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人民调解会议记录

社区人民调解会议记录（共7篇）

社区人民调解会议记录 篇1

一、国外学者有关调解的相关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勃然兴起并逐渐形成为一种ADR运动,调解便是其中之一。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纷纷围绕调解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解模式

澳大利亚学者布勒提出了四种不同的调解模式,即争议解决式、辅助式、治疗式和评价式。每一种模式下的调解目标都是不同的。普鲁吉纳描述了存在于加拿大民事法庭的两种法院附设调解模式:第一种是应当事人申请发生在法院诉讼程序中的调解,没有额外的费用,主持调解的法官也不是调解不成主持审判的法官。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司法模式。第二种模式是法院将案件交付给法院外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的情形。当事人经常从有资质的职业调解员名册中选择调解员。调解员直接由当事人支付报酬,而公共资金只在有限的情况下运用,这种模式称之为市场模式。日本学者高见泽磨认为在中国解决纠纷,无论是通过诉讼手段还是通过非诉讼手段,都具有调解性质这一共同特征,并把它总结为“说理—心服”模式。

(二)调解功能

朗·富勒准确地描述了社区调解的社会自治功能,他指出,调解的重要特征是能够使当事人双方重新定位对方,而不是把规则强加于对方,是通过帮助当事人双方获得一个新的、共享的关于他们关系的理解,一个重新定位的相互态度及取向的理解。调解的恰当功能不是引导当事人接受一些正式规范去支配他们未来的关系,而是帮助他们去接受一种相互尊重、信任和理解的关系……娜嘉·亚历山大等学者在分析德国的“受害人———加害人”调解项目中发现调解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纠纷解决装置,它还具有转变处于冲突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相互对待的行为方式的潜在功能。布赖登巴赫认为调解具有五种功能:服务输送、接近正义、个人自治、和解和社会的转变。

(三)调解手段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对清代法庭上所谓的“教谕式的调解”做了深入分析。美国学者桑德主张根据不同的纠纷类型分配解决纠纷的具体程序,以实现纠纷解决的效率化,即持“重复多元纠纷解决”理论。美国学者戈尔德堡等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介绍美国和国际上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收录了诸多ADR理论和程序模型,并系统介绍了调节的各种技巧和手段。詹姆斯·吉布斯通过对利比里亚的格贝列人的研究发现,他们调解的方式类似于大多数心理治疗师所采用的四步法:首先是集会;其次是尽情表达;再次是无论当事人说什么,都不得显露出震惊或厌恶的表情;最后是指出双方过错,控制最终奖惩。

(四)调解优势

法学教授昂纳德·瑞思金指出,调解更为经济、快捷,并更倾向于那些更周全考虑当事人非物质利益的独特解决方案。它能够教育当事人关注另一方的需求以及他们自己的社区的需求。调解人珍妮弗·比尔指出:“调解是偏向于恢复和谐的。提倡调解的社区选择了一种更倾向于稳定和良好关系的方法。”法学教授罗伯特·巴鲁克·布什认为,调解的优势在于通过调解可以培养个体的认同,使个体能够理解其他人并与他们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指出,社会上发生的所有纠纷并不都是通过审判来解决的,被法律认为适合通过审判解决的纠纷,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通过诉讼就得到解决的也不计其数。

二、国内对城市社区调解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调解的研究及各国社区调解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国家的学者对社区调解的研究主要是伴随着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化,社区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区调解的性质

从政治角度考察,社区调解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社区调解机构基本上属于第三部门的范畴。从社会控制角度考察,社区调解属于社会控制中解决纠纷的社会救济。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通过社会救济的方式解决纠纷越来越重要。从法治角度考察,社区调解属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第一道防线”。社区是我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当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各种摩擦和纠纷时,社区调解制度所具有的预警机制、排查调处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使其成为化解社区纠纷实现社会正义的“第一道防线,具有法院诉讼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社区调解的制度

彭勃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角度分析当前的社区治理以及社区调解行政化的现象。他以治理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通过以上海社区调解为例,分析“治理”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理念,理性和审慎的做法似乎应当是首先追求民主,其次建设现代型的科层制度,最后才能考虑治理的问题。宋明主要关注在转型期如何完善人民调解制度,论证了我国不同时期人民调解存在、发展与转化的正当性,并建构现代社会中人民调解的形态与功能。瞿琨从社区调解员入手来发展社区调解制度,她认为社区调解的顺利进行与执行者社区调解人的素质密切相关,要通过制度和实践层面来提高社区调解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并通过建立社区调解的信任机制来发展社区调解制度。

(三)社区调解机构及其运行

瞿琨认为城市社区调解机构主要是社区居民委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最基层的纠纷调解机构,也最能够接近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最能调解居民的家庭邻里的日常纠纷。胡洁人透过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特色的“林乐人民调解工作室”在社区冲突解决的作用,探讨了民间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及其合作机制。陈婴虹则以“大土工作室”为例具体分析了专业调解机构的组织结构、调解方法、目标、经费和考评机制等。陆春萍以“李琴工作室”为例具体探讨了调解机构的功能、工作的策略。

