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道路的法律法规

关于农村道路的法律法规（精选9篇）

关于农村道路的法律法规 篇1

申请单位：××× 2014年9月5日

×××交警队：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是动员广大参与者遵守法规、维护交通安全的一项根本措施，是提高全社会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交通意识的重要途径，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广大交通参与者进行宣传教育，借以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以及交通道德水平，使之逐渐具有现代交通意识。为进一步加强交通法新规定的宣传报道力度，强化驾驶员冬季驾驶安全意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新交通法规的知晓率，切实提升辖区公民的交通安全意识、交通法制意识和交通文明意识，全面构建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道路交通环境，我们特此申请联合交警大队开展此次交通法新规定的宣传教育活动。

×××××××是×××××局的专业经营机构，一直以来专注于传媒事业的品牌打造和网络建设，拥有一支专业的设计策划团队和××部门独具优势的DM、商业信函、账单、封片卡的特色媒体资源，从市场调研、策划推广、创意设计、媒体发布、效果监测、信息反馈等一系列传播环节均要求精益求精。

配合交警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的宣传活动，是××××积极参与地方建设的责任。××××可以利用自己特有的投递系统做到此次宣传的精准化，确保宣传的成功。

一、宣传主题

重点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新增加的内容

二、主要目标

通过开展专项法制宣传活动，使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减少，道路交通秩序明显好转，道路通行能力明显改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数量下降，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明显提高，坚决杜绝群死群伤的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

三、宣传载体

此次宣传以《驾驶员出行宝典·新交规便携本》为载体，并配合交警部门的宣传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

四、产品内容

该折页图文并茂介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增加的新规定。让驾驶员和准驾驶员更加清晰新交规的规定，从而更加规范驾驶，杜绝安全事故隐患。

五、宣传对象

全县驾驶员、驾校学员及广大群众

六、项目运作

交警队负责协调各方关系，跟各单位做好通知，提供全县有车一族的名址。××××负责宣传材料的印制，并按照名址进行宣传材料的投递发放。

我们必将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和更加专业的运作理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身心投入到新交规宣传的各项工作中，力争尽早使其成为宣传新交规的有力工具！

以上请示事项，敬请商议酌定！

关于农村道路的法律法规 篇2

关键词：农村道路,现状,建设,管护

0 引言

随着三农问题的不断完善, 政府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 进一步完善农村公路管养体制和运行机制, 确保农村公路在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上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建设为主, 向建管养运协调发展转变, 更加注重统筹兼顾, 建管养运同步推进、协调发展, 努力消除农村公路交通发展短板。适应发展向引领发展转变, 以人为本, 充分发挥农村公路的先导作用, 通过完善农村公路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客货运输服务水平, 改变农村地区村容村貌, 促进农村地区人口和产业集聚, 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让广大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争取更多财政资金支持和投入, 以更高的认识、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力度、更硬的措施, 不断开创农村公路和农村交通发展的崭新局面。本文针对我国农村道路的现状展开分析, 并给出自己的发展建议, 以供大家参考。

1 农村道路的现状分析

1.1 农村道路建设质量意识淡薄

有关部门领导对抓公路质量建设的意识淡薄, 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过于频繁的不按公路建设基本程序办理, 项目未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立项就开工, 造成建设项目规模过大的后果, 且造成技术标准低以及其他方面不必要的浪费。

1.2 资金来源单一且薄弱

农村道路建设种类繁多, 进而需求的资金数量大, 仅靠国家补助资金来推动农村道路建设, 具有一定局限性。由于本地区财力有限, 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农村道路建设, 项目争取是目前唯一靠得住的途径, 多元化投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 从而造成建设和维修资金短缺。

1.3 技术缺乏, 工程要求管理低下

由于农村道路建设点多面广、项目分散, 但主管部门技术人员少, 无法正常给予乡 (镇) 村道路建设技术方面的指导, 从而造成建设单位乡 (镇) 村不懂得道路建设的基本程序、施工组织和业务管理, 对工程技术的要求模糊。

1.4 施工单位不规范, 工程质量存在隐患

施工单位多是非公路专业施工单位, 而是由建筑包工头以最低价格承包, 他们设备不全, 不具备公路施工的资格, 因而, 工程质量难以保证。

1.5 质量监督不力

大部分农村道路施工没有实行监理制, 工程施工质量监督部门没有合理有效的运用自己的职能, 从而造成工程质量低劣。另外, 由于合同价格偏低, 某些施工单位为了节约成本, 偷工减料, 以次充好, 经常不按图纸施工, 降低水泥标号、减少水泥、石料用量和在路中间加厚松散垫层减少砼路面层厚度, 从而减少材料成本的投入等手段谋利, 因此, 常出现工程完工后质量不合格的现象。

1.6 道路养护管理不到位

交通管理部门职能和作用发挥不明显, 村级道路管护责任不明确, 管护体制不健全。一些村社忽视了农村道路的维修管护, 导致一些修建较早、等级较低的乡村道路, 出现路基沉陷等现象, 严重影响了道路的正常运行;交通管理站虽然成立, 但没有真正做到人员、经费、办公设施“三落实”, 职能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更没有形成长效管护机制;农村道路养护体制还不健全, 执法主体不明确, 造成了农村公路失修失养。

2 农村道路的养护与管理策略分析

2.1 加强领导作用, 强化宣传推广

各乡镇成立“村村通”养护领导小组、成立以村主任为组长的养护小组。同时层层签订责任书, 实行责任追究。通过刷写墙体标语、悬挂横幅、印发宣传单等形式, 广造舆论氛围。

2.2 建好养护队伍, 强化对道路的管理

高标准建设公路养护站, 选派业务精、素质高的人员专负责公路监管工作, 配备了办公设施、施工设备、维修设备等。

2.3 组建养护队伍

养护员按照每人养护的距离, 制定基础工资、出勤工资、绩效工资、奖励工资四个部分, 加大督查力度, 实现奖优罚劣, 一月一评比, 一月一兑现, 增加养护员的工作积极性。与此同时, 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和工作讲评, 提高了养护员素质, 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意识。

2.4 突出工作重点, 务求实效

各村应在“村村通”道路两端的两侧, 统一铸制限宽限高设施, 禁止大型号、重吨位车辆通行。同时, 加大破坏公路行为查处力度, 为公路寿命的延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农村道路建设意义分析

3.1 农村道路建设是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农村公路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 为农副产品迅速转化为商品创造了条件, 使农村经济从传统农业向以市场为导向的高附加值农业转变。同时加快了农村旅游等产业的形成, 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3.2 农村道路建设是农村信息传播的必然要求

农村公路建设加快了农村信息传播和对外交流, 转变了农民群众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提高了生活质量, 使农民群众走出贫穷, 去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 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可以说农村公路不但通到了农民家门口, 也将文明新风带到了农民家门口。农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了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4 结语

做好农村道路的建设与维护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为此, 我们一定要树立先进的观念, 进而不断去努力, 去实施, 真正做好农村道路的建设与维护, 为充分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樊振平.机耕路:新农村建设的优先选项[J].广西农业机械化, 2012, (6) :20.

