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政府法制(精选8篇)
二〇〇八年
第九 期
宣城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编印 2008年8月12日
◆依法行政
——郎溪县政府召开全县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广德县政府召开全县依法行政工作会议。◆部门法制动态
——市工商局召开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法制工作会议。
——关于对辽宁省葫芦岛市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考察报告。◆经验交流
——市地税局强化“面、点、线、块”相结合深入推进税收执法责任制。
——郎溪县烟草专卖局搭建“三个平台”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实效。【依法行政】
郎溪县政府召开全县依法行政工作会议
6月6日上午,郎溪县政府召开全县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黎斌参加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回顾总结了2007年全县依法行政工作开展情况,通报了全县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结果,并对11个依法行政工作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会议印发了《2008县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安排》和《郎溪县2008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并向新任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颁发了聘书。(郎溪法制办 金长青供稿)
广德县政府召开全县依法行政工作会议
7月16日上午,广德县召开了全县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县领导王普、钟群、阮景康等出席,各乡镇和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依法行政是加快发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迫切需要,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的重要措施,依法行政贯穿于政府整个工作之中。会议要求各责任单位按照县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安排,制定具体方案,认真组织落实,进一步明确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重点,集中精力解决突出问题,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会上,广德县商务局、城管局、卫生监督所被确定为该县依法行政工作示范点。(广德县法制办石玮供稿)
学习,提高认识,全面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执法水平;二是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增强依法行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三是要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开创法制工作新局面。(市工商局丛家峰供稿)
关于对辽宁葫芦岛市卫生监督
执法工作的考察报告
7月19日至25日,我市市县两级卫生监督所负责人一行8人,参加市政府法制考察团,到辽宁省葫芦岛市学习考察。我们在参加政府法制考察的同时,又有针对性地对葫芦岛市卫生监督工作进行了学习考察。实地察看了葫芦岛市卫生监督所场所建设,听取其关于机构建设、经费保障、制度建设和工作开展等方面的经验介绍,并实地参观了餐饮饭店、公共场所食品卫生管理状况。考察时间虽短,但收获颇丰。
一、葫芦岛市卫生监督所基本情况
葫芦岛市位于辽宁省西南部,1989年设市,因地处锦州西部,时称锦西市,1994年更名为葫芦岛市,下辖三区一市两县,三区(龙港区、连山区、南票区)、一市(兴城市)、二县(绥中县、建昌县),其中绥中县就是著名的航天英雄杨利伟的家乡。葫芦岛人以杨利伟为骄傲,在葫芦岛市中心建有一飞天广场,矗立着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六号返回舱的铜质雕塑。葫芦岛市和我们宣城市着许多地方惊人的相
3、办公场所条件优越。有独立的办公大楼,建筑面积达到卫生部规定的市级所2400平方米的标准。而我市所仅100平方米。
4、装备精良。有车辆四部(检测车一部),每个科室另外配备一部手提电脑,并配备各类快速检测设备。
三、卫生监督工作基本做法
1、注重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每项卫生专项整治、执法行动都要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专项培训。2007年培训收费近20万元。
2、取消收费,简化手续和办事程序。发放卫生许可证仅收取工本费10元。葫芦岛市所直管餐饮400多家,公共场所200多家,学校37家,职业卫生57家,做控制效果评价29家。发证程序简化,所长批后报卫生局监督科科长审批即可。
3、注重服务。市政府打造服务型政府,要求一切卫生许可事项一律进入行政服务中心,快速办结。市区两级卫生监督机构实行分级、分区域管理。市卫生监督所管理大型公共场所、餐饮饭店及市政府所在地龙港区,职业卫生有特色:投资1000万元—1亿元以下的有职业危害的企业由市级监督管理,进行职业危害因素控制预评价和效果评价。职业健康体检设立5家医疗卫生机构,食品和公共场所卫生体检设立2家(CDC1家,医院1家),由从业人员就近选择。
级实行分级管理。因为监管收费有利可图,都去争着发证;(2)搭车收费现象难以避免;(3)容易误入“执法为了收费,收费为了执法”的怪圈;(4)不利于公正执法。建议取消一切收费,所缺的经费财政予以追加。
3、树立服务至上,简化审批程序,最大限度方便相对人。进一步梳理卫生许可项目,目前,宣城市区两级共发卫生许可证约有5000份,但在窗口办理的仅200份(市本级管理的),绝大多数未能进市行政服务大厅。由于历史的原因,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卫生许可及监督仍是区级负责。建议将宣城市区所有的卫生许可事项进服务大厅,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明确由市级监督和服务。大厅窗口要变“受理为办理”,切实杜绝“两头办理”的行为。
4、文明执法,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处罚只是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法定义务,遵守法律法规的一种手段,主要针对严重违法。对初次违法一定先教育,实行先告诫,后处罚。葫芦岛市政府对行政执法实行严格的权限管理值得仿效,建议明确科长、所长和局长的处罚批准权限,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执法需要权威,权威源自作为。执法需要形象,形象源于自律。”我们将认真吸收这次外出考察的经验,结合实际,进一步自查自纠。我们信奉“护卫生命、保障健康”及“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理念,深化改革、服务至上,进
郎溪县烟草专卖局搭建“三个平台”
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实效
郎溪县烟草专卖局通过建立“三个平台”,推进该局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一是成立烟草专卖营销网络协会组织。该局将全县1830户零售户划分为21个协会小组,并依法进行了登记,各协会小组均实行自律自治,签订《自律盟约》,承诺守法经营。二是建立烟草专卖行政执法联合机制。该局与县工商、质监、交通等部门建立烟草专卖行政执法联合机制,加强部门之间协作配合,有效保证各相关职能部门对运输、储存、销售假冒伪劣卷烟和走私卷烟等涉烟案件的查处力度。三是建立政法烟草打假联席会议制度。该局与县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建立政法打假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公、检、法的职能作用,始终保持烟草执法的高压态势。
2008年6月,该局被郎溪县人民政府授予全县依法行政先进单位荣誉称号。(郎溪县烟草专卖局供稿)
发:各县市区法制办、城管执法局。
送:省法制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各县市区政府,市直各单位,各社会团体。
吴景明简介,辽宁省凌源市。1986 年毕业于辽,1991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 士学位。现任中国政 院副教授,兼职中国 理事,九三学社中央 任,九三学社北京市 副主任。
全面遭遇诚信危机的社会怎么才能重塑信任?