(四)社区调解存在问题及对策

熊易寒指出了一些如今社区调解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人民调解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且严重老龄化;居委会层次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弱化的趋势;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问题。吴晓燕、赵民兴等学者认为,国家要逐步减少对社区调解机构的控制,保持社区调解机构非盈利的性质,以社区居民为依托,吸收社区各个层面的居民参与到社区调解机构的管理中来,让其作为调解志愿者接受培训并提供社区调解服务;他们还提出在减少行政权力对社区调解机构控制的同时,社区调解机构应加强与法院的联系,保持与法院的良好互动关系。邓伟则从社区组织方面来提升社区调解的能力。

三、简要评论

国外学者主要对调解的理论及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调节经验,但对于ADR经验的借鉴及其应如何适用于中国土壤,特别是运用于解决城市社区纠纷、完善社区调节机制尚需进一步的专门研究。

国内学者围绕社区调解展开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国内学者们要么突出司法、行政调解的重要性,要么注重社区组织自治在解决纠纷、维护秩序上的重要性,要么强调社区调解员的专业化作为解决社区冲突的重要作用,而缺少将它们有效结合起来的多元化调解机制的建构;在整体性框架内,对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独特性、关联性的研究有待强化。

摘要：随着社区调解实践的不断发展,有关社区调解的研究也越来越得到普遍的关注。就国内外学者有关调解的模式、功能、手段、优势、性质以及国内社区调解存在问题的研究予以梳理,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社区人民调解会议记录 篇2

关键词：人民检察院 社区检察室 规范设置

作为检察机关派驻基层检察室的一个重要类型，派驻社区检察室历经产生、发展、萎缩、复兴等阶段，其价值日益得到各界认可，但仍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以T市检察机关派驻社区检察室为例，对其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梳理，并尝试提出适当的设置模型。

一、派驻基层检察室发展综述及研究模型概况

（一）派驻基层检察室发展综述

如同大多数新生事物一样，派驻基层检察室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且由于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过程尤为迂回曲折，“呈现出明显的‘几字型走向和回溯性发展的外在表征。”[1]一些检察机关在基层试点设置检察室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派驻基层检察室逐步发展，“两所一室一庭（指派出所、司法所、派驻检察室、人民法庭）建设”在各级政法工作会议上屡被提及。与此同时，派驻基层检察室也暴露出设置盲目、职权不明、工作人员行为失范等诸多弊端，随之而来的是非法插手经济纠纷、越权办案、变相羁押等权责异化现象。1998年检察机关教育整顿期间，明令暂不新设基层检察室，2001年中央编委颁发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机构改革意见》提出调整乡镇检察室设置，此后，派驻基层检察室逐渐撤销萎缩，相关工作陷入停滞状态。直至2009年底，中央政法委作出了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派驻基层检察室作为延伸法律监督触角、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形式在海南省的试点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各类派驻基层检察室也渐渐重新焕发生机。

纵观派驻基层检察室的兴废历程，其一度销声匿迹主要归咎于缺乏统筹全局的长远考量、充分坚定的制度自信和针砭时弊的实证分析，而沉寂后的复苏新生则充分证明其存在的必要价值。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客观呈现工作情况，理性辨析问题症结无疑是通向制度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研究模型概况

课题小组通过设计发放调查问卷与实地走访调研相结合的形式，对T市6个城区基层检察院（代号为A-F）的派驻社区检察室设置运行情况进行了分析梳理，其中，各区检察室数量由3-12个不等，在设置模式上，有2个城区采取在辖区内所有街道设置社区检察室，其他城区则均选择在部分重点社区设置检察室，在全区范围内巡回开展相关工作。在组织构架上，有3个区单独设立科室，另外3个区则由控申或预防部门负责协调。在人员配备方面，凡指派干警专职从事检察室工作的城区，固定工作人员仅有2-5人。有2个区配备干警较多，但均为兼职从事相关工作。此外，6个区在检察室设置上也存在共同点，即办公场所依托街道，相关经费由检察院支付。以上情况概括如下（见图表一）：

二、检察机关派驻社区检察室设置运行情况实证分析

（一）组织架构不科学，影响职能发挥

调查中显示，6个基层院中，B与F在辖区内所有街道均设立了社区检察室，实现了全覆盖，但同时暴露出人员匮乏这一问题，只能由院内部分干警兼职履行职能。根据问卷结果显示，兼职干警均表示在日常工作中院内工作占50%以上，甚至产生将社区检察室工作当作“副业”的思想。另外，其他4个院配备了2-5名干警专职负责履行职能，其中3个院（C、D、E）在院内单独设立了科室，主要负责人为正科级实职，工作模式为在辖区内选择重点地区设立社区检察室，干警通过巡回方式在各检察室开展工作。此种模式虽然实现了由“兼职”到“专职”的跨越，但由于工作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还是在检察院内办公，这显然与“派驻”的内涵不完全相符。未单独设科的区院中，日常工作的协调管理有的由控申部门负责，有的由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负责，市人民检察院也是由控申部门负责全市工作，而没有单独设立部门进行统一宏观的管理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区检察室各自为战、缺乏规制、履职随意等问题。

（二）职能定位不明确，监督职责弱化

课题小组对T市6个基层院派驻社区检察室2012年至2013年两年间的履职情况进行了统计（见图表二），从统计结果来看，各社区检察室在职能定位上存在以下缺陷：一是监督职能“虚化”。大部分检察室定位为基层检察院职能的延伸或辅助，基本上只是承担诸如法制宣传、接待群众来访、参与综治等一些“软任务”，而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开展法律监督的职能则很少落实履行，相关工作仅占社区检察室总工作量的0.8%。二是服务职能“异化”。当前社区检察室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化解矛盾纠纷方面，以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例，两年来，来访群众咨询的问题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占15.7%，化解的矛盾纠纷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占7.4%，受理的举报、控告、申诉案件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占12.5%。