关于农村事实收养的相关法律问题 篇3

关键词：农村；收养；事实收养；立法完善

一、我国农村收养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事实收养儿童的现状

收养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众多人口的国家。我国大约每2秒钟就有一个新生儿出生。尽管我国对收养人的限制较高，但也不乏存在非依法律条件收养的人群。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就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

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无论谁家发生点事情都会被传得满村飞，更何况是谁家无辜多出了一个小孩，不用说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被收养的这些小孩基本上都是从出生没多久就被收养过来，对于收养家庭来说，他们都不希望小孩知道他们真正的身世，所以让他们去给收养的小孩办理收养手续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收养女孩的家庭为多，中国人思想里固有的养儿防老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虽然时代的发展已淡化了这种思想但不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存在的。

2.农村事实收养儿童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农村收养儿童的家庭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养孩子的落户问题。在私自收养中以关系到被收养人最大的利益即户口问题是否解决为标准，把被收养人分为已落户的被收养儿童和未落户的被收养儿童，后者也被称为“黑人口”或者“黑户”。对于有关系又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家庭来说办户口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对于那些没有关系没有经济能力的家庭来说，办理户口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二、我国收养立法的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收养立法的现状

我国收养法明确规定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原则，且收养法的多项条款都体现了我国收养法对被收养儿童利益的重视，顺应了现代收养立法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发展趋势，但是在保护儿童利益方面，我国收养法仍有很多不足之处。现行《收养法》虽有长足的进步，但依然存在缺陷。鉴于我国收养立法及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果现行收养制度由于收养关系建立的随意性、收养效果的不稳定性等弊端，不能充分体现收养制度的本来目的。我国的收养的立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收养的立法往往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在现代社会下，人们的社会观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应该放宽收养条件。

（二）收养登记手续繁杂

我国法律上规定的法律收养条件是收养人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①无子女；②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③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④年满三十周岁。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的限制。继父或者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只能收养一名。登记手续繁杂需要由单位或村（居）委会出的婚姻状况、有无子女和撫养教育能力的证明；三是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可以收养子女的健康证。收养非福利机构抚养的又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的，收养人还应当提交两种证明：一是计生部门出具的收养人无子女的证明；二是公安机关提供的拾到弃儿的报案证明。

（三）对收养人要求问题

对于收养法上对收养人的要求较高，必须要收养人没有子女，年龄满30周岁，有抚养教育的能力等条件对于收养来说都是具有一定的苛刻性。这些条件都必须具备的话，对于一些农村收养儿童的人来说具有不可实施性。

三、关于完善我国收养法立法的建议

（一）简化我国收养登记手续

我国的登记收养手续过于繁杂，应该简化收养登记手续。早在《收养法》颁布以前，就有关于对事实收养的规定，在1984年最高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20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现代社会繁杂的登记手续和收养子的落户问题不具有与时代同进步的意义，应该按照一定的收养事实关系，解决呗收养人的落户问题，这才是高效便民的法律所应该实现的目标。

（二）放宽对收养人的要求

从收养人的条件来看，首先，我国《收养法》要求收养人必须年满30周岁及无子女。一是认为收养人在三十周岁时方才具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才能为被收养人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维护被收养人的最大利益；二是收养人如果有子女的话，难免会对养子女的区别对待；三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上述观点现在显得已不合时宜了，在现实中使得很多人被迫转向私下收养，从而导致事实收养的产生。本人认为首先对于年龄的限制首先应该放宽，在时代经济下，不乏有大为青年存在，不一定必须要到30岁。第二点上要求必须无子女的要求有点不人性化。最后，将无子女作为收养人的条件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就处于相对松动状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启动一方为独立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现在已经有不少省份实施了这一政策。

（三）认可事实收养

为完善我国的收养立法，我们应该：继续放宽收养条件，促进收养关系的建立；设立不完全收养制度，兼顾收养当事人的利益；设置试收养期，增进收养关系的稳定；增设送养人的探视权，稳定收养秩序，维护当事人权益。事实收养有助于收养人为被收养办理相关的合法手续，保证被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四、结语

关于农村道路的法律法规 篇4

(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关于农村法律普及程度的调查报告 篇5

双保

一、调查背景及路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中就有九亿是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因此，一个真正关心中国人喜怒哀乐的人就不能不关心中国最基层社会的人的生活。”基于此，我们对家乡的3个村（双火场村、新伙场村、王家庙村）进行了一次关于“农村法律普及程度的调查”。我们本着面向农民，服务农民的精神，相继开展普法宣传等活动，以法律调查问卷、座谈交流等形式开展本次调查，从中掌握第一手资料。

当今社会各级政府与社会团体都纷纷开展各式各样的农村法制建设活动，那么究竟有多大的成效呢？本报告主要是了解农村的法律知识普及程度，设计的问题相对比较简单，通过一些简单的法律常识，分析近几年农村法制发展的状况，从而提出合理的建议。

二、调查方法及对象

本次调查以调查问卷为主，座谈调查为辅。

问卷调查，是我们了解基层法律服务现状的另一重要手段。有专家认为，在中国的调查，必须正视被调查者文化素质不高，缺乏社会调查常识的现实，少用书面调查方式。然而我们认为，这是对基层群众的固有偏见。事实上，我们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也接触过许多外部信息，对我们并没有表现出敬而远之的态度。

我们对访谈对象的选取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农民群众，包括接受过法律服务和未接受过法律服务两类。这种分类十分必要，一方面前者对基层法律服务有着最直接的感受，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直接反映了基层法律服务的现状。另一方面后者在农村占绝大多数，更具代表性。这对我们了解农村法律服务的真实面貌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指出的是，未接受法律服务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遇到法律纠纷，是何种原因使他们与法律服务擦肩而过？追寻其中的原因，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二部分访谈对象是村干部。主要是了解法律服务所之现状，以及在满足农村法律需求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对农民的访谈不同的是，这部分访谈大多不是以正式方式进行的，往往是在闲聊甚至是吃饭时获得我们想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同样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第三部分则是外出务工者，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群体，农民工同样需要接受法律方面的-1-

