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为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浅析为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共3篇）

浅析为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篇1

1921年，上海的一处普通楼房里召开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选集》最后一篇文章中这句分量很重的话，令人印象深刻。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到近代却陷入了深重的苦难当中。中国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和宰割。趾高气扬的洋人像主子一样来到中国，为所欲为。这一切，无不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更是把中国推向濒临灭亡的边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了挽救垂危的民族，中国人作过种种尝试：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虽然有着各自的作用，却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才有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辛亥革命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

事实说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

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符合历史潮流发展的新事物，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鲜明特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以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应该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80多年了，但中国人长期对这一基本国情缺乏正确的判断，对革命的目标也缺乏科学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破天荒地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实际上阐明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这使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对当时的国情有了基本的了解，有了明确的共同奋斗的目标。

第二，走向社会底层，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不是从农村产生，而是在城市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他们的思想是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有着远大的眼光，产生了很强的组织力。

第三，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由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革命事业要在极端艰难而复杂的环境中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能够团结最广大人民共同奋斗的坚强有力的核心力量，否则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强调党员必须有共同的理想和严格的纪律，并在同当时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让人们看清了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无法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

这三条，的的确确是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从来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拿它同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教训相比，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里程碑，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相反，随着时间越久远，它那划时代的意义就表现得越加分明、耀眼。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和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幸福。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但英勇无畏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决心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立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社会。28年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随后便开始为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而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浅析为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篇2

中国历史悠久, 幅员辽阔。自古以来开凿运河既多且早, 众所周知的京杭大运河就是其中之一。它既是世界上里程最长, 也是开凿最早的现存运河。京杭大运河最早开通的一段 (扬州至淮安) 称为邗沟, 开凿于春秋时代后期的吴国, 开凿时间经考证, 约在公元前486年, 迄今已有2 498年的历史。由于邗沟是最早见于《左传》上有明确记载的运河, 因而传播较广, 当前一般性的书籍和报刊上通常称它为中国最早的运河, 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误解和讹传。开凿时间比邗沟还要早的有扬水运河, 位于今湖北省境内的长江与汉江之间, 是春秋时代中期楚庄王在位时开通的, 比吴国的邗沟运河至少要早100年。由于邗沟运河或扬水运河, 都是开通于春秋时代, 因此学术界 (包括史学界、地理学界、水利学界和交通学界) 一向认为:中国的运河历史起始于春秋时代, 迄今已有2 500～2 600年的历史。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共识。

但是, 这种传统的共识值得商榷。历史告诉我们, 中国早在春秋时代以前的商殷朝后期和西周时代就开凿过运河。由于篇幅关系, 本文暂不论述开凿于西周穆王时代的陈蔡运河, 只谈开凿于商殷朝后期的太伯渎运河。

在今江苏无锡市京杭大运河的北侧, 有一条名叫伯渎港的河道, 它西端通京杭大运河, 向东延伸经梅村至苏州境内, 可以通行船只。伯渎港的前身就是历史悠久的太伯渎。

早在20世纪40～50年代, 著名水利史专家武同举先生在谈及中国运河历史时就曾指出:“征诸历史, 最古为太伯渎。” ( (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三十一《太湖流域一·历史提要》)

可惜半个多世纪以来, 武先生的这一重要论点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在长期进行中国运河史的研究中, 深感太伯渎历史地位的重要。如果经论证取得学术界共识的话, 则将突破目前学术界对中国运河史起始时间的传统共识, 使中国运河历史的上限提前至商殷朝后期。这无疑是一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事。因此, 不揣浅薄, 撰成本文。

关于太伯渎, 许多历史文献都有记载。例如, 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常州·无锡县》条下记载云:“太伯渎, 西带官河, 东连蠡湖, 入苏州界。淀塞年深, 粗分崖岸。元和八年, 刺史孟简大开漕运, 长八十七里, 水旱无虞, 百姓利之。”

成书于北宋时期的《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江南道·常州》条下记载云:“无锡南五里有太伯渎, 东连蠡湖。”

元、明、清三朝所修常州、无锡的地方志, 对太伯渎的记载更为详细。例如, 元朝王仁辅编篡的《无锡县志》卷二《山川》记载云:“太伯渎去州东五里, 贯景云、大伯、梅里、垂庆四乡, 西枕官河、东通蠡湖, 入平江界, 岁久淤塞。唐元和间刺史孟简浚之, 长八十里, 阔一丈二尺, 深四尺。……此渎开于太伯, 故名其渎, 以示不忘。”

