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留日背景（推荐6篇）
多年来多种版本的教学参考书和教师用书都认为，藤野先生的品质是“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热情诚恳”、“有求实精神”、“严谨治学”、“不怀民族偏见”等，《藤野先生》的主题，也就是赞扬他这些精神，同时抒发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抒发爱国主义感情当然是正确的，但以上对藤野先生的品质的概括，我认为不准确，把主题定为赞扬藤野先生这些精神，当然也就不准确了。
藤野先生是鲁迅终生感激和怀念的老师。他不但写了这篇回忆性散文表示怀念，还一直在家里挂着他的照片。1934年，日本岩波文库要出版《鲁迅选集》，译者增田涉到上海征求鲁迅意见，问选哪些篇目，鲁迅表示：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他还委托增田涉先生代为寻找藤野先生。第二年，《鲁迅选集》出版，增田涉又到上海送样书，鲁迅再次问起藤野先生的下落，得知没有打听到，于是叹息：“藤野先生大概不在人世了吧！”可见对藤野先生感情之深。他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是什么原因使鲁迅如此感激，如此高度评价藤野先生呢？
第一：本来，鲁迅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环境。他的祖父周福清出身翰林，在北京担任过内阁中书。但是，从鲁迅13那年开始，他的家庭遭受了两次重大打击。先是祖父因科考舞弊案入狱，从此，家境急剧衰败。第二年，父亲周伯宜突然吐血，重病不起。鲁迅是长子、长孙，从此，他过早地挑起了一部分家庭重担，频繁地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不久，父亲病逝，留下寡妻和他们兄妹4人。那一年，他15岁。
因此，他感受到人世间的种种歧视和冷遇。一是当铺、药铺的冷眼和轻蔑；二是路旁闲人的指点和讥笑；三是几个“名医”，其实是庸医医术上的糊弄、药引上的刁难和费用上的狮口大开。更让人生气的是本家亲戚的“变脸”以至欺侮.由于在家乡感受到的是轻蔑、是势利、是冷酷、是欺侮，由于家乡让他憎恶和痛恨，“那么，走罢！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琐记》）于是，鲁迅进了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又到南京矿路学堂。
在南京，他读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了解满清政府的落后与腐朽，眼界大开，心情也好一点。但这时他又感受到另一种歧视──他爱于课余时间骑马游玩，有一次经过学校附近满族人聚居的旗营，旗营中的满族少年见他一个汉人竟敢高高地骑马经过营门，便投来石块并辱骂他。他大怒，扬鞭追赶那些掷石者，结果摔下马来，跌得头破血流。这种歧视已不同于以前，以前的歧视只是针对他的家庭和个人，现在的歧视则是针对他和他的被统治的民族，这使他意识到自己还是满清的奴隶.毕业后，既然在国内感觉很气闷，鲁迅便选择了国外留学，于1902年3月东渡日本。在日本，他又继续受到比以前更严重的歧视。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许多留学生，偏偏又那样不争气，非但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动力，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就以与鲁迅同住的留学生来说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土飞扬地学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钻进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讨厌，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眼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难怪鲁迅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
仙台又怎样呢，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里，只有鲁迅一个中国人，那些讨厌的同胞的嘴脸，自然是可以免见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仙台报纸上的辱骂中国人的言论，一点都不比其他地方温和，鲁迅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中，也同样有对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饰的人。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比之家乡和南京，这种歧视更让鲁迅无法忍受，因为它针对的不仅是一个人，也不仅是中国的汉族，而是整个的中华民族！这不仅伤害他的自尊，还伤害了他对自己贫弱祖国的感情──当时的他虽然对祖国的“风雨如磐” 并不满意，尤其痛恨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但对祖国，他还是要“我以我血荐轩辕”。
