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毕业论文英语

女性意识毕业论文英语（共8篇）

女性意识毕业论文英语 篇1

内容摘要：作为英国文学伟大传统之一的女性文学，其漫长的发展过程是女性意识萌动、承袭与勃发的艰辛过程，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简爱，以其强烈的经济独立和人格平等意识，崭新的爱情价值理念，自然朴素、纯实的审美观，超越了二元对立的传统视角，丰富了当时的主流时代精神，宣告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简爱身上折射出的许多超前的现代女性意识形成了英国女性文学传统中最具风采的一部分，有着永不凋谢的美。

关键词：简爱 女性意识 独立

平等 自尊自重

引言： 《简爱》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在问世后的一百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一波三折而又缠绵动人的爱情传奇感动了无数读者，而女主人公简爱身上现代女性意识的自觉流露更是整部作品的灵魂之所在。简爱尽管身世贫寒，生活道路曲折，却始终以自己强烈的经济独立意识和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尊严，顽强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爱情。她追求个性独立自由，主张男女平等，不向命运低头的新女性形象，宣告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证实了自我造就在人生历程中的价值。《简爱》这部作品已经超越了两性二元对立的传统视角，是献给丰满人性觉醒的赞歌。女主人公简爱有着超前的现代女性意识，她的许多行为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对今天的女性如何更好立足于社会，活出自己的价值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在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和西方女权主义者看来，自人类进入父权社会以来，“人类文明的整体构架是极不完善的，它只是一座按照男性的意志而构筑起来大厦——它的顶端永远飘扬着男性的旗帜，它的钟声永远为男性鸣响”。同时，“人类社会在进入了父权社会后，女性的生存状态丧失了女神时代（母权社会）的自豪和骄傲，一直深受男人的全面压抑，即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和文化习俗上的压抑。她在社会及家庭伦理秩序中是被统驭的对象，在经济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在文化层次上，她只是一个被命名者。这个失去话语权的被压抑着的性别，呈现出一种无名又无言的状态。”[①]而简爱的诞生则宣告了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以自己独特的性格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腐朽的传统观念，宣扬了受压抑的妇女的反抗意识，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应有的经济独立意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平等意识、婚姻自主意识以及自然、朴素、纯实的审美观和注重内在美的审美意识趋向等，这些意识不仅是19世纪英国女性先进意识的超前发端，同时也是今天的女性应具备的先进意识，有着永不凋谢的美。

一、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 简爱强烈的独立意识是小说世界的一个标尺。命运把她抛掷到了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生存环境，正是父权的消亡使得简爱追求自我意识和自我话语权利成为可能。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兄的侮辱与毒打，以及势利的佣人们的为虎作伥，这些都从未使她屈服。相反，她以弱小的身躯做了令对手们胆战心惊的抗争，直至被逐出无她容身之地的盖茨赫德。简爱在洛伍德寄宿学校已经开始意识到，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得依赖个人的不断努力。尽管在学校里不断受辱，但她没有在屈辱中沉沦，而是内化为一种力量，奋发进取，不但学习上飞速进步，也取得了师生们的理解。她就像一颗顶风冒雪的小树，不屈不挠地成长起来，也是这种环境造就了更加成熟的简爱。简爱后来被授予教师职位，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得以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恩格斯说过：“任何社会中，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没有经济的独立，女性解放运动便无从谈起。追求女性解放首先追求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才是人格，政治上的独立，还必须有思想上感情上的独立。”[②] 的确，女性解放既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又要有人格的独立，两者水乳交融，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是有机的统一体。没有独立的经济意识，就没有被人尊重的人格独立。要改变受压制的地位和生存现状，必须首先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从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抑如波伏娃认为，妇女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的生存状况取决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使然。妇女能否解放自身，也主要取决于她们在经济上能否摆脱自己的依附地位。只有获得了平等的经济地位，才能成为和男性一样平等的主体而非对象性的存在。[③]简爱从迈进桑菲尔德庄园起，她就把自己和庄园主罗切斯特之间划清了界线，她不断提醒自己，在她和罗切斯特之间永远隔着一条道鸿沟，当她爱上罗切斯特时，她更觉得心寒，“想到横在我和我不由自主爱上的人之间更宽的鸿沟——财富、地位、习俗，我心里感到非常凄凉。”[④]经济地位的悬殊，使简爱非常敏感，她一边深爱着罗切斯特，一边又常常忐忑不安。罗切斯特任何一种用财物表示爱意的方式，都使她产生烦恼，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她敏锐地感觉到罗切斯特的笑容“像苏丹在充满幸福与温情的时候，赐给那些用金银和珠宝抬高身价的奴隶的微笑。”简爱被深深地伤害了，在爱情和自尊之间，她“只想求得内心的平静，一颗不被过多的恩惠压碎的心。”[⑤]她内心一直希望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财产，“假如我有那么一点独立的可能，也的确是一种安慰。”[⑥]当罗切斯特要求她放弃家庭教师的工作时，她执意不从，“我将继续当阿黛尔的家庭教师，这样我就能挣得自己的食宿费，还有一年三十磅的薪金。”当罗切斯特问她还需要什么时，她立刻回答说：“你的尊重。而我也报之以我的尊重，这样这笔债就两清了。”[⑦]至此，简爱的形象定格了，升华了，在她身上自我独立的色彩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更为浓烈，这也是她形象中最为闪光的一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虽然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妇女在政治、经济、人格上，远远没有获得平等的可能。既无资产，又无门第，甚至连容貌也很平常的简爱，在对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后，明确意识到，经济的独立是她人格独立的支柱，只有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她才觉得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才觉得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在简爱身上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她正直、高尚、纯洁，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使她得以时时刻刻牢牢地把握住自己，正因为如此，当简爱发现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毅然离开了他，宁愿孤苦飘零，也决不放弃自尊自立。在简爱的爱情观中，已抛开了世俗的因素，不做金钱的奴隶，不做他人的附庸，始终保持一个独立完整的自我。在那样一个男性主宰的时代，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对男性经济上的依附使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取悦于男性，并因之将男性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女性没有人格尊严，更谈不上平等和独立。简爱的选择正是对传统女性形象和女性观念的颠覆。简爱的出走并不是过分看重所谓的名分，而是看重爱情，她是在向命运抗争，她要做自己人生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罗彻斯特自私的爱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简爱的人格独立时，她宁愿痛苦地放弃。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三种常见的程式——才子佳人、诱奸故事、社会解放——都体现了典型的男权意识。不管哪种程式，都给与女人以弱小的、温柔的、被男人统治、需要男人来解放她们的依附于男性的形象。男性成为话语的主体，女性形象则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而简爱开始自觉脱离这种非主体的存在方式，她用放弃一段屈辱的婚姻换回了自我，得到了做人的自尊，这种自尊，使她实现了人格和心灵的独立。在离开了桑菲尔德和她所深爱的男人后，简爱用自己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她承担了圣约翰为他介绍的艰苦工作——为穷人服务，做一名乡村教师。同时，这份工作也给了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她可以养活自己，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圣约翰在与简爱的交往中，发现了简爱的性格中闪出的不平凡光彩：她直爽、单纯、富有激情，特别是她的能吃苦耐劳和有毅力这一点，圣约翰认为是适合作一个传教士的妻子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向她求婚。但他对简爱的求婚不是出于爱情，且简爱认为“仅以这样的身份依附他，我常常会感到痛苦，我的肉体将会置于紧紧的枷琐之中„„”“做他的妻子”，“永远受到束缚”，“这简直难以忍受。”[⑧]所以简爱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她觉得自己高于一切。实质上，“圣约翰对简爱的求婚，是在宗教的名义下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招安，本质上仍然是把女性当作工具，当作附庸，当然被简爱所拒绝。”[⑨]可以说，简爱对圣约翰的拒绝是女性对宗教的反抗，也是对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婚姻的反抗，更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社会的反抗，充分体现了简爱的女性主义意识。简爱在经济上独立的要求，并没有使她把获取金钱作为唯一的目标，当她意外获得大笔遗产，一夜暴富后，她又把大部分的财产转赠给了她的表兄妹。在她心中，亲情的价值远远胜于金钱，所以最后，当她的经济地位和罗彻斯特的经济地位发生逆转后，她满怀深情重新走进了桑菲尔德庄园，她感到有力量有勇气地投入罗彻斯特的怀抱了。这种力量和勇气不仅来自于她继承了一笔遗产，来自于她一直苦苦追寻的“强烈的经济独立意识”的实现，同时还来自于她缜密的思考和高尚的人格，简爱由此彻底解构了“依赖”、“自我牺牲”等天生的“女性特质”，解构了陈旧的男女两性关系，加速了妇女对父权制的反叛。在小说的结尾，简爱宣布：“读者啊，我嫁给了他”，而不是“他娶了我”，凸现了简爱掌握自我话语权力的独立意识。[⑩]

二、人格和精神上的自尊自重意识 在简爱身上，我们随时都能感受到一种超凡脱俗的魅力，一种坦荡荡亮晶晶的清纯、高洁之美。无论在险恶的困境里还是在优越的顺境里，简爱都很重视个人尊严的维护。如果个人尊严受到了威胁，她就要挺身反抗；如果个人尊严没有受到威胁，她仍然不断地给自己敲警钟，防止尊严的失却。在盖茨赫德，她狠狠地反击了无端毒打她的表兄约翰·里德后，使女和保姆纷纷指责她不该和“主人”对打，她立即反驳道：“主人，他怎么会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个佣人吗？”[11]尽管寄人篱下，她也不愿低三下四地承认自己低人一等。她怒斥里德太太的那番话也表现了这一点：“你以为我没有感情，不需要一点爱、一点友善就可以活下去？那样活不下去，可你连一点怜悯心都没有。”[12]从此，她的反抗精神逐渐在心里扎下了根，并懂得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在那样的环境中，她明白：活着，首先是要争取做人的权利，至少要得到人们的平等相待。到了洛伍德学校后，她竭力与人为善，在与好友海伦·彭斯谈话时，简爱曾讲到了她的为人原则，“别人善待你，你也善待别人，这正是我一向所希望的。”学校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清规戒律极其森严，简爱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但如此恶劣的环境并没有使她沉沦，她表现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反抗那个专门摧残女孩的冷酷虚伪的校长。她的好友海伦是个善良、聪明的学生，却总是受到心存偏见的老师的责难和体罚，简爱对此满腔悲愤。她对海伦说：“要是换了我，我会讨厌她，反抗她。假如她用那根鞭子打我，我将把它夺过来，并且当面折断它。”“如果我们无缘无故地被打，我们就应该狠狠地反击，我坚信我们应该反击，狠狠地反击，以教训教训乱打我们的人，让他永远不敢再打。”[13]这一举动不仅是对男权统治下的不平等社会的反抗，对自己人格尊严的维护，又与当时妇女反抗压迫和社会偏见，争取个性解放和维护人格尊严的女权运动密切相关。简爱由此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生发根基，开始一步步建构自我选择的生活。简爱使得女性本相和生命熠熠生辉，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使得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放开喉咙，发出了专属于女性的独特声音。当简爱进入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后，与罗彻斯特的第一次对话就体现了她的反叛性与自省精神。当罗切斯特神情傲慢地问：“你认为我漂亮吗？”简爱没有胆怯害怕，也没有手足无措，而是不卑不亢地回答说：“不！先生。”[14]这不是一般男人和女人的对话，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简爱朴实和坦率的性格在此暴露无遗，这是她所能体会到的第一次真正平等、真诚的对话和交流。正是由于简爱合乎礼仪地沉着应对，从而很快就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令罗切斯特刮目相看。男权文化总是习惯于以男性为中心, 站在男性的立场居高临下地审视女性, 而简爱却超越了这一传统, 她能够以“我”的标准来打量整个世界, 比如她认为梅森先生是一个“模样儿俊俏的男人”, 但他皮肤光滑的鹅蛋脸没有力量, 那鹰沟鼻和樱桃小嘴没有坚毅, 那低而平的额头没有思想, 这种评判体现了对男权的颠覆和批判, 也表明了她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人, 她没有像大多数的女子那样盲目遵从男人的思想, 而是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与男性人格完全平等。