这个命题,需要全社会共同破解。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迫切课题。
今年1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原则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 - 2020年)》,并要求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采集和分类管理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景明接受《财经界》记者专访时表示,破解诚信危机,加强制度建设、加快诚信立法是治本之策。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他同时强调,重构诚信社会需要人人参与,但政府应成为诚信的标兵和榜样。
诚信之忧
吴景明指出,当前的中国,已找不出一个让人满意和信任的领域,任何一个领域或多或少都存在信用缺失的问题。而在诚信危机下,任何人、企业或行业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马年伊始,中国零部件行业就首当其冲地遭到打击。国内外众多媒体公开报道称,2月5日,英国豪华跑车制造商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 宣布,将召回2007年11月以来生产的大部分跑车, 总计17590辆,约占这一时期该制造商生产的全部跑车的四分之三左右。
报道中还指出,阿斯顿·马丁在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召回原因是发现中国的一个次级供应商,在供给该公司的一个零部件中使用了假冒塑材。
但令人疑惑的是,召回事件中涉及到的中国供应商否认为阿斯顿·马丁生产过零件。
阿斯顿·马丁召回事件实情至今依然扑朔迷离。 然而,“阿斯顿·马丁因中国产假冒部件召回跑车” 全球发散的报道,已让舆论焦点从召回的豪车转移到中国整个零部件行业,“假冒伪劣”质疑纷至沓来。
一家国外豪车企业的一次召回行为就能引起中国整个零部件配套体系的全球震荡,某种意义上恰恰反映出部分中国企业存在的诚信缺失,吴景明对此深感痛心。他坦言,我国市场经济2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然而其背后却是越来越堪忧的诚信危机, 诚信缺失而今已渗透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
今天“躺枪”的是零部件行业,明天又将是谁? 诚信缺失造成的不利影响,已给所有“中国制造” 的国际化道路蒙上了一层阴影。
BWCHINESE中文网(全球财经新见地)近日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把中国列为最大的假货实体市场,并点名批评了中国著名的几家实体卖场。
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每况愈下,而国内本土市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诚信危机。近年来,在我们身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扶人反被讹诈” 事件屡见报端。人与人之间信任不再,商业信用严重缺失,企业坏账率高,合同履约率低, 各领域打假声此起彼伏。
对此,官方也有详实记录。商务部近三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每年涉及到侵权假冒行政处罚的案件有20多万件。
国务院常务会议也直指当下诚信现状,目前信用缺失仍是我国发展中突出的“软肋”。制假售假、 商业欺诈、逃债骗贷、学术不端等屡见不鲜,广大企业和公众深受其害。
政府应以身示范
如何改变当前的诚信危机,重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吴景明直言,政府应该带好头,成为诚信的标兵和榜样。
从我国目前的社会诚信架构看,主要有三个层次,即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个人诚信。其中,政府诚信起到绝对的主导作用。因为,政府不仅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还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作为表率的政府如果都不讲诚信,企业、个人又如何能坚守诚信?一位企业界人士向记者坦言。
然而,近来一些公共性事件中的舆论反应和一些舆情机构的调查都表明,我国政府公信力近年来正在不断下降。
慈善募捐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2011年郭美美炫富事件后,社会对中国红十字的质疑至今仍未消除,甚至连其他慈善机构也被牵连,一说起慈善募捐社会马上就会质疑善款去向。
遭遇诚信危机的除了慈善机构,政府部门或与公权力有关的单位在一些公共事件中的表现,大到地震或高铁事故等突发性事故的处理,小到每日的PM2.5指数的预报,都能受到质疑。
同时,借助于互联网能够迅速传播的特性,政府公信力受到了更为严峻的挑战。现下,政府公共事务处理似乎已陷入一个怪圈:只要与政府或政府官员有关的不良事件一经网络曝光,无论政府如何进行官方回应,都会引起一番网络吐槽,而且还会被无限放大,引发对整个政府管理能力的不满。从 “陕西表哥”到众多的“官员不雅照”,近年来此类案例已不胜枚举。
面对急剧下降的公信力,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改变。记者查阅各地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时发现,“坚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断增强政府的执行力、 公信力”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2014年工作重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具体的做法,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无详细说明。
吴景明认为,增强政府公信力,行动远甚于发文件、喊口号。政令应公平公正,不能朝令夕改, 且应公开透明,将权利放到阳光下,随时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监督。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党员干部及政府工作人员都要以身作则,讲真话、 做实事,这样才能逐步取得老百姓的信赖。
重典护航
去年10月2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了修改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是自该法1993年颁布后的首次修订。
同时,为规范网络交易行为,今年2月13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又出台《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对于店铺实名制、消费者七日内退货、禁止刷评价,以虚构交易提升商业信誉等都做了具体的规范。据悉,《办法》将于今年3月15日与新《消法》同步实施。
从具体条款上看,新《消法》和《办法》显然都将有助于推动商业诚信。但对其实施后产生的真正效果,参加新《消法》立法过程的吴景明认为, 还需要看有关部门的执法力度,执法不严,最终也将是一纸空文。
事实上,“用法制的手段来治理诚信”的观点, 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赞同者认为,面对当下严重的诚信缺失,亟需用重典推动,政府应从法律上建立诚信监管的法律体系。如果发现欺行霸市、制假售假等不诚信行为,就必须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
法制是诚信的基石,这也是国际通用规则。以欧美等国为例,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是“高信任度国家”, 其实并非靠高道德水准的约束,而主要在于他们拥有严格的法律规则,制定了严格的失信惩罚机制。
比如美国,为规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制定了16部法律法规,涉及信用信息采集、加工和使用等各个环节。而在我国,虽然在去年3月15日施行了《征信业管理条例》,但整体上全国性的信用立法仍然严重滞后。
还有一个得到广泛传播的生动案例是:在欧洲某些国家,其公共交通系统的售票处都是自助的, 没有检票程序,只有一些随机性的抽查。一位中国留学生的两次逃票经历被记录到他的诚信档案中, 便导致其毕业后在当地无法找到任何工作。
反观我国的公共交通系统,虽然安排了大量人员现场监督,但对于逃票者最多也只是予以说教和不痛不痒的罚款,很难杜绝其再一次的违法行为。
分析对比国内外在诚信立法上的差距,吴景明指出,“失信者必须得到严惩”。只有将种种不诚信行为纳入个人或企业的诚信档案,并通过行之有效的方法或法制手段进行严厉处罚,这才是破解诚信缺失的治本之策。
据了解,我国政府目前已启动这方面的尝试。 1月16日,最高法、公安部、银监会等8部门已共同签署《“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 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所有的失信被执行人,以及被法院发出限制高消费令的其他被执行人, 将受到禁止乘坐飞机和列车软卧、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等惩戒。
摘 要:近年来,政府信用危机日趋严重,靠以往的道德自律显然已不足以规范日益崩溃的政府信用市场。政府信用危机亟待刚柔并济的制度安排以及法律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依法行政,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法治是治国之本,执政之基,政府信用法制化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有效手段。建议通过完善立法、严格现有法律法规等途径保障我国政府信用的建设,为政府信用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从而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开辟道路。