知识，这样才能够在他乡保证自己的护法权益不受侵犯。近年拖欠农民工工资，欺骗农民工等不法行为屡屡发生。为什么这样的时间屡禁不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工不懂法，不知道用法律来维护自己。

三、调查结果

此次调查前三题为自由式问答，无对错之分。题目主要为基础的法律常识，包括继承法、婚姻法、土地法等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基本法律。

农民朋友对法律的喜爱程度是多少呢？了解又是多少呢？从我们120份调查数据来看，有43%的人喜欢法制节目，46%的人喜欢程度一般，11%的人不喜欢。9%的人对法律了解多，84%的人了解一般，7%的人一点都不了解。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法盲的人已经占到了一少部分，在法制建设上农村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可以看到农民的法律知识还有很大程度的欠缺，我们的农村法制建设道路还任重道远。

农民朋友的了解渠道有哪些呢？21%的人是通过书籍，50%的人是通过电视，29%的人是通过网络。通过数据不难看出，书籍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而电脑、电视等新兴媒体在农村已经得到了可喜的发展。有些农民也开始使用电脑，并将其作为了解新闻的主要途径。

继承法、婚姻法、土地法等一些基本民事法律是农村出现纠纷较多的，那么农民在这些方面了解又是多少呢？下面就来看一下调查数据，回答正确的占30%左右，而回答错误的则多达50%左右，另有10%左右的人回答不清楚。大多数农民都是凭第一感觉选的，凭感情选的，说不出选择的理由来。调查问卷多少都有一些“水分”，有些回答正确的也是蒙对的，所以与此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实地走访，走到农民朋友家中去，与农民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与农民的交谈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方面农民认为法律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人都处在法律的包围之中。但另一方面，当被问到实际生活中都有哪些具体涉法问题时，大多数都回答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问题，基本上还是与世无争，过着恬然自得的生活。在一个村治保主任那里我们得知，该村一年也就发生17起村民纠纷，这与该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而当被问到周围都有哪些常见纠纷时，甚至有一部分人的回答竟是“不清楚”、“不知道”、“不好说”等。可见，一涉及到具体生活，法律与农民又相距甚远。在一些纠纷发生时农民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法律，不能够将法律运用到生活中去。

我们认为，随着中央和地方在法制宣传上的投入越来越大，特别是各类法制电视节

目的播出，依法办事作为一种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地植入农民的大脑。农民对于法律已不再像从前那样陌生。权利、义务等时髦名词已耳闻能详，维权观念日渐浓厚。然而农民这种法律认知度的提高，更多的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推动。各种普法教育、电视宣传，就像一部鼓风机，将各种法律观念强行吹进农民的大脑。农民仿佛一夜之间明白了法律的意义。农民正是这样被动地改变着自己的法律观念。从而不能真正的运用来法律服务自己。

那么农村的法制观念差究其原因是什么呢？经济不发达！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一个地区法律意识差，则标志着这个地区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我们走访的村子里，根本就看不到几家商店，村级企业、农村产业化更是闻所未闻，要说商品经济那就是农民带着自家产的一些水果或蔬菜沿街或赶集来卖，村民的收入几乎是靠种地和外出打工来填充的。从农村纠纷中也可以看出来，早各类纠纷中，民事纠纷占到了大多数，刑事案件占一小部分，合同案件则是寥寥无几，有的也只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合同纠纷，从合同纠纷占如此少的比例也可以看出农村经济的非常落后。由此可见农村经济的落后是导致法制意识浅薄的重要原因。

四、调查建议

1、建立学生志愿者农村法律援助体系，与各大院校建立技术扶助合作，充分利用大学生自愿，对农村开展一些各个方面的培训。一方面可以缓解农村技术性人员短缺的局面，填补技术空缺。促使农村生产科学化，技术化，保证农民依法生产，依靠科学进步。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大学生得到一些实践性的锻炼，改变大学生只会说不会做的局面，可以说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方法。

2、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在我们调查的村庄里有一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接受到有关法律的教育，一些政府只做表面文章。根本就不深入群众，只为完成工作，彰显个人业绩。建议上级政府建设通畅的监督渠道，加强对下级的监督与管理。同时基层政府要做好廉洁自律，真正做到为民所想，为民而为。

关于农村道路的法律法规 篇6

屏山县清平彝族乡冒水村三组彭XX在冒水村三组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时就承包到了现在所谓“争议”的河沟湾的土地，此后一直由彭XX家管理使用。一九九九年十月国家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人民政府再次确认了彭XX的承包经营权并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书。多年来此宗土地都是彭XX家在经营管理。二00七在清平乡进行移民实物指标调查登记中，同组村民刘XX和另一组的村民黄XX却提出了该宗土地内有他们的承包地从而产生争议。争议发生后清平乡人民政府于二00八年一月五日作出了《关于彭XX、刘XX、黄XX河沟湾林地争议处理意见》。彭XX不服该处理意见，于二00八年一月十三日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清平乡人民政府于二00八年一月十七日作出了《关于撤销彭XX、刘XX、黄XX河沟湾林地争议处理意见的决定》。但是，在无人申请清平乡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调解也没有接到任何人通知进行调解的情况下，清平乡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却于二00八年七月一日发出了一个《关于彭洪英、刘国桃、黄绍维河沟湾林地争议调解意见》。该调解意见完全照搬了原清平乡政府的处理决定的内容。将属于彭XX的承包经营权内的土地划分给了刘XX和黄XX二人。

彭XX不服调解意见，多次找清平彝族乡人民政府要求重新解决，乡政府口头告诉彭XX找县农业合同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彭XX向县农业合同仲裁机关申请仲裁后仲裁机关又以不属于农业承包合同为由不受理。笔者受理彭XX的委托后于二00八年八月书面正式向屏山县清平彝族乡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解决土地使用权争议。但清平彝族乡人民政府没有作出局面回复。后笔者代理彭XX向屏山县人民法院以清平彝族乡人民政府行政不作为为由提起了行政诉讼。经过屏山县人民法院协调，清平彝乡人民政府同意受理。现正在处理中。此纠纷 1

从发生到现在已经二年多了还没有处理结束，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在当地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也给当地的稳定带来了隐患。

笔者的观点：

存在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下简称《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以来，在处理农村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纠纷中出现了一个误区。一些地方的县乡两级人民政府对农村中发生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争议处理时都一律按《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交给农业合同管理委员会调解或仲裁。

