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精选8篇）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本次全会提出的“治理”与过去所熟悉的“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治理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参与，此次全会提出的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等内容就是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全会的新提法与过去所强调的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主体地位有着很大的不同。

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过去对社会事务强调控制的理念，将控制转变成了服务与协调，这将促使政府真正回归到服务型的轨道，使政府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

多元参与改变了过往政府习惯于应对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单打独斗的理念。社会治理的提出使政府开始更为关注其他社会主体对于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与功能，使政府开始意识到要将自己不应该管的和管不好的社会事务交给其它社会主体去处理，以便于社会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多元参与使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民主理念得到增强。在社会治理体制下，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中要善于吸收、听取其他治理主体的意见，善于通过自身的主导作用，调动其它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并赋予各主体相应的权力，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求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一是要加快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架构。党委领导就是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治理体制中的其它主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到治理实践中来，要切实履行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积极完成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主动学习、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动与各级党组织密切配合，切实保证社会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政府主导就是政府不再是治理体制中的唯一主体，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凝聚、协调、调动和组织的作用。其他治理主体要在政府的凝聚与协调下进行社会治理实践，要及时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政府要及时校正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调整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与角色。

社会参与是指要充分调动党委、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要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真正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

二是要加快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强化依法治理与道德约束，构建以法律、道德规范调节为手段的社会治理方式。一是要坚持依法治理，要加强法治保障，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培养社会治理主体与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意识与习惯，要强化社会治理活动与治理行为的合法性，要不断树立法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权威性，要让法律成为社会治理活动运行准绳。二是要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道德规范所具有的柔性约束力与普遍约束效应是法律所不具备的，因此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出道德在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要重视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要通过各种形式弘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要努力营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环境，要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实现道德规范对社会治理主体、群众行为的软约束。

三是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源头治理，要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要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因此，要加快构建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以基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注重为基层群众做好服务。要加快基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构建与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是基层居民自治的创新形式，是社会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它改变了传统管理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从下到上，从群众需求出发的为群众服务的新模式。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篇2

一、从“强政府- 弱社会”走向“强政府- 次强社会”: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

(一) 建国以来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特征是“强政府- 弱社会”。当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 加上受到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 政府采用指令型计划体制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这种“包揽式的管制”是一种粗略的、缺乏管理技术的仅凭借传统认识而进行的管理。政府全能主义行为模式衍生出了“总体性社会”。虽然整个社会实现高度整合, 但因为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 社会被完全吞噬, 社会治理更是无从谈起。改革开放后, 实行市场自由化和去集中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地位不断得到确立和巩固, 追求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任务, 并推行政企分开, 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政府全能主义模式逐渐瓦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 社会自主性得到提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逐步向“强政府- 强社会”演变, 其实质是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转移。进入21世纪, 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推动社会建设的政策目标, 加快政社分离步伐, 释放社会组织活力, 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但是政府仍然具有强大的控制力, 通过行政力量, 管理社会事务。

(二) 新媒体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当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尚未发展到“强政府- 强社会”的程度, 但并不能说社会很弱或者很强, 而是呈现出“强政府- 次强社会”的特点。这是因为互联网逐步覆盖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公民意识逐渐觉醒, 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公众获得了新的政治舞台。

截至2015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 占整体网民比例的88.9%, 互联网普及率为48.8%, 电脑端向手机端迁移趋势明显。[1]社交媒体迅速发展, 特别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手机移动终端APP的出现, 使得“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悄然到来。新媒体开启了平民的话语权, 舆论的形成不再仅仅来自统一控制的中心点, 如个体发布一条有震撼力的微博, 马上就可以引来无数的评论, 在极短的时间内汇集成流行观点或舆论。而且网上的舆论、社会运动与线下的舆论、社会运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近年来许多群体性事件就具有线上线下联动的特点。[2]客观上造成了虚拟社会的不断扩散, 进而导致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融合, 可以说由互联网构筑的新媒体社会与现实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网络社会可以近似看做是整个社会的子集, 同时政府与民众之间在现实社会中的互动或对立也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 网络中的“社会”逐步强大, 社会力量得到迅速提高;网络社会中“政府”处于弱势地位。[3]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引发社会治理方式变革, 并反作用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二者形成一种“互构”关系, 并赋予新媒体时代特色。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方式面临深刻变化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 新媒体也不例外。新媒体本身就具有两重性, 在给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带来了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了挑战。

(一) 话语权的分化:“公众”舆论场的形成

在新媒体尚未普及前, 公民缺乏与政府对话的渠道, 社会舆论的形成受到传统媒介载体和传播方式的限制, 易导致政府集中管控社会舆论的情况, 在处理社会事务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 新媒体的开放性和低门槛为民众发表观点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空间出现了一种“自我赋权”的政治现象, 即网络政治参与。[4]网络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方式出现的一个新变化, 它和网络的迅猛发展以及网民政治意识的增强息息相关, 简单地说, 是指普通公民通过新媒体平台来表达意愿与诉求, 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与行为。网络政治参与方式多样, 如网络舆论、网络监督和网络信访等。通过网络政治参与传递出来的信息代表了大众的心声, 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政府利用新媒体平台及时回应这些心声, 能够为政府自身的形象塑造带来机遇。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政府体察民情、倾听民声、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 也是公民进行社会监督、意愿表达和权益维护的重要途径。

新媒体释放社会治理话语权, 增进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但是新媒体时代打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 也使政府话语权出现了危机。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的背景下, 人们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非常敏感。针对一些社会焦点, 公众不仅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也可以发表评论, 与其他网民交流看法, 产生“意见领袖”, 形成网络舆论。由于新媒体具有开放性、自由性、匿名性的特点, 也容易导致公众忽略个人在网络中的责任和义务。这些因素使网络信息真假难辨, 有时可能并不会客观地反映民意, 却造成“假民意”的盛行。这些负面信息消解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影响, 弱化了政府对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舆论舆情的引导, 反过来又容易造成谣言四起, 影响现实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政府的科学决策, 增加治理难度。

(二) 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出现“内卷化”现象

“内卷化”是一个学术概念, 指一个社会或组织既无突变式的发展, 也无渐进式的增长, 只是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5]所谓社会治理的“内卷化”现象, 就是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陷入一种停滞发展的局面, “出租车罢运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1月初, 南京、深圳、南昌等地发生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风波, 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 同时一些人把以“出租车司机”为主要话题的相关情况散布到贴吧、微信、微博上引起更多人关注, 形成群体性讨论, 随后在全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罢运风波, 给市民出行带来了困难。由于“线上”与“线下”互相“感染”, 增加了事件的对抗性。罢运的原因主要是社会专车的运营冲击传统出租车行业和较高的“份子钱”, 引发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不满。其实早在2015年1月, 包括南京、南昌、济南在内多个省会城市, 就已经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出租车停运罢运风波。然而在这一年中已经有多起罢运事件发生, 这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监管职责环节的懒政以及网络舆情应对能力乏力。发生突发事件, 地方政府官员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治理, 急于“灭火”。同时, 把社会治理简单地等同于“问题处理”, 认为社会治理仅仅是“政府的事”, 并且忽视网络舆论的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观念的循规蹈矩、按部就班, 于是进入周而复始的轮回状态。此外,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彻底厘清, 政府行政权力越位、缺位和错位也是造成社会治理出现“内卷化”现象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使社会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 消解改革成果, 瓦解政策红利。