第二：患难见真情，患难中也格外珍视真情，一个长期饱受歧视与冷遇的人，如果谁曾经对他提供过帮助，付出过热情与尊重，他一定会倍觉感动，倍加感激，甚至终生不会忘记。感情分外丰富和敏感的鲁迅当然也是这样。
在日本“举国上下都弥漫着鄙视中国人的风气”，藤野先生不但不歧视他，反而对他这个中国学生特别热情、友好与尊重，这当然会令饱受歧视的鲁迅终生怀念与感激。单说藤野先生给他改“讲义”，竟让鲁迅“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今天我们读《藤野先生》 中的这段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1）鲁迅所说的“讲义”，实际上是课堂笔记而不是作业。──别说是高等院校，即使是中小学，教师也没有给学生“ 添改”课堂笔记的义务。（2）不是“批改”，不是“修改”，而是“添改”，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付出。（3）改得十分认真，不是只改一处或几处，而是“从头到末”；“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4）绝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每一星期”一次，“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5）藤野先生这样做，可没有任何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相反，还招来了“爱国青年”的不满和怀疑。
藤野先生还特别理解和尊重鲁迅。解剖实习时，他听说中国人敬重鬼神，怕鲁迅不肯解剖尸体，还特别加以关照。得知鲁迅弃医从文时，藤野先生“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为什么“竟没有说”？答案只有一个：他尊重鲁迅的人生选择。后来他把鲁迅请到自己家里，拿出一张照片作为留念，背面写着“惜别”二字（实际是“惜别藤野 谨呈周君”8个字）。
纵观鲁迅一生，可以这样说，从1893年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到1926年写《藤野先生》，除了初到教育部当佥事那几年，鲁迅实际上一直都并不得意，一直都生活在轻蔑、歧视、势利、冷酷甚至是诬陷和迫害之中（虽然其中也有性格的因素）。从《朝花夕拾》全书、从整部《鲁迅传》和其他资料来看，还不曾有谁像藤野先生这样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给他以那么热情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在他留学日本的时候。所以鲁迅说：“ 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藤野先生在日本并非著名学者，其言其行也许并非楷模，但是，在对待鲁迅，其实也是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上，确实难能可贵！须知，那是在中国在甲午海战惨败之时；是在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日渐膨胀，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之时；是在日本人视中国人为“猪头三”、“下等动物”之时。
所谓“背景教学”, 就是要注重文章相关背景的介绍。鲁迅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他是第一个告别传统文化的现代文人, 对传统文化思想进行了整体反思。鲁迅在传统文化的广阔背景之上, 表现了社会的变迁、人物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 揭示传统文化下人物、社会、历史变化的必然。鲁迅的许多作品, 表现了他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这是鲁迅先生一贯精神的表露。因此, 没有人文背景的文章, 在鲁迅的作品里几乎是没有的。鲁迅的许多作品集中反映了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深广的社会现实。选取题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 集中表现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困惑及命运, 例如, 阿Q的愚昧、闰土的麻木、杨二嫂的尖酸、祥林嫂的悲惨、孔乙己的迂腐……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态度, 多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而鲁迅小说所写的那个“病态社会”于今天已是历史了, 因此, 背景介绍尤为必要, 可以降低学生对鲁迅作品理解的难度。我以为, 教学时先介绍写作背景, 在指导学生学习鲁迅作品时, 往往是不可缺少的, 有助于学生对作品内涵的理解。问题是介绍到什么程度和怎样介绍。理想的做法有: (1) 紧紧围绕课文内容, 收集相关的背景资料, 整理后有条理的讲解清楚。 (2) 以知识短文或补充资料的形式, 有意识地安排几个鲁迅专题介绍, 这样教师便于把握介绍的要求和详略, 学生手头也有可供参阅的系统资料, 这对教与学都有很大的好处。背景的介绍要力求简明, 以能帮助学生阅读理解鲁迅作品为原则, 起到提示作用。