笔者认为，这是对《土地承包法》的误解，是法律适用的不当。《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适用的范围不同、解决的实质问题也不同。前者适用于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实质问题是合同的履行问题，后者适用于因土地的使用或所有而发生的争议；解决的实质问题是土地的使用权或所有权问题。在主体上，前者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因发包合同或已取得承包经营权后的村民因土地流转而发生的合同履行中发生的争议，此时的土地权属是明确的，主体是特定的。后者不是因履行合同而是因土地的使用或所有权不明确而发生的争议，主体也不特定，如果是使用权争议有的可能是同一经济组织内的村民，如果是所有权争议则只能是二个或多个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

主要理由和法律依据：

一、《土地承包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的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土地承包法》只适用于农村的土地承包和因此而产生的承包合同争议纠纷。其争议的双方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村民之间因发包与承包之间发生的承包争议；二是承包人之间因土地流转而产生的合同争议。即都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里所说的“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也应该是在土地发包、转包等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条规定“农业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因承包合同发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三十八条规定“本规定适用于发包方就开发、经营和利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自然资源和其他资产，以及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家资源，与承包方所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各承包方之间所签订的转让、转包和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的合同。”依照上述规定，只有属于农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即双方是在履行土地承包合同中产生的争议才应适用《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来解决。因此《土地承包法》才规定了当事人协商不成时或不愿意协商时可以申请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争属于合同履约之争。

二、土地使用权的争议一般都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的一方已经取得了承包经营权（即与发包方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或取得了经营权证书）而另一方又提出其也享有经营权所产生的纠纷，此时对争议的土地来说就需要确认其使用权的归属。其性质属于土地使用权的争议。而土地所有权的争议则大多是不同的经济组织间的村民都提出对同一宗土地享有使用权而引起的争议。这类争议表面看起来是村民之间的使用权争议，而实质上是二个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间的土地所有权争议。这时也需要对土地所有权的归属进行确认。《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依照这一规定，在农村中发生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争议必需经过政府作出处理（确权）。此时，政府处理是诉讼的前置条件，不是由当事人选择的。没有政府的处理，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受理。其诉争属于确权之争。

综上所述，农村中发生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纠纷应该属于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争议，而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争议。这类纠纷仍然应该适用《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处理。即仍然应该由人民政府来处理以确认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归属，争议双方对处理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笔者建议：

除了笔者亲自承办的这个案件反映出来的问题外，笔者在参与涉法信访接待和平时的咨询接待中也了解到目前农村中这类事件还比较多。这个问题可以说还有普遍性。为了及时解决此类纠纷，维护农村的稳定。笔者建议：

一是加大对《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的宣传，特别是对乡镇农村合同管理机构人员的培训，使其分清不同的纠纷应该适用不同的法律解决。

关于农村道路的法律法规 篇7

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简称农村低保, 是指政府对于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家庭, 以户为单位, 实行差额救助的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来, 我国对于农村的社会救济一直是采用传统的对五保户和特困户实行不定期、不定量的临时救济的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开始在农村实行定期、定量的制度化救济和乡镇统筹的困难补助经费, 这是我国对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改革, 也为随后制定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了启发。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试点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 我国就开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试点工作。1992年和1994年先后在山西省左云县和上海市进行农村低保制度的试点工作。1996年民政部制定了《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意见》, 明确提出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概念, 并颁布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指导方案》。在同年召开的民政部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经验交流会上, 通过对山东烟台、河北平泉、四川彭州、甘肃永昌等试点地区的研究, 对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三种不同类型的试点市县的制度建设经验交流, 总结了阳泉模式、烟台模式和平泉模式。阳泉模式并没有设定一个统一的保障标准, 而是着眼于制度本身的建设;烟台模式的特点在于执法的力度大, 各项保障项目较为齐全;平泉模式则侧重于党政结合, 以量力而为为宗旨。

(二) 停滞阶段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国企改革过程中大量城市失业人口的出现, 我国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工作中心开始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 对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也由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为转变为地方政府的自治行为, 制度的执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因此在这一时期, 执行这一制度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和各个省会城市所在地, 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三) 重建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的提出, 使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重新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基于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文件, 如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7月《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2008年《全国基层低保规范化建设暂行评估标准》、2009年4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年) 》等, 都从不同角度和程度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做出了规制。特别是2009年4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年) 》中规定:“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制定工作, 规范农村最低保障标准、对象审核、分类分档救助等环节, 实现应保尽保, 逐步提高保障水平。”这一规定可以说是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走上制度化和法律化开始的标志。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建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走过了近20年的时间, 在这20年中这项制度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截止2010年2月,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4840.4万人, 户数达2328万户, 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1409.4万人, 1109.3万户,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向着应保尽保的目标迈进, 数以万计的农民也从这项制度之中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有些甚至迈入了小康的队伍之中。虽然农村低保制度取得了一些好的成果, 但是仍然不能掩盖其一些弊端的存在, 只有解决好其中的不足之处, 才能更好地发挥这项制度的功能。

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 法律法规缺失, 现有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效力较低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宪法》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14条增加第4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即宪法明确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二, 《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33条增加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即宪法明确保护公民的人权, 也就当然地保护物质帮助权和最低生活保障权。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法律这一效力位阶之上,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规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专门法律, 在行政法规方面也尚无专门规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法规出台。这一制度在现阶段还是主要以政策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主, 例如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民政部《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指导方案》等等。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立法成果最多见于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而且在31个已经颁布的省级人民政府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立法中, 以地方政府规章形式立法的也只有8件, 其他均是以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颁布。同时, 全国大部分的市、县一级的人民政府也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 出台了相关的具体实施办法, 如大连、武汉、无锡、苏州、哈尔滨、合肥等。

目前, 就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立法情况来说, 在城市居民方面已经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法规 (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 但是却没有出台一部专门针对占我们人口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例, 使得农村贫困居民因为制度上的不健全和法律上的模糊而无法获得应有的保障。我国现阶段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没有颁布专门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 对于这一制度的建设主要是以地方政府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主, 立法层次较低, 法律效力不高, 随意性较大, 规范性不强, 这一立法状况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权法律支撑的缺失, 保障的强制性与权威性难以体现。同时, 由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没有全国统一的立法, 表现出以省、市、县为单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局面, 各地分散的立法不利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统一构建。

(二) 城乡分野的立法现状, 造成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构建上, 绝大多数的省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体制, 目前只有浙江和广东两省实行的是城乡统筹的立法模式。所谓城乡二元, 就是对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按照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进行分别立法, 不在一部法律法规中对其进行规制。而城乡统筹仅有的两个省份浙江与广东就在《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与《广东省城乡居 (村) 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中对于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不作区分, 统一规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于1997年, 发展至今已经相对完善、成熟, 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 与传统的救济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衔接与整合还存在很多问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不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只是同一制度针对不同公民的施行。虽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不完善, 但是终究会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合二为一。现今实行的二元体制, 不仅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着问题。例如, 城市的建设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 并长期在城市定居, 但依然是农业户口, 就不可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同样由于长期不在农村生活, 也无法申请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这就使得这部分公民无法行使宪法规定的获得物质帮助权。