三、新媒体时代下优化社会治理方式的举措

(一) “更新”治理理念

正所谓“理念一新, 天地宽”, 创新是推动社会治理强大的动力。治理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治理不是管制, 这个“治”, 既包括法治和善治, 也包括自治和共治。“治”的精髓在于形成“一核多元”的网格型社会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要简政放权, 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与经济体制改革, 将权力下放到市场的道理一样, 社会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在于“政社分离”。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权力仍然集中, 政府应该当还权于社会, 回归服务本质才是政府社会治理的根本。

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政府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边界与角色, 地方政府应当明确这种理念, 即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 也包括多元角色在由新媒体建构的场域中进行互动, 促使社会治理格局由传统的政府单一包办的治理结构向多元的治理结构转型, 推动网格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 使得“政府包办一切”不再是社会常态, 强化社会自身功能, 让社会的问题由社会自己解决。

(二) 运用新媒体技术, 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1. 依靠大数据技术, 实现“云治理”。新媒体所带来的大范围的意见表达、交流使得社会的信息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一些地方政府缺乏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 舆情监控机制、突发事件问责机制的不完善是造成网络舆情应对乏力、遇到网络突发事件陷入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社会运行的复杂性, 需要加强对社会变化发展的风险、安全的控制和预测分析, 建立监测灵敏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和“云治理”体系。[6]因此, 要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中心等, 从多源头、分散、碎片化的大数据中找到规律, 实现对社会风险的正确识别、预警;完善新媒体民生需求搜集分析机制, 充分利用大数据做好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引导, 及时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 将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 从而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2. 优化电子政务平台与政府高效利用自媒体并举, 提升网络舆情引导能力。新媒体具有现实社会中的召集人员、煽动情绪、披露细节等功用, 能够引发公众对现实的不满。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功能, 促进新媒体问政形式创新, 积极构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渠道, 如开辟微博、微信政务平台作为电子政务平台的补充。遇到突发事件时, 及时在新媒体平台上披露, 合理引导舆论, 积极掌握舆论主动权, 力求化解负面影响;反之, 政府若出现反应能力弱、引导舆论不规范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负面情况的出现。

(三) 推进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创新

1. 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安全阀”的作用, 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社会冲突论认为, 锅炉要有减压阀, 社会也要有宣泄的地方, 冲突对于社会巩固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开放的新媒体为民众宣泄提供了合适的场所, 互联网上出现的群体性讨论以及由网络舆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可以暴露出问题与矛盾, 从而为解决问题、缓解矛盾提供一条线索, 避免隐形事态的恶化。政府应当理性看待, 要科学识别、认准事件源头, 同时不能被网络上的舆论绑架。有时, 网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也反映出自身秩序性和理性方面的不足, 这需要政府强化网络管理和舆论引导, 优化网络舆情环境。要加大公民、社会组织素质的培养力度, 强化自主自律意识和民主法制精神, 明确网民在互联网中的责任和义务, 规范网络公民社会秩序, 推进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2. 完善社会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网络社会治理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 要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治理的原则。建立线上到线下联动的O2O模式, 即Online To Offline, 将线下的社情民意与互联网舆情结合在一起。网络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映射与反映。同时, 需要完善网上信访制度, 创新网上投诉平台, 及时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四、结语

全社会都需主动适应新媒体地快速发展。政府要利用新媒体技术, 构建更协同的“一核多元”社会治理体系, 并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社会公众在参与社会治理时, 必须要有极高的理性素养和责任意识。公民与政府双方通力协作, 增进政民关系的和谐, 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为未来形成“强政府- 强社会”奠定基础。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调整, 政府通过变革社会治理方式予以回应, 同时社会治理方式也会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产生重要影响。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治理方式仍面临一些问题, 因此要妥善应对, 推动社会治理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社会治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大数据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507/t20150722_52624.htm.2015-07-22.

[2]李强, 刘强.互联网与转型中国[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178.

[3]曾润喜, 王国华, 陈强.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2 (05) :121-125.

[4]王青松.网络政治参与的规范化发展路径[J].中国发展观察, 2010 (1) :33-35.

[5]蔡辉明.警惕社会管理中的“内卷化”现象[J].甘肃理论学刊, 2011 (10) :64.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篇3

关键词：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社会体制

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我们下一阶段社会领域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效。那么社会领域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一系列领域的制度创新，它的基本目标就是使我们社会既有活力，又有秩序。就像经济建设一样，经济建设既需要市场活力，也需要市场秩序，所以才能不断地创造财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所以社会改革要围绕着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样一个目标来改革，改革的内容就是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形成一个合理的利益格局，推进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

一、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相应的社会体制来与之相适应。换句话说，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它应该是同步进行的。如果说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为了释放生产力，那么社会体制的改革就是释放社会活力。我们对经济体制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已经36年，有些问题比较清楚，但是对社会体制的很多问题，我们认识得并不是十分清楚。一方面，源于理论上的束缚，另一方面，社会领域本身的实践开展也比较晚。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对社会本质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逐步地认识，要在实践中逐步地摸索。所以，社会体制的改革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要像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来认识社会体制。其次，社会体制的改革是整个国家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经验来看，社会体制如果改革或者其中的一项制度不完善，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长期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例如像阿根廷、巴西、智利这些国家人均GDP都超过了六千美元，但是长期进入了不发展阶段，原因就在于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社会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和社会不稳定。社会不稳定经济就陷入停滞发展，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讲：“如果我们的经济不稳定，我们自己的老百姓不敢消费，外来的投资者不敢投资，那经济怎么发展？”所以社会体制出了问题，社会也照样会不发展，整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步伐就会减慢。所以制度建设，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在2050年建成一个民主、繁荣、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光靠经济领域的改革肯定不行，所以我们要加强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二、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基本任务

主要目标是确保社会既有活力又有和谐，基本任务有四个，一是要推进社会领域中的制度创新；二是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三是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四是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领域中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社会事业、公共服务中的制度创新，就是说怎么来发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社会创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社会创新就是用新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发展中的社会问题，这叫社会创新。关于社会治理是在社会管理、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领域的一个新的提法，过去都讲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在国际上普遍应用的英文含义主要讲的是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协商解决问题，这次我们把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在治理理念上重大的提升。社会治理创新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基础上，在一定的规章制度下，为了实现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政府、社会包括企业，共同来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这就是社会管理的创新。实际上是解决谁来管理、怎么管理的问题。那么谁来管理呢？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一起来管理。管什么？管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解决社会事务。为什么要管？要激发社会秩序，这是一个过程。整个社会管理由单一向多元，由简单向复杂，由农业社会靠家庭社区来管理，到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实行多元的治理，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依法治理，一定要依照一定的社会道德、一定的社会价值、一定的规章制度来治理，这是基础性的问题。仅凭法律不够，光靠道德也不行。

三、明确社会治理创新的内涵和难点

关于社会治理的内涵，一般来说对社会治理的理解主要有四种理解方式。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即凡是涉及到利益相关者的问题，都需要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这就叫社会治理，这也是国际意义上的理解。第二个是技术层面的社会管理，比如说某个重大项目，它涉及到收入分配，涉及到就业，政府要对这个项目通过社会的影响和评价，尽量把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的管理。还有国家层面上的管理即国家通过财政手段，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手段，来解决社会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这叫宏观层面的社会管理。还有社会冲突管理，利用心理干预、道德教化、公共手段等一系列手段来解决社会上的冲突。目前从政策意义上来讲，并没有对这一概念做进一步展开，但根据我们对社会事业领域所进行的管理来看，可以把社会治理理解为当前我们在政策意义上理解的社会管理，就是要通过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来形成社会和谐的秩序。