所谓“多元教学”, 就是激活激新学生的思维。课文的解读, 旨在培养学生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情感力、独特的想象力和深刻的见解力, 唤起和启发学生阅读的创造性, 因此, 我们对鲁迅作品的讲解, 要避免陈旧、狭窄, 力求“有趣”、“有味”“有度”, 并启发引导学生积极阐述自己的见解, 大可不必停留在同一尺度、同一角度、同一层面, 引导学生多元解读, 立足于现实的土壤, 以自己的眼光去鉴别, 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以自己的经验去审视, 以自己的价值去判断, 以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在这种开放、活跃的状态下, 学生很容易发现问题, 大胆地提出问题。此时, 教师的作用是在于把鲁迅作品与现实问题的思考进行“链接”。例如《故乡》的末尾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 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学生对这一具有哲理性的语句往往不容易理解, 教学中可以抓住“路”和“希望”的关系让学生思考:“这里所说的路, 指的是地上的路吗?它实际上比喻的是什么?”学生思考后回答:“比喻人生之路, 社会之路。”教师再进一步问:“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说明了什么?”通过思考领悟到:“希望是需要人们的奋斗才得以实现。”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教学可以在此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教师可以结合当今现状进行引导:“其实地上本就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就没了路──尤其没有自己的路。”“其实地上本就没有路, 只要你敢于走, 也便成了路。”当我把这些问题抛给学生以后, 无疑会打破他们的定式思维, 创设新的思维平台, 再与原文主题一对比, 同学们不仅加深了对鲁迅作品的认识, 而且获得了新的人生启迪。教师要关注和研究学生的实际水平, 从他们的现实生活、性格特点、思维习惯、兴趣爱好出发。我们教师很容易受教参的驱使, 因循教材和教参, 对学生作出整齐划一的指导, 这在客观上显然忽视了阅读主体的个体差异, 把学生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导向僵化套话与人云亦云的模式和误区。这种教学过程不仅缺乏学生个体感悟的参与, 遏制了学生的思维创新, 而且其结论也极大地降低了鲁迅作品深刻的思想内蕴, 学生必然感到难学。在教学中, 我们不要急于把自己的理解塞给学生, 而应当鼓励学生积极思考, 发现新角度, 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不同的见解。把握住学生思考的方向, 激活学生的思维, 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创设学习氛围, 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和人生体验。
总之, 对于鲁迅作品的教学, 教师既要让学生领会鲁迅经典作品的精要所在, 解读作品思想的深刻性、文学的表现性, 品味其丰富深沉的意蕴, 又要考虑学生的接受现状, 要让学生切实走进鲁迅, 与鲁迅零距离接触, 缩短时代的差距;既要让学生触摸到鲁迅的时代脉搏, 又要让学生触摸到当代的时代脉搏, 充分体会鲁迅的人文精神、战斗精神、爱国精神, 懂得学习价值。
摘要：鲁迅的文学作品是文学中的精品, 既有思想深度, 又有欣赏价值, 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学子, 作品中体现出鲁迅的人文精神、战斗精神、爱国精神极具学习价值, 但是目前中学生却对鲁迅及其作品有一种深深的隔阂, 甚至是排斥。我以为, 是教学方法有问题, 并非因为他们产生不了共鸣。语文教师应该在教学方法上多摸索, 改变“枯燥、难理解”的现状, 跳出传统的教学模式, 适应现代学生的特点。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 我有意识地运用“求同性和求异性”教学设计, 力求达到有趣有度、又不失作品精髓, 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教师教学用书:语文九年级上册[M]人民教育出版社.