关键词:政府信用;法制化;路径探析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41-03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群际冲突进一步加剧。社会不信任导致社会冲突增加,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不信任,从而使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当中。可见,社会信用关系到国家稳定与和谐,维护社会信用体系的提升与重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政府信用作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与支柱,它既是法律的具体执行机关又是社会的管理机构,其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的信用状况往往成为社会大众以及经济组织效仿的对象,政府的失信行为极易在社会大众之间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形成“不守信”的不良风气,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土崩瓦解。
近年来,政府信用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政府及其官员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政府失信行为缺乏法律规制,导致越权滥权、贪污腐败现象任意横行;政府失信成本过低,政府及其官员的失信行为处罚过低,甚至不处罚等现象导致政府失信行为愈演愈烈。此种情况严重阻碍了我国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理论与事实昭然,从政治道德自律作用的相对有限性,现实中政府信用面临的严峻考验以及国外法制实践的可参考借鉴几个方面,凸显出我国政府信用法制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1]。
二、政府信用概述
“信用”一词简单来说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是通过行为认识而产生的一种主观心理反应。这种信任关系主要建立在主体行为言行一致、守约重诺、诚实信用的基础上[2]。信用是一个社会的重要联系纽带,作为非正式制度规范,对于补充正式制度安排、对于社会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3]。有了这条联系的纽带,主体之间才会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各种交往、交易活动。“政府"是具有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等职能的社会公权力机构,这种职能决定了其在信用主体中地位的特殊性。有学者认为:“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4]。可见,政府与公民之间是具有紧密联系性的。通过对“政府”及“信用”概念的认识,笔者认为,“政府信用”是指政府行为包括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因言行一致、守约重诺、诚实信用、合理合法行政而在社会大众之间以及政府系统内部之间所形成的一种认可、信任的关系。它是一种通过对政府行为的认识而产生的一种主观心理反应或评价,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因此,应可以通过道德以及法律的手段加以规范和塑造。
三、政府信用的现状及其根源分析
1.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思想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以及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中国的官本位思想的根源。它由来已久,并根深蒂固[2]。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本位被推向了极致,继而有了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做官”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光宗耀祖和出人头地的事,在古代社会信息闭塞的环境下,面对集权和强大的暴力机关,老百姓更多的只能畏惧、服从与忍耐,这也助长了政府至上、权力至上、追求利益和特权的腐朽观念。加上我国近现代历史较短,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被继承和沿袭下来,国人的公民意识和官员的服务意识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政府官员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择手段,社会大众更多的习惯于服从和忍让。这种追求利益和特权、强调“唯上”的制度安排、崇尚“官”为本的价值取向的官本位思想将最终导致政府形象的严重受损、公信力的进一步滑坡,从而使政府陷入管理和自身发展的两难境地,使公权力的合法性渊源不复存在,这与当今社会依法治国的理念格格不入。由此可见,官本位思想的侵蚀是政府失信于民的重要原因。
2.政府信用法制建设滞后
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十八大报告中更是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升到新的高度。治国先治吏,然而治吏的前提则是要有完备的法制,且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和落实。有“法制”才有“法治”,完善立法、健全法制、实现法治是政府信用建设的重要保障和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虽有不少规范政府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但都太过抽象,缺乏规范性和可操控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国家赔偿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相关法律对政府信用的规定较为模糊,操作性不强。而在现行的体制下,给予违规、违法官员的常常是纪律处分和行政处罚,这种没有威慑力的处罚,不仅助长了官员渎职、滥权、腐败问题的恣意蔓延,而且使政府自身陷入信用危机的困境当中。正如有学者指出:政府不守信的失信代价过小、成本过低是我国政府信用缺失状况严重的重要原因。如今,国家政府信用相关立法滞后,缺乏有效的惩戒机制,从而使得利益受损的相对人无法对政府失信行为追责,失信政府也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3]。可见,我国政府信用法律缺位现象已经成为当前政府信用法制建设的关键所在。
3.政府和公众的信息不对等
在我国,政府和公众信息不对等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政府通过庞大的分支机构获取社会的信息,这些信息经过分析判断形成政策法规加以实施,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使得官员能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加之监管的缺乏,极易形成官商勾结的局面。面对日益严峻的腐败问题,公民也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行使监督权,政府官员的房产、存款、社会信用的情况无法做到可追溯。仇官、仇富的情绪在社会中不断蔓延,形成一个极其不安的社会因素,也表明公民对于官员的不认可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李克强总理也致力于在本届政府建立一个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平台,以此来打击腐败和重塑政府的信誉。
4.政府职能错位
现代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是向服务型政府方向发展,“小政府”和“大社会”被更多的人接受。我国地方政府受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影响,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管理以及运行模式,从而使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全能型政府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繁杂的审批程序和多个部门的交叉管理,加之各部门各自为政、沟通不畅,社会和市场长期受到政府行政的过多干预,地方政府的权力急剧膨胀,越权、滥权、失信、腐败现象猖獗,由此导致政府信用危机日益严重。在以经济为纲的唯一考核标准下,使得各地政府盲目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大,狠抓经济的同时又忽视了社会公共服务和监管职能,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压在中国人身上的大山至今没能解决,新一轮的食品安全危机又大面积爆发,地沟油、激素鸡、毒奶粉等纵横祖国大江南北。2013年国务院公布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体现出,我国政府急需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四、政府信用建设的法制化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信用问题是目前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尤其是政府信用危机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究其根源,与政府信用法制建设的不完善密不可分,政府信用法制建设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民主法治以及经济发展之根本。因此,探索政府信用建设的法制化路径尤为重要。
