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西方人中国文化（精选8篇）
想象一幅画面：当最后一个音符从黑白琴键上滑落，澎湃的掌声从四面八方涌上了舞台。这掌声来自阿根廷科隆大剧院和智利圣地亚哥市政剧院的5000多名观众，其中有1000多人是站着听完了整场音乐会。而在舞台中央享受这殊荣的，是一位80后中国钢琴家。
想象另一幅画面：百年历史的科隆大剧院，门外摆放着一人多高的广告女高音歌唱家芮妮弗莱明、男高音歌唱家乔纳斯考夫曼、指挥大师祖宾梅塔，与这些享誉世界的艺术家并列的，同样是一位80后中国钢琴家。在智利，音乐会的全部门票提前半年便已售罄。当地媒体称，中国的明星大使来了!
这些画面是真实存在的，它是发生在万里之外拉美大陆的中国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钢琴家郎朗。
古典音乐界和西方媒体堪称热爱郎朗。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及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等世界一流乐团长期合作;《纽约时报》称他为古典音乐界最闪亮的明星，英国《泰晤士报》称他是正在创造新的古典音乐观众的超级明星为什么出身古典音乐这一小众艺术的中国钢琴家，在海外享受到明星般的待遇?
此次中拉文化交流年给了我寻找答案的机会。很显然，郎朗是极具感染力的演奏家，将演奏技巧与个人风格熔为一炉，热情洋溢的台风与亲和阳光的性格相得益彰;他把勤奋与天赋置于艺术的天平之上，坚信手中没活，台上心慌的朴素道理;他有一支国际化的专业团队做品牌经营，从演出到基金会再到周边产品，一手抓商演，一手抓公益。
更根本的是，郎朗品牌的塑造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命运紧密相连。他是我们时代的产儿，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身影，丰富了世界对中国故事的想象，回应了世界对中国故事的好奇，也展示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出生于普通家庭的郎朗，从国内崭露头角，到古典音乐的重镇深造，又从握有古典音乐话语权的西方走向了世界。这样的人生经历，客观上受益于中国主动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代机遇和社会潮流，主观上又给了他更开阔的音乐视野和融通东西方文化的契机。
但作为非古典音乐迷的大众如何知道这位中国钢琴家?在国外，人们向我谈起了北京奥运会。许多人是从这届奥运会才逐渐告别那个遥远又神秘的中国印象，认识这个现代、真实、自信的中国，也从那场无与伦比的开幕式喜欢上了郎朗。如果说，奥运会代言了当代中国的形象，郎朗则成为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和青年形象的一个文化符号。
而这样的文化代言，在中国不断走上世界舞台的当下，具有紧迫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驻智利大使李宝荣告诉我，在智利有句民谚，你只要在地上挖一个洞，坚持不懈地挖下去，就能到达中国。智利每年对外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一输出到中国，中国每一个经济指标的变化都牵动着大洋对岸的智利。而经济的联系越是密切，越急需从文化层面增进彼此的理解。中国驻智利文化参赞贺踊曾把我们的京剧、木偶戏、民族音乐等民族艺术带入智利，但他依然感慨：文化艺术是反映人的思维最直接的方式。民族艺术固然具有非凡的魅力，但智利人更期待也更容易接受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更期待看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假如在世界舞台上有10个郎朗呢?我们的文化形象一定会更加深入人心。
这或许就是答案：郎朗品牌的背后，正是世界所期待的中国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今天的中国接续历史又承接当代，积淀深厚又活力充沛，更加自信也更加开放。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个性鲜明、造诣突出的艺术家乃至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正不断走向这个舞台的中心，自信地为中国文化代言。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代言着含蓄典雅的中国京剧，导演王家卫代言着意蕴深厚的中国电影，作家莫言代言着瑰丽多彩的中国当代文学，音乐家谭盾、艺术家蔡国强代言着奇崛不俗的中国当代艺术，以及刚刚获得雨果奖的科幻作家郝景芳、在里约奥运会上感动世界的中国女排在这些代言的背后，埋藏着深深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埋藏着中国人的当代精神。
文化冲击, 原本指一个人从一种文化环境移居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下之后所产生的不适应。现在也指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是建立在文化渗透的基础之上的。当一种文化向一个地区渗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对该地区原有的文化环境产生影响, 时间越久、程度越大, 影响也就越深, 甚至改变该地区的文化环境。这, 就是文化冲击。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爆发后, 中国的政治、经济、主权, 当然也包括文化, 就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 强行开展贸易交往, 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外, 还对中国实行文化渗透。他们披着宗教外衣, 进行侵略活动, 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尽管在西方文化冲击中, 我们学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 产生了社会进化观念, 国家诞生了民族资产阶级, 引进了西方教育制度, 兴办新式学堂, 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产力的现状, 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但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 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它们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 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 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 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阶段我们受到的文化冲击, 是被动的, 是西方帝国主义强行加给中国社会的。引用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概念, 这是“抛来”的。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革命先驱们不断引进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精神, 终于在新文化运动中, 掀起了一股生机勃勃的思想解放潮流, 从而为外国各种思想流派传入中国敞开了大门, 激励着人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涌现了一批青年革命民主主义者, 其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和文化条件。从此, 中国有了与先进政治文化思想结合的政党, 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 获得了解放, 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1984年以后, 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伴随着经济上的密切交往, 我国的文化市场也相应开放。此时, 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利用网络、书刊、影视等传播媒介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因而我们的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区域内, 自身发展及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色, 民族文化 (包括语言、文字、民间艺术、文化景观等) 的独立性特征。
文化安全是构建中国先进文化的未来走向和总体发展脉络的基本保障, 是维系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点。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能够保护价值观、行为方式对于本国人民的相对稳定性, 文化科技成果不被掠夺, 保护文化的民族性, 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的文化风险, 抗拒外来不良文化的冲击, 保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 以确保自己国家文化主权不被侵犯的文化状态。没有文化安全, 就谈不上建设先进文化。
今天, 我们都处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 它们为了控制世界, 通过生产输出大量的文化产品, 妄图破坏其他民族的文化, 而将他们的思想灌输给全世界。
举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例子:端午、七夕、中秋、重阳, 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竟然呈现出了衰败之象, 甚至要靠国家的法令才能“度日”, 一年一度的春节如今也“沦落”成了鸡肋———“食之无肉, 弃之有味”, 维持着不温不火的现状。而西方的节日, 如感恩节、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等却在中国的市场上成为了抢手货, 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外来的和尚”不仅“好念经”, 而且大有反客为主之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曾经被批为落后文化, 但其中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爱幼敬长等品德至今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这作用也在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渗入而消减。这些都是西方国家对我国惊醒文化渗透的表现。
从这些情况来看, 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冲击。不仅如此, 西方国家在文化输出的背后, 还隐藏着意识形态的渗透, 如日本侵华期间, 向其占领区的中国百姓传授日语及日本文化, 就是想以此方法同化中国人, 达到其侵略统治的目的;再比如亨廷顿抛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企图以文化冲突掩盖实质上的意识形态渗透的体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转移我们的视线, 使我们在“疏离政治”的陶醉中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预料,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 我国将面临来自西方国家日趋严重的文化冲击,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会越来越复杂。这一方面为我们吸收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了条件, 但也会使消极文化糟粕侵害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从而影响我们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根基, 这必然对我国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主权构成损害, 甚至可能引发民族离心力而威胁国家安全。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要随着社会与时代的进步而不停发展的。我国的文化发展虽然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但也不能排除在这个规律之外, 一样必须不停发展, 包括吸收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这样, 中华民族才能更进一步发展, 国家才能崛起, 社会才能和谐。抵制西方外来文化冲击的最好办法就是吸收其精华, 使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进行交流碰撞与融合, 把它变成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冲击, 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要提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大力发扬本民族文化, 积极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项目, 同时注意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例如, 我们可以通过举办文化节、文化活动和举行纪念著名历史文化人物的研讨会等方式, 向青年一代介绍和传输这些历史文化人物的思想, 从而增强青年一代的文化自信心, 让他们知道我们拥有自己的悠久文化和文明, 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来自西方。我们还可以通过积极的努力, 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传统的崇高的文化和思想, 就可以影响甚至吸引他们。因而在抵御西方文化冲击方面, 我们不能处于被动的地位, 而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另一方面, 面对西方文化, 我们要采取客观平等的态度, 应该尊重因为文化不同而导致的行为方式的差异, 要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优点、长处。我们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发展进步, 并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经济、管理、贸易等诸多现代领域展现出更多的指导意义, 这样才能不被外来文化所侵领, 才能被更多的现代国人所接受。
但是在借鉴外来文化的时候, 我们必须有取有舍, 要做到“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只有这样, 才能在日趋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以传播文化为名的意识形态的渗透!