(三) 地域失衡的低保标准, 无法将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民

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的实施情况来看, 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 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越高, 保障水平与保障标准也越高, 反之越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乃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于资金来源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一方面, 已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 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则明显滞后甚至缺失;另一方面, 保障的水平和标准也是东高西低, 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保障水平和标准的较大差别。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其贫困人口越少, 保障水平越高;而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 其贫困人口越多, 保障水平越低。这种地域不平衡现象无疑是有悖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要求, 也同样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四) “应保不保, 不应保却保”

“应保不保”主要表现为对部分特殊对象的收入认定上, 将一部分没有收入的人视为有收入, 从而排除了一部分应该享受低保的对象。在一些地区, 为了防止“养懒汉”现象的出现, 将那些在就业年龄之内并且有劳动能力的居民视为达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线, 排除在低保对象之外。“不应保却保”主要表现为照顾亲友的现象, 有些家庭的实际收入明显高于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线, 但由于与低保工作人员存在亲友关系, 而被认定为低保户。

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频频出现“应保不保, 不应保却保”的现象, 主要原因是在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体系不健全, 缺乏法律保障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使得低保资金的功用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同时, 由于资金和机构设置的限制, 缺乏专业的低保工作人员。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只要是由各级民政部门负责, 现今部分城市已经设立了专门的低保管理机构, 但是在广大的农村, 主要还是由乡、镇、村这些基层政府负责, 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优亲厚友”的现象。

(五) “只保进不保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在申请审批阶段会进行相对严格的调查, 但是一旦被纳入到低保体系之后即缺乏事后的监管和跟踪调查, 让部分家庭在家庭收入已经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时仍旧领取低保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待遇水平不断提高, 所以收入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家庭往往不愿意退保。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又没有完善退出机制, 对于低保家庭不能做到动态管理, 定期审核, 大部分情况下仅仅依靠低保家庭的自愿退出, 显然是不太实际的。由于没有一个完备的低保退出体制, 使得仅有的低保资金并不能最大限度地用于真正困难、真正需要低保支援的家庭身上, 就使得低保资金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其功效, 低保制度也就不可能做成一张完完全全没有漏洞的“安全网”。

(六) 与其他相社会救助制度的衔接不完善

在我国农村, 除了低保制度之外, 还存在着五保供养制度、退耕农补制度、灾害救助制度等其他社会救助制度。与低保制度相比, 这些制度是属于专项救助, 其主要功能在于解决一些特定对象眼前的困境, 而不是从长远角度考虑脱贫。这些专项救助大多是暂时的, 或是一次性的, 与低保制度的长远性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 低保制度与这些专项救助之间却存在着不和谐的一面。一方面, 存在着重复救助的现象, 造成了社会保障资金的浪费, 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部分人获得了超出其应得部分的利益。另一方面, 有可能存在救助上的“真空地带”, 让真正需要救助的公民无处得救, 没能真正发挥社会救助的功能。五保供养制度与低保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有的地方将五保户纳入低保对象, 同时享受五保待遇和低保待遇, 而有些地方以五保户已经享有五保待遇为由, 拒绝将其纳入低保范畴。

(七) 司法制度的不健全

最低生活保障权就是这一物质帮助权在当今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其实际上就是维持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帮助权, 而这种物质帮助权时宪法明文规定给每个公民的。所以, 对于公民来说这是一项权利, 而对于国家来说这则是一项义务。权利与义务是相生相伴的, 公民在享受这一物质帮助权时必然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如保证不虚报、伪造、隐瞒的义务、及时退保的义务、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义务等;同样的, 国家最直接的就是各级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机构在为公民提供这种物质帮助权的同时, 也享有一定的权利, 如审查审批的权利、低保户违反相关规定时撤销其低保资格的权利、要求低保户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权利、发现低保户不符合低保条件要求其退保的权利等。

虽然公民和各级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机构都有其应尽的义务,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违反义务的行为却比比皆是。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都涉及在内, 但是无论在三大诉讼法还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相关规定中都是比较苍白的, 并没有一个相对具体和明确的法律责任体系规范。无论是公民还是各级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机构违反义务时, 都有可能因为某种情况法律的不涉及, 使得出现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现象发生。还有一种情况也是现实中最常出现的, 就是农村居民对于各级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机构做出的不批准申请, 或者减发、停发低保时, 如何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是行政诉讼还是行政复议, 还是“复议前置”。再者, 由于农村居民受文化程度、信息闭塞等因素所限, 即使有相关的维权渠道也不能真正保障其权益, 如何来进行低保维权宣传也是制度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策分析

(一) 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 提高现有规范的法律效力

目前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立法, 现有的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地方性法规级别、地方性规章级别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级别, 其中又以效力等级最低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最为详细。

基于此种情况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就是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 在统一的《社会救助法》出台之前, 可以仿照现行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制订适用于农村居民的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 采用行政法规的形式, 待到《社会救济法》颁布之时, 再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这两部分的条例一并纳入这一法律予以规范。其次, 针对现有的现有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效力较低的问题, 可以由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来解决, 至于法规在一些具体环节上规定比较笼统等缺陷, 可以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来解决。

另外, 应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的城乡差别由来已久,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然也不例外。在我国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形势之下, 社会救助制度应当逐步改变城乡二元化得局面, 建立城乡统筹的一体化社会救助体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社会救助制度的主体内容, 在城市已经普遍建立并基本成型,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在全面推广和探索完善之中。

在实现城乡统筹的过程之中, 由于原有的城乡二元体系根深蒂固, 我们可以先制定单独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暂时二元并立, 独立运行, 待时机成熟之后, 再制定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法》。

(三) 制定科学的低保标准, 缩小地区间的差距

我国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差距较大, 畸高畸低的现象极为严重, 如果这些状况不加以改变, 必然会对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产生重大影响。由于现有的低保标准,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存在着很大差距, 有些省份甚至存在着数十倍、数百倍的距离, 这些已经突破了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心理防线, 长期发展下去, 部分人可能会产生仇富心理, 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出现。

当然, 由于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差异, 要制定一个全国完全统一的标准显然是不合理, 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家应当统筹安排, 对于东部发达地区不改变其现有的保障标准, 而是加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以及政策方面的倾斜, 提高其现有的保障标准, 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异, 使得全体公民都可以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四) 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运行机制, 加强管理和监督