[2]关于鲁迅止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 1997
《朝花夕拾》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1928年9月结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于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1929年2月再版。1932年9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朝花夕拾》共收入十篇作品。包括：对猫的厌恶和仇恨的《狗·猫·鼠》；怀念长妈妈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长与<山海经>》；批判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的《二十四孝图》；表现封建家长制阴影的《五猖会》；描绘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无常》；写童年之事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揭露庸医误人的《父亲的病》；描写一个心术不正，令人憎恶的衍太太形象的《琐记》；最使鲁迅感激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潦倒一生的同乡好友《范爱农》。《朝花夕拾》将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的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作者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改革的巨大热情。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国初期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及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被纳入初中课本如《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可见它对教育事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啊。
创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愤怒声讨反动政府的无耻行径，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不得不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处。尽管生活艰苦，还写了不少的散文诗和《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三篇散文，它们后来与鲁迅在惨案发生之前，在北京寓所的东壁下创作的《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一起收入了散文集《朝花夕拾》。
1926年9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请，南下教书，但他在厦门大学只待了四个多月，因为他发现厦门大学的空气和北京一样，也是污浊的。鲁迅在这里见识了种种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鲁迅虽然不喜欢厦门大学，但他对自己担任的课程却倾注了全力，他上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在繁忙的教学之余，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楼上写了很多作品，这其中就包括《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五篇散文。这五篇散文与在北京创作的另外五篇散文就构成了《朝花夕拾》的全部。
我能获得XX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光荣。我首先要感谢国家对自费留学生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感谢我的指导教官dr. kamiya和指导老师dr. masuda 对我的指导，感谢广岛大学提供的优良的研究设备与科研环境。
感谢我工作的石河子大学的领导和全体老师对我的支持，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和儿子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理解、支持和鼓励。感谢所有的在这5年里给予我关怀和帮助的师长、朋友及日本友人。
赴日留学生相当部分是官费留学, 这些官费生在日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时人说清末“各地咨议局人员, 所留日法政生, 大半为此等速成生”[1]53。从清末立宪一直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军政要员以及其他领域都有留日学生任职, 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 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政局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例如, 宋教仁、王宠惠、章士钊、江庸、王揖唐、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张之本、张君劢、张继等。留日学生在近代的政治与社会领域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 清末的日本留学史, 兼有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双重意义。
一、民族主义与社会舆论的兴起
“这么庞大的人群汇集在日本各个城市, 大多数又难以进入正规学校接受严格的教育, 日本人的恩施态度和民族歧视, 以及日本强国的示范效应, 都使得留日学生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培养与发酵格外强烈。”[2]399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 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浙江诸省的学生最多也最具代表性。中国人的传统纽带同乡观念与民族主义融合, 大部分留学生首先与本省人集会结社, 革命组织招收成员和作报告都是过设在东京的各省同乡会进行, 于是同乡源与民族觉悟融合在了一起。1906年后美国首先免除了庚子赔款以作中国学生留美之用, 优秀的中国学生前往欧美, 只有很不合的才来日本, 同时中国人对在东京所受教育的质量也越来越不满。中国的革命组织基地设在东京, 留日学生对日本与中国而言都逐渐成为产生动荡、不满和行动的重要源泉。留日学生对近代中国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向国内民众传播新思想。他们以日本的首都东京为活动的中心, 通过创办和发行宣传革命的刊物以及其他的活动, 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知识, 号召民众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 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出版的进步的宣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刊物多种, 比较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 这些刊物, 它们的主旨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唤醒国人, 启迪民智, 宣传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揭露帝国主义的凶恶的本质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号召全体国人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日本的首都东京成了宣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这些进步的刊物被留日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传入国内, “唤醒了国人, 也震动了清廷官吏”[3]181。