参考文献
[1].李丽敏.论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节日的回归[J].鸡西大学学报, 2009
【关键词】《花木兰》《功夫熊猫》美国文化中国文化
十多年前，好莱坞出品的动画片《花木兰》掀起了一股中国风刮遍了全球，极大的满足了世界人民对中国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国度的好奇心。而去年，同样的一部具有浓浓中国味的《功夫熊猫》把憨态可掬的国宝大熊猫搬上了银幕，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两部影片正好隔了十年，那么这十年美国的电影人在解读中国文化时理解是否更加的到位了昵?
中国人在观赏《花木兰》时往往会觉得影片中的中国和自己所知道的中国不能完全对上号，讲述的故事也只是包装着古代中国外表的美国励志片。的确，影片中很多地方都只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并不符合实际。就拿花家来说吧，偌大的一处宅邸竟然只住了四个人，连一个仆人都没有，扫地做饭洗衣都是亲自动手，这哪是大户人家啊?还有，院子里有凉亭很正常。可是凉亭居然就是花家的祠堂这就过于荒唐了，而且从后面祖宗出来开会可以看出里面供奉的祖宗牌位里有女性，这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中国社会必然是不可想象的。像这样的漏洞还有很多，最为明显的就是木须龙假扮将军的使者给宰相送信时胯下的坐骑竟然是大熊猫。众所周知，大熊猫只生活在四川，跟《花木兰》所描述的地方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影片所表现的精神，则与我们所熟知的《木兰辞》有着很大的出入。《木兰辞》的重点主要是放在了木兰决心替父从军和凯旋归来两个部分。“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这表现的是木兰的孝顺、贤德，是对木兰的“孝”的褒扬。而美国文化以人为本，注重个人人格和尊严，强调个体的力量，注重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影片《花木兰》突出的是木兰强烈的个人意识和实现其个人价值的渴望、而中国的“忠孝”观念和集体意识被大大淡化了。木兰被发现是女儿身后，被大军遗弃在冰天雪地中，这时的她异常沮丧，木须龙劝她毕竟她是为了救父亲才到这种地步的，而她的回答则是“或许我并不是为了我的父亲来的，或许我只是想证明我能行。所以当我拿起镜子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通过木兰的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木兰替父出征的一个潜意识，就是在相亲失败之后想证明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强烈希望可以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而原作中“孝”的内核已经完全被取代了。
另外，无论是第一次大战单干，还是将皇上从单干手中救出，花木兰都是整个战争的主角，她个人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了，而这样的安排恰恰是淋漓尽致的表现了美国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他们崇尚个人的存在和发展以及自由空问。而英雄主义说来是源于我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人文理念的忧虑和畏惧，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于未知世界和生存危机的感应，所以期待那些拥有绝对好的品质、过人的能力，于是总是能在最危险的关头给予最有利的支持和保护。只是个人理想和英雄品质完美重合的人在现实中不存在，所以就需要虚构一个完美的形象给予自己心灵的抚慰，而美国人正是把这种模式根深蒂固地反映在他们缔造的电影王国好莱坞上。美国人塑造了好莱坞电影王国，也塑造了“美国式”英雄，里面透露着英雄文化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在美国，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独立宣言》中的“一切人都生而平等”等观念，使平等思想在美国人的头脑之中根深蒂固。因此，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等级观念非常淡薄，但是男女之间的地位差异是依然存在的。然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女权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使这个平等的权利有丁更深刻地体现。女权主义的思想在影片中也得到了清楚地展现。就如我们刚才所说，乐府诗中的花木兰在参军过程中没有被发现是女儿身。但是在影片中为了突出女性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情节被修改了。第一次战争中木兰受伤就已经被发现是女儿身但她却未受到任何惩罚，反而还在后来的战争中发挥了领导的作用，这是美国人对女性能力的肯定。这跟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是不符的。另外，在木兰杀死单于，拯救了皇上和国家后，皇上在全城百姓的面前，向木兰鞠躬致谢，紧接着朝中大小官员以及全城百姓都给木兰跪下了，这在传统的男尊女卑的中国社会是不可理喻的。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对立了奇功的大将，他只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赏赐措施，而不可能向一个他鞠躬：在男权社会，那些朝中的官员也不会向一个女子屈膝。整个这部分的演绎完全当代化了。融会了美国当代的平等思想和女权主义，与中国的等级思想相去甚远。
相比十年前的《花木兰》，好莱坞放弃了改编中国传统故事，转而制作了一部全新的动画片《功夫熊猫》讲述了怀揣武侠梦想的贪吃熊猫阿宝的成长故事。闪亮出场的侠客熊猫阿宝，不仅戴斗笠、挂披风，拿着筷子吃包子，更有一句经典的中国侠客台词“侠骨柔情无需回报”，塑造了经典的中国侠客形象：《功夫熊猫》讲述的故事不像我国武侠小说那样以男主角跌落山谷，偶遇神功，练就神功，终成高手，为民除害的五部曲作为模板了，体现了好莱坞电影的创作思路。故事是以阿宝做的传统武侠梦开始的，然后编剧并没有让熊猫经历正统的中国侠客磨练而变成一个真正的“功夫熊猫”，反派豹子太郎的迅速到来催熟了熊猫阿宝。虽然熊猫对师父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接受正统的训练，但剧情逻辑让这种意义上的“训练”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中国功夫在电影中虽然显得博大精深、魅力无穷，但五大高手都被太郎打败，说明用美轮美奂的“功夫”来对抗邪恶已是不可能的，熊猫必须运用另一套更有效的方式来拯救大家。此时传统的中国功夫神话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式平民英雄的成长神话，也意味着美国文化的主导文化模式个人主义对中国侠客的重新解构。“神龙宝典”是一卷无字经，但是在武侠小说中经常会有一个宝藏或神功秘笈类的东西让人们去抢夺，这传说中的“香饽饽”可能确有其物，也可能什么都没有。问题在于在我们的武侠中，秘笈或宝藏被证明为“无”的时候，大侠已经功成名就，秘笈是否有效已经不重要了。这里梦工厂稳准狠地抓住了中国武侠神话的“命门”，将“师父”与“秘笈”成功地搞笑了一番，因为当阿宝打开宝典大叫“没有字”的时候，不但师父傻了眼，我们也傻了眼，“神龙宝典”也不灵光——传统功夫片里十拿九稳的保障全不管用，这下子怎么办?故事在美国人的文化主导模式下再次峰回路转，阿宝通过“宝典”的反射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再次肯定了自己的
能力，最终打败了太郎。在这里，阿宝的成长是对美国文化、美国精神的一种折射，它体现了美国人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
不过片中有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浣熊师傅和乌龟大师在桃树下谈论关于阿宝是否能成为神龙大侠拯救大家的对话中处处透露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乌龟大师说到的自己不能控制桃树的开花结果这恰恰体现了道家老子的“自然而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思想。“道”化生万物，养育万物，但是“生而不有”“长而不宰”，这就是“无为”。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不为，而是有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功”。也即是要“道法自然”，顺其自然，不妄作为。只有遵循自然的原则，才能把握“道”。在电影里，乌龟大师就说过，我不能影响桃树的开花结果，尽管我能将桃核种人土里，但桃核只会长成结桃子的桃树而不是苹果树橘子树，这一点我无能为力。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惊叹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一点通过简单分析《功夫熊猫》的文本就可以看出来。影片场景的设定表现了儒家思想：和平谷里和平安宁，居住的都是善良的居民(兔子、猪、鸭子)。所有的居民都遵从上天的安排，相信上天会选出神龙侠来为他们维护和平。徒弟们尊敬浣熊师傅，浣熊师傅敬仰乌龟大师。他们有着“善最终会战胜恶”的观念，有着积极乐天的人生态度。而故事的高潮暗含道家思想：龙之典的秘诀是“无”。最厉害的武功招数“无极拈花指”，以无招胜有招。阿宝貌似无用实有大用。最终阿宝取得胜利彰显了禅宗的思想：龙之典的秘诀是靠阿宝顿悟而得，只有阿宝能心领神会。而一心想得到龙之典的豹子，用尽所有招数，终是强求。
另外影片设计成功夫片，其中的武打场面也是可圈可点的。片中许多建筑的设计都严格遵循中国武侠片中的样本，比如在红瓦屋顶上奔跑飞翔，各司其职的虎、猴、鹤、蛇和螳螂五侠代表标志性的中国功夫，而师傅和阿宝抢食的场面很有成龙嬉笑武侠之风，到了反派大龙与阿宝决斗的地方，萁上天落地夸张的天马行空又应该是以周星驰的《功夫》为范本，其他如不倒翁沙袋、掌劲灭烛、夜幕飞檐这些情节也都是来自香港动作片。这些对我们看惯功夫片的中国人来说十分亲切，影片运用的也十分到位，不像《花木兰》照搬的很生硬，使人觉得别扭。