1.政府失信的现有法律规制的落实
政府信用问题“违法必究”是政府信用建设的法律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目前政府信用所面临的四大问题,即“政府官员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问题”,“政府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政府违约失信,行政相对人求偿困难”和“违法行政,行政权滥用现象”。腐败问题历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于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人民检察院应切实履行职责,严厉打击国家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对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行为及时调查取证,避免官官相护。实现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作用[4]。《刑法》第8章对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做了具体规定。人民法院应积极维护法律权威,使政府官员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依法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真正使“违法必究”不再成为一句口号。另外,《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法律对政府失信行为的规定比较模糊、分散,多数规定仅从原则上对政府信用加以确认,没有实体程序做保障,也缺乏必要的惩罚机制,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政府信用法律体系,因此多流于形式[5]。严格执行现有法律法规,对目前政府信用面临的突出问题,例如:腐败问题、公务员人性化服务理念缺失现象,以及行政人员侵权行为等问题,应由《刑法》、《公务员法》、《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家赔偿法》等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严格规范,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行政,践行“依法治国”理念,同时,实现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共同维护政府信用法治化道路的实现,将政府信用行为纳入法治轨道,使现有法律的最大效用得以真正落实。
2.政府信用立法的完善
政府信用问题“有法可依”是政府信用建设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对政府信用的规范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监督、行政人员道德自律、依法行政原则、政府侵权赔偿、政务公开等措施保障政府信用的合理合法。然而,面对当前日益危机的政府信用现状,依靠这些相对柔性的、分散的、抽象的手段建设政府信用是远远不够的。政府信用制度滞后,行政人员法治理念淡薄,政府信用法律规制缺位,无疑是使政府信用问题日趋严重的导火线,当前,政府信用建设的重中之重是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以及政治特色的法制化道路。
政府信用立法的完善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逐步实现:首先,制定《政府信用保障条例》对政府信用问题进行专门的、综合的整治。其内容应囊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信用总论,包括政府信用的概念、基本原则、适用范围、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二是政府失信责任及行政相对人救济途径。在公共行政和私人部门行政的所有词汇中,责任一词是最为重要的。勇于承担责任是政府取信于民的基本要求[6]。该部分内容的设定,首先应对政府信用失范行为进行调查研究归纳总结,以确认该法的调整范围以及相应的责任承担,以下情况不属于该法调整范畴:(1)对已经由其他法律调整的政府信用问题,如:政府官员及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渎职等行为《刑法》、《公务员处分条例》已经做出具体规定。此条例不再重新规定。(2)属于政治道德层面的政府信用问题。如:公务员怠于履行职责、官僚作风问题、言行低俗、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道德问题,此类问题的解决应通过道德教育培养、文化素质提高、引导促进优良作风等措施予以修正。其次,国家立法机关应加紧出台《行政程序法》,通过程序控权,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行政程序法》的缺失,使得行政人的行政行为在法律范围内具有较大的自由支配性,这种自由支配性决定了政府行政行为在法律的框架内,也可能造成人民的不满,从而使政府信用进一步滑坡。行政权本身具有无序性、随意性、扩张性,可自由载量的空间较大,程序控权缺失现象必然导致权力运行失范、失控,成为腐败现象恣意蔓延的温床,从而导致政府信用恶化,因此《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迫在眉睫。
法治的前提是完备的法制,而程序控权是权力运行的有效保障。基于此,通过实体与程序控权就成为政府信用法制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两大基石。正如爱德华·索乌坦在《一般的宪政理论》一文中指出:“有意识的削弱专制的努力首先是针对政府的。它的主要工具是法治和正当程序制度,即一系列限制政府专横地侵犯个人的能力的程序。”[7]有“法制”才有“法治”,完善立法、健全法制、实现法治是政府信用建设的重要保障和必由之路,政府信用法制建设势在必行。
五、结语
政府信用保障体系的完善亟待制度上的规范,特别是法律上的刚性规范[1]。近年来,党风廉政建设、三公经费公开、阳光政府、服务政府等口号的提出,为政府信用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后,新一代领导班子,在惩治腐败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尤其是中央纪委“八条禁令”的颁布为惩治腐败,建设廉洁政府提供了有力武器。面对当前严重的政府信用危机,亟待刚柔并济的制度安排及法律保障。理论与事实昭然,政府信用法制化有其内在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将政府信用纳入法治轨道,是政府信用建设的重要保障。关于政府信用的可行性以及法制化路径研究,亟待学术界、公权机关、专家学者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及对策。公权机关应高度重视政府信用法制问题,共同维护社会信用体系的良性发展。实现我国建立民主、法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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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观点:大概延续了这个思路:两种保障——在自由社会里不应承受的收入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对某种经济地位的保障只有在一个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才有可能——经济保障日益造成另外一些人的无保障——对保障日益增长需求的意义所在。
绝对的保障将是我们牺牲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才能换取的,引用富兰克林既适应我们个人生活,也适用于国家生活的一个句子: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当一个人并没有信心靠自己的奋斗找到前途时,而单纯将自己的前途附庸在集体的保障上,那么在他身上也很难找到独立的精神和坚强的个性,也找不到自由的人格。
作者首先对保障进行了阐述,并划分出了两种保障类型:
(一)有限度的保障:
1、基本的生活保障。
2、提供应对普通意外事故的准备。这种保障确保人们维持基本生计的需求,可以是大家都能够获得的,是人们可期望的正当目标,并不会对自由造成影响。
(二)绝对的保障。这种保障可以用来保障某一种生活水准,并且只能向一部分人提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会以一种特权出现。
第二种保障对自由具有潜在的巨大危害:
(1)这种保障只是在不同集团之间做出选择,而不是全体。保障越来越变成特权的样式。这就会造成个人能力的颓废、不安全感的增加、积极性的降低。因为事实上,当一个人所处的工作拥有绝对的保障的话,那么他将不在依据个人喜好和自由来选择工作,因为他选取工作的收益损失不再由自己承担,这是适用于主观评价的报酬,而不是与个人努力地报酬相符合;是由掌握有效收入的分配者承担,那么他选择工作的自由也由分配者来承担。同时由于缺乏自由竞争的奖惩措施,那么制裁最终将付诸绞刑官。为了经济的保障,人们最终将付出自由甚至生命作为代价。这种保障的类型最终则会建立相似于军事化的管理模式。
(2)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绝对的保障产生了刚性的社会。有职业保障的人和无职业保障的人之间造成了绝对的鸿沟。那么获得保障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将会越来越高昂,甚至以自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其一生。
(3)对待商业竞争精神的蔑视造成个人自由竞争和创造力的退化。雇佣一百个人被视为剥削,指挥一百个人却是光荣的。这种传统在德国首先得到体现,然后正是德国,这样一个吏治国家,几乎在任何一个领域,最终沦为了当局的指导。
直面历史,不得不承认哈耶克的担心在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中成为不断重复的人类灾难。人类对保障的向往也正是人类对幸福的渴求,然后在绝对保障的追求中,我们难免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正如哈耶克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坦白的认识到一个事实:即只有付出代价才能得到自由,并且,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必须准备做出重大的物质牺牲,以维护我们的自由。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生活的本源。”如果罗素先生的这个判断是真命题,那么任何违背多元化谋求一致性的努力都将产生负面的效果,无数伟人“环球同此凉热”的愿望或许最后都将以社会积蓄的反扑而告终。如同那些远去的热烈的社会主义鼓吹者,从没有人质疑她们伟大的道德情操以及坚韧的超人品质,然而如果他们的终极梦想就是建立一个个人人都要具备伟大道德情操随时准备牺牲的社会,这个社会恐怕也终难以持久。
XX年政府法制工作基本思路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政府“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工作要求,以服务大局为己任,以加强政府机关依法行政为重点,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为根本,以参与行政管理综合配套改革为锲机,着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着力规范行政行为,着力增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着力加强政府法制监督各项工作,努力促进政府法制工作再上新台阶,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为推动象山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保障。重点抓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建立完善依法行政各项制度。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按照县委、县政府开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要求,将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为县政府组织起草制定以下工作制度:县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制度、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监督检查记录制度、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依法行政报告制度、推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制度等。
二、全面完成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工作。通过清理,调整、取消一批擅自设立或超越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非行政许可项目,切实减少行政机关审批事项,并将保留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县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办理,以降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办事成本,使群众切身感到“服务型政府”建设带来的益处。
三、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渠道。加大对复议制度的宣传力度,努力让更多的群众知晓、了解这项制度,引导群众通过行政复议渠道寻求权利救济;加强行政复议与信访的相互衔接、分工协作,对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信访事项,积极引导到复议轨道上来;开辟网上行政复议通道,方便群众申请。
四、积极实行规范性文件电子备案。加强与市法制办、县信息办的衔接,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和软件开发经验,加快构建行政执法数据库,结合两年一次的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实行规范性文件、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的电子备案审查制度,定期对执法主体各类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使之成为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评议考核的重要手段。
一、工作情况
(一)安排法治工作,落实方案要求
按照《龙凤区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年”工作任务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我局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通过多种措施,扎实推进行法治政府建设。
(二)依法全面履行农业部门职能
1、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执法。年初以来,我们围绕重点环节、重点品种、重点区域,通过开展督导检查、拉网式排查等多种形式,强化薄弱环节管理,及时整改、查处各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生产记录档案;坚决杜绝在蔬菜生产中使用甲胺磷等禁用高毒农药等有害物质的违法行为。共出动执法人员20人次,车辆5台次,检查农资经销网点、生产基地共10家,肥料生产厂5家,配合市农委农监局对辖区内5家农药经销点所经销的农药进行抽样检测,保障了农资市场正常秩序。
2、组织实施转基因种子检查。本着不让一粒非法转基因种子下地的原则,重点开展打击非法转基因农作物种子工作。共举办禁用转基因种子培训班1次,培训人员30多人,发放宣传单6000份,悬挂条幅30条,出动宣传车辆10台次,加强转基因种子整治力度。采购了检测试纸,粉碎机等设备,各村设立检测点,组建了专项检查组,开展滚动式检查,检测玉米种子80个样本,检出非法转基因玉米种子7个。对所检测出的非法转基因种子进行登记造册,并帮助农户联系销售商调换,并进行了二次检测,确保农户用种安全。同时,加大5家农资商店日常巡查力度,并对所销售的农资进行了随机抽样检测。
3、加大农机安全监管力度。利用春秋时期全面深入排查治理农机安全生产隐患,堵塞安全监管漏洞,强化安全生产措施,将检查督导贯穿于全年农机工作的全过程。一是开展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为防止农机事故的发生,坚持从源头消除隐患,让广大农机使用者更多地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使广大驾驶员认真学习有关农机安全生产的法规、规章、努力提高安全驾驶技术,组织编写、印制了《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材料》、《农机驾驶员安全操作常识》宣传单份,印制宣传条幅18条,开展了2次宣传检查活动。二是开展了农机修理部专项整治活动。组织了2次农机维修行业清理整顿工作,进一步排查农机修理部现状,对区域内的正在营业中的农机修理部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整理发放农机修理部相关的文件材料,工作程序和主要要件资料20份。三是整章建制规范农机行业管理。制定了《龙凤区农机生产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标准》、《农业机械安全生产源头管控和安全准入工作制度》,从制度建设上规范管理、强化服务。
4、有效推进林业执法能力。一是完成了国家林业局**省专员办下达的7块森林督察变化地块的调查。二是在**省测绘局地理信息中心指导下,初步完成了我区7794公顷湿地的调查,并对湿地基本状况进行了汇总分类上报。三是对龙凤镇两起盗伐林木举报案件进行了调查,已组卷移交到市林业公安局处理。四是对我区自以来的4300亩退耕还林地块现状进行了核查。五指导农户扩大林业苗圃50亩,林下养殖30亩,规划植被恢复面积150亩。
5、开展农村饮水安全检查。开展集中供水水源安全检查1次,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配合卫生监督所完成了农村水质提升工程卫生许可办理的前期工作。完成了永泉社区及陆达小区拖欠水费引起的群众上访的调查工作,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代收代缴单位恒庆物业公司的代收代缴账目进行了审计。