另外我们认识社会治理创新还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过去我们有一个误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相当一部分人形成一种认识，认为人就是要追求个人的利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其实人类历史上的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都是并存的，都是人类的重要本质，只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方式不一样。关键是如何创造条件，让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都能平衡的表现出来，这就需要一种社会条件。比如说要正确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维稳是一个重要内容，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靠维稳就能够解决的。今后有必要对群体事件做深入地研究，要分清楚，哪些是属于非理性的，哪些是属于揭发性的，哪些是属于求助型的，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诉求如何纳入到相应的解决轨道中来等等都是需要细化和研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建构及其愿景主要有两点：其一，目标模式是通过完善收入体系完善公共均等化，激发社会活力在民主决策条件下的公众参与。这种环境要通过顶层设计和创新来实现宏观调控下的微观搞活，让社会组织、让公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治理。其二，运行机制就是要进一步优化利益格局，再造微观主体，创新运行方式。市场经济只有与强有力的政府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共存，市场和社会才能都发挥出应有的活力。社会机制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在这其间，需要平等的社会关系、个人职责的坚守、对集体的责任、公民意识的形成等。每个人都需坚守社会规范，把日常的小事做好，整个社会国家的大事才能做好。每个人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公民意识才能慢慢融入到整个社会。（作者单位：辽宁省营口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张国庆：《公共行政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5页。

[2][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创新民航治理方式提高服务能力篇4

来源：学习时报 2014-10-17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为民航改革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深化管理体制改革释放民航发展活力

构建民航服务型政府机构必须全面深化民航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民航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释放民航发展活力。作者：汪勇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为民航改革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建设民航服务型政府机构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战略部署，适应发展需要，应对行业挑战，实现民航治理模式转换升级的必然选择。建设民航服务型政府机构必须创新政府治理手段，提高民航公共服务能力。

提高制度供给能力，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制环境

法制建设是民航政府治理的基础，民航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和支持。在构建民航服务型政府机构的过程中，应首先从法制建设入手，为民航业的发展带来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用法律引导、推进和保障民航的改革和发展。创设民航服务型政府机构的法制体系，在简政放权、废止部分规章的基础上，补上原本缺位、缺少的有关政府服务方面的法制内容，完善民航公共服务的政策体系和法规体系。当前，在交通大部制建设背景下，民航政府应该从更高层次来考虑立法规划和建设，努力使民航立法向着综合交通运输法规体系靠拢，有利于规范、促进和保障综合运输体系建设，保障相关交通法规之间能够形成有机的联系、衔接、协调和配合。其次，加强军民航法规的协调建设，对军民航涉及的空域等共同问题应着力探讨系统性、整体性的一体化制度安排，避免国家立法的差异化、重复化和分散化，解约立法资源和减少立法成本。再次，加强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法规建设，着重加强有利于推进、保障低空开放的法规制度建设。最后，加强消费者权益保障的相关立法，为提升民航服务，提高民航消费者满意度提供法律保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释放民航发展活力构建民航服务型政府机构必须全面深化民航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民航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释放民航发展活力。

总的来说，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民航改革。第一，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完善民航市场体系。放宽市场准入政策，引导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推动民航产业投融资渠道多元化发展；完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放开国内航线运价浮动的上限，实行市场调节；进一步完善机场、空管收费政策，根据资源条件和供求关系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减少简化行政审批，下放审批权限，建立飞行计划备案制度，更好地为航空企业和其他飞行单位提供服务。第二，科学履行职能，健全民航管理体系。科学设置机构，优化职能配置；强化安全管理，维护公共安全；改善宏观调控，优化行业结构；改进市场监管，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的作用；扩大国际合作，维护国家权益；提高空管水平，提升运行效率；健全法律规章，理顺权责关系，坚持依法行政。第三，推进空管体制改革，有效释放空域资源。在宏观层面推动国家空域体制改革，在中观层面推进民航空管改革，在微观层面优化航班时刻配置，尽力缓解空域资源紧张状况。第四，继续深化企事业单位改革，增强行业发展活力。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稳步实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积极培育民航教育培训市场；支持和发展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咨询公司等第三方服务；构建第三方信息服务平台，建立完善社会公众和民航企业共享的、统一的公共信息管理和服务体系。简政放权，建设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机构

精简和下放行政权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础工作。民航服务型政府机构的构建中，民航局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行业微观事务的管理，把应该交给社会、企业、个人的权力真正交还，以优质的行政服务，高效的运行效率保障行业的健康和谐发展。

一方面，民航局要精简行政审批，提高民航政府服务效率。政府做减法，市场才能增活力。自2012年底民航局提出“依法行政、简政放权、依托市场、促进发展”以来，民航局减少了行政审批、国内航线实行登记管理，改进了运输飞机引进管理办法，简化了具体审核项目；进一步完善了航班时刻公开审批办法和航权分类分级管理办法。同时，放开部分航线票价，统一境内外航空公司国际航班的机场收费标准。另一方面，还应该下放权力，激发民航政府和行业发展动力。关于“放权”，在民航系统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民航政府对民航企业的放权，二是政府内部上级对下级的放权。因此，上级机关可结合各辖区实际，逐步下沉一些行政审批权，充分发挥监管局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对地方民航产业发展的引导和监督。同时，在日常工作中，上级机关可适当减少对一些具体事项的干预，下级机关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请示报告，让各级各部门在法定的职责范围内、自主地开展工作，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强化安全责任加强民航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安全是民航发展的生命，是民航发展的第一要务。确保安全，是包括民航政府在内的行业所有行政、企事业单位的第一要务。

第一，在构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民航政府部门必须引导和强化全行业牢固树立持续安全理念，强化理念体系、规章体系、队伍体系和责任体系建设，确保民航安全管理的延续性和持久性。第二，严格落实“四个责任”。实现安全发展的关键在于落实责任，要严格落实生产单位的主体责任、政府部门的监管责任、领导干部的领导责任和从业人员的岗位责任；重点从法定代表人对安全生产负总责、规章标准落实、安全组织管理、安全资金投入、员工队伍建设等五个方面入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摒弃安全评比、安全大检查、安全大整顿等突击式、运动式的工作方式，代之以安全审计、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等常态化的系统安全管理手段，提高行业安全监管水平。第三，狠抓核心队伍建设。严把准入、训练、转型、实践和重点人员等各个关口，深入开展思想、技术和作风排查，确保航空队伍资质能力符合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减少全行业人为原因航空运输严重事故征候，提升飞行安全品质。第四，持续推进系统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一方面，强化对所有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维修和空管单位进行安全审计，确保民航企业的规章符合性和设施设备的完备性；另一方面，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要求，大力推进安全管理体系（SMS）建设。第五，切实提高安保水平。完善航空安保体制机制，重点关注新疆、藏区维稳形势，研究把握反恐反劫机斗争的新动态，做好重点防范和全面防范。第六，提高监管效能。继续完善安全责任考评体系，制定较为合理的企事业单位安全考评方法，变结果考核为过程考评；继续完善安全监管制度体系，突出过程管理、标准管理、记录管理、持续改进等要素，形成一套完整的对监管工作具有较强指导作用的制度体系；构建全面收集安全信息的安全保证体系，推动企事业单位提高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积极探索对安全信息的分析应用，建立安全形势分析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依靠科技手段提高安全监管能力，积极推进安全监管技术平台试点工程；有效提高监察员监管能力的培训体系，通过积极参加民航局和业务系统的各类培训及管理局组织的法律法规培训和复训、危险品运输培训等专业培训，不断提升监察员执法能力和专业技能。优化服务流程，实施“办审分离”

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快速发展的民航行业对民航局政府效能提出新的要求。2002年民航的机构改革以来，民航局机构设置和职权划分日趋合理，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减少，服务市场和行业发展能力明显增强。但行政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办理时间长、效率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航更快发展。为了更好地实现服务社会、服务行业的职能，需要民航局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优化办理流程，实施“办审分离”。