在简爱看来，虽然人的地位有高低之别，财产有多寡之分，长相有丑俊之异，但在人格上却都是平等的。爱情须以平等和相互独立作为基础，女性要有独立的人格，自尊自爱，不依附于其他人才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热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所以每当权利和尊严遭到侵犯和践踏时，她都会毫无例外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争取自己应有的人格尊严。尤其是当罗切斯特希望简爱婚后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娇小玲珑，光彩照人，以侍奉男人、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为已任，一个为了他而牺牲自我，处处为他人着想，没有人格尊严的家庭天使时，简爱大声说：“我可不是天使，”“直到我死，我也不会成为天使，我就是我自己！罗切斯特先生，你不要指望也不要要求我这里有什么天堂里的东西——因为你得不到的！”[15]这无疑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英国社会的公开挑战，也是为捍卫女性人格和尊严的呐喊。只有如简爱这般具有强烈、自尊意识的女子，才会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女性不再是男性中心社会一个可怜的玩物，更不是盲目而自得其乐的家庭附庸——“家里的天使”。简爱的这种自尊自爱和平等意识是英国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又一大进步。她使得女性意识从对女性特点的强调转到对女性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强调，从对女性修养、尊严等的强调，转到对女性真挚、坦诚和独立人格的强调，从对女性的社会认知度等外在价值的强调，转到对女性内在情感价值的强调。“父权制的文化标准曾带来一种强制性，它迫使妇女处于生活底层，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同时它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妇女长期在父权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将这种强制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社会因之只存在男性价值标准。”[16]伍尔夫将那种完全把男性标准内化为自身要求的妇女称作“家里的天使”，这些“天使”由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造成了实际生活和精神上对男人的谄媚，她们自觉接受男人所强加于她们的低人一等的观念，形成一种阻碍自身创造力的“反面本能”，这也是女性自卑心理的一种体现。而简爱的出现杀死了“家里的天使”。尽管现实无情地挤压着简爱，可每一次的压力都只增强了她追求人格尊严，追求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的信念。简爱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处在生活的漩涡之中，当她得知罗切斯特有一位活着的妻子时，她的神经马上开始强烈地颤动了。这时的简爱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是抛弃追求人格尊严，为人情妇，苟且人生，还是经过“意志的批准”毅然出走，以撕心裂肺的代价来换取人格的自尊，这是一项痛苦的抉择。最终，简爱选择了离开罗切斯特，这其中，内心世界所承受的痛楚虽然让她苦不堪言，但她得到了自我，得到了自小在逆境中所形成的对现实的叛逆以及做人的自尊。这种自尊使她有勇气作为一个不被社会恶势力所淹没的新女性；这种自尊，使她在桑菲尔德庄园以卑微的身份赢得了罗切斯特的敬重；这种自尊，使她觉得自己失去的不是纯真的爱情，只是一桩屈辱的婚姻，因为爱情已经深深地烙在了她灵魂的深处；这种自尊，使她最终实现了人格独立的理想。简爱正是在这不断寻求精神家园的过程中，逐步拆解了男性话语权，解构了男性神话，获得了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健全人格的成熟女人。

三、人格平等的意识 几千年来男权主义的统治和奴役导致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随着人道主义思潮的扩展与深化，男女平等成为通向妇女解放所必须超越的站碑，女性自主意识的重新唤起和发扬也就成为一种强大呼声了。简爱强烈要求人格上的平等，这是贯穿始终的。在当时的社会，男权统治者为了使女人就范，费尽心机地把男权演绎为天经地义的必然现象而编造“神话”。基督教经典《圣经》规定：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的，所以必须依附顺从。女人是人类痛失乐园的主要责任者，原罪的始作俑者，因而更要受苦受难。将自由平等视若生命的简爱向传统观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最为经典并流传千古的是她那段有力的爱的自白。在一个景色宜人的黄昏，罗切斯特试探简爱，说他要与英格拉姆小姐结婚，还要求热烈地爱着他的简爱继续留下来当家庭教师，简爱立即反驳道： “你以为，因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和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貌和一些财富，我就会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也不是通过血肉之躯——而是我的心灵在同你的心灵说话；就像两个人都经历过死亡，将同样站在上帝的面前，彼此平等——因为我们生来就是平等的！”[17] 在这里，简爱认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纯洁的感情受到了传统观念的捉弄，因此她发出了在男权文化压抑下妇女要求男女平等的愤怒呼声。在这段爱的自白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简爱既没有穷人的卑贱意识，没有受雇者的奴仆意识，也没有传统妇女在男人面前的屈服意识或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意识，有的只是对爱的追寻，对人格平等的坚决维护！简爱有着不错的文化修养，她所接受的教育也促进了自身女性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使得她能从容面对生活的诸多挑战，从不丧失自身的立场、身份和地位，并最终赢得罗切斯特的尊重，这种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也是通过简爱身上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化而呈现出来的。朱丽娅·克利斯蒂娃在《妇女的时间》里提出了“两代人”的观念。她认为，第一代女性主义者是争取与男性享有同等权利的平均女性主义者，她们在“线状时间”内争取自己的权利，深深植根于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新一代女性主义”争取妇女的社会、文化认同，对女性心理及其象征体现感兴趣，并将这种探究导向主观性与审美，处于线性时间之外，“这种女性主义一方面与古代的（神话的）记忆相结合，另一方面又与处于边缘运动的循环时间或者永恒时间结合。”[18]简爱是这“两代人”的结合，她不仅竭力争取与男性享有同等权利，同时也争取在社会、文化上的认同，这种彻底意义上的平等观也是现代女性所积极追寻的。无论是面对那些傲慢的贵族小姐，还是当她流浪沦落为乞丐，简爱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和别人一样平等的人，有着人的尊严。简爱不仅在涉及到个人的问题上坚持平等的原则，而且还对男女平等的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思考。她曾愤愤不平地说道： “女人一般被认为是十分安分的，可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样的感受。她们与她们的兄弟一样，也需要施展自己的才能，也需要发挥自己才能的环境；她们和男人们一样，对过分严厉的束缚和过于绝对的停滞感到痛苦„„”[19] 作为一部十九世纪中期的小说的女主人公，简爱的这段慷慨陈词可谓是旷世之音。她以一个女性的新姿态对这个社会的不平等表现出愤懑和抗争，向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世界发难，这也是简爱女性意识觉醒的鲜明的标志。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说：“在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今日的女人仍受着重重的束缚，”于是她号召妇女向一切分派给她们的“天生的”属性挑战，变“自体存在”为“自觉存在”，颠覆各种各样关于女性的神话，妇女应该像无产阶级和被征服的民族一样获得解放。同时她还引用马克思的名言，阐明男女两性应互为主体平等相待，组成“最自然，最必须”的关系，女人与男人一样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个体，她们不断抗争，最后达到和男人一样平等的地位。[20]这种为了争取自我平等的强烈抗争性，在简爱身上淋离尽致的体现了出来，可以说，简爱奏响了那个时代女性意识的最强音。其实她也是在无意识地试图把自己从压迫性的男性文化中解放出来，以便把自己当作生命的承载来尊重。简爱明白，自己只有先做人，争取人权，而后才能做女人，争取到平等和尊重。所以简爱的前后两次拒婚以及一走一归的行为，都充分体现了一种新型的平等独立的伦理观念和爱情理想。

四、强烈的爱情和婚姻自主意识 在当时的英国，女性是难以在普天之下取得一席地位的，更为可悲的是，她们几乎被剥夺了享受标志女性自由幸福的感情——爱情的权利。无数的功利婚姻造成一对对怨偶，女性没有择偶的自由。而简爱却是一个敢于反抗现存秩序，不听凭命运摆布，富有新型爱情观的女子。她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既不是女性对男性的诱惑，也不是男性对女性的征服，而是在平等交流基础上的情感沟通、心灵契合和精神的交融，是一种“灵魂呼唤着灵魂”的爱情。她说过：“我不需要任何陌生人——与我毫无共同语言、格格不入的外人，我需要的是与我同类型的人，我和他们在一起可以得到感情上的完全共鸣。”[21]爱是平等的、是相互交流的，这是简爱择偶的首要标准，也是她独立人格的闪光点。简爱身材矮小，毫无姿色，只是一个穷教师，却赢得了罗切斯特的爱情，原因就在于她独特的人格和精神力量。简爱外柔内刚的品行、超凡脱俗的气质、丰富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深深吸引了罗切斯特，使他与简爱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在英国小说史上，简爱是第一个不凭形象美全凭心灵美赢得男性爱慕的女子。而罗切斯特让简爱倾心相爱，与他的财产、门第也无关系，是他抛弃了贵族偏见与简爱平等相处的平民作风让简爱信赖，是他对金钱和世俗观念的鄙视与简爱意气相投。可见，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的爱情已经超越了年龄、姿色、财产、门第的世俗观念，是心灵与心灵的相印，精神与精神的相通。心灵与精神相互呼应与吸引，才是男女平等的真正爱情。在一场社会地位如此悬殊的爱情中，简爱表现的是如此不卑不亢，彻头彻尾她都遵循着那条神圣的原则——自尊、自重、自爱。她不再在爱情的市场上等待被人挑选。尽管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罗切斯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可她并没有气馁或自我贬低，而是勇敢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因为她认为人在精神上、人格上是平等的，这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里无疑是向社会偏见的大胆挑战。当她发现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即便这妻子是疯女人，她也毅然只身离开，而不愿做罗切斯特的情妇，她对自己说：“我关心自己，我越是孤独，越是没有朋友，越是没有支持，我越尊重自己。”[22]简爱精神就是一种鸟的自由精神。她敢于冲破一切压制追寻自由和真爱。尤其是在罗契斯特提出违法的婚姻时，简拼命从她所爱的人怀里挣扎出来，不愿过那种不正当的生活。“简，冷静些”，他说，“别这样挣扎，像一只发狂的鸟„„”简爱的回答可谓发人深省：“我不是鸟，没有网能缚住我；我是个自由的人，有自己独立的意志，所以我现在得离开你”，[23]简爱这一坚定的抉择正是因为她把爱情与人的真正价值紧紧连在了一起，从而使爱情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她的出走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对世俗观念的大胆蔑视，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选择！在简爱身上，有着对女性自由和道德自由的向往，过于严峻的束缚和过于绝对的停滞都会让她痛苦。正是靠着坚强的毅力，简爱才在精神上牢牢控制住了自己，因此灵魂是安全的。也就是说，把握住了自己人格和心灵的独立，没有被爱的旋风席郑卷一空。简爱的这些话语和行为打破了以往女人被动角色，冲破了维多利亚时期传统女性禁忌和伦理道德规范，表现了她与众不同的爱情观。她开始从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赋予的温柔、被动性格中挣脱出来。简爱对圣约翰求婚的拒绝，是因为她清楚的意识到她们之间没有爱情，她不肯抛弃自己的独立人格去屈从圣约翰，做他的传教工具。她对圣约翰说：“我鄙视你的爱情观，我瞧不起你奉献的这种虚伪感情！是的，圣约翰，当你奉献它时，我也瞧不起你！”[24]在简爱看来，婚姻的基础只能是爱情，真正的爱情可以冲破门第、财产的种种阻碍，达到男女双方精神的契合和心灵的互通，婚姻绝不是一件可以交易的商品，一个女人活在世间，应该为争取独立自主，平等相待的爱情权利而斗争。简爱的现代爱情意识抨击了一切世俗的陈腐观念。最终，当罗切斯特被大火烧残后，她毅然选择了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精心照料他。这桩婚事已排除了所有的外部条件，只以爱情为基础。当罗契斯特说他“需要一个妻子”，要简爱为他挑选时，简爱明确答复要挑选最爱他的人，而罗契斯特则回答说要挑选他最爱的人。罗契斯特是个“可怜的瞎子”，没关系，是个比简爱“大二十岁的残疾人”，也没关系。简爱仍然认为做他的妻子是“活在世上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幸福了。”这是牺牲吗？简爱反问：“牺牲！我牺牲了什么？牺牲了渴望食物的饥饿，牺牲了亟待满足的期望。有权拥抱我尊重的人——亲吻我爱的人——依偎着我信赖的人，这也算是牺牲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当然是乐于牺牲了。”[25]他们婚后过得非常和谐，爱得非常真挚。尽管在外人看来他们的婚姻是极不般配的，可当他俩的思想境界和素质修养达到高度契合时，社会的不平等意识与规范在他们心中已无所谓了，他们完全可以为对方付出一切甚至生命。在他俩婚后的第十个年头上，简是这样回忆的：“现在我结婚已有十年了„„我认为自己无比幸福——幸福到语言难以形容，因为我完全是我丈夫的生命，正如他完全是我的生命一样，没有哪个女人比我更加亲近自己的爱侣，更加彻底地成为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我全部的依赖都交付给了他，他全部的信任都奉献给了我，我们的性格恰好相会—结果自然是完美的和谐”。[26]无须多言，简爱在婚后第十个年头上对往事的回忆，就足以说明她与丈夫的结合不仅在精神上、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同时也达到了心灵上的契合和相通。《简爱》的结构是一种《神曲》式的艺术构架。简爱经历了地狱（盖茨赫德和洛伍德）的烤灸，炼狱（桑菲尔德）的净化，最后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天国这一理想境界（与罗结合并诞生了象征新生的下一代）。在走完人生的地狱和炼狱的历程中，简爱经受了暴风雨的洗礼，而罗切斯特则在一场象征着脱胎换骨、尽除旧恶的大火中获得了新生，两人同在上帝的召唤之下，走到了一起，抵达真理和至善的境界。[27]