（三）保障机制不健全，发展后劲不足

T市6个区的派驻社区检察室在街道内的办公场所皆依托于行政机关。在人员配备方面，指派干警兼职从事社区检察室工作不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但即使在安排专职干警的情况下，上述研究对象中共有14名检察干警专职负责25个社区检察室的具体工作，平均下来每个检察室尚不足1人。且从年龄分布情况来看，14名专职工作人员均为30周岁以上，其中，50周岁以上干警比例达到57%，年富力强、有责任心、业务能力强的30-40岁的干警相对缺乏，仅占22%。另外，社区检察室相关费用皆是由各院内部调整支出，除干警的工资以外，检察室办公、基本建设、购置技术装备等经费基本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大都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而同样作为基层司法机构的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却能直接享受到中央财政专门划拨的经费，和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相比，派驻检察室处于一种‘爹不亲、娘不爱的尴尬境地”。[2]

（四）宣传效果不明显，公众认知度差

为了客观反映广大公众对于派驻社区检察室的认知程度，课题小组随机向1500名群众发放调查问卷了解情况，共回收有效问卷1478份。结果显示，在四类派驻基层组织中，公众对于派出所普遍认知，其次分别是人民法庭和司法所，各有30.2%和25.2%，而知道社区检察室的群众仅有8.3%。在123位对社区检察室有所了解的群众中，有58%是通过媒体宣传报道知晓，16%是通过检察机关的现场宣传活动知晓，26%是在社会交际中从他人处知晓。而群众对于社区检察室的了解程度较低，虽然与其建立时间较短不无关系，但检察机关的宣传方式和频率也不尽如人意。调查显示，各社区检察室针对自身职能开展宣传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社区内现场开展宣传活动，但此种方式受众范围有限，主要局限于没有工作负担、有充裕时间参与社区活动的老年人。二是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向媒体投送稿件的方式进行宣传。调研发现，上述检察院在开展宣传过程中对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的利用率还不到10%，并未引起人民群众尤其是中青年群体的广泛关注。

三、检察机关派驻社区检察室设置运行的改进路径

（一）明确授权：科学界定职能

1.开展法律监督。在配置社区检察室职权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法律监督本位，即重点在于对公权力的监督，“对内而言，这是立身之本，对外而言，是更加凸显检察标志，让老百姓增强对基层检察室职能辨识的途径。”[3]笔者认为，法律监督工作应具体包括对辖区内派出所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监督，以及对工商所、税务所等行政执法派出机构进行监督。

2.受理举报、控告、申诉。社区检察室应当具有受理辖区内举报、控告、申诉和接受自首等职能。社区检察室应当开设接待窗口，在辖区内公开地址和联系方式，设立举报箱。同时，发挥自身优势，变上访为下访，深入到群众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对于上访户要定期回访。此外，可以开通微博、微信等网络公众平台，通过多种方式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3.发现、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并进行初核。检察室可以利用其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及时发现、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并进行初核，经过初核，认为有价值的线索必须立即移送本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

4.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检察院各内设业务部门本来就具有结合自身工作开展法制宣传的任务，例如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负责开展廉政宣传，未检部门针对未成年人开展普法教育等，社区检察室给予一定配合即可。第二，派驻社区检察室在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好“适度”问题，化解矛盾纠纷的范围应主要限制在因邻里纠纷等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以及涉检纠纷的调解等方面。

（二）规范建设：优化组织构架

从纵向来看，在市院设立社区检察室指导处，直接统筹协调全市各社区检察室开展工作，各院在院内设置1—2名内勤，负责整理汇总该院各社区检察室相关工作数据信息上报市院，并传达市院指导意见和工作要求。从横向来看，各基层检察院依据实际情况，选择人口密度大、建设较为成熟的社区设立检察室，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到周边区域。检察室的具体数量不做固定要求，能够通过巡回方式覆盖全区所有街道即可。社区检察室级别应与检察机关内设科室相同，有独立编制，受主管检察长直接领导。

（三）强化保障：人财物合理配置

在人员配备方面，每个检察室配置2—3名干警专职从事相关工作，社区检察室主任应为正科级实职。另外，为了保障各项职能的顺利履行，必须安排有责任心、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检察干警到检察室工作。在办公地点的选择上，应当尽量选择独立办公场所，脱离行政机关的牵制，有利于社区检察室顺畅履行监督职责。在资金方面，应当将社区检察室建设和运行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每年划拨固定款项，为检察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财政保障。

（四）提升认知度：丰富宣传形式

提高公众对于社区检察室的认知度，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受众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宣传方法。对于老年人，依托社区开展现场宣传活动仍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式。而对于日常工作繁忙、较少参与社区活动的中青年人，则应考虑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对社区检察室的职能定位进行宣传报道，将相关信息从“送到身边”变为“送到眼前”。

注释：

[1]曹志瑜：《“乡镇检察室”的立体解构与回溯性发展研究》，载《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8月，第21卷第3期。

[2]陈晓梅、刘文：《敢问路在何方——派驻基层检察室职能作用分析》，载《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1期。