经过几轮改革和行政调整，民航局政府规制已经大为变化，从对行业大包大揽的全能型行业政府逐渐演变为主要承担行业规划、政策法规、安全监管等职能的部管国家局，在“大交通”体制改革下，相关职能仍在不断整合中。但民航局仍然保有行业行政审批权力，在实施审批权力过程中，在建立民航服务型政府机构中，民航局可以参考商务部、农业部等部委提高政府效能经验，创新管理与服务模式，考虑设立政务服务中心，开设服务窗口，将民航局政府涉及审批事项受理和办理的机构前置到行政服务中心，把相关职能司局的部分职权前移至行政服务中心，同时抽派服务人员，加强统筹管理，优化服务环境，提升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通过改革创新，合并减少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审批程序，优化政府项目审批流程，对服务对象提供一站式行政服务，实现审批流程扁平化，进一步确保民航局政府项目审批提速提效。在提高民航政府效能、优化服务流程中，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要创新管理方法与体制，坚持政务“办审分离”制度，以便有效避免暗箱化操作，防止腐败滋生。对于审批对象，坚持一站式受理和限时办结。在接受审批申请后，要坚持办审分离制度，接办审批申请与决定审批事项的部门各司其职，加强督查，限期办结。以此提高政府内部机构运行效率，提升事务办理和政务处理效率，提高服务水平，规避拖拉和权力滥用。同时全程采用电子化办公平台，推行全程服务信息公开，确保审批申请人知情权，真正实现服务行业、服务社会，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企业贴心、让群众满意。

创新服务手段，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公共信息的公开透明和高效能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建设民航服务型政府机构要加强电子政务的建设与推广应用，建设民航电子政府机构。

民航电子政府机构的建设包括信息内容建设和交互平台建设。在内容建设方面，除了做好政务信息的电子化、公开化，行政审批的电子简化等之外，还要重点增强社会公众和其他部门所关注、所需要的信息的发布和提供等。这些信息包括航班信息、时刻信息、法规信息、统计信息、规划信息、人事信息、科教信息、机会类信息等等；在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加强民航政府网（民航政务信息网、民航行政网）、民航航班信息网、民航航线网、民航航班时刻管理网、民航行业质量投诉与评价网等民航信息平台建设，以切实增强社会公共信息服务。

构建电子服务政府机构，民航局可以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规定，借鉴其他部门经验，制定行业规章，促进行业内的信息资源共享。解决数据孤岛、多个政府部门向同一企业重复采集同一数据资源、企事业单位向政府报送的数据不真实等问题，用制度来保障数据的集约化采集和普遍式共享。在电子政府建设过程中，民航局可以通过梳理民航数据目录和交换标准，推动跨部门共享利用信息资源的研究，实现数据资源的整合利用；建设在民航主管部门领导下的统一的数据中心，确保信息资源的采集、处理和管理的一致性、独立性和公正性，并不断致力和推动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工作；通过利益共享的原则，吸引民航业各主体单位共同参与信息资源整合和开发，将民航业各主体单位的信息资源汇集到一个统一的数据中心，通过数据中心和相关应用系统，实现数据资源的全行业共享。集中整合的信息资源，再以信息技术的手段对数据进行比对、整理、分析，为我国民航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管理、决策、咨询、研究依据，促进全行业的科学发展，为全社会提供更加及时、全面、准确的民航信息服务。

7月7日，2015年全国民航年中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民航局局长李家祥作工作报告。民航局副局长李健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全国民航年中工作会议精神、保障民航暑期运输生产提出具体要求。民航局纪检组组长梁潮平，副局长周来振、董志毅、王志清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要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对民航工作重要批示精神为动力，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确保民航持续安全，着力提升运输质量和国际竞争力，走多元化差异化发展之路，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强化科教支撑，培育一支坚强有力的民航队伍。

工作报告结合贯彻落实中央领导重要批示精神和民航的具体实际，结合近期工作和远期工作，深入分析了近年来民航业发展的形势和特点，总结了上半年民航安全和发展的基本情况，并对今后民航工作的方向、原则和重点特别是今年下半年的民航工作进行了部署。

截至6月底，全行业共完成运输飞行408.2万小时、174.4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2.2%和8.7%，没有发生运输飞行死亡事故和空防事故。完成运输总周转量405.1亿吨公里，同比增长14.5%；旅客运输量2.1亿人次，同比增长12.5%；货邮运输量299.1万吨，同比增长6.6%。行业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国际快于国内，中西部快于东部，支线快于干线，市场结构不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共有运输航空公司54家，新成立3家；通用航空企业263家，新成立24家。行业半年利润已超2014年全年水平，创历史新高。

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重要批示精神，要重点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发挥民航战略作用，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二是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确保民航持续安全；三是着力提升运输质量，推动民航业持续健康发展；四是着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在全球民航业新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五是走多元化差异化发展之路，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求；六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七是强化科教支撑，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八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育一支坚强有力的民航队伍。

会议强调，要善于围绕国家发展战略谋划行业发展，进一步增强民航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度。积极构建新的国家综合机场规划体系，重点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京津冀机场一体化运行，加快北京新机场建设；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打造“空中丝绸之路”的核心节点；围绕长江经济带建设，优化城市机场群布局，区别功能定位，形成相互支撑、合作共赢、服务区域经济的城市机场群发展布局；围绕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支持中西部和支线机场建设，力争尽快形成区域枢纽与中小机场分工合作的发展格局。重点推进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提出的193个、总投资约5000亿元的民航大中型项目。同时，要善于处理国家、行业和企业的关系，进一步增强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的自觉性。要善于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民航业的社会合力。

会议指出，确保民航持续安全，要站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总体谋划我国航空安全保障体系，在构建严密的航空安保体系方面，在着力提高航空安全监控能力、技术装备支撑能力和应急反应处置能力方面，在推进落实《中国民航航空安全方案》（SSP）方面，必须在国家层面组织实施，综合施策、标本兼治；要适应安全运行的新特点，不断总结安全规律，用变化的眼光、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当前不少民航企业在组织结构、股权关系、资产配属、员工劳动关系、生产运行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不断完善和落实航空安全责任体系；要扎实推行系统安全管理，全面提升航空安全管理水平，将安全管理体系（SMS）建设融入安全运行的各个环节。会议特别强调，尽管近年来中国民航安全记录较好，但必须居安思危，转变“只讲成绩、不讲问题”的思维模式，以更高的境界、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盯紧盯住安全工作。

会议还指出，着力提升运输质量，实现行业内涵式、效率式增长，要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加强行业统筹，合理配置资源，在运力引进、航线航班时刻等关键资源使用和分配上，改进政府管理方式，适度引入市场机制，提升全行业效益水平；要通过抓系统谋划、抓严格管理、抓精细管控，进一步做好航班正常工作；要不断提高民航自身服务质量，加大对干扰航空运输秩序行为的打击力度，改善民航服务秩序。

会议提出，着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各大航空公司要加大“飞出去”的力度，培育和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网络型航空公司；要提升大型机场的国际枢纽功能，构建衔接顺畅、辐射全球的国际航线网络。北上广等大型机场建设航空枢纽要主打“国际牌”和“中转牌”，航空物流企业要在打造国际航空物流中心方面有所作为；要统筹优化国际航空运输政策，为我国民航企业“飞出去”保驾护航。民航局将进一步落实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出的建立“四个机制”的倡议，适时将“四个机制”拓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稳步推进“中非区域航空合作计划”。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篇5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一是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