五、简爱女性意识形成原因 在简爱身上所表现出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基于学识和良知的自信心以及批判现实的能力，都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理性自主精神的体现。正因为简爱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构建出了新的自由的社会关系，才从最初的被否定者，被蔑视者跃升为被认可者、受尊重者。她正是凭借自幼刻苦奋斗的自我实现的努力，积极有效地争取着基本的爱情和婚姻自主的权利，同时也格守“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规。在简爱的身上，没有屠格涅夫小说中的女子那般妩媚和多感，没有左拉和莫泊桑小说中的女人那样优柔和顺从，更不是哈代笔下那个成为了命运奴隶的苔丝。“被动、献身、温顺、优雅”，这四种为旧时代的作家用力描写，以教育陶冶他们同时代或后世女性的，在新型妇女身上是不容一些存留的了。新型的妇女经过社会人群的长久锻炼，境遇的颠沛并不能使她嗟怨，命运的嘲弄更不能使她屈服。她有着四种基本的特质：“能动、反抗、果敢、决断”。这四种特质是她在自下而上斗争的场所中养成的。[28]简爱身上正有着这些现代女性所应俱备的特质。在那样一个时代，男权文化预设存在于女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简爱冷峻地消解了男人的伟岸强大，她深刻揭示了男性的强大是建立在女性的无知和顺从之上的，简爱清醒地认识到男性不可能是女性的拯救者，相反，他有时更需要女人的拯救。正因为简爱意志坚强，又能总是保持清醒的头脑，遇难不惊、临危不惧，罗切斯特才特别信任她，每当危机来临时，他都会本能地求救于简爱，并对她说“我需要你”，从而获得重新生活的力量。可以说，在与简爱的相处过程中，罗切斯特已完全被她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以致于在精神上、生活上都完全依赖简爱。要从深层次上探究简爱女性意识形成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当时的历史环境。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当争取人类自由的思想震撼着男人的心灵时，同时也震撼着女人的心灵。1791 年，妇女运动领袖奥林匹.D古日发表了她的《女权宣言》：“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差异只能建立在共同的利益的基础之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女性主义”开始在英美等国家流行，女性主义“指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一种信仰和行动；或者说它是一个社会变革的建议，以及一个力求结束妇女被迫地位的运动。女性主义是世界性的。其目的旨在把妇女从一切形式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并促使各国妇女之间团结。女性主义又是民族的。旨在结合各个国家具体的文化和经济条件考虑妇女解放的重点和策略。”[29]而勃朗特所处的正是英国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宪章运动高涨的年代, 这次运动也正视了妇女的无权地位, 提出了争取妇女自由权利的口号, 女性的自主意识被极大地唤醒了。她们已经明白女性有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反对男性第一, 女性第二的观点, 认为男女平等, 女性有决定自己婚姻的自由。因其自身遭遇和切身体会,勃朗特受女权思想影响比较深刻, 故简爱的形象可谓应时而生, 表达和彰显了女权思想。简爱的人格魅力正在于她的反抗性格, 她的那个有着决不向困难低头的傲气, 不顾一切的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的志气, 大胆追求所爱的勇气。她是反抗男权社会的女性代表,因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总是对父权、夫权、家庭的否定与背叛，努力挣脱血缘锁链，追求从‘穴居’状态走向宇宙之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勃朗特把英国的女性意识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结语：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温柔、纯洁、年轻、美丽等等一直是理想和完满的女性普遍具备的特征，女性自主意识被压抑、被忽略，女性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愿望为男权主义所抹煞和剥夺，这造成了男权文化构造中女性自我的空洞化。传统的女性性别意识一方面来自现实生活中男权社会对女人的期望和控制，是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在文学中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长存于人类历史之中；逐渐成为了人类常规文化心理。简爱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她实现了女性的跨越，她身上所折射出的现代女性意识，她的自尊自重、不懈追求，她的勇于创新、敢做自己命运主人的主体精神以及追求人性全面发展的自觉努力等，表明了女性掀开了重重历史帷幕战胜了自己­——那个曾经客体的自己，她由此解构了男权规范的束缚，窥破了男人在其貌似强大背后的卑劣与渺小，从而获得了一种足以和男人对视的自信与精神支撑力，最终抵达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怀。参考文献： [1] [英]夏洛蒂·勃朗特著，曾凡海、吴江皓译：《简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2]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大出版社1992年版 [3]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4]朱虹：《基督教圣经与<简爱>》，《读书》1999年第9期 [5]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6][奥]阿德勒著，黄光国译：《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 [7]西蒙·波伏娃著，桑竹影等译：《<第二性——女人>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8] 金仲华：《妇女问题的各方面》，开明书店1934年版 [9]金琼：《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文学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 [10] 岸波：《女性觉醒的最先声——谈<简爱>中的妇女超前意识》，《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11] J·Kristeva：Women’s Time ,The Kristeva Ree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 [12] 禹燕：《女性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3] 陈圆圆：《论<简爱>中的女性意识》，《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 [14] 刘伯香：《我就是我自己——论简爱的女性主义特征》，《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12月第24卷第4期 [15]朱虹:《<简爱>与妇女意识》，《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16]王文惠《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

女性意识毕业论文英语 篇2

一、《简·爱》主要内容概述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是一部以女性视角进行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在19世纪,这部小说为英国甚至整个欧洲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轰动。在作品中,女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孤苦伶仃、十分可怜的孤儿,在她年幼的时候,父母都因为疾病相继离开人世,因此她被自己的舅妈收养。在寄人篱下的十年里,简·爱被舅妈一家虐待、轻视,甚至得不到一丝的关爱。因为外貌、性格不讨人喜欢,简·爱被舅妈残忍地送到了孤儿院。而在孤儿院中,简·爱也受到了无尽的折磨与苦痛。最后,简·爱无法再忍受孤儿院的残忍生活,于是她应聘到一个贵族家庭当家庭教师,在那里,她收获了一份爱情。

二、女主人公简·爱与夏洛蒂·勃朗特的相同之处

人们常说一篇作品通常都会带着作家自身的深深的烙印,而《简·爱》这部作品也是如此。实际上,在《简·爱》中,女主人公简·爱的一生所遭遇的事情以及渴望平等、自由的女性意识与这本著作的作者夏洛蒂惊人相似。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一生也是非常地坎坷,她从小生活在单亲的家庭之中,在上学期间也被学校的严酷制度深深折磨,两个姐姐甚至不幸染病去世。同时,为了家庭的生计,夏洛蒂也断断续续当做几年的家庭教师,这样坎坷的生平与《简.爱》的女主人公几乎如出一辙。而最重要的是夏洛蒂与简.爱两个人都拥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简.爱的女性意识体现为不畏权贵、勇敢追求真理以及追求爱情的平等诸多方面,而在现实生活中,夏洛蒂也是如此。当夏洛蒂勇敢把自己创作的作品寄给诗人骚塞被拒后,她没有气馁而是更加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自我等等,这些都是简.爱与夏洛蒂的相通之处,也是作品时刻体现女性意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简·爱》中女性意识的体现

所谓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个体对自我、他人甚至社会的一种价值的感悟与体会。例如在以男性权利为主的现实社会中,女性意识的体现主要为女性拒绝接受男性甚至社会中的人对女人的狭隘偏见,她们敢于对男权社会提出质疑的观点甚至做出颠覆性行为。最后一点,拥有女性意识的人还密切关注女性的婚姻、心理、地位等内容。在作品《简·爱》中,女性意识的体现如下:

1.对现实生活的质疑与反抗。首先,在《简·爱》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简爱正是因为强大的女性意识才会对现实生活进行神社的质疑与反抗。出身于贫寒家庭的简·爱并不因为自己的家庭、外貌、性格而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在被舅妈收养的十年里,简·爱没有因为自己是寄人篱下而对自己的表哥与舅妈阿谀奉承,她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去反抗舅妈与表哥的压迫,她不因为自己是孤儿就堕落自我,相反,她爱读书、爱思考,喜欢自由、独立,这是一个拥有女性意识的重要体现。

2.对独立、自由、理想的追求。由于学不会阿谀奉承、学不会讨人喜欢,简·爱最终被舅妈送进了罗沃德孤儿院。而在这所孤儿院中,简·爱继续以自我的女性意识对孤儿院的制度、对学校教育、对宗教大胆提出质疑并作出很多令人咋舌的事情。在孤儿院中,简·爱对蛮横无理的院长、学监提出质疑,即使受到诸多的惩罚也不愿意低头;她反对孤儿院中残忍、冷漠的教育制度,并大声质问何为“学校教育”;为了自由,简爱不甘心一辈子待在黑暗残忍地孤儿院,当听说桑菲尔德庄园需要家庭教师时,她毫不犹豫选择离开孤儿院而去追求自我心灵的自由;同样,简·爱的女性意识还表现在对宗教信仰的质疑上,当简·爱拒绝嫁给牧师圣约翰而牧师责备她不爱上帝时,简·爱回答说:“我只相信能为人间带来幸福的上帝”。所有这些都表明,《简·爱》是一部拥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小说。

3.对平等爱情的追求。在古代,甚至在19世纪的欧洲,女性一直是被视为弱者,是男人的附属,在对待爱情、婚姻方面,女性的地位通常是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而在《简·爱》这部作品中,女性意识还表现在爱情的平等上。简·爱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她深深地爱着这个罗切斯特,但是她同样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我们的灵魂路过坟墓时,我们是平等的。”面对高贵的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简·爱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并获得他的欢心,而当她了解到罗切斯特已经拥有一个妻子时,简·爱没有纠缠不清而是果断地离开了桑菲尔德庄园,她不会被爱情冲昏头脑,更不会让爱情禁锢自己的自由与心灵。当简·爱知道罗切斯特的妻子已经死去,而他双目失明之际,她毅然回到罗切斯特的身边并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这一刻,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女性意识在简.爱身上得到完全的体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简·爱》不仅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同时它还是一部处处体现女性意识的优秀小说。正是因为女主人公身上对自由、经济独立、信仰、平等爱情等女性意识的体现,才使得简·爱这个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也使得《简·爱》这部作品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发挥着耀眼魅力。

参考文献

[1]朱家科.英语文学作品《简·爱》中的女性意识的体现[J].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12:95-96.

[2]雷萌.对英语文学作品《简·爱》中的女性意识体现的探讨[J].鸭绿江(下半月版),2015,11:28.