两部电影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这是一个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属性标志。别人对我们文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电影输出方面，我们对外展示的也多是传统文化。进军好莱坞的中国电影《英雄》、《十面埋伏》、《功夫》、《无极》等无不说明此。因此全面展示中国文化是很有必要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完美的阐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而《功夫熊猫》在表现传统文化方面下的功夫比《花木兰》要多得多浒多人评论后者只是披上了中国传统故事，骨子里表现的净是美国的东西。个人英雄主义、女权主义，误导了其他国家对古代中国的看法。而前者就好很多，具有相当神秘色彩的中国古代哲学在全世界都学习孔子的儒家思想后也逐渐被人所认识、接受，影片中表现的也十分到位。
可以这样说，迪斯尼动画片从1998年的《花木兰》到2008年的《功夫熊猫》在两部电影中，给观众们展现的文化背景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在这十年的世界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已经有所增加，特别是中国式物质特色吸引了很多西方学者的潜心研究(如中医学)以及普通外国友人的兴趣爱好(中国的美食、工艺品等等)，在国外很多大城市都有中华城，当然中国制造的产品也已经走向了世界。西方已不再把所有的东方主义色彩(如日本特色)误认为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或文化。但是，这些都是物质文明，在精神文明上应该说中国受西方的影响更多。虽说五千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但是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到受外国列强入侵的灰暗历史，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口号，从来都是集体为先，个人为后。以社会本位论的观点贯彻精神文明，但是在现今的和平社会，经济发展是关键，人民安居乐业，西方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已经逐渐渗入到我们群体中。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强调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将人的位置放在了前面，更加尊重人的价值，个人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熊猫阿宝能够被中国人所喜爱的原因。表面谦和软弱的熊猫，他也有自己的理想，子承父业的传统已经不在。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常常是生性和善，喜欢中庸，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理想，，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阿宝那样好运，成为英雄名人，但是我们愿意为理想去奋斗。
不要以为个人主义精神的趋势会让我们忘记自己的精神文明，因为这本是没有冲突的。就拿儒家文化举例，在古代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如今，在外国很多地方都设立了孔子学院，不仅可以让更多不能来到中国的外国朋友学习儒家文化，揭开中国文化的神秘面纱，也同样唤起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注意。相比于世界哲学史，儒家思想就是中国的哲学，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以及其包含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相应时代的变化做出改变。这就是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也是儒家思想能历经千年独领风骚的原因所在。
十多年前，好莱坞出品的动画片《花木兰》起了一股中国风刮遍了全球，极大的满足了世界人民对中国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国度的好奇心。而去年，同样的一部具有浓浓中国味的《功夫熊猫))}巴憨态可掬的国宝大熊猫搬上了银幕，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两部影片正好隔了十年，那么这十年美国的电影人在解读中国文化时理解是否更加的到位了呢? 动画片《花木兰》与《功夫熊猫》是由生活在美国文化中的华裔或纯粹美国人所表现创作的以中国丈化为背景的中国故事，然而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这其中必然有误读的成分。相比 花木兰》的对于深层文化的严重误读，好莱坞梦3-场在 功夫熊猫 中向中国人展现了美国人对中国精神文化精髓的深层正确解读，这正说明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中国人在观赏《花木兰》时往往会觉得影片中的中国和自己所知道的中国不能完全对上号，讲述的故事也只是包装着古代中国外表的美国励志片。的确，影片中很多地方都只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并不符合实际。就拿花家来说吧，偌大的一处宅邸竟然只住了四个人，连一个仆人都没有，扫地做饭洗衣都是亲自动手，这哪是大户人家啊?还有，院子里有凉亭很正常，可是凉亭居然就是花家的祠堂这就过于荒唐了，而且从后面祖宗出来开会可以看出里面供奉的祖宗牌位里有女性，这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中国社会必然是不可想象的。像这样的漏洞还有很多，最为明显的就是木须龙假扮将军的使者给宰相送信时胯下的坐骑竟然是大熊猫。众所周知，大熊猫只生活在四川，跟《花木兰》所描述的地方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影片所表现的精神，则与我们所熟知的《木兰辞》有着很大的出入。《木兰辞》的重点主要是放在了木兰决心替父从军和凯旋归来两个部分。“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这表现的是木兰的孝顺、贤德，是对木兰的“孝”的褒扬。而美国文化以人为本，注重个人人格和尊严，强调个体的力量，注重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影片《花木兰》突出的是木兰强烈的个人意识和实现其个人价值的渴望，而中国的“忠孝”观念和集体意识被大大淡化了。木兰被发现是女儿身后，被大军遗弃在冰天雪地中，这时的她异常沮丧，木须龙劝她毕竟她是为了救父亲才到这种地步的，而她的回答则是“或许我并不是为了我的父亲来的，或许我只是想证明我能行。所以当我拿起镜子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通过木兰的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木兰替父出征的一个潜意识，就是在相亲失败之后想证明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强烈希望可以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而原作中“孝”的内核已经完全被取代了。另外，无论是第一次大战单于，还是将皇上从单于手中救出，花木兰都是整个战争的主角，她个人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了，而这样的安排恰恰是淋漓尽致的表现了美国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他们崇尚个人的存在和发展以及自由空间。而英雄主义说来是源于我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人文理念的忧虑和畏惧，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于未知世界和生存危机的感应，所以期待那些拥有绝对好的品质、过人的能力，于是总是能在最危险的关头给予最有利的支持和保护。只是个人理想和英雄品质完美重合的人在现实中不存在，所以就需要虚构一个完美的形象给予自己心灵的抚慰，而美国人正是把这种模式根深蒂固地反映在他们缔造的电影王国好莱坞上。美国人塑造了好莱坞电影王国，也塑造了“美国式”英雄，里面透露着英雄文化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在美国，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独立宣言》中的“一切人都生而平等”等观念，使平等思想在美国人的头脑之中根深蒂固。因此，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等级观念非常淡薄，但是男女之间的地位差异是依然存在的。然而，20世纪6o年代，美国的女权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使这个平等的权利有丁更深刻地体现。女权主义的思想在影片中也得到了l：变芏清楚地展现。就如我们刚才所说，乐府诗中的花木兰在参军过程中没有被发现是女儿身，但是在影片中为了突出女性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情节被修改了。第一次战争中木兰受伤就已经被发现是女儿身但她却未受到任何惩罚，反而还在后来的战争中发挥了领导的作用，这是美国人对女性能力的肯定。这跟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是不符的。另外，在木兰杀死单于，拯救了皇上和国家后，皇上在全城百姓的面前。向木兰鞠躬致谢，紧接着朝中大小官员以及全城百姓都给木兰跪下了，这在传统的男尊女卑的中国社会是不可理喻的。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对立了奇功的大将，他只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赏赐措施，而不可能向一个他鞠躬：在男权社会，那些朝中的官员也不会向一个女子屈膝。整个这部分的演绎完全当代化了，融会了美国当代的平等思想和女权主义，与中国的等级思想相去甚远。相比十年前的《花木兰》，好莱坞放弃了改编中国传统故事，转而制作了一部全新的动画片《功夫熊猫》，讲述了怀揣武侠梦想的贪吃熊猫阿宝的成长故事。闪亮出场的侠客熊猫阿宝，不仅戴斗笠、挂披风，拿着筷子吃包子，更有一句经典的中国侠客台词“侠骨柔情无需回报”，塑造了经典的中国侠客形象：功夫熊猫》讲述的故事不像我国武侠小说那样以男主角跌落山谷，偶遇神功，练就神功，终成高手，为民除害的五部曲作为模板了，体现了好莱坞电影的创作思路。故事是以阿宝做的传统武侠梦开始的，然后编剧并没有让熊猫经历正统的中国侠客磨练而变成一个真正的“功夫熊猫”，反派豹子太郎的迅速到来催熟了熊猫阿宝，虽然熊猫对师父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接受正统的训练，但剧情逻辑让这种意义上的“训练”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中国功夫在电影中虽然显得博大精深、魅力无穷，但五大高手都被太郎打败，说明用美轮美奂的“功夫”来对抗邪恶已是不可能的，熊猫
