学问，从一组公设，经过逻辑的推理，获得结论。——陈省身
24、数学家实际上是一个著迷者，不迷就没有数学……——诺瓦利斯
25、数学不可比拟的永久性和万能性及他对时刻和文化背景的独立行是其本质的直接后果。——A?埃博
26、一个做学问的人，除了领悟知识外，还要有tast,这个词不太好翻译，有的译成品味，喜爱。一个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当清楚的tast。——杨振宁
27、在数学的天地里，重要的不是咱们知道什么，而是咱们怎样知道什么——毕达哥拉斯
28、整数的简单构成，若干世纪以来一向是使数学获得新生的源泉。——GD伯克霍夫
29、在数学的领域中,提出问题的艺术比解答问题的艺术更为重要——康扥尔
30、算术是人类知识最古老，也许是最最古老的一个分支;然而它的一些最深奥的秘密与其最平凡的真理是密切相连的。
31、数学的领域中，提出问题的艺术比解答问题的艺术更为重要。——康扥尔
32、在数学的天地里，重要的不是咱们知道什么，而是咱们怎样知道什么。——毕达哥拉斯
33、数学不可比拟的永久性和万能性及他对时刻和文化背景的独立行是其本质的直接后果。
34、数学是科学之王。——高斯
35、给我五个系数，我讲画出一头大象;给我六个系数，大象将会摇动尾巴。
36、观察可能导致发现。观察将揭示某种规律模式或定律。——波利亚
37、如果谁不知道正方形的对角线同边是不可通约的量，那他就不值得人的称号。——柏拉图
38、没有大胆的猜测，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牛顿
39、宇宙的伟大建筑是此刻开始以纯数学家的面目出现了。——J?H?京斯
40、天才是不足恃的，聪明是不可靠的，要想顺手拣来的伟大科学发明是不可想象的。——华罗庚
41、如果咱们想要预见数学的将来，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庞加莱
42、不亲自检查桥梁的每一部分的坚固性就但是桥的旅行者是不可能走远的。甚至在数学中有些事情也要冒险。
43、纯数学是魔术家真正的魔杖。——诺瓦列斯
44、我之因此比笛卡儿看得远些，是正因我站在巨人的肩上。——牛顿(——lz，)
45、事类相推，各有攸归，故枝条虽分而同本干知，发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庶亦约而能周，通而不黩，览之者思过半矣……——刘徽
46、几何无王者之道!——欧几里得
47、发现每一个新的群体在形式上都是数学的，正因咱们不可能有其他的指导。——CG达尔文
48、思维的户外形式通常是这样的：有意识的研究——潜意识的活动——有意识的研究。——庞加莱
49、数论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一个分支，然而他的一些最深奥的秘密与其最平凡的真理是密切相连的。——史密斯
50、时刻是个常数，但对勤奋者来说，是个‘变数’。用‘分’来计算时刻的人比用‘小时’来计算时刻的人时刻多倍。——雷巴柯夫
51、给我五个系数，我讲画出一头大象;给我六个系数，大象将会摇动尾巴。——A?L?柯西
52、一个人就好像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我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则分数的值就越小。——托尔斯泰
53、数学中没有诺贝尔奖，这也许是件好事。诺贝尔奖太引人注目，会使数学家无法专注于自我的研究。——陈省身
54、这是一个可靠的规律，当数学或哲学著作的作者以模糊深奥的话写作时，他是在胡说八道。
55、也许听起来个性，数学的力量在于它规避了一切不必要的思考和它惊人地节省了脑力劳动。
56、如果谁不知道正方形的对角线同边是不可通约的量，那他就不值得人的称号。——柏拉图
57、数学家通常是先透过直觉来发现一个定理;这个结果对于他首先是似然的，然后他再着手去制造一个证明。——哈代
58、多数的数学创造是直觉的结果，对事实多少有点儿直接的知觉或快速是明白，而与任何冗长的或形式的推理过程无关。——卢斯卡
59、无限!再也没有其他问题如此深刻地打动过人类的心灵。——D?希尔伯特
60、数统治着宇宙。——毕达哥拉斯
61、数学，科学的女皇;数论，数学的女皇。——高斯
62、如果我继承可观的财产，我在数学上可能没有多少价值了。——拉格朗日
63、数学是个性适于处理任何种类的抽象概念的工具，在这个领域中它的力量是没有限度的。由于这个原因，一本关于新兴物理的书，只要不是纯粹描述实验的，实质上就必然是数学书。
