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创作题材

电影创作题材（推荐10篇）

电影创作题材篇1

王国平

西藏萨迦寺的八思巴曾被忽必烈封为国师，总领元朝佛教事务，曾创制八思巴文。为了真实再现八思巴等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人物的光辉形象，以翔实的史料证明西藏早在七百年前就已经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八思巴》影视创作拍摄正在积极筹备中。

据介绍，《八思巴》将包括十集电视纪录片与一部史诗性

传记电影。十集电视纪录片强调文献性，还原历史；传记电影将以八思巴的历史功绩和个人魅力为蓝本，艺术呈现中国古代先哲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让世人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传承。日前，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兼总导演、北京同道光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部传记电影将会成为西藏题材电影发展历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题材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它们以不同的艺术样式，全面、立体地展现了西藏的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精神面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长廊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反映西藏风情、人物、事件等为内容的西藏题材电影，因其形式的直观、内容的丰富、思想的深刻，受到各方关注。专家表示，这些电影唱响时代主旋律，以影像的方式积极、客观地反映西藏的历史、关注西藏的现实、展望西藏的未来。

“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

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人满怀激情，对西藏重新投入关切的目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说，这一时期的西藏题材电影在主题表现上有两个层面，一是藏族同胞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积极配合中央政府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二是解放军排除重重困难，帮助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八一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摄出品的《农奴》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农奴》故事的主体内容是：强巴被领主旺杰收为家奴，每天给少爷郎杰当马骑。倔强的强巴从此不再说话，用沉默表示反抗。解放军进藏后的一天，郎杰让强巴背他过河去见解放军。途中，强巴故意将郎杰从背上摔了下来，幸亏解放军及时赶到，才让强巴免遭惩罚。解放军给他治了病，还扶他上马返回，这让他心中受到强烈震动。后来，郎杰勾结外敌发动叛乱失败，胁迫强巴背其出逃。临出国境，强巴与郎杰展开了殊死搏斗。一名解放军战士及时赶到击毙郎杰，而自己却英勇牺牲。不久之后，农奴解放了，强巴重新开口说话。

李道新说，《农奴》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强烈的情感展现，反映了旧西藏残酷的阶级压迫，同时表达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的历史命题，“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农奴》是反映西藏革命斗争的第一部故事片，也是藏族演员演出的第一部故事片，所以说，《农奴》在中国电影史上意义非凡。”不仅如此，《农奴》还为中国电影音乐留了一首精彩的歌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这首歌曲随着影片的上映被广为传唱，经久不衰。也正是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演唱者、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

由藏族同胞担任主要演员是《农奴》的突破，其中强巴一角由藏族第一代话剧演员旺堆

出演。1964年10月9日，《人民日报》6版刊出了旺堆撰写的《西藏农奴的觉醒——扮演影片〈农奴〉中强巴的体会》。文章详细讲述了他塑造强巴这一人物形象的过程。旺堆写道：《农奴》“充分地揭露了旧西藏最黑暗、最反动的农奴制度，反映了西藏百万农奴的觉醒和解放。这对几年前还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温暖、没有幸福的农奴的我说来，简直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了。”在拍摄过程中，旺堆结合自身的经历，时常有一些特殊的感受，“我体验角色的生活时，想着当时的社会，不自禁地就沉入自己过去苦难的生活中去了，心情很沉重。我躺在拉萨河畔，望着瓦蓝瓦蓝的天空，一想就是半天。夜里，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不能成眠。血泪斑斑、充满屈辱愤懑的往事，一页页地揭开着，有时我竟分辨不清是我演强巴，还是演的就是我自己„„”

最后，旺堆说，参与《农奴》的电影拍摄，让他的思想认识得到了提升，“党把我们藏族人民从苦海里救出来，党把我从一个农奴培养成为一个演员，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是党给予我的。我也要把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艺术事业！”

《农奴》问世44年后，电影《青藏线》以迥异的故事内容反映了同一个时代主题。2007年出品的《青藏线》以青藏铁路的修建历程为背景，从几代青藏线工程建设者的故事切入，讲述了当年铁道兵和几代中国铁路人前赴后继、为圆青藏线通车梦所付出的心血代价和艰难探索的过程。

《青藏线》的导演冯小宁说：“精神的力量能创造奇迹。青藏线的精神，是一种不屈不挠、跟困难抗衡、敢于挑战的人类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青藏线的修建历程就是一首民族精神的颂歌。”而这一“民族精神颂歌”的直接外化是让藏族同胞得到实惠。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表示，青藏铁路将西藏与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紧紧连接在一起，从而大大降低了进藏物资的运输成本，其建成通车后直接受益的是西藏老百姓。

雪山女神的三个儿子：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汉藏是一家

孔繁森这个名字，始终镌刻在汉藏人民的内心深处。

1996年问世的电影《孔繁森》，讲述山东汉子孔繁森怀着责任和使命，克服艰苦条件，带领阿里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并最终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说，电影塑造的孔繁森形象，鲜活而生动，丰满而立体，使得《孔繁森》成为西藏题材电影的一个标杆。

电影中，孔繁森经常深入群众中调查研究，他到烈士陵园给电力局总工程师扫墓，到山间的小学看望老师和孩子们，到兵站与远离家乡的边防战士同声唱起《说句心里话》„„当阿里地区遭受严重雪灾时，孔繁森放弃回拉萨陪伴千里迢迢来看望他的妻子，坚持工作在救灾第一线。