二、下步工作打算
1、扎实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坚定不移推进农业执法体制改革,以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为重点,理顺执法体制,整合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变季节性、运动式执法为经常性、主动式执法,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加大农业执法力度。坚持问题导向,从群众切身利益的农业投入品、农产品、农业资源环境等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出发,针对假冒伪劣、药品残留、非法添加、违禁使用等问题,部署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加大巡查检查和监督抽查力度,依法查处违法案件。
3、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继续强化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信息化建设,有力提升农业执法的水平和效率。切实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行农业执法“六条禁令”,努力建设一支政治信念坚定、业务技能娴熟、职业操守良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农业执法队伍。
关键词: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法制化,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逐步迈入大国强国之列。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无序增加和规模膨胀已是不争的事实,导致信用风险也相应加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直接影响各级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特别是实现债务管理法制化成为当前乃至今后重要课题。
一、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现状
近年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依托政府性债务在基础设施、农林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以及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作用。但随着先前各级地方政府的“业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热,直接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迅速增加。截至2013年6月底,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78908亿元,其中:省级债务余额为51939亿元,市级债务余额为72902亿元,县级债务余额50419亿元,乡镇债务余额为3647亿元。比2010年增长66.93%,增长幅度比较大。
地方政府性债务偿还本金近3年均在债务余额的10%以上,偿还压力和财政风险依然较大,特别是2014年偿还本金占比近20%,绝对可以说是对地方政府财政一次考验。
二、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2010年以来,以摸清债务底数,防范债务风险,审计署开展了全国性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包括抽查),基本是一年一次,隔年一大审,一抽查,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监督已经常态化。通过对审计署审计公告数据分析和归纳总结,债务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已经逐步完善,但仍没有全
覆盖。截至2013年6月底,有23个省级、298个市级、1736个县级出台了综合性的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仍有部分省市县没有出台相关债务管理制度。
2. 政府性债务资金来源呈多样化,监管难度加大。
2013年审计中出现BT、信托、融资租赁等债权人类别,占当期债务比例为17.51%,以上债务方式融资成本高,隐蔽性强,不易监管,蕴含新的风险隐患。
3. 地方政府一类债务增长较快,增长呈现倒金字塔形。
截止2013年6月,省市县三级政府一类债务余额比2010年增加38679.54亿元,年增长19.97%。其中:省级、市级、县级年均分别增长14.41%、17.36%和26.59%。越是下级政府,债务增长越快,且还款能力弱。
4. 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大,偿还债务出现困难。
从2013年国家审计结果中不难看出,地方政府本级中有10个在2012年一类债务的债务率超过100%;加上二类债务,有16个债务率超过100%。另外,从逾期债务率看,地方政府本级2012年二类债务和三类债务的逾期债务率分别为0.59%和0.75%,分别比2010年上升了0.16和0.48个百分点。政府性债务逾期率增长,直接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
5. 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
2013年6月10日审计署审计公告指出“截止2012年底,11个省级、316个市级、1396个县级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占省市县三级政府一类债务余额的37.23%。”部分政府依赖程度更高,可以说主要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偿还政府性债务。
6. 融资平台管理不到位,部分偿债能力不强。
一方面,融资平台退出管理不到位。2012年底有1个省会城市本级的18家融资平台公司和4个省本级以“退出类平台”为理由,少统计政府性债务2479.29亿元,游离债务监管之外。另一方面,部分融资平台偿债能力不强。2012年融资平台偿还的债务本息3618.85亿元,其中以财政资金偿还1205.75亿元、占比33.32%,举借新债偿还738.93亿元、占比20.42%,两项共占比53.74%,比2010年下降15.81个百分点,但融资平台公司自身偿债能力仍显不足。
(二)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水平在我国一直停留在行政约束层面,甚至在有些地方政府还未制定配套规章制度,因此,债务法治管理上的弱化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1.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前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导致地方财力不足。
地方政府因财力有限,在维持正常运转和不断扩大民生保障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可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公共交通)的财力与实际需求量相差甚远,只能依靠政府债务,填补资金不足。
2. 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量资金。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经之路。近些来,我国实施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京津唐经济圈等城乡一体化建设,拉动了巨大投资需求,特别是政府性债务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如:房地产、交通运输、公用服务等。
3. 地方政府性债务没有立法,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意识淡薄。
政府性债务问题已经突破了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公司法、担保法、税法当中的相关规定,一系列法律规范与经济社会的实际运行情况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4. 干部考核机制存在缺陷,增长了地方政府负债建设的冲动。
我国先前干部评价体系过度重视经济指标,比如:招商引资情况、市政建设情况、区域GDP情况等。大多数情况下干部考核机制中没有将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无法管控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特别是地方经济对债务资金的需要。
5. 政府融资渠道狭窄,促使一些单位采用高成本融资模式。
目前,地方政府可采用的融资方式过少,而且融资平台现已管控,新增债务渠道狭窄。有些地方政府只能采用BT或BOT、以及信托等融资方式,造成融资成本非常高,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风险。
三、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法制化成效
(一)地方政府性债务归口管理
财政部修订通过新《预算法》,促使债务管理有法可依。预算法可以看作是债务管理的基本大法,地方政府或中央部委可以依据其条款制订相关规定或办法。2014年8月修订的新预算法中共提到债务18次,可见国家对政府性债务的重视程度。国务院实施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并建立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监督。