必须运用另一套更有效的方式来拯救大家。此时传统的中国功夫神话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式平民英雄的成长神话，也意味着美国文化的主导文化模式个人主义对中国侠客的重新解构。“神龙宝典”是一卷无字经，但是在武侠小说中经常会有一个宝藏或神功秘笈类的东西让人们去抢夺，这传说中的“香饽饽”可能确有其物，也可能什么都没有。问题在于在我们的武侠中，秘笈或宝藏被证明为“无”的时候，大侠已经功成名就，秘笈是否有效已经不重要了。这里梦工厂稳准狠地抓住了中国武侠神话的“命门”，将“师父”与“秘笈”成功地搞笑了一番，因为当阿宝打开宝典大叫“没有字”的时候，不但师父傻了眼，我们也傻了眼，“神龙宝典”也不灵光传统功夫片里十拿九稳的保障全不管用，这下子怎么办?故事在美国人的文化主导式下再次峰回路转，阿宝通过“宝典”的反射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再次肯定了自己的能力，最终打败了太郎。在这里，阿宝的成长是对美国文化、美国精神的一种折射，它体现了美国人祟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不过片中有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浣熊师傅和乌龟大师在桃树下谈论关于阿宝是否能成为神龙大侠拯救大家的对话中处处透露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乌龟大师说到的自己不能控制桃树的开花结果这恰恰体现了道家老子的“自然而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思想。“道”化生万物，养育万物，但是“生而不有”“长而不宰”，这就是“无为”。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不为，而是有为，并不是无所作为 而是有“功”。也即是要“道法自然”，顺其自然，不妄作为 只有遵循自然的原则，才能把握“道”。在电影里，乌龟大师就说过，我不能影响桃树的开花结果，尽管我能将桃核种人土里，但桃核只会长成结桃子的桃树而不是苹果树橘子树，这一点我无能为力。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惊叹从《花木兰 《功夫熊猫》，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一点通过简单分析《功夫熊猫》的文本就可以看出来。影片场景的设定表现了儒家思想：和平谷里和平安宁，居住的都是善良的居民(兔子、猪、鸭子)。所有的居民都遵从上天的安排，相信上天会选出神龙侠来为他们维护和平。徒弟们尊敬浣熊师傅，浣熊师傅敬仰乌龟大师。他们有着“善最终会战胜恶”的观念，有着积极乐天的人生态度。而故事的高潮暗含道家思想：龙之典的秘诀是“无”。最厉害的武功招数“无极拈花指”，以无招胜有招。阿宝貌似无用实有大用。最终阿宝取得胜利彰显了禅宗的思想：龙之典的秘诀是靠阿宝顿悟而得，只有阿宝能心领神会。而一心想得到龙之典的豹子，用尽所有招教，终是强求。另外影片设计成功夫片，其中的武打场面也是可圈可点的。片中许多建筑的设计都严格遵循中国武侠片中的样本，比如在红瓦屋顶上奔跑飞翔，备司其职的虎、猴、鹤、蛇和螳螂五侠代表标志性的中国功夫，而师傅和阿宝抢食的场面很有成龙嬉笑武侠之风，到了反派大龙与阿宝决斗的地方，其上天落地夸张的天马行空又应该是以周星驰的《功夫》为范本，其他如不倒翁沙袋、掌劲灭烛、夜幕飞檐这些情节也都是来自香港动作片。这些对我们看惯功夫片的中国人来说十分亲切。影片运用的也十分到位，不 花木兰》照搬的很生硬，使人觉得别扭。两部电影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这是一个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属性标志。别人对我们文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电影输出方面，我们对外展示的也多是传统文化。进军好莱坞的中国电影《英雄》、《十面埋伏》、《功夫》、《无极》等无不说明此。因此全面展示中国文化是很有必要的。2 0 0 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完美的阐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而《功夫熊猫》在表现传统文化方面下的功夫比《花木兰》要多得多，许多人评论后者只是披上了中国传统故事，骨子里表现的净是美国的东西，个人英雄主义、女权主义，误导了其他国家对古代中国的看法。而前者就好很多，具有相当神秘色彩的中国古代哲学在全世界都学习孔子的儒家思想后也逐渐被人所认识、接受，影片中表现的也十分到位。
可以这样说，迪斯尼动画片从1998年的《花木兰J2008年的《功夫熊猫》，在两部电影中，给观众们展现的文化背景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在这十年的世界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已经有所增加，特别是中国式物质特色吸引了很多西方学者的潜心研究(如中医学)以及普通外国友人的兴趣爱好(中国的美食、工艺品等等)，在国外很多大城市都有中华城，当然中国制造的产品也已经走向了世界。西方已不再把所有的东方主义色彩(如日本特色)误认为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或文化。但是 这些都是物质文明，在精神文明上，应该说中国受西方的影响更多。虽说五千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但是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到受外国列强入侵的灰暗历史，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口号，从来都是集体为先，个人为后，以社会本位论的观点贯彻精神文明，但是在现今的和平社会，经济发展是关键，人民安居乐业，西方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已经逐渐渗入到我们群体中。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强调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将人的位置放在了前面，更加尊重人的价值，个人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熊猫阿宝能够被中国人所喜爱的原因，表面谦和软弱的熊猫，他也有自己的理想，子承父业的传统已经不在。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常常是生性和善，喜欢中庸，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理想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阿宝那样好运，成为英雄名人，但是我们愿意为理想去奋斗。不要以为个人主义精神的趋势会让我们忘记自己的精神文明，因为这本是没有冲突的。就拿儒家文化举例，在古代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如今，在外国很多地方都设立了孔子学院，不仅可以让更多不能来到中国的外国朋友学习儒家文化，揭开中国文化的神秘面纱，也同样唤起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注意。相比于世界哲学史，儒家思想就是中国的哲学，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以及其包含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相应时代的变化做出改变。这就是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也是儒家思想能历经千年独领风骚的原因所在。
在全球传播时代，不同的文化相互影响，文化边界开始模糊化，也开始不断的被改写。许多人赞美这个时代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丰富与便利性，在全球化趋势下，全球性阅读潮流，已经无法抗拒其洪水般侵袭。好莱坞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电影题材，正表明了全球化的趋势。罗兰·罗伯森说：“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是指不同的生活形式之间常有争议的结合。”这意味着全球化是文化之间有争议的结合，是文化的过程。霍尔也说：“全球化绝不能视为一个文化同质化的简单过程：它总是地方的、特殊的和全球的东西的一种结合。”所以《花木兰》、《功夫熊猫)可以被看作是全球化的产物，而我们在这些影片中看到了中西文化相互交融