爱民亲民的孔繁森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爱戴。周星对电影中这样的一个情节印象深刻：孔繁森收养了两个藏族小孩，他让孩子们喊妻子王庆芝“奶奶”，但他们站在王庆芝的床头一声不吭。当孔繁森领着他们来给王庆芝送行时，孩子们突然情不自禁，冲着王庆芝大声喊：“奶奶！奶奶！”周星说，这一情节，不仅仅孩子们喊的“奶奶”让人觉得汉藏是一家人，而且表现出“这一家人”在渐渐地相互理解，情感上越来越默契。

汉藏是一家，默契的不仅有情感，还有面对外来势力入侵时的同仇敌忾。1997年出品的《红河谷》将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雪山女神有三个儿子，老大叫黄河，老二叫长江，老三叫雅鲁藏布江。”从皑皑的雪山顶上，传来一个古老的声音，《红河谷》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故事的讲述。一百多年前，西藏江孜军民为了保卫祖国疆土，保卫家园，用土枪、石头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机枪和大炮，展开了殊死搏斗，写下了反抗外来侵略者，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红河谷》再现了藏汉人民英勇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这一悲壮历史，歌颂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李道新表示，《红河谷》中，面对外敌入侵，汉藏同胞融于一体，汉藏之间荣辱与共，众志成城，一致对外，“这样的主题，是新时期以来西藏题材电影的一次重大突破。从这个角度来说，《红河谷》具有历史性贡献。”

《红河谷》受到西藏观众的热烈欢迎。当时，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导演普次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红河谷》从历史渊源角度反映了藏汉民族悠久而深厚的情谊，用诗一般的画面展现了西藏人民热爱家园、维护祖国统一的永恒主题。藏族干部朗杰则表示，《红河谷》以大手笔、大气势、精美的摄影构图给人以强大的艺术冲击力，电影情节深深地震撼了观众的心。

2003年出品的《心跳墨脱》则通过迂回的方式震撼了观众的心。影片以上海78岁的退休职工杜胜老人在西藏墨脱县这个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地方办了一所希望小学的感人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上海某报社记者为首的一行人为了去给老人治病，沿着老人曾走过的路程，经历了一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有意思的是，在电影中，杜胜老人始终没有出现在银幕上。李道新说，这样的艺术处理，不仅没有削弱杜胜老人的高大形象，反而让观众深深感动于他对西藏这片热土的深情，感动于他为了改变墨脱教育现状，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所付出的努力。

汉藏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不仅在电影情节中得到表现，而且也反映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扮演孔繁森的演员高明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拍孔繁森给藏族老奶奶捂脚这场戏时，我的心里直打鼓，一方面因为自己没有感觉，另一方面也怕观众因为司空见惯而麻木。但是那个来自拉萨孤老院的70多岁的藏族老太太教育了我，当我替她捂着脚的时候，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嘴里一直念着经。她的感动是发自内心的，似乎并不知道这仅仅是在拍戏。从这里我也一下子理解到了孔繁森和藏族人民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深的感情。”

曾经担任西藏题材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制片人的李安介绍说，电影在西藏拍摄时得到了藏族同胞的大力支持，“我们摄制组住在当地一户藏族同胞家里，老妈妈特别热心，每天早早地就给我们烧好了开水。她担心影响我们的工作，总是不说话，静静地坐着看我们进进出出。”

担任这部电影录音师的李哲与10岁藏族男孩才让结下了深厚情谊。在工作过程中，李哲发现这个孩子跟着剧组到处跑，但不爱说话。后来他得知这个孩子家庭遭遇不幸，自己一

电影创作题材篇2

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作品涌现得非常多,这一方面在于民族题材的作品契合和满足了当下许多年轻导演个人艺术追求和理念的急于释放;另一方面也因为越来越多少数民族地区电影创作团队、少数民族创作者根植沃土,潜心创作,提高了产出率。

相对而言,电影制作的大制作、大投入、大剧情,也让不少想致力于创作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的团队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台更是在资金投入上捉襟见肘。微电影创作的出现,让他们找到了一个既省钱又能以电影表述手法展现民族文化内容的两全其美的途径。

1 少数民族题材微电影应着重表达什么?

我们说,微电影给了创作者更多的空间和想像,甚至于更多的个体意识、更直接的思想表达。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微电影就是在多元世界中展现自我和个人价值观的载体。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微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和草根的创作形式,就是要有猎奇性,就是要以很难见到和未曾听说过的故事作为元素进行创作。

少数民族题材本身就具有特有的文化氛围,能够引起人们对这片土地的好奇心,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民族题材微电影创作的标准和基调。纵观近两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的微电影,笔者感觉到这些微电影较多的是把民族生活当作是一种奇观来展现,或者是醉心于表现民族地区风光和民族风情。比如四川嘉绒藏族地区一部微电影《嘉绒之恋》,讲述了一个感情受到伤害的内地汉族女孩来到阿坝嘉绒藏族地区旅游,在认识的当地藏族男向导的带领下饱览了嘉绒地区的风光,最终在圣洁和浓郁的民族风光和风情里抚平了伤痕。故事的线索很清晰,但是整个影片仅仅停留在风光的表现上,给人的感觉是电影带领你去考察了一下民族地区的风情。没有深刻的内容表现,肤浅和表面化的民族题材微电影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难以引起大家对影片主题的共鸣。

民族题材微电影不能只以博取观众眼球,民族服饰、民族风情为卖点,情节却落入俗套,人物形像单薄。笔者认为,正是在微电影形式和表现手法宽松、自由,凸显个性的情况下,民族题材微电影应该坚持信念,从奇观表象深入到文化内容和民族内涵的展现上;民族题材微电影应该在题材的把握和挖掘上更加深入,展现文化共通的东西,那就是关注于普通的人,关注人性。