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于革命的宣传, 孙中山在《民报》创办后不久, 专门召开会议, 研究扩大革命宣传的事宜, 他号召留日学生以国内的省为组织单位, 创办地方刊物, 宣传革命思想, 号召国内民众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 推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 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在这期间出版的刊物, 比较著名的影响比较大的有《复报》、《云南》、《鹃声》、《汉帜》、《秦陇》、《晋乘》、《晋话》、《河南》、《四川》、《江西》等, 革命思想传至国内各省, 民族主义与社会舆论的影响日益在中国社会普及。不仅如此, 1904年以后历次铁路风潮的发生与推进, 1908年地方咨议局的设立, 也都与留日学生掀起的政治宣传与舆论导向有相当关系。为数甚众的留日学生在1908年后迅速填充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中, 推动着清末的立宪改革, 也使得立宪改革日益激进, 充满了变数。
二、国内革命运动的组织与发动
留日学生的留学活动, 是革命的温床, 这一点已是海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共识。留日学生因其异国遭遇, 而有异常强烈的革命愿望和革命要求以及反对外来侵略与压迫的坚强意志。拒俄运动发生以后, 在日本的国民教育会多数成员回国, 他们试图通过武力手段对中国腐败的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随后, 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 这些革命势力联合其他的进步势力, 借机发动武装起义, 推翻清政府的统治。1904年由黄兴领导的长沙会党起义, 是影响较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在这以后, 日本政府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条例明确指出, 要对在日留学的学生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 禁止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禁止集会、结社, 书籍报刊均要接受检查。留日学生群起抗议, 原来推动留学生来日本的各省同乡会和出版物马上又煽动他们退学以示抗议, 于是大批学生归国 (人数在2000左右) 。
留日学生回国后, 积极参加活动, 组织革命的力量, 发展同盟会的成员, 培养革命的领导和骨干, 不仅组织动员青年学生、秘密会社, 还深入到新军中进行革命动员。1906年萍浏醴起义是在湖南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的推动下发生的。皖浙起义是由浙江省留日学生徐锡麟、秋瑾发动的。1907年, 邓文、孙武等人在东京建立共进会。后来, 共进会的成员在国内的其他地方成立了类似的革命组织, 他们并肩战斗。黄兴积极从陆军中发展革命力量, 330多名士官生有100多名成为同盟会员。
在1907—1908年期间, 在四川发生的多次起义以及发生在两广、云南边境的六次武装起义, 起义的发动者都是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组织、策划和领导的。1911年的“三二九”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与成员也多是留日学生。湖南留日学生中学习军事的为数不少, 他们直接渗透到新军中去掌握领导权, 如余钦翼、曾继梧、王隆中。蔡锷 (广西、云南) 、程潜 (四川) 、仇亮 (山西) 、石陶钧 (清廷陆军部) 等留日学生也同样在新军中占据了一定的职级与兵权。辛亥革命中各省纷纷独立, 新军倒戈支持革命, 拥护共和制, 与留日学生的作用也密不可分。
三、晚清铁路风潮与辛亥革命的爆发
我们再以四川铁路风潮这一最终导致清代王朝国家覆亡的政治运动与革命为例, 来看晚清政治变迁与留日学生群体有什么样的关联。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保路同志会和川路特别股东会的骨干成员。
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川路特别股东会主要负责人简况:[4]505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留日学生多充当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角色, 与铁路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绅商是股东会的核心成员。如果只是绅商在牵引清末的政治改革, 则立宪运动的成功几率会大上几分。但此时激进、革命的留日学生填充到各个省的各个名利场所, 宣扬民族主义与反清革命, 激进的革命情绪裹挟着逐步革除弊病的清廷官僚系统, 一同汇入急进并急躁的以省为单位的革命洪流当中, 终于使得集权王朝国家的中央机构权威扫地, 王朝国家瞬间倾覆。留日学生以新职业群体的现代社会分层方式得到培训, 却联合同乡、省籍的地方情感, 终于以革命的破坏面目和省籍主义的分裂形式毁掉了传统国家, 使得清代以后中国政治的国家整合与政治进步格外困难。
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 清朝不断在内外交困的挫折中遭到削弱。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曲折转型, 不仅表现在中英、中法、中日、中国与八国联军间的对抗战争中传统国家的节节败退上, 还表现在传统统治机制与官僚机器的日渐失效与失控上。民族主义的产生, 一定是异族入侵所激发出的自身的屈辱与无力感的外在表现, 但留日学生在异国他乡所遭受到的种种困窘与羞辱, 举国愚昧的反西方与反洋教和最终招致的八国联军侵略, 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清廷却宣布中立, 如此众多的被侵犯事件, 使得接受了新知的留日学生变得异常激愤。留日学生不见得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生发的根本原因, 但留日学生所编译的书籍与报刊, 使得清末中国的社会舆论形成, 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有了更为清晰、集中与明确的表达, 民族主义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影响更加显著地表现出来。
留日学生不仅宣传民主革命与反清思想, 还成立革命团体, 从事在日本与中国国内的革命暴动与政治暗杀活动, 留日学生是清末革命的温床。简单地判定王朝国家的覆亡是留日学生导致的观点并不恰当, 但留日学生的作为, 注定了清末的立宪与改革, 或者说通过改革的方式实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目标一定会失败。社会舆论与民族主义, 革命团体与政治暴动、暗杀, 加上多数只有政治热情而欠缺专业技能训练的留日学生充斥到各级权力机构, 改革必定会被蠢蠢欲动的革命所摧毁。虽然留日学生对推翻清代王朝国家功不可没, 但民国时期各省的各自为政与分裂、军阀战争、一波又一波难以平息的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名分裂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政争, 都展现了留日学生破坏性的一面。
参考文献
[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2]费正清, 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 (一) [M].北京:中华书局, 1961.