— 1 — 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二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三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二）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

目前，社会矛盾大多属于利益诉求。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诉求表达渠道，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利益表达功能。全面推行阳光信访，尽快实现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全面联通，把网上信访打— 2 — 造成群众信访主渠道。积极推进网络参政议政，搭建党委和政府同群众沟通交流新平台。二是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谋发展、搞建设，都要统筹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好群众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要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原则，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多同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前臵程序，努力使评估过程成为倾听民意、化解民忧、赢得群众理解支持的过程，预防和减少因决策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健全利益保护机制。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大多是由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引发的。要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围绕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办大事、办实事，让群众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发挥好司法救济功能，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群众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三）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是衡量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创新多方参与机制，更好地组织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实现社会事务社会治理。一是发挥好企事业单位作用。企事业单位不仅承担着防控安全生产风险的重要责任，而且是维护社会公共

— 3 — 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发挥好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确保其成为党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发挥好社会组织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发挥好基层自治作用。基层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层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机制，构筑起全社会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做到知风化险、规避风险。

二、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一）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管理。目前，我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唯一性目标基本实现。要加快国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深入推进居民身份证换发、异地办理和指纹信息登记工作，建立户口和身份证信息联网查询比对制度，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确保基础信息全面、准确。

（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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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推进守法诚信，既要加强教育，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守法诚信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实名制的落实。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抓紧推行手机号码、银行卡、网络实名制，消除网上网下各领域虚假身份。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信用、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强化对守信者的鼓励和对失信者的惩戒。坚持推行实名制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对用户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

（三）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社会心态体现社会文明程度，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现代社会，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绪潜滋暗长，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要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发展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和个人。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对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的，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要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援助，引导其依法理性处理问题，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三、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

— 5 — 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一）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创新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工程。要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在更高起点上统筹设计好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也为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别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脑力+信息”发展起来的智能产业，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智力水平，也为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提供了新平台。要坚持信息化牵引，积极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确保社会治安防控形成体系、充满活力。围绕整合资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标准体系、统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各类数据集成应用，发挥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

（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如何预防化解易发多发的社会矛盾，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要善于把运用法治的功能与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托基层组织，发展信息员，完善社会矛盾滚— 6 — 动排查、及时预警机制，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臵在小。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引导群众更多地选择非诉讼渠道和方式解决纠纷。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专家参与技术性、专业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提高纠纷化解权威性、公信力。借鉴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

（三）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基层基础建设既是根本性任务，也是紧迫性工作。要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服务管理资源向网格延伸，提高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水平。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领导机关拥有的信息资源更加集中，服务基层一线更有优势。领导机关要健全服务基层的情报综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机制，及时把高质量的预警情报和急需信息实时推送到基层一线。要牢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通过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务，有效覆盖专业工作难以触及的领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难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

— 7 — 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我国国内风险因素也日益突出。我们要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一）增强风险意识

面对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全社会只有牢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风险。一是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全社会成员要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观念，提高共同防控风险的自觉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在各类风险高度集聚的今天，预警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首要环节。要根据风险形成规律，建立研判、预警、防范风险苗头、隐患先兆的机制，防止其累积扩散、突破临界状态。探索“人力+科技”“传统+现代”的风险预警模式，提高对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及时切断风险链。三是创新协调联动机制。维护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环节，只有紧密配合、有效互动，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与社会力量合作联动机制，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各种资源、力量、手段统筹起来，建设好维护公共安全的天罗地网。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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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高速铁路、城市轨道、油气管网、城市燃气、高层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点领域和煤矿、矿山、化工、烟花爆竹等重点企业，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带有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安全生产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提高防灾减灾和应急能力，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全民减灾防灾宣传，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发挥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功能，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增强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主动性、及时性、协调性。

（二）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制度。要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推动出台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全过程，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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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安全法》规定，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要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今后，要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延伸到经济以外其他领域，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内容和程序，明确违反国家安全审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努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火墙”。

（四）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活动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篇6

——关于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的调研

长宁区政协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以下简称中央）精神，对接中共上海市委（以下简称市委）今年1号课题，根据中共长宁区委（以下简称区委）的统一部署，中共长宁区政协党组牵头组织了‚进一步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活力‛的调研。在陈建兴同志的带领下，区政协充分运用区委重点调研课题的组织优势，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荟萃的智库优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沉下去等多种方式，学习领会中央和本市关于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系列要求，认真听取市区有关职能部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专家学者、有关领导的意见，从长宁的实践探索出发，在总结回顾基础上，对应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开展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对现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推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促进社会组织领军人才纳入今年的领军人才推荐表彰工作和区政协委员调整工作，并对下一步有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一、社会组织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成效逐步显现

1、依据《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本次调研涉及的社会组织范围，主要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各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组织）、还包括党员志愿者工作室、社区群众活动团队以及各类群众自组织等。近年来，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后，区委区政府要求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有关精神，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大协同‛，取得积极进展。

（一）社会组织已成为提供社区服务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按照市和区里的有关要求，社会组织形式已初步覆盖实施主体。据区社建办的调研统计，长宁街镇综合类、专业类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机构中，社区文化中心、社区体育俱乐部、居家养老中心、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残疾人服务社、司法社工站、综合协管服务社等，均为民非组织或社工机构。在满足多样化社区服务领域，初步形成了传统人民团体‚阵地‛组织（社区家庭文明指导中心已是民非组织）、区关心下一代协会、区老年协会、草根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协同格局，以‚民生‛实事、‚公益‛活动等为载体，在社区各类困难人群帮扶、慈善超市、外来人口子女关爱等服务事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各街镇建立的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已逐步成为引入社会力量开展项目运作的公共平台。特别是，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街镇分会，坚持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动员区域内1800余家单位、组建四个义工大队，持续开展‚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帮助救助困难群众约17182人、12345户。

（二）助老等领域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已具有良好基础。上海的老龄化程度已处于较高水平，长宁率先在全市提出了‚幸福养老‛指标体系。面对养老事业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在引入社会力量上，全区上下已形成很高共识。一方面，长宁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各种助老公益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性社会组织参与政策托底养老服务，并鼓励他们拓展非政策托定的养老服务，如今年建成的区‚乐活e平台‛引入社会组织提供助老呼叫中心服务，部分街镇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和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与体制内机构开展良性竞争。又如，在全区养老机构37家中，公办8家、床位653张，公办民营4家、床位1013张，社会办25家、床位3605张。再如，鼓励运用社会资源开办老年护理院，全区1189张老年护理床位中，公立医院和民办医疗机构提供数分别为780张、409张，后者占到34.4%。与此同时，在学前儿童教育、心理健康等领域，社会组织正在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

（三）在社区和谐稳定工作中社会组织已成为重要力量。依据全市的统一部署，长宁在推进禁毒社工、社区矫正社工、青少年事务社工三支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积极拓展，形成了许多自身特色。如，2010年，长宁在‚禁毒妈妈义工队‛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了民非组织‚禁毒妈妈工作室‛，开展禁毒宣传、社区戒毒康复治疗和科研以及禁毒志愿者交流等活动，累计帮扶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76人次，其中26人成功戒毒。又如，针对重性精神病人弱监管问题，2013年在全市率先建立了精神卫生专业社工队伍，将重性精神病人纳入更加科学有效的监管服务之中。目前，社工队伍已成为特殊人群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的基本力量，相关社会组织则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与此同时，围绕化解阶段性突出矛盾，街镇党员志愿工作室、妇联的‚开心家园‛等与区相关调处机构协作，共同参与信访、维权等各类矛盾化解工作，积累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如，2013年成立的民非组织‚区医患矛盾调处中心‛，初步形成卫生、公安、法院和保险‚五位一体‛医调工作机制，已受理医患纠纷413件，化解353件，化解率85.5%。