但是展现文化内容上,并不是说在题材选取上一味地深沉,一味地求大,在表现手法上一味地严肃,一味地冗长。我们可以从《静静的嘛呢石》、《永生羊》、《剃头匠》等优秀民族题材电影中获取灵感。这些电影的题材精巧而细小,却又在对细节的刻画中流露出对人性的关注,让民族文化的表现更富有哲理。由于时间长度的限制,微电影更应在选题上精益求精,在剧本创作中精益求精,在画面拍摄和后期剪辑中精益求精。

2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台微电影创作的前景何在?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台进行微电影的拍摄制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有巨大的限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和天然的民族风情,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台也聚集了大量优秀的少数民族人才,他们对民族文化、民族风情有着非凡的敏感和认知,这让他们进行微电影创作时在对民族习俗、民族风情的展示上得心应手。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情感和认知上的先天优势,又使他们陷入了“只缘生在此山中”的困惑。面对各具特色、众多的不同民族文化,怎样表现?谁轻谁重?创作时顾虑很多,思路也因此较为混乱。比如展现黄龙风情和藏汉一家亲的微电影《寻》,穿插了黄龙风雨亭爱情故事、女主寻亲、女主父母的爱情、黄龙景区及藏地风情四条主线,编剧在创作剧本时,不忍放弃这儿,又不想淡化那儿,结果四条主线没有明显的主次,使长度有限的微电影主题不明确,结构上也较为凌乱。

而同时,微电影创作不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台的中心任务,以及民族题材微电影不太乐观的市场前景,也让原本资金、人员相对短缺的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台不可能投入更多精力、财力、人力进行微电影拍摄。

尽管如此,但是近年来,微电影创作正得到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尝试。四川阿坝、凉山、甘孜等少数民族地区州、县电视台每年都会拍摄多部展现本地民族文化的微电影,这其中还包括几部以民族母语为对白的微电影,比如首部羌族母语微电影《莫朵格依》。这些微电影在各类平台播出后,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和反响。

笔者认为,尽管微电影是大众的,个体创作者占有较大比重,但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台作为民族题材微电影创作的主流团队,当前还是应该拿出一部分财力、人力进行微电影拍摄创作。在进行微电影拍摄时,笔者认为民族地区电视台首先还是把握好微电影创作的一些原则和标准。微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度,在剧本的创作上自由度更大,在演员的挑选上没有硬性标准。但是作为一级电视台,一个地区的主流性媒体,在这些方面还是应该有一个相对较为明确的标准。而在剧本的创作上,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台完全有能力整合资源,充分调动电视台专业技术人才、当地作协会员、草根创作者的积极性,在他们中间征集好剧本,在叙事结构上与市场和年轻消费群众有效接轨。

同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台在微电影创作中还应该重视并建立一个良好的微电影动作机制。资金缺乏是微电影拍摄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怎样解决资金问题,让好的剧本变成好的微电影,从而实现拍摄微电影的预期目的,这是最根本的核心问题。因此从剧本到拍摄结束,都应该具有营销意识和概念,这样才能形成良好循环。

青岛题材“入味”文艺创作篇3

话剧《白色的房间》：一枚“龙牙”引发一段中德情缘

2002年11月，一位年近七旬的英国老人詹姆斯·阿·吉尔曼来青归还了5岁时在水族馆偷走的“龙牙”(鲨鱼或鲸鱼牙)，并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引起很大反响。如今，那位老人被转型为德国人，并被附以一段青梅竹马的跨国之恋，“龙牙”被拟人化，成为了爱情的信使。这就是话剧《白色的房间》的故事蓝本。

该剧的编剧、德方负责人玛丽·思蒙奈特女士告诉记者，2010年她初到青岛听到这个故事时，就意识到它将成为剧本的蓝本，她希望这部剧能够触动两国观众的内心。

该剧的瑞典籍作者安德烈斯·斯尔特在创作过程中，将“爱情”作为出发点，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青梅竹马的德国小男孩与中国小女孩一同发现了神奇的“龙牙”，而后“龙牙”成为女孩儿送给因为战争而必须返回德国的男孩的信物。60年后，德国男孩变成了德国老人，他在去世前将一个装满他一生秘密的盒子交给了自己的孙女，里面是他珍藏一生的爱情，回忆慢慢展开，孙女踏上了寻找爷爷爱情的旅程。“这个故事中蕴含的人对美好爱情的渴望，直到失去，到最后失落的感情，是没有地域国界之分的。每个人都能体会这种感情。”她说。

谈起“白色的房间”这个名字的由来，她阐释道：“白色是一种可塑造的颜色，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绘上自己希望的色彩。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一种自己已远离，或一种从未接触过的生活。”另外，整个舞台也将设计成一个白色的房间，房间里将同时设计三层平台，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时空：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现在的德国、还有剧中最重要的地点青岛水族馆。如此设计，便于剧情在讲述者的陈述中不断闪回跳跃。

中方负责人、青岛话剧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克介绍说，《白》剧从建组以来，已经运作了近半年，如今中德两国演员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争取6月中旬跟青岛观众见面，同时举行“初识德国”主题活动，还计划到北京、上海等地演出。2011年10月该剧将登陆德国帕德博恩市威斯特法伦剧场，并配合“初识中国”主题活动。一个故事、一次艺术创作，将两个国家、两座城市紧密联系起来，并开创性地实现了多项尝试和创新。

该话剧取材青岛，由中德两国艺术家共同完成，剧中主创人员由三名中国演员和两名德国演员组成，该剧的上演，有助于加强中德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剧中史无前例的创举是——首次运用双语演出，并且不带字幕翻译。演员们分别用汉语和德语进行演出，还必须能保证让观众看懂。

王克对这部话剧充满期待，“我曾经看过半个小时的汇报演出，很激动，被深深地震撼了。”这部剧融合了中西两种艺术形式，在西方安静的叙事中糅合了中国话剧夸张的肢体动作。另外，该剧还带有童话色彩，主要道具“龙牙”由人来扮演，他是见证者、叙述者，还是情感的传递者。“我们打算用这部作品冲击201 3年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希望它能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一笔!”