女性意识毕业论文英语 篇3

关键词：《新结婚时代》《双面胶》冲突斗争传统女性意识现代女性意识

由王海钨的《新结婚时代》(以下简称《新》)和六六的《双面胶》(以下简称《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后，引起了众多关于婚姻和家庭问题的探讨。虽说王海钨是婚姻家庭小说的老手，而六六是旅外的新锐作家，但从这两部小说来看，她们在婚姻家庭关系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从这两部小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我国的女性小说关注的焦点。

王海鸽和六六同为当代女性作家，中国的女性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崛起，至今，女性作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女性作家在众多作品中表现出其传统女性意识和现代女性意识杂糅的特色。在《新》和《双》中，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的最终造成都与作者的两种意识冲突有关。

女性意识是女性作家的主体意识之一。20世纪80年代，女性意识首先表现为女性作家明确的性别自认，即女人的自觉。传统女性意识的形成与人类自身的生产有关。女性在历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无非是抚养子女，打理家务。她们在历史过程中无法实现自我，而这种心理压抑已深深积淀于女性的精神气质和深层心理中，从而认为把自己奉献于男性是女性的天职。这一点，也是大众所认可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在对保守的封闭的愚昧的对第二女性地位认同的传统女性意识及其社会传统观念的揭示中，体现出对女性意识的自觉追求，对时代的变革意识、开放意识、开拓意识的自觉追求。现代女性意识多认为自己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中要与男子平等，甚至更胜一筹，她们对时代的变革、开放有自己的认识和主见。现代女性意识多是弘扬女性的主体精神。

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女性意识与现代女性意识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而这两种意识同时存在于当代女性作家的内心深处。小说中所体现的种种矛盾冲突正是作者内心冲突的表现。随着中国的生活、经济与世界的接轨，新思想的传播，独立现代的女性思想已深入女性之心。而传统的思想意识仍顽固地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传统文化、伦理的一部分，所以它们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在《新》和《双》中，代表作者的传统女性意识的即是主人公的公公婆婆；而女主人公，正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以现代女性意识为主体并仍存在传统女性意识的白领女性。

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顾小西和胡丽娟都是都市新女性，她们自信、美丽，有一份令人羡慕的白领工作，有一个月薪上万元的丈夫，她们过着幸福美满的小资生活。这种生活的和谐与平衡却在与公公婆婆打交道之后被打破了。

《新》中的何建国的老家在沂蒙山，在落后的农村，主宰人们的仍是传统的思想。小说中，顾小西的公公认为儿媳妇必须要回老家过年，这是传统，不可以被打破。而且在老家，儿媳都得像奴仆一样：男人在聊天，女人要在灶前忙着做饭；男人们在桌前举杯吃菜，女人要站在旁边倒酒却不能上桌；男人们吃完饭喝完酒接着聊，女人该吃剩饭了；而后，女人又该收拾碗筷了。顾小西忙前忙后，想尽力做个好儿媳，可过度劳累使她流产，这又与传统伦理相违背了：公公盼望着她给自己添孙子，好传宗接代。这些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主体意识放在某个人身上，以求造成矛盾。这些思想与顾小西的新思想起了激烈的冲突，在别人眼中的她体面、光鲜、独立、能干，而在公公眼中，她只是个干家务活生孩子的奴仆。在几次忍耐无效的情况下，顾小西自尊自强的火焰被激发了，她最终选择了离婚。

相比之下，《双》中作者的两种意识的冲突似乎更为激化。也许是长期居住国外的缘故，作者六六将主人公胡丽娟刻画得更为个性、独立，作为一个上海女人，她既前卫时髦又精细，再加上一点点的泼辣，战争不起来似乎都对不起读者。胡丽娟的生活方式是典型的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早餐草草了事；每月挣多少花多少，是典型的月光族；基本不干家务；丈夫必须对她言听计从，不准反驳。可以说，这是作者现代女性意识的一个体现：现代女自领不都是这样吗?工作地位平等，家庭地位平等。这些却都被婆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婆婆的行为方式正好相反：早晨做正餐；每分每秒都在省钱，连饭都不敢吃好的；家务活是职业，从早到晚不间断；男人是天，是家里的顶梁柱，柱子不能倒，什么事都得听丈夫的，吃饭得让丈夫先吃饱了，好饭好菜得先让丈夫吃。这与顾小西的公公很相似。胡丽娟每天让丈夫倒水、洗碗、倒洗脚水，这一切，无疑是颠覆了婆婆的传统思想，婆婆是不会容忍的。但婆婆却可以为了孙子忍气吞声，孙子比儿媳都重要，这是她传统伦理的又一深化。小说以孩子在婆婆的教唆下认为妈妈坏，冲垮了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墙，也冲垮了胡丽娟的心理防线，一番恶斗之后她的死正是对传统道德的冲击。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积淀于我国国民内心的传统思想几乎不可能被颠覆。正如两位作者一样，她们虽是现代女性，但在其小说中无不体现出传统女性意识的存在，它们都寄于女主人公身上。顾小西认为给何家添个孙子是自己的义务，为不能完成这个义务她还内疚；胡丽娟的心理描写中也多次提到她想和婆婆搞好关系，但她们要求有独立人格而不寄附于丈夫，不向违背自己意愿的人屈服，不希望被主宰被奴役，正是这种独立的自尊使她们与传统的伦理起了冲突，造成了她们的婚姻家庭悲剧。

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变奏 篇4

周口师范学院

学生

科

研创新基 结项论文

题目：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变奏 系别：中文系汉语言文学08级 姓名：黄美玲 班级：

（一）班 学号：200801010002 导师：米学军教授

金大1

3/24/2013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变奏

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变奏

—新时期城市化进程中女性个人意识觉醒和女性文学

内容摘要 ： 在中国，女性意识在历史的变迁和文学史上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从封建社会女性意识的沉于地表到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以及新时期大规模“全球化”“市场化”给中国女性所带来巨大的震撼的同时，也催生了当代中国女性个人意识的觉醒。当代中国女性个人意识的萌动，从为人女，人妻，人母三个角色的简单转换，到当今社会角色频繁的交换。带来女性内心的冲突。在审美、生活、生存、现实与幻想的矛盾中，打破了原有的生活状态。我们要在原有平衡被打破的状态下引导当代女性去获得一种新的平衡。

关键词： 女性意识；女性文学；觉醒；话语权

考量女性意识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脉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个性解放”主题连绵不绝，蔚然成风，在五四启蒙文化精神的策动下，女性开始挣脱男权的藩篱，从一个由父权制文化长期统治中，女性意识开始浮出地表，告别缺席和缄默，女性意识逐渐从父权的话语中凸显出来在两性中的地位逐渐从从属到独立。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代文学突破时代政治的大一统而凸显出性别意识，一些受到女性意识影响的作家正在创作和建构女性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兵分两路，一些女作家运用自己的性别资源进行“躯体写作”，而另一些作家厌倦了女性的微号，希望穿越性别之门重归传统，殊途同归。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试图找到一条适合当代发展的道路，一方面使文学的性别意识加以强调，催动女性反思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女性文学向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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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从对中国女性意识的追根溯源，理清女性意识的发展轨迹。从封建社会女性意识的缺失到现代文明冲击下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以及新时期女性意识在大规模的“全球化”“市场化”环境下，女性个人意识的嬗变，从而对女性意识进行思索和剖析来了解女性性灵魂深处的思想和女性意识的嬗变之路。

(一)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追溯

女性意识这个概念很难用一个简单明了词来界定。《新女性文学论纲》一书是这样总结：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简单的水平就是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权主义评论家西蒙.波特娃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和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定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女性。女人是男人用来定义自己存在的参照物，是一种补偿性事物。”[1]两千年来封建社会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的调整内部关系，而两性关系的整合始终是尊奉男尊女卑和男主外和女主内的原则下布局调整，因而两性的错位以及由此造成的男女不平等的基本布局，始终无法改变，男尊女卑作为一种性别制度在沧海桑田的历史转换中，已渗透和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为一种文化积淀稳定的传承下来。形成传统的女性意识就是养育子女，打理家务，她们在历史中无法实现自我从而把自己奉献于男性认为是女性的天职。传统的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贬义和压迫使女性失去话语的权利，没有语言的显示。女性的种种欲望只能处于黑暗的遮蔽状态，缺乏生存的根基和栖息的家园。使女性真正的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中国妇女在千年的男权社会中严格遵从“三从四德”等封建教条，基本上丧失了主体的自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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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要说话语权。“在中国男性一直是占主宰地位，是社会政治历史的书写者，女性处于附属地位，“两千多年的权利循环中女性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2] 《金锁记》中曹七巧一生都在为了能获得这种话语权做着奋力的卑微的争取。风华正茂，美丽动人的她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憧憬，却偏偏嫁到了一个封建腐朽没落的大家庭中，又偏偏嫁给了患骨痨的二少爷。在畸形的夫妻关系禁锢中，从未享受过女性的幸福,生命的快乐。在外界的多重压力和内心的痛苦中的曹七巧不可抑制的表现出来变态的心理：她喜欢讨论“东邻西舍的隐私”干涉儿子和女儿的恋爱婚姻生活。并在麻将桌上将儿子亲口招供的媳妇的秘密加以渲染地宣传出去，使亲家难堪，媳妇几乎为此发疯。女儿的新式恋爱及爱情带来的精神变化与曹七巧的不幸形成鲜明的反差，她把对生活的不满发泄到自己女儿的身上，挖苦女儿急着要嫁人是因为肚子的东西搁不住，最后设下虚设圈套用一句谎话断送了女儿的婚事。这个十足的悲剧人物，以充足的话语内容来诉说自己怎么从一个由着青春韶华的曹大姑娘变成变态残酷的姜老太婆。她整个的生命销损在家务琐碎，个人恩怨中。但在家族的重要事情上，真正话语权还是男性的家长，所以曹七巧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失语者。

这篇小说中特别的带有性别政治的支配观点，写出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形象的典型，概括了传统的女性意识的缺失，缺乏独立文化创痛的女性只能以父权文化机制中的女性价值来作为标准，女性的声音潜入地表。男性高歌，女性失语。

(二)改革开放初期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

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活跃于文坛上的七八十年代女性作家群体，她们上承“五四时期”女作家的自主创新精神，下起当代女性主义思潮，自觉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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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的身份来体悟人生构建女性的写作空间，象男性的话语权发起挑战。在文学创作中以一种寻找的姿态，一种对话方式，一种独特话语生成的自我的过程来引起一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殊性。但是这种探索深受五四思潮的影响，就其深度而言“源于生活，至于生活”缺乏行而上的追问。首先女作家们关于女性意识觉醒的叙事模式与探索思维并没有超越五四时期的探索仍延续男性作家的写作模式。即不做玩偶的个性觉醒，女性追求象男性一样事业有成参与社会革命活动女性获得平等的基础是经济基础的独立，即女性独立意识和情爱平等的意识的觉醒。她们止于‘女人和男人一样’的人这样抽象的平等。自觉不自觉的模仿男性的话语。

从张洁的《方舟》中三个离异的女性一起组成的“寡妇俱乐部”同男性对抗。但是通过表层的形式来看，这种对抗的潜意识里还是以男性文化的审美价值标准为标准，没有跳出五四时期象男人一样活着的思想套路。在日常生活中她们谁也不爱洗碗，洗脏盘子，不会干家务，她们嗓音没有一点女性的甜润柔媚。在事业上荆华喜欢高谈阔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梁倩更把事业当做自己的儿子，把事业完全的纳入生活。这是作者不自觉的承认必须象男人一样活着才能或得平等可是在洒脱坚强的背后有隐藏着一颗拥有传统女性意识的心，即希望做一个被人疼爱的女人的依附心理，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传统依附心理使他们仍然徘徊在古老的泥泞里难以自拔，使她们无法建构自己的价值体系，只能使她们处于半游离的状态下，漂浮在男性和女性中间称为一种人性扭曲的现象，迷失了自我。

但这也体现出了女性对话语权的追求和抗争和重建的动态中。女性意识即“一种辨别真实，明言差异，承认自我，认识历史的权利的意识女性意识即“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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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辨别真实，明言差异，承认自我，认识历史的权利的意识。”女性的意识正在逐渐的觉醒。

（三）在“市场化”“全球化”下女性个人意识觉醒后的迷失

正如丁玲所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人的痛苦。他们不会是超越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他们不会是铁打的他们抵抗不了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他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3]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下，女作家们看到女性个人意识是如何的“实体化”又在实体化的过程中如何走向它的反面。

方方的作品《奔跑的火光》体现的就是一个乡间女子个人意识的觉醒又在城市化过程中失去了自我。英芝是一个高考落榜生，她接触城市的繁华后让她迷恋城市的生活这与她生在农村的现状，使她对城市生活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望，她渴望要像城里人一样有自己的浴室，有冲水马桶，有挂着漂亮窗帘的卧室等城市人生活的象征。这是一种通过物来获得个人存在的意识。这些梦想在一场失败的婚姻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她打算用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它。但自我解放能力的匮乏使她选择出卖自己的肉体。在市场化的逻辑中，给予与获得的背后其实是深深的沦陷尽管自足和匮乏之间只是一线之隔。城乡女性个人意识的觉醒又在“市场化”中失去了自我。《你以为你是谁》中宜欣为了自己的学术梦想而放弃爱情，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富有的外国男人。这也不可以说是种遗憾，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体觉醒的因子渗透进来，使女性看起来不不在受男权藏，过文化操作由自己决定。然而操纵他们欲望与追求的有是什么？

由于父权制文化长期统治，使人类发展史成为一部男权史。女性开始浮出地表，告别缺席和缄默。女性意识逐渐从父权的话语中凸显出来在两性中的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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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逐渐从属到独立，在女性劫犯的道路上受到物欲和功力的冲击，女性逐渐把自己物化责任意识趋于淡薄和缺失的状态《香港的情与爱》逢佳和老魏之间是一种交易的游戏，他们各取所需，交易成功便个奔前程，逢佳只身来到香港，没有背景，没有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逢佳为了改变灰暗困窘的生存处境，实现移民美国的梦想，决定用自己的色相与老魏作交易，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他们都心知肚明，她逢佳将自己交出去，老魏便得还她个美国，然后银货两讫，大家走人，老魏要是给不出美国，那么就恩人变仇人，接下来还是走人，一切干净利索，是一笔交易。老魏车并不算不接受交易，她很清楚，倘不是为了交易，他们两永远不会走在一起来的，但是她要买卖长久些，拖泥带水一些，讨价还价的回合多一些，稍微波然迭起那么一些。老魏和逢佳之间是一场赤赤裸裸的物质交易，是一桩两厢情愿的买卖，在两年的交往中，互相的怜悯和谅解，使他们之间生出很多情义，可香港的情义是要用东西来交换的，香港的东西有多少多，情义就有多少多逢佳实现了她的移民梦，虽然不是美国，“我觉得很值，没有吃亏，假如靠自己去奋斗，这两年到不了这个程度，许多大陆出来的新的移民就是例子。。我还觉得 自己不错的，我倒觉得这两年的时间是用在刀刃上了。”逢佳对这笔交易的坦诚认定，反应了女性在竞争日益激烈，一切趋于物化的现代化得浪潮中。放弃自我的话语权，为了利益放任自我，把自己物化作为交易的筹码。