明朝弘治七年修篡的《无锡县志》记载云:“太伯渎, ……始开于太伯, 故名。唐元和八年刺史孟简浚之, 并导蠡湖。”

清朝两江总督赵宏恩等监修的《江南通志》卷十三《山川》记载云:“太伯渎在无锡县东五里, 西连运河, 东连蠡湖。唐刺史孟简浚之。又, 周太伯开渎, 后人名曰太伯渎。”

近年来出版的《无锡辞典》、《无锡市水利志》等, 对太伯始开太伯渎都有明确的记载。例如,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无锡辞典》第28页《伯渎港》条云:“太伯渎, 相传为太伯率领无锡先民开凿的一条人工运河, 唐·元和年间拓浚。西起无锡南郊, 与江南古运河相通, 向东经坊前、梅村、茅塘桥, 入蠡湖。1958年, 南延至望虞河, 全长25.5公里, 宽22米。现称伯渎港, 是无锡县东郊的通航河道。”

不久前由无锡市水利局组织众多专家编篡、出版的《无锡市水利志》第122页《伯渎港》条云:“伯渎港西起无锡城南清名桥畔, 东至望虞河、漕湖, 全长24.14公里。……伯渎港可谓太湖流域地区最古老的人工河道, 相传为商殷时期末 (公元前1122年) 吴太伯所开。太伯系北方周人, 三次让贤来到南方, 定居于无锡梅里。为发展农业生产, 率领吴人开河兴修水利, 后人名曰太伯渎。”

根据以上所引文献资料的记载, 当年太伯定居无锡期间, 为适应灌溉和行舟的实际需要, 率领当地群众开凿太伯渎, 本是一件极为正常而毋庸置疑的事。可是, 史学界的有些学者, 因受清代学者崔述和20世纪20～30年代掀起的疑古思潮的影响, 对于太伯奔吴以及开凿太伯渎之事, 抱着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持这种态度者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学者根本不相信《史记》记载的太伯奔吴事件, 也有些学者虽对太伯奔吴之事是相信的, 但认为太伯没有定居在今无锡, 而是定居在其他地方。既然历史上没有太伯奔吴之事, 或太伯虽然奔吴并没有定居在今无锡, 那么太伯在无锡开凿太伯渎也就不存在其事了。二是有些学者认为, 太伯奔吴并在今无锡一带定居都是历史事实, 但太伯开凿太伯渎, 则从未见于先秦至北宋前的文献记载, 直到北宋初突然出现有关太伯渎的记载, 显然是后人的牵强附会。

关于上述第一种情况, 笔者另外撰有《撩开长期蒙住太伯奔吴真相的疑古面纱——重新认识争论不休的几个热点问题》一文, 有理有据地对太伯奔吴并在今无锡定居立国的历史事实进行了论证。本文则就上述第二种情况, 有理有据地对在商朝后期由太伯开凿的太伯渎, 为何不见于北宋前的文献记载进行详细剖析。 (未完待续)

浅析为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篇3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2010年出版了新著《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这本书的书名实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性的“天问”。在该书的自序里，陈志武谈到：“在我的老家湖南，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日复一日，一年到头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

我和陈教授算是湖南大同乡，湖南乡间成长时代的回忆，使我对这段话深有感触。我的父母、我的祖父辈和父老乡亲，几乎都是异常能吃苦的人。我的外祖父又是其中尤为突出者，其劳作的辛勤程度，若非亲眼目睹常人都难以相信。在人民公社时期，他早晨4点多就出去捕鱼虾拿到集市上叫卖，卖完后回村和生产队一起出工，傍晚收工后又奔赴自留地劳作，直到天漆黑才回家吃晚饭。年复一年如此，除了春节难得有休息的时候。即便如此，我的外祖父和其他乡民一样，过的生活仍是孟子两千多年前说的那样，“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已是人生难得的幸福了。