舞台剧《劈柴院传奇》：方言+曲艺，呈现原汁原味“老青岛”

“卖蛤蜊海蛎子来——”“香油辣菜——”“红瓤萝卜儿——”“豌豆豆——”“拔凉解渴的冻冻来——”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看着“小贩们”从各处走向舞台，仿佛置身于上世纪40年代末民生兴盛的江宁路劈柴院。

上世纪40年代，馄饨、锅饼、炉包和豆腐脑等名吃汇集的劈柴院，是青岛最早的“美食城”；同时因为那里还云集了说书的、唱大鼓的、相声表演等”撂地—艺人的露天演出，也是青岛最早的娱乐场所。当时，南来的、北往的小客商常常入驻劈柴院，为的就是拜会一下这里的“码头文化”。如今，青岛市歌舞剧院首开我市舞台剧表演之先河，要用一台融合了多种曲艺、戏曲表现手法的大型民俗风情方言剧《劈柴院传奇》，讲述青岛解放前劈柴院平民百姓、五行八作的生活百态，将劈柴院所浓缩的“老青岛”地域文化——展现。

青岛歌舞剧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港用手托着一座木制的模型，说到：“我们要把这座。劈柴院’搬上舞台。”

“对一座城市而言，它的历史文化是最值得尊重和仰望的地方。”“文华奖”、”金狮导演奖”得主黄港亲自担任导演，“这是青岛的原创方言剧，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表现的是原汁原味的老青岛人的生活状态。”《劈柴院传奇》五易其稿，为了增加戏剧性，在人物和情节上多次改动。另外，这也是一次为公司曲艺、戏曲演员寻求出路的舞台尝试。据了解，原青岛市歌舞剧院转企改制之后，起先各自为政的七个团体合为三个团，但实际上取得长足发展的主要是歌舞团，吕剧团与曲艺团日渐式微。如何让他们也适应市场需求，取得实质性的改革成果?几番筹划，把魔术、大鼓、相声、快书、杂技等曲艺门类，连同茂腔、吕剧等戏曲表现手段来了个“一锅烩”——《劈柴院传奇》应运而生。

该剧以劈柴院里的老字号“海鲜坛子肉”的传人谭尚斋的故事为主线，伴随着“海鲜坛子肉”顶风十里香的招牌创立、谭尚斋与戏班老板苏彩霞的爱情波折、谭尚斋一家的悲欢离合、劈柴院里老街坊的命运起伏，曾经在劈柴院里红极一时的西河大鼓、东路琴书、即墨柳腔、胶州茂腔、山东快书等演艺形式也都次第登台，在不着痕迹地穿插烘托剧情的同时，也全面地展现了老青岛的文化风貌。

影视、图书：青岛人，青岛事，“青岛制造”

有“天然摄影棚”之称的青岛，从来不乏剧组光临，但是真正融入本土的却并不多。2010年，以青岛跑马场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跑马场》完成拍摄；2011年充满青岛风情的影片《硬汉2》火爆上映。作为一部警匪、动作兼具幽默搞笑风格的影片，《硬汉2》“品相”俱佳，刘烨饰演的“老三”是退伍的潜水兵，当他奔跑在青岛的大街小巷打坏人的时候，我们会心地笑了，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镜头流转中，大学路、八大关、天主教堂、基督教堂、青医附院、红房子、海边……一幕幕都是如此熟悉亲切，揉进了导演的故乡情结。青年导演丁晟，“生在青岛、长在青岛”，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感，尤其迷恋老城区里的牙马石小路、尖顶的教堂、德式老建筑，“每次我的作品只要是可以，我都要来青岛拍摄，下部作品也依然会选择这里。”导演丁晟不仅将青岛拍出了他心中的暖色调、拉丁风，还把最终的硬汉决战放在了正在施工的跨海大桥，用电影画面见证了家乡的建设。剧中的主演之一焦恩俊还自曝祖籍是青岛，“我的爷爷奶奶都是青岛人，我们家原来是在台东二路那个地方，我叔叔现在住在浮山后那边，你说我是不是青岛人?”

同时，由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和名扬影视联合出品的电视剧《厂花》正在全国热播，该剧全程在青岛拍摄完成，以别样的视角，展现了青岛本土特色、实力派演员演技八十年代工厂生活等多重看点。位于杭州路原青岛印染厂老旧的院落和厂房糊上了有年代印记的口号标语，青岛的街道、里院还有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四机俱乐部等“青岛风景”一一展现在荧幕上。剧中，马苏饰演“厂花”白玉萍，姜武饰演的青工老瘪。

青春励志题材电影篇4

剧情简介：出身平凡的天才少女小琳在进入贵族学校后，结识了富二代同学葛瑞丝与阿派，从此开始了考场作弊生涯，与此同时，另一名记忆力极佳的天才学霸班克发现了小琳不为人知的“交易”。经过多场险象环生的“作弊战争”后，小琳接下最后一单在国际考场上为富家子弟作弊的天价委托。一场横跨两大洲的完美作弊方案横空出世，然而一切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影片评价：《天才枪手》是所有经历过考试的人，都能有所共鸣的电影。除了拍出学生时代读书考试的共同回忆外，更打破以往校园电影小情小爱的印象，拍出考试制度下每个人的独特性，其中又以“是我们选大学，不是大学选我们”的热血呐喊，为不甘被分数定义的学生们发声。