社区人民调解工作总结 篇3

**社区在新兴街道司法部门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及人民调解工作方针，及时有效地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有效防止矛盾激化，有效的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一年来共调解各类纠纷26起，其中婚姻1起，邻里纠纷25起，调解率达100％，防止矛盾激化率达100％，没有因调处不及时或调处不当发生民转刑案件和自杀事件，达到了家庭和睦，邻里团结，各族居民生活安定，和睦相处的目的，现将一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健全组织机构，建立矛盾预防化解机制。

**社区辖区面积 *平方公里，有住宅楼*栋，常住居民*人，总户数*户，辖区国商业网点*个，管理起来比较困难，为此调委会重视群体性矛盾纠纷的预防和调处工作，不断总结经验，坚持人民调解工作的方针，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时进一步加强群防群治的调解网络。组织社区专职工作者，建立一支过硬的人民调解队伍。我们的工作重心是调节是基础，预防是重点，小纠纷不过夜，大纠纷及时处理，对已经处理的纠纷建立回访制度等防范措施，做到抓早抓小，堵塞漏洞，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及时有效的消除社区一切不安定隐患，使调解工作走上了规范化轨道。

二、普及法律知识，严格依法来进行调解工作，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宣传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基础。调解委员会一直把普法知识的宣传当做一项长期的工作来抓，首先社区党支部制定党建工作计划，明确

方向，其次利用开设学习班，宣传栏，黑板报等各种形式，增长居民的法律意识，使调委会真正做到了以法来进行调解工作，调委会的工作人员还经常和小区片警深入到居民家中向他们讲解防范知识，使老百姓树立了为社区的安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愿望。

三、深入细致的做好邻里调解工作。民间纠纷成因复杂、主体多元、调解难度大、易激化等特点，因为是老社区，因水管破裂或者管道堵塞引起的邻里矛盾特别突出。调委会通过晓之有理、动之以情、授之以法的调解方式，成功的化解了一起起邻里矛盾。

社区人民调解先进个人申报材料 篇4

----人民调解先进个人申报材料

xxx同志是xxx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同时兼任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负责维护社区治安稳定和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她以调解矛盾纠纷，维护辖区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为己任，在完善调解网络、健全调解制度上下功夫，坚持把居民的事情放在首位，发现矛盾立即着手解决，事前下功夫了解情况，事后跟踪回访调解结果落实情况，为维护社区的稳定和谐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思想上高度重视 明确责任 健全机构

xxx同志高度重视社区的人民调解工作，强化责任意识，明确了工作领导机构，落实了责任和人员分工。明确了工作的重点是维护社会的稳定，措施是继续强化领导责任制，积极开展宣传警示教育6次，大力推进防控网络体系建设，在居民楼院设立调解小组3个和信息员12名，形成了居民区、居委会、街道社区三级调解网络，健全完善防范和处理机制。

二、掌握社区情况，积极开展排查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居民生活的家园。只有社区稳定了，社会就会和谐。本辖区有居民常住户1950户，5033人，是一个老居民区，出租房多、流动人口多，居住情况复杂。柏英姿同志积极开展‚知百家情、了百家事、解百家忧、排百家难‛活动，对社区的情况进行彻底的排除，密切了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加强沟通，把矛盾扼杀在萌芽当中。注重充分发挥社区党员、团员、青年、治保积极分子、社区干部、志愿者治安巡防队的积极性，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开展工作，对社区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排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三、大力加强普法和警示宣传教育

组织社区经常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活动，不断丰富教育活动的形式及载体，以宣传和教育向结合的形式，警示教育活

动纳入各项工作之中，增强了广大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举办各种法律知识讲座6次，宣讲《宪法》、《刑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出版各类宣传板报6多期，结合社区的工作开展大型宣传活动6次。在‚12.4‛法制宣传日组织专场法制宣传，发放资料200多份，帮助群众提高了对法律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举办社区‚一居一特‛的大型‚相约篦子园‛社区文体节，以小品、说唱、歌舞等形式，把宣传教育融入到活动中，有500多群众参加，成效良好。

四、创新工作思路 妥善处置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一是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的预防机制，做到内容深入浅出，形式生动活泼，对那些容易引发矛盾和纠纷的热点问题，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让居民懂法守法，增强法律意识。开展法制宣传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忽视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这些人从大墙内走出来之后，一旦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关怀，就会破罐子破摔，重新违法犯罪，危及社会稳定，为此我们把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安置作为‚抓防治本‛的重点。做好预防性的工作。在7月份释放的‘两牢’人员胡光贵回社区后，思想顽固，屡次到政府和公园区举大字报。xxx把他作为重点调解和帮教的对象，从生活上帮助申请低保金和临时救助，帮助申领廉租房，给他棉被、衣服等，在他无钱交付房租是和慷慨解囊赞助他，最终在社区的帮助下转化了胡光贵，调处和化解了一个突出的矛盾。

二是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的预警机制，将排查出的矛盾纠纷梳理登记，建立台帐制定工作计划，落实工作责任，要做好信息的跟踪调查，掌握矛盾纠纷的发展动态，对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要做到防范在前，预防工作走在前，对极少数积极串连煽动他人闹事者，要工作在前，我们要登门讲解，个别谈心等方式，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并做好监控工作，一年来，社区没有群体上访事件，共调解大小纠纷36起，调解成功率99%。

三是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帮人民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动机和效果有机地统一起来，要转变观念，变群众上访为我们下访。对五保户、低保户、困难户，下岗人员等特殊弱势群体，要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今年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96人次，来信12封，并一一予以答复，为群众办好事实事26件，得到居民群众的高度评价。