(二)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
国务院于2014年9月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下简称“意见”)。该意见可以视作是债务管理的实施细则,为地方政府或中央部委规范管理债务提供操作依据。《意见》明确了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要遵循的原则,严控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限定政府举债程序和债务资金用途,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预算管理,实现“借、用、还”相统一,规范了债务管理。
(三)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前准备工作
财政部在2014年10月印发《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下简称“办法”),该办法是清理存量政府债务,甄别政府债务类型,为政府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奠定基础。《办法》规定,将各级政府清理甄别结果抄送审计署备案,各级财政部门将本级清理甄别结果抄送同级审计部门备案,作为以后年度相关审计工作重要依据。
(四)融资平台退出,拓宽融资渠道
国务院于2010年颁发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要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并按照分门别类的原则,妥善处理债务还本付息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2014年9月财政部下发《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融资平台债务管理作了相应规定,要求依法严格控制政府或有债务,重点做好融资平台公司项目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转型的风险控制工作,切实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
(五)国家在土地方面的改革,释放地方政府对土地过度依赖
2012年国土部、财政部、央行以及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是在实践基础上对现行土地储备制度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并且从六个方面入手,设定了相应程序,配置了权利(力)、义务,明确了相应责任,必将有助于遏制依赖土地财政而衍生的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土地、金融市场风险可控,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联合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即将进入到试点阶段。规范土地整理,提高建设用地使用效益,加强招商引资符合实际,促进经济发展,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
四、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建议
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关键环节在于债务管理(2013,邓靖田亮),而债务管理关键是法制化。法制化主要作用在于各级政府对债务管理的执行力,增加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建立一套系统化的监管体制,并将这些体制用法律条文形式订制出来,规范指导政府行为。
(一)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法制化
为实现地方政府性债务全过程全方位监管,就必须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法制化,每一个环节都有法可依,违者必究。为此,建议国家层面将办法、规章写入法律,以最严肃、最权威的形式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规范指导地方政府开展债务管理工作。在此方面,国际上也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例如:美国为降低政府公债风险,出台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规范公债发行、交易程序;日本政府为了控制债务风险,颁布了《地方公债法》,规范发债资金的使用范围。
(二)干部考核问责机制法制化
应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作为一个硬性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中。根据“借、用、还”相统一的管理机制,明确责任落实,各级政府要对本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总责。通过采用经济责任审计方式,关注地方政府性债务申请、使用、偿还和绩效等环节情况,以及监督举债真实性和合法化,突出领导责任,强化考核和教育,指正政绩导向。对违法违规举债或担保、违规使用债务资金、脱离实际过度举债等行为,实行责任人终身负责制。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作为干部提拔和任用重要指标,促进建立债务资金使用管理的绩效评估机制,抑制地方政府过度融资的冲动。
(三)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于2011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标志着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试航开始了。在2013年,国务院批准适当扩大自行发债试点范围,增加了江苏省和山东省开展自行发债试点。国务院两次通知的试点办法打破了以往法律法规限制地方政府举债的权利,是创新之举。严禁跳出法律法规,隐蔽增加债务,对于不按规定新增的债务不予确认为政府债务。
(四)继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尽可能释放财力到基层政府,以缓解其财政困难。因此,在加快地方分税体系建设的基础上,要对各级政府间财政体制进行改革,特别是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设法增加基层政府的财力,缓解区县级政府财政压力。
(五)强化债务风险预警系统
强化债务风险预警系统,一是成立债务风险预警管控部门,负责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监督检查工作,及时提出相关意见建议。二是设立偿债准备金,地方政府应该设立偿还准备金账户,按债务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偿还准备金,偿还准备金主要核算政府性债务出现风险时使用,防止债务逾期和不良。三是建立风险预警系统指标,主要包括:债务率、偿债率、资产负责率、逾期率等。
通过推进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监督检查常态化,逐步完善债务全过程管控,健全债务管理制度,加强债务管理法制化建设和政府性债务规范管理,从而促进债务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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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执法方式;行政管理法制化;法制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6-75-2
0 引言
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行政法制化,其不仅仅包括了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还包括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国家法律制度不仅仅规范约束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还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公务员如何正确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保我国社会主义下各项事业能高效发展,本文试图对现代政府治理环境下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进行浅析。
1 现代政府治理环境下行政管理法制化的解读
1.1 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所秉持的原则
政府是我国的心脏也是法律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它的行为是以国家出台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贯彻落实依法治国。