该片题材大胆，节奏也是紧张刺激，导演通过对镜头、音乐的运用把多场作弊戏拍出了悬疑片的感觉。并在作弊之外，影片也不乏温情和深度，比如对泰国的阶层分化、教育等问题的反思。

电影创作题材篇5

李水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民族工作，先后成立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出版社、民族歌舞团、民族语言翻译局、民族语言广播电视台、民族中小学、民族医院、民族商店、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如今，少数民族文化在党的第几代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在祖国大家庭中，依然继承、发扬和光大，博得外国朋友们的阵阵羡慕和赞扬。

上一世纪50——70年代出生的人不会忘记那永远留在我们集体记忆中的电影《阿诗玛》、《五朵金花》、《天山的红花》、《冰雪金达莱》、《草原晨曲》、《冰山上的来客》、《景颇姑娘》、《五彩路》、《羌笛颂》等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那时侯，经济那么困难，思想那么偏离，但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很多著名作家、作曲家、演员、舞蹈家不辞辛苦，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体验，写出那样激动人心、撼人心脾的电影作品和美丽动听的少数民族歌曲。这是我国民族工作的巨大成就，使56个少数民族和谐地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我国的影视剧创作空前繁荣，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经过党内外有识之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不断呼吁和全国文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帝王”、“辫子”戏一统天下的被动局面终于得到扭转，创作出一批反映和贴近人民群众现实生活题材的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天下兄弟》、《闯关东》、《金婚》、《叶挺将军》、《北风那个吹》等优秀影视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但是，我国农村题材和少数民族题材的影视剧创作还步履艰难，还没有大的气色，这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作品的严重匮乏，直接影响少数民族对党和政府的各项战略方针、政策措施、科学发展、民族团结和改革进程的及时、准确、深入理解、贯彻与落实，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持续发展和构筑和谐社会，问题在哪里？希望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纳入议题。

一、创作机制不健全：如果说当初无人敢问津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就是因为政治与艺术风险比较大，不如拍摄古装戏自由创作，轻车熟路、得心应手，票房价也并不薄，然而拍摄少数民族题材报批、审核程序复杂，经费严重短缺，题材和内容敏感，加上不熟悉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生活，涉足的影视人则更少。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创作体制与机制不健全所致。在多民族国家的我国，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民族文艺创作特性绝不仅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来运作，而且更需要党和政府的重视，需要各级政府的关心和具体政策的扶持，不能由票房价值左右或放任自流，比如规定：国家与省（区、市）政府每年的主旋律文艺题材创作经费、创作计划、创作人员、放映时间、评奖过程中划定一定比例（10——15%）和时间段，就会吸引很多有才华的文学艺术家关注与投入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党的宣传部门、政府广电文化工作、民族工作部门可以协作组织落实并促成，由国家民委牵头主抓。

二、缺乏创作基地与经费：如果没有经费保障，即使有创作人员和创作激情，也深入体验过实际生活，也不可能保障文艺创作过程的善始善终，更不可能有好的结局和成果，何况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因为没有健全的经费投入机制与保障，连艺术家的创作欲望都难以激起和调动，启动创作、创作队伍建设，似乎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最近，长春电影集团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直接关怀、领导和支持下建立了国家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基地和创作基金，并开始征集优秀电影文学剧本，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尝试，不妨国家民委、广电总局和某一省、市、自治区共同建立国家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基地和创作基金。有了创作基地和经费保障，就有制度保障，这就是制度创新，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每年征集、评选和组织拍摄少数民族题材的影视剧就会变得水到渠成。经过征集和评选，会陆续涌现出很多高水平的创作人员，再通过契约和奖励形式，不断壮大创作队伍，搞活创作机制，提高创作水平，繁荣创作舞台。

三、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人才严重匮乏。创作基地、创作经费、创作队伍、优秀剧本固然重要，但这些无疑都是创作条件，属于硬件建设，真正发挥巨大、长久作用的还是人才与制度建设，即软件建设。有创作激情、有爱心、有责任心和敬业、执着的专业创作人才队伍，这些人才需要发现、培养和扶持。既要有专业人才，也需要兼职人才和基层人才，这样才能成为有根基、有动力、有活力、层次与结构合理，能持续发展的少数民族影视剧创作体系，才能不断繁荣、壮大创作队伍和创作舞台，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抗战题材电影《诱狼》观后感篇6

还原历史人物给人物以真实感

影片中的男主角曾雍雅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是抗日英雄，但是距离我们却十分遥远，但是电影却拉近了观众与历史人物的距离，正如观众评价的那样，看完影片后觉得“曾雍雅是一个真实的人，有坚强有脆弱，有汗水有泪水，让人觉得不陌生”。

电影《诱狼》没有把精力全部用于展示曾雍雅如何与日军拼杀，如何有勇有谋，在此之外，还融入了儿女情长、兄弟情义等普通人也有的情感戏份，让人看着觉得亲切。

在题材的处理方面，《诱狼》没有用贬低敌方的方式处理历史题材。日本官兵都没有像抗日神剧里表现的那么傻，我军也没有以一敌百、以一敌千，一个手榴弹都能炸毁敌军飞机的本领。在电影《诱狼》中，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我军的战斗实力，在战斗中我军也有惨烈伤亡。无论是敌我双方都拍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我军将领曾雍雅重视兄弟情义，敌军将领阿部规秀也重视兄弟情义，甚至愿为这种情义做出牺牲。