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运行过程中, 可以借鉴社会保险的运作机制, 以“政事分离”为指导思想, 建立一家或者多家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专门从事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事业机构, 类似于社会保险中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由受过专业培训的社会工作者才承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政府在这一过程中, 仅仅充当一个政策制定者、出资承担者和监督管理者的角色, 而不涉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工作。同时, 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要实现规范化的管理和监督, 对整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全过程都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事, 杜绝“优亲厚友”等不正常现象的发生。

(五) 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退出机制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制度, 不是申请一旦获得批准之后就可以永远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待遇, 对于困难程度缓解并且收入水平已经在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线之上的家庭应当及时退保, 停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要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退出机制, 需要从三个方面来入手:一是要建立健全一系列的相关辅助制度, 例如低保家庭主动申报退保制度、群众举报制度、管理机构主动监督制度、张榜公布制度等。二是要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政策结合起来, 对于一些有能力自我脱贫的家庭要加强政策扶持和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 做到“既救急又救穷”。三是要加强低保政策的宣传力度, 使得广大的农民群众可以理解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功能, 在符合退出条件时自觉自愿地退保。

(六) 理清与其他专项救助之间的关系

农村低保制度具有长期性、一贯性, 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 而专项救助时由于一时的突发事件而引起的生活上的暂时困难, 或者是某些对象基于自身特殊原因引起的贫困, 不具有普遍性。政府既要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也要完善各项行之有效的专项救助制度, 更重要的是理清和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其所肩负的社会功效。首先, 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基础性制度;其次, 对于在享受低保制度之后, 由于自然灾害、疾病等特殊原因仍然不能解决最低生活的特殊群体, 在通过专项救济制度予以解决。最终建立起一个包括农村低保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老救灾救济等制度在内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七) 明晰法律责任的承担

在公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者违反规定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一问题上, 解决方法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 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者的相关违法行为, 可以通过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方式予以解决;第二, 对于低保户的虚报、隐瞒、伪造等行为, 可以由有关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警告, 情节恶劣的予以一定金额的罚款;第三, 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中发生的纠纷, 公民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 对于行政复议不服的,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改善广大农民生活、逐步实现农村发展的重要一步, 只有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这几个方面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以完善, 才能够发挥其最底线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功效, 真正做到保障农民生存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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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儒家化道路上的对手们 篇8

说到此书的选题，不能不首先提及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不仅致力于人类学中国化的道路，还对中国思想史颇有兴趣。他曾以研讨班的形式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给本科三、四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开设过“先秦社会政治思想”的课程，并指定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為参考书目。在时人看来，梁启超早就不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人了，而是沦落为“旧派”人物。但学习了人类学的吴文藻持有一个成见，即当代学者应该向老辈学人“问俗”。正是因为“旧派”，相比于其他用中国史料填充西方框架的新潮著述，梁启超的著作或许才会更能体悟古人的所思所想。在这本书中，与以人物为线索不同的是，梁启超以学派的主张作为切入点。为了帮助读者对先秦思想有更加直观的理解，他还绘制了一幅简图，如下：

无治主义—道家

礼治主义—儒家

人治主义—墨家

法治主义—法家

其中，他认为儒家主张“社会由同情心所结合，而同情心以各人本身最近之环圈为出发点，顺等差以渐推及远”，“求相对的自由与相对的平等之实现及调和”，故称之为礼治主义；而法家则“不容主治者以心为高下，人民惟于法律容许之范围内，得有自由与平等”，故称之为法治主义（《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版，64-65、187页）。有心的读者不妨将该书与吴文藻学生们的相关论述加以比较，应会找到诸多契合之处。按照计划，梁启超原初打算写的是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只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他只讨论了先秦时期。一九三四年，瞿同祖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后，随即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为吴文藻、杨开道，参加研讨班，研读梁启超的著作自在情理之中。甚至可以说接续梁启超的思路，讨论汉代以来儒家理念（主要体现在服制之异、良贱之异）的实践过程，从而写出《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续篇，应是瞿同祖构思《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最初出发点，也是该书第六章处理的问题。对此，我们还可从注释中找到线索。该章共计引用了三部民国学者的著作，除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程树德的《九朝律考》，第三部书就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

让事情更显得复杂的是，在吴文藻的影响下，瞿同祖又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刻的他极力效法的范本已经超出历史学的范围，转向西方人类学家有关初民社会的法律人类学著作，无形中增加了写作的难度。这也是该书前五章处理的问题，即讨论法律与家族、婚姻、阶级、宗教之间的功能关系。可正是这一曲折，为该书争取更多的潜在读者群创造了可能。因为无论是考据学者、社会史学者、文化史学者、人类学者、法律学者，都可以从中找到熟悉的内容，以至于视为同道。对于这部分内容，除了史料不易搜集齐备外，瞿同祖并未遇到多少障碍；倒是在处理儒家理念（具体表现为服制之异、良贱之异）的实践过程时，遇到了很大麻烦。具体说来，除了法家，他至少还需要面对三个对手：

儒家的“无讼”理念是其面临的第一个对手。孔子说过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专就字面含义来说，就是不提倡打官司，而是用道德教化的方式化解纠纷。如果该理念真正得到执行，那么儒家理念影响到成文法典的制定就无从谈起。从史料提供的证据来看，它确实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汉代的循吏更是身体力行。仇览当亭长的时候，曾经审理过一起陈元的母亲状告儿子不孝的案件。但他并未追究陈元的法律责任，而是向其宣讲孝道。认识到错误的陈元不仅承认了错误，还一改前习，成了有名的孝子（《后汉书·循吏传》，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版，2480页）。《循吏传》树立了颂扬官员政绩的模板，即渲染在该官员的治理下，辖区百姓从此相安无事，诚心向化，实现了圣人向往的无讼理想。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很多人意识到无讼理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故而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务实态度。元代的许衡将“无讼”与辨明诬告等同起来，“圣人如何能使百姓无讼？只是说谎不着实的人，向圣人面前不敢尽意说他那妄诞的虚辞。盖因圣人能明自家的明德，于事理所止处件件都明白，能使百姓每畏服他，自然无那颠倒曲直。相争讼的，所以讼不待听而自然无了”。清代的陈宏谋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就将其收入《从政遗规》一书中（《官箴书集成》第四册，黄山书社一九九七年版，234页）；明代的汪天锡在《官箴集要》中直言应放弃此理念，“为政岂能无讼？有讼而听，能使其曲直分明，人心畏服，斯为美矣”（《官箴书集成》第一册，285页）；清代的陆陇其在《莅政摘要》中也认为“人情波靡，机事横生，已难使之无讼，惟尽吾情以听之而已”（《官箴书集成》第二册，626页）；田文镜在《钦颁州县事宜》中将“无讼”与公正执法等同起来，“听讼者所以行法令，而施劝惩者也，明是非，剖曲直，锄豪强，安良懦，使善者从风而向化，恶者革面而洗心，则由听讼以驯至无讼”（《官箴书集成》第三册，672页）。