在这个悖论式的过程中揭示出了一个普遍性的状况，由大规模的“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震撼。其催生了当代中国的个人意识前提即不可避免的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中的共同体，由此使中国当代中国女性的个人的意识不能以一种状态呈现出来：一方面个人的努力从似乎从束缚了发展的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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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人却又孤露在市场的面前称为市场逻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个人主体性被高度的零散化，解放的结果是走向他的对立面。

歌德在《浮士德》中说：“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中国的女性文学正是一部记录女性意识嬗变的史书，书写着一个个形象生动的女性形象，构成了一幅女性意识觉醒的长卷。在超越自我，超越传统偏见中男性对女性的角色定位，表达了女性对精神自由和地位平等的追求对女性独立的期望，反应女性反抗传统，寻求自我，追求独立的意识。我们应该建构一个和谐社会环境，引导女性走出迷乱的意识状态。让女性走出意识混乱的困境。正如“上帝创造了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他们必须相依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只有获得和谐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系平衡状态。”和谐的男女关系，才能充分的展现让女性意识之美。

参考文献： [1]西门，波伏娃：《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

女性意识毕业论文英语 篇5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所有的中国人而言，并非只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和血肉横飞的伤亡，它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制度、文化状态、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乃至文明状态的改变。“在如此严峻的、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1]在战争环境下，文学创作也不能脱离历史的轨迹，因此，“革命”与“战斗”取代了“五四”时期的启蒙，成为战争时期的主要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中的主题话语。作为女性，如何在战争的缝隙中求得生存，在国家命运与自我解放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当代作家对战争及战争中人的价值的丧失这一问题的反思更为真实和深入。

“女性意识”一词，最初被称为“妇女意识”，后来统一翻译为“女性意识”。以“女性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是在1929 年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自己的一间屋子》（1929 年）中提出来的。她们的基本思想是反抗父权制度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反对妇女的屈从地位，要求妇女解放。“女性意识”传入中国以后，在不同的女性形象身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比较全面的归纳是乐黛云教授的论述：“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以外的女性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觉方式和叙事方法”。分析战争年代中的女性形象，为我们在和平年代全面阐释“女性意识”及其文学意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本文将对中国当代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初步分析：

一、女英雄人物——“女性意识”的雄化 列宁曾说过：“没有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2]女性从来没有真正地消融在战争中，成为单纯的、消极的被保护的对象。上个世纪30、40 年代，刚刚借助于人的解放而萌芽女性意识的大量女性，勇敢地冲破家庭、社会的樊篱，大胆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她们无暇顾及性别的平等和个性的解放，完全融入了国家、民族命运的时代洪流之中。《江姐》中的江竹筠、《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都成为女英雄人物的代表。她们的身影是那么的轻盈、矫健，充满活力，洋溢着昂扬、豪迈的气息，甚至她们在外表装束上也达到惊人的相似：短发，束腰，身着灰、蓝、国防绿的军装，满口豪言壮语，行为粗犷。

《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女英雄人物形象。她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勇于奉献。她的革命行动充满了先进的思想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她的革命指导思想甚至达到了许多男同志也无法企及的高度。在领导工作中，她始终保持着敏感的政治嗅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她身上，女性的羞涩、敏感、对爱情的冲动、对亲情的牵畔等人性的内容全部被否定，坚强、朴素和硬朗成为时代理想女性的特征。作为社会的“人”取代了作为女人的“人”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女性的美，女性意识的美，都消融在了社会政治斗争之中。许凤女性意识的雄化还体现在她对待自己的爱人和婚姻的态度上。战争年代，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女性意识被规范在政治、阶级意识之下，婚姻也因此而成为表达政治主题和革命主题的方式之一，女性对爱人的选择更多的是对政治地位和政治立场的选择。

战争不仅成就了女英雄人物，也毁灭了女英雄人物。在血肉搏斗、战火纷飞的战争环境里，卷入战争旋涡的女性更容易受到肉体与灵魂的双重伤害，更容易在女英雄人物的光环下付出更大的代价。要真实地表现战争生活，就不能漠视女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及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战争时期女英雄人物的塑造，打破了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开创了女性形象创作的空间，但她们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的雄化现象却是在弘扬女性意识，争取女性独立的妇女解放道路上的一次倒退。

二、知识女性——“女性意识”的失落 社会时代的复杂性和文学创作的丰富性，使女性角色的塑造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因此，在风起云涌的三四十年代，除了雄化的女英雄人物以外，还有一些处于社会政治主题的边缘性人物，这就是经历了五四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女性。“她们注重从文化的视角关注女性角色和中国妇女的解放，以冷峻客观的女性抒写，更加从容地审视中西文化在中国的碰撞交织，多元化地演绎女性角色发展”。[3] 借助人的解放而浮出历史地表的中国知识女性，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最强音。她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沐浴了自由、民族之光，受到了“科学”与“民主”式的文化教育，但这也使她们身上不可避免的带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浪漫、软弱、优柔寡断。但是在个人解放道路上经历了种种磨难与艰辛的知识女性，最终还是在整体观念上认同了主流意识形态，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建立了以革命和斗争为主题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原本张扬的女性意识隐匿在政治斗争和国家意志背后，一步一步失落在她们走向革命的征途之中。

林道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知识女性。她坎坷的生活经历，自恃清高的性格和充满浪漫色彩的革命主义幻想，都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真实写照。林道静尴尬的身世，使她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靠自我奋斗和自我解放才能摆脱封建制度的迫害。在五四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她毅然离家出走。

知识女性“女性意识”的失落表现在林道静两次离家出走的原动力上，第一次出走是源于知识女性对封建男权、封建婚姻、封建制度的逃离与反抗，只不过这种摆脱了政治制度的羁绊的独特的女性意识，随着女主人公生活的革命化进程，逐步融入了革命意识之中，被政治斗争和国家意志逐步消解。革命式的生活成为林道静心中重新燃起的星星之火。她的第二次离家出走并不是女性意识要她走，而是革命意识要她走。林道静已经不自觉地放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启蒙的思想，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强化了政治斗争和国家意志的需要，却降低了知识女性的女性意识。当代作家笔下所描写的战争年代的知识女性形象，总是把革命道路当作妇女解放与自我解放的必由之路加以选择。但是，阶级解放和国家解放并不能完全代替妇女解放，在没有帝国主义侵犯，没有阶级斗争的封建时代，女性不也是一样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吗？所以，妇女的解放最终只能通过女性的个人觉醒和提高来完成。

三、普通劳动妇女——“女性意识”的淡化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除了驰骋在沙场的革命女英雄和徘徊在革命道路之外的知识女性以外，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那些漂浮在时代洪流之中的普通女性的悲剧性遭遇和心酸的心理历程。因为战争带给她们的不仅仅只是命运的颠沛流离和亲人的生离死别，更有不尽的屈辱和难忘的阴影。她们痛苦地挣扎在战争的缝隙之中，保全生命、尊严与生存的希望。因此，那些富有民族正义感和人性关怀的当代作家，把目光自觉地投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女性，关注平民女性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起伏，思考隐匿在这些悲剧性遭遇背后的深层原由。像这样描写战争中普通女性的作品有很多，如叶楠《花之殇》中的腊梅，莫言《红高梁家族》中的二奶奶，叶兆言《日本鬼子来了》中的阿庆嫂。阿庆嫂本来在村里也是受人尊敬的妇女，却“因为和日本兵睡过觉这一事实让人忘怀不容易”。阿庆嫂两口子本可以与强暴她的日本鬼子作一番生死搏斗，但因害怕杀死日军遭到毁灭性报复，情愿忍受着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折磨。出于要保全全村人性命的善良愿望，阿庆嫂宁愿自己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也不愿为自我身心的解脱作出源自本性的抗争。牺牲自我，保全大我，这是战争背景下普通女性为国家、为民族、为大众所能作出的唯一贡献，女性的圣洁与忠贞渐渐消融在历史变革的轨迹之中，女性意识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渐渐褪去闪耀的光辉。普通女性女性意识的淡化被大多数的人认同和接受，社会大众也因为认同和接受这种社会生活生存法则的合理性而发生人的心灵的荒漠。从改变国家民族命运上来说，这些普通女性的遭遇除了暴露战争的残酷以外，都是无意义的，但是从人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个体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与价值，任何个体的毁灭，都是人生的悲剧。

刘思谦关于女性文学发展囿限的发言，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女性形象创造的局限，“其一是将做人与做女人、人的眼光与女人的眼光割裂开来；其二是以社会的人代替遮蔽消融作为女人的人；其三是将男人和女人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4]战争年代，女性普遍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革命斗争，而不是妇女自身的解放问题。追求男女平等、个性自由的女性意识逐渐消融、迷失在追求国家解放、民族独立的国家意志之中。因此，在当代作家的战争文学中，我们看不到女性走上革命道路所经受的不为人知的痛苦，看不到对她们的生存意义、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关注与关怀，我们看到的是“红旗插在城堡上的欢呼，是英雄带着满身硝烟的微笑，以及一群孩子幸福地向着英雄纪念碑走来”，[5]这种以女性的自我压抑和女性意识的异化为代价的对国家意志、阶级意志的认同与选择，不仅是对女性尊严和处境的漠视，也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嘲弄。

“女性觉醒的痛苦是追求人的价值目标而不可得的痛苦”，[6]妇女解放的重点应该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价值的全面实现，而妇女解放问题从五四运动开始兴起，最后未能完全深入，即在于五四文化运动的中心从关注人的价值转向了关注民生疾苦的民族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也随之流失。战争结束以后，妇女生存状态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妇女解放问题。由此可见，民族解放和国家解放是必要的斗争形式，它带来了人的解放，但是另一方面，它终究不能代替性别解放，女性解放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辛。参考文献：

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 篇6

中国的女性意识觉醒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现代思想启蒙者的姿态，对几千年来备受压迫的中国妇女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以彻底推翻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呼唤两性平等的人格权利为核心，对女性命运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探索，成为中国女性觉醒的精神导师。“五四”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们，从冰心、卢隐到丁玲，共同表达了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抗，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展示了伤痕累累的女性心灵世界，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但她们都把女性的不幸遭遇归咎于男权社会，没有人从女性自身找原因，而萧红与张爱玲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1强烈的女性意识及其成因

萧红和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奇迹，一个生活在闭塞的东北小镇，一个成长于繁华的十里洋场，她们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对女性命运和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思考，忠实地记录了旧中国不同层次的女性生存状态，塑造了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虽然地域文化和民俗氛围不同，但她们的创作却有相似之处，即强烈的女性意识。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从形成来看，主要源于不幸的童年经历和成年后的情感悲剧。

1.1萧红的成长历程及对其女性意识的影响

萧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里，父亲仅仅因为萧红是女孩便轻视和无视她，母亲也重男轻女，而且还看不惯公公对女孩子的宠爱，萧红是在父母的冷漠寡爱中度过童年生活的。“女孩”作为一种原罪标志注定了萧红在家庭中的命运，她最早也最敏感地意识到了女性所面临的命运，感觉到世界对于女性的种种歧视与冷酷，这种感觉深深的伤害了她那颗稚嫩而敏感的心灵，给她留下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成年后的萧红在学校中接受了新思想，向往民主和自由，但封建专制的父亲为了仕途强行将她嫁入一户有钱人家。萧红从小就目睹了包办婚姻的悲剧，所以不顾一切摆脱了旧式家庭的束缚，走上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新女性的人生道路。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之下，知识女性主动摆脱旧家庭，追求自主的爱情婚姻已经不是稀奇的事了，但是当时中国男权专制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 1 变。萧红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她自幼缺少家庭温暖，因此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爱情上，对爱情的追求强烈而执着。可是她的爱情道路却极其坎坷，在身怀六甲时，萧红被同居人汪恩甲遗弃在旅馆，被萧军营救后，还要忍受萧军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和用情不专的士大夫习气，与萧军分手后，她又把感情寄托在端木蕻良身上，遗憾的是端木蕻良是一个胆小自私的人，萧红又一次陷入了感情的困境中。萧红一生追求爱情却连连落空，最后于贫病交加中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作为一个追求爱情完美、婚姻自主的叛逆者，她一生都在追求、奋斗、挣扎，可又一次次地陷入男权中心的桎梏中，以致她在临终时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作为一个反抗男权专制社会的新女性，萧红饱尝爱情失败的痛苦，这些痛苦的积淀催生了她极端的女性意识。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萧红饱尝了婚姻的不幸，但是她非但没有把创作视角仅仅滞留在对情感不幸的诠释中，反而使自己的创作从不幸中升华开来，将笔触伸向了下层妇女。对女性在男权专制下的不幸命运的思考，对于女性的宽容和理解，对于男权专制的抗议，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萧红独特的女性意识的起点。