（四）宜居宜商环境建设中的社会协同效应已十分明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长宁形成虹储自治家园、葫芦缘议家社等一批小区自治家园，探索了不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家门口‛工程建设等的会商机制。如，在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警务站（民警）‚四位一体‛机制日臻完善。位于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是建于2000年的商品房小区，2012年5月在居委会党总支牵头组织下，指导业委会完成改选，通过‚四位一体‛机制的协同，业委会动员小区1193户居民形成共识，将损毁严重、布局残缺的摄像头、电子围栏、IC门禁卡全部改建完毕，一改小区治安、卫生、停车环境杂乱的局面，得到小区居民的好评和信任。另一方面，以持续推动凝聚力工程为抓手，形成‚党建联线、行政联手、社会联动‛的工作机制，针对楼宇员工阶段性突出需求，注重运用社会和市场力量，不断深化‚六个便利行动‛，逐步扩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的互动联动，至目前，经常性服务项目已覆盖57幢重点商务楼宇、占比80%，比较有效的帮助解决了白领午餐、交友、劳动争议等主要诉求。

二、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的工作措施有力有效按照中央和市委关于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长宁以区委区政府名义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为抓手，抓住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契机，发挥‚凝聚力工程‛建设的党建优势，在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一）将社会组织建设列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长宁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若干意见》（长委[2010]89号）。文件明确，要构建服务完善、社会稳定、管理有序、文明和谐、宜商宜居、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努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区。文件提出，‚以‘凝聚力工程’学会为平台，推动党组织、政府、社会和企业互促共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扩大群众民主参与‛，‚努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2011年，区委办印发关于转发《区民政局、区社建办关于长宁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长委办[2011]32号），要求贯彻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沪委办发[2011]19号）精神，落实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要求，明确了‚十二五‛期间社会组织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六类建设重点。2013年，区委下发关于《加持和发展‚凝聚力工程‛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实施意见》（长委发[2013]6号），要求‚更加注重凝聚社会‛，‚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善于领导社会建设、协调多元利益，培育社会主体、提升社会协同、增强社会融合‛。2014年，区委常委会《2014年工作要点》要求，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拓宽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载体和平台。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标准等，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鼓励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二）着力打造社会组织建设的生态链。在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有力推进了社会组织建设进程。一是拓宽孵化和培育的渠道。以区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园为主体，10个街镇为孵化平台，N个部门条线为载体，185个居民区为基础，构建了1+10+N+185的孵化、培育、引进工作格局。社会组织从1999年时，区内登记的社会组织74家，至今年9月底，已发展为568家、年增长率8%，提前完成每万人8个以上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各类党员志愿者工作室180家，各类群众活动团队1370余个。其中公益慈善类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445个，约占区社会组织的78%。二是重视社会组织建设载体。初步建立区和街镇两级枢纽型社会组织框架，推动形成‚公益伙伴日‛等一批公益品牌青年公益服务支持中心等一批公益组织，指导街镇推动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支持发展志愿者协会（网站），至今年9月底，全区注册志愿者人数11万余人，超过全区常住人口的14.5%，为本市中心城区第一。三是推出政府购买服务政策。2011年，区政府出台《长宁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暂行办法》，今年配套制定了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目录、区政府购买服务目录。自2011年以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资金逐年递增，2014年购买区社会组织服务项目65个、金额2380.9万元。四是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性建设。通过自我申报、指导培训、专家评估、等级评定、公示表彰流程，现有10余家社会组织正在进行评审，已有23家分别达到5A、4A级标准（数量位于全市前列），30家达到3A级标准。

（三）坚持党建引领融合发展。一是注重发挥党在社会公共领域的主导作用。通过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分会，通过党组织联动，动员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区域性、社会性、群众性活动。推动商务区（园区）内党建共建，组织物业、街道、商务区（园区）参与区内停车、治安、环境等管理的协商协同。积极培育党员牵头或为骨干的志愿者工作室，目前已有180家，其中19家已转化为登记的社会组织。二是加强社会组织党支部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方法，依托社区综合党委、社区党员活动中心、枢纽型社会组织等，掌握情况，推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的融合，社会组织党建覆盖率位于全市前列。定期举办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组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五星奖‛评选，通过加强对党组织负责人的教育引领，团结凝聚社会组织领头人。三是重视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和骨干队伍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宏观管理，支持发展专业社工队伍。特别是今年，在区委关于社会组织建设调研的推动下，社会组织负责人纳入区领军人才推荐范围，三名社会组织负责人被评为区第三届领军人才和第八轮拔尖人才，其中一名结合区政协委员调整，被协商增补为区政协委员。

三、当前需要进一步需要研究关注的突出问题综合调研情况，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长宁在推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方面成效明显。根据调研中各方形成的共识，对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组织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当前需要进一步研究关注的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认识上需进一步增强紧迫性和主动性。相对于全国，上海较早启动社区建设，探索解决了‚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阶段性突出问题，研究推动了社区服务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长宁以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为契机，基本形成了城区管理大联动、安全稳定大预防、多方参与大协同格局。但是，随着‚社会人‛的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多样化需求日益分化，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条线部门仍然比较擅长以传统的行政指令方式部署相关工作，基层也比较习惯以传统的行政化方式包揽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存在群众受惠感受度没有预期高、工作成果持续长效有困难等现象。总体反映出，对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思想上有认识但不够紧迫，实践上有行动但缺乏经验，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治理能力方面的主动性不强，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心存顾虑，步子谨慎，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比较狭小。这固然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因素，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但也必须看到，现阶段多元、多层、多角度的特征，已对传统的行政包揽方式形成新的挑战。

（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对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要求，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弱。一是体制内培育的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条线在社区布局的民生等工作的实施主体，虽已设计为民非组织，但与其它体制内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同样，基本参照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如人员财政核定，经费纳入街镇预算管理体系等，客观还只是街镇相关职能科室的行政性延伸。这些组织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十分有效，但很少具备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特征。二是草根类社会组织缺少要素服务平台。从调研情况看，草根类社会组织大多比较弱小，财务管理、承接项目、专业服务、筹资能力等很弱，对政府的依赖性很高，而一些已经形成较强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由于显性运作成本比较高，社区往往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此外，各区以孵化培育为导向的优惠扶持，在积极促进社会组织数量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专业性社会组织跨区域发展形成壁垒。三是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和形式研究还不深。如，业委会，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微观基础之一，目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据区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信访矛盾较为集中的前五类中，物业纠纷位列第四，同比上升幅度为五类中最高（36.4%）。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业委会的主体作用和自身规范化建设还需予以更高的重视。又如，在社区的草根类社会组织，不少还只是‚拾遗补缺‛的角色；全区经备案的1360余支社区群众团队，除群众文体活动外，在发挥群众再组织功能、表达居民诉求、提倡公序良俗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参与和协商的方式。

（三）工作合力和政策引导需进一步加强。一是系统推进和工作合力有待加强。基于传统和‚增量‛思维模式，几乎每个部门都有或主管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建设呈现各部门‚自行设计、自主推动‛的状况，社会组织多样性和工作方式碎片化并存，系统研究、统筹指导不够，由上而下行政推动的‚一刀切‛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诉求有脱节现象，基层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时得不到及时的研究回应。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还需优化。我区政府购买服务起步较早，发展规范，目前已形成向市场购买、向社会组织购买两个口径，初步建立了部门专项经费和相应购买服务项目经费增减挂钩的安排原则，但准入合格性要求和退出界定还需更加科学，购买软件项目需更有力度，引导合理竞争需更加开放，调动基层积极性需给予更大的自主权。三是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共性的问题上讲，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合理、普惠的财税金融政策不够配套。从区域事权看，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培养和储备的整体性、制度性安排需加强，推动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激励机制需改进。体制内产生的社会组织，由于政社不分，出于可靠、低费用等原因，兼职或退休聘用比例较大，缺少职业成长预期，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要求不相适应。登记制度改革后，特别是面对互联网、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态势，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方式，还需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改进。就基层社会治理而言，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经验和案例，总结提炼不够，社会影响力不高。