社区人民调解会议记录 篇5

持之以恒抓调处坚持不懈促和谐

某某街道某某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与某某区相邻，辖区总面积达283700平方米，主要由文萃、里夏、双桥三大片区的居民组成，辖区人口（包括宁大学生）约三万人。近年来，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利益关系调整、分配格局变化的时期，里夏、双桥原1985年

宁大土地征用居民，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历史遗留问题及矛盾尖锐突出，我们在维护社区稳定工作上遇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工作实践中我们以“持之以恒抓调处、坚持不懈促和谐”为方向，结合本社区的实际，认真贯彻“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实行矛盾苗头“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置”，努力将各类矛盾发现在基层、控制在萌芽，牢固构筑社区矛盾调解防线。近3年，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57起，调处成功率达100；未发生因调解不当或调解不及时而使矛盾激化转为刑事案件发生，有效地维护了辖区的社会稳定。我们的具体做法和体会是：

一、健全调解网络，是搞好调解工作的保障

健全社区人民调解网络机制，是有效开展社区矛盾调解工作的基础保障。为此，首先加强社区调委会组织班子建设。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街道司法所的指导下，充分发挥由居委会干部、地段民警和辖区共建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社区调委会作用，并明确由社区居委会党总支副书记担任调委会主任，同时配足配强调解干部。其次是建立健全调解网络队伍。目前，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下设5个调解小组，专职调解工作人员7人，调解信息员90名，并分别明确工作职责。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充分发挥调解员的“稳定器”、“融化器”的作用，对重大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一经发现及时上报社区调委会，由社区居干和义务调解员进行协调、处理，这张群防群治的调解“区域网”及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夯实了工作基础。

二、发挥调解优势，是搞好调解工作的关键

在矛盾调解工作中，社区调委会坚持“排摸掌握走在调解前、宣传教育走在矛盾纠纷前、政策法规落实矛盾调处中”的原则，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在完善措施上下功夫，在运作上求实效，加强对辖区矛盾纠纷的排摸掌握，加强对矛盾纠纷的化解，采取不同调解方式，确保矛盾不出社区。社区始终坚持以维护稳定为首任，针对辖区地域广、历史遗留问题多的现状，社区调委会首先建立起居民对社区调委会的信任感，通过实地调查、多方了解、对症下药，让社区调委会真正起到作用，解决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调解过程中我们坚持把握“三急”的原则，一是遇到突出事件调处要急；二是遇到集体上访调处要急；三是遇到殴打、械斗调处要急。社区中的里夏片区和双桥片区的原土地征用居民，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发展，形成了历史遗留问题的新纠纷。如里夏经济自1985年土地征用农转非以来一直实行着村级运行管理机制，特定的经济运行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居民群众上访的焦点。为此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相当重视这一问题，关注和掌握居民的动向，并及时与上级有关部门一起出谋划策，最终经区农水局批准确定里夏经济走参照农村土地征用的股份合作制经济管理模式。期间调委会多次召开专题协调会议，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对里夏人员的构成、资产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为了稳定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还邀请江北区农水局领导来社区作了有关股份合作制经济管理的辅导课，并在街道的安排下还专门去兄弟单位取经，咨询有关政策。今年一月，里夏股份经济合作社挂牌成立，成为浙江省首个城市股份制经济合作社，从此，社区调委会也成功地解决了因历史遗留问题而产生的上访事件。今年双桥原四队、五队部分居民对土地征用赔偿问题及股份事宜又是社区调委会遇到的重大新问题。年初，双桥部分居民认为1985年对土地征用赔偿款双桥村分配不公正开始上访，为此，不安定因素一直牵挂调解人员的心，在具体工作中，我们遵循法律法规，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多次上门宣传政策及信访条例，在处理调解工作中我们始终认为：人民调解工作与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加强社区的人民调解工作是贯彻“三个代表”的一个重要实践，能否搞好人民调解工作关系到社区的稳定，关系到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为此，调解人员不辞烈日和辛苦，及时掌握动向和事态的发生，力所能及地做好“防火墙”作用。社区调委会采用上门走访、个别联系等方式进行沟通，真心实意的座谈及服务，深受双桥居民的好评，他们把社区调委会当作了“娘家”，一有思想动向会主动向调委会汇报和倾诉，使社区调委会及时掌握第一信息和动向。如今年8月，双桥部分居民将在村厂房前建造三间房屋，将厂门堵住，主要原因是以此为导火线，使居民和村民发生冲突，以便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社区调委会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去双桥党支部核实情况，并与双桥村联系，为阻止这一流血事件的发生，社区调委会与村委会一起查找原始资料，建房土地的所有权归谁问题档案，最终表明属村里使用。社区调委会及时向居民进行解释，最终部分居民暂不建造房屋。由于社区对该工作的处理及时，避免了重大的不稳定事件发生。8月30日，双桥居民向社区反映有近10人将在8月31日去浙江省省政府上访，接到信息后，社区调委会一方面上门进一步核实情况，阻止进省上访，一方面向街道汇报，由社区调委会主任