1.2张爱玲的成长历程及对其女性意识的影响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已经没落的封建贵族世家，她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过着一种堕落、腐朽与时代脱节的生活。她的母亲是具有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女性，思想差异使他们在张爱玲十一岁时离了婚，母亲背负着对父亲的失望远赴欧洲，父亲不久又再婚。由于与继母发生口角，张爱玲被父亲毒打，“我父亲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着我，拳足相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着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此后，她又被父亲囚禁半年之久，重病在身，而父亲竟坐视不管，张爱玲几乎丧命。童年的张爱玲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无助和人与人之间冰冷的隔阂。在一篇散文中，张爱玲写她小时候去看电影，电影散场了在门口等家里的车，下着雨，别的人坐在车里看着她，她也看着他们。这样一种彻骨冰冷的孤独感觉是张爱玲童年最刻骨铭心的体验，以致她一生都没能走得出去。后来，张爱玲在 佣人的帮助下从父亲家逃到了母亲家，从此开始了一生的飘零。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有母亲物质上的资助，但在情感上，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家园。由于母亲的经济状况不好，张爱玲很惭愧自己拖累母亲，在《私语》中她说：“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恐的未成年的人，„„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如果说童年时孤独冰冷的人生体验只是在一个模糊的轮廓上打了一个不甚清晰的底影的话，那么少女时代依附母亲的困境和无助，则为这种体验浓浓上了色。

与萧红一样，张爱玲在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上也走了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张爱玲一生有过两次婚姻。胡兰成是张爱玲的初恋，当时她只有二十三岁，可胡兰成却已经三十八岁，而且还是有妇之夫。尽管胡兰成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汉奸,可是张爱玲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张爱玲的婚姻仪式更是与新式、旧式都不同，除了一张纸写着“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炎樱为媒证之外，什么都没有。她看重的是爱情本身而不是形式。可是张爱玲所托非人，胡兰成在婚后不到一年时间又与两个女人好上，并离她而去。后来，张爱玲远赴美国，幸遇赖雅，结为夫妇，但她的幸福很快又随赖雅的去世而葬送。此后，张爱玲一直一个人寂寞孤独地生活在大洋彼岸。儿时的不幸经历，孤独的生存境遇，感情的背离不契都深刻影响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使她作品充满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张爱玲擅长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本质，揭示女性深层心理，表现了女性在寻找自我归宿与物质生存中的苦苦挣扎。

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都觉醒于童年时代。萧红在回忆童年的作品《呼兰河传》中，讲到娘娘庙的塑像的时候，表述了她独特的女性体验：“塑泥像的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乱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气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这段议论不无偏激，但一语道破了男尊女卑的历史原因，表达了萧红广泛的社会批判意 3 识。她意识到了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以及这种文化模式对女性应享有的生命权利的剥夺。她发掘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自有文明以来，男性一直左右历史，女性意识一直是被压抑的。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子的形象是由男人来塑造的，她的理想标准也是由男人为了便于自己统治的需要而赋予的。她们是欲望的对象，是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总之，是除了她们自己之外的一切。中国妇女绵延数千年的悲惨处境，就在于女人没有独立生存意义和价值，广大妇女牺牲于代表着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性之下。

在十六岁写的短篇小说《霸王别姬》中，张爱玲将自己清醒的女性意识关注到虞姬身上，彻底否定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传统观念，将“霸王别姬”写成了“姬别霸王”。张爱玲改写了传统文学写滥了的英雄美人模式，变成太阳和月亮的象征模式。虞姬想，如果项王是那炽热的喷出耀眼火焰的太阳，那么她便是承受着反射他的光和热的月亮。当项王垓下突围前在帐中熟睡，虞姬深夜沉思，她怀疑自己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想到项王无论成功与否，她都仅仅是他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音。在这里，张爱玲赋予传统的女性虞姬以现代女性思想。这里思维和感知的主体不再是项王而是虞姬，行为与话语的主体也是虞姬。虞姬作为一个被奴役的女人，对自己“为了项王而活着”并因为他的富贵而富贵的人生价值的反思和否定。很明显，虞姬不愿意继续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要告别这个男权世界对她的奴役。《霸王别姬》标志了女性主体虞姬的觉醒，她发现了自己存在的可怕真相：毫无意义和价值。对于女性的她来说，自我是一个荒诞的存在。她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在世上，而是以男人“玩物”身份存在。这个身份对于女性意识已经苏醒的虞姬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她清楚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末路英雄，而是一个强大的男权世界。即使她能够逃脱项王的控制，她同样也会落到别的男人手中。虞姬不愿意再做只能反射太阳光的月亮，因为无论是得到阳光普照的满月还是失去太阳宠幸的蚀月，她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和价值都是被男性中心的社会所剥夺和遮盖了的。于是，虞姬决定自己做主选择自己的归宿。她选择在项王突围前拔刀自刎。虞姬的自刎是悲壮的，神圣的，她破坏了传统文学中虞姬美丽温顺的形象，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宣战。她以结束生命，放弃生存的权利来反抗男性控制下的女性虚无的生存状态。

2女性观照同中有异

在创作中，萧红和张爱玲都是以纯女性的目光关注着女性，让女性成为文中的观察主体与思维主体。她们的小说，无论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用第三人称的表述方式，都是以女性的视角去观察、评判的，都是由女性身份的讲述人在讲述，女性在话语中都占据了主体地位。但是，在书写对象和关照视角上，二者又体现出明显的不同。

2.1萧红关注揭示女性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

萧红笔下的女性多是生活在封建礼教、父权等多重压迫之下的农村妇女，她们的需要是微薄的，穿衣吃饭、结婚生子构成了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求生存的劳动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它扼杀了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欲望。出于一种强烈的性别意识，萧红对女性的描写大多是通过身体表现，不论是生育、被殴打还是自尽都与流血、伤残、贫病、变形、死亡相关联，女性的身体特质是萧红描写的重点。在这些痛苦中，作者又特别重视对女性生育痛苦的描写，她以自己深切的感受，写出了她那一份不同于男性的深长而痛楚的女性生命体验。在中国的北方农村，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历史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情感需求上得不到最基本的满足，就连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和分娩也遭到男性无情的忽视甚至憎恶。《生死场》的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作者作了这样的描写：产妇“光着身子，像一条鱼似的”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男人撞进来不但没有安慰，还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产妇，每次遇到妻子生产，男人就醉酒撒野；他不仅命令在苦痛中挣扎的产妇拿这拿那，还用水泼向产妇,“大肚子的女人，仍涨著肚皮，带著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著她的男人”；“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如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在这一章的末尾，以窗内“麻面婆的孩子已在炕上哭着，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 作结。在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的生产交替出现，人的生命活动降低到动物般的本能活动，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她们除了必须忍受生育之痛，还要承受丈夫的指责甚至于打骂。女性的生育本来是伟大的创造和痛苦的牺牲，可是萧红的小说将这一创造降低到与动物的自然繁殖一样盲目而泛滥。男人的傲慢、自私和性别歧视使女人成为一个无自我意识的传宗接代的工具。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身体常常表现的是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无法自主。生育，这份既不是她们能选择，又不是她们能能拒绝的痛苦，事实上对于女性来说往往是无偿和无谓的。对这种痛苦的挖掘清晰地投射出萧红对女性悲剧生存境遇的情感认同与自我体察，渗透着她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深邃感悟。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话题：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麻面婆忙着洗衣、做饭、伺候男人，唯唯诺诺，为男人忍受无休止的生育之痛，但又不敢发出任何抱怨的着叹息。这样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了女性生活在男性精神控制下的阴影中，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只是一个被奴役的物件，无法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获得男性的理解和尊重。萧红在众多琐碎的日常生活画面的描绘中，揭示出在男权、父权的重压下，女性抬不起头来，更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

2.2东北原野与十里洋场的文化背景差异

萧红与张爱玲文化背景的差异，造就了二者在对女性命运观照视角上的差异。萧红主要揭示北方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侧重于对她们的身体体验和特殊生命感受的表现。张爱玲则多描写被传统父权文化剥夺了自我意识的港、沪大都市里中上层家庭的小姐和太太们，重视对女性心理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表现。

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是毫无主体性可言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总之，女人的一生都生存在一系列男人庇护之下的名分之中——为女为妻为母。除此之外，她们没有其它身份，更没有“自我”可言。因此，依附男人变成了一个女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无论是豪门千金、望族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她们的灵魂都深深浸染着这种依附意识。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的自觉，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之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心做男性世界的奴隶。她们虽然冲出了封建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她们仍为男性世界所苦恼，刚刚过去不久的时代留给她们的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然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把爱欲变质为谋生的手段的女人在张爱玲小说中比比皆是，她们成天寻思和盘算如何找一个有 钱的丈夫。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年轻、健康的曹七巧嫁给了瘫痪的姜家二少爷，尽管她对残废的丈夫充满本能的厌恶，但贵族大家的“正头奶奶”的虚名以及这名分所能给予她的金钱，确使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丈夫。书香门第的白流苏迫于娘家人的逼迫和生计，耍尽手段与范柳原周旋，明知对方是个花花公子，依旧为自己与他的婚姻庆幸，因为“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而且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白流苏用她的所有进行一场赌博，表面上看，她赢了，她抓住了婚姻，赢得了物质上的保障。可是实际上，她却输了自己，丢失自我沦为生存的精神空虚者。鲁迅先生曾指出，出走的“娜拉”们只有两条路可走：堕落或回来。张爱玲继承鲁迅的见解。她认为，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依赖男性，而且在精神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她在《有女同车》中感慨：“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因此，即使经济独立了，女性还是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社会的解放，经济的独立，更需要对几千年来形成的女性心理进行重建。张爱玲的深刻便在于她以写实的笔力洞开了一个女人何以成为女奴的内在原因，即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张爱玲从女性本体出发，通过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揭示和批判了那个时代女性无意识的种种表象，展露出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奴性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的角度挖掘出女性不幸的根源。她在感受、表现世俗女性生存方式的同时，进而对千百年来积淀的女性精神创伤有着深刻的认识——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人格尊严的沉沦和丧失，比起婚姻自主更为深刻，更为重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注现实中的女性，透视女性的生存价值与心态是萧红与张爱玲小说的共同主题，但又各有千秋。萧红擅长通过普通农妇求生存的艰辛和痛苦，控诉封建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张爱玲揭去封建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反思怨女恶妇的文化反面，“榨”出隐秘角落的“恶”。同是反映女性存在，萧红以自身的感受去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体现一种人道主义思想；张爱玲则从女性文化心理的层面切入，挖掘出女性深层意识的陈旧与落后，表现出一种文化批判的精神。

2.3群体杀人团与个体复仇者

萧红与张爱玲从不同的视角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她们在揭示 传统文化对女性造成的伤害的同时，也没忘记对女性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女性一方面遭受来自父权社会的践踏和凌辱，她们对此早已麻木；另一方面，对那些“不遵守世俗规范”的比自己更弱小的同性，以残忍的方式残害。这在萧红的作品中表现为“群体杀人团”。一个个迷失精神家园的女性在生存不能自主和情感无所依托双重困窘下，一步步堕落，一步步疯狂，以迫害他人的方式来反抗不幸的命运。这反映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是“个体复仇者”。