参考文献
调查问卷
高二（8）班
1、你更倾向于哪种饮食文化？（）
A．中国B．西方
2、你更看重食物的哪个因素？（）
A．中餐的口味B．西餐的营养
3、早餐你通常吃什么？（多选）（）
A．面包、牛奶B．包子、稀饭
C．汉堡、果汁D．油条、豆浆
4、你认为中餐和西餐哪种更有营养？（）
A．中餐B．西餐C．不知道
5、你认为中国和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有哪些？（多选）（）
A．饮食口味B．饮食观念C．饮食习惯
D．食物用料E．饮食方式F．饮食环境
6、你对中国和西方饮食文化各自的历史发展了解多少？（）
A．很多B．一般C．很少D．一点也不了解
7、你常喝哪种饮品？（）
A．茶或茶饮料B．可乐C．果汁D．咖啡E牛奶
8、你希望以后的中国饮食如何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和谐”。在多年的发展中又被概括为各民族互相依存、长期互融的精神。在世界交流方面要有文化融合，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特点，受到世界各国文化爱好者的广泛追捧。
在中国的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里有一部分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核心价值观。西方文化主要强调对立和冲突，而中国的文化则是强调和谐的精神。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磨灭自己文化的短处，也要发现长处，将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每种文化都可以取长补短、互相交流，这是在历史长河中发展的主流。中国本身有着自己的独特社会、文化特点，都将“和谐”作为了其价值的核心。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把目光瞄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这对于调节世界各国文化矛盾冲突、宗教问题、世界霸权主义、环境污染问题等都有极大的帮助。
1 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受到的思想冲击
1.1 贬低中国的文化核心价值观
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本国的文化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冲击。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变得以贬低自己国家的文化习以为常了。这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是巨大的损失，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文化发展。观察各国的文化发展，很多国家都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不断宣扬和传承，而我们已经开始攻击自己的文化了。比如，《红楼梦》对于中国是不可磨灭的文化巨大瑰宝，对于西方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而国内有很多人去批判它，说它是一次巨大的失误。这样的偏激思想只会严重阻碍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没有积极的意义。
1.2 只有被西方国家认可的文化才是科学的
在西方文化的日益冲击下，有很多人认为只有被西方学术认可的中国文化，才是科学的，才是正确的。如果不能被认可则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中国人讲的是文化的和谐、思想的统一，如果只是单纯的认为国外的东西正确的，那么国内的文化岂不是没有意义了，我们更多要注重的是怎样才能在国内将自己的文化价值发扬和传承。
2 怎样传承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
2.1 尊重中国文化核心价值
第一，我们必须尊重自己国家的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很多的中国文化大家都陌生了，不要只是除了书本中的文言文课文其它的就一概不知了。
第二，要清楚地知道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价值核心观是可以融会贯通的，都有着各自的通性，可能也有不同的地方，这是避免不了的。
第三。我们要将我们的文化面向大众。除了利用多种资源宣传外，也要让我们主观意愿来实现。
2.2 加快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速度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世界文化多元素的发展是大趋势。中国的文化核心价值观也将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世界的面前展示自己的风采。在面对全球化的变化和发展中，躲避和逃脱都不是办法。只有利用在文化的进程演变中将文化吸取和改良才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中国的文化是“和谐”，但是很多的西方人并没有对此有正确的认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西方国家已经将快速发展的中国作为假想敌。中国的快速发展对西方国家产生威胁。各种对于中国打压理论纷纷出台。其中西方研究者抛出的文明冲突论最为代表。其描述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如果和伊斯兰文明结合共同对抗西方，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西方国家出台了很多打压中国的策略。我们要警惕这样的事件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只有使中国不断的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并积极的宣传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而我们也要不断地从国家角度去考虑这样的问题，才能先一步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和发展中国的文化核心价值。
2.3 中国文化价值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
中国文化能够逐步走向世界是由其独特的魅力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有着博大精深的魅力这是世界不可否认的。在西方各国面对中国文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学习中国的文化。这是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体现和证明。中国文化除了在得到世人的认可之外，还因为中外文化有着很多的连接性。中西方文化虽然有差异性，但是他们的内部又包含着相似性的文化因素。在思维方面中，中西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只是思维阶段和主观意识不同罢了。单纯而和谐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将不断发展，包含多种文化要素、成分的文化取长补短的融合在一起。不断加深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加强西方同中方文化互补的关系，就可以很好的使二者处于平衡状态。
2.4 当代的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形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中难免有不平等的存在。但是我们必须相信中国的文化不是强权文化，而是一种有境界、有追求，并在发展中不断自我完善的文化核心价值，并且使其能够传承下去。文化的发展在于人们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中能够不断将新的事物融人其中，并开发出新的文化模式使其被现在人所接受，很多文化的流失都是因为不符合现在人的价值观，使其难以被接受所以被淘汰掉。只有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精髓保留并发展出新的内容才能使其在历史长河中被传承下去。
综上所述，在文化的国际交流中能够使人们加强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的了解，避免冲突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对国外的文化采取吸收和包容的态度。只有不断提高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核心，加深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才能使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减少，减少冲突，从而采取合理的手段和方式，才能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减少文化的鸿沟，促进文化间的有效的交流，保证中国文化价值的传承。
参考文献：
[1]张丽霞.传统文化修养与跨文化交际[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
[2]严春友.论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互补[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一、翻译的领域更为广泛, 尤其是宗教和世俗学被全方位引入