瞿同祖在第六章的“德与刑”部分讨论过无讼的影响。不过，他似乎仅仅注意到使用本义的例证，并将之评价为“后世有真奉此为圭臬而近于迂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上海书店一九八九年版，228页注10），并未涉及后世学人对此态度上的变化。此外，为了解释儒家理念渗透进成文法典的现象，他采取了迂回的论证策略，征引另一个系统的有利史料。众所周知，《论语》还留有孔子称赞子路“片言可以折狱”、“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等记载，为学者重新诠释孔子并未绝对排斥刑罚提供了可能。他还从荀子、董仲舒、王符、王安石、朱熹、张居正等学者的著作中找到以刑辅教的言论。通过扩大史料的征引范围，瞿同祖得出了汉代以来的儒家和先秦儒家的主张不同，即不再排斥法治的结论（244页）；但也给读者留下后世学者是否都认同以刑辅教的主张，舍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主张，以及它们是否分别获得了实践的机会等悬念来。同时需要留意的是，现代学者生活在一个盛行“法律也是个好东西”的时代里，故而有必要与现代成见保持一定距离，或许才能对历史上“无讼”理念的影响有较为清醒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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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的理念是第二个对手。它要求人要有同情心，能够友爱、互助，其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上。相关史料可以分成两类：有时受益群体没有限制，最有名的是缇萦救父的故事。太仓令淳于意被人告发贪污，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应处以肉刑。有小女缇萦上书皇帝，认为肉刑太过残忍，“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所以愿意用到官府为奴婢的办法替代肉刑的处罚。看了上书之后，汉文帝产生了悲悯之心，认为不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是“教未施而刑已加”，属于“不德”，故而有废肉刑的诏令（《汉书·刑法志》，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1097—1098页）。显然废肉刑的诏令针对的是所有犯人，从中找不出差别对待的痕迹；有时受益群体则有所限定，大家耳熟能详的例证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规定。唐以后的法律都明文规定官员不能逼迫于律得相容隐的亲属出庭做证。否则，触犯此法的官员，唐、宋时要被处以杖八十的刑罚，明、清时则改成杖五十。除此以外，瞿同祖还讨论了存留养亲、复仇、官员丁忧、迎养父母等制度。从所举史料来看，多属于第二类情形。可令人好奇的是，属于第一类情形的史料是否真的就这样少呢？对此，则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

报应理念是第三个对手，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上。相关学说有两类：一类认为天灾是上天对皇帝政事不修，特别是冤狱的惩罚和警告，故而需要清理刑狱，以消神怒；另一类认为积恶（特别是连累无辜）有恶报，积善则有好报。好报即便不落在自己身上，也会以阴德的形式惠及后人。在制度层面，历代发展出大赦、录囚、热审、秋审、朝审等制度；在实践层面，为求福报，官员们往往会对犯人从宽发落。对此，民间流传的说法是：“死者不可复生，活的总得想法替他开脱”，“无论什么人，有罪都可以改成无罪；十起当中，总要平反八九起”（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版，351页）。

为了论证宗教观念对法律的影响，瞿同祖在“巫术与宗教”章中引用了朱熹的一段语录：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入罪以求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为恶尔，尔何福报之有！……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当杀者，必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则率多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是乃卖弄条贯，舞法而受赃者耳，何钦恤之有！（《朱文公政训》，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一二一册，齐鲁书社一九九七年版，703页）

由文意可知，朱熹提供的是一个反证，间接印证了报应理念在其生活年代的流行。他还将信奉报应的官员与贪污受贿的官员等同起来，认为两者都是“卖弄条贯”，扭曲了立法原意，使得寓含其中的儒家理念得不到贯彻和落实。如果任由对手肆意流行，那么再好的立法意图也会被报应学说影响下的实际判决所抵消，也难怪会让主张“当杀则杀”的朱老夫子如此大动肝火了。不难预测的是，报应理念将是儒家化最难应付的对手。

可以看到，续写《先秦政治思想史》的自我定位束缚了瞿同祖的手脚。他最为看重的是儒、法之间的礼法之争，这是梁启超早就拟定的内容；对于其他几个对手，尽管有所关注，可毕竟属于细节讨论，重要性并未得到凸显。不过后者的存在，终究还是影响到他最初的判断。例如他认为儒家在战胜法家的同时，还战胜了另一个对手，即吸收了法家的部分主张，对“无讼”理念进行了调整，所以将此历史过程概括为“调谐”（241页）。到了一九四八年，在写《中国法律之儒家化》时，他专门讨论礼法之争，并得出儒家化“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的结论；待到一九八一年，趁着修订的机会，他将此进程改为“以礼入法”（《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346、303页），实际上简化了原书的内容。寻其故，可能与当时的学者过于强调士绅的支配力量有关。至于后来出现千军万马群挤“儒家化何时真正完成”这座独木桥的现象，则要归咎于《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的影响了。

法律儒家化是理解中国法律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这是毋庸置疑的。可难度在于如何将这个大命题分解为几个小命题，以便于各个击破。面对这么多的对手，在汉至清的历史进程中，礼治主义果真做到了一统江湖吗？即便先秦的法家已经出局，可其他对手依然有生存的空间，并持续施加影响，以至于连朱熹都将它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后快。所以不妨将视角转换一下，细致考察这些儒家化的对手们的實践过程，例如它们分别于何时何地，通过何种途径对何种群体发生过何种影响，双方又是如何博弈的？如果连对手的家底都尚未摸透彻，那么距离最终圆满地解答问题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此外，跳出该书设定的主题，可以发现瞿同祖还提供了理解中国法律史的第二条线索：复仇的效应问题。在第一章的“亲属复仇”部分，他认为至少从西汉末年开始就存在国家逐步禁止私人复仇的过程。不过随后他将注意力放在历朝颁布的法令，以及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容忍私人复仇的讨论上。其实这里还存在其他的思路：复仇的前提是出现了命案。要想禁止复仇，就要减少命案发生的可能。要想减少命案的发生，除了用“堵”的办法，即提高刑罚以增强威慑力外，还可以用“疏”的办法，即预先出台法规对可能诱发命案的情形加以防范。而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几种情形：为了解决经济纠纷，有人使用武力手段，以致闹出人命；在市场交易中，有人凭借武力，进行强买强卖等，其间也可能闹出命案等；命案发生后，又有人买通官吏，企图大事化小。对于它们，国家又是如何疏导的，这与成文法中的细事规定存在何种关联？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未必不值得学者去认真对待。