所以在尊重历史题材这一方面，《诱狼》绝对算得上是良心之作。

正如影评人所言，《诱狼》是一部尊重历史、忠于历史的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影片能够尊重电影艺术创作规律，不再一味强调正面人物的人格魅力、人性光辉，而是将所有历史人物全景展现，将反面人物也还原成人。这样一群有血有肉战争时代的群像，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历史。只有最大限度的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才能让今天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观众有所触动，才能让更多的人反思历战争，才能更明白今日和平的不易，才能用行动保卫和平。

评剧创作的题材在于“接地气” 篇7

以我们朝阳县评剧团为例, 从八十年代恢复到现在, 传统的剧目也不过百部, 创作的现代剧目多是为汇演需要而量身定制, 能在舞台上为老百姓演出的现代题材剧目少之又少, 三十多年间, 团里每年送戏下乡百余出传统戏, 老百姓早已熟记于心, 百余出传统戏反复的演出, 致使观众出现了严重的审美疲劳, 最后出现了台上演员多于台下观众的尴尬场景。

如何振兴评剧?在现代都市娱乐之风盛行的今天, 振兴评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需要一个过程, 它就像评剧诞生之初到红透京城一样, 走的是一条漫长的发展之路。我们评剧要想找回市场, 找回空间, 不需要走那么长的路, 因为, 我们的媒体优势和创作优势是具备的, 当年, 评剧都是演员边演变创作, 这制约了剧本的产生,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创作队伍。那个时候, 评剧的影响力是通过一场一场的演出来传播的, 现在我们有媒体, 有网络, 特别是网络的传播更不可小觑。所以, 只要有了好的作品, 评剧一样可以打个“翻身仗”。

笔者认为, 剧本的创作, 应从“接地气”开始着手。许多传统戏的题材已经落伍, 老戏新排的新编历史剧也不一定就适合现代观众的口味, 现今评剧的繁荣在于剧本题材的创新。曾几何时, 《刘巧儿》、《夺印》、《黛诺》、《小女婿》、《向阳商店》、《山里人家》、《这样的女人》、《高山下的花环》等诸多反映现实题材的评剧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无一不是从基层、从农村汲取素材立于舞台之上的。其紧扣时代脉搏的剧情, 经典的唱段都深入人心, 如“水乡三月风光好……”“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无论老少都能哼唱几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时代风云变幻, 人们的欣赏水平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 评剧的创作却始终在萎靡的状态下前行, 反映现实题材、反映改革开放的题材少之又少。这期间, 也有些院团, 采取了翻排其它艺术形式的作品, 如前几年中国评剧院移植翻排于同名电影的都市题材评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阵容强大, 投入力量令人震撼, 甚至让以一曲《纤夫的爱》走红的歌星于文华也加盟进来, 在当时评剧界引起了强烈轰动, 但是, 演出的效果和票房却是捉襟见肘, 最终也没能使其“火”起来。归其原因, 笔者认为, 就在于用评剧的艺术形式展现都市题材的渠道不对路, 导致受众面就窄。

我认为, 评剧的根在农村, 评剧的创作素材也在农村。评剧的诞生最初就是在田间地头劳作的间歇, 是劳动人民艺术智慧的结晶, 这注定一旦离开了它特定的观众群, 评剧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前些年, 郭德刚倡导尝试相声回归小剧场,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让我们看到了相声的未来。再有二人转的回归, 在好多人看来, 刘老根大舞台起到了带头作用, 就认为二人转可以入大剧院, 登大雅之堂, 殊不知, 在广大农村和一些小剧场观看二人转的观众要远远高于在大剧院的观众, 为什么?就是因为二人转的篇幅短小精悍, 能反映时代, 转身快速接地气, 所以, 无论是大小剧场和家庭堂会, 甚至是野外的舞台演出都会有观众捧场的。

近年来, 随着“三下乡”的实施, 好多大的院团也纷纷免费送戏下乡, 一些经典的剧目走进了老百姓身边。这固然是好事, 可是, 笔者跟随了几次“三下乡”演出, 大的院团往往是阵容强大, 人员众多, 给地方政府的接待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很多地方政府是“被动”的接待的。试想, 如果把基层中、小剧团的资源优势发掘利用起来, 创作排演出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接地气” 的小戏, 送到老百姓中间, 也许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种“船小好调头”的运作方式, 笔者认为可以为评剧的振兴做个初步的探索。

由此, 笔者想到, 莫不如把评剧也还原成短小精悍的小作品, 重走一下“长征路”, 也许就能探索出一条路子。这么说也不是空穴来风, 2004年, 我们朝阳县举办了间隔十八年的“农村小戏调演”, 前期就组织剧作者深入农村调研多达两个月之久, 从中打造了小评剧《枣乡情缘》、《十月金凤》、《虎娘们》、《幸福泉》等一批反映时代、讴歌生活的作品, 这些小戏不仅具备了“接地气”的优势, 更是简单易排, 短小精悍, 故事情节相对紧凑, 对场地、资金和演员的要求也不是十分的严格, 所以, 一些乡镇的业余农民剧团纷纷索要剧本排练演出, 自娱自乐, 有的剧团随演随改, 一演就是几年。

综上所述, 让评剧“化整为零”, 走进基层, 演老百姓, 唱老百姓, 还原老百姓, 也不失为一个“接地气”举措。

摘要：评剧的不景气也如其它戏曲剧种一样, 存在多种原因, 然而, 对困境, 我们能多找出几条探索振兴评剧艺术的道路, 也许就会给评剧的生存发展提供动力源泉。创作题材的选择就是首要的问题。只有创作题材贴近生活, 贴近老百姓, 评剧才会有市场。