当时对引入的外来学问进行了取名与分类。根据外来学问的出处, 它被当时的人们叫做“西学”。不过更多的人习惯叫它为“天学”。当时人们认为天学就是“事天之学”。明清时期来中国耶稣传教的人士有很多是精通天文历法的, 甚至到了清朝有的传教士进入到清政府钦天监当差。广义的天学指的是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所有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 和“西学”所涵盖的内容基本一致。传入到中国的西学和我们中国的“中学”是完全不一样的, 沿用中国传统的图书划分方法肯定不合时宜。那个时候很多学者就想重新给予划分。明朝学者徐光启将它分成四种: (1) 涵盖宗教和伦理方面的内容; (2) 涵盖哲学与科学方面的内容; (3) 涵盖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内容; (4) 涵盖技术方面的内容。著名学者李之藻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理念, 将其分成“理编”与“器编”[1]68。且认为理编所研究的就是“形而上”, 也就是和宗教信仰和别的社会科学内容;而器编所研究却是“形而下”, 也就是和自然科学技术相关的内容。而王徽却根据功用划分成“三资”, 即“资耳目、手足与心”等之学。明清时期我国众多学者中对此划分最为详细明确的, 就是学者李祖白了, 李祖白编撰的《天学传概》一书中将已经翻译成汉语的西学分成经 (即宗教信仰方面) 、史 (即历史内容) 、超形性学 (即神灵之内容) 、修学 (家庭道德伦理内容) 以及天文立法等几类, 不过对西学种类的划分不尽完善。
二、翻译西学的方法有变化, 出现了很多“编译”类作品
意大利人利玛窦等早些时候来中国的耶稣教会人士从一开始他们的创作生涯, 就一直运用此种方法。利玛窦曾经说:“我所编撰的书籍都不是新的作品, 只是运用西方方法结合中国方法编撰中国的内容罢了。”[2]76以至于后来的西方传教士几乎都运用这个方法。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首次翻译高潮时大都是佛教经典著作, 没有发挥的空间。可是这次翻译的却是涵盖很多世俗内容, 这样翻译的人就会有非常高的自由度, 西方耶稣教会灵活多变的传教方法实际上推动了此方法的开展。此种全新形式可以划入到“翻译”这个宽泛的范畴之中, 其和狭义“翻译”的基本区别就是没有和汉语几乎相对应的西方语言的原本。学者们对其命名时颇费周折。徐宗泽所编纂书籍, 运用“译著”这个词语;而冯承钧则运用“译本”一词。且他还进一步解释说:“‘译本’就是指, 某一国的作品适应另一国的翻译, 也就是说, 是种变换头面的翻译。”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合乃则运用了“改编与翻译”的语言。此外也有学者主张运用“编译”、“译著”之词语。
三、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儒生相互配合, 共同开创翻译之事业
传教士和中国儒生各自分工明晰, 密切配合。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 (1) 传教士翻译以后, 中国的儒生提出一些修改建议; (2) 传教士翻译成初稿, 中国的儒生然后继续修改; (3) .传教士口头翻译.中国的儒生用笔记录, 二者然后一同反复推敲然后最终定稿; (4) 传教士口头翻译, 中国的儒生用笔记录, 然后中国的儒生独自整理成稿; (5) 传教士传授知识, 中国儒生认真学习, 最后编撰成稿。其中第三种比较常见也有很强的代表性, 第二与第四种稍次, 第一与第五种最少。大部分西方传教士对汉语, “口头说, 还马马虎虎, 但是用笔写成文, 就显得很困难”。传教士“亲自来用汉语撰写著作”, 是少而又少[3]80。徐光启则将第三种称作“对译”。徐光启认为, 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儒生在对书籍的翻译上的贡献是一样重大。实际上, 明清时期的我国学者在对外翻译书籍的过程中的地位, 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的只是非主动的和辅佐性的。一般情况下是, 在翻译工作开展之前, 中外学者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 多次在一起磋商, 且在对即将要开展工作的内容有深刻了解的情况下, 最终选定翻译内容。不过, 这会深受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所随身携带书籍和所具有的专业知识特长以及是不是愿意翻译的制约。不过, 中国的儒生有时也会积极主动学习研究关于西学方面的内容, 在了解大致情况以后, 马上请求西方传教士来翻译。
对于《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这本书的翻译, 就是很好的例子。中方翻译人员王微从小痴迷于科技知识, 后来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一本简要介绍西方的书籍, 他就对西方奇器非常稀奇。1617年冬天, 王微和龙华民、汤若望等朝夕相处, 有问题就请教他们, 着意探询, 或请教他们关于西方奇器制作的内容, 有的让他们翻译成汉语, 还最终确定了翻译这部书籍的基本原则。正是王徽本人孜孜不倦的坚持以及谋划, 他才拥有了翻译这本书的主动权。
翻译外文书籍的过程, 中方人员自身的文字应用能力、学术水平、语言领会能力、学术研究观念等, 这都对所梵音书籍的质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甚至会事关翻译的成功与否。意大利人利玛窦在众多西方传教士里面的汉语水准以及东方儒家学问的水平是首屈一指的。利玛窦一直想把《几何原本》翻译成汉语, 可是一直没有满意的中方人员配合, 翻译的时候很是艰难。若没有碰到徐光启, 或许利玛窦也只能深深遗憾了。特别是第三种情况的翻译, 二人面对面进行探讨, 传教士想尽一切办法想把西方文化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中国儒生一边记一边询问, 直到认为切实明白了传教士的意思以后, 苦苦思索.寻找合适的汉语表达词语。.两个国家的学者这种严谨而又特殊且成功的相互交流方式, 是比较少见的。翻译完成以后最后的文字润色与最终定稿基本是中国儒生来做[4]82。所以, 在整个翻译工作中, 就是因为中方学者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吃苦耐劳精神, 才最终在引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四、在不长的时间内所获得的翻译成果非常多
在中国明清的时候西方著作有翻译成汉语的, 有的已经出版发行, 也有只是手抄本, 更多的是在流传之中遗失, 给后来的统计带来很大不便。徐汇书楼收藏的明朝和清朝期间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翻译编撰的书籍总计401种, 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此类书籍为331种, 而梵蒂冈图书馆收藏的这类书籍是168种。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 明末清初翻译西方文化的作品有800部以上。这些作品很多都是在17世纪中早期完成。直到李之藻病逝的时候, 翻译西方文化作品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五年多, 当时中西合作翻译的作品涵盖各个方面。直到17世纪末期, 经过南怀仁修订的, 西学翻译成汉语相关书籍有235种, 这里面还不包括中国当时信仰耶稣教学者的翻译作品。如果全部算上, 肯定会大大超过300部以上。在明朝的时候收藏书和雕刻印刷书的风气不浓厚, 比如《十三经注疏》只有福建雕刻出版了该书, 仅此一部。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以后, 出书工作逐渐被人们重视。所出版的书籍里面不但包括单行本, 还有系列丛书。学者李之藻编撰了我国首套“西学汉译作品系列丛书”。总计100卷在明朝崇祯年间印刷出版。翻译出版西方著作在明后期达到顶峰。《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书名表》所收录1583—1759年间的翻译作品总计188种。1631年间出版发行的数量最多, 总共10种。从1623到1645年这些年中共印59种。从1680年以来中出版印刷仅仅有33种。所以, 西方文化作品翻译到了清朝就逐渐减少了。经过清朝早期的几十年的繁荣后逐渐衰退下去。一部分人认为衰退原因是那些文人士大夫们比较深刻地知晓天主教所宣扬的内容和当其清晰地看清西方传教士的最终目的的时候, 这些人的态度就有了变化[5]90。不过此种观点是需要商榷的。因为明朝末年徐光启和李之藻以及杨廷摘等人对耶稣教内容的了解肯定是非常清楚的, 可这丝毫没有影响这些人对西教的信仰, 并且还英勇护教, 不辞辛劳地宣传西教。事实上, 文仁士大夫和西方传教士相互间关系的改变, 主要原因就是那时中国整个社会背景发生巨大变化。
另外, 对西学汉译有消极影响的因素还有:早期清朝统治阶层, 把有才能的西方传教士集中在首都, 让他们担任要职, 这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其和中国文人的相互交往以及所开展的翻译活动。天主教会内部出现内讧, 分散了他们的精力, 传教士忙于著书立说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情况, 为自身的思想观点进行辩解而竭尽全力, 无暇顾及其他。东西方文明在开始的进行碰撞的时候, 西方文明中优于东方文明和对中国知识分子有较强吸引力的东西, 早已在明朝末年被西方传教士作了翻译和介绍, 清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也仅仅是做一些补充性的工作, 而那时对新知识比较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 因为西学精髓已引入中国, 他们也就把重点放在对比研究和吸收以及创新上去了。而此时, 清朝的反西教的各种措施也逐渐严格。直到最后, 清朝政府禁止西方宗教传播让中国翻译西学运动终结。直到一百多年以后, 中国西方文化汉译的高潮再一次出现。
参考文献
[1]徐光启.辩学章疏.[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坤体义》“:利玛窦……至广东, 是为西法人中国之始。”
[3]汾屠立.利玛窦传第二册[M].转引自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M].1962.