余建海同志陪双桥居民代表一起去杭州到省相关部门进行了政策咨询，并于第二天早上安全返回宁波，有效地阻止了一起越级上访事件。

三、化解矛盾纠纷，是搞好调解工作的基础

社区调委会在化解矛盾纠纷上做到了“四稳”，即一是对重大的矛盾纠纷受理时一定要稳；二是对时间间隔较长的矛盾纠纷受理时一定要稳；三是对政策有规定但当时无法律依据的纠纷受理时一定要稳；四是对有代表性的集体纠纷受理时一定要稳。工作实践中，社区调委会实行矛盾纠纷首问责任制，凡投诉的矛盾纠纷，不管是否属于本社区调委会管辖，一律由社区值班居干先受理，听取情况后主动向有关责任人和对口部门联系，从而较好地防止了对投诉案件的相互推诿、拖沓不管的现象发生。如今年七月份，文萃小区15幢304室与404室因相邻排水发生纠纷要求社区调委会处理，由于文萃小区有物业管理处且排水纠纷时隔一年多，调解工作有很大的难度，社区调委会还是热情地受理了这一相邻排水纠纷案。期间，社区调解人员采取“听、看、查、调、访”的方法，经过多次的收集资料、调查落实，掌握纠纷情况，寻找意见不一的原因，并耐心细致地做好纠纷双方的思想工作，经过公平公正的合理调处，最终引导双方达成协议，由404室住户赔偿2000元给304室，使长达一年之久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由于赔偿金额较大，社区调委会还制作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社区调解工作的细致、热情、及时，双方当事人满意，两户家庭也由此并化干戈为玉帛，双方握手言和。

四、完善排查机制，是搞好调解工作的前提

我们坚持网络健全、突出排查，在维护社区稳定上人民调解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组织落实和不断探索实践的基础上，社区调委会强化社区的排查工作，成立了矛盾纠纷排查小组，由社区居干和社区居民代表组成，按照“依法调解、规范程序、灵活高效”的原则，坚持做到矛盾抓在萌芽前。同时社区调委会还成立了解社情民意的信息平台，由社区调委会主任牵头，定期召开议事听证会，架起了与居民联系的桥梁，发挥了纽带作用。在完善排查机制中，我们主要采用了“三排查”：首先是对重点人员定期排查。针对社区内的归正人员，社区调委会全面建立归正人员的结对帮教档案，坚持每月一次的家访、谈话，以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对刚刑释解教对象开展重点安置，做到帮教、安置、控制措施三管齐下，并将了解情况登记备案。其次是落实重点时期排查。在国庆、春节、五一等重大节日期间，我们总是有计划地全面部署纠纷排查，邀请各个墙门组长担任信息员，做到防范在前，确保及时发现、及时介入、及时平息。再次是对特殊性纠纷及时排查。围绕社区辖区城建发展，水电改装对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建设中，围绕可能出现的新的矛盾隐患，做到经常性排摸掌握工程建设进展和居民群众反映，做到情况明、底子清，及时掌握动向，有效地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人民调解工作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应该说，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着实为维护辖区社会稳定起到了中坚力量，但我们的工作离高标准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还有一些不足，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应认真借鉴和学习兄弟单位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不断开拓创新、求真务实，注重为居民办实事，解决居民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使社区的人民调解工作在再上一层楼，为维护一方平安作出应有的努力！

社区人民调解会议记录 篇6

一、网络保障

2月20日, 按照昆明中支要求, 开展系统测试, 测试时发现画面和声音有停顿和滞留现象, 使用遥控器进入K80终端, 进入系统-诊断-呼叫统计, 如图所示:

接收丢包率达7.8%, 拔下与K80终端连接的网线, 接入笔记本电脑, PING支行R02路由交换一体机IP地址11.78.*.252, 无丢包现象, 加大发送包的字节数进行压力测试, 依然无丢包情况, 确认从会议终端到支行R02路由交换一体机网络正常。登录支行R02路由交换一体机, 拼中心支行广域网地址11.78.*.1 (*代替实际地址) , 加大发送包的字节数到9000 (包的最大字节数要根据不同路由器的允许情况) , 具体命令为:

ping-s9000-c200 11.78.*.1

经测试, 发现有丢包现象, 联系联通公司调整设备后问题解决, 会议系统正常。

2月25日, 参加昆明中支村镇银行银行卡首次发卡技术标准符合性和安全性审核工作双流视频培训会议, 双流中培训视频为蓝屏, 辖内三县支行情况相同, 丽江中支也如此, 丽江中支与昆明中支联系后, 认为是丽江中支MCU软件与昆明中支MCU软件版本不一致引起, 因此, 直接以邀请支行参加会议的方式让辖内三县支行参会, 双流恢复正常, 但接着出现画面严重滞留、马赛克等情况, 按照1中所述操作, 查看K80终端, 丢包率达48%, 后逐一操作, 确认到丽江中支的网络正常, 其他两县支行如此。因此应是丽江中支到昆明中支间有问题, 丽江中支与广电联系后, 广电部门检测无问题, 后分析, 丽江中支给会议系统的保障带宽是2M, 三县支行与丽江中支同时访问昆明中支MCU系统, 加大了丽江中支到昆明中支的网络负荷, 赞成网络堵塞。因此建议加快MCU软件版本的升级和测试, 解决双流蓝屏情况。让县支行通过中心支行MCU参加双流会议。

针对上述情况, 建议上级行针对县支行与中心支行网络连接2M带宽的实际情况, 在切断两条通讯链路的其中一条的情况下, 验证县支行会议系统、远程培训系统及其业务系统使用是否正常。