一、留日生的资格审查
1901年“新政”开始, 在清政府鼓励下, 留日生数额激增。1902年增至五六百人, 1908年增至近万人。其中有的是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的毕业生, 有的是刚刚脱离私塾大门的旧书生, 有的是各类专业学堂的高材生, 还有的是官绅子弟、新军士兵。有的可以讲流利的日语, 并可以用日文写漂亮的文章, 有的则连一个日文假名都不会读。在欣欣向荣的留日热潮背后是过滥质差。
面对多方指责, 直至1906年清政府颁布《限制游学生办法章程》, 开始统一留日资格, “凡欲入高等以上学校及各专门学校者, 必有中学堂以上毕业之程度, 且通习彼国语文, 方为及格。……其习速成科者或政法或师范, 必须中学与中文俱优, 年在二十五岁以上, 于学界政界有实际经验者, 方为及格。”[2]虽然于留学年龄、学业程度有了规定, 但仍然只达到中学毕业程度。
二、留日生的日常管理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 清政府就开始派遣留日生。1898年驻日公使李盛铎到任后, 奏派工部主事夏偕复赴日任留学生总监督。从此, 驻日公使与监督处协同监管留日生的入学、上课情况、学习成绩、学习年限及请假等诸多事宜。1906年清政府又制定了《管理日本游学生章程》, 将监督处正式命名为“游学生监督处”, 将留学生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
清政府尤其注重对留学生的思想控制。如1902年驻日公使蔡钧拒绝为9名自费生作入学担保, 阻碍他们入学成城军事学校, 只因之前谣传留日生图谋革命。1903年留日新年团拜会“ (刘成禺力陈排满以救中国之义, 激昂慷慨, 满座鼓掌;清宗室长福起而驳之, 为众呵斥而止。清吏无不惊惶失色。事后, 成禺被开除成城学籍, 不许入士官学校习陆军, 并抄籍其在武昌家产”。清政府三令五申限制留学生“妄发议论, 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 更不能容忍“不安本分”的留学生以行动去“紊纲纪”“害治安”, 涉嫌的学生一律以退学论。思想控制太严, 使得留学生的思想过于保守, 缺乏创新意识。
三、留日生的学养
“新政”期间, 一方面, 由于清政府规定——官员补缺必须有留洋经历;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鼓吹中国只需要普通人才, 高等人才可以从长计议, 并开办了大量速成科和普通科学校吸引中国留学生。
据1904年驻日公使杨枢《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折》记载:“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 其中学文科 (即法政科、师范科与普通科) 者一千一百余人。”[3]1906年清政府电令各省停止派遣留日速成生。1908年《学部奏定日本官立高等学校收容学生名额折》记载:“比年以来, 臣等详查在日本留学之人数, 虽已逾万, 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 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 中途退学, 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 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耳。”[4]
四、归国考试录用
1905年开始的归国留学生考试录用, 经史论说独占一场, 占总成绩的50%, 并一直保留。1906年第二次留学生考试, 参考人数大增。1907年学部奏请限制收考留学生, 但日本私立大学生却未在限制之列, 如宏文学院毕业生。综合来看, 晚清归国留学生考试, 利用科举考试的手段, 将留学生纳入了其封建官僚体系, 客观上强化了升官发财的价值取向, 限制了留学生才能的自由发挥和民主观念的传播, “新政”终致破产。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劝学篇[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