64、在领悟中要敢于做减法，就是减去前人已经解决的部分，看看还有那些问题没有解决，需要咱们去探索解决。——华罗庚
65、上帝是一位算术家——雅克比
66、如果谁不知道正方形的对角线同边是不可通约的量，那他就不值得人的称号。
67、发现每一个新的群体在形式上都是数学的，正因咱们不可能有其他的指导。——达尔文
68、数学的本质在於它的自由。——康扥尔
69、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超多的问题，它就充满着性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终止或衰亡。
70、如果别人思考数学的真理像我一样深入持久，他也会找到我的发现。——高斯
71、上帝创造了整数，所有其余的数都是人造的……——克隆内克
72、在奥林匹斯山上统治著的上帝，乃是永恒的数……——雅可比
73、也许我能够并非不适当地要求获得数学上亚当这一称号，正因我坚信数学理性创造物由我命名(已经流行通用)比起同时代其它数学家加在一齐还要多……——西尔维斯特
74、上帝是一位算术家。——雅克比
75、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超多的问题,它就充满着性命力,而问题缺乏则预示独立发展的终止或衰亡。
76、上帝创造了整数，所有其余的数都是人造的。——L?克隆内克
77、整数的简单构成，若干世纪以来一向是使数学获得新生的源泉。——G?D?伯克霍夫
78、我把数学看成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而不是想为自我建立什么纪念碑。能够肯定地说，我对别人的工作比自我的更钟爱。我对自我的工作总是不满意。——拉格朗日
79、给我五个系数，我讲画出一头大象;给我六个系数，大象将会摇动尾巴。——柯西
80、用心智的全部力量，来选取咱们应遵循的道路。——笛卡儿
81、不发生作用的东西是不会存在的……——莱布尼茨
82、数学不可比拟的永久性和万能性及他对时刻和文化背景的独立行是其本质的直接后果。——A·埃博
83、整数的简单构成，若干世纪以来一向是使数学获得新生的源泉。
84、无限!再也没有其他问题如此深刻地打动过人类的心灵。——D希尔伯特
85、迟序之数，非出神怪，有形可检，有数可推。——祖冲之
86、聪明出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华罗庚
87、但是数学享有盛誉还有另一个原因：正是数学给了各种精密自然科学必须程度的可靠性，没有数学，它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可靠性。
88、数统治着宇宙。——毕达哥拉斯
89、虚数是奇妙的人类棈神寄托，它好像是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一种两栖动物……——莱布尼茨
90、自然这一巨举是用数学符号写成的。——伽里略
91、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能够用它消耗的数学来度量。
92、在数学的领域中，提出问题的艺术比解答问题的艺术更为重要。——康扥尔
93、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谈成功的秘诀时，写下一个公式：A=x+y+z。并解释道：A代表成功，x代表艰苦的劳动，y代表正确的方法，Z代表少说空话。——爱因斯坦
94、我国科学家王菊珍对待实验失败有句格言，叫做干下去还有%成功的期望，不干便是%的失败。
95、时刻是个常数，但对勤奋者来说，是个‘变数’。用‘分’来计算时刻的人比用‘小时’来计算时刻的人时刻多倍……——雷巴柯夫
96、无限!再也没有其他问题如此深刻地打动过人类的心灵。——希尔伯特
97、我决不把我的作品看做是个人的私事，也不追求名誉和赞美。我只是为真理的进展竭尽所能。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对我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更接近于真理。——维尔斯特拉斯
98、宇宙的伟大建筑是此刻开始以纯数学家的面目出现了。
99、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能够用它消耗的数学来度量。——拉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