萧红笔下的女性除了要承受家庭中的痛苦以外，还无可逃避地遭受社会的舆论和谣言的迫害。小团圆媳妇原本是个健康、活泼的少女，嫁到婆家后，因为个子高不会害羞，便招致左邻右舍的百般挑剔。婆婆为了规矩她，便白天黑夜地打她。她的哀号和反抗换来的是更无情、更残酷的折磨。直到后来，她被打不再是因为她不像一个媳妇，而是因为她已经成了婆婆不顺心时习惯发泄的对象。小团圆媳妇终于被打出病来，在邻家妇女们“献计献策”的推动下，婆婆为她请来了巫医，最终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用开水烫死了。麻木的人群隔岸观火地欣赏着小团圆媳妇的苦难，如同看戏。王大姐做姑娘时像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人人夸她“将来是兴家立业的好手”，可一旦发现她没经过明媒正娶就与磨倌冯歪嘴同居，赞美之词便全翻了过来。就这样，这个勇于追求爱情的女性成了众矢之的。冯歪嘴的房东在数九寒天将她们一家赶出了碾磨房，在这种冷漠的社会心理氛围中，王大姐不幸死去了。在贫困与死亡线上艰难挣扎着的女性群体，被男性木然地践踏着、毁灭着，同时她们又木然地践踏着、毁灭着比自己更弱小的女性。在顽固的愚民心中，形成了一整套针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她们必定千方百计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在这杀人不见血的绞杀过程中，一切在不知不觉中理所当然地进行着的女性是看客也是帮凶。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萧红眼中，女性最大的悲哀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历经坎坷，而是她们对这种不幸的屈从和认同。她们首先是封建伦理道德秩序下的牺牲品，然后又不自觉地成为了这种伦理道德的捍卫者。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伸向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指出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的悲剧，不仅仅是呼兰小城女性的悲剧，还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而这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的心理和精神奴役。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不仅承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同时还承受着金钱对人 8 的诱惑，这群女性大多都有一种被扭曲的病态。她们不同于萧红笔下那一群集体无意识性的女性，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可悲的是在遭受来自父权世界的迫害的同时，她们也把这种迫害和痛苦转嫁给了自己的同性，甚至是自己身边最亲的人。《金锁记》中出生于开麻油店家庭的曹七巧，被为了金钱不顾良心的兄嫂卖给了害痨病的姜家二少爷做妻子。从进姜家起，她的生存就面临极大的威胁，她不仅要忍受厌恶之情尽心尽力伺候自己的丈夫，还要忍受来自姜家老老少少的轻视、嘲讽。她渴望得到大家的同情和认可，以便在姜家找到她的立足之地。然而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曹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另外一个曹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来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曹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她变了，变成一个人间恶魔，疯狂地报复这不公正的世界。她已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人间还有真情存在，在她看来满眼皆魑魅魍魉，于是她要狠狠地回击身边的一切。她纵容儿子长白吸烟、纳妾、逛妓院，还将自己当年遭受的折磨转而施加到长白的妻妾身上；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剥夺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教女儿抽鸦片，施计谋葬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毫无愧疚。曹七巧遭受着双重文明的压抑：以贞洁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压抑。她在两种文明之中，压抑着自己的爱情，膨胀着自己的欲望。但她意识到了这种压抑，于是她要反抗。她极端病态，极端疯狂，极端残忍。她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的一个彻底的人物。她的反抗带有毁灭性的报复，有点歇斯底里，最终自己也成了反抗的牺牲品。在毁灭了别人的同时也葬送了自己。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女性意识的两位作家，萧红与张爱玲的作品在关注女性命运、书写女性经验上都有共同点。但是，作为两位极具个性的作家，她们在思想文化、关照角度上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一位是用悲悯的笔调去展示女性的生存状态，真切动人；一位用嘲讽的笔触去洞察女性意识心理，深刻尖锐。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她们的创作避开了“五四”女性直接抒写自我的“捷径”，以自己的独特步伐，走出了一条不追随主导意识形态的女性之路。

参考文献：

萧红作品的女性意识浅析 篇7

文学, 作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产物, 无疑属于整个人类。但事实上, 千百年来, 文学所承载所歌咏所关注的, 分明偏重于人类的一半--男性。在二十世纪之前的文学史只是男性的文学史。女性被束缚在家庭的狭小天地里, 她们从生到死都被固定在一个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她们无权接受教育, 无权参与社会活动, 更无权享受做人的权利。在这段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漫长历史时期, 女性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虽有少数幸运的女子有机会接受了教育, 能写出些诗文, 但他们接受的只是维护封建礼教的正统教育, 写下的诗文也是迎合封建正统要求的正统诗文, 这种诗文的文学价值极低, 只能充作男性文学的附庸, 无法登上文学史的大雅之堂。

萧红文学的诞生场--时代背景和个人成长的历程, 以求来把握萧红的文学语境。萧红的一生跨越了中华民族较长时期的灾难岁月, 她以柔弱多病的身躯, 面对了离家、寻家、思家的种种苦难和坎坷, 在民族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抗争的历程。特定的童年生活, 养成了萧红任性、倔强、叛逆的性格, 曲折多变的人生经历, 形成了她执著又敏感细腻, 对自由独立不懈追求的个性。从离家出走到无家而终, 萧红的一生都缠绵着浓厚的家庭意识。家园意识影响了萧红的创作, 它是解读萧红的一把钥匙。在急剧动荡的中国现代史中,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中, 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 触摸不到自己作为“人”的生命价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 阶级压迫、性别压迫对女性的多重摧残。在以流浪生活的体验为基础上, 萧红为创作铺垫了丰富的生活底蕴, 形成了生命的悲剧意识;她在经历生活困境、以文学抒发自我的过程中都受到了男性的影响, 并使之性别化。

萧红多灾多难的命运、敏感脆弱的灵魂、动荡不安的时局摧毁了萧红的生命, 但同时也造就了萧红的创作, 使她在现代文学女性作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萧红鲜明的独特个性, 曲折的生活经历, 敏锐的生命感受, 使她并没有简单地追随左翼文学多数作家的创作道路, 而是以她纤细敏锐的艺术把握写出了北中国农村生活的沉滞、封闭, 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民族活力的窒息, 坚忍不拔地追逐着那个躲在现实深处的古老的阴魂, 直到撕去它庄严的外衣, 裸露出它狰狞的面目、吃人的本质, 进而深刻地挖掘人的灵魂深处生命力的遏制和死亡的真相揭示在礼教异化下的女性的生存困境, 以及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暴露、呼唤和渴求。

“女性意识”再思辨 篇8

【关键词】 “女性意识”；近期电影；悖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走出“单边主义”的“女性意识”

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学界迎来新一轮的西方思想的引进和学术操练。其中，女性主义的理论话语也于同期登陆。而自从电影界也在1988年开始集中介绍女权主义的电影理论之后，人们品评分析一部电影文本的时候，也就多了一重自觉的理论眼光，更为有效地发掘出蛰伏在影像背后的、意识/无意识层面的性别潜台词。通常认为，生理性的性别认同是个体从生理基础上建立起对自己性别的确认，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在幼年时期即以完成。而今天心理学家们更多强调的是社会性的性别认同，即个体对社会文化所期待的适合个人性别群体的理想行为模式的认可程度。个体形成怎样的性别角色意识，不是由于其天生的生理因素，而更多的是由其身处的社会文化期望男性、女性具有怎样的动机、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来决定——个体的性别心理和性别行为模式是在社会中被“塑造”成型的。人们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意识，在经过社会的建构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

无疑，“女性电影” 对于女性自身的性别主体意识更有发言权。新中国影坛一直不乏女导演的活跃，尤其近三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创人员加入电影业，“女性电影”已经成为当代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和学术话语。只是，怎样的形态才是标准意义上的“女性电影”，又是一个难以尽述的复杂概念。有学者言，“女性电影，远不仅是反映女性的生活、情感、经历，表现她们的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能站在女性的立场，或以女性的视角真实地反映她们的所思所想，她们的困惑与矛盾，抗争与妥协，她们的存在方式，她们的苦闷与希望，并且理应能反映出特定年代、特殊环境中各种不同女性的共性需要，最应涉及的是，她们在现实境遇中所遭遇的最敏感也是最具普遍意义的话题，当然也包括女性对性意识的识别，女性的自救和真正意义上的‘灵魂触动’、‘精神对话’”[1]。在这种可谓严苛的定义之下，相信能够达到要求的电影不会太多。

而与此同时，诸多被冠以“女性电影”的影片，又常因为过于鲜明的女性立场，造成主观倾诉欲望过于强烈，形成了作者的“叙述干预”，反而客观上阻隔了更多观众的接受和沟通，削弱了表达的力量和效果。其中一些最为激进的“女性电影”则是干脆彻底驱逐了男性的在场。比如人们津津乐道的《无穷动》（宁瀛导演，2007年）、《红颜》（李玉导演，2005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徐静蕾导演，2005年）等。这类影片虽然毫无疑问最能表达出女性的主体自觉，但“自说自话”式的女性言说很难说是建设性的。毕竟，强调“女性意识”、女性的自觉，最终目的不是要抛开男性建立一个女性“乌托邦”或者“方舟”，也不是试图扭转性别格局、取（男性）而代之。它最终还是希望达到两性间的和谐共处，让每一个生命都获得平等和尊严。

因此可以设想，如果走出上述“单边主义”的女性意识，不从多少带有些“本质论”色彩的“女性电影”概念出发，而是通过那些主观立场不那么强烈、在性别表达上更少“主题先行”的“半女性电影”或“非女性电影”（姑且命名），根据其中对女性角色的处理，分析其传达出来的女性主体自觉，或许能够发现更有意义的文化命题，为女性问题的思考提供更丰富深刻的参照。

近期都市电影中频繁出现一个特定阶层的女性群体形象：职场白领。这是一个有着较高知识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经济相对独立、生活内容相对丰富、最具“现代感”和开放精神的现代女性群体。通常认为，她们这个群体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享有较高地位，本身正是女性独立和“解放”的标志之一。故而她们在影像之内的故事，更能深刻地折射影像之外“时代”与“女性”间的彼此观照、彼此印象。正如学者所言：“对于中国女性的研究，它的对象就不仅是一般的女性，而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2]6但，似乎遗憾的是，她们更多出现于男性导演所拍的影片中，女性的电影主创者反倒对这个群体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只有2010年徐静蕾导演的《杜拉拉升职记》是个例外）。如此“忽略”并非因为这个女性群体缺乏性别自觉，相反，在作为基础的教育和经济权利得到实现之后，她们会对更高层次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诉求更为关切。只是对于立场鲜明的“女性电影”而言，这个群体的生活通常缺乏惊涛骇浪的传奇经历、缺乏令人心跳加速的残酷境遇，不易于表现出强烈的女性关怀或者男性批判。

而且有意味的是，从这些电影中“再现”或“臆想”出的白领女性形象来看，其中的女性主体自觉常常遭遇传统型“陷落”。然而，这种“陷落”本身又足够复杂，并不能轻易得出失去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这一简单结论。同样还能够发现，不乏有影片对女性的主体自觉进行了独到深刻的表达，以超越的姿态，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两性架构。

二、“迷失”与“自觉”的悖论

2010年暑期档电影《无人驾驶》中的人物都不太讨好观众，女性角色尤甚——林心如扮演的王丹，先是可怜的受骗者，然后成为可恨的骗人者，高圆圆扮演的肖云，是一个历经多年抗战、成功上位的“小三”——可以据此批评导演张扬的男权意识，但不能否认影片在女性角色的处理上并未失于概念化的粗疏。

女一号肖云是一个身居职场高位的女人，但她却不像杜拉拉（《杜拉拉升职记》徐静蕾导演，2010年）那样积极热烈、充满活力和野心，要在职场中用自己的头脑和能力来争取美好的未来。表面看上去她是相当冷静干练的白领丽人，对于自己在做什么、要做什么都非常清楚。只是，作为已过而立之年的女性，肖云对自己（或者说所有女性）的命运却有着非常悲观的认识，她的女性意识却是完全是依附型的。在她美丽而清纯的面孔下，是一颗世故和因世故而显得冷漠的内心。大学毕业后十年的生活经历，教会了她完全现实的生活态度。

肖云和年龄大她很多的富豪持续了六年地下情，得到了情感和物质上的一切，但唯独没能得到一个名分。在她觉着这种状态过于委屈不堪忍受的时候，她随即和老男人第n次分手，从上海来到北京，并偶遇初恋情人志雄（刘烨饰）。然而，在她和志雄旧情复燃之际，老富豪再次来找到她，她很快也就与之重新复合——对于她和志雄的关系，很显然只是属于感情“空窗期”的暂时填补，或者说是心情低落时寻求的一种安慰。肖云根本没有把它看作很严重的事。此时，在分分合合之间，她的身上表现出的还是非常“新女性”的作风，坚决果断，绝不牵牵连连地让自己纠结，也不会因为有了性关系而就让感情发生所谓“质变”。当发现反倒是志雄把两人的重逢当真了，甚至要和妻子打算离婚时，她皱着眉有些担心也有些无奈地问：“你做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我吧。”在初恋情人尚且没能从此次激情重逢中回过神来的时候，肖云却已经定位清楚了：这只是一次正常的艳遇，开始和结束都不需要过多铺垫，赋予过多意义。花絮和点缀是不能破坏机体自身的，这是游戏规则。