二、双流会议中“半屏”、“黑屏”、“蓝屏”的处置

在昆明中支和丽江中支组织的几次测试中, 支行作为双流的发起方参加过测试, 均出现过“半屏”、“黑屏”、“蓝屏”的情况, 经过对K80终端中的管理配置参数中的监视器配置进行调整和发起双流的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整后问题得到解决。

K80终端中的管理配置参数中的监视器配置如下图:

在设备主屏幕界面中, 进入“系统>管理设置>监视器”, 在“监视器”屏幕上配置下列选项:

显示器数量选择单显

监视器1的屏幕宽高比—选择“16:9”。

笔记本电脑的处置, 首先保证笔记本电脑与K80终端视频连接线路接入无误, 其次在笔记本电脑中将分辨率调整至1024×768。设备启动时先启动K80终端, 再启动笔记本电脑, 以保证笔记本电脑启动时能检测到外接监视器。再做如下操作。“桌面”空白处, 右键单击出现显示相关菜单, 选择“图形选项”, “输出至”, “双显示复制”, “监视器+内置显示器。

部分笔记本电脑由于操作系统版本、显卡驱动或安装了安全软件后禁用了图形显示的进程, 无法进行上述“图形选项”等操作设置。可以使用Fn+F4合键 (不同型号笔记本电脑组合键不同, 注意说明书) 让笔记本电脑自动识别监视器和进行自动配置, 但不一定好, 也可按如下操作, 右键单击出现显示相关菜单, 选择“属性”, “设置”进行相关操作, 此处操注意在第二显示器也即监视器设置时不要选择“将windows桌面扩展到该监视上”选项。

针对上述情况, 建议上级行在统一会议终端、MCU的软件版后, 对双流情况进行测试, 统一硬件, 规范操作, 减少维护环节。

三、会议室布置

会议室的布置, 昆明中支科技处在会议系统测试期, 作出了改进要求, 支行重新摆放了会议桌, 但是灯光效果不理想, 发言人的图像太暗, 由于原吊顶设计安装有桶灯, 预留孔太大, 不适宜马上更换为3D射灯, 后对摄像机位置进行调整, 将摄像机安放在正对发言人距发言人位置2m处, 摄像机离地面1m左右, 图像效果明显好转。

经过长时间观察, 影响画面质量的其中一些因素, 是会场四周的景物和颜色, 以及桌椅的色调。一般忌用“白色”、“黑色”之类的色调, 这两种颜色对人物摄像将产生“反光”及“夺光”的不良效应。

社区人民调解会议记录 篇7

一、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背景

由人民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监督政府、表达民意、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就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不过,在这之后各抗日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陕甘宁,以及华中、华南、山东等地都还是沿用“参议会”。1944年11月底,身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谢觉哉提出把“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立即表示赞成。12月1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说: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请你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次日,毛泽东又给谢觉哉写信说:“参议会改名,关涉各解放区,中央尚未讨论,请暂不提。”1945年9月,边区参议会和政府决定先将乡参议会改为乡人民代表会议。随后,在1946年4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人员。”这就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1946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把参议会更名为“人民代表会议”。于是,1946年和1947年,在察哈尔、在内蒙分别举行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为名称的会议。1947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的指示信,要求在土改中,应使解放区政权自下而上地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从此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在各解放区相继建立起来。1948年11月30日和194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1949年8月11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接着,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出席。194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电报。

可是,上述这些人民代表会议主要是指老解放区。在新解放区,在尚未减租减息、尚未土地改革、尚未调整工商业政策的新解放区,能不能举行人民代表会议呢?

二、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概况

1949年9月底至10月初,在新解放的苏南各市、县,相继举行了人民代表会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松江县是1949年5月13日解放的。4个多月后的9月30日,松江县便举行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期5天,出席代表286人,其中职工代表35人,农民代表138人,青年与学生代表13人,教育界代表22人,自由职业者代表15人,妇女界代表3人,工商界代表30人,开明绅士代表11人,党政军代表19人。会议主要议题是:征收公粮问题、私营企业劳资争议问题、减租减息问题。县长、县委书记都在会上作了报告。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会致词。会议形式简化,报告简短,目的十分清楚:要把时间留给代表。代表发言争先恐后,争论激烈。286位代表共分10个组。先分组讨论,后大会发言。在会议第四天和笫五天上午的大会上有42位代表发言。大会期间收到代表提案165件,其中文教32件、生产救灾30件、劳资关系20件、医药卫生18件、财经税务16件、工商14件、治安7件、其他14件,会议闭幕时又收到14件。

三、毛泽东对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关注

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后,10月11日饶漱石打电报给毛泽东,报告了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饶称:“我们选择了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成立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对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均甚大。证明,在各县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有迫切需要,而且有充分可能。”

毛泽东看了电报表示“极为欣慰”。毛泽东于10月13日即指示新华总社广播松江经验,并致电各中央局负责人:“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为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在由松江而扩展至全国的这一批示发出一个月后,1949年11月27日毛泽东又电示各中央局“各县均应召开”,“按时召开”。两个月以后,1949年12月29日毛泽东又致电饶漱石,问道:“全华东区内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有多少开过了,尚有多少县未开过?一九五○年一二三月内,全华东区所有县市均应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可

以做到否?”