战国时期另一大思想家、略晚于孟子的荀况，在《王制》一篇中说过的一段话，若与陈志武的“天问”对照分析便知，关于如何解决“民富”与“国强”之间的平衡关系，中国的贤哲已思考了几千年。荀子说：“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而百姓贫，夫是之上溢下漏。”荀子所言的“民”和陈志武所说的“中国人”，所指范围基本上是重叠的，即指大多数普通的民众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百姓。荀况所处的战国时期，尚有西周封建制残余，因此社会有着民、士、大夫的明显分层。民，当然不包括人身权都从属他人的奴隶，而是指庶人，以农民为主；士则是特权日益丧失，比民更高一层而比贵族低一层的中间层，基本上不是靠农耕而是靠武艺或智力为生，小官吏亦属于这一阶层。大夫则是高级官员了。至于荀子所说的“实府库”，指的就是各国诸侯掌管的国库，并非全体国人的公产。“王者”指行“王道”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礼崩乐坏、战争不断的春秋战国时代，仅仅是儒家圣贤对所谓“尧舜禹三代之治”的一种想象，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靠武力霸道立国的国家，富的是士这一阶层；而苟延国祚的仅存之国，是当大官的富有；如果财富都集中到国君的仓库里，那么就离亡国不远了。这样的国家贫富差距过大，上面的阶层富得都溢出来了，下面的多数百姓那点财富却还在不断地漏走。

应当说，荀子所言的“富士”、“富大夫”、“富筐箧，实府库”，在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过，但唯独“富民”，考诸历史，很难肯定地说有过这样的时代。即使是被后世称赞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也只能说社会的总体财富增加，类似“士”、“大夫”等阶层的富裕程度强于其他时期，而“民”仅仅是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因此康熙执政多年后，看上去天下太平财富增多，但犹有“康熙康熙，吃糠喝稀”的民谣，这说的是大多数庶民真正的生活常态。

中华民族的祖先是靠勤劳坚韧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也曾在这个星球上创造过足以傲视其他民族的巨大财富。但无论是西周确立的“封建制”，还是始皇帝一统天下后，“百代皆行秦政”，从来没能从政治制度上解决财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特别是官府手中这一痼疾。从根本上说，就是庶民的权利几乎没有制度性保障，他们只有辛勤劳作创造财富缴纳赋税供养官府的义务，而没有权利和他们要供养的那些人坐下来谈判财富的分配方式。统治者阶层如果有某些“清官”、“明君”，无非是不希望竭泽而渔以求保持剥削的可持续性，但这种做法已是许多人称颂的“仁政”了。

对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西周时期的先民已认识得很清楚了，他们知道自己创造的财富究竟哪里去了：“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诗经•豳风•七月》）农夫是何等的辛苦，可他们要供养的统治者，“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诗经•魏风》）对这种勤劳而不能富有的处境，不堪承受时只能造反，通过改朝换代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但分配的方式不变，无非一方面“天街踏尽公卿骨”，另一方面“王侯宅邸皆新主”。少数原来处在底层的幸运儿大难不死，在以无数人做炮灰为代价的基础上，变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分配权的上等人。每次这种利益的再分配，带来的是死者枕藉，是血流成河，是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是中国不同朝代繁华皆如昙花一现的真实写照。

“公务员热”在中国历史上的延续

在相对和平时期，对财富分配不均，普通劳动者多半是消极地反抗或者被动地适应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如《诗经•齐风•甫田》所唱：“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甫田”就是贵族拥有而由庶民、农奴去耕种的“大田”。农人们说，不要去耕种那些老爷的大田，让里面长满稗子吧（“莠”即稗草）。这一幕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时期”是何等相似！农民在生产队的“甫田”里想方设法磨洋工，而在自己的小块自留地里精耕细作。当多数人无论怎样辛勤劳动，都不能得到公平而合理的报偿时，怎么能要求他们“大公无私”呢？靠政治权力来倡导“狠斗私字一闪念”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在帝制时代，没有战争和动乱时，中国的多数老百姓无法改变那种不公平的分配体制，于是很多家庭把培养子弟应科举从而步入仕途作为头等大事。尽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农家来说，比中彩票大奖的概率还低，但毕竟还是有中大奖的。于是乎，整个社会的优秀青年，都把进入官场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而进入创造财富的“农、工、商”领域，则是不得已的事。如此，从古至今，优秀人才都想考“公务员”，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的一员，而不愿意去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这就是几千年来特别是近600年来，中国人聪明勤劳却没有发展出现代工商业，现代科技创新也很贫乏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社会结构，没有公平的制度，无法使“民富”，也无法进一步“国强”，多数劳动者对管制自己的那个权力机构不可能有真正的忠诚。因此荀子说出了“上溢下漏”必然导致的结果：“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中国的历史，就陷入了一轮轮治乱兴亡的循环。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