四、有关对策建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四大要求，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在长宁良好工作基础上，依据调研中的共识，主要有三方面的建议。

（一）进一步充分认识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是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深刻认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基层社会治理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社会组织建设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深刻认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对于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坚持基层社会治理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开创文明城区建设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切实增强改革意识。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高度，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出发，按照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总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存在的不适应情况，紧密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紧密结合本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自身实际，着力深化改革，加强整体推动，注重需求导向，促进开放竞争，坚持党建引领，推进依法监管，努力发展一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较强专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占领社会建设的主阵地。三是切实增强探寻规律的自觉性。认真研究‚治理‛的深刻内涵，着眼于诉求多元化、需求化特征，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发展一元引导多元协同的途径、形式和规律，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加强对社会组织回归‚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基本属性的指导，善于突破思想上樊篱，逐步厘清‚公益‛和‚免费‛、‚养人养事‛和合理成本、职业性就业和‚志愿行为‛、政府托底和多元提供、政府购买和社会筹资等等，许多在当前实践中比较困惑的问题。

（二）进一步重视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践探索。一是增强基层创新动力。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建设列入街镇重要议事日程。充分发挥街镇在社会建设最前沿的作用，着力增强街镇改变传统行政化包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紧迫感和主动性。给予街镇更大的统筹协调、整合激励的自主权，促进街镇培育和扶优并举，在开放竞争中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参与自治共治，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二是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按照‚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要求，不断完善本区‚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指导目录‛，引导社区文化、体育、养老、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事项积极运用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机制，支持社会组织等参与智慧社区建设，促进在特殊人群服务、重点人群关爱、矛盾调处等领域的社会组织有序扩大竞争，鼓励各类社会组织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困难救助、权益维护、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关系调适等服务，凝聚各界公益人士投身社区公共服务。三是积极搭建社区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协商平台。以平安小区建设、家门口工程、社区群体活动、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六个便利服务等为载体，以社区服务、社区和谐、社区安全为重点，突出养老、物业、矛盾调处以及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服务，积极拓展公共事务空间，探索涉及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事务公共议题的形成途径，依托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党员代表会议、‚凝聚力工程‛学会分会以及‚四位一体‛机制，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在发现服务需求、监督社区管理、倡导公序良约、提高自治共治水平、建设文明社区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一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购买服务运作机制。按照国家、市里和区里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事业单位改革。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坚持底线思维。完善有效需求形成机制和遴选办法，优化购买服务的定价规则和竞争规则。鼓励社会组织综合利用街镇各类‚阵地‛和‚中心‛、开发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引导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筹资意识和能力。完善分类、分级管理办法，适度扩大街镇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中的自主权。二是有序推动社会组织政社分开。梳理街镇层面建立的各类‚民非‛性质的组织，有序推动此类组织在机构、职能、人事、财务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分离，转变‚事业化‛管理方式，明确其独立法人地位，规范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促进此类组织依法自我发展，在开放竞争中优胜劣汰。与此同时，推动区层面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进一步加快‚政社分离‛的步伐，进一步增强其在全行业、全要素、全流程中的服务引导能力。三是重视社会组织支持性服务平台。按照‚以社建社‛的原则，将服务社会组织支持性平台建设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鼓励需求开发、标准制定、信息集成、项目管理、财务管理、招投标指导、法律咨询、人力资源管理培训、理论探讨以及规范化建设评估等要素支持性服务项目，推动区和街镇‚枢纽型‛社会组织增强支持性服务功能，防止新的行政化。四是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将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区人才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拓宽社会组织领军人物政治参与渠道，在‚两代表一委员‛及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内，设立社会组织代表的适当比例。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骨干队伍建设，呼吁完善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职业体系，鼓励研究探索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分类薪酬制度和合理增长机制，加大对优秀社会组织的宣传，增强全社会对社会组织建设的认同。五是提高依法监管水平。结合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实践，按照坚守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两根底线的要求，认真总结和完善对实行直接登记的四大类社会组织实施综合监管机制，高度重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指导社会组织以章程为核心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信用监督水平，拓宽公众监督渠道。六是始终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按照‚行业归口、分级管理、区域托底、规范有序‛的要求，坚持全覆盖、分级管理、分类管理和条块结合的原则，依托区域化党建工作优势，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有效性和创新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也是抓人心的过程，应切实增强使命感，加强对社会组织领军人物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和组织引领，促进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好主体作用，团结凝聚各界群众，增强政治认同，增进思想共识。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篇7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含义与基础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点, 也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一部分。“治理”概念最早正式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 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情况的时候就提出了“治理危机”的概念, 从此广泛运用到政治领域发展中。随后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下的定义, 也是目前对治理的共识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 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我国“治理”概念的提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 著名学者俞可平把治理引进我国并开始推广及应用。今天我们提出的“治理”概念是有历史根源的, 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荀子》里面就谈到:“明分职, 序事业, 材技官能, 莫不治理”;《孔子家语》中也谈到了“吾欲使官府治理”等论述, 历代先贤都反复强调“天下大治”而非“天下大管”。

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 我们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建设性思路。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点, 基层社会治理是特指由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市辖区派出机构 (街道办事处) 所主导、由社会多方参与的, 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和过程。并且现在我们党强调, 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或单方面的活动与控制过程, 而是一个多元参与、多方互动的过程。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从“管理”到“治理”执政理念转变的必然选择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二者仅一字之差蕴含着重大的转变, 同时社会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这些新的特点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一)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必然要求

社会管理的主体一元化, 突出体现大政府小社会, 强调管理的主体是政府, 其他的社会组织、公民等方方面面都是受体, 是接受管理的对象;社会治理的主体则多元化, 强调小政府大社会, 社会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之外, 还包括包括了社区、居委会、老百姓, 城乡的广大人民群众等。这种转变意味着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已然从过去社会管理的受体向社会治理的主体转变。因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 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二) 治理机制扁平化的必然趋势

社会管理侧重垂直化布局, 社会治理侧重扁平化布局。管理强调的管理权是由上到下层层授予的, 是一个垂直化的管理布局, 而社会治理是将管理权利授予多个组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政府职能转变, 把部分权利下放给市场、基层组织、社会, 使过去政府统管的职权向扁平化运作。此时, 基层组织在未来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工作, 所以对其加强和创新治理工作, 也是适应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

(三) 双向互动的治理方式的必然结果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其实是方式从单项指令变成双向互动的过程。在社会治理中社会、居民参与决策、执行、监督的力度、广度、深度都得到加强, 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展现,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成度提高。这也是适应社会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提高需要的必然选择。如果我们不能充分研判形势, 必然影响社会治理成效。这就要求我们基层治理主体加强自身建设, 改进治理方式, 具备可以从下至上的互动意识及能力。