但是，肖云并非独立“新女性”的另一面此时开始浮现出来。当志雄抱怨妻子离婚的物质条件太高（当然他此时还不知道，这只是妻子不想离婚的托辞）时说：“我真没想到她是一个那么爱钱的女人……我更应该离了。”而肖云则表示对此完全认同：“她没错，……女人有了钱才会有安全感，更何况你们还有了孩子。”志雄眼里的女人“爱钱”，是她心中的“安全感”。很遗憾，志雄当时没能听出来他们之间的分歧，即使两人不是逢场作戏，而是真的产生了感情，肖云也是根本不可能和“净身出户”后一无所有的他在一起的：他无法提供给她基本的“安全感”。 肖云的爱情观，看似清爽利落，实则依附在非常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

最终，对于志雄宁愿为她而“净身出户”的情感付出，她也通过这位老情人给予了足够夸张的经济补偿（这里的一个细节容易被人们忽视，对于老情人主动去找志雄，愿意以三千万为代价换取他从三角恋中出局，到底是肖云的授意还是老情人的被动应对呢？从影片最开始她和志雄的那段对话中应该能听出来应该是前者）。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看似对得起所有人，但实质上还是用金钱置换了爱情，哪怕是心智不成熟的志雄一时冲动下的、似是而非的爱情。

对于肖云，她缺乏对自身的安全感，仅仅依赖于对物质财富的更多占用，而这种占有又是通过对能提供这一切的男人的依附。只是，没有真正从内心建构起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很难会产生真正的安全感。子曰“三十而立”，指的也就是在精神层面健全人格的建立。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说，肖云是“迷失”的，缺乏女性的主体自觉。

然而，值得深究的是，虽然在上面的分析中看出肖云并未具备真正的精神上的自立，这个“依附性”角色尽显男性导演惯常的“傲慢与偏见”。但，作为成熟女性的肖云，她这种依附式的人生观，其实既非传统女性那种“被动”的依附，完全没有自主的不得不如此——那种情况下可以称之为“压迫”，也不是那种对自己的生存境遇完全不自觉，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被动依附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或可称之为“蒙昧”。肖云的这种依附，是自己理性考量后的主动选择。换句话说，她对男性的依附、物质的依附其实恰恰体现了她的“主体自觉”。正如同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那样，在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中一般人断难体会到生命的自由，但如果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自愿选择了这种生存方式，自得其乐，那难道还需要别人开导他怎样才是更美好的生活吗？——从肖云的角色处理可以看到影片的复杂或者说“暧昧”之处。肖云如此表达对自己女性角色的认同，影片主创又通过她表达了怎样的时代女性认识呢？与杜拉拉的人生观相比，她算是“陷落”还是另一种方式的“主动”进取呢？在“迷失”与“自觉”中间的这种悖论该如何理解呢？

可以通过比较来进一步明晰这个问题。作为内地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暑期档大片”，电影《谁说我不在乎》（黄建新导演，2001年）的女主角谢雨婷（吕丽萍饰）同样是属于“依附”型女性。作为一名工厂的工程师，她在下岗之后陷入了自我认同的焦虑中。因为别人的一句玩笑，她开始执拗地寻找那张二十年前的结婚证。她的不依不饶让丈夫和女儿都疲惫不堪、几近崩溃。“不就是因为有了结婚证才能证明我是这家人吗？没有结婚证我算什么啊？”可见，在下岗之前她是依赖“工程师”的社会身份来维持自我认同，失去这一自我认同凭借之后，她仅仅依赖于法律赋予自己在家庭中的“名分”和资格，居然很容易就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也失去了信心（尤其是在家庭生活并未出现明显危机的时候，她的行为更难以让人接受）。她的这种“依附”心理就是典型的“不自觉”性的，作为一名现代女性，她完全丧失了自我的主体能动性。既然存在意义和价值都要依靠别人（物）来证明，在生活中必然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她并没有对自己的处境和心态有任何反思的尝试。很容易看出，谢雨婷对自己的“依附”心理是完全“不自觉”的。她的整体认知模式（当然包括性别角色认同）是被传统男权社会所建构、是彻底“陷落”的。她这个角色因为“平面”而更容易解读，更容易产生让女性主义理论轻松驰骋的空间。

三、重构两性框架的女性主体意识

在这种态势下，2011年11月横空出世的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滕华涛导演）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这部电影创造了岁末的票房神话，不仅将同期上映的几部好莱坞大片都斩于马下，更刷新了国产片的投资回报率。而看完电影能发现，与其说它是一部爱情片，不如说它是一部职场“剩女”爱情心迹片，从头至尾都是由女主角：都市小白领黄小仙（白百何饰）的自陈心迹来推动情节进展。影片并不着眼于爱情的表达（全片没有安排一个让人怦然心动的爱情细节、一个能让观众情感爆发的戏剧高潮），只是在这个27岁的大龄少女一段又一段的画外旁白中，引领着观众走进她的内心世界，让人们听到都市中普通白领“剩女”对爱情和人生的自我感受。——而这部小成本电影最大的突破是，它在提供了一段女性自我成长的心路历程的同时，也建构了全新的两性关系框架。

三十三天，是黄小仙从失恋的痛苦中走出来，最终成功实现自我拯救的一个心理历程。也是一个不断地反省、质疑自己，在错与对、坚守与放弃之间艰难选择的过程。故事让人们看到了所谓“剩女”的成熟理智，更对传统的两性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结构做出了批判和超越。

在故事开始没多久就交代了，黄小仙成熟理性、坚强自立，只是有着过强的自尊心，以及由这自尊心带来的刻薄。因为过于相信爱情的稳固，她不在意对方的感受，才促成了相恋七年的男友与自己的闺蜜在悄然间背叛。而直到了失恋“第5天”，在前男友的真情“控诉”中，她才如梦初醒。

“我突然明白了他说的话。我要追上这辆车，我要对他说，我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可不可以再等等我。等等我吧，前路太险恶，世上这么多人，只有你是给我最多安全感的伴侣。请不要就这么放弃我，请你别放弃我。我不再要那么多一击即碎的自尊了，我的自信也全部是空穴来风。我要让你看到，我现在有多卑微。你能不能原谅我，请你原谅我……”

但是，这片刻的崩溃随即被迎面而来的公司搭档王小贱（文章饰）一记耳光所阻止。她立马清醒了，被打回原形：“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最肮脏的莫过于自尊心。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即使肮脏，余下的一生我也需要这自尊心的如影相伴。”内心强大的黄小仙虽然迅速修复了自己，这毕竟是她第一次在坚守和放弃之间发生动摇，从前的那个“自我”遭遇到了认同危机。但此时她对两性间相处方式的理解还停留在“此消彼长”的框架中，如果要放弃高高在上的姿态的话，那就准备彻底缴械投降。

到了“第16天”，王小贱为了安慰她，找补回来她受到的伤害，在众人围观之下狠狠地羞辱了背叛的前男友，替她出了一口恶气。望着尴尬间愤然离去的前男友，黄小仙的想法却是两个人彻底“扯平”了：她依然自觉地将自己的感情放置在一种对抗情境中，依然在自觉维持着那颗脆弱的自尊心。

“感谢命运让我们这样结束，不用对我觉得抱歉，我不稀罕你的抱歉。我不稀罕你对我说很亏欠。我要的就是这样的对等关系。一段感情里，我们实实在在爱上了对方，到了结尾时，也实实在在地恨上了对方，我要你知道，我们始终势均力敌。”

然而，黄小仙随后开始泣不成声。其实，她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冰冷刻薄，在爱情中总是进行利害权衡。她这份充满攻击性的自白，只是在进行自我安慰，她苦心维持的所谓“自尊”，已然间在摇摇欲坠、几近崩塌了。本来，在爱情中的男人和女人，并非彼此控制、彼此较量，非要分出个谁胜谁负的关系。如果在一开始就生成这种对抗性想象，很显然是错置了情境、误会了生活的真谛，很难不以彼此伤害而告终。

最终到了“第33天”，在目睹了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后，黄小仙内心也悄然发生着改变。与拜金女李可和富商魏依然之间“简约”路线的爱情对比，她肯定了自己对高纯度情感坚守的可贵，与那对金婚老夫妻的交往，也让她看到了爱情中需要经营更需要宽容。这一天，她回到家中，在一个以前没有留心过的小细节中发现了前男友对她的深情关心。此时，她猛然醒悟，终于战胜了长久以来心中自设的障碍，和自己的感情和解了：

“我突然明白了，原来在这段感情里，没有人全身而退。我曾经是陆然的梦想，关于未来的每一幕里，他都希望有我的出演，而到了结尾时，我们统统惨败。我毁掉的是他关于这个我的梦想，而他欠我的一个本来承诺好的世界。”

“我的失恋，就像是一次痛苦的脑部神经手术，所有的回忆和背叛我的那个人，是我必须要切除掉的坏死神经。所谓的自我，所谓的感情洁癖，所谓的据理力争，是我这段感情的病灶。每当问题出现时，我最常做的不是倾听，而是抱怨。不是合作，而是攻击。”

黄小仙决定要告别这个“所谓的自我”，告别虚幻的“自尊”，在两性相处中不再时时都想要处于上风，而是明白了要学会“倾听”与“合作”。这是她新的爱情观的形成，是她在放弃了过去那个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后，重新设定的一个两性相处的框架。这个框架中不再存在非此即彼、谁控制谁的前提预设。于是，在她思想上彻底地“同往事干杯”后，身边那个一直默默照顾自己的人（同事王小贱）就顺理成章地走进她的生活。而且，已经超越了自己的黄小仙让人有理由相信：这段即将开始的爱情故事会更加美好圆满。

可以看到，影片在黄小仙的心态变化中，给人们展示了一个性格真实的所谓“剩女”形象，既没有为她避讳自身的缺点，一味去攻击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欺骗，也没有对她自尊过强毫不容人的个性给予喜剧性丑化，更没有让她境遇不堪安排一个老男人或下层男士来实施“拯救”——而这几种模式基本就是当下“剩女”题材电影的基本套路。更重要的是，在黄小仙的故事中，人们能够看到一个都市白领女性对自我性别角色的认同建构过程。她通过反思，一点点放弃了原先过于偏执的性别认同和坚持，完成了艰难的蜕变，形成了新的性别角色认同。而且，她的这种性别自觉，从来都不是“依附”型的，她自身的命运也不用依靠男人或来“救赎”。黄小仙的形象，是对既往女性题材电影创作倾向的强力扭转，也是一次真正从这个女性群体内部发出的声音。她让人们看到知性、看到成熟、看到丰富细腻的内心。

而且，黄小仙的故事不仅是对“剩女”题材创作倾向的反拨，更可视为是对整体意义上的“女性电影”创作的反拨。而黄小仙心路历程中的几个阶段，亦可视为当下女性题材电影创作的几种倾向：

最初，黄小仙充满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在爱情中也要处处占据上风，让男友不堪忍受，结果是导致爱情的坍塌——其实不妨说这种心态就是目前那些常常有着鲜明女性主义立场影片惯常的姿态：对男性形象进行丑化或干脆将男性放逐，让影片完全成了女性“自己的园地”。但在这种自娱自乐中，对于有效改善社会两性现状、促进彼此尊重理解并无益处。而在故事中段，她几近崩溃之时，她的内心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可视为女性题材电影中常见的传统式“陷落”表达，女性彻底丧失了主体性，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庸和“他者”。而最后，当黄小仙走过这一切，认识到必须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自己的爱情观时，她实际上就是在为女性电影的未来建构一种表意姿态了。女性与男性应该是彼此倾听、理解、尊重，无论是在爱情上还是在生活中。

有研究者注意到，电影《梦想照进现实》（徐静蕾导演，2006年）同样也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范例。“一旦女性使用那份本属于自己的与男性同等的话语权，并且彼此尊重，也就是能够运用交往理性，那么两性之间完全可以达成共识。……女性主体性地位的获得永远无法在单一性别的世界里实现，甚至这一诉求，唯有在两性空间里才有意义。”[3]这种沉甸甸的观察或许是很多沉溺于“单边主义”想象的女性主义电影所应予警醒的。

参考文献：

[1]金丹元，曹琼.女性主义、女性电影抑或是女性意识——重识当下中国电影中涉及的几个女性话题[J].社会科学，2007（12）.

[2]郑必俊.中国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