首先,各级执法部门必须依法行政。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过程中要以事实为据、以法为准,不可以主观臆断任何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必须以法律为基准进行客观判断。以法律为准确的标尺对所有行为进行正确判断,能有效地规范大众行为,促进个体行为与社会需求相统一。如政府行政机构被个人意志所左右,那么稳定的社会秩序将遭受震荡,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其次,作为政府机关部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用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尺,秉公执法,廉洁奉公。政府官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并着眼于长远大局,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小集体主义的抱团思想,切实从全局考虑为人民解忧。对于人民群众的问题解决要高效,不可推诿或拒绝,要做到利国利民。
1.2 行政管理法制化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的核心是以实现维护群众的利益,发挥多元化治理作用,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政府行政管理的历史时至今日,社会的发展对其法制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今,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高效科学的民主化管理,这是符合新时代的政府管理要求和特点的。我国所倡行的行政管理法制建设必须符合我国国情,并把握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才可以建设科学高效的法制化行政管理。
2 现代政府治理环境下行政管理法制化的不足
2.1 在其位者不做其事
对于特定条件下要求政府所做的事务都是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有些地方政府还是以各种方式推诿自己的责任。比如法律法规中明确指出,群众上访工作需要政府部门认真接待,记录问题并对上访问题做出解决。然而,个别地方政府在处理信访问题上不是怕麻烦就是怕所谓的得罪人,将群众上访的问题搁置或者推诿给别的政府部门。这种现象属于严重失职现象,由于缺少政府的帮助,群众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出现诸多社会问题。
2.2 对民事活动违法干预
个别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履行职责时,不按照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只凭借自己的意识妄下判断。当群众着急寻求政府支持时,他们左右推诿,甚至无限期拖延,导致事情无法解决。当上级进行监管和检查时,弄虚作假,将自己任期内发生的事故试图隐瞒。有些政府更甚者钻法律空子,颠倒黑白,欺行霸市,践踏百姓的同时将法律法规抛去脑后。有些政府高官在履行责任时,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大于法律,以人治代法治。
2.3 纵容犯罪
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自以为自己一手遮天,在民间纠纷问题中没有行使自己的职责,甚至同流合污,是非不分,包庇与自己进行肮脏交易的非正义方,使本来的受害者更加受到伤害,导致施暴者更加猖狂大胆,为所欲为。甚至有些政府助长社会不良实力,为其充当保护伞,长久以往,受害者只有无辜的百姓,官民矛盾也日益激化。
3 我国行政管理法制化的优化措施
3.1 建立健全政府体制
为有效地防止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的不足所滋生的犯罪行为,国家应该先从社会制度入手,只有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官员滥用权利问题[1]。否则只能治标,难以根除治本。目前,我国虽有相关制约政府官员腐败行径的法律条款,但是因为相关法律的缺失与制度的不成熟,甚至难以在各个地方政府行形成协调统一的管理系统。在这种凌乱的法律条款下,很难从问题的根本上解决目前棘手的现状与日益增加的不良风气。
想要依法规范政府的行政管理,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方向策略,单纯的披露和处置贪污受贿的官员难以达到目的,真正意义上的体制改革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随着现今社会高速发展,旧的法律法规已经充满局限性无法约束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改革迫在眉睫,而只有建立一套条款明确、奖惩分明且有执行力的法律体系才是主要办法。运用法律手段改造政府的管理机构与管理方式,净化各层政府机构,使政府真真正正为人民服务。同时,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相应的司法机关对当局的行为进行监督,建立全面的监督管理机制,杜绝违法乱纪现象。
3.2 全面普法教育
纵观古今,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法治社会的重要性。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对一个国家的人民法律意识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全民普及法律教育,树立法制意识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近年来,我们的全民普法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依然存在着众多问题,比如,个别城市依然存在着行政管理违法行为,这说明我国的全面普法教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前行[2]。
广大政府行政管理人员作为党和人民的先进代表,应在全面普法的建设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带头学习法律,主动守法,不断监督自己反省自我,时刻牢记法律的准则。在行政管理人员执法过程中做到文明执法,切实以民为本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维护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着眼于全局,坚定政治立场,不辱使命。作为普通老百姓,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知法懂法,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监督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这种方式无形中给政府增加了监督者,使政府机构能够自我约束,谨慎执法,从而使政府行政管理更加规范合法。
3.3 加强行政管理缺失行为惩罚力度
如果希望法律发挥其本身的效力,那么就必须有强制性以及惩罚性,当一部法律具备这两种因素时,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一部完整法律能够给予普通民众教育与警示,对于不法分子来说则是为自己犯下的恶行承担后果,警示众人。当出现大片区域的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缺失,出现犯罪案件时,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首先追究案件的主要责任人与直接责任人,无论是刑事犯罪还是原则性错误。主要责任人或者直接责任人通常是对一件犯罪案件负主要责任的,并对自己做出的违法行为承担主要责任[3]。对那些自我膨胀的政府要员进行严肃处理,绝不放过。对于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的行为要及时为人民解决问题,对造成了巨大财产或人身损失的要给予补偿,只有这样才会使政府行政管理人员不敢轻易触碰法律的底线。
3.4 科学运作权利机制
在政府行使权利过程中,负责主要任务的部门或者工作人员对整个运作过程起着关键性作用,与此同时这个部门或者相关工作人员滋生腐败的概率也随之变高。但是,在现实中每一个行政管理岗位都有可能滋生腐败,只是滋生腐败概率存在大小差异而已。基于此情况,需要全面对行政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更要对关键职能部门加强监督。
首先,要建立相应的职责运作系统,在行政权力实施过程中各方面可以相互制衡。减少一个关键点长期一人或一个部门驻守的情况,减少腐败滋生。
其次,切实公开行政管理运作时的透明度。现今,中国很多行政职权部门或者个人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往往会做出可以应对政策的事情。因此,政府应出台和颁布各项政策时应将过程与信息公开透明化,及时让公众了解,防止部分政府人员私下做手脚。
4 结语
建立健全一套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行政管理制度是我国行政管理法制化的必要前提。这些制度根据国家的发展结合我国的政治基础与政府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制定与我国相适应的政府法治理念,才会推动我国政府现代法制管理体系的不断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杨翠珍.行政管理法制化视角下的廉政建设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4(7):194-196.
[2] 刘铭.法制化视角下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2014(47):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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