关于农村房屋买卖相关法律规定 篇9

《关于农村房屋买卖相关法律规定》

一、农村房屋买卖的效力

现行关于房屋买卖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规章都只适用于城市，专门关于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一个也没有。涉及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性文件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批复。在这个批复里，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是：如果农村房屋的买卖双方已经实际交付了房屋和全部价款，买卖关系有效，人民法院应予保护。

二、农村房屋买卖的对象

从《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来看，城市居民、农村村民，本村人、外地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法律赋予的同等的权利，履行法律设定的同等的义务和承担同等的法律责任，《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法律不会因为买卖双方是城市居民、农村村民、本村人、外地人而区别对待。依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任何合法的公民对农村房屋的买卖行为是合法的、有效的。

也就是说：不管买方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村民；是本村人，还是外地人，买卖关系都是有效的。

三、农村房屋买卖的处分权

农村房屋买卖，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房屋而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权利人不予追认的无效。只有房屋的所有人才能处分该财产，他人无权干涉。

四、农村房屋的权利证书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农村房屋还没有像城市房屋那样实行所有权登记制度，因而，农村房屋的所有权人没有城市房屋所有权人持有的房屋产权证。

农村房屋的所有权人能够用来证明自己对房屋享有所有权的证书一般是当地区、县(自治县)、或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书。这个证书只能证明被该证书记录的人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存在将房屋建立在其他人享有使用权的宅基地之上的可能性，所以，这个证书同时也能证明被该证书记录的人享有宅基地之上的房屋所有权。

有些打算购买农村房屋的城市居民十分关心自己买了农村房屋后能否取得产权证，以为不能取得产权证购买农村房屋就是不合法的。

农村房屋是没有产权证的。即使购买城市房屋，没有产权证也不表示就不享有对房屋的所有权。依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有买卖合同、付款手续和房屋交接手续就足以证明买方对所购房屋的所有权，所以，购买人能否取得产权证或宅基地使用证书并不重要。

五、购买农村房屋的注意事项

如果你打算购买农村房屋，必须要注意两点：

1.不要涂改宅基地使用证书，也不要相信村民委员会在涂改后的宅基地使用证书上加盖公章后涂改就成为有效的。宅基地使用证书，不是证明你对所购农村房屋享有所有权所必需的。

宅基地使用证书是当地区、县(自治县)、或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只有当地区、县(自治县)、或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宅基地使用证书的涂改才是有效的。他人涂改宅基地使用证书是违法的，而且，有可能构成犯罪。

当然，最好能让当地区、县(自治县)、或市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在原宅基地使用证书上改成你的名字或者给你颁发新的宅基地使用证书；如果不能，不必强求。因为从登记制度的设定目的来看，登记的作用在于公示，即世人周知该权利的存在。登记是房屋所有权的变动宣示，而非房屋买卖合同，不是房屋买卖合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必须要件，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并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2.如果你打算在购买农村房屋以后进行翻建，你只能在原建筑宅基地占地面积范围内翻建，不能扩建到附近耕地面积范围。如果扩建需要占用耕地、田地面积，则需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如果未经审批就增加建筑占地面积，则增加的部分就是非法建筑。

六、关于农村房屋卖给城市居民

农村的住宅出售给城市居民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依据如下：

1、合同法将合同无效的标准限制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合同法》做出的司法解释里表达的观点是：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是无效的。(注：法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但至今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或行政法规禁止农村房屋的买卖。也从来没有哪一条法律或行政法规对农村房屋买卖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即使有地方法规或地方政府的规章，在认定买卖行为是否有效上，法院也不会适用地方法规或地方政府的规章而认定买卖行为无效。

2、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用于非农建设其立法本意旨在维持农业用地的数量，保证农民的生存之本和粮食供应，而宅基地本来就是建设用地，其主体变更不会导致农业用地的减少，故该条不适用于宅基地，作为认定农村的住宅出售给城市居民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依据也违反立法本意。

3、从法律保护所有权的基本精神来看，限制农民买卖房屋并非是对农民利益的维护，而是对农民权利的侵犯。

众所周知，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个权能中，最核心的权能是处分权，处分权是所有权的标志。如果将农村房屋的处分权予以限制，这与我国保护农民利益的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合同法的基本精神是合同自由，合同自由包括合同订立的自由，合同内容的自由以及合同对象的自由，限制农民向城市居民出卖住房，也与合同自由的基本精神相悖。

4、《农村承包经营法》原则上赋予了农民处分自己房屋的权利。我国新通过的《农村承包经营法》也体现了相同的精神，该法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装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该条原则上赋予了农民处分自己的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权利。该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性，相信农民能够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理性地处分自己的财产，是立法精神的巨大进步。既然为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的农用承包土地都可以流转，农村宅基地也应做相同理解。

七、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探讨

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分为国家和集体两种。宅基地所有权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其使用权由集体组织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划拨给村民使用。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有权在取得的土地上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可以在该土地上建造住房以及其他附着物。作为使用权人无权单独转让宅基地，但如果使用权人在宅基地上已建造了房屋，房屋的所有权的完整权应属于宅基地使用权人。

因为宅基地一旦划拨给村民使用，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所有的土地实际上并不能行使更多的权利。当村民出售房屋时，仅仅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换了另外的主体，村民并不能通过出售房屋而从中获得宅基地的收益，他只能获得出售建筑物的利益。因此，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利益并不存在侵犯的问题。且允许农村房屋自由转让，将使农村的房屋发挥最大的效用。

《物权法》草案第十五章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从草案规定可看出，草案允许农村房屋出售。该草案第272条：建造在宅基地上的住房所有权转让的，宅基地使用权同时转让。第273条：建造在宅基地上的住房所有权抵押的，在实现该抵押权时，宅基地使用权同时转让。由此可见，草案对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关系采用地随房走。

国家对耕地的保护是采取严格的政策，而宅基地与耕地性质不同，经过合法报批，宅基地上已建造了建筑物或附着物，一般不会再恢复到耕地性质，允许农村村民出售房屋与国家对耕地的保护政策并无抵触。因此，对宅基地上住房的出售应当采用放开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