(四) 平等合作关系的必然需要

社会管理偏重单方面的、刚性的。各主体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社会治理各主体之间偏重合作、协商、沟通。所以决定了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合作、协商、伙伴的关系”的特点。我们过去用社会管理的概念, 强调的是掌舵而不划浆, 虽然不划浆但必须掌舵。突出的是“管”, 管理更多地强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管理更多的是指令和控制的过程。而治理更多强调的是合作, 也就是说, 在互动的过程中有合作也有协商, 可以说更多的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基层是发扬民主的主阵地, 只有把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做好, 才能在社会治理工作中更好的发挥民主的作用, 体现各主体间的平等合作关系。

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旨在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制, 这既要符合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 又要紧密结合中国基层的国情。通过对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执政理念的转变, 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的深入分析。我认为只有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维、确立多元治理主体、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才会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 建构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维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治国理念的重要发展, 表明中央政府赋予社会建设新的内涵, 并将逐步成为各级政府推进区域性社会治理的基本思想。但是长期形成的管控思维, 使得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维框架需要逐步建构起来。在理念的转变过程中, 对社会治理理论及其方式缺乏足够的认知, 基层党政组织存在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治理, 重强势群体权益、轻弱势群体权益的思想,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管控思想根深蒂固、服务意识淡薄的现状, 为此我们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维。

1、树立民生为重的理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老百姓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 我国社会存在着诸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这些问题大部分都是民生问题并且这些民生问题大都滋生基层, 所以关注基层的民生问题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重心, 更加关注民生建设, 树立民生为先的理念, 才能从源头上解决社会问题, 化解社会矛盾。

2、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 我们强调一种新的治理理念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激发社会活力。而基层社会治理会涉及到很多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基层党政组织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想问题、办事情、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才能在治理中做到维护农民等弱者权益, 实现和谐治理。

3、树立服务为先的理念。

为基层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充分优质的社会服务, 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基层组织是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主体, 基层组织特别是行政组织应该树立服务为先的理念, 对近年基层社会服务对象增多和服务需求多样的现状充分认识, 提高服务水平。

(二) 确立多元的治理主体

十八届三种全会文件明确指出:社会治理“要坚持系统治理, 加强党委领导,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实际上是在讲“政府、社会、居民”三方力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治理重心下移, 突出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基层是问题的发源地也是最终的落脚点, 很多问题发生在基层, 最后还是要在基层落实。所以, 加强基层党政组织的治理工作, 不仅体制上顺畅, 而且更容易治出成效。因此, 治理重心下移势在必行, 也就是说基层党组织在未来要承接更多的工作。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就是要改变我们垂直化的管理布局向扁平化转变, 夯实基层, 重心向基层下移。

其次要充分激发基层社会组织活力。近些年来我们倡导简政放权, 也就意味着社会组织未来要承接简下来的权和政。但是我们也清醒的看到, 我们在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认识上, 自身建设和发挥作用上还有待提高, 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基础薄弱, 监督管理职责难以落实到位等问题。为此, 对新的基层社会组织, 要坚持培育与监管并重原则, 既要注重发挥其积极作用, 又要依法规范其行为, 使其在治理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要积极探索居民自治途径。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仅仅依靠八千多万共产党员, 亦或是七百多万公务员是实现不了的, 是要靠千百万的老百姓要有组织的参与到社会治理工作中, 自己管理自己。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上, 一直是承认居民自治的, 我们的居民委员会其实是居民自治的组织。我们的村委会其实是村民自治组织。但过去所有的居委会都是在完成街道指令, 而所有的村支部, 他们都是在完成乡里的指派任务。在今天的新形势下, 我们应该探索居民自治的多种方式和模式。

(三) 充分发挥法治保障作用

在社会治理方面, 最终和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法治。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也是一样。拉美就是因为没有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没有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所以出现了今天的局面。所以, 无论是社会治理, 还是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都要以法律为依托, 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才可以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 完善治理方式的科学化及有效性, 只有把依法治国的理念深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我们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才会凸显成效。

摘要：社会治理创新是党在社会建设领域理念和实践上的转变和升华, 也是党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同时, 基层社会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点, 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点和落脚点。创新基层治理可以从西方先进理念、我国传统文化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三个维度来理解。而基层社会治理又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扁平化、双向互动的治理方式、平等合作关系等新特点的必然选择。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则要求从建构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思维、确立多元的治理主体、充分发挥法治保障作用等具体方面入手。

浅析创新社会治理篇8

关键词：创新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自治

中图分类号：D6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67-01

一、创新社会治理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战略任务，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和要求从局部走向了系统。[1]社会治理由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等发展进化而来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是社会治理的过去时或过去式，社会治理却是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的现在时或现在式。在“统治”与“管理”占主流的年代，无论是国家统治、国家管理或国家治理，还是政府统治，政府管理或政府治理，其主体总是明确的即国家或政府，而社会统治，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主体总是不明确或不那么明确，甚至主体的客体或对象被异化了。[2]

近些年在整个社会意义上建构了法治的治理模式，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却是由组织承担着社会治理的任务，然而，组织的社会功能是体现在治理上的。在理论上，可以说组织的内部管理属于权治的范畴，对社会的治理或管理则属于法治的范畴。然而实践中，两者的连接比较困难。因而，往往造成了法治与权治的双重变味，这是自从有了组织理论以来就一直受到批评的根本原因，对社会治理问题的探索也是从这里出发的。[3]

二、创新社会治理特征

从治理理论兴起和社会治理的内涵来看，当前创新社会治理有如下特征：

第一，社会治理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践上把提高人的素质、发挥人的潜能问题融入到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

第二，社会治理的顺利运行以法治为前提。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而“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程序，就没有善治。

第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相互协作和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使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中的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相互协作的关系。

第四，社会治理是一种互联、互补、互动的过程。“参与的行动者可以在不一定有完全共识的情况下推动议题讨论和行动方案，在保持弹性的前提下设计政策。”[4]发挥社会的自治功能，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治理的体系。

第五，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具有动态性和权变性。创新社会治理的提出大大拓宽了我国公共管理的视野，为社会管理从过去政府管制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解脱出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选择，更重要的是为我国采取更加有效的公共政策来解决全球化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社会管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治理范式。[5]

三、创新社会治理的意义

创新社会治理在提升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同时，进一步还权于社会，激发社会活力，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同时通过各治理主体的合作治理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确保公共安全。社会治理创新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加；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这些部署安排，要求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继续坚持政府主导、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理念和主张。[7]

四、反思与小结

创新社会治理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命题，要突出法治对社会治理的价值，突出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意义，明确和保障社会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强化社会治理关系的法律属性。强化社会治理法治保障，需要将社会治理创新与依法行政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8]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转型使得利益趋于多元化和多样性，亟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然而，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机制仍以行政权为主，而不是以产权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此外，尽管从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控制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管理再到现在的社会治理，其进步是巨大的，但仍然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停留在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之中。[9]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提升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创新社会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改善社会治理任重而道远。作为推动和执行的主体，政府更应结合实际，转变观念，改变过去由政府向社会的单一治理渠道，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换，培育和规范公民社会组织，采取公正的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机制，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树立由政府向社会、由社会向政府，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合作的新治理理念。[10]

参考文献：

[1]韩庆祥.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十一谈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2日.

[2]乔耀章.从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新穿越——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论：融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于社会治理之中.学术界（月刊）总第197 期，2014.10.

[3]张康之.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社会科学研究；2012.03.

[4]向德平苏海.“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6期.

[5]肖文涛.社会治理创新：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学术论坛，2007年第10期总第268期.

[6]江必新李沫.论社会冶理创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5卷第2期.

[7]李立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求是，2013年第24期.

[8]周学馨.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应抓好四个着力点.重庆日报，2015年03月14日.

[9]周庆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0]赵涟漪.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河南社会科学，第22卷第9期.

作者简介：骆伟（1990—），男，汉族，重庆，硕士，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