[4]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中华书局, 1989.
2012年伊始，《壬辰年》生肖“龙”邮票刚上市，便引来众多议论。引起争议的是票面上金色团龙那双眼圆睁、张着大嘴的造型，有人认为这种形象看起来“不善”，霸气逼人，像是在“向谁发威”。更有人担心：这条“凶神恶煞”的龙会不会显得太招摇？“龙的传人”用这样的龙形象代表中国，会不会又被西方舆论当做抨击中国的把柄？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中国威胁论”的升温，西方媒体借助龙形象来讽喻中国的方式越来越多，例如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中，提及到中国的漫画中几乎都少不了“龙”——西方观念中的龙的形象，多为贬义，而不了解中国龙文化的西方人，凭借自身的认知常识，也很容易把这样的“恶龙”而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龙的形象，当做中国的象征。若干年前，在中国公布的北京奥运吉祥物中，考虑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呼声最高的龙形象没有入选。2006年12月4日，上海某媒体发表题为《国家形象将重构 中国标志可能不再是“龙”》的新闻，报道上海某学者建议为避免西方误解，不再以龙作为中国形象标志，一时间舆论哗然。
不再自称是“龙的传人”，这对中国人来说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同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人以龙为国家形象一样，中国人同样无法理解为何在西方人眼中的龙就成了邪恶的象征。所有矛盾皆源于双方对彼此文化的误读。
中国龙的神性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龙”的概念的国度。据《左传》，传说在帝舜的时候，一个叫做董父的高人因善于驯龙，其族被赐名“豢龙氏”。夏代也有一个驯养龙的人刘累，其氏族被赐名“御龙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曾发现一件大的陶盘，里面用彩绘画了一条龙，据推断其年代是4400年至4300年前左右。这个年代也就是我们古史上说的尧舜禹到夏阶段，这说明龙的意识观念在那时已经形成。
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龙的形象是如何在中国出现的，已无法追根究底。有人认为，龙的原型是某种生物或几种生物的组合；有人认为，龙的原型不是实际存在的动物，而是某种自然形象或多种艺术化的动物形象的叠加组合，如云、虹、闪电、合并了的图腾等。龙的形象演变也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战国时期《荀子》中的“螣蛇无足而飞”，到三国时期《广雅》中的“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未升天曰蟠龙”，再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龙“其形有九, 头似驼, 角似鹿, 眼似兔, 耳似牛, 项似蛇, 腹似蜃, 鳞似鲤, 爪似鹰, 掌似虎是也”，龙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与西方龙不同的是，中国龙从一出现便开始具有了祥瑞的特征。关于“龙”名字的来历的一个说法就颇有意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社会，“久旱逢甘霖”被中国人认为是四大喜事之一。大旱之际，人们站在田间，百无一计，此时，天空中传来“隆隆”的雷鸣之声，云中金蛇狂舞，甘霖突降，人们欣喜若狂之情可想而知。久而久之，人们把雷雨现象称之为“隆”，文字出现后，继而用“龙”加以代替。这或许也是中国祖先将龙作为图腾的一个原因。根据上古文献，伏羲氏族系本身就是“龙族”，有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等，而且都以龙为本部落的图腾标志，在渊源上各氏族皆自认由龙所“生”，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便源于此。
龙产生于民间，其“呼风唤雨”的本领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伴随着佛教的引入，龙在中国渐渐具有了神性。在佛经中，有一个名叫“那迦”的神兽，这种神兽长身无足，在水中称王。“那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佛经转译为中文时，那迦顺理成章地被译为龙。在佛教中，龙是护法八部神祇中的第二位，神通广大，被称为“龙王”。据佛经所说，龙王在居住的海中有庄严华美的宫殿，佛曾到海底龙宫中宣讲佛法，这些内容对后来中国龙王传说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龙在中国成为神的象征后，统治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点，借助龙来抬升自身地位。第一个明确将龙与自己联系起来的帝王是刘邦。《史记》说，刘邦的母亲就是在野外休息时“梦与神遇”，与龙结合而生下刘邦的，而为了让人相信“这事可以有”，又找出一个见证人，就是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如果说刘邦用这种下三滥的故事将自己与龙相联系，是想凸显自身高贵的话，那么到了唐朝，随着龙的神话步步升级，龙与皇权便开始变得密不可分了；而到了明清之际，龙开始正式作为皇帝的象征，皇帝开始穿上龙袍，正式垄断了“龙的传人”这一角色，直到晚清帝制覆灭。
然而，皇族对龙的垄断并不能阻止民间对龙的喜爱。十二生肖中有龙，也有以龙命名的节日如“二月二龙抬头”，舞龙、赛龙舟等成为传统的民间活动，“龙”这个词语的意义也多为褒义。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地方、机构、公司、产品……的名字中带有这个反映着美好想象、寄托着美好愿望的字眼。
中国龙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阴阳交合、多元文化并行的文化观，正因为龙的神性与高贵，它才会融入到中国主流社会文化当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西方龙的魔性
“四只大吨量的成年大龙, 咆哮着粗气……他们大张的嘴里不仅有尖牙, 更喷出阵阵火流, 它们伸长了脖子向五十尺高空喷出火。”如果您是一个哈利·波特迷，对这段描述肯定不会陌生，在Ｊ.Ｋ.罗琳的《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小主人公哈利·波特参加了魔法学院之间的比赛，第一关便是战胜“匈牙利树蜂龙”，夺得金蛋。树蜂龙不但巨大丑陋，而且会喷火，火焰射程达30英尺。它性格暴躁、浑身带刺，长着蝙蝠般的翅膀，像是一头已经活了许多年的怪物。除了匈牙利树蜂龙，书中还提到了挪威脊背龙、罗马尼亚角龙、 瑞典短鼻龙、中国火球龙、威尔士绿龙等不同种类的龙，这些龙的共同点是都长着尖牙，扇动着巨大翅膀，口中喷火。在西方文学艺术和电影作品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有中世纪的《贝奥武夫》、《尼伯龙根之歌》这些作品中的恶龙，也有现在的《龙骑士》、《龙之心》中的好龙。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生物”被称作龙，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中国的龙可不是这样的呀！但在西方人眼中，这就是龙（dragon）。
和中国龙相差十万八千里远的西方龙，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不过，同中国传说一样，西方最初的龙（dragon）与蛇(serpent)密切相关。在古巴比伦神话与赫梯神话中的龙，都是形如巨蛇、力大无穷、与主神为敌的恶神。深受两河文明影响的犹太人也将这种观念传承下去。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有许多关于英雄战胜龙的故事。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他的父亲宙斯想让他永生, 天后赫拉却不喜欢他, 要求他必须先完成十二项可怕的考验。其中第十个考验是偷走巨龙拉冬看守的金苹果。巨龙拉冬有一百个头, 日夜守候在金苹果树下, 帮助夜神的女儿看守果树, 忠心耿耿，从不睡觉。赫拉克勒斯为了对付他, 煞费苦心……