甘肃山水画创作题材优势思考篇8

［关键词］甘肃；山水画；创作题材

［中图分类号］J21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2-0096-02

20世纪的中国山水画领域，出现了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张大千、陆俨少、刘海粟、石鲁等艺术大师。他们创造山水画的精神，始终坚持对真山真水进行体察，追求对生活的真切感受，重自然、重生活、重个性、重风格，以造化为师，融会传统技法，深刻把握生活的脉搏，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独特的艺术语言，奠定了当代中国山水画的基石。甘肃山水画家继承他们深入生活、以造化为师的优良传统，考察甘肃境内的名山大川的地貌特征、民俗风情，从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发挥山水题材优势，力图创造出具有甘肃地域特色的山水画风。

甘肃山水画作为当代中国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状和发展一直受到画坛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甘肃举办过各种形式的山水画创作展览，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与外省、市书画界进行广泛的艺术交流、探讨，在创作领域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画家和作品，山水画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这个艺术多元共存的时代，对于以意象造型为准则的中国画创作来说，山水画题材的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仍然是以中国画独有的特色揭示创作主题、传达画家情感、表现技法手段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从一定程度上说，甘肃山水画家的创作较好突出了地域特色的无穷魅力，同时仍有许多未开垦的创作资源等待去发现和开拓。甘肃山水画创作的整体水平在全国的范围内不算高，如何在山水画题材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走一条属于甘肃自己的发展道路，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

甘肃是祖国西部宝地，从地形结构来看，无论是广阔无垠的沙漠戈壁和连绵不绝的祁连雪山，还是生机沃野的茫茫草原和茂盛苍郁的青山峡谷;无论是雄浑质朴的黄土高原和形态奇异的丘壑石林，还是源远澎湃的黄河激流和淳朴豪爽的民俗民风，远古到如今，都溢散着强烈的西部独有的生命气息，令人心驰神往。更有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古道雄关、长城遗迹、道教圣地崆峒山等著名的人文遗迹名扬天下。此外，各式民居村寨和建筑，亦是极好的画材，或清秀，或苍茫，或古朴，或神秘，给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以无限的灵感。天然的西部高旷野放的天地，滋养、造就了西部画家们敦厚淳朴的性格。驻足高原，情系黄河，感悟大自然特殊神秘的美感与动人心魄的魅力，是造就甘肃山水画的源泉，只有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把握自己的方位取向，不懈探索，存真求新，发掘题材优势，才能创作自己独有的山水画作品。

纵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甘肃山水画坛，画家中领衔人物为刘文清、韩天眷、刘万里先生等，90年代为郭文涛、董吉泉、陈天铀先生等。他们以各自的艺术语言和鲜明的个性风格，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发展山水画创作的道路，成为值得美术界深入研究的创作现象。

刘万里先生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为本，写黄河、石窟、祁连、戈壁、荒原、峡谷、草原、雪山等甘肃的名胜古迹，从生活中搜集创作素材，外事造化而中得心源，构思立意追求时代精神，以“山水新、意境新、技法新”的创作理念，创作了许多甘肃地域特点的新山水作品。他的山水作品，传统功力深厚，厚积而薄发。他善用青绿、浅绛，长于勾、点渲染，特别善用传统折带皴技法，不生搬硬套，将其用现代的理解手法融入画中。用笔苍劲灵动，用墨滋润雄厚，设色多用赭、花青，并直接用色勾勒、皴擦，色破墨，墨破色，墨色交融，画面清新秀丽，艺术地再现了西部山水的神韵。刘万里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拜师李苦禅先生门下，专攻花鸟，笔墨造型雄健，笔简意深。在绘画生涯中，同著名画家赵望云、石鲁、黄胄、孙其峰、陶一清、郭世清及甘肃的曹陇丁、韩不言等密切交往，投师访友，切磋技艺，他的山水画和花鸟画一样有独特的意趣和风格，在甘肃享有盛名。

郭文涛先生的西部山水画，以其磅礴的气势、浑厚叠润的风格、撼心慑情的深邃意境而感人。他所描绘的山水作品取材多为甘肃河西走廊、祁连山脉，表现了西部山水雄阔劲健的特点，以墨中有笔、染中见骨的艺术语言，创造出了“夺天工造物真魂魄”的西部山水的新水墨样式。他在全国有着一定的影响，为甘肃在全国山水画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

董吉泉先生的山水画古丝绸之路题材较多，他的作品怀着对丝绸古道传统文化的深爱，对大漠的无限眷恋，力求以传统笔墨体现丝绸古道、大漠山川及各种奇异的人文景观。他的山水画多用青绿，用笔潇洒，设色明丽，具有苍润秀逸之特点；他擅长用勾、擦点、渲染等技法层层苍密地把西部大山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以新取胜，创作均强调个人感受和艺术趣味，深究传统技法与自然地貌的融合，作品有着鲜明的地域风格，他是甘肃山水画坛很有影响的画家。

陈天铀先生对西部山水的理解创新情有独钟，他以“融书入画、以墨代色、画中有诗”的形式，严肃认真地对待生活，用心去感悟大自然的景观，细致观察、分析、归纳、总结景物的自然规律，在写生中提炼出新的表现技法。其作品以饱满的构图、深沉苍郁的意象，使自然历史与人文历史浑然一体，画面强调整体大势，得山川之灵气。他用笔沉着凝重，用墨讲究积墨和破墨相互交融，以深厚的墨韵，体现西部甘肃大地山川的大气磅礴和深远的意境，为甘肃山水画题材创作开拓了新路。