四、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影响

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影响像春风吹拂春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向远处、向全国各地扩展开来。

在毛泽东对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批示前,《解放日报》于10月6日在头版刊发了饶漱石在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的题为《关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与工商业政策问题》的讲话,还为此加了《编者按》,指出“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华东新解放区第一次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接着,《解放日报》又于10月12日在头版刊发了《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民主团结气氛中闭幕》的消息和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集中讨论的一个话题:“农民是怎样穷的”,还在头版刊发了松江县委书记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同日,《解放日报》也是在头版刊发了社论:《从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

在毛泽东对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批示后,在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分别发表了学习松江经验的社论后,山东立即提出“学习松江的榜样”,浙江迅速提出“接受松江代表会议经验”。在皖北行政区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大声疾呼:根治淮河。代表们七嘴八舌,又主动提出要协助政府动员200万民工治理淮河。福建省泰宁县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讨论了肃清特务的工作,会后,便付诸行动,3个农民协助政府捕获了9名特务。

一年后,华东地区除了地处前线的福建一部分市、县以外,“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县,都已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年多以后,“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截至1950年9月12日,“全国2069个县(不包括旗)中已开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有1707个县,其中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有18个县(东北15县、华北1县、西北2县),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有20个县(陕西14县、河北6县)。东北7个旗,内蒙22个旗,绥远2个盟、7个旗都已开过盟的或旗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这一年当中,会议名称有的地方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的地方称“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周恩来明确提出,凡代表由协商产生的,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凡代表由普选产生的,称“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一个“大”字标志着人代会上升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五、60年后看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

前面提到在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闭幕后,《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从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的社论。60年过去了,时代在飞速前进,松江经验显然应该过时了。可是,重新学习起来,仍有强烈的现实感、新鲜感。

松江的经验之一是代表的广泛性。社论尖锐地指出“不要把会议只限于狭小的圈子”,批评了有些干部只注意纯洁性,忽视广泛性的错误倾向。“广泛”是个动态的概念。谁也不会说自己否认“广泛”,可是实际上有些干部常常是把不广泛说成“广泛”。今天我们无疑比60年前广泛得多了。不过,仍应该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哪些可以“广泛”的空间而没有广泛到呢?1950年有领导指出:“有的没有包括各界代表,有的大多是党员,有的大多是进步分子,没有中间分子参加,有的不愿有持反对意见的人参加。”事情过去60年了,今天我们吸收了多少“持反对意见的人”参加了呢?蒸馏水是纯水,可那纯水是无味的,是不宜人饮用的。社会上的事也一样。老祖宗“水至清则无鱼”的箴言,不能忘记。

松江的经验之二是在召开县人民代表会议之前,先召开农民代表会议。这一点对县级来讲特别重要,当时松江是这样做的,各县也一律是这样做的,效果都很好。那么,今天还有没有哪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县先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呢?如果没有“先召开”,试问:有没有“后召开”呢?如果先后都没召开,那意味着什么?邓小平1950年2月24日在重庆人民代表会议上庄重地指出:“农民多年来对于革命出力之大,负担之重,城市对之应有愧色。”出过大力的农民现在还有没有类似农会的社会组织?农民还有没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类似农会那样的社会组织呢?中国的农会和法国的农会都是成立于上个世纪20年代。法国农会川流不息,一直保存到现在。可我们呢?在“左”得出奇的“四清”运动中还有个贫农协会。今天连贫农协会也没有了。工人有工会在为工人讲话,农民是否也需要一个农会来为农民讲话呢?前些年,农民收入连续多年相对下降,如果有个农会是不是就不至于“连续”了?值得思考。

松江的经验之三是充分发扬民主。松江会上士绅代表说:“在开会前我们以为这次会议和国民党的参议会一样,由政府先做好了框子,开会时向我们头上一套。真想不到(这次会议)这样民主。”工商业代表也称赞会议“真正呼吸了民主的空气”。谁都知道,民主是有程度、层次之分的。松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会议上不怕争论,允许发表反对的意见,让正面反面各抒理由”。想想看,今天有些地方是不是存在亲“正面”、疏“反面”的问题呢?做到“知无不言”没有?松江会上批评了部分党政军干部包办代替的作风。今天肯定不存在“军干”包办代替的事了,那党政干部怎样呢?值得三思。

松江县在新中国成立时属于苏南区。当时的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在区党委会议上指出:“我们很多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狭隘的阶级观念和关门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关起门来作决定,不会走群众路线……”陈丕显还批评很多同志,“对各阶层民主人士照顾不全面,发扬民主不大胆,决定问题不虚心”。

在松江县人民代表会议闭幕9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谢觉哉在第一届全国民政会议上,也曾严肃指出:“这是人民共同参加管理国家的会,应尽量发扬民主,听取来自各方意见,尤其是不同的及少数的意见。对的吸收,不对的说服。任何不接受批评或企图包办会议,使代表们不能畅所欲言,或所言得不到适当的回答,都是不对的。”

60年前人代会上铿锵有力的声音,60年前上下左右对人代会入木三分的指点,是人代会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推动力。入木“一”分,不痛不痒的套话无助于人代会会风的改进,无助于与会者素质的提高,毫无疑问,也无助于提升人民群众对会议的满意度。民主需要人代会,人代会需要民主。民主要有高度。高度民主是写进中共十二大决议的。重温松江经验,就是要从县的这一层次上,把人代会的民主往高里提,就是要坚持、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重温就是坚持,重温有时也是完善和发展。完善和发展才是真正的坚持,持久地坚持。

注释:

①《解放日报》1949年10月6日、12日。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3、107、201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