由于古希腊文明对西方影响深远, 希腊龙的形象在欧洲各地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意大利、德国、北欧诸国和英国等地的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中, 陆续出现了龙的身影。中世纪日耳曼传奇中的龙通常被描绘成巨大、使人惧怕的蟒蛇形象，或是像蟒蛇一样盘绕在对手身上杀死他们。有时，这些龙会长有翅膀和脚。喝龙血或用其来沐浴将会给人以勇气、智慧和刀枪不入、百害不侵的本领。在早期日耳曼传奇中，龙特别喜好黄金，对龙来说，财宝是多多益善。有着成堆财宝的龙不愿意离开它们的巢穴，仅仅是在巡逻领地和找食物时才不情愿地离开。而屠龙夺宝、赢得荣誉成为这一时期西方传说中经常出现的情形。
由此可见，西方世界中的龙很少具备“优良品质”，更与中国龙不同的是，西方龙在象征意义上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在基督教诞生后，它更成为了“魔鬼”的化身。《圣经》中的《约翰·启示录》第12章中描述道：“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该篇第20章还有对撒旦“龙”及其追随者的下场进行了描述：“……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它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惑列国。……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正因为《圣经》在西方社会的深入人心，龙也自然而然地成了魔鬼撒旦的化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的宣传画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纳粹军人手持闪电、手榴弹、宝剑将恶龙——敌国的军队和犹太人等一一斩杀。当然，对手也没有放过德国，一幅著名的波兰海报就把德国画成一条丑恶的龙，波兰则被画为圣徒圣乔治，正在与纳粹这条恶龙搏斗。
在西方哲学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一直是社会主流思想。这种二元论以人类为中心,任何人以外的客体都是作为对立面而存在，万物只不过是被认识或被征服的对象，大有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架势，与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截然相反。反映到《圣经》中就是“信奉上帝者上天堂，不信上帝者下地狱”，没有丝毫的妥协。于是，具有魔性的龙在西方人的意念中便成了不可饶恕的罪恶形象，无法融入主流社会。
有意的误读
无论从形态还是象征意义上，中国龙与西方龙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事物，那么误读是如何产生的呢？
追根究底起来，还要归因到明清之际西方来华传教士身上。当时的西方人在了解中国时，传教士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源，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直接决定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其中甚至不乏一系列的“错误印象”，而龙的翻译便是其中之一。
1585年，罗马出版了西班牙人门多萨著作的《中华大帝国史》，书中在谈到中国的“龙”时，是用西语中的“蛇”一词来代替的。同一时期利玛窦来华，在编译《葡汉字典》时，他曾对龙的翻译产生过深深的困惑，因为他深知这种不存在的物种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葡萄牙语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语能与之对应，于是便将其译为“像蛇一样的大虫”。这是欧洲人首次用欧洲语言来翻译中国的龙。然而，在字典中，与龙一样的“蛟”，利玛窦则毫不迟疑地译成“dragão”（龙）。虽然传教士们知道中国龙不是西方龙，但也不知该如何准确翻译，而后世各国的西方翻译者渐渐将龙与蛟合一，直接用西方龙的词语相对应。
在17～18世纪，“中国热”席卷欧洲上层社会，虽然传教士们不知如何准确翻译“龙”字，但在西方的宫廷与贵胄之家中，中国龙纹形象随处可见，那时候的中国龙是典雅、伟大、高贵的象征。在欧洲知识界的心目中，中国人是“高贵的异教徒”。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中载有孔子画像，画面上方配了一幅“双龙戏珠”图案。此后300年间，这张酷似欧洲哲人的孔子像，连同两条粗糙的戏珠龙，被各种有关中国的著作一再翻印。1735年，编写《中华帝国全志》的杜赫德明确地将龙升格为“中国人的国家象征”。由此可见，中国龙并非从一开始就被欧洲人误读。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随着西方的崛起与对外扩张，西方人也开始了重构话语权的过程。1815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译了《华英字典》，这是历史上第一本英汉字典。此时的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们已经看到了中华帝国的腐朽不堪，或许是出于对清政府禁止传教的不满，亦或是出于政治需要——达到帮助本国政府排斥中国和激起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厌恶心理的目的，马礼逊在编译字典时直接将中国龙译为了被西方妖魔化了的“dragon”。在中国基督教新教的历史上，马礼逊的影响非常大，之后，随着英国和美国的崛起，英语成为世界上的霸权语言，“dragon”作为中国龙的翻译被广泛接受。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太深，中国学者在自行编译英汉字典时也没有对这一译法加以更正。
与此同时，西方“中国热”时期中国龙的正面形象也荡然无存。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之后，“征服中国龙”之类的漫画在欧洲社会流行，此时的中国龙形象被急剧丑化扭曲。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美国、英国、德国的一些种族主义分子抛出所谓的“黄祸论”；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欧美各国都生产了大量针对此事的屠龙漫画。在一幅叫做《复仇者》的漫画中，“复仇者”是一个翅膀上写着“文明”的天使，“黄祸”是一条中国龙。画面上，手持长矛的天使正模拟“圣乔治屠龙”的经典场景，击杀所谓象征落后势力的中国恶龙。其间，法德两国发行了大量此类主题的纪念明信片。在德国明信片《列强征服中国》中，列强士兵全都被画成了圣乔治的模样，个个骑白马，着锦衣，脚裹护甲，手执长矛，招招刺在巨龙身上。
因此，中国龙被误读一方面来自西方了解中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另一方面还来自于西方人按自身需要从主观上对中国龙的扭曲，中国近代国力的衰弱直接导致了自身对话语权掌控力的削弱。
重构话语权
2006年8月，在广州一个由各国儿童参加的活动中，一个欧洲的小朋友拒绝参与扎龙舟的活动，因为他觉得龙是邪恶的象征，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龙，为什么会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西方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显然没有区分中国龙与西方龙的概念，而一些了解中国龙与西方龙差异的记者，在翻译“龙”时也极力避免用“dragon”一词来造成误解，比如“亚洲四小龙”就被翻译成了“亚洲四小虎”。由此，许多专家学者建议用一个新的单词来代替“dragon”,比如音译的“loong”，这也成为中国重构话语权的一种尝试。
一些西方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在对中国进行的攻击中用龙做比喻，将西方龙的魔性赋予中国龙，凶神恶煞，张牙舞爪，使西方民众对中国龙造成误解。这种误解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然而中国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绵延数千年，如果仅因为避免西方误读就要加以放弃，未免显得忘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愿意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龙文化，这是中国重构世界话语权的一个过程。