当然，好的题材不是万能的，同样的题材不同的画家表现出来会有不同的效果。在甘肃的优秀画家中亦有不以题材取胜的例子，如已故著名画家韩不言先生，他的作品直取齐白石一路，是以传统笔墨功夫见长，造型简练质朴，色彩鲜明。另有山水画家、书法家马西园先生的山水作品，与黄宾虹笔意相同，善用积墨、宿墨，浓淡兼施。其作品浑厚清润，线条活泛而又凝重，加上书法的功底修养，使山水画艺术达到了“道法自然”的意境。可见题材毕竟还是创作中的诸多因素之一，片面强调题材的重要性，只能使其沦落到“土特产”的地位。如何充分发挥甘肃中国画创作题材优势，创作出好的作品，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要强调扎实的造型能力和笔墨基本功，勤奋学习文化知识和美术理论，提高画家的审美品味和文化修养，是画好任何题材必备的基本条件。

其次，要始终坚持“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信念，到大自然中写生体验生活，用心感悟大自然千姿百态的现象，感悟自然与人文历史，通过深入观察、概括、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引发创作灵感和激情，寻求出比现实更美好、更富有诗意的艺术境界。

其三，在表现形式和技法上，应调动一切手段吸收中西方艺术营养，包括现代艺术营养，不断更新艺术观念，拓宽视野和思维空间，大胆尝试新材料、工具，使自己的山水作品突破甘肃地域题材固有的内涵，成为具有现代中国画的时代标志。

吴冠中先生说：“无声的生命是曲线色彩、形象等因素组成的，但这些因素要有心人才能表现它。”只有对大自然产生了爱和情，对创作的对象产生了美感，才能创作出情、爱、善、美高度统一的作品。

商业题材电影的经济学解读篇9

《白银帝国》讲述了清末时晋商所建立的庞大金融帝国。贯穿影片的金融机构就是“票号”，因为早在乾隆时期，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晋商积累的雄厚资本让这样的组织应运而生。同时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的买卖，商帮的业务往往围绕着商品流转并且资本周转周期缓慢。影片中提及的康家祖先一开始就是类似于掮客的骆驼客，山西商人往往会贩运福建武夷茶或者安徽和湖广的茶叶，经水路之途运销至北京、蒙古、乌里雅苏台甚至是新疆伊犁河塔尔巴哈台等地，这样长达数千里的长途运输经营，不但需要时间成本，货款的储备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需要大量货款，票号就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形成。再加上遍布全国各地的晋商商号，这样庞大的商业网络无论各地怎样盈利都要在年关之前回山西总部进行结算。在社会治安不佳的前提下，各地汇兑的需求日益增加。票号是一个以汇款业务作为支柱产业的借贷机构，通过一种类似于现金支票的汇兑，能够在全国各个分号甚至是官府朝廷进行交易。在交易方式上，可以做到避免了长途运输白银的安全隐患。在业务内容中可以看出，票号可以和国家银——户部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汇兑、收存、放贷基础业务，票号如同现在的银行一样通过存款利息将大量的真金白银牢握在自己手中，从而进行其他增值业务的运营。其中在缺盐情况下，老东家疯狂地囤积盐货进行高差价倒卖获取暴利，就是依靠强大的资金基础进行盈利。再加上影片中所出现的“一两开户”的小额储蓄业务，解决了官方银行拿下了几乎全部的大型客户之后的困境，是中国现代银行发展的一大突破口。同时，在康三少爷去上海学习之后，将贷款抵押的形式变得更加正规化，提高了放款的安全性。从而抵押作为一种信用风险管理工具，使票号的信用意识得到了萌芽并提高。

电影末端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就是在国民革命战争期间，南方五处票号受到了战火侵袭，让康家票号的白银储量骤减。在北京总行一群手握“钞票”的劳苦百姓苦求票号兑换白银。甚至把一生积蓄都给了票号的老人极端地采用了自焚的方式。让我不禁想到了当政局动荡变革，纸币公信力失去之后，黄金白银这一类硬通货的储量对于一个票号乃至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将视线聚焦于现代社会，美国的黄金储备量高达八千多吨，而中国大陆的黄金储量竟然仅有一百多吨。即便我国如今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美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这样强劲的经济上升势头，我们也必须要有危机意识。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就对大清拥有全世界将近一半白银的状况深深担忧，而鸦片的流入也是针对减少清政府白银储备的战略。哲人马克思曾经说过：“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由于天然稀少的特点，注定了黄金白银具有稳定的价值，而纸币只是由国家强制发行而使用的，其本身如同纸张一样没有价值。在影片中，白银的价值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时局动荡之际，上至朝廷，下至百姓，挤兑、掠夺甚至背叛所为全是代表着财富的白银，而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却也因为失去公信力成为了废纸。

贯穿整部影片的各条线索同样值得细细品味，尤其是影片一开头提及的“四哥和四嫂去天津”这一线索。天成元作为一家票号，最看重的是其自身的信誉，对此康老爷在绑架事一出之后，采取的就是息事宁人的低调态度，因为他不想因为自己家庭成为的意外而让票号的信誉受损。四少奶奶被青衣绑架后羞辱自尽，而四少爷疯癫之后。天津分号就出现了抢兑的**，这一情节的处理就很大程度说明了信誉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一家金融机构的信誉受到损害时，面临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曾经摩根大通的金融丑闻更是很好证明这一点，该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华尔街标志性人物杰米.迪蒙尽管未被发现有不当行为，但因为大规模的交易损失引起了金融机构的公信力缺失，疯狂震荡了整个华尔街。因为金融机构丑闻频出，英国特许会计师协会，在其认证资格考试之中特别单独出了一个道德模块，就是为了杜绝信誉危机带给各组织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